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春的叛逆

    朝鲜半岛，介于中国、俄国与日本之间，是亚洲地区的火药桶，随时随地的酝酿着冲突的种子。

    早在1882年，由于亲日的开化派与亲中的事大派之争，大院君李罡应在汉城策动兵变，原驻登州的淮军吴长庆部入朝弹压叛知，年轻的袁世凯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暂露头角，将暴乱魁首大院君绑架回中国羁押。两年而后，开化派再于汉城掀起政变，拘国王李熙于宫中，袁世凯率兵突入，夺回国王，逐走日本兵，此为甲申之变。

    此后，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建旅顺要塞。而俄国人的舰队则在1891访问日本，炫耀武力。日本大为惊恐，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递交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届时，日本的假想敌已经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所以，日本必须要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因此，日本有必要将其战略防线扩张到清国，于清国领地设立据点。为达成于此目的，必须要先行摧毁清国的军事防御力量。

    1893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旅游为名赴朝鲜、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期四个月之久。在中国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及部队操练，最终川上操六得出结论：中国不足畏惧，日本可以取胜。

    朝鲜的开化派积极活动起来，游说王妃闵妃改弦易辙，脱离中国，亲近日本。此时朝鲜国门半开半掩，门外的诱人风景，让王室心旌动摇，再也难以把握。

    眼见得朝鲜王室与朝廷渐行渐远，离心离德，李鸿章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释放羁押中的大院君归国，让他牵扯闵妃的后党。1885年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职低微，向李鸿章请求派大员护送。李鸿章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实际上是惠而不费，给袁世凯随手扣上一顶高帽子，免得还得麻烦请旨给袁世凯升官。

    愤怒的大院君李罡应归国，但此举反而刺激了王室的不安，就在大院君踏上朝鲜国土的同时，王室宣布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处死，更坚定了脱离中国的意图。此后亲中派大臣遭受到排挤，后党在认真的考虑与俄国人联手，对抗清国。

    闵妃后党与俄国人之间的联系，是由北洋派驻在朝鲜的洋雇员穆德麟引线搭桥。这个穆德麟是个古板的老学者，他端着北洋的饭碗，积极投身于朝鲜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献计闵妃，秘密联系俄国公使，让朝鲜与俄国建立外交关系，籍此摆脱清国与日本的控制。

    闵妃以穆德麟为智囊，每月支付他三百元的薪金，让他奔波行走。幸好此事被年轻的袁世凯发现。袁世凯怒作《摘奸论》，指控穆德麟所行，已经违背了他作为北洋雇员的职业道德，而且会把朝鲜拖入到危险的战争之中。经袁世凯再三劝说，闵妃与国王李熙假意应允，解除了穆德麟的职务。

    老学究穆德麟由是而沦为失业下岗人员，他又找去找袁世凯，承认错误，请求重新安排工作。袁世凯电询李鸿章，担心这个德国佬再闹出什么事儿来，只好另替穆德麟安排了新的岗位。

    穆德麟事件之后，袁世凯就对俄国使馆倍加留神注意，他发现俄国公使韦贝正在向国内发加长电报，什么电报会这么长？袁世凯怀疑韦贝正在偷发朝俄密约，遂借口通讯故障，断绝韦贝对国内的电报联系，而后派了亲中派大臣闵泳翎入宫，果然盗出一份密函，内容是朝鲜欲脱离中国，请俄国派兵保护云云。当时袁世凯大骇，立即紧急向北洋打电报，要求清国抢在俄国前面发兵，而他自己则亲身入宫，面责国王李熙。李熙害怕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颤抖不止。

    朝鲜诸臣都急忙来调解，调解到最后，事情发生了诡异的变化，王室与俄使韦贝，两厢里都矢口否认有此密约，力诉其无辜。没有密约，袁世凯盗出来的这份东西是什么？总不成是袁世凯自己编写的吧？

    好在这份密约，是朝鲜大臣闵泳翎盗出来的，他可以做证……却不料，闵泳翎发现事情闹大了，竟然躲了起来，躲到了烟台再也不肯露面。他不露面，国王李熙和闵妃就趁机大闹起来，口口声声指责袁世凯脾气太暴燥，惊吓到了他们，让袁世凯极为被动。

    这时候的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就象是两个青春期偷食禁果的少年少女，兴致勃勃的与袁世凯斗智，试图挣脱和他们同龄的袁世凯的管束。新时代的朝鲜，终究要突破宗主藩属国的旧规则，走向独立。袁世凯也是真的拿他们当孩子，于这一年的9月30日入宫，对国王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国王听不懂中国话，袁世凯不会说朝鲜话，两人之间的亲切交谈，是以笔谈的方式，等于是袁世凯当面写篇文章，让李熙认真学习。

    李熙读了袁世凯的长篇大论之后，称：有年少浅识之徒，虚诳放肆。而袁世凯的教诲让他不胜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图维新政？

    袁世凯正要松一口气，不想李熙又偷偷的给了袁世凯一记闷棍。他密谴闵泳骏为驻日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湘孚为驻英法德俄意大利五国公使。任命下达了多半年，公使们都已经在任四个月，才让朝廷知道。此举是大违藩属国体制的，此事再度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公使们已经到任了，如果朝廷责令撤回，列国必然会惊诧莫名。盖因这个宗主藩属体制，除了中国人自己，全世界都没听说过，必然会严厉谴责中国。无奈之下，朝廷只好认可了即成事实。

    国王李熙和闵妃打擦边球获得成功，兴奋之余，面见袁世凯，表示：恪遵体制，恭谨行事，感激天朝恩德上宪教诲。并对袁世凯殷勤款待，礼意有加，闵妃派其家族长幼诸闵，也殷勤致谢。袁世凯加意抚摩，酬酢而归。

    正乱抚摩之际，美国那边传来消息，朝鲜驻美公使朴定阳，单独谒见美国总统，并递交国书。此举就意味着对清国顽固坚守的宗主国体制的彻底否定，李鸿章大怒，写信给袁世凯，命令袁氏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袁世凯再度入宫，却不料，国王李熙与王妃闵氏，早已秘密召集亲信近臣，预先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要对付袁世凯。

    （2）国际政治走后门

    朝鲜国王李熙的密议是，将所有的事情全部推到驻美公使朴定阳的身上，自己假装无辜。更何况，李熙已经拿准了：朝廷素来畏惧洋人，我派遣使节结好洋人，朝廷也必会畏惧我。北洋电报必是虚声恫吓，计划断无可虑。只要从速结好西洋，朝廷无可奈何。

    李熙等人虽然想得天真，但他们的做法，还真是掐在了宗主国体制的脉门上。历数清国为政之得失，死抱着过时的宗主国体制，是最大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清帝国太多的资源消耗在无意义的事件上，最终为此付出险些亡国的代价。最终这起事件，果如朝鲜所料，朝廷莫可奈何，只能是在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之后，不了了之。

