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慈禧的圈套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六，云南马嘉理被杀案已经轰动朝廷，忽然间朝上传言纷纷，俱云朝廷欲派使出洋，朝中诸臣，都拿奇怪的眼神看着湖南人郭嵩焘。郭嵩焘大骇，急忙找来一位相士，替自己占卜，推算出来的结果是：

    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

    见此结果，郭嵩焘惊心不已，情知此事出洋之事，必将落到自己的头上，而且结果会是相当的不利。于是郭嵩焘开始考虑辞职。

    郭嵩焘辞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他是湖南人氏，与曾国藩是知交好友，和李鸿章是同一期进士及第。他是那种智商极高，但情商与智商有一个明显落差的类型。因其能力出众，早在咸丰朝就深受朝廷重视，咸丰皇帝赐他南书房行走，多次召他面谈，有意将他栽培成北方的曾国藩。但是他不善于与人相处，很快就和当时的老僧王关系弄僵，终于在英法联军强攻北京之前，挂印而走。

    此后郭嵩焘力主洋务，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极力想把他揽于幕下，但朝中的慈禧眼明手快，将他抢走，先委重任于广州，继而回到朝中，又成为朝官中最为刺眼的异类。

    郭嵩焘的命运，极为诡异奇怪，从咸丰皇帝开始，到现在的慈禧太后，恭亲王，都视他为能臣，但不管什么事落在他的手上，准保会因为说不清楚的原因，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此番情知朝廷又有意派自己出洋，郭嵩焘心里明镜也似，这洋不出则已，出则势将沦为天下笑柄。盖因朝廷愚民为乐，久而久之，养成了民众善忘而无知的愚恶。此时的中国人，竟然把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主观愚妄的，将西洋想象成蛮夷之地，并视出洋之人为汉奸。任谁摊上出洋这差事，必然是身败名裂，百死莫赎。

    事实上，郭嵩焘并非是清帝国公开派出的第一位官员，在此之前，总税务司赫德，就向恭亲王提出建议，建议选派优秀官员出洋考察，见一见世面，换一换脑筋。恭亲王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岂料帝国的愚民之术，恶化了官场上的规则，人人都知道出洋考察是必须之事，但无论谁摊上此事，都将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汉奸事小，死后尚不容于祖宗于九泉之下。

    当时，恭亲王极力号招大家主动报名，但不见效果。最终恭亲王干脆指派了赫德海关衙门的秘书斌椿，如不出洋立斩，出洋的话，回来后官升三级。

    就这样，斌椿被迫踏上了出洋之路，由两个美国人带着他走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斌椿则是一路行来一路哭，洋人中女人不缠小脚，男人不留辨子，没有皇帝，不需要磕头，这些都让斌椿大不适应，他走到哪里吵到哪里，一再打报告要求归国，他宁肯让自己跪着死在皇帝的脚下，也无法接受站起来的命运。

    由斌椿而后，出洋更出畏途。朝臣们死宅在家里，闭两只眼睛胡说天朝无所不有。同时齐心协力的将试图出洋的人斥为汉奸，如同一笼蟹子，你拉着我，我扯着你，宁可作死一团，也绝不睁开眼睛看世界。

    郭嵩焘是知道出洋必要性的人，但想到舆论纷纷，想到自己的家人，还是由不得心寒胆裂。中国这个地方太诡异，太奇怪，国人会凭空臆造出莫名其妙的罪名和理由，死死的把自己拖在古老的时代。所以郭嵩焘占卜大凶之后，就考虑再次辞职，以逃过这可怕的出洋风险。

    据郭氏的本人日记记载，他在三月初四，写好了辞呈，并派了一个家人把辞职信送到恭亲王处。可是信使骑马行至半途，突然遇到一匹骆驼，座马受惊，将信使掀翻在地，跌成重伤，送信这事就只好换人了。

    第二个信使出门之后，快天黑时返回来。郭嵩焘问他信送到了没有，回答说没有。郭嵩焘诧异的问为何不把信送到。信使却说：他刚刚走到恭亲王府门前，却有人传话让他立即回来，他就没有送信，而是返回来了。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儿，郭嵩焘根本没有派人把信使叫回来，但信使一口咬定就是这样。这让郭嵩焘心里犯起了悲凉，这个出洋的差使，已经是命中注定，无可逃避了。

    但郭嵩焘已经打定了主意，好死不死，反正这次出洋的事儿，坚决不去。辞职，铁下心来辞职！

    七月十九日，获知郭嵩焘坚决辞职，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于养心殿东暧阁，亲切招见了郭嵩焘。东西太后与郭嵩焘的对话，详细的记载在郭嵩焘的日记中，大概过程如下：

    西太后：李鸿章烟台三次来信，见否？

    郭嵩焘：皆已见得。

    西太后：此事怎么样？

    郭嵩焘：李鸿章信言，威妥玛议有章程，数日即可定局，想此数日必有信。

    ……接下来慈禧详问郭嵩焘对威妥玛、梅辉立等人的印象，话题犹如城墙上跑马，越跑越远，远到了郭嵩焘头晕目眩之际，话题却又忽悠一下子扯了回来。

    西太后：汝在南书房几年？

    郭嵩焘：只一年余。

    西太后：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

    然后西太后询问郭嵩焘的病情：现在服药否？

    郭嵩焘：正在服药。

    西太后：然则尚须调养？

    郭嵩焘：正在调养。

    西太后：如此你便一两日至总理衙门，于调养亦不相碍，却是得常去。

    中间东太后慈安插话：这艰苦须是你任。

    郭嵩焘日记记载说：往常，召见大臣的时候，虽然总是东太后慈安，与西太后慈禧同时出场，但说话的照例是慈禧，慈安只是在一边玩自己的小手帕。但是这一次，东太安慈安破天荒的开口了，对他说了有五、六句之多，每一句都是“这艰苦须得你任”之类的话。

    太后懿旨，这艰苦须得你任。

    事到这一步，郭嵩焘再说辞职的事儿，未免太过于不识抬举，不顾大体。他只能认了命，开始认真的考虑，这一趟出洋的助手人选。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如夫人梁氏，这一次出洋，怕只怕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死在外边，怎么也得有个人扶灵而归吧？

    第二个人，他想到的是刘锡鸿。

    这刘锡鸿，是个什么样的人？

    （2）职场替罪羊法则

    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人氏，少年时参加过抗英战争，但由于性格过于耿直，与官场上的恶俗习风格格不入，始终受到排挤。郭嵩焘赴广州，署理广东巡抚时，发现此人颇有才干，于是有意提拨，交给刘锡鸿几件事情做，然后亲写奏章向朝廷举荐。

    与李鸿章不同，经郭嵩焘之手向朝廷举荐的人才，不多。这是因为李鸿章洞察世道人心，不管多么奸恶之人，也伤害不到他，只要你有点小本事，李鸿章就能够替你找到合适的位置。而郭嵩焘的情商不如李鸿章高，驾驭部属的能力不足，和刘锡鸿一样属于官场异类。不管是上司还是部属，都极难与之相处，所以郭嵩焘也找不到个正常人的来推荐。但这个刘锡鸿，他却是极为欣赏。

    经郭嵩焘大力推荐，刘锡鸿的悲摧人生终于走出低谷，被调到北京城，任职于刑部员外郎。虽然做了京官，但他仍然是那个怪戾的脾气，在北京城中孤家寡人，找不到个朋友，这一点倒是和郭嵩焘一样，于是两人同病相怜，成为密友。

    就在两宫太后亲召郭嵩焘的前一个月，郭嵩焘来找刘锡鸿，商量如何能够顺利的辞职，逃脱这出洋的霉摧差事。饮酒中，刘锡鸿脸色难看，说了句：忧时者无其人。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表露对郭嵩焘的不满，指责他临危而避，不把国家的安危和需求放在首位。但两人都是情商不高的官员，一个不会说话，一个不会倾听，这句话到了郭嵩焘的耳朵里，竟然没有听出讥讽之意，反而大发了一番感慨。

