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原文

    长儿汝舟：

    大儿知悉。接来信，知吾儿三载在外，十月内将回籍一次，并顺道沿海路来粤一游，甚为欣慰。吾儿三载离乡，汝母汝妇，虽在家安居，然或则倚闾望儿，或则登楼思夫。客子归乡，天伦之乐融如。吾儿有此家思，不以外物而撄情，为父殊深嘉许。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特以君恩深重，公务冗忙，有志未能申耳。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男儿读书，本为致君泽民。然四十而仕，尚未为迟。吾儿年方三十，不过君恩高厚，邀幸成名，何德何才，而能居此。交友日益多，志气日益损，阅历未深，而遽服官，实非载福之道。为父平日所以不言者，恐阻汝壮志，长汝暮气。今吾儿既日知汲长绠短，思告假回籍，孝以事母，静以修学，实先得吾心，又何阻为。唯有一言嘱汝者：服官时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勿恋权位，而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世计，勿儿女情长，勿荒弃学业，须磨励自修，以为一旦之用。是则用舍行藏，无施不可矣。吾儿其牢记之。迩来身体如何，须加意当心。父年事虽高，然精神甚旺，饭量更较前增高。汝母在家，亦甚康健，可勿深念。汝弟秋闱，虽蒙荐卷，未能入彀。此正才力不足，未可怨天尤人，闻甚郁抑。吾儿寄家书时，可以善言婉劝之，父有不便言焉。来书字迹颇潦草，何匆促至是，后宜戒之。元抚手谕。

    家书译文

    长儿汝舟：

    让大儿子汝舟你知道。我已经收到了你的来信。知道了你已经离家3年，十月份将要回到家乡一趟，在回家的路上，还顺道沿着海路来了广东一趟，我很是欣慰。你离家已经3年了，你的母亲和妻子，虽然在家也是安居乐业，但是老母也会倚着门框盼望儿子归来，妻子则是登上高楼思念丈夫。客子归乡，全家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我儿有这样的恋家之思，不因外界外物而改变性情，为父我深觉欣喜。你父亲我在外11年，虽是身处阔朗轩堂，鼎食铺排，顾盼间意气风发，然而一旦思及家中状况，觉得在这里虽然不错，但还是不如回到家乡，只因为皇恩浩荡，恩情深重，公务冗杂繁忙，就算是有这个意愿也不能实现了。我儿在都城，职位不过是司务，来来往往，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况且官职在身，学业上反而大多荒废了，实在不如暂时回到原籍，尚且还能侍奉母亲主持家业，并且还能重新温故学业，读书明理，与古圣贤为友，足以你长进学识了。男儿读书，都是为了报效君王福泽百姓，就算是年过四十才出仕，也不算迟。我儿才刚刚30岁，不过是仰赖着君王恩情深厚，得以侥幸成名及进士第，你有何德何能，长居京城？听交的朋友日益多，你的志气也就越来越短浅了，阅历不深，却突然穿上官服，实在不是有福气的表现。为父我平日之所以不说这些，是因为恐怕阻塞了你的壮志雄心，增长了你的垂垂暮气。如今我儿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想着告假回原籍，以孝道侍奉母亲，静下心来认真修习学业，实在是深合我的心愿，我又怎么会去阻拦你呢？只是有一句话要叮嘱你：当官的时候要时时做归家计，不要贪图功名利禄，更不要贪恋权位，然而一旦回到家里后，那就又要时时做出仕为官经世济民的打算了。不要儿女情长，不要荒弃了学业。须磨励自勉、修养品性，想着一旦启用该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么无论你是在职为官，还是居家赋闲，都是可以施展抱负，有所作为的了，我儿你要牢记。近来你身体怎样？须加意小心。你父我虽然年龄大了，但精神还是很好的，饭量比之前还有所增加。你母在家也很康健，不要担忧挂念。你弟弟秋天应试时虽蒙考官推荐试卷，但并未取中。这就是他才能不足的原因了，不可以怨天尤人。听说他很是抑郁寡欢，我儿寄家书的时候，可以委婉地好好劝说他，为父我倒是不好说他什么了。你这次来信字迹很是潦草，何至于匆忙到这个地步？以后要戒掉这个毛病了。父亲元抚手书。

    家书延伸

    生命真谛的真谛，在于摆脱名利的束缚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这是《庄子·人间世》中的话。“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庄子借孔子的话说：因为有求名的心理，所以不择手段去做，把人生的行为标准都破坏了；所知愈多，意见之争愈大，真学问也就没有了，这是因为固执于个人的所知所见，所以便争强好胜。