    李熙叛逆得逞，再接再励，又给了朝廷一记闷棍。他叫来北洋派在朝鲜海关的德国人史纳机，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朝鲜准备收回海关的权力，考虑用从日本来的美国人李仙得，替代北洋派驻朝鲜的总税务司德尼。这个李仙得，也是一个蛮活跃的美国佬，他曾担任日本的军事顾问，策划并参与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西乡从道对台湾的用兵。如今已经过去十年了，这个李仙得还在亚洲到处乱窜，这次又来图谋朝鲜的总税务司职务。

    于李仙得这个美国人而言，他向朝鲜王室求总税务司一职，没什么不妥当的。朝鲜的总税务司，不向朝鲜王室谋求，难道还向你中国谋求不成？

    这就是宗主国体制带来的麻烦，全世界都不认。要不朝鲜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要不就是独立的一部分，于西人看来，非此即彼，宗主国体制究是怎么回事？西人弄不懂，也没兴趣研究。所以西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给清国带来说不尽的麻烦。这桩麻烦事同样也落到了袁世凯头上，他采用了两个办法对付李仙得，一是捏紧了海关的钱袋子，控制国王李熙，二是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指摘李仙得行为不俭，缺少信誉，让李仙得无法在国际上获得贷款。

    袁世凯在朝鲜就如同一个扑火队长，忽而扑灭王室对日本的幻想，忽而扑灭朝鲜对俄国人的信任，还要与形形色色的洋人斗智斗勇。正在手忙脚乱之际，不想又发生了开化派领袖金玉均遇刺案，将中日关系逼入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之中。

    金玉均、朴泳孝与洪英植三人，同为朝鲜亲日的开化派领袖人物。后面这个洪英植，曾任邮政总长，借邮政大楼落成之际，发动了甲申政变，召日本人入宫，挟持国王李熙，不料被袁世凯率兵突入王宫，洪英植被杀，金玉均与朴泳孝随同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逃奔仁川，去了日本政治避难。

    此二人到了日本之后，奔走游说，劝说日本起兵攻入朝鲜，此举引发了王室的怨恨，遂谴刺客李逸稷赴日，诱回两人，设计杀之。

    李逸稷于1892年赴日，在朝鲜找到金玉均与朴泳孝之后，假意亲近，表态支持二人的政治主张，金玉均、朴泳孝大喜，从此引李逸稷为知已，情交莫逆。但如何杀掉这两个人，李逸稷一时间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忽然有一天，李逸稷在东京街头，竟然又遇到了一个朝鲜人，名叫洪钟宇。此人是开化派领袖洪英植的骨血儿子，年纪轻轻被父亲送到法国留学，不想读书未成，父亲已经死于变乱之中。于是洪钟宇归回为父守孝，途经日本，恰好遇到了李逸稷。李逸稷把洪钟宇带到酒店，叫了酒菜慢慢的套对方的话，但听洪钟宇所言，竟然是对与父亲同为开化派领袖的金玉均、朴泳孝充满了气愤。盖因此三人同为一党，共谋起事，洪英植死于变乱，而金玉均和朴泳孝却逃之夭夭。所以洪钟宇认为：父亲洪英植是受了金玉均与朴泳孝的蛊惑，中了奸计，是被金玉均朴泳孝害死的。

    李逸稷闻言大喜，就表露了身份，诉之自己之所以来日本，正是为了要诱杀金玉均与朴泳孝二人。洪钟宇闻言，主动要求加入，要手刃仇人。

    于是李逸稷与洪钟宇密议，先行将金朴二人诱出日本，然后一人杀掉一个。但如何才能够诱出呢？两人商议良久，终于想出来个好办法。

    李逸稷遂引洪钟宇与金朴二人相见，见洪钟宇是洪英植的骨血儿子，金玉均与朴泳孝丝毫未起疑心，四人遂小坐畅饮。席间，洪钟宇进言道：故国革命，非自身力量所能达到，余曾流离中国十四年，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最相亲善，若赖李经芳得其父之一诺，大事成矣。

    洪钟宇所说的李经芳，确有其人，名叫李经方。但他并非是李鸿章亲生，而是李鸿章四弟李昭庆的儿子。到了1862年，李鸿章已经四十岁，膝下无子，就过继了李经方为子。但两年后，李鸿章娶妻赵小莲，生下了大儿子李经述，但仍以李经方为大儿子。这里边的情节，金玉均与朴泳孝不知，但知道李鸿章确有这么一个儿子。

    再说洪钟宇的圈套，竟然想诱骗金玉均与朴泳孝去找李鸿章求助，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极为蹊跷古怪的。但对于金玉均及朴泳孝而言，却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只知道朝鲜一定要革命，一定要改革，单凭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只要有人肯帮助自己，甭管是日本人，俄国人还是中国人，任谁都可以。

    于是金玉均立即决定，跟随洪钟宇前往中国，走李经方的后门，央求李鸿章支持朝鲜政改。

    可见，所谓国际关系，所谓国际政治，所谓外交，就是拉关系走后门。谁的后门最硬，谁就能把事情办成。没有后门的人，连主事的人都见不到，更没指望办成事。

    （3）群众领袖的孵化器

    1894年3月28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金玉均抵达上海。

    洪钟宇带他来到租界中日本人开设的东和洋行，金玉均问：那李经方，现在在哪里？

    在这里。洪钟宇说着，转过身来，他的手中握有一支短枪。对准金玉均的胸口，洪钟宇扣动了扳机，金玉均栽仆于地，毙命。枪声引来了警笛大作，头上缠着巨大包头的印度巡捕如飞赶到，当场将洪钟宇逮捕。

    朝鲜立即提出引渡要求，朝廷遂将洪钟宇及金玉均的尸体，一并送交日本。由于金玉均在甲申事变中，杀死了事大派大臣多人，深为朝臣所憎恨。所以朝鲜王室命将其尸枭首断肢，以泄其愤。此事传出，日本大哗，声称清国不与日本打招呼，就将金玉均的尸首移交朝鲜，导致其枭首戮尸，这是对日本的侮辱，也是对日本的不尊重，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日本的报纸皆系民办，大肆渲染此事，好战的浪人团体纷纷上书，要求对清国宣战。军方的少壮派也鼓噪不休，推波助澜。但是求战的要求，被已经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并陆奥光宗外相驳回，认为金玉均是被朝鲜人刺杀于租界，清国政府向朝鲜移交尸体，有理有据。以此为理由发动战争，不符合国际公法。

    但同时，日本开始紧锣密鼓的为战争做准备，大批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进入清国及朝鲜，沿途搜集情报，考察地形。

    金玉均被刺事件，同样也给袁世凯带来了说不尽的麻烦。为了摆平诸多方面的关系，把个袁世凯忙得焦头烂额。正忙之际，却不料荒野中走出一个死人来，一下子将朝鲜的政局逼入到了极端态势中。

    这个死人就是崔济愚，他因为排斥西方的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教，遂亲创了一个邪门怪异的教派，名东学教。此教义入门简单，易学好练，就是每日里不停的念颂一十三个字，据说就能够获得美好生活，消灾怯病，益寿延年。朝鲜人信之不疑，遂大量拥于崔济愚门下，叨叨咕咕念颂不已。

