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背后隐含的秘密
杨家将小说综合了史实、野史和民间传说，使杨家将故事得以定型。现今存世的明代杨家将小说有两种版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两种版本都出现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
《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由《南宋志传》和《北宋志传》两部分组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之前就已成型，共20卷100回。《北宋志传》是该书的后半部，单独成书，主要讲述杨家将故事。
《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刊印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简称《杨家府演义》，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拉长，一直写到杨家将第五代人物杨怀玉辞官，举家隐居太行山。
两种版本前后相差13年，相比较而言，《北宋志传》流传更广，到清代又以《北宋金枪全传》、《杨家将》、《天门阵演义》等多种名目出现。《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叙述各有不同，特别是自杨六郎去世之后，故事更是有了明显的差异。《杨家府演义》包含了杨宗保父子平定侬智高和杨文广父子征讨西番新罗国，内有“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北宋志传》关于杨家将的情节要简略许多，只有杨宗保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却夹杂了宋朝其他人物的不少故事。
“南北宋志传”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单其名字就充满了疑问。《南宋志传》是其前半部，也就是上集，内容从石敬瑭征蜀开始到曹彬平定江南为止，讲述的是五代及北宋开国的故事。下集《北宋志传》，以杨家将祖孙三代的英雄故事为主，从北汉主驱逐忠臣开始，一直到杨宗保平定西夏，讲述了发生在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的故事。也就是说，《南宋志传》在前，《北宋志传》在后，这与历史上的南北宋之分根本不搭界，为什么反而叫了南宋、北宋呢？
南宋、北宋是一个历史名词，但宋时人们并不这么称呼。宋人自称“大宋”，金人称其为“大宋”或“宋”，没有南宋北宋之分，南北宋的概念是后人提出来的。
有关“南宋北宋志传”书名的缘由，各界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的旧版本叫《五代志传》，为了与《北宋志传》相统一，后来改成了《南宋志传》。
另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所讲的宋太祖登基及平定诸国之事，都发生在宋本土和南方，所以叫“南宋”；而《北宋志传》讲的是平定北汉，继而与辽、西夏征战，都在宋之北境，所以叫“北宋”。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匡胤曾被周世宗柴荣封为南宋王，因而以他为主角的书便被称为《南宋志传》。赵匡胤被封王一事见于《飞龙传》第52回。
第四种说法是，《南宋志传》原先的书名，很可能类似于《南宋王赵匡胤志传》，后人翻刻时并不深究其中之意，简写为《南宋志传》。而《北宋志传》的原名可能近似于《杨家将志传》一类，为了与《南宋志传》对应而改成了《北宋志传》。
不管“南北宋志传”缘何叫了这样一个名字，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南宋志传》与《北宋志传》在内容上有很大关联。《南宋志传》的很多内容取材于《五代史评话》，但也牵涉到杨家将的部分事迹，因为杨家是北宋征伐北汉的主要对手。如果只读《北宋志传》，有些情节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答案往往要追溯到《南宋志传》。五郎出家为僧的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北宋志传》第十七回写到了杨五郎出家五台山：
幽州救驾之后，杨家将死伤惨重，五郎有幸冲出重围，后面喊杀声不断。他转过林边，一种劫后余生的凄凉感油然而生，心内一片烦闷，战场上血肉模糊的场面让他始终静不下心来……他突然想起，当日在五台山，智聪禅师送给他一个小匣子，嘱咐他在急难之时打开。如今父亲兄弟浴血拼杀不知所踪，自己又不知该何去何从，确实到了该打开匣子的时候了。
杨五郎顿了顿神，从怀中取出小匣，打开来，发现里面装有一把剃刀和一张度牒。他看后顿时明白，立刻将长斧去掉斧柄纳入怀中，卸下盔甲战袍，剃净须发，径直奔五台山出家去了。
看罢这样一段描述，不由得人产生疑问，杨五郎是如何得到小匣子的，智聪禅师又是谁，他为什么单单把小匣子给了五郎？
这个问题，《北宋志传》没有交代，但却可以在《南宋志传》找到答案。
当年周世宗亲征北汉，遇到了杨业的顽强抵抗，周世宗取胜无望无奈退兵。杨业班师回朝路过五台山，素闻山上有位高僧智聪禅师，他相术高明，能够预知未来。
因为顺路，杨业起了前去拜望之心，期望为自己的几个儿子透视未来，指点迷津。智聪大师将杨业父子逐一相过之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在杨业的催问之下，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军之子都乃当世豪杰，我一介贫僧怎可胡言乱语。”
杨业道：“理贵直言，不管禅师说出什么来，我们都不会怪罪于你，大师明言便是。”
智聪笑道，“既然令公不怒，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可能对七位将军多有冒犯……几位将军都是忠国勤王之相，只可惜刚质太露，怕是难以善终。”
