一 十二寡妇疑云重重
历史上关于杨家男将的记载本来就不多，有关女将的记载就更少。确切地说，宋元时代尚没有杨门女将的记载，后来出现的少数记述都出自明清以后，已经是历史与传说相互混杂了。佘太君和穆桂英是留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女英雄，堪称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但有关她们的历史真实性争议都很大。更不用说十二寡妇的可信度了。
“十二寡妇征西”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有很多演绎，但“十二寡妇”都是谁，由谁统领，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征战的对象又是谁？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版本的故事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很少有人完全说得清楚。
在新疆的准格尔地区，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十二寡妇在十二连城各守一方的传说。这个传说中的十二寡妇，就是杨家将中征西的十二寡妇。宋仁宗时，西夏大军进犯，忠勇的杨宗保率兵迎敌，结果中箭身亡，其子杨文广被困陷绝地。噩耗传来，已经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毅然上殿请缨，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她们在十二连城与西夏军队交锋，十二寡妇各守一城，与西夏军队展开血战。由于杨门女将个个武艺高强，又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十二连城，最终打败了西夏大军。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十二寡妇”当以佘太君为首，加上几个儿子的遗孀共8个儿媳，还有八娘九妹和穆桂英，共计12员女将，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也很不可信。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较早提出“十二寡妇”这一概念的是明代的两部杨家将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这两部小说都提到了十二寡妇征西。
《杨家府演义》第55回“白马关杨文广被困，十二寡妇征西番”给出了十二寡妇名单。书中交代，十二寡妇出征的起因是神宗熙宁五年
(1072年)西番新罗国侵犯边境。
新罗国王李高材，招纳了西夏的一位鬼才张奉国，此人身长两丈，腰阔二十围，两肋生有八臂，徒手能打猛虎，号称“八臂鬼王”。李高材不满每年都向宋朝进贡，欲一雪前耻。他和张奉国合议后认为，宋朝昔日良将尽皆凋零，现今掌握兵权把守边关的都是膏粱子弟，他们既没有作战经验又没有战争准备，如果新罗国突发奇兵，他们一定会阵脚大乱，望风逃窜。新罗国应该抓住天赐良机，顺天行事。
事不宜迟，张奉国率领15万大军杀奔宋境。大敌当前，宋神宗命右丞相张茂为统兵征西大元帅。张茂帅印在握有点得意忘形，路过杨家无佞府时，不肯遵从官员下马的规定，趾高气扬地敲鼓鸣金而过。
此时杨文广年已六十，当年为躲狄青陷害，隐匿家中四十多年，外界都以为他早已去世。
(在《杨家府演义》中，杨文广是杨宗保的儿子，膝下有四子一女，长子公正一郎，次子唐兴二郎，三子彩保三郎，四子怀玉四郎，女儿满堂春。)
当时杨文广与杜月英所生的女儿满堂春主动请缨，杨宣娘不放心，要试她的武功。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也即满堂春的姑姑，当年杨文广兵陷柳州城时，杨宣娘成功解围，立下大功。杨宣娘与满堂春比武一段，很像京剧《杨门女将》中穆桂英试探杨文广、决定他是否能随军西征的那场戏，只是人物和辈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杨宣娘连试两阵，满堂春表现出色，获得了出征允可。
书中交代，当时木夫人已死，魏老夫人还在。按《杨家府演义》的说法，穆桂英50岁生的杨文广，征西时杨文广60岁，若她在世则是110的年纪了，所以木夫人已死是很合于情理的事情。
杨宣娘请出魏老夫人，决定与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人、白夫人、刘八娘、殷九娘共十二员女将一起立誓出征。
很显然，《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不包括佘太君，也没有穆桂英，挂帅的是杨宗保的女儿杨宣娘，十二寡妇除了杨宣娘和满堂春外，在小说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出场，前文没有进行任何交待，因而很难搞清她们的身份，给人的感觉是先有了“十二寡妇”的说法，然后临时拼凑的人物。
木夫人应该就是穆桂英，魏老夫人是谁，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十二员女将都是寡妇也让人一头雾水，前文还说满堂春年幼，怎么突然间也成了寡妇，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怎么也成了寡妇，如果是寡妇应该住在婆家才对，怎么老不离开娘家……总之，《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的说法太过牵强，不仅如此，她们出征的新罗国也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传统意义上的新罗国存在于朝鲜半岛，建国于公元前57年，它与高句丽、百济曾经并存，被称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660年，新罗联合唐朝军队灭掉百济，663年击败倭军，668年灭亡高句丽，朝鲜进入了统一的新罗时代。
780年之后，新罗因王位继承等问题发生暴乱，由此走向衰落。892年新罗王族建立后百济国、901年又建立后高句丽国，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最终后高句丽武将王建夺取后高句丽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并于935年灭亡新罗，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宋朝建立的时候，新罗国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新罗在朝鲜半岛，不与宋朝接界，更不会出现在西部。很显然，杨家将中的新罗国是一个虚化挪移的国名，究竟为何，后文还要论及。