    崔济愚的影响越来越大，话语权也越来越强势，渐渐的从一十三个字扩张到政治经济领域，于是王室宣布东学教为邪教，于1863年将崔济愚羁押，次年处死。而这两年，正是刚刚四旬的李鸿章，经略沪上，直落苏州的飞黄腾达时期。

    但教义这个东西，之所以邪门离奇，是因为它有个诡异的特点，一旦创建出来，就会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崔济愚虽死，但教义转入地下，继续传播。到了1891年，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大集教众，宣称要为教祖崔济愚申冤。次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余人赴汉城，上书官府申冤。又次年，崔海月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政治口号，并于忠清道组织了数万教众参加的报恩集会，要求废除取缔东学教的禁令，并号招教众，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朝鲜王室大恐，求助于袁世凯。袁世凯的态度很鲜明：格外镇定，毋遽惊惶，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厉其余，并出示剀切的谕令禁止。一句话，击斩为首者，弹压民暴，这是古往今来对暴民的最适宜处理。于是袁世凯电告北洋，要求派兵舰前往朝鲜镇压。

    李鸿章下令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屈服。目睹北洋巨舰森森铁威，东学教妥协了，骚乱得以和平解决。但是，如这般的群体事件，断非平息下来，就万事大吉的。群体事件是培养群众领袖的温床，是新一轮暴力的孵化器。这一点，袁世凯看得明明白白，但朝鲜国王及朝臣犹豫不决，认为民乱之由，契于地方官吏的横暴，因此在镇压的态度上举棋不定，错失良机，终至酿成大变。

    但到了1894年的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不满郡守赵秉甲的酷政，起事暴动，在东学教中坚领袖全琫准的带领下，民乱如野火燎原，从局部地区扩大到整个朝鲜南部。东学乱民声势浩大，公然打出了排斥倭洋，惩讨贪官污吏、还我民生的旗帜，数月间就发展到了数万人之众。

    民乱在即，国王李熙急忙召集群臣开会，商讨应对事宜。会议间，闵氏大族的首辅大臣闵泳骏越众而出，奏请国王立即发兵讨伐。如果朝鲜兵实力不济，就求助于北洋袁世凯。听他提到北洋，提到袁世凯，众臣齐齐反对，都不希望中国卷入进来，更对袁世凯忌禅不已。为了避免中国军队出动，群臣们绞尽脑汁，寻找借口，称东学党民乱，实际上都是善良无辜的平民百姓，被地方官吏欺压太甚，无以为生，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求生路。所以官府不该弹压，而应寻求其它解决途径。

    其它解决途径是什么呢？无非是坐等乱民入京而已。闵泳骏知道事情危机，就在会议之后偷偷去找袁世凯，告之以会议详情。袁世凯冷笑道：国王和臣属，这是钦鸩止渴，只为了逃避宗主国体制的控制，不惜放纵乱民。我要告诉你的是，此事如果不出兵弹压，乱民将裹胁更多的人众，届时打破汉城，屠戮外国侨民，列强必然震怒，各国军队都会来到，只怕国王李熙只有走到那一步，才会悔之不迭吧？

    于是闵泳骏再返王宫，苦诉实情，终于让李熙和闵妃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是李熙以洪启薰为招讨使，统800兵丁去弹压民乱。这个洪启薰，他在朝鲜历次的危乱之中，多次临危不惧，保护了闵妃性命安全，所以成为王室最信任的近臣。但是他只有800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

    洪启薰也只能来找袁世凯求助，为避免国王和王妃多心，袁世凯不好出面，把平远号兵舰借给了洪启薰，再指派朝鲜国的汽船苍龙号及汉阳号，搭乘士兵800人，野战炮4门，以及弹药140箱，从仁川开往教众麋集的全罗道群山浦。

    但是，朝鲜兵的战斗力太差了，未及战场，沿途就纷纷逃窜，洪启薰一路行来，越走士兵人数越少，到后来尚不足一半。这场战仗，已经无法打下去了。

    （4）心里有个未长大的孩子

    民乱失控，局势日危。袁世凯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给李鸿章，称：东学党变乱，有助于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徜清国出兵弹压乱党，可以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

    1894年5月26日，袁世凯会见朝鲜重臣闵泳骏。

    袁世凯：贵国南部局势严峻，实在令人担忧。

    闵泳骏：上国小国之痛痒，乃一体事柄。当下战端危及朝廷，全仰仗袁大人援助的好意。

    袁世凯：前日洪招讨使兵败，乱徒依然猖獗，贵朝廷中难道就没有其它将才了吗？

    闵泳骏：虽选拨了精锐，但无法马上进剿，朝廷不希望与东学党决战，故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

    袁世凯：听闻贵国士兵毫无纪律，不听从命令，将官怯战心虚，兵卒畏敌不前，与贼徒对而不战，远隔十里听闻有贼，便驻足而逃，此乃讨贼乎？

    闵泳骏无辞以对。

    袁世凯道：如果我国用兵，只需5日便可荡平乱贼。

    闵泳骏：贵国援兵之事，还请袁大人做主。

    闵泳骏与袁世凯达成了初步意向，就回宫去游说国王李熙。李熙再次召集会议，听听群臣的意见。早有近臣越众而出，曰：近日局势紧急，东学党若只有数千，我讨伐兵尚可剿灭。然如今贼人达数万之众，剿灭显然已是空话。东学党虽系乌合之众，但其势难以抵挡，朝廷只能劝说招安归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再者，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乃国之粮仓，绝不可失。朝廷可派大臣敕使前往，对贪官猾吏行刑，除之以平民愤，乱民便可一朝退散。

    闵泳骏闻言大怒，走出来说：这都是胡说八道，欺人之言！哪里有什么贪官猾吏？现今刁民，哪个不称自己冤枉？乱民始暴，俱称是赵秉甲贪暴所致，可是乱民暴起，袭击赵秉甲，此人就已经消失无踪，下落不明。朝廷即使是派了特使去，找不到这个赵秉甲，又如何行刑严惩？又如何安抚民众？诸臣所谓招安之说，只是一味姑息养奸，图留后患。陛下若图安治国，平定乱局，应该立即向清国借兵，剿灭乱党。唯此，才是长久之计。

    国王李熙闻言，厉喝道：闵泳骏，休得胡言乱语，蛊惑人心！闻听说那东学教徒，莫不是以忠孝为本，你如何敢指摘臣民为乱党？如此妖言惑众，你究竟意欲何为？

    知道自己是因为提议向清国借兵，刺激到了李熙敏感的心，伤害了他的自尊，闵泳骏不敢吭声，怏怏退下。

    斥退闵泳骏，国王李熙传诏，委任金鹤镇为全罗道监司，携带镇抚谕旨前往东党教众麋集之所招降。

    特使抵达全罗道，对乱民宣读了国王谕旨。乱民呼啸一声，各执竹棒在手，径杀入全州府，复下庆尚道，再克忠清道。霎时间整个南部杀气弥漫，平安诸道乡民纷纷聚众北上，意欲总攻汉城，改朝换代。这个可怕的消息，直到5月31日才传到王宫，值此李熙恍然大悟：乱民讲忠讲孝，是一点也不假，不过人家忠的是东学党，孝的是东学党教主，跟你李熙没一点关系。