令公听后并未当真，拍掌大笑，“大丈夫战死沙场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相反却值得骄傲，我怎么会斤斤计较呢？”
当晚，杨业父子安歇在五台山。除了五郎，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特别的反应，唯有五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起智聪相面之事，不由得心下难安，便偷偷起身到僧房去见智聪。
智聪问他，“将军深夜不睡，到此有何贵干？”
五郎说：“今天听禅师所言，心下甚觉不安。希望大师能指一条活路，大恩大德虽死不忘。”
智聪说：“这是分定之事，贫僧如何救得？”
五郎再三恳求，智聪沉吟半晌才说，“将军若要脱离患难，除非是远走高飞，遁迹于山林泉水之间，或许可以免除其祸。”
五郎不明白：“禅师所言极是，只是我父子兄弟一向相随，如何舍得分开？”
智聪双手合十：“此乃天机，不可泄漏。”随后，智聪取过一个小皮匣交给五郎，“平时不要拆开，遇到实在不能化解的急难之事方可打开。里面有救你之策，千万不要忘了。”
关于五郎为何出家，还有不同的说法。京剧有《五郎出家》一戏，称杨五郎是代赵光义出家。幽州之战，宋军大败，赵光义避难五台山，许下心愿，若能脱难，便不再留恋皇权，即刻出家。群臣极力劝阻，但又想不出替赵光义还愿的办法，此时杨五郎挺身而出，请求替宋太宗出家。五郎替皇帝出家虽然没有大郎舍身救主那么悲壮，但也平添了一层英雄色彩，进一步充实了杨家将英雄事迹库。
五郎出家的故事元代就有流传。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第三折，长国姑为救杨六郎，与王枢密展开了唇枪舌剑，内中就提到五郎为僧。
王枢密说：“想那杨家父子，有甚么功劳……杨景便也罢，想他父亲杨业，没本事死在阵上，这也是有功劳的？……想他哥哥杨五郎，削发为僧，这等怕死，也是有功劳的？”
长国姑回道：“……你道是杨和尚破天阵吃了些亏，却不道救铜台是靠着伊谁。他兄弟在沙场上苦争战，刀尖上博功绩，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他家没的功劳，倒是你有功劳来？”
另一部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第四折，杨六郎取回父亲骸骨，受到辽兵紧追，在五台山碰见一个莽和尚，双方各有戒心，神情紧张，不料这和尚却是五郎。此时辽将韩延寿赶来，眼看一场厮杀就要发生，五郎设计轻而易举地将他擒获。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与《昊天塔孟良盗骨》流传甚广，对杨家将故事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宋艺人也说唱“五郎为僧”，但内容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想必应该与元杂剧一脉相承。有关五郎为僧的传说，出家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在宋辽对峙的一些关键时刻，若杨家将遇到无法破解的难题，都还需要五郎出山施以援手。
更具戏剧性的是，五郎虽然出家，却还率有五百和尚兵，成了不在编的杨家将，屡助大宋破辽，特别是大破天门阵，五郎功不可没。
唐代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说法，宋代也有五台山和尚与官兵交往的记载，《宋史·冯行已传》就曾提到五台山寺“调厢兵义勇缮葺”之事，不过这些记载都跟杨五郎扯不上什么关系。
在杨家众兄弟中，五郎是独具特色的，其他兄弟个个使枪，他却使一把长斧。
五郎出家似乎合情合理，真假难辨，但若跳出故事传说，放到整个历史大背景来看，就知道完全是虚构。《宋史》记载，杨业有七子，能上战场征杀的不过是延玉和延昭两人，其余六子都没有征战疆场的记录。杨五郎在杨业战死之后，受到了朝廷的封赏，荫恩为殿直，根本没有出家。“五郎为僧”的故事再一次表明，杨家将故事已游离于历史事实，趋向于文学创作。
尽管五郎出家纯系子虚乌有，但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家，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事实，并且对此进行了不断的附会，明清两代这种风气尤甚。
明代郑若曾编著的《筹海图编》，卷十一《僧兵》中讲：“五台之枪，本之杨氏，世所谓杨家枪是也。以五台山僧善杨家枪，拟调征倭寇”。《筹海图编》是筹划沿海防务的专著，其论述海防、日本诸事多系作者耳闻目睹，是研究明代抗倭战争的重要文献。但若说五台山曾有杨家枪法，那还真无法考证是真是假了。
清朝人的联想力更为丰富，光绪年间修订的《山西通志》称，五台山北有太平兴国寺，寺内的主持即为杨五郎之师。这座寺赐建于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太宗兵败的第二年。寺内西院供杨五郎像，像旁有五郎所用的铁棍，重八十一斤。寺庙所在的沟叫五郎沟，庙外有五郎阅兵台。这些遗迹在“文革”时被铲除，人们只能在历史记载中窥见一二。
五台山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一块圣地，山上的寺庙让人崇拜有加，那里是祭神的好去处。《北宋志传》讲，宋太宗为圆先帝遗愿，执意到五台山进香，才落入辽人的圈套。五台山的景色很美，套用书中的原话：“果然一座好山，前探幽州，后接太原，端然限界中耸出一奇峰，层峦叠翠，万峰在目。”
宋时五台山属辽国地盘，赵光义要想在五台山还愿恐怕很难成行。所以历史上，明确记载先帝许愿五台山、帝王驾临五台山的，都是在元代而非宋代。如此看来，五郎在元代被设计为五台山出家绝非偶然。
与杨家其他兄弟的故事相仿，历史上虽然没有五郎出家的记载，但却有厌倦红尘、意欲出家的宋朝士大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算作五郎出家的故事原型。
