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阿坝州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成立的第一个民间业余藏戏团。
这一时期,在内地文艺的潮流共同倾向于一个主题:控诉“左”的危害与摧残。而尼玛却举起了恢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有地位的旗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既表示出一种勇气,更体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独到的眼光。
排演的第一个剧目,即是藏戏中的传统的剧目,取材于英雄史诗《格萨尔》的《霍岭大战》。
传说中,唐东杰布创立藏戏是基于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为了在藏地的众多河流上架设桥梁而摹集资金。
发展到后来,产生了白面具派和蓝面具派。到后来,拉卜楞寺贡唐三世又创立了安多藏戏。若尔盖业余藏戏团就承袭了这一门派的传统。传统的藏戏剧本中,在过去年代里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法国的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才藏戏是这样论述的:
“戏剧本身完全是消遣娱乐性的,虽然其主题是宗教性和感化性的。……在舞台中央要祭戏神,这一尊神是一位白须觀然的老翁,即圣者唐东杰布。”
……在西藏,戏剧作品一般被称为“身世”或“传记”。正如在史诗中一般。
但真正的史诗,人民自己塑造出的英雄《格萨尔》在旧的藏族社会里是受到封建势力百般排斥的。在西藏的雪顿节的藏戏会演中,一般都限定表演“八大藏戏”,凡是表现新题材和格萨尔故事的剧目都在禁止之列。
尼玛在1978年开始排演这部剧目,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情形颇像是在施放一只探空气球。这其中也蕴含着双向挑战的意味。对于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点是一种挑战。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反动的封建势力所灌注的僵死的敌视人民创造的思想也是一个挑战。
季节,仍然以从容不迫的步伐更迭。
草绿花红的季节,经过尼玛亲手改编的藏戏《霍岭大战》就在草原上正式演出了。首场演出变成了一个节日盛典。和自己本民族的艺术决绝已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来自红星全境,来自若尔盖的其他地方,来自邻近的甘肃和青海。群众来了,领导也来了。看到这一节日似的胜景,尼玛把欣喜藏在心底,作着演出前的调度。
其实,这时演出就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围起的圈圈就是舞台。
演员就是尼玛本人。所有眼光都投注到他的身上。他依然是那副模样,一头多少有些纠结夹缠的黑发,一件半旧的中山装,外面一件藏袍。只是这一天,他衬衫的立领白得耀眼,熟悉的人看见他这样神采焕发,有点不相信这个指挥若定,笑意灿烂的人就是拯救了大批牛马的阿古尼玛。就是善为人师的阿古尼玛。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老师,如今又成了一个从容镇定的导演。
他的双眼从未像今天这样明亮,闪烁着灼灼的动人光华。
也是这一天,个别还未从“左”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的干部,起初还接受了邀请,要去看看演出,但一看到如此盛大的自发性的庆典场面,就害怕了。就立即想起在历次藏区的政治运动中那些非常活跃,杀伤力很强的政治语汇,赶紧吩咐司机跟他回县上去。车子顺公路驶出一段,估计到了不会被裹挟的安全距离,他才说:“危险啊,危险!”
一辆小车载着一个领导扬长而去。尼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这时他心中的欢乐足以压倒那一点不快。再说,更多的领导都坐到了贵宾席上,享受着阳光和奶茶。
演出开始了。
学生们从学习史诗开始,到今天,终于变成了史诗中的一个人物,在舞台上演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中最辉煌的段落。尼玛退在了幕后,在作为换衣间的帐篷中,把脸埋在那些新置的戏服中间,他听见螺筒长长几声低回的引领下,唢呐、竹笛、鼓、钹渐次加入,声声人耳,泪水就流下来了。泪水有时是多么好的一种东西啊,冲走了心中那些长久的郁积,擦干眼泪,他抬起头,只看见高亢的唱腔越拔越高,超过轻盈的流云。这才坐在了他编导的位置上,指挥调度起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天。
周围地区都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尼玛又把他的业余藏戏团拉了出去,在县内各地和邻省的一些地方义务巡回演出。
与此同时,他也在等待,他更在期待。
如果说,过去他的大众教育之路是从一种实际需要出发,在没有前景预测方向那样的情形下开始发展的话,他恐怕还没有更多的期望。“文革”中,他的教育之路和“五七”指示中一些精神不谋而合获得了未曾预料的发展。但现在,“文革”这场运动正被否定,那么,他的教育上的明确抱负还有实施的可能吗?
很长时间,已有的教育规模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生存呢?