    当天夜里，王宫烛火通明，群臣再次齐集于会议之上。这一次，再无一人提出招抚，也没谁再说乱民忠孝这种昏话了。摆在朝鲜面前的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向清国借兵平叛。

    临近天明，领议政总理大臣在请求清国援兵的公文上，签了字。正要将公文送到袁世凯处，国王李熙又改了主意：再等等，再等等看，说不定……

    其实李熙是知道局面不可能有丝毫转机的，但是，就这么证明袁世凯是正确的，他心有不甘。他的心态完全处于叛逆对抗阶段，明知袁世凯是对的，但还是想尽了办法拖延，答应得太痛快，就会感觉自己太没面子。

    近臣洪启薰是唯一和乱民打过交道的人，最是知道朝鲜兵的战斗力之差，也亲见了乱民之残暴凶悍，远非宫中诸臣所想象。所以洪启薰再度上疏，大放号淘，声称若无外兵救援，则东学乱党不灭，李氏江山难保。李熙当然知道洪启薰是对的，可正因为如此，李熙更加犹豫拖延起来。

    之所以不愿意向袁世凯求助，是因为袁世凯带给他太多太强的挫折感。国王李熙的年龄，只比袁世凯大7岁，但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袁世凯为人精明，智力过人，杀伐果断，简捷明快。而李熙却是懦弱胆怯，脑子混沌，遇事犹豫，全无半点主意。他12岁为国王，成年前国政尽委于父亲大院君之手。后来亲政，又被王妃闵氏压过，什么事情都是由闵妃说了算，结果闵妃纵容开化派，引发了甲事变，日本人入宫胁持了李熙及闵妃，杀死六名亲中大臣。而袁世凯则率众入宫，大战日本兵，李熙及闵妃与混乱中逃出宫，闵妃为人聪明，逃到了清军大营寻求庇护，而李熙却逃到了一座破庙里，吓得瑟瑟颤抖。

    放着清兵大营不去投奔，却一个人躲入到破庙里，李熙这离谱的表现，让袁世凯一眼就看透了他，意识到这个国王的人格根本不成熟，内心中只是个未长大的孩子，全然没有半点处事能力。

    所以袁世凯干脆住进了王宫，替代李熙决策国家政务。此事导致了袁世凯一夜头白，也让李熙从此对袁世凯忌禅不已。他虽然脑子糊涂，但是知道这样一件事：只要这个比自己小7岁的白发年轻人在，就没自己说话的地方。所以他如果想快意做一个国王，就必须撇开袁世凯。

    正是出于这种忌禅心理，李熙尽管知道乱民之事不可拖延，可他还是能拖就拖。相比于乱民，他更想挣脱的，是袁世凯那咄咄逼人的智慧，给他心理所带来的压力。

    然而人生之事，须得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国王李熙懦弱拖延的性格，为他和朝鲜及清帝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5）邪恶代言人

    1894年6月2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正在休假，由衫村濬临时代理。察觉到韩王宫的异常动向，衫村判断：此举意味着清国将出兵朝鲜。遂派了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探访袁世凯。

    郑永邦问：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

    袁世凯告诉他：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公文尚未到手。公文一旦取得，待命部队即可出兵。贵国对出兵朝鲜有何见解？

    郑永邦：日本政府，对朝鲜从无他意。

    返回使馆后，郑永邦立即将袁世凯的谈话述之衫村。衫村焦虑不已，连夜给外务省拍电报，称：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部队之意向。

    日本收到电报，政府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商讨朝鲜局势。与会诸人，均认为朝鲜的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失败以及目前的东学党起事，均以排斥倭洋为宗旨，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正受到沉重打击。东学党乱民起事，必将危及日本驻朝公使馆及本邦8825名侨民的安全。会议一致通过：为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

    袁世凯竟然把清国准备出兵朝鲜的事，全都告诉了日本人，他怎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观念害死人！

    袁世凯也好，李鸿章也罢，甚至直到现在的史学家也好，脑子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有权处置朝鲜事务，而且这种处理，是具有排他性质的。

    于袁世凯而言，清帝国出兵朝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好象人在自己的家中，从卧室到厨房的随意走动，是合情合法合理的，与日本人毫无关系。但是，日本人自打1867年明治天皇维新以来，全面西化，照搬照抄，从行为到观念上，已经趋近于现代人的理念，久已不认可古老的宗主国体制，而是完全采用现代国家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国人所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

    袁世凯将此事告之日本，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宣言，宣称清国在朝鲜上履行宗主国义务。他在朝鲜12年，始终在忠实的履行宗主国职责，已经视此为理所应当之事，就算是打死他，他也想不到他所负责的工作，是清国的落后体制营造出来的，全世界人都不认同。

    6月3日早晨，日本代理公使衫村亲自来拜访袁世凯，两人围绕着朝鲜借兵之事，谈话长达3个小时。

    袁世凯称：眼下要想维持东洋和平，当务之急是镇定朝鲜之乱。东学乱党是政府及地方官恶政的结果，政府官员的惩戒，应首当其冲。若放任自流，镇定乱党就是一句空话！届时朝鲜势必受外国势力干涉，成为各国争夺的是非之地。依拙者所见，无论朝鲜政府如何施政，当前首要的是镇定乱民，防止外国干涉，招惹祸端。

    衫村故意试探袁世凯，说：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实在令人为难啊。

    听闻此言，袁世凯大为惊诧，说：为何贵国需要出兵？

    衫村道：为了保护我公使馆和在朝鲜的居民。

    袁世凯：我国援兵是为了镇定乱民，丝毫不会危及贵国人民的安全，贵国无需出兵。

    衫村笑道：朝鲜政府自己不能镇定乱民，既然要向外国借兵，那我国人民依靠外国兵保护，岂能安心？而且现在朝鲜国尚无正式请求贵国保护，我国出兵亦在情理之中耳。

    袁世凯正告：如果贵国出兵，那么就会招来其它外国军队进入京城，此乃祸乱之端，朝鲜国王是不会欢迎的。

    衫村担心袁世凯要求朝鲜国王明确拒绝日本出兵，就勉强笑道：此乃笑谈，仅仅是余之空想所思，切望阁下不必多虑。贵国如确定出兵，务请阁下转告我国。

    在这次会谈中，袁世凯以坦诚态度相对，而衫村以欺诈的态度待之。但是人世间有条规律：人都是以已察人，坦诚待人者，会认为对方也坦诚。欺诈待人者，会认为对方也欺诈。所以会谈之后，衫村认为：袁世凯表面上公平理论，实则满腹野心，企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袁世凯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的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袁世凯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由此可见，袁世凯其人，系阴险无信用之人。