尽管小说提供的“十二寡妇”名单不够靠谱，但对其英雄事迹不吝惜赞美之词，有诗为证：“十二孀人出事戎，腰悬龙剑识雌雄。风云入阵惊神鬼，关塞胡尘一扫空。”
《杨家府演义》中领军的杨宣娘，很有穆桂英的风范，后人有可能将她的事迹合在了穆桂英身上，不再提杨宣娘。第四十四回，杨宗保之女杨宣娘解柳州之困，不逊于传说中穆桂英与佘太君的帅才。
当时，侬王天子率五国之兵，三十五万大军入侵北宋，狄青、杨宗保纷纷战败，杨宗保与杨文广被困柳州。魏化突围求救，杨宣娘请战，仁宗命她统军征南。由于调度得当，柳州之围顺利解决。宗保感叹：若非我儿救老父之命，几不能保。侬王被擒，五王自缚请降，非常畅快淋漓。车骑将军惊叹：杨门妇女也有这般本领。杨宣娘在统领十二寡妇平定西夏之后，被神宗封为代国夫人，满堂春等十一员女将，俱封为骠骑将军。
《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以杨文广的姐姐杨宣娘为首，与佘太君、穆桂英完全没有干系，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的1072年，平灭的是西番新罗国。
另一部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对有关十二寡妇的表述则完全不同。《北宋志传》第48回“杨宗保困陷金山，周夫人力主救兵”，交代了十二寡妇名单。这部书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较之《杨家府演义》给出的故事发生时间要早五十多年。
按照《北宋志传》第32回，辽国摆下天门阵的时间应该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之后。那一年，蓬莱山上的两位神仙钟汉离和吕洞宾在三岛洞炼丹下棋，闲谈间师傅钟汉离谈到下界南朝龙祖与北朝龙母正有一争，两年之后龙祖将胜。吕洞宾不服，暗派椿木精下凡前去相助龙母，摆下“南天七十二阵”，指望能够打破钟汉离参透的宿命。后来在钟汉离的帮助下，杨家将齐心协力大破天门阵，天下从此太平，但是没过多久，杨六郎病死三关。
西夏达达国王李穆得知宋朝攻破幽州，北番又归中原，很是眼红，遂起了攻取中原之心。李穆手下有一位大将殷奇，使二柄大杆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呼风唤雨，号称“殷太岁”。殷奇兵锋所到之处，宋军望风而逃，边防告急文书不断送往枢密院，宋真宗下令杨宗保领军御敌。
杨宗保在雄州金山一带中了敌人的埋伏，深陷重围，不得已派人回朝搬取救兵。宋真宗得知此事大惊失色，朝中已无将可派，只好发下榜文，召募将帅。佘太君得知杨宗保被困顿足痛哭，穆桂英、八娘、九妹闻声出来劝慰，穆桂英等女将齐声表态，愿意出征去救宗保。领头的大郎夫人周氏言道：“既然侄儿有难，凭我等众人武艺，一则可以为朝廷出力，二则也解令婆烦忧，一定要救回宗保。”令婆听罢大喜，也不再哭了，吩咐众人做好准备，待奏明皇帝后即刻出征。
《北宋志传》列出的十二寡妇包括周夫人、黄琼女、单阳公主、杨七姐、杜夫人、马赛英、耿金花、董月娥、邹兰秀、孟四娘、重阳女和杨秋菊。十二寡妇的来历出身都有交代，其中有大郎杨渊平的两位妻子，周夫人是正妻，最有智识；孟四娘是太原孟令公养女，有力善战，军中呼为孟四娘，嫁于大郎为次妻。杨六郎也有两位妻子，黄琼女和重阳女，都善使双刀。杨延定的两位妻子是好用大刀的耿金花和极善枪法的邹兰秀。
宋时不是一夫一妻，所以出现一个人拥有两个妻子也算正常。此外，还有杨延德之妻马赛英，善使九股绳索；杨延辉之妻董月娥，目力精锐，能百步穿杨；杨延嗣之妻杜夫人，她是上天麓星降世，从小就受九华仙人秘法，会藏兵接刃之术，武艺出众，使三口飞刀，百发百中。
这九位夫人成为寡妇比较好理解。还有三位也被视作寡妇就要打上问号了，一位是杨七姐，她是杨六郎之女，书中注明尚未纳婚，却也被称为寡妇；另一位是杨秋菊，她是杨宗保的妹妹，应该也是杨六郎的女儿，与杨七姐是姊妹，她武艺高强，箭法更精。另有一种说法称杨七姐的名字叫秋菊，那样的话杨七姐和杨秋菊就是同一个人了；还有一位是单阳公主，她是萧太后的女儿，破天门阵的时候被捉回宋营，不知如何成了杨门寡妇。
书里所说的十二寡妇应该是指十二妇，而不是十二寡妇，其中杨秋菊和单阳公主很可能不是寡妇，而杨七姐则肯定不是寡妇，因为她还没有结婚。这十二妇当中没有包括最为人们熟知的佘令婆、桂英、八娘和九妹，甚至也没有柴郡主，也就是说杨门女将除了这十二妇之外，最少还有四五位。佘太君和柴郡主应该算作寡妇，但十二寡妇中未列其名。杨宗保虽然被困，但并没有去世，因而穆桂英不能算作寡妇。
此书中说，为解边关之围，宋真宗封大郎杨渊平之妻周夫人为上将军，统兵五万西征解围，穆桂英、八娘、九妹和其他十二妇一同随军，也就是说此次西征的杨门女将是十五妇，不是十二妇，更不是十二寡妇，但后世流传的都是十二寡妇征西，《北宋志传》也如此叙述，完全无法自圆其说。明明是十五妇出征，却偏偏说是十二妇，最后回朝受封的也是十五妇，题目却偏叫“十二妇得胜回朝”。
可见，《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一说是不成立的，“十二寡妇”也可能是虚指，不是实数。书中佘太君大哭当时，除了桂英、八娘、九妹、佘太君之外，堂前还有周夫人以下十二妇。也许在作者编写此书之前，早有十二寡妇的故事流传，并且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但十二寡妇的原貌是什么样子，由于年代久远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谁也说不确切了，作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附会，所以难免有误。
明代人没有搞清楚的事，以后的人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纵然十二寡妇征西之说很盛，但交代得都有些含糊，无法令人信服。这也难怪，杨家将故事中，男将们的排行和名字都有些混乱，何况女将呢。
在明代杨家将故事里，佘太君和穆桂英都还不是太突出的女英雄。《杨家府演义》中，在十二寡妇征西之时，佘太君和穆桂英都已过世。《北宋志传》中佘太君虽然健在，但并没有参战，平定西夏实际上没令婆什么事。杨门女将的主帅是大郎之妻周夫人，穆桂英只是个副将。重阳女攻打黑水国时，穆桂英“副之”；杜夫人大破妖党，穆桂英也只是跟随，她的特长是射箭。
佘太君、穆桂英的形象是清代以后通过戏剧艺术的再创造逐步确立起来的，与原先的描述差别很大。
按《北宋志传》的说法，以周夫人为帅的十二寡妇征西发生在宋真宗时代，但是此说经不起认真推敲和史实检验。
《北宋志传》有些事情是附会历史的，比如它把大破天门阵的时间设计在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1011年，十二寡妇征西发生在15年之后，即1026年，但此时宋真宗已于1022年去世，在位的已然是宋仁宗。
