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尼玛也不向任何人辩解，又埋头去从事他的工作。工作在有些人身上，永远是一剂良药，是一个躲避痛苦的避风港。
深夜，扪心自问，他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提出入党申请，而徒然招来非议。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不该自己走出去，成为引人注目的目标。要知道他有大业未竟啊。
可事情却不以他的意志的转移。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强劲地袭人了红星这个偏僻的角落。
民革后保留的寺庙拆毁了！
晴朗的天空下又冒起了焚烧精神产品的黑烟。
造反派到处夺权。
尼玛在这个地方就够得到一个学术权威的标准了，当然也在横扫之列。但他的工作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多好处，从这一点上找他碴子，必然众怒难犯。一个阴谋就在暗地里酝酿了。
那些人从格尔底寺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格尔底寺搜出了一些藏匿的经书。这事和尼玛毫无关系。但他有一个侄儿参加了这件事情。造反派就把这个侄儿捆起来毒打，要他指认是尼玛指使的。尼玛是这些封、资、修活动的总头目。
侄儿熬不过毒打，招了。
放出来马上托人给尼玛捎来一个纸条，说：“没有办法，打得太厉害，吃不住，按他们说的都说了。”
尼玛也立即被扣留了。本地政府、党委对此也无能为力。
还是当时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的区委领导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才使尼玛化险为夷。就是这一个个领导，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面前塑造着一个政党的光明形象。
使他暗暗下定了一辈子跟党走，决不回头的决心。
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爱人，享受天伦之乐。
他先是用玩笑的口吻回答：“岁数大了，年纪相当的都结婚了，年纪轻的，精力不济，应付不了啦。”
“没有这样的事。”
“他又眨眨眼，笑着说我是医生，我懂生理学嘛。”
朋友说：“算了，你是要玩命地干你的事业。”
他这才叹口气，认真回答：“我不是不要家。家里有了女人，限制就多了，我实在是怕两头都顾不上啊。再说有索朗降初在这里照顾我，我就够了。”
而在他和母亲之间，又是另外一种天伦之乐的图景了。
那时，他领着兽防站的人自己垦地试验种植野生药材。
药物生长得比意想中还好，茂密而碧绿一片。羌活开出了朵朵白花。大黄掌状的叶片越伸越宽。母亲就成了不领工资的兽防站编外人员，徇偻着腰在药圃里除草，守护着不让牛羊来践踏。
工作累了，在气昧芳芬的药圃边走走，成了尼玛一种享受。
他说：“阿妈，这些药材长得真好啊。”
母亲就说：“哦，我整天都在祷告，叫它们长好，叫我的大鼻子儿子高兴啊。”
尼玛就禁不住摸摸自己那鼻头，笑着问：“阿妈，你说祷告真有作用吗？我饿了时祷告，天上会掉下食物来吗？”
他这是专门和母亲开玩笑的。他早已没有了祷告的习惯，知道许多人口中祷告时心中的做作与虚伪。但母亲有时念念佛，他却并不反对。只是和母亲开开玩笑。这次，他又说：“我看你不祷告，这些药也会长得很好。”
母亲赶紧捂住他的嘴，看看天，好像天上真有个什么神灵随时注意看尘世中每一个生命的功过一样。母亲说：“儿子，上天不保佑，人也不会下地狱吗？我下地狱不要紧，我有过你父亲，有了你们这些儿子，一个女人还要怎么样呢。可你不能下地狱，你受了多少苦，忍了多少孤独啊。”
母亲干涩的眼眶立即潮湿起来。
尼玛说：“我给共产党，给老百姓做事，马克思会保佑我的，佛也会保佑我！”
这是母子之间关于来世的话题。
他还要在这纷纭的世界上生存，并谋求事业的发展。
顺顺当当的生存难，还要谋求事业的发展就更难。
这个时期，连藏文这种文字本身也都进人了横扫埋葬之列。许多主持正义的领导的保护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才能把这项以藏族文字为基础的工作进行下去。
按当时的时尚，他在书的天顶上恭恭敬敬地抄上一段段毛主席语录。
又每天到集中进行三忠于四无限的地方去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老五篇。这个地方通用的只能是写成这些东西的母语：汉语。尼玛这时只在口头上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从此开始，他有了机会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他的红宝书上几乎每一个字都用藏文字母注了音，这样开始了学习汉语。
许多背诵过语录的人，时过境迁又忘了个一干二净。可他却又掌握了一门语言终生受用不尽。
拉卜楞寺的贡唐仓活佛，“文革”中坐牢，和兰州大学的一名教授同一个牢房。几年时间跟着教授通过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而掌握了英语。