    这世上就是这样，奸诈之人，会指责别人奸诈。刁滑之人，会指责别人刁滑。阴恶之人，会指责别人阴恶。指责别人，实际上是指责自己的外射投影。以衫村事件来说，他是一名外交人员，和袁世凯同在朝鲜，彼此相识相熟，早已是要好的朋友。现在他以阴险之心对待袁世凯，自己的良心上就过不去。但出自于国家利益，他必须要做伤害袁世凯的事儿。但是在自我认知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自己竟然是个卑劣小人的现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正直最善良的人，却突然之间沦为了小人，自我认知断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由于自我认知的正面性绝对不会改变，不管自己做了什么坏事，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坏人。所以人的心理认知就会扭曲现实，将对方异化成邪恶的代言人。只有赋予对方以邪恶的属性，自己的邪恶行为才能够获得道德意义上的扭转，才能够保证自我人格认知的正面性不会改变。

    说穿了就一句：坏人为了做坏事，必须要先行诬栽别人是坏人，才能够避免良知的谴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感。

    （6）如何让政局永远稳定

    朝鲜事变，以急如星火的速度迅速向前推进，而处于局中的当事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6月3日，在袁世凯与衫村濬会谈的次日，朝鲜国王李熙终于不情不愿的把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来。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衫村濬的会谈情况，对李鸿章作了报告。并分析认为：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也不过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

    袁世凯对日本时局判断失误，而李鸿章则支持了这个错误的判断。

    李鸿章与袁世凯，俱是清帝国最优秀的人才，何以会在对日本国内局势上，同时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呢？

    对民主政体或是君宪政体判断失误，是专制政体臣民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错误。这是因为，专制政体信息流动，是由上而下，臣民没有言论自由，只能俯首贴耳的听赞歌，所以专制政体每每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所充斥，正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而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相反，民主政体或是君宪政体，媒体是自由放开的，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新闻业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无计其数的报纸媒体。众多的媒体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同时也刺激了国民教育——日本的许多国民，就是通过看报纸上的新闻，强迫自己识字的。

    日本的媒体业发达，记者社会地位极高，被誉为第四阶级，与原有的三个社会阶层：贵族、武士及农民鼎足而立。报纸多了，竞争就激烈，记者们挖空心思，招睐眼珠，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总之是标题党盛行，一点点鸡毛蒜皮，就吵得地动山摇。

    可怜李鸿章、袁世凯这两个生长于专制国度的人枉称智识之辈，他们通过日本媒体，了解日本国内动向，眼见得媒体上负面消息不断，谣言满天飞，也没个人出来管一下。于是他们立即得出结论：日本快完蛋了，政局不稳。

    实际上，日本自打天皇在1889年，被开启的民智强迫弄出来一部宪法之后，日本已经找到了让国内政局处于永恒稳定的办法，那就是君位虚权，天皇退于幕后，只做为国家形象存在，不负责具体事务处理。国家政务，由首相自组内阁来管理，但凡遭逢民乱，首相下台谢罪就是了，天皇再悠哉优哉的从幕后走出来，收拾乱摊子，再弄出个新的首相，新的内阁，让他们跟民众斗去。要知道，这世上的民众，甭管是专制国还是民主国，亦或是君宪政体，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民众是永远也不会满意的，是闹事的永恒生力军。与其弹压，莫如泄闸放洪。日本的君宪双轨制，有效的将民乱控制在了只针对于首相这一层，至今为止，日本被推下台的首相，已经数不胜数，但日本的政局，始终是处于稳定状态。

    民主政体的国家，政局是稳定的。君宪政体的国家，政局也没什么不稳定。只有象清国这种类型的专制国，政局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纵然是有三五日的安定，也只不过是短暂的昨日黄花，眨眼功夫又会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

    但是话也不能说得绝对，至少在当时，日本所谓的政局永恒稳定，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日本国真的政局有点不稳。

    日本当时的政局不稳，首先发生在1889年，这一年，日本天皇自己弄出来个宪法，规定将军队的统帅权由内阁移交天皇，以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为其辅佐，天皇握有宣战、媾和与缔约大权。到了1993年，天皇又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战时最高统帅机构，由天皇主持，由此完善了对外战争的指挥体系。

    值此，日本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此李鸿章与袁世凯，一无所知。可怜他们都是晚清时代的人，哪里晓得军国主义这就已经闹起来了呢？

    当天，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转奏折与光绪皇帝，请求对朝鲜出兵。光绪皇帝下旨曰：

    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清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6月3日晚，袁世凯收到北洋来电，正在布置，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衫村濬突然造访，再次打探情报。

    衫村濬问：贵国如果没有朝鲜请求援兵之公文，乱民将对汉城构成威胁，清国有何应对？

    袁世凯笑曰：朝鲜政府已经下达请求我朝援兵公文，清国准备派发1500人兵力，赴朝镇定东学民乱。

    衫村濬闻言大骇，讪讪而退。

    （7）间谍在行动

    1894年6月4日，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衫村濬火速急电东京，称：昨夜在袁世凯敦促下，朝鲜政府正式交付了请求清国出兵的公文。清国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已经出航四艘军舰，驶向天津，为赴朝清兵的商船护航。日本政府应迅速对应，派遣军队进驻朝鲜。

    当天，日本内阁召开临时会议，会议通过决定：清国政府对朝鲜事态的快速反应，必将置日本于被动之地。为对应之策，日本必须要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

    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成立，下达向朝鲜增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

    归国休假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依照政府对朝鲜的既定方针，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成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赶往汉城日本领事馆。

    其时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清两国外交上的均衡，不支持派遣大规模军队赴朝。因为这会使日本政府在未来的外交战场上，变得极为被动，徜如果引发列强的不满，则日本此举，无异于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

    但是，由于伊藤博文的弱势外交，引发了国民的极度不满，尤其是军方，始终主张强硬政策，主张必须打败清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雪甲申事变时日本败北之耻辱，要把清国的势力，驱出朝鲜。在野时，伊藤博文比任何人更要激进，但他已经出任首相，就必须要有全局观，考虑方方面面的势力均衡，这种保守与稳妥的做法，引发了在野势力的极大不满，正在组织力量试图推翻伊藤内阁。

    内阁软弱，伊藤失势，顶不住军方的强大压力，伊藤博文只好顺应军方的要求，采取承诺对应的立场。

    6月5日派兵之后，6月6日，日本外务省电信课截获李鸿章发给驻日公使汪凤藻，嘱其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电报。6月7日，汪凤藻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公文称：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日本外相立即回复照会，称：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

    驻日公使汪凤藻情知事情不妙，急电回报国内。6月9日，清国总理衙门再致照会日本，称：清国保护属国之行动，乃应朝鲜政府镇定国内民乱之请求。然贵国派兵仅为保护居留民安全，故无需派遣大军入朝并不得进入朝鲜内地。

    对清国总理衙门的要求，日本断然拒绝，称：日本派遣军队入朝，是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主旨以及日清《天津条约》之约定，属于条约分内之举，与清国的主张无关。

    到此为止，日清双方各说各话，但同时启动了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条约》，这成为了李鸿章为后世史学家垢病的主要理由。史家抱怨说：都怪李鸿章，他怎么可以签订这种条约呢？他就应该规定任何情形下，日本也不得出兵朝鲜……这种指责与抱怨，是毫无意义的。李鸿章身为中国人，不得不接受宗属国这种过时的羁拌，但他不能把这种落后的观念，强行输灌到日本人的脑壳里。清国不是不应该布防朝鲜，而应该彻底抛弃宗属国体制，对朝鲜实行明正言顺的殖民，唯此，才是当时解决问题之道。