    据郭嵩焘日记记载，他当时的感慨，是这样子的：上者道德学问出于至诚，今无有也。次者见得事理分明，今亦难也。又次须带几分蠢气，蠢者尤绝无之，是以难也。

    总之，两人各说各的话，各扯各的皮，根本就不在一个频率上。但由于两人都属于低情商的异类，只知道双方同病相怜，全不知对方与自己毫无共识。如今郭嵩焘蒙两宫太后之命，出洋赴英已是必然事耳，于是郭嵩焘就推荐刘锡鸿做自己的助手。

    他只能推荐刘锡鸿，别的朝官跟他压根就没交情。而刘锡鸿这辈子也只能等着他的推荐，除了他郭嵩焘，这世上再也没第二个人，看刘锡鸿觉得顺眼。

    但刘锡鸿与郭嵩焘结成对子，也有着宿命般的因果律在起作用。实际上，当时朝廷替郭嵩焘指派的副使，并非是刘锡鸿，但那位副使精明已极，施出个金蝉脱壳之术，逃之夭夭，最终副使的差事，还是归了刘锡鸿。

    一句话，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如果需要一个顶雷霉摧的角色，此人必是郭嵩焘。如果需要两个，必然是郭嵩焘和刘锡鸿。一来因为他们两人情商最低，二来他们两人在朝廷上格格不入，呆头呆脑，注定了在劫难逃。

    任何一个职场，都有如郭嵩焘，如刘锡鸿这般的角色。论能力他们只比别人强，不比别人差，但说到做人处世，就有点懵懂。凡是职场上需要替罪羊的时候，这种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局。追究他们的失误，就是对人性较为隔膜，性格一如尖锐的石头，与谁相处，谁都觉得不舒服。

    既然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以郭嵩焘、刘锡鸿会成为职场上的替罪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职场替罪羊的出现。

    说到职场替罪羊，普遍来说具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固执、倔犟、喜争辨，重输赢，语伤人，不顾及他人感受。凡是这种人，就象是带尖长刺的刺猬，动辙就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职场上所有的人，都会默契的合力挤这种人出局。这导致了职场之上，风云变幻，波伏不止，总是演绎出一幕又一幕争讦之战。

    许多职场励志图书，都在苦口婆心的劝导：不要固执、不要倔犟，不要为点鸡毛蒜皮就和人争吵，更不要再意争论的结果。还有还有，与人交谈，一切要顾及对方的心理感受，不要让对方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否则，对方铁定不跟你客气……如是这般的教诲，堪称车载斗量，蔚为大观。但，职场替罪羊现象并无丝毫改转，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所谓的固执、倔犟、喜争辩，重输赢，语伤人，不顾及他人感受等症状，并非是事情的起因，而是事情的结果。

    有句话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固执倔强喜争论的性格，一旦形成就万难憾动，断非某个人吆喝一句，就能改变得了的。

    为什么个性难以改变？

    已经说过了，个性只是某种事物的结果，并非是一切的起因。如果你不找到事情的起因予以解决，单只是跟结果较劲，是不会有效果的。

    那么，固执倔强喜争论的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是因为，当事人的世界观，出现了问题。

    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观点。我们知道，有些人性格固执倔强喜争论，有些人则是柔软温和，这两种人的区别，就在于双方的世界观完全不同。

    固执倔强的人，其世界观是僵化的，固定成型的。正因为其人的世界观固定成形，一旦遭遇到与他的观念不相符的事情或观点，就会引发无限的心理恐慌，承认对方，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的世界观错了，意味着自己这个人全错了，就会因此丧失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与感觉。所以，世界观固化的人，无法容忍异见的观点，动辙就与人争论大吵，而且吵还要吵赢，不吵赢，就意味着自己这个人错了，意味着自己必须回炉重造，试想这处心理恐慌，如何能够让人安之若素？

    相反，性格柔软温和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是动态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无论什么样的怪事，什么样的怪观点，都是好奇的听着，听着未必信，但会做为资料储存起来。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不喜欢争吵，只喜欢倾听。这类人也是职场上的常胜者，他们不固执已见，能够吸收于已有益的观念，让自己更加丰足。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世界观固化僵硬，有的人世界观呈动态呢？

    这是因为，世界观固化的人，坚信的是这世界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相信这一点的人，必然认为外部世界是固定的。不固定，又何来客观之说？反之，世界观呈动态的人，他们知道这世界其实是主观的，完全是由人来操控的，是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的。

    举例来说，远方有一片森林，于世界观固化的人来说，森林就是森林，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森林就在那里。而于世界观呈动态的人来说，森林虽然是森林，但一旦有人为的因素介入，慢一点三五年就能把森林伐为平地，快一点不足个把时辰，就能把森林烧光光。森林绝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完全取决于人的社会活动。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何以世界观固化的人，不唯喜争辩，而且出语伤人。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其世界观念是非人的存在，他的脑子里压根就没人，又如何顾及到人的感受？而世界观呈动态的人，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于否，完全取决于人，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所以他们会时时观察人，留意人，并随时注意考虑人的感受。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所谓职场替罪羊，不过是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的区别。凡是唯物论者，都是见世界不见人，只知道世界客观，却不知道这个客观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人类让你客观你就客观，不让你客观，你想客观也难。所以，凡是唯物论者的信徒，在职场上就很难混。因为职场绝对不客观。

    反之，能够适应职场的人，多是些唯心论者，他们脑子里没有客观的概念，信奉一切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所以不固执。因为不确定，所以不和人争。同样是因为不确定，才会注意不让自己语出伤人。

    正因为郭嵩焘和刘锡鸿，两人都是唯物论者，都坚信世界是客观的，是固化的，所以他们才会成为职场的异类，被排挤到出洋的地步。

    朝廷一次性的派了两个唯物论者出洋，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因为唯物论者是最不宽容的——既然一切都是客观的，你所描述的客观与我不同，那我就无法接受，就必须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两个唯心论者就没有理由争论，横竖一切都不确定，还争论个什么？

    事实上，郭嵩焘的脚步未出国门，他和刘锡鸿之间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

    （3）愤怒青年的欧洲之旅

    临行之前，李鸿章又给郭嵩焘的使节团推荐了一名成员：马格里。

    这个英国佬马格里，也曾为中国的洋务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最早的炸弹三局到江南机器制造局，都曾有他忙碌的身影。但这老兄腐化堕落的速度也比较快，私建卫队，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粗制滥造，什么事儿他都敢干。李鸿章为此撤销了他的相应职务。

    职务虽然被撤销了，但这么个品质恶劣的英国佬，搁在中国迟早是个祸害。正好这边郭嵩焘的使节团成立，李鸿章顺水推舟，把马格里送了过来。此一举三得，郭嵩焘获得了一名称职合格的导游，马格里可以风风光光摆谱回家，李鸿章这边又少了一个祸害。

    这就是李鸿章的资源调度能力，连马格里这处典型的负资产，都能够让他给盘活。这个安排听起来简单，却需要极高的智商与情商为依辅，缺一而不可。郭嵩焘的智商未必低于李鸿章，情商上不来，就难免要吃大亏。

    使节团出发了……且慢，还没出发，问题就有点不大对头。

    这个不大对头的，就是副使刘锡鸿。自打刘锡鸿接受到出访伦敦副使的任命以来，他就开始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不思考还马马虎虎，这一思考就有点走偏，他思考出一个很有高度的结论：夷狄之道，未可施之于中国。

    他的意思是：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西方的科学技术，不适应中国，中国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乃不可多令人习之也。中国要想强大，办法就一个，立即关起门来，打死也不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如此一来，中国铁定战胜夷狄之国。

    结论有了，理论依据也非常的充分。所以刘锡鸿在离开北京之时，就开始向郭嵩焘等人探讨他的理论，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等到了上海，使节团被安排去参观由中国学者徐泰，英国学者傅兰雅建立的格致书院。进了书院看到许多先进的西方机器，刘锡鸿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发表观点称：这书院的名字挺好，格致，格致所格为道，可是这些机器，都只是皮毛，与正心修身无益啊。

    登火轮，到英国，看到火车突突的由远及近。郭嵩焘表示惊讶，称：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意思是说，这火车，就是所说的缩地术啊，不管多么遥远的距离，有了这火车，就突突的拉近了。