十二寡妇征西不可能发生在宋真宗时代，而且宋真宗时代与西夏也没有大的战事，北宋真正与西夏交恶的时间是11世纪40年代。历史上，宋朝与西夏在1040至1042年间连续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1043年底杨文广开始驻守西部边防。后来宋夏两国达成和议，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到宋神宗继位时，西夏又一次挑起边衅，杨文广一度重回边防，并于1068年在筚篥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杨文广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时两度镇守西部边防，杨门女将若出兵救援最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段。
但为什么《北宋志传》要把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提前到宋真宗时代？
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女将们的年龄问题。《北宋志传》中讲，979年杨继业归宋时，八娘15岁，九妹13岁。八娘和九妹历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杨六郎是有确切记载的，他生于958年，当时21岁，他们的父亲杨继业50岁左右。由此看，若真有八娘和九妹，她们的年龄尚在情理之中，不算荒唐。
如果寡妇征西的故事真如《北宋志传》发生在1026年，八娘62岁，九妹60岁，周夫人等众夫人应该是70岁左右的年纪，以佘太君与杨继业同龄计，她就是将近百岁的老人。这可能就是“百岁挂帅”故事的历史依据。虽然寡妇们的年龄比较适合，但与历史真实太远，因为此时宋与西夏并无大规模战事。
若要使事件符合史实，征西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杨文广镇守边防的1043年前后，也即宋仁宗时代，此时十二寡妇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了。再如果，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神宗1067年登基，1068年与西夏发生战事，佘太君将近140岁，八娘104岁，九妹102岁，几个儿媳都超过了一百岁，那就会出现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观，出征的杨门女将非但佘太君一个人超过百岁，而是一群百岁老太集体上战场，这种事怎么看都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了。
所以，从年龄因素考虑，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若要可信，必须发生在宋真宗时代以前，那时杨门寡妇的年龄尚不是太大，但问题是宋真宗时代已与辽国议和，与西夏的边防问题还没有爆发出来，而且杨延昭、杨文广，杨家将的第二代、第三代人物都在，宋朝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男将们都无需征战，寡妇们自然也无出征的必要。
纵观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都提到了十二寡妇，但差别非常大。十二寡妇征西的情节也有不少出入，《北宋志传》第48回，救的是杨宗保，而《杨家府演义》救的是杨文广。
《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征伐的对象是西番新罗国，领军人物为杨文广的姐姐杨宣娘，佘太君与穆桂英都已去世。从事件的逻辑关系上看较为合理，但十二寡妇交代得较为含糊，只有姓氏，不知究竟是谁的夫人、为谁守寡，杨府主事的夫人里也没有出现杨文广娶过的任何一位本领高强的妻子，给人的感觉非常突兀。
《北宋志传》里十二寡妇的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征讨的是西夏达达国，对十二寡妇交代得比较清楚，有名有姓有来历，似乎《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是更早的祖本，但堂前十二寡妇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语焉不详，故事发生的时间与时代背景也自相矛盾。
两部小说都力推十二寡妇，但陈述时又各不相同，这至少可以说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早已被大众所称道，只是改编者把十二寡妇弄得面目全非，很让人费解。
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地方剧中多叫《百岁挂帅》。解放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创造，着重突出了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1960年初，中国京剧团以扬剧为基础，改编出《杨门女将》，以反西夏侵略为大背景，塑造了爱家爱国的女英雄群像，在与西夏战与和的摇摆中，佘太君挺身而出，打消了仁宗的犹豫。杨门女将征西，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先行，与西夏殊死一搏，赢得了最后胜利。
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二寡妇出征》，由郝艳霞、王润生编写。佘太君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十二寡妇分别是佘太君与8个儿媳，再加上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英之妻姜翠苹和杨宗勉之妻焦月娘。8个儿媳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平、三郎之妻朱玉梅、四郎之妻林素梅、五郎之妻马赛英、六郎之妻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周淑荣。
这个版本的十二寡妇与很多评书、鼓书的人物大致相同，但也稍有区别，那就是没有包括柴郡主和八娘、九妹，而以杨宗英之妻姜翠苹和杨宗勉之妻焦月娘取代。这样的设计，好处是避免了人们对八娘和九妹怎么也成了寡妇的疑问，但问题是杨宗英和杨宗勉这两个人物又过于戏剧化，离真实的历史更远。
十二寡妇征西发生的时间、人物和征伐的对象等等都无法确定统一，可见十二寡妇征西的传说色彩太浓，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之事。所谓征西，西在何方，也是众说不一。
《杨家府演义》指的是新罗国，《北宋志传》讲的是西夏达达国，而豫剧说是西羌，扬剧称是西夏，《太君辞朝》里说的是黄花国，这黄花国到底是何国也不得而知。杨家将小说第47回描述了对方的长相，“番帅生得面如青靛，眼若铜铃，须发似朱染就，甚是可惧”，这不是东方人的长相，倒是西方人的模样了。