    但是清国舍不得过时的旧观念，那就谁也没办法了。

    6月10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400日兵抵汉城。同一天淮军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驻抵牙山。因清日两国纷争不息，而东学党攻克了全州，朝鲜王室被迫向乱民妥协，委派全罗道监司金鹤镇与乱民谈判，政府同意了乱民提出来的所有要求：一是停止迫害乱民首领与东学教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二是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三是严惩横暴富豪。四是严惩不良儒林两班。五是烧毁奴婢文书。六是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戴平壤笠。七是允许青年寡妇再嫁。八是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九是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录用人才。十是严惩私通日本者。十一是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十二是土地应平均分配。

    此时再说东学党之所以失控，是因为日本参谋部次长川上操六，密遣浪人团体玄泽社，派了内田良平等人打入东学党内部，策动叛乱，以制造日本进兵之借口。此时目的达到，内田良平撤出，此后，这个内田良平将于中国革命党孙文勾连一气，继续策动中国乱局。此是后话，撂下不提。东学乱民失其依附，遂一哄而散，退出全州城，返回乡里继续务农。

    从6月12起，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仁川登陆的军事行动。清国为之震惊，急谴袁世凯，命其迅速通过外交途径，化解这次危机。于是袁世凯会见大鸟圭介，两人展开会谈。会谈之后，袁世凯将其结果电报北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徜若在韩西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徜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

    大鸟圭介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

    两人经过推心置腹的商谈，当场达成即同时撤兵的约定。然后起草合意书，书成之后，两人仔细看过，见内容与商谈时无讹，遂准备签字。正当大鸟圭介提起笔，要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候，代理公使衫村濬突然走了进来，对大鸟圭介说：象签订撤兵条约这么大的事情，建议最好是先向国内报告，大鸟圭介顿时犹豫了起来。他是在休假之中紧急被招回的，并不清楚国内的政策要求。如果他事先见过伊藤博文，获知伊藤内阁的困境，情况也许会大为不同。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正在召开内阁会议，商议研究朝鲜问题。

    （8）和平的希望

    1894年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由伊藤博文首相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议案。此议案主要涉及两点：

    一是日清两国共同参与镇定东学党乱民。二是乱党平息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名，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如果清国不接受此议案，日军就不撤出朝鲜。伊藤博文确信，清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让日本参与朝鲜政治改革，此议案将有助于为日本驻兵朝鲜提供充足依据。

    6月17日，陆奥光宗外相向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解决朝鲜问题新议案的公文，同时电训北京小村公使，知会总理衙门。不出所料，此议案遭到清国总理衙门当即驳回。清国强烈谴责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并强调：朝鲜内乱已平，朝鲜政改应由朝鲜自己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军。

    6月18日，日本混成旅第一批先发部队顺利完成仁川登陆，大批的日本职业军人涌入汉城。身居危境的袁世凯察知大变将临，当机立断，立即电致驻扎于牙山的叶志超部：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世凯的表面意思，是让叶志超虚张声势，作出意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也好让袁世凯有所侍仗，继续对大鸟圭介施加压力，寻求外交上的突破。而深一层的意思，是希望叶志超火速进兵汉城，先据王宫，只要淮兵将国王李熙控制在手，日本人投鼠忌器，就不敢轻动。而这，是当时唯一解决问题的法子。

    叶志超明白袁世凯的意思，不过他不同意袁世凯的见解。此外，叶志超本人也没任何见解，他就是看袁世凯不顺眼，决不会让袁世凯痛快了。

    要知道，叶志超是淮军中的老人，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获得沪上时机，组建淮军的时候，叶志超就归隶淮军之属。此后33年，叶志超追随李鸿章，灭长毛，剿捻军，立功无数，得李鸿章赏识，因留淮军。这一年叶志超已经56岁了，而袁世凯不过是个36岁的后起之秀，叶志超怎么会把袁世凯放在眼里？遂不理睬。

    叶志超不睬袁世凯，让袁世凯陷入了孤立之中。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记载，当时汉城传言纷纷，俱云日本人欲借东学党之手。除掉袁世凯：

    时东学党人必害袁公，籍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世凯）乃一身兼之。

    日本集结重兵于汉城，袁世凯身边的幕僚逃散，已成孤家寡人。这时候他是没有心情追究大鸟圭介食言自肥的事情，更何况，这种事大鸟也是身不由已。尽管袁世凯再三再四的希望两人继续会谈，但大鸟已经不好意思再和袁世凯打照面。

    6月22日，日本内阁首脑在皇宫凤凰阁召开御前会议，首相、各大臣、参谋总长、枢密院议长、海陆军部长均与会，请求天皇陛下之圣断：是撤兵回来，息事宁人，还是破釜沉舟，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准备与清国一战？

    6月23日，陆奥光宗外相通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日本将在朝鲜驻留军队，单独实施对朝鲜内政的改革。并电训大鸟公使，混成旅团余部已经出航赴朝，命令第一批登陆的混成旅团在汉城完成集结部署。

    6月26日，大鸟公使拜见朝鲜国王，阐述朝鲜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会见了国王选定的改革委员会成员。

    6月27，日本混成旅先遣部队完成对汉城各要地的控制，到次日，日本增兵8000名，远超过了淮军2000人的数量。此外，在战略部署上来看，清军驻防牙山偏僻之地，孤兵独处，前后无援，不敢靠近汉城一步。而日兵驻防汉城，控制国都掌握主动，近海还有日舰巡航警戒。这是日军在朝鲜首次以绝对军事优势，压倒清国，标志着战事行将开启。

    6月28日，大鸟公使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性照会，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并要求朝鲜在翌日立即答复。此举意味着日本已经表明了态度，誓从清国手中夺取朝鲜。

    6月30日，袁世凯在获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之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国之属国的消息后，情知大势已去，立即致电李鸿章：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

    袁世凯考虑的是，朝鲜如果不承认自己是清国属国，那么，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外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他的人身安全也失去了保护。日本就可以按照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由，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则不但是对他本人，也是对大清帝国的羞辱。莫不如先行将他撤回，让他再带兵打回来，和日本人真刀实枪的见个真章。

    李鸿章将袁世凯电文转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开会讨论过后，称：袁世凯所谓的朝鲜不承认是清国之属国，纯粹是袁世凯胡说八道，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不可能的！袁世凯如果马上归国，就会激怒日本人，所以袁世凯不可回国。

    李鸿章无奈，只能在总理衙门的电文上批复：要坚贞，勿怯退。然后把电报发给袁世凯。

    然则，总理衙门何以如此淡定，丝毫也不认为随时会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呢？

    总理衙门的想法，确有实据。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转机终于出现。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政府训电，要求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