    刘锡鸿仍然是皱眉，苦思良久，突然眉宇开朗，论证说：夷人的火车，虽然速度极快，但跟咱们天朝相比，差得不可以道理计。你看咱们天朝，圣上英明，百姓安乐，谁又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处乱跑呢？由此可证，夷人的火车，绝不能在天朝的大地上乱跑，这就如天朝的主上圣明，你在这夷人之地见不到一样。

    英国人安排使节团，去参观印刷厂。看到印刷车间一个小时就能印制7万份报纸。刘锡鸿仰天长叹：到底是夷狄之国啊，这要搁在咱们天朝，印7万份报纸，就要雇2800个工人，这夷狄一下子就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果然是心狠手辣啊。

    听刘锡鸿这人说话别扭，英国人有意让使节团看到英国民众的富裕，意谓高效率的机器作业，并不能导致失业，反而让民众生活质量迅速改善。不曾想刘锡鸿再次叹息连连，说：到底是夷狄之国，一门心思只知道贪图钱财，哪比得了咱们天朝。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总之，天朝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也不知是谁，看刘锡鸿这怪模样，实在是受不了。就故意给他出了个难题：你们中国的女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把她们关在黑暗的屋子里，不许她们出来见人呢？

    这个问题，可把刘锡鸿难住了，他想了好久好久，终于想出个解释，就又找到对方展开辩论，称：一个人有背也有胸，为什么胸在前面而背在后呢？因为胸是阳，背是阴，一个人的头脸可以暴露，因为头脸是阳。可是一个人的胸腹能够暴露出来吗？不能！因为胸腹是阴。同样的道理，男人属阳，女人属阴，所以中国的男人可以满街乱走，而女人就必须要藏于密室。

    但是这个解释，又带来一个新的麻烦，何以中国女人属阴，西洋女人就不阴了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刘锡鸿会被活活憋死的。于是他茶不思，饭不想，凝神苦思，终于石破天惊，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扯蛋体系：中西相反论。

    他认为，中国和西方是完全相反的。西方是以民为主，中国是以君为主。西方是女尊男卑，中国是男尊女卑。西方是妻上夫下，中国是夫唱妻随，西方的书是从左到右，中国的书是从右到左。西方是先吃饭后喝酒，中国是先喝酒后吃饭。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西方是居于地轴之下，中国是居于地轴之上。所以，西方的思想不能拿到中国去用，中国的规矩也不能在西方流行。

    有了这个邪门的理论，从此刘锡鸿就立于不败之地，任谁也驳不倒他了。而且，甭管在伦敦看到多么先进的事物，拿这个理论一衡量，都不值一提。

    有史学家分析说，刘锡鸿这个人，是典型的主题先行。意即先有结论，然后去寻找证明结论的理论。没有理论就创造一个理论出来。

    刘锡鸿不仅是创造理论，而且还创造事实。为了让事实能够与他的理论比配，他开始伪造日记，每十天伪造一份日记，日记上记载的，与他们在伦敦所见所闻完全相反，然后把这份伪造的日记，当做工作记录，寄回给国内的兵部尚书沈桂芬、及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

    刘锡鸿，他就是那种世界观固化的人。他只相信他脑子里的世界，而不相信真实的世界。为了让真实的世界与他的想象匹配，他就着手扭曲真实。

    （4）这个世界错了

    什么人做什么事，你遇到什么人，就会遇到什么事。

    心胸宽广的人，会带给你宽厚。心胸狭窄的人，必然会报复你的微小错失。心怀慈悲的人，会体谅你的疏忽。满腹怨恨的人，会向你渲泄仇恨。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固化的，但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基本上就有迹可循。

    认识人性是极高的智慧，有智慧的人，会选择那些只会为他带来愉悦和利益的朋友。如果缺少识人的眼光，就会懵懵懂懂的遭遇到性格偏执的人，莫名其妙的把自己卷入风波之中。影响了心情，耽误了事业，还生一肚皮的闲气。

    刘锡鸿之所以早年在官场上被排挤，不是因为他个性的缘故，而是他的世界观固化。他无法接受任何与他的思维不相匹配的人或事，如果遇到了，就一定要与之争辩，务须使世界回到他所能够认可的轨道上去。郭嵩焘情商过低，缺少识人眼光，没有认识到刘锡鸿的思维偏执的危险性，反而认为他和自己一样，都是官场逆淘汰的牺牲品，不遗余力的举荐提拨刘锡鸿，结果为自己带来了麻烦。

    反观李鸿章，尽管他和郭嵩焘一样，始终处于朝臣攻讦的漩窝之中，但李鸿章识人的眼光高明一筹，从未被手下的部属仇视或攻击过。所以，尽管郭嵩焘能力不弱于李鸿章，甚至不弱于曾国藩，可最终，不具识人眼光的致命缺陷，终让郭嵩焘一事无成。

    出访英伦，导致了郭嵩焘与他亲信的刘锡鸿，关系迅速恶化。

    这个恶化，也是两人极力想避免的。但你避免不了，因为郭嵩焘在英伦所言所行，都对刘锡鸿的思维结构造成了冲击。这种冲击是极度危险的，如果刘锡鸿听之任之，不立即给予严厉反击的话，那么他的人格就会于霎时间崩溃。这是因为郭嵩焘的行为举止，证明了刘锡鸿的人格组合是一个错误，认为他的人是一个错误。可是他的人就站在这里，怎么可能错？

    刘锡鸿既然没错，那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当有人把刘锡鸿伪造日记，寄回国内的事情，告诉郭嵩焘时，郭嵩焘恍然大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他处处不顺利，朝廷的态度阴沉而暧昧，原来是刘锡鸿在搞鬼。

    当断不断，必遭其乱。郭嵩焘立即上奏，直斥刘锡鸿性情乖戾，出访以来行为异常，引得诸国惊诧围观。但他下手迟了一步，此次出洋给了刘锡鸿最为重大的人生机会，他已经被朝廷指派为驻德公使。与此同时，刘锡鸿的凌厉一击已经发出，郭嵩焘被指控为三大罪十恶状。

    哪三大罪？

    第一罪，郭嵩焘参观西洋炮台，因为风大，竟然披上了洋衣。刘锡鸿认为：纵然冻死，也不可着洋衣，何况还没冻死你。第二罪，郭嵩焘在白金汉宫听音乐，竟然看节目单，此举骇人听闻，你个中国人看什么节目呢？不象话。第三罪，郭嵩焘见到巴西国王，竟然擅自起立，你天朝之使，岂有一个对蛮夷小国起立之理？

    此三罪者，引发朝廷大哗，攻讦弹劾的奏章，霎时之间满天飞。但此三罪，犹不足以置郭嵩焘于必死之地。所以刘锡鸿又为朝臣们提供了十枚重磅炸弹，一次性的轰死了郭嵩焘。

    哪十枚炸弹？

    一；郭嵩焘诋毁时政，在英国人面前说中国迟早也会象印度一样，被英国、俄国吞并。

    二；郭嵩焘与驻华公使威妥玛关系暧昧，两人时而愤争如仇敌，时而亲如兄弟般，又称中国不怕构兵，有挑衅洋人兴兵之意。

    三；郭嵩焘在新加坡接见该处大酋，不尚左而尚右，这是不遵礼制，其行可诛。

    四；郭嵩焘要将黄龙旗改为五色，岂非蓄有逆志？理应杀之。

    五；郭嵩焘向英国人提供文书，不书他刘锡鸿副使之名，此乃蔑视谕旨，藐玩朝廷。

    六；郭嵩焘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七；郭嵩焘对于西洋风俗务欲穷工，不以忘本为耻。洋人打伞他也打伞，洋人摇扇他也跟着摇扇，实在是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八；郭嵩焘锐意学声洋语，苦于不能，乃令其小妾效之，以四出应酬，并令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

    九；郭嵩焘与威妥玛接触时，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所谓里通外国是也。

    十；国家待郭嵩焘不薄，但是郭嵩焘心怀怏怏，动辄怨望。

    刘锡鸿此十条，有的瞎掰，有的胡扯，其中第二条和第九条，更是相互矛盾。第二条说郭嵩焘挑衅威妥玛，第九条又说郭嵩焘暗中勾结。但在刘锡鸿的思维观念中，两人完全可以一边勾结一边假作挑衅，不矛盾。