二 寡妇背后的时尚之痛
杨门女将“十二寡妇”这朵艺术奇葩是在封建礼教正严的时候盛开的。杨门女将最早出现在元代，到了明清，她们的戏份越来越重，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说，她们“成长”在女人逐渐把脚裹起来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朝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俩，搞了部所谓的《女论语》，这部书在北宋以前影响并不大，但到了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女论语》成为后世女性的行为准则。
宋若莘是唐代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擅长文辞诗文，志向高远，一生未嫁，“以艺学扬名显亲”。唐德宗贞元中期，宋若莘被召入宫中，封为“学士”，贞元七年(791年)，皇帝下诏让宋若莘总领秘阁图籍。在此期间，宋若莘“恐女教未修”，编撰《女论语》10篇。后来她的妹妹宋若昭对《女论语》进行了加注解释。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管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见附录)。
《女论语》详细规定了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事应遵循的各种礼节，声称“若依其信，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如果不能做到就是“懒妇”、“恶妇”、“愚妇”、“蠢妇”、“泼妇”。在封建时代，《女论语》的要求就是淑女贤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今天看来，其中所言未必全无可取之处，比如第九“营家”提倡“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一日之计，惟在于寅”，但就整体而言，《女论语》更多的还是被视为束缚女子的枷锁和桎梏。其中立身部分是这样规定的：“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
女人的地位卑微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除了《女论语》之外，“三从四德”自明代以后对女人的影响也格外深远。“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男权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时的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对男性绝对服从。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九嫔”是其中的较高职位，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礼数。“四德”本来是宫廷妇女的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用，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等诸方面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到了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得到大力鼓吹，“三从四德”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妇女禁锢最厉害的年代。鲁迅先生所说的封建礼教“吃人”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讲究贞节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明清时期的寡妇增多，甚至有不少惨酷而愚蠢的殉夫事件发生。
清代的闽南曾经有过一种陋习，男人死了，亡妻要梳妆打扮坐在花轿上任人抬着游街，吹吹打打三天三夜后，众人来观看她上吊殉夫，当寡妇由家人扶上高台自尽时，台下人头攒动，拍手称赞。
做寡妇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从明代开始，政府开始运用舆论导向乃至物质刺激来确立贞节观，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死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
“十二寡妇”的故事出自明代而不是宋元，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政府的寡妇政策。
宋代并不主张女人守寡，人们大多支持寡妇择机再嫁。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改嫁，范仲淹的儿子去世后，他不忍儿媳守寡，将她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一代名相王安石，因为儿子精神失常，便为儿媳选了个好人家嫁了出去。即便是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他的外甥女和侄媳妇也都曾再嫁。
在元代，寡妇改嫁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甚至于不改嫁反而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元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州尹氏在丈夫死后不愿再嫁，婆母不断地劝说她：“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
寡妇再嫁遭人歧视那是明代以后的事，也只有在那样的年代，才会有寡妇云集却备受赞誉的事情发生。寡妇坚守贞节，不仅自己可以名标青史，也可以光耀门庭，实现“夫以妻荣”。