宋史《查道传》中有载：查道“游五台，将落发为僧”。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宁人，是个有名的孝子。他从小不苟言笑，好学多思，未冠之年就以学业闻名。有一次他的母亲病了，无意中说到想吃鳜鱼羹，查道牢记于心。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市场上根本没有鳜鱼可卖。
查道跑到河边，凿开冰块，边哭边祈祷边捉鱼，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捕到一条鳜鱼。查道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在母亲治病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虔诚，他刺破手臂，用血书写佛经。也许是爱让苍天动了心，母亲的病终于有所好转。
又过了几年，母亲年老去世，查道伤心已极，对追求功名失去兴趣。有一次，他巡游到五台山，发现这是一块难得的圣地，便准备在那里落发为僧。一天晚上，大雨瓢泼，雷声震天，一道闪电过后，廊上的一根支柱被击断，查道刚好坐在那根柱子之下，但他面无惧色，不为所动。寺僧大为惊异，视之为天人，纷纷劝他出仕为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
端拱初(988年)，查道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后来受到寇准等人的赏识和推荐，名扬四海。查道与杨五郎、杨六郎为同一时代人，他将要“落发为僧”之处，正是传说中杨五郎出家的地方。世人对杨家将和五台山都敬意颇深，两种情愫叠加起来，使得人们对杨家将与五台山产生了某种联想，查道的故事正好为小说家行了方便。
杨家将小说把前朝零散、片断的故事系统了起来，还附会了大量名人故事、奇闻逸事，集百家之事，安于杨家将一身。这正是杨家将小说吸引人的所在，也是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风靡之前，明代就已出现了相当流行的完整版本。《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都提到了这一点。《北宋志传》编辑整理者熊大木称，该书是收集《杨家府》等传，再参入史鉴年月等编写而成。所谓“参入史鉴年月”，就是在每卷前面按正史添加历史编年。
《杨家府演义》第四回，五郎用降龙棒把萧天佐打得露出原形，接着有一段按语：
旧小说天佐现出本相，被五郎砍为两段，其头飞落黄琼城，化为人，后称火离国王；其尾飞落铁林洞，化为人，后作河口军师，复大乱中国。
《北宋志传》第三十八回：
旧小说天左头截飞落黄州城，后称火离国王；尾截飞到铁林洞，后作河口军师，又乱中国，不提。
从两部书描述的情形看，他们所提及的“旧小说”内容相仿，很可能是同一部书。《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都深受旧小说的影响，又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所发展和创编。
无独有偶，明人叶盛在他的《水东日记》中有载，当时南方的私人书坊流行过一部叫做《杨六使》的长篇小说。叶盛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的进士，他所提到的这部书，比现今存世的杨家将小说要早一百多年。
熊大木所称的《杨家府》与叶盛所言的《杨六使》是否为同一部书已无从考证，因为它们都没能流传下来，好像突然间就从人间蒸发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北宋志传》给人的感觉是拼凑的痕迹太重，前八回与杨家将无关，讲的都是呼家将的故事，后面又有高怀德、赵普、宋琪、曹彬等人之事，似乎有心把杨家将故事加工成北宋演义。
另外，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妖魔鬼怪盛行。
元代及明初，杨家将人物塑造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到了明代中后期，冒出大量神怪内容，从写实到神魔，风格变化可谓大矣。著名史学家余嘉锡先生曾经感叹，杨家将小说“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呕”。
这种说法虽然稍显极端，但却是对杨家将小说荒诞色彩的客观评价。元明戏曲中的杨家将故事，神怪色彩很少出现。《昊天塔》中有杨业托梦的情节，但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破天门阵》一戏，虽然也是妖道设阵，但重点渲染的是天门阵如何神秘莫测，阵中有阵、阵中套阵，杨六郎及其属下二十四使是破阵的主力，宋军取胜靠的是人力而不是神力，没有太多的神怪、巫术。
在明小说中，破天门完全变了味道，神魔色彩相当浓重，人只是某种道具，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一切都要仰仗神仙鬼怪斗法。明代中期的《东游记》也讲到了天门阵，一些情节雷同。至于破天门阵之后的故事，更是邪乎得离谱，两军交战，取胜之道不再是将军自身的武艺、胆识和谋略，而全靠法术与魔法克敌。这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却迎合了明代的政治与现实需要。
“巫术”对现代人来说是个并不怎么光彩的词汇，但在中国古代，它对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山海经》、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以及唐代传奇，无一例外地都有巫术出现。明代小说也深受影响，神妖内容不时出现，《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和“水浒”也不能脱俗，都有不同程度的神怪内容。