    刘锡鸿的十粒炸弹丢过去，霎时间就陷郭嵩焘于必死之地，尤其是最具才情的张佩纶越众而出，率先弹劾郭嵩焘之时，时局已经无可扭转。

    （5）只是脑壳不正常

    张佩纶，于1870年中举，次年进士，入翰林院，时年23岁，是谓连捷。他是光绪初年清流党中的领军人物，风流俊逸，才情过人，弹劾朝臣的奏章，被人当做范文传抄学习。凡是被他弹劾过的人，立时顶风臭出十万八千里。而且张佩纶还是当时的时尚领袖，只因为他喜欢穿竹布长衫，导致了这种服装市场走俏，供不应求。

    对于张佩纶这个人，李鸿章是极为恐惧的，幸好张佩纶的父亲与李鸿章有交情，于是李鸿章就借这个理由，不停的给张佩纶送钱送物。张佩纶到底年轻，开始时不摸李鸿章底细，吃了人家的嘴短，等日后发现最应该弹劾的就是李鸿章时，却已经不好意思反脸无情了。

    于是李鸿章成功逃过张佩纶的雷霆一击，但这一击，郭嵩焘却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去的。

    张佩纶越众而出，直斥郭嵩焘泄言纳侮，专在结英，轩此轾彼，别滋事端。要求立即将郭嵩焘召回严惩。

    这时候李鸿章派人入京，积极活动，替郭嵩焘争取舆论支持。而两宫太后，则因此事犯了难。

    两宫太后心里最是清楚不过的，出访英伦这事，摊在谁身上谁倒霉。但郭嵩焘的霉，竟然是这样一个倒法，这却让两宫太后始料未及。要知道，刘锡鸿是你郭嵩焘再三再四，向朝廷举荐的人才。现在你又说此人脑壳进水，有毛病。有毛病的人你还给举荐到朝廷里来？还与他做好朋友，让他做你的副使？

    郭嵩焘你活该倒霉吧，都怪你自己有眼无珠。

    可虽然如此，但郭嵩焘还是不能捉拿回国，把他捉回来，驻英公使再也找不到个合适的人选。

    这时节，大概是晚清最热闹的辰光，所有的大臣全都卷了进来，每人都站队表态。除李鸿章及个别洋务官员，以微弱少数力挺郭嵩焘之外，余者众臣，都支持刘锡鸿，要求惩治郭嵩焘。

    这起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一直闹到光绪四年，连西方媒体也加入进来，每天进行现场报道，两宫太后必须要站出来表个态，说句话，给这起案子下个结论，否则大家谁也没心思干活。

    两宫太后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来，先正面肯定了郭嵩焘与刘锡鸿，两人都是苦心为国之人，应该表彰，又批评两人都属于脑壳进水之人，吵成这样，让洋人笑话。因此朝廷对两人同时加以训诫，不得再怀私怨，怙恶不悛，否则国法不予宽宥。

    这个结论一出来，群臣奔走相告，郭嵩焘气得一跤坐倒。这就等于是他输了。

    要知道，郭嵩焘和刘锡鸿，并非是同一个品级的人。说私情，郭嵩焘对刘锡鸿有恩有德，说公义，郭嵩焘是刘锡鸿的直接上司。而刘锡鸿网罗罪名，秘密向朝廷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单只是这种风气，就不能容忍。可是朝廷各打五十大板，这就等于把刘锡鸿，抬高到了与郭嵩焘平级的位置上。

    郭嵩焘心灰意懒，上书求去。这时候李鸿章一边写信给郭嵩焘，要求他不要闹情绪，一方面与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展开争论，要求挽回决定。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可谁也没料到，这时候的郭嵩焘，因为怒急攻心，给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写了封长信，把他和刘锡鸿的争端全盘端了出来，指责沈桂芬庇护刘锡鸿。这封信引发了官场上的又一轮倾轧，沈桂芬成为了众矢之的。无奈何，沈桂芬为了撇清自己，只好要求把刘锡鸿一并召回。

    刘锡鸿也一并召回，这个转机，多少又给了郭嵩焘一个台阶下，让他不至于太过丢人。如果说他是反败为胜，也无不可。只不过，闹腾了这么长时间，郭嵩焘实在是心力交瘁，百疾缠身，意懒心灰。

    据郭嵩焘日记记载，他回国后，遇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质问他：刘君非所提拨耶，因何有此反噬？意思是。那刘锡鸿，是你一手提拨的，怎么会突然疯狗一样，咬起你来呢？

    郭嵩焘称：吾愧无以应也。

    事情走到这一步，不唯是郭嵩焘自己困惑，史学家们也是纳闷不已，就广泛搜集刘锡鸿的材料，想找出问题的原因。这材料不搜集还好，一搜集就彻底乱套了。

    有一件事，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郭嵩焘和刘锡鸿会见日本维新领袖人物井上馨。这个井上馨，他就是早年李鸿章经略上海之时，和伊藤博文一起来到上海，为李鸿章的业绩而震骇的几名年轻人中的一个。而郭嵩焘则称：

    （井上馨）十四岁入伦敦学艺，十年而返，以英人船炮火车之用告于其国，咸恶之，屏不与语，有指为私通西洋而群殴之者。迨英军攻日本，力不能支，乃乞井上馨言和，擢户部尚书，献策更政令从西洋。今又来英，稽求征税之法。

    这个记录，再一次让人意识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当年还是个懵懂孩子的井上馨，如今已经成为日本的财政大臣，专诚来英国学习税务。而中国的驻英公使，还在因为披了件洋衣，听场音乐会而闹得不可开交，两国智力梯差，已经注定了必然的结局。

    但是，在井上馨面前的刘锡鸿，表现得非常有智慧，他称：此法（英国的税收法案）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也。

    看看这句话，刘锡鸿说：英国人的税收政策好啊，但这种政策，只能在民主国家采用。而民主国家之所以国运长久，就是因为人家民主。

    这样的话，连一百年后的中国人，都不敢说，说了就是汉奸。就是带路党，就是西奴。可当时的刘锡鸿敢说。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时代似乎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比晚清还要落后，连当年的爱国青年，拿到今天竟然成了汉奸。真是怪哉。

    如此一来，新的困惑又产生了。刘锡鸿他什么道理都明白，至少比现在的国人还要明白事理，那他怎么会突然变成了疯狗，乱咬一气呢？

    原因说破了，很悲摧，一切都是因为权力。

    人生于世，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惟是做事趋利避害，思维观念也如此。刘锡鸿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更知道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当正确只能给人带来危险，而错误才是安全的时候，他的思维就会再次扭转，回复到固有的轨道上去。

    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固执，偏激，保守，只是囿于安全的考量。为了安全，他的大脑必须要重新排序这个世界，把是非扭转过来，以免因为对了而遭遇危险。但是他的思维，却又清楚的知道何谓对错，是非的扭转带给他极度的心理危机，要不就立即心理崩溃，要不，就产生强烈的攻击意识，攻击那些带给他强烈危险感的人或事。

    刘锡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世界观之所固化，并非是他的智力迟钝，恰恰是因为他太聪明。正因为他太聪明，所以对外部的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防自己失足踏入到危险地带，他在思维中，将外部的世界固化定型。结果，僵化了的思维，又形成了他的固执个性，最终导致了他的冲突型人格。

    专制之国，权力罗网密布，人心恐慌，为求安全尽龟缩于心理死角，多见愚顽固执之人。而所谓的开启民智，不唯是指教育，更是指宽松的社会环境。只有权力退出，百姓生存的环境足够安全，脑子里才不会设下过多的禁域雷区，才能够如意的思考，也才能够形成温和、知性的国民。

    （6）职场黑锅与刺猬

    当郭嵩焘和刘锡鸿打成一团，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他们只是个副战场，真正的主战场，仍然是在国内，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

    这时候的李鸿章，堪称权高位重，他的官衔多得吓人：大学士、肃毅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东西太后在后面替他撑腰，恭亲王将国事尽委于他。水师海军的建设，全由他一句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朝廷绝不会驳一个字儿。