清代的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乾隆五十二年，军机章京、给事中刘谨之病故，他的妻子汤氏以身殉节，事情被当做典型上报到了朝堂之上，刘谨之因而被特赐“鸿胪寺卿”之衔，家中又受赏银百两治办丧事，汤氏被“特旨旌表”。这样的时代背景，很可能就是“十二寡妇”的故事之所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杨门寡妇众多，她们不仅仅是英雄，还是社会的楷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来有要求妇女坚守贞节的传统。秦始皇时就明确提出了“贞”的概念，“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意思是说妇女抛弃孩子而另嫁他人为不贞。秦时的不贞，多指妇女不抚养孩子而改嫁，并不完全反对妇女再婚，前提是不能使“子不得母”，此时的贞节观和后来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汉宣帝首开表彰妇女贞节的先河，此后表彰“节妇”成为历代王朝遵循的惯例。但汉时表彰的女人不光是“节妇”，还有很多男人无可比拟的贤明女人。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宰相晏子的车夫自以为赶车的技术不错，便洋洋得意，他的妻子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提出了要跟他离婚。她说，晏子身高不足三尺，能做齐国宰相，人家名显诸侯，但还是谦和谨慎。你身高八尺甘为人仆，会赶个车就自鸣得意，如果你一直这样，我必将离你而去。
这位要与丈夫离婚的妇女并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因为自己的智识受到了表彰。最初的《列女传》并非只为限制妇女，也有比较公道的地方，比如讲求“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并不强求“从一而终”。明代以前，妇女改嫁再婚是比较平常的事情，在汉魏南北朝和唐代，后妃、皇后和太后中也有再婚的妇女，这并没有影响她们“母仪天下”的风范。汉武帝登基后，曾以隆重的礼节迎回母亲以及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姐姐。汉武帝最终没有以母亲再婚为耻，他的做法很受称道。
明代以前的列女，特别是汉代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以及范晔的《后汉书》，它们所涉及的列女面比较宽，里面有很多是因为“才行高秀”而入传，“非独贵节烈也”。直到隋唐以前，入传的列女“以至奇至苦为难能可贵”，其中既有能带兵打仗的女统帅，也有能徒手杀虎救父的乡村女子。明代的史学家发现，女性常常成为文人笔下浓墨重彩描写的对象，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要高于史学地位，较之史书而言，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传播更远，她们的事迹为“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非常深入人心。
明代的《列女传》，节妇烈女的数量开始上升，但也只占到总数的一半，有不少才女“以文艺显”而入传，不过政府对贞节的重视与鼓吹与前朝已不可同日而语。明代的典制明确规定皇室之女不得再嫁，审查民间妇女的贞节观甚至成为政府官员的一项职责。被封为节妇烈女的，可以享有国家免除差役的优惠政策，事迹卓著的妇女还被当地政府或皇宫赐祠祀，立牌坊。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上层社会尤其是士大夫和儒学之家，再婚女子寥寥无几，“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
到了清代，鼓励女人守寡的政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为阵亡的丈夫守寡的满族妇女终身由国家供养。统治者把妇女的贞洁看得同男性的忠君一样重要，有“君为臣纲”便有“夫为妻纲”。女子对丈夫的贞洁，男子对君王的忠诚，成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原则。清政府对于贞洁烈女的旌表，与明代一样，不遗余力。
一个地方节妇烈女的多少要作为政绩记录在案，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指标，节烈妇女享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待遇，有的可以名垂青史。相反，寡妇再嫁则要忍受很大的非议和歧视。
贞节和节烈其实是两个概念。出嫁或订婚后，如果丈夫去世，该女子一生没有再嫁，也没有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称为“贞节”。在女子一生中，如果碰到性暴力，能够以身殉节，避免身体被“污染”，则为“节烈”或“贞烈”。同时，女子应随时警惕和抵制来自外部的诱惑和源自内心的欲望，若能经受考验，便为有“贞操”。
明清一代，节妇烈女最多，二十四史中有据可查的《列女传》，共录节妇烈女235人，仅明代就占了113人，约与上下两千多年间其他各个朝代的总和相当。另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统计，可以归入“闺节”和“闺烈”的妇女，先秦有13人，汉代42人，唐代53人。宋元时代数量猛增，宋代达到282人，元代700人。明清时代则达到顶峰，明代36000人，清代12000人，是先秦的数以千倍。
女人们捍卫贞节的一些举动，在今天看来很是荒唐。清代的一位官员、学者兼画家姚元之写过一部《竹叶亭杂记》，内中记录了这样一位贞女。道光十一年，姚元之的老家安徽桐城发生水灾，大水中，一女子深陷水中，情势非常危险。一男子出于好意伸手救援，拉了一下她的左臂。女子便呼号大哭，引以为耻：“我几十年的贞节，怎么能让陌生男子轻易污了”，抢下一把菜刀，猛砍自己的左臂。
那个时候，女人讲究贞节甚至到了变态的地步，被男子偶然触碰一下便要自杀的事情并不鲜见。乾隆时，扬州东关街鞋工郭某之妻王氏“美而贤”，同街富户子弟储某对其垂涎，于是借钱给郭某开了一间小店，想以此为契机接近王氏。一天，储某乘郭某不在，进店与其搭讪，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王氏大呼“杀人啦”，回家把事情经过告诉丈夫，丈夫不以为然，“我借了人家的钱开店，这事你就忍了吧”。王氏听罢非常悲愤，第二天，趁丈夫外出，闭门自缢而死。后来，王氏被誉为烈女而葬于扬州五烈墓旁。
安徽歙县有两个相邻的女子汪氏与贺氏，情同姐妹。某夜，当地发生火灾，汪氏未睡，急呼家人去救贺氏，到了贺家楼下，贺在楼上问，姐姐已逃出来了吗？汪氏回答，已出来了，所以来找你。过了一会儿，贺氏在楼上喊：我找不到外衣，不能出来了，谢谢姐姐来救我。大火顷刻间覆盖了贺氏的住所，汪家人想冲进去救贺氏，但贺氏在内怒骂，只好退出来，贺氏就这样被焚于大火之中。汪氏大哭，妹妹死，我怎么能独生，也跳进大火之中。因为找不到外衣，两个讲求贞节的女子宁愿被大火吞噬掉生命。这些故事都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先生要说封建礼教吃人。