由此可见，即或身处逆境，有追求的人总会在别人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地方得到一生受用不尽的东西。
就是这样，还逃不过有些人“左”得可怕的眼光。
那是他刚到手一本藏医书的时候。他研究这本书没有及时收拾，叫人看见了。看见的人其实没有文化，不知道书上写的是什么东西。却在书上看到一个人像。
那其实只是一幅作者的画像。
不懂得藏族绘画技法的人，总以为用那种绘画方式画出来的像都是佛像、菩萨像。只因为经常见到的佛或菩萨是用同样的技法绘制而成的。
当时正在抓所谓地下寺院活动。尼玛研究医书也立即被指鹿为马，成了从事地下寺院活动的证据。他立即被关了起来。上纲上线，进一步就成了他妄图复辟变天。上纲上到那样严重的程度，许多人都不相信尼玛会有这样反动的思想。
人们啊，毕竟总是有良知的人更多，只是容易为权势和利欲支配左右罢了。
情况迅速上报到县上。县上专门找了几个内行的人来鉴定那本书，到底是不是医书，那像是不是个庙里经常被膜拜的对象。
结果当然是尼玛在蒙冤受屈。但再纯粹的医书中也有那个时代的作者一些迷信的说法。所以放他之前还是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但他终于从这场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的大革命中挺过来。
“娑罗宝树喻王朝，
事业增上如繁梢。
浓密绿叶比荣威，
满结善果喜春到。”
第五世达赖这首诗是他写作历史著作时的吟咏，用到这里却是恰如其分。
尼玛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他在传统文化和那时极“左”思潮之间一次次寻找那微妙的结合部。那个结合部是那样的脆弱，而且狭窄，使他一次次跌倒。跌倒在地的人，在当年那种斗争方式中，除了感到痛苦，更会感到人格所受的损毁与侮辱。许多倔强的人奋力相拼，就为了残剩无几的一点自尊因而坠落到更黑暗的深渊，不能生还。也有更多人，把肆虐无忌的强力当作命运接受下来。尼玛的道路就巧妙地迂回在这两者之间。他的沉默，他的忍辱负重，他的在传统文化的险滩上戏水，都是为了一个光辉的理想，为了一个能造福于今世，也能造福于未来的事业。
他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绝对合格的党员。他有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执着，他怀揣着关于人类未来美好幸福的叫做共产主义的图画。
他的同学，阿坝格尔底寺的喇嘛群培主动给他来信，说：“别人是僧人就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不是僧人。我看你却两者都像！”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不再是从完美自我，潜心向善，以自度而度人的宗教徒了。虽然真正的宗教徒和共产党人可以在个人品格上一样完美。
那种襟怀确是无可比拟的！
这些年，把对宗教本体研究中一些正确适当评价贸然移植，把一种内部研究的成果武断运用于社会总体作用的评价，从而过分渲染宗教的作用，哄抬宗教地位的作法即使出自于非常良好的愿望，也会矫枉过正，就像想强制性消灭宗教一样，是一种盲目的与短视的行为。
世界是一个永远变化的世界。我们的认知水平不会允许我们断言谁拥有一种绝对的真理。无论它是一个政党的信仰，还是哪一种宗教的哲学。
世界只属于勤奋的人和他们的头脑。
只有创造才有拥有。
世界因此是属于创造者的。创造者业绩的光芒投射到每一个眼中，你说它是一盏明灯，还是一个星宿。
尼玛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即使在最黯淡的日子也放射着光芒。也许正因为岁月的黯淡，那光芒看上去比它夺身还要明亮！
最后，让我们摘录一则《四川日报》记者刘传建、黄远流写于八十年代后期通讯中的话作为本章的结束：
端详老人，尽管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一条腿也在“文革”中留下了残疾，但双眼仍炯炯有神。老人少言寡语，更不愿谈自己，我们追问再三，尼玛终于开口了。谈的都是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汉族干部。“‘文革’中，我差点进了监狱，心里也想不可一看我们公社书记老辜，老远来到我们草原，兢兢业业为藏族牧民谋福利，却也被人弄去批斗毒打。斗完他却啥事也没有，又骑着马深入牧区访贫问苦，宣传畜种改良。从那以后，我学习老辜，终于在1971年入了党。我入党后不久，老辜就调走了。可我常想，我不好好干工作，对不起我的藏族同胞，对不起老辜呵！”
第九节 草原上的孔夫子
这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岭多吉在罗让尼玛逝世一周年时用朴素语言写下的缅怀诗句。
1992年盛夏，我前去采访，他又深情地吟诵起这首诗。诗比较长，篇首引用的只是一个段落。吟咏完毕，他仰首在椅上’椅背后面是宽大明亮的窗户。成都平原特有的淡淡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熠熠闪光。