    但是李鸿章，却是孤独到了不能再孤独。老百姓咒骂他八辈子祖宗，洋人视他为务须打败的外交对手，商人远远的躲着他，生恐被他牵扯进朝政之争，弄得身家亡灭。最气人的是朝廷，事情顺利时一好百好，不顺利就全都推到李鸿章身上，让李鸿章背黑锅。

    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把黑锅下移，找个能干的手下来替自己背，让自己的心情稍微舒展一点点。此前，替李鸿章背黑锅的，主要是洋务能臣丁日昌。但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丁日昌呕心沥血，精注洋务，可是老百姓疯了一样的咒骂他，所有人都在背地里拆台害他。终于到了马嘉理血案之后，丁日昌的心理彻底崩溃了，他宣布退出政争，挂印返乡，从此不问世事。这个狗屁国家，爱死就死去好了，让老子替你们撑着摊子，然后再被你们骂八辈子祖宗，凭什么？

    丁日昌一去，李鸿章这边等于塌了半边天。再也没人替他背黑锅，那么所有的黑锅，就全都由他一个人来扛。扛到最后，李鸿章自己肯定也是个崩溃。所以李鸿章苦苦央求，求丁日昌出来抖擞精神，再背黑锅。

    丁日昌断然拒绝，他又不傻，才不干这缺心眼的事儿。

    李鸿章开动他那颗智慧的脑袋，想出了个绝妙的法子，趁山西、河南旱灾之际，请求丁日昌在家乡募款赈灾。想唤起丁日昌的工作热忱，再用繁琐的行政事务，把丁日昌裹胁过来，却不见效果。

    李鸿章又趁福州的乌石山教案事件，再给丁日昌设套。可丁日昌也不是好对付的，他出山摆平了乌石山教案，立即弃官而走。不管了，这次是真的闲事不管了，任你李鸿章磨破嘴皮，也无济于事。

    万般无奈，李鸿章只好再扶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上海人李凤苞。此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技术型人士，他精通计算测绘，会说洋话又懂技术。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就是由他绘制出来的，此外他还喜欢和洋人扎堆，一块翻译西洋的科学著作。他是大上海的特有宽松环境，成长起来的、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李鸿章对他耳提面命，指点了他一条最适宜的救国之路：

    做官，出洋，帮助李鸿章购置西洋炮舰，建设大清海军。

    当时世界海军最强的，当属英国，但是坏心眼的赫德，一个劲的向中国推荐蚊子船，搞得中国沿海各省，掀起了购置蚊子船的奇怪高潮。但这个蚊子船只是个权宜之计，李鸿章心中的理想，是想建设一支由巨型铁甲战舰为主的实力型海军，大清帝国虽然落后，但好在人口众多，只要想办法，总能挤出银子来。完全可以通过购置的方式，搞出支世界排名领先的舰队来。

    李凤苞懂技术，派出去现场考察，负责替大清水师购置铁甲战舰，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李鸿章考虑，就让李凤苞出任驻德公使了，先从德国弄几条巨舰来再说。

    可不曾想，正当李鸿章打他的如意算盘之时，驻英国的副使刘锡鸿，却因为太爱国，密告提拨他的郭嵩焘是汉奸，由是脱颖而出，被任命为驻德公使。此犹罢了，总理衙门还故意使坏，让李凤苞去刘锡鸿手下做参赞，这明摆着是要坑死李凤苞，捎带脚坑死大清帝国。

    当时的朝臣就是这样，为了坑死一个与自己无仇无怨的人，宁肯把整个国家搭进去。只要能坑人，什么事大家都肯干。

    这下子李鸿章急了，就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这个沈桂芬，他和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出身，在当时被称为同年之谊。虽然同年，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李鸿章视西夷为三千年未逢之大敌，主张大开国门，锐意洋务。而沈桂芬却觉得李鸿章有点发神经，中国有那么多的好东西，有什么必要洋务呢？几千年来中国人没洋务，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现在洋人来了，逼着中国人洋务，目的何在？还不是为了搞乱朝廷，搞乱人心，洋人们好狠狠的捞上一把吗？

    沈桂芬，他的政治观点趋近于保守。虽然如此，但是他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毕竟两人有同年之谊，凡事彼此照应。更何况，沈桂芬的观点是趋近保守，还没有极端到了视李鸿章等为汉奸的地步。所以两人坐在一起商量政务，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所以李鸿章就来找沈桂芬商量说，李凤苞此去欧洲，是带着一大批留学生，到英、法两国学习的。因为大清国订购的战舰就要到货，英国人赫德建议，清国海军上的所有军官，一律聘请英国军官。这个建议引发了朝廷内外的无限惊恐。想当年，前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搞出个阿思本舰队来，费了牛劲才被大清国彻底歼灭。所以赫德的建议，断不可行。不可行也行，既然清国海军不用洋军官，那你就得培养忠于帝国的中国军官。如果不派一批留学生出洋学习，那就只能让一群老农拎锄头登上战舰。老农登上战舰也没什么不好，可问题是……这么个胡来法，大清国还活个什么劲呢，干脆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所以，李凤苞当不当驻德参赞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让他老老实实的在刘锡鸿手下上班。李凤苞必须要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各国之间来来回回的跑，不能让他成为爱国青年刘锡鸿的下一个牺牲品。就为了这个刘锡鸿，已经把郭嵩焘搭进去了，不能再搭进李凤苞了。

    沈桂芬卖给了李鸿章一个面子。答应了李凤苞的工作可以随机安排。可不曾想，这边两人刚刚商量妥当，郭嵩焘那边突然写了封愤怒的书信，一下子把沈桂芬置于尴尬之地。

    到了这时候，朝廷才发现，爱国青年刘锡鸿，他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拌脚石。此人是典型的职场大刺猬，碰到谁谁倒霉，只能早点搬掉。

    刘锡鸿太爱国，引发天怒人怨，被进行实施外科手术，彻底清除。于是李凤苞摆脱了被毁灭的危机，开始在欧洲大采购，采购步枪一万支，制造子弹的原料若干，同时开始考察列国的造舰水平，着手为帝国海军添置战舰。

    （7）给闲人一个话题

    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大地上再现第二条铁路，乌黑色的火车头，喷着浓浓的黑烟，在铁轨上库哧库哧的爬行，乡人以之为奇，争睹围观，不留神被火车头撞到，压死了人。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出现在同治四年（1865年），是一个叫杜兰德的洋人，于北京城宣武门外私建的，只有一里多长。由于火车吼声刺耳，吓得中国人哭嚎连天，以为天塌地陷了。不得已，步兵统领衙门宣布此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予以拆除。

    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二条铁路，间隔了整整12年。这段时间，日本因其民智大开，已经迅速的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却因为民智大不开，世界强国之林这事不敢想，但拆铁路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但是第二条铁路，拆起来就比较的费力。概因刚刚发生了马嘉理血案，朝廷仍然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不敢说拆就拆，就授权李鸿章来负责摆平。李鸿章的办法也简单，就是强行由朝廷出钱，把这条铁路线买下来，收归国有，而后拆除。花钱只为了弄傻自己，从朝廷到国民尽皆欢颜。

    但是中国还有第三条铁路，正在偷偷的跑着，朝廷也不是不知道这事，但俱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这条铁路，是李鸿章私下里在开滦煤矿修的。

    为什么朝廷对这条铁路，就持宽容态度呢？

    这是因为，朝中诸官，没有一个傻子。唯一缺心眼的，大概就是刘锡鸿了。余者个个精似鬼，都知道修铁路的好处，也都在心里认同中国应该修铁路。虽然如此，但国人性喜抬杠，一件事他明明支持，可如果是你说出来，他为了压制住你，显示自己更聪明，就会先行改变观点，冲上来制止你。而且在修铁路这件事上，制止的理由好象更多一些，象什么有碍风水，惊动祖宗之类的。

    其实，这话说出来，当事人自己也知道是瞎掰。难道你中国人怕动了风水，外国人就不怕吗？你中国人的祖宗害怕惊动，何以外国人的祖宗就胆大呢？

    再后来，反对修铁路的人，也发现这么瞎掰太站不住脚，就又杜撰出全新的理由，无非不过是有了铁路，一旦发生战事，洋人就可以乘火车直捣京畿。此外还有，铁路线可以让洋人成为了解中国的坐标，国之利器不得示人，中国的情况让洋人了解多了，临有战事必然吃亏。