妇女的贞节问题，一度成为治国安天下的国策，从朝廷到各级政府都极力推动，所谓“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妇女贞节观贯穿于法令、制度和教材、民俗之中，层层宣扬，一些家规、族规甚至可以以“失贞”或“失节”为由，处死妇女。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明清时期民族矛盾加剧，女人的贞节问题一度上升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满人入关后，中原各地推崇“男死于斗，女死于义，无为贼辱”的抗敌气节，汉人中流行“男降女不降”的社会风气。
《清史稿·列女传四》卷510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初，寡妇李氏与家人避难后回到杭州，当时清军刚刚进入这一地区，检查很严，有车入城，男子须下车，女子也要查看。李氏的车子入城时，守门的军卒掀开车帘，盘问了她几句。李氏自觉受辱，回到家中终日涕泣，绝食而死。
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年间，出现了“十女墓”等记载，这些妇女为了避免落入“贼寇”之手集体殉难，以示坚守气节和不辱家风的贞洁。“十女墓”中的一位主人公名叫月娥，原是西域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元代官为武昌尹，名叫职马禄丁，她的弟弟丁鹤年是史上的一位名人。丁鹤年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明太祖渡江之六年，月娥与家中妇女避祸的城池被敌人攻破，面对危境，月娥生死不惧，她说，“吾生诗礼家，岂可失节于贼邪”，遂怀抱幼女赴水而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康熙十五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甘肃巡抚报告，会宁县典史之妻陈氏，被敌军抓获，骂贼不辱，投井而死，堪称节烈，朝廷下令给银三十两，立贞烈碑。安徽宣城生员妻孙氏，遇兵乱，与婆婆在山中避难。婆婆被敌人抓住，将要受害。危急之时，孙氏挺身而出，请求替婆婆而死，敌兵要把她带走，她死死抱定松树，大呼“人死不足惜，但义不可辱”，结果被乱兵杀害。广州顺德县李氏有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六女，遭遇三藩之乱，发誓同死，六人一同联臂投水而死，可谓群贞烈。
战乱年代，中国传统文人在不堪重负的现实面前，常会生发出“女性救国”的奇想。战乱中以死御辱的女子为当时所称道，如果能够奋死御敌那就更值得世人崇仰了，杨门女将的故事应运而生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
每逢末世，文人们无计可施之时，往往沉醉于对女性救国的憧憬，男人们虽然不行，动用女人就可以把强敌仇家一一干掉，实在是大快人心。
在中国，自春秋时代的《诗经》到汉魏六朝的各种故事及歌谣中，一直有女性救国的故事。《诗经》中的《载驰》记载了许穆夫人救兄弟之邦的故事。在“杨门女将”之前，女子救国最为典型的，当属木兰从军。花木兰源出北朝少数民族，她代父从军虽属无奈，但非常符合中原女子的道德精神。
明代以后，故事传奇中出现众多女英雄，似乎那是女将风行的年代。《北宋志传》最先出场的不是杨门女将而是呼门女将：在攻击北汉泽州时，呼延赞为守将希烈之妻张氏所败，折去大将祖兴，自己也左臂被刺。延赞归来忧虑，夫人马氏将计就计，让延赞诈伤，自己设伏诱敌，将其一举歼灭。
女人上战场本身就是新奇事物，如果还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这类故事在国难重重的宋元以后得到了极大的铺陈，晚清国势更加危殆，加之西太后的爱好与提倡，女性参与救国的故事愈盛。南宋的梁红玉，明末的秦良玉等等，这些美人将军的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扬， 女将之花盛开。
寡妇被英雄化很符合时代潮流，杨门女将当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杨门女将就“成长”在女人必须如此这般的时代。台下的女人笑不露齿，并且把脚越裹越小，而台上的女英雄乘着高头马，手中梅花枪，挂帅出征，驰骋疆场，面对强敌，勇猛陷阵。
“十二寡妇征西”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气节大展现，出现在明清一代绝非偶然，那是个喜欢拿寡妇说事的年代。杨门女将成为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是对中国历史上男女观念的一大讽刺，也是对男性统治的国家乱到无法收拾的某种虚幻想象。每逢国难无助，便有人拿女人说事，这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是企图用幻想的迷醉掩盖现实之痛的无奈。
除了保家卫国，“杨门女将”的出现，还有另一番使命。“杨门女将”兴盛在妇女地位最为低落的时代，朱元璋一当上皇帝就命儒臣修《女戒》，朱棣则大修《古今列女传》，用古代贤德妇女的所谓事迹来教育妇女。“有子则守志奉主，妻道也；无子则洁身殉夫，妇节也”。杨门十二寡妇莫不守妇道，战场上神勇无敌的杨门女将与封建社会对妇女忠孝节烈的要求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她们都有很强的忠孝节烈观念，堪称时代的楷模，成为教化女人遵守“妻道”、 恪守“妇节”的杰出榜样。
三 巾帼群英各显神通
“杨门女将”手段高强，她们身上体现了新的审美理想和价值标准，有别于其他古典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无论是“三国”还是“水浒”，主角都瞄着那些好汉，女人只是配角，形象甚为不堪。《水浒传》中的女人，漂亮的都是祸水，能战的不是母老虎就是母夜叉，没一点女人味。稍微好一点的扈三娘还出身于邪恶世家，不得已只能忍气吞声地嫁给武大郎似的人物矮脚虎王英，完全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三国”讲述的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的故事，女人偶尔点缀其中，要么是玩物，要么是祸水，要么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深居闺阁，行不露足，笑不露齿，弱不禁风。
杨门女将则完全不同，佘令婆，柴郡主，穆桂英，八娘，九妹，杨宣娘，十二寡妇，个个光辉照人，她们同男人一起冲锋陷阵，其智勇有时更胜男人一筹，使男英雄都相形逊色，在她们身上寄寓着作家和民众的理想。
杨门女将的形象塑造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1)大胆热烈，率真可爱。