    同一天，英国外相金伯利也向青木公使转达了撤兵要求。俄国和英国的同步干涉，使得剑拨弩张的清日关系，首次透露出黎明的希望。

    （9）消失于万军重围之中

    日本人最担心的，就是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据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他的《蹇蹇录》中说道：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认同，减少各国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空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名正言顺。

    日本人是从野蛮的专制时代走出来的，最清楚专制帝国的特性及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倍感孤凄的处境了。人类总是不断的走向希望，不断的提升人类的福祉，只有清国跟全世界抬杠，聚天下财富只奉帝王一人，让民众生活在永无希望的绝境中。这样的专制之国，自己愚昧落后，更憎恨哪怕是稍微能够带来些许进步的举措。日本人正是要抓住清帝国的愚昧，狠狠的摆布你一道。

    就在俄英同步干涉的当天，朝鲜国王李熙发布《罪已诏》，称：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

    国王李熙仍然行走在专制时代的老路上，指望一纸轻描淡写的《罪已诏》，就能够让自己解脱困境。中国历史上，昏庸残暴的帝王不知凡已，但肯下罪已诏的，绝对是异数。让作威作福的帝王承认自己的错误，那要以无数颗头颅与淌流成河的鲜血为代价。更常见的情形是，头颅有了，鲜血有了，但是罪已诏没有。所以在李熙看来，自己已经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了。

    但是这个让步，与世界潮流距离太远太远，远到了无远弗界的程度。所以大鸟圭介不为所动，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财政、兵制、教育的改革纲领，要求改革委员会在规定期限内，拿出具体改革意见。

    1894年7月3日，大鸟公使按照陆奥宗光外相的训令，要求朝鲜政府参与内政改革，答复时间限定在8日中午。朝鲜政府被迫任命内相朴正熙、内务次官金嘉镇、曹寅承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4日，清国总理衙门电示李鸿章，称：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

    李鸿章知其不免，只好在电文上加了应遵办三个字，发给袁世凯。袁世凯见此电，心灰如死，致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的情势和自己的分析：

    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徜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速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年纪不过36岁的袁世凯，看得比任何人都要明白。他知道宗属国体制给清国惹来了塌天的大祸，也知道列强的调解是毫无用处的。这是因为他身处危局的中心，比任何人的感觉更敏感、更清晰。为此，他再次提出归国要求：

    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徜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留美幼童出身的海关职员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

    局势日危，袁世凯是真的顶不住了。他甚至连替代他的人都已经物色好了，推荐有能力、无名望的唐绍仪接任。眼下这情形，李鸿章是阻止不了的了，总理衙门也难以阻止，唯一能够阻止袁世凯的，只有皇帝。

    7月7日，光绪皇帝传旨：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毋庸调回，钦此。

    看到这个圣旨，袁世凯一下子就病倒了。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9日，袁世凯再次致电李鸿章：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同一天，唐绍仪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

    其电一：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唐绍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气速示。

    其电二：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

    袁、唐二人没有在电文中提到的是，此时袁世凯的衙署，已经团团为日兵所困，并修筑了炮台，九门重炮，居高临下直抵袁世凯脑壳。正是这强大的压力，才将精悍的袁世凯彻底压跨。被九门重炮抵额，万名日本兵围困，却仍然在有条不紊处理国家事务的，中国历史上唯袁世凯一人而已。

    直到确信袁世凯确实是病重，再经李鸿章说劝，总理衙门才不得不特许开恩，允许袁世凯回国。

    这时候的清国，把全部精力用在阻止袁世凯回国之上，甚至不惜请出了光绪皇帝的圣旨。而日本，仍然在有条不紊的，强制朝鲜进行改革，以陷清国于不义之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7月10日，在汉城南山老人亭，大鸟公使会见朝鲜内政改革委员会委员，提出五条二十七项内政改革草案纲目，要求三日内议决、十日内实施。改革案要旨七项：一是恢复议政制，确立六曹判书权限。二是严格宫中府中行为，宫廷不得干涉政务。三是明确外交责任制，由专任大臣负责。四是清除派阀，起用新人。五是严禁买官卖官。六是严禁官吏收受贿赂。七是汉城及重要港湾间修建铁路，全国主要都市间架设电信线路。

    做不做先不要说，单凭了这纸改革草案，就给了国际社会一个鲜明的印象：日本，正在努力将沉溺于愚昧与落后的朝鲜，强拖向文明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对此都会持赞许态度，只有清国和朝鲜愤怒与心。

    这纸改革草案，遭到了朝鲜宫廷所有人的反对，他们拒绝变革，渴望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权，一丝一毫也不肯退让。为此，宁不惜与日本一战，宁肯全部死光光，也绝不会允许朝鲜踏入文明社会半步。

    7月13日，朝鲜政府在议政府内任命总裁官、堂上官，作出应和大鸟改革提案的姿态。两日后，朝鲜政府正式通告日本，如果日本方面不撤兵，不撤销改革案实施期限，朝鲜的内政改革将无法如期实施。

    同一天，处于炮口之下，近万名日军重重围困中的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在与总理衙门多次蹉商之后，终于请下圣旨，调袁世凯回国。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

    当天夜里，袁世凯在他的官衙中神秘失踪。4天后，直到7月19日，日本人才确信袁世凯已经逃脱回国。可是重围之下，这个家伙是如何走脱的，这让日本人大惑不解。

    袁世凯是如何神秘走脱的，中国人不是太感兴趣，懒得追究，怕费心思。目前只有叶恭绰及袁世凯女儿袁雪静的两种说法流传：

    叶公绰称：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

    叶恭绰的这个说法，严重失真，盖因当时的德国人穆麟德，十年前就已经调回了中国海关，根本不可能在朝鲜。所以又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雪静，换了种更含糊的说法。

    袁雪静称：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袁雪静虽然是袁世凯的女儿，但她的说法，同样也让人无法理解。难不成那近万名日本人，都是瞎子不成？眼看着你袁世凯化妆离去？这个答案，还是由日本人花费精力，最终给找了出来。据当时在汉城的日本记者佐藤铁冶郎撰《袁世凯》一书，书中第四篇《袁世凯轶事及结论》之第四小节中，称：

    袁当日清衅端未起时，屡向李鸿章请假回国，李皆不准。然袁命统兵官龙姓，乘其所坐之绿呢肩舆，由仁川至汉城频频往来，人皆不知其经营何事。迨我国大兵云集汉城，凡津关要路，皆有兵驻守，以龙仅乘肩舆，遂任其出入。继兵端将开，李鸿章准袁回国。袁遂于黎明乘肩舆冒为龙姓，至仁川乘英国汽船回国。始知其预命龙姓往来之用意，在恐我国追放也。

    佐藤铁冶郎提供的这个资料，是目前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正如其人在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当时汉城出城各路，均由日兵严防死守，袁世凯纵然是肋生双翅，也难以飞出。但是这家伙智计终究非凡，早料有这么一天，预先派亲信乘一顶颜色扎眼的绿轿子，每天在驿路上来来去去，看得日兵熟到了不能再熟。袁世凯就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个心理盲点，钻入轿中巧妙脱逃。

    袁世凯算是逃了，现在，清国要想避免战争，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赶快承认朝鲜的内政改革方案，又或是立即催促朝鲜的政改。