    后面的理由更是胡扯，昔年两次鸦片战争，洋人照样走水路直捣京师。但胡扯归胡扯，洋人修建的铁路，必须拆除。理由是次要的，拆除才是真格的。

    正拆之际，负责把守京畿门户的直隶提督刘铭传，忽然上书，要求中国自己开工修铁路。此举无异于半夜时份，往水塘里丢了枚炸弹，立即惊起蛙声一片。所有的官员全都惊动了，激动不已的跳出来，上书抗议反对。李鸿章也兴致勃勃的上奏上书，强烈支持刘铭传的动议，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中国铁路修建规划。

    明摆着，这是李鸿章和老部属刘铭传商量好的，刘铭传一个典型的军人，对铁路所知不多。此人之所以上书，是李鸿章的暗中安排。

    按照李鸿章的规划，中国铁路，分南分北，南路有两条，一条从江苏靖江开端，走山东入京。另一条出湖北汉口，走河南入京。北路也有两条，都是从京师出发，一条向东，直抵盛京。另一条向西，直达甘肃。

    如果有了这四条铁路线，大清帝国的北南西东，就全部联结起来了，兵员商货，物资粮食，通过铁路线转运输送，通畅无比。以此为基础再加以扩建，整个国家的铁路网就建设起来了。届时中国的经济循环圈得以建立，很快就能够摆脱贫穷的困扰，步入强国之路。

    想法虽好，但是不行。群议纷起，争执不断。朝臣们太知道修铁路的必要性了，可是出自于中国人抬杠顶牛的天性。这铁路你越说该修，越说重要，我就一定要憋出离奇古怪的理由跟你对着干，只要能够争得脸红耳赤，痛快淋漓，才不管这个狗屁帝国的死活。

    朝臣们因为太过于亢奋，陷入到顶牛抬杠的无限快感之中，却没有哪个扭头看一下。此时的李鸿章，正坐在自家屋子里嘿嘿冷笑。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说什么修铁路？单只是海军的建设，就已经是倾其所有的投入。李鸿章这个计划，听起来蛮好，实则不过是一块骨头，扔到天性喜欢抬杠的朝臣之中，逗大家汪汪叫几声玩的。

    李鸿章修铁路——穷逗乐。

    可是这事……那李鸿章为何要这么搞啊？花费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只为了图个开心逗乐，他有没有这么闲啊？

    不是闲，而是正事！

    光绪二年，李鸿章请洋教师在天津机器局下开设的电气水雷学堂正式开课，教导中国学生学习电报技术。次年于天津东局子和总督衙门之间，拉了一条长达十六公里的电报线。

    中国的电报事业，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开始了。

    电报？这也是西洋的物事，与中国的国情不符。可是朝臣们为何却不出声抗议呢？

    很简单，朝臣们脑壳的兴奋点，都被李鸿章引到修铁路上去了。没人注意这事，就算是注意到了，也分不开心跑过来专门抬杠。抬杠这事是很费精神的，要为你自己的愚蠢寻找一大堆荒谬的理由，会消费大量的脑细胞。铁路事件把朝臣们的脑细胞耗尽了，电报这事就顾不上。

    这就是中国。

    这个国家闲人太多太多，又太闲太闲。闲极无聊，就到处找话题抬杠争辨，你不为他们营造一个话题，他们那过于旺盛的精力，就会奔正事来。百年来中国举步唯艰，有什么可以唯艰的？就是因为这些人拼死了非要瞎抬杠。李鸿章太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了，他给了这些人一个画饼，让他们嘶咬成一团。然后李鸿章才可以腾出手脚，认认真真的做点实际工作。

    给闲人一个话题，给办事的人一点时间。李鸿章这辈子，就是这样扯来扯去，活得既累又愉快。

    （8）民众没有仇家

    李鸿章内斗皇上，外斗洋人，唬弄朝臣，安抚百姓，就这样焦头烂额的，一直忙到光绪五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朝廷派出与俄国谈判的总理衙门侍郎祟厚，切割了大好国土给俄国。二是日本趁朝廷手忙脚乱之际，立即宣布吞并琉球。

    接二连三的事件，又把朝廷逼入了癫狂的状态之中。时有驻日公使何如璋，要求朝廷立即出兵，大臣王先谦上奏本，强烈要求直捣日本。但如何一个直捣法，这俩主战派却是懒得理会。

    眼下的情形是，清帝国的海军还未成形，李鸿章手下只有淮兵七十营三万来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日本国内有士兵三万人，兵甲战舰与清国相差无几。但日本最近已经从英国购置了扶桑号、比睿号及金刚号三艘新舰，虽然不见得战斗力有多强，但对清国是个明显的威慑。

    当此危难之际，西太后慈禧急召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曾纪泽这个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幼年时还曾因跌倒，手中的筷子险些刺伤眼睛。长大后曾夫子一方面教导儿子国学，一方面让儿子学西洋学问。最早翻译过来的《几何原本》，还是由曾纪泽作序。曾夫子也跟着凑热闹写文章推荐，但看两人的文章，曾纪泽是以完全的文科思维解读数学，而曾夫子则纯粹是跟着瞎起哄。

    可怜诺大的清国，能跟着起起哄的的人才，都罕难逢寻。眼下祟厚在俄国捅出了篓子，势必逮京下狱问罪。于是对海外风情比较了解的曾纪泽，终于走上了历史前台。曾纪泽出京之前，与慈禧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曾纪泽：我们中国的大臣也罢，人民也罢，都恨洋人，这是不用说的。但最根本的事情，是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发愤自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决不是烧毁一座鬼子的教堂，杀几个西洋人，就算作是报了仇，雪了恨的。

    慈禧：可不是吗！我们和洋人的这种仇恨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慢慢地强大起来。你刚才的话，说得很明白，决不是杀一个外国人烧一间外国房子就算报了仇的。

    要想分析两人的对话，就必须结合日本的飞速发展。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列强以兵舰打开国门的。但日本显然认为，这事没什么丢人的，闭关日久，自然落后，这是规律，有什么丢人的？赶紧，看门外来的列强有何厉害之处，马上学到手。这是日本人。

    反观慈禧的态度，与日本截然相反。慈禧认为洋人已经跟她结了仇，又由于她是中国一号权力人物，所以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跟洋人结了仇。可怜的中国百姓，一辈子吃糠咽菜，脸朝黄土背朝天，被奴役被压迫，平白无故的又被慈禧派送给洋人这个厉害仇家，你说老百姓冤还是不冤？

    老百姓就是个平平稳稳，安安静静，在这世上是没有仇家的。需要仇家的，是政客。政客需要仇家，搅动是非，混水摸鱼。如果老百姓被政客蛊惑，跟着政客瞎嚷嚷，以政客的仇家为仇家，那未免太缺心眼了。

    如果说，老百姓真的有什么仇家的话，那就是高高居于上位，制订了不公正社会游戏规则的政客们。他们为了满足自己那填不满的欲壑，生生的将国家经济置于崩溃的边缘，让民众生活于苦难之中。只有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状，百姓才能富足，国家才能走出偏狭排外的恶性循环，强大起来。

    事实上，正是慈禧这种小女人的狭隘心态，才导致了大清帝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要知道，日本人并非是不恨西洋人，实际上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更厌恶洋人，但是，日本人心里明白，西洋人的真正厉害之处，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其文化思想，与科学精神。要想把这些东西学到手，远非三五天所能见效。所以最适合日本的法子，是边学边干，一边虚心学习西方，一边选择了缺心眼的中国蚕食，抓紧时间壮大自己。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日本更聪明，他们知道最应该学习西方的什么，而且他们知道追赶西方，远非一日一夕之事。反观慈禧，其人权力意识强烈，但实际蠢不可及。既厌恶中国最缺少的西方人文思想，更不知道强大一个国家，远非是购置几艘船舰就能达成的。