从佘太君、柴郡主，到穆桂英，再到杜月英、窦锦姑、鲍云飞，这些嫁入杨门的女子都能够放下少女的矜持，不受世俗界限制约，勇敢大胆地示爱。
她们要么有高出男将的本领，要么有高于杨门的地位，人又贤慧通达，愿意以身相许，由于她们总是处于强势，容不得男人不接受这门婚事。
穆桂英在生擒杨宗保后见其“生的眉目清秀，齿白唇红”，不禁心动，“暗忖道，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尘世”，于是“密着喽啰将匹配之事道之”，就这样二人成就了一桩美事。令婆最后说：“此女真吾孙之偶也。”
杨文广与三位女将的婚事，也都是在打斗中擒将逼亲。她们对杨文广一见倾心，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实在。一是杨家小将甚是俊美，二是杨家为名门，自己终身有靠。杨文广的貌美被宣扬到极致，他六十多岁出征的时候，犹被敌方视作美男。
最初月英把想与杨文广“成就鸾交”的心事告诉了锦姑，没想到锦姑先下手为强，率先逼杨文广成亲。本来女孩的私房话就不轻易与人，月英得知锦姑占了先机之后，一怒之下率兵攻打锦姑。
为了嫁个如意郎君，两个昔日的好姐妹差点成为仇敌。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够大胆火辣的了，何况是在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的年代。她们不仅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而且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妇女的婚姻由自己决定，一旦看中就大胆、主动地去争取，完全没有门第观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敢于追求幸福的胆大妄为，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而备受人们的憧憬和喜爱。
(2)英勇无畏，充满智慧。
杨家归宋后，在“兄妹晋阳比试”一章中，八娘九妹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情节很像“三国”里温酒斩华雄的关羽。辽国大将土金秀、麻哩招吉、麻哩庆吉驻兵晋阳约战宋兵。刚一交战，宋军主将贾能被辽将麻哩招吉刺落马下，危急关头，杨八娘如风骤出，接战三合，把红绵套索一抛，麻哩招吉应声跌落马下，被杨八娘活擒而归。
后来宋军大将赵彦又被辽将麻哩庆吉杀败，杨九妹舞刀迎敌，只数合便将敌将斩于马下，杨门女将之英勇由此可见。
在风云变幻的战场上没有男尊女卑，没有男强女弱，有的是一样的责任、一样的危险。
杨门女将往往是在与男人的对比中展现智勇的。八娘的勇武与贾能的战败相对，九妹在与赵彦的对比中大放光彩，通过这些一对一的较量，女将们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令男士们汗颜。
八娘和九妹两个人物形象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她们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称七娘子、八娘子，在另一部杂剧中称八娘子和九妹，后来逐渐固定为八娘九妹。九妹艺高人胆大，为打探六郎的消息，她化名胡元，深入敌军心脏，后与五郎里应外合打败了辽军。
关于九妹还有些歧义，《下河东》称其为杨延瑛，字秋菊，排行第九故又称九妹，书中惯称杨瑛，她从小喜欢诗词歌赋，声称“只要男子做得到，女子也一定能做到”。明代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十二寡妇中的杨七姐和杨秋菊都是杨六郎的女儿，即老令公的孙女，与八娘九妹差着辈分了。
杨门女将每次取得胜利，都能全身而退，依赖的不仅仅是勇武和运气，还有她们的满腹韬略。杨门女将中最先登场的是杨业之妻佘令婆，她与杨业并肩出战，打着白字令旗，一出场就力敌二将，勇不可挡。
北汉主被困太原，杨业染病之时，她一人前往救主，在太原城下箭射潘美，刀砍洪家兄弟，套倒党进，令宋将胆战心寒，四处逃窜。若论智谋的话，她做事比杨业更为决断。宋朝用了反间计意欲招降杨家，但杨业始终犹豫不决，佘太君帮他分析利弊，痛下决心归宋。
杨门女将与杨门男将平起平坐，甚至更为重要。国家遇有困境，男性身陷重围，往往都是女将前往解救。杨业染病时，有佘令婆力敌宋将；杨六郎一筹莫展时，有穆桂英大破天门；杨宗保被困柳州时，是杨宣娘率兵解围；杨文广兵陷白马关，是十二寡妇力挽狂澜。
在小说戏文里，宋神宗对杨门女将曾大加赞誉，“朕今日视杨家女将出兵，军前锐气，胜如边将远矣”，正因为此，杨门女将的受重视程度也逐步提高。大破天门阵后，真宗“宴犒征北将士”，“杨家女将皆与其席”，在“评定幽州之勋”时“八娘授银花上将军、九妹授金花上将军”……穆桂英以下十四员女将俱皆受封。后来杨门女将征西成功之后，杨宣娘又被封为代国夫人，满堂春等十一员女将俱为骠骑将军。
历史上，女性封官的很少，封军职的就更少。在中国，只有提拔当官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被认可，虚拟世界里杨门女将被大规模封官，是对女性的极端褒奖的想像。
杨门女将高于男将的智识，还在于她们面对奸佞当道的现实并不一味愚忠。
《杨家府演义》第八卷“十二寡妇征西”，朝廷曾听信谗言，将杨家将尽数收捕，后虽赖周王周旋得以免罪，但杨门女将深以为耻。
杨宣娘出征前有一段话掷地有声：“今朝廷听信谗言，不肯矜恤我家，动辄全家抄斩。亦不须领朝廷兵。我今聚集家兵与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等去救兄弟而来。”宣娘有如此气概，比起一味诺诺听命于昏君的男人，更令人平添了许多畅快。
(3)奇门功夫，仙化妖法。
明代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相互影响，杨门女将多有奇门功夫，能够仙化妖法。穆桂英有仙授飞刀与神箭，百发百中，天门阵中，她以飞刀斩铁头太岁，平西夏中又以飞刀斩束天神。
《杨家府演义》后半部不是凡人在战斗，全成了神仙斗法，里面的人物动辄就能飞上云端。特别是十二寡妇征西之时，女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宣娘和满堂春都会飞行，能够撒豆成兵，呼风唤雨。
十二寡妇征西的很多情节跟《西游记》相像，特别是活捉鬼王一段，宣娘与鬼王互相变形斗法，简直就是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翻版。先是宣娘化作苍蝇，向鬼王念咒。鬼王变作蟒之后，她又化作鹰，将蟒啄得遍体鳞伤。鬼王无奈又变作木头，宣娘解下衣带，欲变作铁链将它锁住。鬼王化作一只鹁鸽冲天而去，宣娘脱下征衣变作天罗地网。鬼王无处可躲，宣娘念动咒语，将网越收越紧，最终将鬼王捉住。
这样的故事看似荒诞，却有着深刻的寓意。