明代杨家将小说也是巫术风行，战争不再是凡人的斗争，将军们若想赢得胜利，不会巫术是万万不行的。杨文广、杨宣娘与敌斗争，几乎每次都要依靠巫术取胜，巫术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手段。取材于元代戏曲和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到了明代演变成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混合物。
木桂英的出现，杨文广的故事，十二寡妇征西，其表现手法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类似。第四十五回，宣娘撒米成兵截敌去路；第五十五回，杨门女将与八臂鬼王斗法，鬼王黔驴技穷，战败被擒，最后被打回原形，却原来是一只偷吃了仙丹的螃蟹精。
古人认为，人间的重要人物与天上的星辰是对应的，星象变化预示着人间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巫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志传》第25回，五郎观星象，“见将星明朗，正照于双龙谷”，所以知六郎尚在。两部杨家将小说都讲到了八王患病，寇准请华真人为八王向北斗祈寿之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类似情节，诸葛亮为延长寿命而向北斗祈禳，不料被魏延将本命灯踏灭，功败垂成。
除了神怪、巫术，杨家将小说还充斥了大量的宗教宿命色彩。杨六郎是白虎托生，追随六郎的岳胜、焦赞发现了此中的奥秘，将其视为神人而终生追随。
不仅如此，《北宋志传》很有一些地方题不达意，比如第一回前有首古风：“仁宗统御升平盛，蛮王智高兵寇境；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命归。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但正文却没有诗中提及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北宋志传》把一些情节删除了，但又没有很好地修订，不能自圆其说，这看起来是破绽，却为解读历史真实提供了线索。
明朝人郎英对熊大木所在的建阳书坊有如下评价：
“凡遇各省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板纸最滥恶”，“品最下，而值最廉”。
郎英的记载，部分解释了《北宋志传》为何情节缺失、前后不一的原因。熊大木的建阳书坊有点类似现在的盗版基地，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他们把一部书分为两部，省却中间很多情节，不为别的，只为降低成本，多赚点钱。
商业利益固然可以解释《北宋志传》为什么要删除一些故事，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再深一步讲，既然明初就有杨家将的完整版本，为什么只有万历年间的保存了下来，是什么原因让之前的版本突然失传了呢？明小说为什么妖魔鬼怪成风，风格突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些什么蹊跷原因？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天灾还是人祸？
二 明朝大学士为播州杨氏寻根
杨家将小说的突然消亡，一定与社会的重大变故和人为操纵有关。付爱民先生在《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中进行了细致推演，他认为，这一切很可能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二十九年(1601年)，明政府平灭播州土司杨应龙有关。
历史上的播州，位于现在的贵州遵义老城，那里有杨家将的另一支血脉。明代初期，播州杨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切都得益于明政府的大力扶持。
当年朱元璋发兵征南，播州杨氏审时度势，在各土司中率先来归，对明王朝顺利实现统一堪称有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对播州杨氏格外宽容，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朝廷除了不向播州征收税赋之外，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
杨氏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多朝官也畏之三分。遇有紧急边情，政府还要从播州征调兵将抵御外寇。在具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后，播州杨氏开始重视起家族的地位和名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初大学士宋濂(1310—1381)所作的《杨氏家传》出炉，这部书为播州杨氏追祖溯宗，巧妙地考证出他们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
元末明初，借助于各种艺术样式的广泛传播，杨家将已名满天下，附会名门可以使播州杨氏获得更高的威望和荣耀，而借助于宋濂之口认定此事，它的可信度与含金量就更高。
宋濂是明初最有影响的文臣，朝廷的礼乐制度多由他来制定。朱元璋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当年传诵一时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就是宋濂的大作。