    公正的说，当时的中国，如果转型为开明君主制，是有着无限的机会的。开明君主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君位虚悬，皇帝只需要躲到幕后，国家政务交由首相及内阁处理。一旦发生民乱，倒台的是内阁，于君位无碍。相反，因为皇帝隐于幕后，不与民众利益直接冲突，社会舆论就没理由走向极端，这就给了皇帝以合法的权力，收拾混乱的局面，重整河山，再建内阁。但是爱新觉罗皇族，明知这是一条通衢大路，但偏偏要顶牛抬杠，一直杠到整个帝国崩盘，却仍是杠个不休。

    总之，为政者的脑壳出了问题，拖累了中国近百年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慈禧总是知道需要师夷长技的，所以曾纪泽摆平了俄国事务之后，就取代郭嵩焘，出任了驻英公使。而琉球被日本强占之后，帝国无力对抗，只好转向李鸿章，看他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李鸿章又不是神仙，又能有什么好法子？只能指示驻日公使何如璋，不停的向日本抗议，抗议抗议再抗议，除此之外无技可施。

    但是琉球事件，确曾为李鸿章带了机遇，让他捞到了一大笔钱，趁这机会建立起了清国的海军。

    这是光绪六年（1880年）时候的事情，福建水师奏请从英国购买四艘蚊子船，和两艘兼碰快船。这笔订单总计白银一百三十万两。李鸿章正想购买铁甲战舰，却没地方找钱，突然发现这里有笔钱，大喜，就趁机重提琉球事件。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如此之凶，就是因为他们从英国弄来三艘铁甲战舰，中国要想在海军装备上战胜日本，就必须购置铁甲战舰，非这样不可。

    朝廷准奏，把福建水师准备买蚊子船的银子，拨给了李鸿章。

    最先获知这个消息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者赫德，他如飞赶到，向李鸿章推荐英国战舰。但是这时候，李鸿章这边已经有了一流的专业人手，李凤苞和中国的造船专家徐建寅，正在欧洲各国奔来跑去，挨家造船厂观摩参观，比对各家的战舰技术与水平。最后，李凤苞向李鸿章提交考察报告，认为在造船技术方面，德国超过英国，是世界一流的。

    李鸿章电告李凤苞，同意在德国购买铁甲战舰。

    （9）权力的逻辑

    李凤苞在德国的伏尔铿船厂草签了建造清国第一艘铁甲战舰的合同，不久又签订了第二艘。这两艘战舰，就是清国海军中的定远与镇远。这是世界一流的战舰，足以让中国的海军力量，一跃而进入到世界一流行列。但只有两艘战舰还嫌单薄，李鸿章希望能够再订制两艘。

    但是，铁甲战舰太花钱了，第一艘定远号，大清国就掏了一百六十三万两的白银。很二艘的数量也差不多，大清国纵然有着金山银山，也抗不住海军如此之大的开销。所以李鸿章最后只弄到手六十二万两白银，仍然是由李凤苞，在德国伏尔铿订制了第三艘战舰济远号。

    这三艘巨舰正在船厂制造之时，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驻英公使曾纪泽来电，告说朝廷早先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快船，超勇号及扬威号，已经建得七七八八，请中堂大人李鸿章，奏请朝廷派中国人赴英国接收。

    李鸿章向朝廷上奏之后，就派出了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由督操炮舰记名提督丁汝昌带队。丁汝昌，曾是淮军悍将程学启的亲兵队长，后来程学启战死，丁汝昌失其依附，被划拨到刘铭传的部下，又因为刘铭传栽撤淮军，发了几句牢骚，激怒了刘铭传，欲杀之。于是丁汝昌星夜逃亡，后来写信给李鸿章，李鸿章念及旧情，就让他来负责海军的队伍建设。

    丁汝昌率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李和、杨用霖、黎星桥、王齐辰、陈学书、陆保、虞庆堂、张邦元、袁培英、何桂福、廖云瑞、赵增盛、马毓藻、解茂承、马元恺、江永池、仲佑、陈锡周、陈远济以及副税务司英国人葛雷，分乘轮船浩浩荡荡的开赴英国接舰。

    次年七月初八，超勇、扬威在英国下水试航，第二日正式升旗。此后，这两条船横渡大西洋，经地中海、埃及、苏伊士运河、新加坡而驶向中国，九月二十六日驶抵天津大沽口。

    得知战舰抵国，李鸿章喜不自胜，撇开一切事务，亲率海关道周馥、提督周盛传、刘盛休、总兵唐仁廉、天津知府薛福成，以及刚刚从法国学成归国的马建忠，一起登舰驶往奉天金州旅顺口，先行巡视了这个未来的军港，李鸿章下令，超勇、扬威、镇中、镇边四舰驻守旅顺口，随时出海巡逻。

    清国的边防线，随着机动性的战舰，迅速向远方拓展。朝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似乎……好象没什么要紧的事情了，要不再给自己找点麻烦？

    这个大清帝国，他似乎每一天，都在想办法把自己弄死。这一次，他们要想到了一个能够让自己加快死亡速度的好点子。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恭亲王请李鸿章过去，告诉他一件小事：清国准备将留美幼童，悉数撤回。

    留美幼童，那还是老夫子曾国藩在世之时，其幕僚容闳提出并实施的一个建议。当时的计划，是每年征募120名幼童，送到美国去读书学习。让这些孩子们在完全开放式的西方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以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准备人才。但由于国民愚昧到了离谱的程度，幼童的征募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所以留美幼童只征募了一期，就暂时撂下了。

    现在，9年的时间过去了，恭亲王告诉李鸿章，就连目前这些送出去的幼童，也必须要全部回来，一个不留！

    清国为什么要召回留美幼童？为什么要让这么好的计划，半途而废？

    如果这样发问，你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因为这是个错误的提问方式。这个提问，你错就错在不懂得换位思考，没有从当事人所居处的社会结构出发。从当事人恭亲王的角度出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为什么不召回留美幼童？大清帝国的奴才，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地方，不快点回来跪下磕头？

    从权力逻辑出发，问题的答案就简单浅显了。清帝国之所以派出留美幼童，并非是帝国开明开放，而是因为经济落后，军事发展一片空白，帝王的权力遭受到外力的强力挑衅。所以朝廷才不得不派幼童出国，指望在这些幼童之中，出现一个两个比洋人更厉害的奴才，保得自己权力万古千秋，威势显赫。

    但如果，朝廷的希望不再是那么确定，留美幼童的价值与意义，在朝廷心目中，就会迅速的走向反面。

    权力的逻辑与法则，不唯在帝王心中运行，同样也在饱受了三千年之久的奴役，已经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人格的国民心中运行。缺少了国民心中的权力逻辑支撑，帝王的权力也不复存在。

    第一个在心里运行权力逻辑的人，叫陈兰彬。他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一如郭嵩焘和刘锡鸿之间的关系，权力的逻辑颠覆了郭嵩焘和刘锡鸿之间的友情。在李鸿章和陈兰彬之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10）为中华崛起而不读书

    陈兰彬，广东人氏，咸丰元年中举人，两年人进士及第。目睹豪雄四起，列强叩关，他矢志于弘扬文教，培育人才，入曾国藩幕府。后来黄河泛滥，陈兰彬奉命大名府赈济，活生民无数，称得上万家生佛了。此外他还精研水利，写成了《治河刍言》8卷本，是时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嗣后李鸿章经略沪上，始立同文馆，从事翻译西洋图书，因陈兰彬性情刚正，处事严谨，而且有语言天才，李鸿章就让他来负责同文馆的日常工作。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师徒联手上奏，要求选派留美幼童，遂以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率领第一批学童30人赴美。陈兰彬到了美国之后，又被朝廷任命为古巴专使，前往古巴调查了解华侨的境遇。

    经陈兰彬调查，华工在古巴处境极为悲惨，受奴役，被迫害，任人买卖，遭受鞭笞，生活无着。于是他据实向朝廷提交了报告，李鸿章据此与古巴交涉，结果签订了旨在改善华工待遇的《古巴华工条款》，让许多华工脱离了苦难。陈兰彬此举，足以让他永留青史，为国人追思怀想。