宋、元、明、清时代，中原备受侵扰，国家危亡不断，近现代更是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不同时代编戏的、演戏的、看戏的，都拿杨家将说事儿，经过不断的艺术加工和形象塑造，杨家将故事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想象与愿望，因而与历史真实越来越远，甚至超越现实，玩起了魔幻。
杨门女将大显神威，也是对宋代以来，在外族欺侮之下“雌了男儿”的绝妙讽刺，外敌当前，满朝文武无人能挡，众多男儿束手无策，只能靠想象中的十二寡妇血洗沙场，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巨大讽刺。
另外，从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角度来讲，纯男人的戏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杨门女将”的出现，受戏曲艺术的影响很大。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最初的片名叫《沂蒙六姐妹》，后来发行商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加上了“战争中的女人”几个字。
旧时的戏曲也是要迎合市场和观众的，观众喜欢看旦角，自然要加大女性角色的分量。剧目要吸引人，就要出奇制胜，同男将相比，女将更具吸引力。大人打不过小孩，男人打不过女人，会给人以颠覆性的刺激。
在对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国家屡战屡败，雌化的男儿沙场无用，在山穷水尽之际，让被男人看不起的女人征战沙场，迎来柳暗花明，实在是可以让民众情绪高涨的兴奋点。杨门女将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百姓的心理，给遭受战乱折磨的人们一些安慰，让长期处于郁闷之中的心灵得到某种解脱和安慰。
杨家将故事，越到后来女将越突出，女人不再是点缀，相反经常居于主导地位，男人也要听命于她们帐下。比如杨六郎、杨宗保都曾经被穆桂英生擒，杨文广在与女将的交锋中更是占不到任何便宜。战场上男人是配角，女人处于支配地位。文艺作品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折射了时政的无能，讽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杨家将故事是一种艺术真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存在，但不是历史真实。北宋时杨家将只有杨继业、杨延昭和杨文广三代，至于女将，都没有切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元代以前，杨家将故事中出现的女性只有佘太君和柴郡主。在元代杂剧情节中，威武作战的杨门女将没有出场，直到明代后期的杂剧《三关记》，佘太君才开始出现在边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门女将”日渐增多，故事逐渐丰富。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杨家府演义》，出现了“穆桂英擒六郎”、“宣娘化兵截路”、“十二寡妇征西”等章节。清代以后，戏剧繁盛，《佘赛花》、《天门阵》、《杨金花夺帅印》、《杨八娘游春》等戏剧广为传播，女英雄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剔除糟粕、推陈出新的原则，戏剧中杨门女将的故事，无论是思想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京剧《杨门女将》，豫剧《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扬剧《百岁挂帅》等，杨门女将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佘太君老谋深算、沉着刚毅，柴郡主深明大义、虑事周全，杨七娘爽快明朗、风风火火，穆桂英智勇双全、谋略过人……她们以特有的女性魅力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
古人讲“豹死留皮”，杨家将故事演绎到明代，一个个悲壮感人的男将故事基本已成定型，杨令公血洒陈家谷，杨七郎乱箭穿心、杨六郎镇守三关、杨五郎出家五台山，杨四郎被招驸马等等……这些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已非常深入人心，没有多少突破的余地，但他们身后家眷们的故事是一片空白，还有很大的艺术发挥空间，要进一步塑造杨家将，只有在他们的家眷身上做文章。而杨家将若要演义成满门忠烈，杨门女将的登场势在必行，不得不发。
杨门女将可视作男将的后传。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决不放弃……杨家将上下满门忠烈前仆后继、忠心报国，其精神可歌可泣。以她们为主角的《十二寡妇征西》、《百岁挂帅》、《杨门女将》是京剧、豫剧、晋剧等诸多剧种的看家戏。杨门女将的故事，千百年来常演常新、盛传不衰，是真正的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杨门女将的故事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们在成功推出《花木兰》之后，有意谋划拍摄杨门女将。
但是，杨门男将的故事与历史相比都是半真半假、扑朔迷离，“杨门女将”就更是多为戏说。特别是十二寡妇，正史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宋史《杨业传》收录杨业及其子杨延昭、孙杨文广的传，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列女传》当会记载，但遍查宋史《列女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人出自杨门。
古代女子没什么地位，留名千古的多半是才女或美女，才女有自己的诗文留下来，而美女有别人的诗文为证。有时候民间传说太过风行，传说多了，传扬得久了，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是真实，特别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在虚构艺术面前，历史反而被忽略了。杭州有雷峰塔，传说是白蛇娘娘的葬身之地。连云港有花果山，传说是孙悟空的故乡，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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