宋濂的这篇檄文第一次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理念和口号，反复强调讨元北伐是为了“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这些思想确立了明军讨伐元军的正义主题，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操刀播州杨氏家传，对于确立并提升杨氏声望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据《杨氏家传》披露，播州杨氏一世祖杨端原籍太原，与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业同族同宗。唐朝末年，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入伍，随大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当了酋长。他的后人杨昭始终没有子嗣，恰逢杨延昭之子充广到广西为官，双方联宗通谱之后，杨充广把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自此以后，播州杨氏就是地地道道的杨家将后人了。
历史上，播州杨氏也是英雄辈出。两宋时代，他们为抗击契丹、西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宋末，成为抗击元蒙入侵西南的主力，杨家将的故事得以继续传承与发扬。
1206年，南宋宁宗时，杨贵迁的第六代传人杨粲请求大举北伐以雪前耻，最后虽然没能成行，但彰显了播州杨氏的爱国精神。宋理宗时，元人已非常强盛，杨粲之子杨价自愿请命，屯兵江南，声势浩大，威震敌胆，使得北兵多年不敢南犯。
杨价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文继续坚守播州。杨文曾上书朝廷，献上御敌三策，指出元兵南侵之所以能如入无人之境，关键在于没有拒敌于城门之外。元兵攻占西南时，他派兵北援四川，西救云南，为危难的南宋苦苦支撑局面。
当然，《杨氏家传》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播州杨氏土司却不管这些，他们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其事迹也开始融入杨家将故事之中，而且很可能，他们还凭借自己的势力，动用了舆论宣传工具，把杨家将故事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请宋濂为本族修传，是播州杨氏自我宣传炒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播州虽然偏居一方，但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杨氏土司的子弟可以常年寄居京城。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播州子孙曾入朝进入太学，接受国子监官的训导。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结识了大学士宋濂并邀其为本族作传。
既然最受明太祖宠信的宋濂都甘愿为杨家撰写家谱传记，那么请一些文人、艺人编写、说唱新的杨家将节目应该并不是太难的事。而对于明太祖来讲，通过杨家将故事宣扬忠孝仁义也是他想要的，这是一件能够双赢的好事。
有关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关联的新发现，为杨家将故事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方向，盘活了已经基本定型的杨家将故事，这些崭新的节目因其鲜活的当代色彩在播州以及京城都广为流传。至今遵义附近仍有浓重的戏曲表演风气，六郎城、六郎屯等方位的存在，是杨家将说唱节目在遵义地区兴盛的遗证。明初的都城设在南京，后来编订《杨家府演义》的纪振纶正是南京人。
明代杨家将小说新增加的内容，很多都带有播州杨氏的痕迹，有的甚至还可以在杨氏土司中找到原型。播州杨氏土司中也有叫杨文广的，他是杨光震之子，即杨贵迁的孙子。
播州杨文广经常统军讨伐周边叛乱的南蛮酋长，他的征服策略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恩威并用，这与小说中最后释放五国蛮王相似。杨文广还有一个兄弟叫文宣，他很有可能是宣娘的原型。小说中，杨宗保之死与狄青派人行刺有关，而播州杨文广的爷爷杨贵迁恰恰是被川南的酋长所刺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内容。新增加的故事，诸如借木、盗马、女将等精彩情节，都很有播州风情。《杨家府演义》中多次出现与马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孟良三次盗马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当地风俗的曲笔反映。
播州虽然也产马，但都是比较短小的“羁縻马”，不适合行军作战。不过当地产茶，他们经常以本地的茶换取西面诸番的良马。这种茶马互换的方式，在宋代就已经建立，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大观初，诏播州夷界巡抚杨光荣，岁市马十匹于南平军”。
《续资治通鉴》有记，曾与播州杨家作战的罗罗部落酋长乞弟、阿永等均曾带着马匹入市交易。播州土司交换而来的良马多次向朝廷进献，南宋时，为支持抗金战争，杨粲向朝廷献战马300匹；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杨铿入朝进见，献贡马10匹。
小说中杨文广在奉命取宝的过程中收了三个妻子，她们都是贼寇出身，性格泼辣豪爽，为争夺夫婿相互攻打，这样的事情在播州附近并不鲜见。播州杨氏在收服周边部落的时候，常常采用联姻的手段，以期通过“姻媾”使盟友关系更为牢固。播州土司与剧贼联姻以及妻妾间的争斗，这些事情在小说里的杨文广身上都有隐约的体现。
播州杨氏因为妻妾众多，虽然在继承权问题上一直强调“立嗣以嫡”，但家族内部经常因为庶出夺嫡引发妻子与妾室及其子女间的争斗。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件事：土司杨相宠爱庶子，嫡子杨烈及其母亲张氏不服，史称“悍甚”的张氏用计巧取兵权，驱逐杨相。大权旁落的杨相，无奈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他乡。