    陈兰彬孤身在外，却能够不辞劳苦，致力于维护华工权益，朝廷很受感动，就一口气任命他为驻美国公使、驻西班牙公使，以及驻秘鲁公使。只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点点小事，就享受到如此之高的政治待遇，让陈兰彬感激于心，由不得爱国激情勃发。

    这一勃发可了不得。此前，陈兰彬是极力劝慰那些远飘外洋的幼童们，让他们努力学好西学。当初在上海，孩子们学会洋话时，陈兰彬心花怒放，可是到了美国，再听到幼童们清脆的洋话，陈兰彬的心，突然之间悬了起来。

    学习是好事，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得爱国吧？如果一个人不爱国，学了洋话又有什么用？不爱国的人，知识越多，反而更可怕。所以，留美幼童最重要的，不是学洋话，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先要爱国。

    往往是那些远离故国的人，比居于本土的国民更爱国。这里有个缘故，一个人飘零在外，孤苦无依，这时候祖国就成为了他心中唯一的牵挂。徜如果国家足够强势，海外游子也就能够扬眉吐气，少受人欺凌。相反，居于故土的国民们，最让他们上火的是左邻右舍之间的攀比和较量，国家强大与否，跟这个事没关系。你国家再强大，邻居家的日子过得比我强，我照样郁闷压抑。

    时常有些海游子，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苦口婆心劝说国内的居民，让大家忍着点痛，做出点牺牲，先把国家强大了，让自己在外边摆摆谱再说。可是他所要求的牺牲，于国内居民而言，那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骨头榨出油来，所以反而是抵死不依。结果搞到最后，最爱国的，居然全都不在家里呆着，呆在国内的，都只盘算自己的小九九，打死也不肯为出去的人风光摆谱而牺牲。

    陈兰彬的这种想法，是极为微妙的，你绝对不能说他错了，爱国有什么错？但是由他的想法而导致的结果，就让人无以评价了。

    爱国激情勃发的陈兰彬，找来副监督容闳，要求贯彻他的指示精神。可不曾想，这个容闳，虽然是黑头发，黄皮肤，可是他早已加入了美国国籍，根本不是个中国人。连中国人都不是，他凭什么教你家孩子爱国？

    这样一来，爱国的陈兰彬，和不爱国的容闳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和摩擦。于是陈兰彬就考虑，必须要再找来一个爱国者，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陈兰彬想到的这个人，叫吴嘉善。

    说起吴嘉善其人，实乃当时罕见的人才。他是一位算学家，也就是数学家。咸丰二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和李鸿章一样授散馆编修。目睹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惨状，他痛澈于心，深知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知彼知已，刻苦学习。于是他努力的向西洋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熟读英文版与法文版的图书，博精西洋文史，精熟数理之学，于洋务也是一名好手。

    吴嘉善是清帝国时代的第一批数学家，他最善于做三角函数，又自学过化学和物理，著有科学专著《算学二十一种》。他的数学水平，搁在现在也只不过是个高中生，可是在清帝国时代，国民多是文盲，他却是单凭了嘴嘶牙咬，已经将国人扔出了百万公里之遥。

    陈兰彬与吴嘉善，两人有着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他们之所以研究西学，不是他们喜欢这烂玩意儿，而是他们知道，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要走这条路。他们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完全是出于一腔热血，和满腔的爱国热忱。

    他们读书，不是出自于自己的精神追求，而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必须会受到这个目的的制约。如果中华崛起需要读书，那么就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如果中华崛起不需要读书，那他们就为中华崛起而不读书。徜如果中华崛起不仅不需要读书，还需要烧书，他们同样会干出为中华崛起而烧书的怪事来。

    他们果然干了。

    吴嘉善赶到美国，一看留美幼童的情形，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这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些孩子，已经不会下跪磕头了，连下跪磕头都不会，他们还算中国人吗？还有，据留美学童记载，当时学童们居住在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家的隔壁，经常和马克·吐温的女儿开PARTY，一起唱歌跳舞。还有些孩子剪掉了辨子，这怪异的场景，看在吴嘉善的眼睛里，顿时一片漆黑。

    完了，难怪陈兰彬紧急叫他来，这些孩子已经被毁了，他们目无君父，无法无天，放荡淫逸，加入秘密结社，早已失去了爱国之心。

    立即上奏，要求朝廷立即召留美幼童回国，才出来9年，就已经目无君父了，再让他们呆下去，那还了得？一次上奏还嫌不够，继续上奏，重复上奏，一定要让朝廷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吴嘉善接二连三的上奏，让朝廷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恭亲王立召李鸿章，与他商议召回留美幼童的事情。

    可想而知，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是何等的震骇吃惊。就因为陈兰彬和吴嘉善太他妈的爱国了，让他9年的心血，付之一炬，让九泉之下的曾夫子，何以瞑目？虽然痛绞于心，可是他连直面相争的理由都没有，忠君爱国，是一条死线，任谁也不能随意愈越。

    于是李鸿章只能绕着弯，替留美幼童们开解，说他们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只是他们的国语是闽南土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听不懂。说留美幼童并没有秘密结社，只是经常去教堂读书。又说剪辨子的事儿，未必是真，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留美幼童们的爱国之心的嘛。

    说这些没用，不起效果。

    李鸿章再改变策略，拿美中关系压恭亲王，称如果无缘无故把留美幼童撤回来，美国人一定极度震骇，这会影响到清国的国际形象。

    也没用，恭亲王才懒得管你那么多。

    李鸿章第三次改变策略，建议召回部分有劣迹的学生，其余的就先留在美国，让他们把学业完成。否则的话，此前所花费的白花花的银子，就全都竹篮打水了。

    还是没用。李鸿章最后一次变招。

    李鸿章提出，目前海军的电报业务，急缺人才，何不如先召部分学生回国，余者先派去学习电报，这也省了再派人出国学习。

    这一次，恭亲王勉强答应了。

    李鸿章心花怒放，他的谋略再次奏效了。只要大部分幼童留在美国，那么他就有话说，他可以解释召回来的，都是有劣迹的。而这些人之所以留在美国，正是因为他们品学兼优，不兼优，你上次为什么不召他们回来？话是人说的，理是现成的，只要想找，借口总是有的。

    李鸿章回来，给陈兰彬发电，让他挑选二十名留美学生，到各处的电报馆学习。而后他洋洋自得，沉醉在自己的谋略快感之中。没得意几天，忽报容闳求见，当时李鸿章就吓了一跳，容闳怎么回来了？

    急忙让容闳进来，他劈面就给了李鸿章一句话：我已经把所有的留美幼童，全都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当时李鸿章既惊且诧：你你你……谁让你把人带回来的？

    容闳理直气壮：陈兰彬接到朝廷圣旨，下令撤销肄业局，有圣旨在，谁敢抗命？

    你你你……李鸿章气火攻心，真恨不能跳起来，把容闳按倒暴打一顿。你说这个笨家伙，在美国呆得久了，人也变傻了。谁说圣旨不能违抗？圣旨这东西，就是用来违抗的，李鸿章进入仕途的大半辈子，全部的心思，都花在用什么法子对付跟你扯皮的圣旨上面……可是这种话，他不能明说出来。

    权力政治，是暗箱政治，一切都是不透明、不确定的。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就能够游刃有余，以策略的方式周旋其中，讨价还价而不会遭遇到麻烦。不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惊惧于天威难测，诚惶诚恐，谨守本份，照样逃不过斧铖加身。

    对权力法则隔膜的人，误以为圣上金口玉言，圣旨不可有违。但实际上，权力法则的秘密是算了不说，说了不算，到底算还是不算，一切取决于掌权者的心情，也取决于权力统御之下的人的智慧。如果你不懂是怎么回事，执权者就为营造人主难测的效果，跟你玩猜谜游戏，只为了让你摸不透他，必然是说了不算。但如果你懂，那就没必要这么玩了。

    李鸿章一世智者，是知道权力秘密的人。而容闳虽然生在中国，却长在美国，哪有闲心跟你扯这皮？他有可能是领会不到李鸿章谋略的妙处，也有可能是懒得操这份闲心，太累。总之，由曾夫子生前所推动的留美幼童计划，至此夭折，帝国正一步步的，走向希望越来越渺茫的黯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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