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理传统藏医学理论，来创造一门独立的藏兽医体系的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
会上，他还承担了收集整理古典藏医著作的科研任务。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还记得他初次视察这所“五七”学校的情形。那时是冬天，那天下雪，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全校师生还在坚持学习。
教室就是1965年建成的那些简陋房子。这时已经十分破败了。这位后来和尼玛结下深情厚谊的革命老人那时调到阿坝州主管全面工作。他说：“上课的地方根本就不能叫房子，又低又小不说，就是周围围搭些土坯当墙，顶上铺一层树枝和泥巴，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雪。可几十个学生就静静地坐在地上听尼玛讲课。”下了课，又看见尼玛刻印教材，十分辛苦，回到州里，他亲自过问，到西藏购回一台藏文打字机，送给这所学校。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1975年，若尔盖县革命委员会将“红星公社‘五七’学校”改为“若尔盖县‘五七’学校”。
确定学校从公社兽防站独立出来，由县文教局、县农牧局共管，面向全县开展多种内容的文化技术培训活动。
尼玛仍然一身而三任：兽防站站长，校长，教师。
县上还派来几名专职教师。学校就一共有了连尼玛本人在内的五名教师。
县上同时拨款五万元重修了公社兽防站，兽防站原先的房子给技校，解决了教学和生活用房。
从此，尼玛所创立的、后来被称为“尼玛教学模式”的教育体系，开始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学校固定招收了3～4个班。学生常年保持在150人上下。属于由社队公社派出的学生还能在记工分之外享受一定量的生活补助金。
现在问题是，当有了相对良好的条件，相对固定的班级制度和成套教材这样一些正规教育的条件后，使这所学校保持着高度灵活性的那些特点会不会因此消失，换句话说，它对畜牧业建设所起的能及时输送实用型短线人才的优点会不会因此而丧失呢？
当初这种灵活性是以教师付出巨大的劳动而获得的。
学生有文盲，也有中学生。有十多岁的，也有五十多岁的。
这所学校并不仅仅因为传授实用技术就有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教师因人、因材施教保证各种人均学有所得，这才构成了它的鲜明特征。
学校升级为县属学校后，班级设置、学制长短等逐渐走向制度化。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学生跳级、换班、留级、开学、退学方面继续保持有别于正规学校的灵活性。保证了前来投学的学生随时可就读。
采访时，藏文中学校长牡丹说他就是这一时期到红星投到尼玛先生门下的。
他回忆说，他到“五七”学校时，已汉文初中毕业。年龄也刚十四岁。而同学中有一位名叫角列的，已有五十二岁，而且可说是一位文盲。还有一些学生则来自语言有差异的西藏、康巴和嘉绒地区。更有新疆、内蒙等地语言完全不同的学员。要保证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个人都学有所得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过去，汉族的伟大教育家孔子“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三千，是说他突破了门第观念，但他那私塾的门槛也不是任随一个想进去的人都可以迈过的。
时代变了，同样也以弘扬文化为自己伟大抱负的尼玛创办的学校却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尝试也突破了人们关于教育的规范与定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上，许多自发于民间生动而又活泼的东西一旦受到官方嘉许，一旦登堂人室就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它也许还存在在那里，但成了人们不敢也不乐于问津的东西了。
历史的创造者往往以这种方式被历史轻易地嘲弄了。
而号召人们警醒者被视为叛逆。
百事缠身的尼玛可能从来没有过足够的闲暇从容地进行这种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思考。
但他的目光始终不移地注视着草原上的牛羊和广大的人民。这片草原被蒙昧迷雾笼罩的年代是那样久远，以至于对文化的任何一点渴望都应该视为使草原恢复春光的一星花朵。所以，他要百倍地付出。
在尼玛的教学生涯中，其实从来没有有过上课与下课的分别。上课时的文化技术传授主要是面对中等程度的学生。剩下的是听不懂课的学生，和文化较高有更多需求的学生。下了课，自己起居那间陋室的火塘边，又成了第二课堂，两类学生都在那里接受他的指点。同时，求医问药的人不断前来。
他是卓越的兽医，在人的治疗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治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顿吃饭的时间，就要停下来看好几次病，学生们不忍他这样辛苦，就对病人说尼玛不在，累了，到你们找不到的地方休养去了。