    但是，清国宁肯选择战争，也决不允许政改危急到自己的权力。

    （10）不改革，就战争！

    早在6月30日，俄英两国双双向日本提交照会，要求日本立即撤兵。收到照会的陆奥宗光外相，感到事态严重，陷入苦境，不敢自决，就去首相府伊皿子，拜访首相伊藤博文，让首相决策。

    伊藤博文看了俄国的通告公文后，一言不发，陆奥宗光询问他，此事何以自处？好长时间，伊藤终于开口了：局面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地步，还如何应和俄国的要求，将我军从朝鲜撤回呢。

    伊藤博文这句话，堪称四平八稳，方方正正，只是内容空空如也，什么玩艺儿也没有。也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解释，透着点拒绝俄国人的意思，又好象没这个意思。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就看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了，无论你怎么想，这句话好象都和你的想法贴边。

    陆奥宗光果然上套，说：尊意与鄙见完全相符合，然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

    然后陆奥宗光告辞，当夜给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德二郎发去急电，称：日本完全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应该撤军的时机。

    独自向俄国发出了反驳书，陆奥宗光突然害怕起来，害怕到了极点。在他的《蹇蹇录》中写道：呜呼，追想当时的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陆奥宗光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要知道，朝鲜是夹于中、日、俄三国之间的半岛，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三个国家的利益。日本如此大张旗鼓，徜激怒俄人，大兵涌至，或与清国合击日本，则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唯有切腹谢罪而已。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陆奥宗光蛮横的拒绝了俄国之后，俄国竟无丝毫反应。反倒是英国绅士般的踱着方步出来，调停清日两家。

    英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是最期待着这一地区持久和平的。而且，英国是现代工业国家，也是最希望朝鲜进行政改的，寄希望于清国对日本的政改方案快速做出反应，推动双方早日撤兵。于是英国驻清公使向日本伸过来橄榄枝：如果清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议考虑的话，日本是否愿意重新对话？

    日本毫不犹豫的抓住了英国这只友好的手，把自己从发动战争的泥潭中拉出来，称：为了朝鲜的政治改革，日清两国如果愿意共同派遣委员参与改革，日本不会拒绝与清国对话。

    一切为了朝鲜的政治改革，日本的文明负责之举，让整个世界为之感动。但清国的答复却丝毫也不出意外：清国总理衙门王大臣会见日本公使小村，轻蔑的说：日本的改革方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日本不撤军，任何提议都无法商议。

    清国的表现让世界失望，改革就是释放权力的巨大能量，由专制集权转化为民权。改革居然还要改出新意来，也只有清国人敢如此胡说。

    日本得理不饶人，以道义而自居，向清国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又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日本这招狠，把英国拉上了，口口声声只要改革，生生把患有改革恐惧症的清国，逼入了死角。对此，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帕则特，向日本转达了清国政府的回答：清国政府对12日日本的通告感到非常不快，如果日本真心希望和平，应该不会拒绝继续谈判。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如果7月20日为止，日本仍不作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12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

    大战在即，就看俄国人的态度了。

    7月13日，俄国公使希特罗伯答复日本陆奥宗光外相的电报，称：俄国对日本出兵的抗议，到此为止。

    关键时刻，最该硬气的俄国佬，却突然软了下来，令得日本欣喜若狂。而朝鲜则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宁为瓦碎，不为玉全。宁可全都死光光，也绝不政治改革。正所谓统治者能够听得懂的，唯有炮声，朝鲜是连炮声都听不懂，于7月15日，由外务督弁赵秉稷，代表朝鲜政府，向大鸟公使递交了拒绝内政改革纲领的回答书，表示在日军撤退后，朝鲜政府将自己实施改革。

    7月18日，大鸟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包围朝鲜王宫的请求。19日，在仁川的村木少佐向大本营报告，称清国朝鲜代表袁世凯，未通知各国公使馆，深夜秘密从京城出发前往仁川，换乘本国军舰归国。据称，在离开朝鲜时袁世凯向朝鲜官员放话：余归国后，会立即率大军回来。

    果然，7月20日，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分别报告：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此举意味着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7月22日，朝鲜王宫回复大鸟，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业已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撤军的要求。大鸟公使回应称：朝鲜的答复只是口头应付，朝鲜政府内心其实仍然承认属国论，此答复不能算数。并与同时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递交了日军准备进攻王宫的通告文。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交战3小时，朝鲜王宫卫队被击溃，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朝鲜卫队战死40余人，余者投降。日军战死1人，负伤1人，缴获大炮30门，枪械2000挺。虽然日本以微小的代价，轻易的攻克了王宫，但此事仍足骇人听闻，缺乏道义依据。但日本既然敢于攻打王宫，已经有了全盘的考量。

    当天上午，日本代理公使衫村濬在大院君李罡应宅邸，出示日本政府的书状，作出日本只是帮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绝不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书面保证。大院君同意了日方的要求，但提出必须由李熙国王下诏，恭请大院君回宫。中午11时，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原本是事大派的大院君，出于对清国政府无端羁押他的仇恨，从此改弦易辙，成为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与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驻朝鲜的混成旅团开始向牙山清军进攻，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发生遭遇，并进行了交火，装载着千名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为日本东乡平八郎的舰队所拦截。双方僵持了四个小时左右，高升号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臣民，英国与日本并未交战，理应获得通行权力。但是日本要求俘获这条船，船上的英国人在表示了适度的抗议之后，就屈服了。但是船上的淮兵水勇，皆系李鸿章家乡的子弟兵，他们拒绝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将英国船员俱行拘押起来，以手中的步枪对抗日本战舰。

    这场战斗，则在英国留学八年的东乡平八郎，坐镇于浪速号上指挥。他下令向高升号开炮，将这艘英国商船击沉。此后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中国方面的专著指控称，冷血的日本人向水中的清军士兵开枪，由李鸿章苦心训练成的最精锐清军704人，尽殁于此。而获救的英国人声指控，是高升号上的清军向他们开枪，这是因为清兵目睹欧洲人急于乘小艇离开，因而愤怒的缘故。

    高升号受到攻击，李鸿章大为震惊，立即接见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说：他们打了你们的总领事，击沉了你们的船，一点也不把你们公使的调停放在眼里。

    总理衙门也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但诡异的是，这一次双方会面的文本记录，清国方面和英国方面，竟完全不同。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载，庆王奕劻追问：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英国公使答：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

    而在英国公使写给伦敦的报告中称：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

    外交大事，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危亡，可在这起事件中，两家的备忘录竟然完全不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英国军方对高升号遇袭表示了强烈愤慨，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但是，出自于英国的全球战略，主要是为了阻竭俄国人南下，英国决意忍气吞声。这就是清国当时所面临的悲哀处境了。原本，俄国佬可以在朝鲜问题上，成为清国的同盟军，但俄人正在南下，于是清国失去了这个同盟。而英国则是清国另一个盟友，但英国正在阻竭俄人南下，最终的结果，是由清国独对日本。

    1894年8月1日，在实际战事已经爆发的前提下，清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