向我讲述他和尼玛相交相知的老人陷人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话题是民族教育。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谈起这件事情时的真挚与深情令我感动。
从这本书策划时，所接触到的有关人员，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
大家都称他是一个“民族教育家”，与这个称谓近似的一个譬喻就是“草原上的孔夫子”。
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条医者的道路迷上了一条教育之路的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肉体的拯救者变成用智慧之光照亮和开启众多蒙昧心灵的呢？让我们回到1960年，他创业发轫的最初时光。
1.帐篷里的摇篮
红星兽防站建立初期，除尼玛及早退的首任站长，吸收到站上工作的几名人员都没有文化。虽然要从事的是全乡范围内畜病治疗与预防这一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职工却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
这个时候的尼玛脱离寺院不久，刚刚参加革命工作，还没有机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这时，在他品格中更多的是一个宗教徒与人为善的态度，宗教能给人一个宽广的胸怀。他还更具有深厚的文化知识。
他要帮助同事们掌握技术和理论。没有文化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尼玛迈出了教育之路上的最初步伐。
连他自己也无法预计这最初一步的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找不到一个具体日期来说明这伟大的一步是如何开始的。
但只要记住是1960年，是大凡中国人都会有很多回忆和联想的年份就够了。只要记住这一步是和探索建立藏兽医体系这一步就够了。
在随着畜群迁徙的帐篷中，在研究治疗牲畜病害的闲暇中，尼玛开始给同事们上课。补习文化，讲授医学原理，药物特性。
几个没有文化，没有医学知识的同事成了他最早的学生。学习之余工作中，他们又是他的助手。帮助采集加工药物，帮他跟踪观察牲畜的症候。
这很符合那个时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即在实践中学习的时代风尚。但却不是为迎合时尚而升起了风帆。只是帆升起来，就有一股风吹在帆上，助它去到要去的地方。它是一所学校。因为有一名德才兼备的教师，有潜心向学、勤奋努力的学生。它还不是一个学校，因为从惯例来讲，它连一分钱办学经费都不花，没有校舍，没有固定教材，也没有来自政府机构的认可与命名。
学校也没有固定的授课时间。
建校初期，都是白天工作，晚上教学。学生们休息了，尼玛还要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现任红星兽防站站长达娃告诉我，尼玛老师的精力那样旺盛用生理学是解释不了的。那时晚上一上课就是三个钟头，往往到11点多。白天跟着老师出诊采药，已经很累了。年轻人也困倦得不行。年轻的达娃居然想出了一个蒙混过关的办法。那时用煤油点灯，帐篷内光线很暗，他就用两手捧着腮帮打瞌睡，姿势却是十分端正。许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每次表扬都使他惭愧，下决心再不打瞌睡了。可自己也控制不了。后来，尼玛发现了真相，学生们哄堂大笑。尼玛老师也跟着大家一起大笑。笑完把他严肃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尼玛老师动情了，说：“我也不想对你们这样，像头凶恶的老虎。可是，你们看看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故乡需要什么！我是要把你们造就成草原上最需要的人啊！”
达娃从此不再打瞌睡了。
学生们睡了，他又在油灯下备课，早上不到六点，又把学生们叫起来，再上一两个小时课，匆匆吃点东西，又是一天忙碌的工作时间了。
治羊痢疾的时候，一个学生老不开窍，他弄一滩羊粪叫学生观察，学生趴在地上仔细地看啊看啊，后来头一歪，脸搁在羊粪上就睡着了。
学生们知道他超常的付出，却不知道他千辛万苦办学所招致的压力和承担的风险。
一个个从无对策的畜病克服了。
在这最初的帐篷摇篮里，从纯技术的角度讲，老师会的，学生也都会。这所没有名字的学校的名字也随着尼玛的名字在牧民中间越传越响。
这所学校成了对知识价值和人才价值的一种无声而有力的宣传。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牧民们亲切地给了它一个命名“医生学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