病人却说：“不要骗我们了，阿古尼玛这样的神医怎么会生病呢？”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表达了学生们的看法，或者说是希望呢。他们的阿古尼玛像不坏的金刚之身，精力充沛，健康无恙。
学生们骗人时候不多，因为总要被老师正言厉色地批评。但到来求诊的病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病，病人又不认识他时，尼玛也会开开玩笑，不等学生开口，他自己就对病人说：“人家说尼玛不在，病了，到远处休养去了。”
病人们都有些固执，说这是阿古尼玛的房子，我就在这里等他回来。
尼玛说：“我可不可以在你等他的时候给你看看病，看看我的医术如何。”
见他要去把脉，病人赶紧把手深藏进宽大的袖子里。病人认为自己病很重，只有尼玛这样的医生才能治好。
尼玛大笑起来：“我就是尼玛，可我不是神仙。”
学生们一一都先在老师之前诊断，最后才是他来作结论和讲解。又看了病，又讲了课，只可惜一锅饭食早已凉了几次。有时，是哪个牧场有了病畜，一来人报信，立即就丢下饭碗动身上路。
这样，慢慢就生出了胃病。
4.在耕耘中收获
在文字的叙述过程中，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把尼玛先生在实践中本来融为一体的各种功绩作分开的表述。这是我们不得不借重但又深受束缚的文字所造成的限制，文字处理的过程也是生活中原生状态的信息大量损耗的过程。回顾正在成为分析与故事。
这是我们忍受的文化本身的窘迫。
到今天回首，每一个时期附着在尼玛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上的虚妄不实的诬陷之词和随着文革的节节发展而附着的政治上的时髦色彩都变成了过眼烟云，跌入尘埃。
剩下的恰恰是一条由无数事实本身构成的鲜明的生命轨迹。
20世纪70年代，有了一个相对平顺的环境，一切发展都变得顺利了。
1970年，他被邀请参加在兰州举行的全国兽医工作会议。专题演讲受到了好评。
1974年在昆明的藏兽医学术会议上，被指定作X长达8个小时的专题报告。经农业部肯定为成功经验，向全国牧区推广。并承担了相应的科研任务。
1972年，关于运用藏医藏药的经验在全国农牧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发表，得到好评。
所有这些成功和荣誉并没有使他像许多有了成功和荣誉的人那样，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阶梯，一块敲门砖，用以追逐地位和权利。他又回到热当坝草原这一偏僻的角落默默地开始又一轮的工作。
更开放的眼光与更髙涨的热情永远是他最宝贵的收获。
这时，他因为有了早期跟随他工作学习而成绩优秀的一批弟子分担他一些日常的教学和医疗业务，他有时间得以总结经验，进行专业著述了。
而他的著述永远是实践的结果。
第一次实践的总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髙原中草药治疗手册》。在尼玛的业务材料中写明是与人合著。手册的前言中说这是和西南民族学院教改工作队合作的结果。那是一个不重视个人的作用的年代。连提到他艰苦创业的业绩时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是说：“1960年，五个贫下中牧建起了第一个土制药厂。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不到半年时间，就生产出80多种成品药，对防治牲畜疾病，起到巨大的作用。”
前言中也透露出了尼玛在这本工具书编撰中所起的作用：“1970年派出样本采集组，配合西南民院教改工作队……攀悬崖、上雪线、下海底、过泥潭，共收集了700佘种中草药……反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整理出植、动、矿药物443种，编写成这本人畜共用的治疗于册。”
明眼一看，尼玛在其中的贡献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他和他的弟子人们岂止提供了标本，每一种药物的性味特征，炮制方法，临症应用都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种药叫做“石洛嘎尔波。”
医书上记载是长在低山的乱石丛中，书上也没有这种药物的图样。尼玛带着学生们凭着对药物的一些基本认识上山寻找。尼玛一星期就穿破一双解放鞋。
这种药应用中却总是达不到书上所说的疗效。大家认为只能这样了。
尼玛却一直不能忘怀，反复试验，反复揣摩，在各种医书中查找。
开始找这种药是在1960年，直到1976年，终于在一部对《四部医典》进行注疏的著作中发现采回的药不是“石济嘎尔波”，而是药性与生长条件均极其相似的“石洛丕扎”，这两种药枝叶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根部有细微差别。再一个区别就是前一种极其普遍，第二种药却数量很少。过去即使采取到，也和前一种药混合炮制使用了。
一种药的认识用了十六年时间！
这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例。
从1960年到1977年，尼玛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共采集了1200多种药物，共40多万斤，加工成膏、丸、酊、散、注射等多种剂型，除了满足本地用药，还拨出两万多斤成品药支援外地的兽防工作。