“十二寡妇征西”的对象“西番新罗国”，在播州附近也可以找到原型，它影射的是播州杨氏的夙敌罗罗族人。播州以西广袤的川南地区，宋时称“罗氏”，即现在彝族的先民，他们与播州杨氏世代为敌，双方征战不止。
“西番新罗国”的大将张奉国号称“鬼王”，这也可以从当地找到印迹。《明史》316卷“贵州土司列传”中载：“贵州，古罗施鬼国”。罗罗族人风俗尚鬼，他们所有的宗教活动均称为“做鬼”，首领被称为“鬼主”，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罗鬼国”。
播州杨氏与西面聚居的罗罗人发生过多次激战，杨贵迁之子杨光震曾协助泸州守将平叛，征服罗罗酋长乞弟。杨光震之子杨文广更是与罗罗人频繁激战，结下世仇。至南宋末，播州土司杨价、杨文、杨邦宪祖孙三代坚奉宋统，杨价屡次被征调抵御侵川的蒙古军，杨文则辅助主将平服了吐蕃诸部。
后来归降了蒙古的大理国与乌江罗罗族人曾犯播州，杨邦宪义勇拒战，待敌军半渡之时，在中流杀贼数千，生擒罗罗族的大酋长阿苏。为了感化他们，杨邦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数罗罗族罪状，在阿苏表态知过悔改后将其释放，罗罗人从此降服播州 。“六郎三擒孟良”、“诸葛亮七擒孟获”等宣扬以德服人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受了这些史实的启发。
“十二寡妇征西”所征的“西番新罗国”，既不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也不是西部边陲的西夏，主要原型就是播州西南面的“古罗氏鬼国”，当然也混合着征讨吐蕃、蒙古军的痕迹。
在《杨家府演义》中，最后擒杀鬼王的大战发生在江水里，鬼王虽多有变化，但仍然不能逃脱，最后被杨宣娘撒下的天罗地网罩住生擒，这条江应当就是杨家将与罗罗人交战的主战场乌江之写照。
杨家将小说现实主义色彩淡化，魔幻色彩凸显。杨宗保居然也擅使法术，杨文广和部将魏化都能幻化人形。这种风格的变化，很可能受了播州风俗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播州，基本上还处于部落氏族时代，部落首领既是统帅又是宗教首领，在族人眼里，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在疆场上呼风唤雨、念咒画符也就不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另外，杨家将小说增加了众多的女将故事，也与播州的风俗有关。故事传奇虽然多系虚构，但总要有一定的灵感源泉和生活基础，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在宋朝，女将参与作战的故事不能说没有，但与杨家将的关系太远，更形成不了杨门女将那么大的规模。杨门女将的传奇故事，历史上没有，宋元以前的戏曲中也没有，在明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越演越盛。
杨氏土司的亲家永宁土司，自洪武末年起(1398年)，大权时常为母族奢氏所控。奢氏与杨氏媾姻，是一个女豪频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播州一带由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丈夫去世由妻子接任土官，女人站到前台主持政务、军事的情况屡有发生，当时播州附近各地女土官也经常被朝廷征调出征，有功也一样接受封赏。最为有名的当属与杨氏土司为邻的女土司秦良玉，以及前文提到的女土司奢香、刘淑贞等人，她们的事迹在明代即名满天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此外，杨家将小说中皇帝遇险、十大朝臣被围、六郎被困双龙谷等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增的故事与明朝的某些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郎幽州保驾替主赴难的故事，与明代正统年间英宗被俘，申佑舍生取义之事极为相似。
三 大郎舍命救主的历史真相
大郎杨渊平舍身救主一事，宋史没有根据，明史却有原型，而且也与播州有关。这位舍身救驾的英雄名叫申佑。申佑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乔装成英宗皇帝，吸引蒙古瓦剌大军，掩护英宗突围，最后战死于乱军之中。申佑只活到24岁，但他的一生极具传奇和悲壮色彩，“虎口救父”、“冒死救师”、“舍身救主”，他是名副其实的“三忠三烈”之士。
申佑于1425年出生于贵州婺川火岩垭(今婺川自治县太坪乡龙潭村)。童年时的申佑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力壮孔武。一日他随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林中窜出一只黄斑猛虎，申佑父亲躲避不及，被老虎拦腰一口叼住。年仅7岁的申佑，操起杀猪用的棒槌，用力猛击老虎，老虎也许是被吓怕了，丢下申父窜入林中。《思南府续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逞猛虎之威，竟出黄童之手，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
申佑晨耕暮读慢慢长大，正统五年(1440年)，15岁的申佑考入北京太学(即国子监)。当时英宗皇帝朱祁镇软弱无能，朝中大权尽由太监王振操纵。王振掌握着锦衣卫，权倾一时，专横朝野。国子监的祭酒(“祭酒”是学府的最高官，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向敢言直谏。上书朝廷呼请改建国学，英宗委派王振前去考察。由于李时勉向来瞧不起不学无术的王振，言谈举止多有流露，得罪了王振。王振找了个借口，将李时勉套上重枷，站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国子监师生因为害怕王振势大凶残，大多敢怒不敢言。这时申佑站了出来，号召国子监学生联名上书营救李时勉。申佑的义举，受到不少好心人的劝阻，让他不要去招惹王振，以免性命难保。申佑听罢大笑：“难道我申佑是贪生怕死之徒吗？我相信国子监不缺男子气概！”申佑与监生李贵、石大用等人，集结学生千余人前往朝廷请愿，声称愿以己身代师赴死。做贼心虚的王振担心事情激变躲了起来，通政司将申佑、石大用等人的奏章呈给英宗，又经孙太后从中斡旋，英宗终于下旨释放李时勉，并将其官复原职。《思南府续志》称赞：“公(申佑)之所为，皆人所不敢为也。”