他在等待中继续日常工作,并排演藏戏,他知道任何事业的发展都必须等待来自政治上的信号。尼玛先生不是在消极中等待的人。
新近出版《阿坝州文化艺术志》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阿坝州藏戏”名录共收人22部。其中传统戏两部,即《松赞干布》和《智米更登》。其余20部中改编戏占15部。15部中的11部都是由尼玛和他的弟子们改编,并上演。
11部改编戏为:《霍岭大战》《朗莎姑娘》《青颈鸟的故事》《吐米桑布扎》《达岭之战》《魔岭之战》《阿达拉姆》《诺桑王子》《尼泊尔公主》《赛马称王》《旦遮国王》。
其中几部是和弟子牡丹、格德甲、甲木科、云丹等共同编写。
1992年冬天,现任阿坝州藏文中学校长的牡丹长途奔波到马尔康,专程来文化部门要求承担建州40周年时的一台藏戏表演任务。
我问他奔波的结果。说话总是显得有分寸的他却对我回顾尼玛老师带着他们创作藏戏的情景。
他说阿古尼玛从来不以老师自居。创作中,总是经常和弟子们一起反复讨论斟酌,学生们哪怕对台词提出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他都加以鼓励并虚心采纳。
“这其实就是老师的一种教学方法,他的教育不是只局限在课堂那几十分钟里的。”
通过排演藏戏,不仅活跃了学校的文艺生活,关键是提髙了师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加宽加深了文艺知识,在师生中激起了经久不衰的创作热情,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我当然也就明白了牡丹的用心,明白藏戏在他们那里,是课堂之外的又一个课堂。
我们更提到了尼玛所创作的两部新剧目。
一部是写藏医圣的《宇妥·元丹贡布》。
一部戏是现代题材的《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内容是关于教育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以后的叙述中来展开。
2.机遇与挑战
1980年,从北京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尼玛先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消息。这篇文章就叫做《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吗?》。
《人民日报》送到红星已是一周以后了。内容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过多遍了。但多年以来,中国人都养成一种更为信赖白纸黑字的思维定式,所以,他也一直在哪里等待消息。
报纸来了,尼玛反复研究,从中找到了鼓舞人心的段落:
“解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或是按照这些少数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办事;或是机械地照抄汉族地区的政策,任务和方法。在这些方面,我们工作的成败就取决于我们釆用哪一种方法。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其原因,大多都与我们的工作方法有关系。”
来自北京的声音,的确证实了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正从一场广泛深人的讨论变成一个个实际的行动。
共产党如此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使尼玛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而他更感到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去实践他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积累并在心中日益酝酿的有关民族教育的规划了。
若尔盖地区从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时间,教育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混杂着许多陈腐东西,封闭、僵死、脱离实际的寺院教育一变而为面向大众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的、内容也更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所替代。
自若尔盖县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求吉小学创立。1959年,热当坝乡建立第一所小学,叫康萨小学。1964年,康萨小学首届毕业十几名学生。当时,我们不说全部藏区,至少在阿坝州,在若尔盖县推行于牧区的现代教育其实是不完备的,只是整个大教育概念中的普通基础教育一种内容。教学用语是当地人民中不通用流行的汉语,教材内容、课程设置到学制、招生与升学方式都照搬汉区的一套现成作法。到1963年,若尔盖全县已建立小学32所,在校学生为1885人。平均每所学校为六十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五七”指示大力贯彻的时期,学校教育更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照搬内地教育模式而对本地本民族实际情况缺乏考虑的教育方式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首先一个问题是语言障碍,本地人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从浅层次上说,学生进人学校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绝大多数学生不可能与学习语言的同时同步掌握课程内容。从深层次上讲,即使学生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决定他感受与思维的仍然是他更熟悉更应用裕如的本民族的母语一藏语言。这样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学生很少能按要求顺利升学毕业。很多学生存在的意义就仅仅只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一个纯粹的符号。极少数能升学的人成才后又远离了自己那片急需知识文化的乡土。
这一切都像过去寺院教育一样,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和它一定程度上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它却显得过于自如自在,而不能有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互相依存、水乳交融那种感觉。
一个庞大的存在,却给人与己无关,大而无当的感觉。
只有尼玛,却从一个社会普通成员的地位上,用他那双永远在疑问,永远在探究的双眼打量着这个庞大的机器。回顾他自己的办学经历,他的想法愈益明白。他要吸收寺院教学和现有的正规的普通教育的长处,并克服它们的缺陷与弱点,走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民族教育之路。
现在,这个机会正在他眼前出现。
一是有了一个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是国家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正在新形势下出现危机。
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后,一部分学生离开事倍功半的学校,进人了寺庙,目的是在那里可以学习他们更容易掌握和领会的藏文化,这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振兴的道路,但这种现象足以警醒我们:什么是人民需要而且可以接受的教育。这不是汉区样式生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它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无论如何总是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一个民族前进不应是以牺牲其有价值有光彩的文化属性作为代价。
更为实际的是大量学生退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是由于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对教育的失望。教育造就了一些农牧民子弟,使他们成为干部,成为其他人才,但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人回到乡土,并将学到的难以应用的知识渐渐遗忘。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克服这种教育方式的弱点,若尔盖县也在各学校开始设置藏语课程,但始终是在一种陪衬的位置,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尼玛的想法在逐渐成熟。
以他因工作需要自发创办那个没有名目又学文化又学技术的班开始,到县“五七”学校,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这其中已经有了把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普通教育融汇于一体的基本因素。
从1960年到1980年,共培养了45077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回乡成为了藏兽医、会计、藏文民办教师、藏医和基层干部。在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初级人才其实正是一个落后民族在一个新时期中力求发展时最为需要的。这部分学生既来自红星和若尔盖县,也来自州内各地和相距遥远的甘肃、青海、云南、西藏、内蒙、新疆等省区。他的办学方式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越来越受到那些努力探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新路的各级领导的重视。从红星到若尔盖,从马尔康到北京’我们可以开出一长列名单。凡已奉献的,都有一道永远的无字碑,耸立在了草原人民的心间。尼玛这时考虑的是,能不能再进展一步,加重这三教合一雏形中的普通教育成分呢?
当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随着草原上乃至整个藏区正确的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格尔底寺和其他一些寺庙陆续开放,过去的僧人们一批批回到寺院,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进行自身的修持。
他是寺院的精通大小五明的高僧。从寺院走到社会二十多年,他没有家室,也没有积聚财产,他只是孜孜以求地获取知识,传播知识。
年老的母亲总以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自己那众口称赞的儿子。她也要儿子回到寺院去。宗教和儿子,是这个倔强善良的妇女的终生寄托。她说自己就要死了。唯一担心的是儿子,进寺院修行灵魂就不会坠人地狱。
尼玛笑笑。
他想,也许会下地狱,如果是这片草原,这片草原上的同胞要获得利益,而以他下地狱作为代价的话,他是义无反顾的。
母亲去世后,他真诚地祈祷过,让母亲的灵魂升人天空。
他的思想,也在经历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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