1978年，他在平常授课的教材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整理，编写了《藏兽医验方选》一书。作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受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奖励。
同年，出席了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这次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大会。为在十年浩劫中被打人十八层地狱，受到蔑视和践踏的科学恢复了名誉和尊严。尼玛参加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象征科学命运一个巨大转折的大会感到了骄傲和光荣。
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北海公园中的土山去瞻仰那藏味浓重的白塔。
从东方瞩望以雪山为栅的髙原故土，满目苍茫，白云在视线中载浮载沉。他知道，这中间也曾有一条线隐约穿到北京。那是一条宗教文化之路。从拉萨，出青海或四川，到山西五台山，到承德的皇家的外八庙，到北京雍和宫，把髙原上的黑头藏民的脉息搭到了一个巨大有力的搏动的心脏上面。
现在，藏族人在新的中国又应该铺展怎样的一条文化之路呢？他在此时体会到了肩头的历史重负。在现代，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只有一条最根本的道路：教育！
只有教育，才是一个蒙昧许久终于开始觉醒的民族走向成功的唯一的药方。就在那座肃穆的白塔下面，游人如织，他却望着家乡的方向陷人了沉思。
国家领导人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音犹在耳。而在草原，如果不先解决教育的问题，那就永远没有科学！
如果说，早期，他走上义务教育的道路是为了推动工作更好进展的话，现在，关于教育，关于民族教育，他已经有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在萌芽了。
第十节 生命之光
1976年，中国在她红色政权成立的金秋十月又一次迎来了解放。
回首那些日子，最初的欢庆也是由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式并无太大区别的方式进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些最初由集会、游行和旗帜构成的热流下面，身处于偏僻草原上的人们保持着一种内心的冷静。
而敏感的人已经在思索这一个变化所包含的信息。
是一场新的变革，或者仅仅是又一场运动的开始。
尼玛肯定是这敏感者中的一员。
他感到欣慰，报纸、电台的文章中有了越来越多关于经济文化建设的提法。在公社放映的电影中，也多了那种宣传。但经济上一些髙得令人瞠目结舌，多少年建成多少大寨、多少大庆的口号，叫人想起文革前“赶英赶美”的那种狂热。
希望，希望中交织着焦灼的情感。
尼玛这个走出寺院庄严红墙而投身社会进行服务与奉献的知识分子的焦灼，其实是急于对社会作出更大的奉献。十多年的社会生活的阅历和锻炼，给了他一双识别政治风向的眼睛。应该说，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中国人都有一双在这方面能捕捉最细微信号的眼睛，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种明哲保身的条件。一部分人则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尼玛这样，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则是为了一个宏大的抱负。
政治，左右着中国人。
中国人，依赖着政治。
这是一幅独特的人文风景。
尼玛也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变得如此敏感了。
最初的欢庆变成了焦灼的期待。尼玛坚信，那平地一声春雷就要从遥远的北京震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真正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整个社会显现了空前的活力与激情。多年以来，尼玛性格中被抑制的一面显露出来了。
1.舞台上的人生
尼玛在新时期开始的阶段，竟然不是从他专擅的医学和教育，而是从艺术迈开了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步伐。
这是因为他个人素质中一直抑制的一面，在这春天里猛烈而自然地喷发，还是应和了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在思想解放中先声夺人，筚路蓝缕的潮流，我们已不能在先生身后妄加推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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