正统十年(1445年)，经过几年的国子监历练，20岁的申佑荣中进士，不久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申佑仍然以言行正直著称，颇受同僚称道。明英宗时国势渐衰，防务松懈，蒙古族瓦剌部落经常侵扰边疆。1449年七月，瓦剌四路大军进逼中原，也先亲率大军攻打大同。手握兵权的太监王振老家是大同，他担心大同遭瓦剌洗劫，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明朝廷紧急拼凑了50多万人随帝出征，申佑亦在阵中。明军先锋与瓦剌军在阳和交手，被打得溃败不堪，几乎全军覆没。坐镇大同的英宗异常惊恐，急令撤军，途中遭遇瓦剌军多次截杀。七月，英宗退守土木堡，土木堡是一片高地，瓦剌军切断水源，围困土木堡。
为了尽快拿下土木堡，也先用计诱兵，先是派人讲和，接着佯装撤退。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以为机会来了，迅速指挥明军移营突围。瓦剌骑兵四面围杀，申佑随驾左右，为英宗挡敌开路，战斗中，申佑舍生忘死，身上的鲜血都溅到了英宗衣服上，但因为瓦剌军太过凶猛，明军始终不能脱困，也先率骑直闯明军中营，欲生擒英宗皇帝。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在这700多年间，中原及四川地区历经五代十六国之乱、金人之乱、蒙人铁骑统治、元末大乱，播州之境岿然，巴蜀流民多有归附。播州杨氏保疆垦土，屡有战功。这样一个家族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呢？这跟明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切相关。
土司制度始于唐，盛于明，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时也盛极一时。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取道播州，准备平灭元军在四川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他派使者前去劝降播州杨氏。播州土司杨铿审时度势，率领大小官员来归。朱元璋非常高兴，对播州杨氏大加赏赐，让杨铿仍旧领命播州，部下大小官员任命等事务一切照旧，政府不向播州征收赋税。
1374年，中书省提议向播州征取贡赋以作军储，标准是每年纳粮2500石(一石约为120斤)。朱元璋否决了这一提议。他指出，播州杨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早率众附归的，于朝廷统一有功，所以决定免掉他们的赋税，任其自由支配。由此，播州杨氏正式获得了包括税赋豁免在内的很大特权，他们只是每三年象征性地向朝廷纳贡一次。
在朝廷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播州杨氏的势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们又得到了一份荣耀，播州杨氏的子弟可以入朝进入太学，由国子监官亲自督导学习。嘉靖元年(1522年)，应播州土司的要求，朝廷赐给他们儒学典籍《四书集注》。
杨氏土司在自治的过程中，兵力不断壮大，多次帮助朝廷平定苗民叛乱和附近少数民族叛乱。到了杨应龙时代，播州杨氏已是湘、贵、川一带的名门望族，势力达到顶峰，屡屡与周边的土司、地方官以及朝廷命官发生冲突，贵州流官不满土官横行无忌、不服流官管束的霸道作风，矛盾已很难调和，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明史对杨应龙的描述基本都是反面的，说他好猜疑，性情残忍。1571年，杨应龙继承父亲杨烈之位，一开始表现得尚属低调，对朝廷毕恭毕敬，也屡受皇恩。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杨应龙及时献上当地“大木七十”，因其“材美”，讨得朝廷的欢心，赐其“飞鱼服”，授予都指挥使一衔。
为了独霸一方，杨应龙对内酷杀树威，不仅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切。播州附近的一些土司也对他心存不满，朝廷中更是有人想要除掉他。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指出，杨应龙有诸多凶恶之事，巡按陈效则直接给出了杨应龙的24条罪状。但是在如何评价和处置杨应龙一事上，明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在黔的官员认为杨应龙罪大恶极，但蜀地官员认为其无可勘之罪，黔官便指责蜀官有意包庇。当时为防御松潘，播州土兵被征调协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潘地处险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巡按李化龙提议，暂免对杨应龙的勘问，准允他戴罪立功。
两派意见相左，明政府犹疑不决。其实，叶梦熊弹奏杨应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推行所谓的“改土为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欲把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全部划归重庆管理。所谓“改土为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官制度，改为非本地的流动官员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对当地的统治即将化为乌有，杨应龙当然不会答应，所以极力加强对所辖五司的控制。
此时杨应龙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杨氏家族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朝廷的反杨势力抓住了把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为了争夺嫡系之位杀了嫡妻张氏。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与部下何恩、宋世臣等人含恨上书朝廷，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闻讯大喜，立即请求发兵剿灭杨应龙，但受到蜀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蜀地三面邻播，与播州关系密切，而且播州兵将骁勇，多次受朝廷征调，立有战功，突然发兵征讨不是良策，应以安抚为宜。但是，谋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朝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令四川、贵州两省联合勘调此事。杨应龙表态，愿意配合调查。不过他提出，黔地官员一向必欲除己而后快，所以他愿意赴蜀而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在重庆受审，结果被判定有罪，依法当斩。杨应龙大惊，急忙疏通各种关系以求活命，允诺愿以二万金赎命，正在狱审犹疑不定之际，国际国内突然发生的一场重大事变，使杨应龙逃过一劫。那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决定发兵援朝，于是广征天下之兵。杨应龙闻讯，立即表态愿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自赎。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杨应龙的所谓率兵援朝看来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回到播州后一直按兵不出，没有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巡抚王继光前去督办，杨应龙仍然没有回应。此时，张时照等人再次上书弹劾，王继光遂发兵征讨。
征讨杨应龙的战事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播州辖内山高林密，道路难行，大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差，在与杨应龙的交战中屡屡受挫。朝廷一时拿杨应龙没有办法，又考虑到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再次招抚杨应龙。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 “万历三大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杨家将”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杨家府小说消失得那么迅速而彻底。在那种专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因收藏书籍而被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播州杨氏事发之后，如果有谁胆敢收藏为其歌功颂德的作品，轻则肢体受损，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肃杀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话又说回来，其实朱元璋不是不喜欢戏剧，也不是不懂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个专家。“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曾经有首诗：“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他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元人杂剧楔子引白的影响：“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为关注的是，戏剧不能亵渎帝王皇权，他的这个禁忌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翰林编修高启做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御史张尚礼做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将全寺僧人尽皆杀了。
明代的文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明代还专门设有锦衣卫，用以监视官员与百姓，厂卫特务横行，布满全国各地，动辄指人为奸，忠良官吏无辜受冤者甚多。人们时刻生活在心惊胆颤之中，当时官员每次入朝都要与家人诀别，到了晚上平安回来则以掌相庆又多活了一天。
在明代，从朱元璋始，巩固政权成了皇帝关心的头等大事，民族矛盾反而下降到次要地位。文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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