    历史上真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为了考功名，他不要功名，他为了自己读书，为了自己求道，所以他一生能有成就，名留千古。东晋的陶渊明就是如此。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是个志趣高尚的人，号五柳先生，关于五柳先生这个号的由来，在《五柳先生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只是他所住的屋前有五棵柳树，于是就用‘五柳’做自己的号了。他性情恬静温和，不爱说话，也不贪图荣华富贵。唯一有个爱好就是读书，然而他读书也从不拘泥字句，每当有些心得体会，就会高兴得忘记吃饭。生性喜欢喝酒，可是家境贫寒以致他经常没得酒喝。亲戚朋友都了解他，有时准备了酒宴请他，他去后总是开怀畅饮，每次喝醉就自动退席，一点也不拘小节。家中空有四壁，不能遮风蔽日，身上粗布短衣，破烂不堪，经常缺吃少喝，他却安然自得，常写些文章自寻乐趣，以展示自己的志向，从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就这样度过一生。”

    陶渊明的家境可谓贫寒，后来又因为母亲年老，家中贫困至极，他只好出来当了州的祭酒，可是，天生散漫的陶渊明却受不了官场的束缚。没过几天，他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中。后来，他接到州里的邀请去做主簿一职，他没有答应。亲自耕种自给自足的辛苦劳作让他患病数十次。走投无路，后来他在镇军将军和建威将军帐下担任参军一职，他对亲戚朋友说：“我想出任地方官，以为家庭提供生活费用，行吗？”上面的官员知道陶渊明的心思，于是他走马上任彭泽县令，到任之初，陶渊明吩咐属下在官府的田里全都种上秫稻，妻子坚持要他种粳稻，他才将地分成两块，50亩地种秫，50亩种粳稻。郡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来视察，县中小吏告诉他去拜见督邮时应穿戴整齐，没想到陶渊明却为此大为不满，他长叹一声说：“区区五斗米的俸禄就要让我去折腰迎接乡里小人？”当即解印辞官而去。

    这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渊明也因此为后人所景仰。这充分表明了陶渊明淡泊名利、法度自然的心性。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其间虽有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当官的无奈和悲哀，但更多的是他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寻。

    看过陶渊明的这些故事，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在于自己如何去体现，而绝不会因为衣着华丽或身穿破旧的蓑衣而有所改变。

    对功名利禄的贪婪是争名夺利的根源，所以要戒除争名夺利，首先要戒除贪欲，要懂得播种一分收获一分的道理。如果你不努力学习，怎么会有好的成绩？如果你不认真钻研、刻苦研究，怎么会有创造发明？如果不懂经商之道，不惜坑蒙拐骗，又怎么会有真正的成功？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就学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老婆婆得陇望蜀，有一想二，贪得无厌，结果金鱼在愤怒和厌恶之余收回了一切，老婆婆仍旧生活在往日的贫困之中。还有一个农夫与神仙的故事与此类似。农夫一日偶遇神仙，神仙为其劳苦和忠厚所感，为其点出一眼井，井里冒出的是酒，永不枯竭，农夫卖酒发财，后来却嫌没有酒糟喂猪。神仙惩其贪心收回了一切。这两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所带来的危害。

    古人是最瞧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狗苟蝇营之徒的。据说当年乾隆帝下江南时，站在山上俯瞰远山近水的景色时，对江中来往船只的繁荣景象迷惑不解，便问道：“江中这么多船只来往，这是为何？”此时，乾隆身边的道静和尚说：“其实，江中只有名和利两条船。”乾隆帝听后不再作声。

    对名和利的追逐，从古至今都不曾淡化。庄子对人们贪名图利的心理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借用孔子之言说：“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去做事情，自己被名誉、名声困住了；为了求胜，为了榜上有名读书，而不是为了学问去读书，这是斗争心理的开始。不是说名和知识不是好事，而是说为了求名，为了求胜而求知的话，这两样都不是好事。“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这两样都属于杀生武器的范畴，破坏自己的生命，这不是道德的行为，不是真正懂得人生和生命的。

    的确，求名求利非有利之事。面对对名利有着本能追求的苦恼，有人也努力告诫自己不去看重名利，视名利为粪土，可一遇上实际，便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利的旋涡。于是人们不禁感慨：古往今来，又有几人不受功名利禄所惑？

    著名作家沈从文就是一位能从俗世的名利纠缠中退出，以淡泊宁静的心态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从而保持心灵的安宁与平和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极富传奇色彩。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军人世家，14岁时，因家中贫困，他便投身于一支旧军队，参军六年，他随部队辗转，足迹遍及川、湘、黔三省各界及淮水流域，尝尽苦楚，饱览了“人生这本大书”，也正是这段军旅生涯让他见识到了太多的杀戮和死亡，使沈从文充分地体验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等。1922年，20岁的沈从文离开了军队，来到了北京，追寻那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梦。

    北漂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然而，在贫穷、失业、世人的讥讽之中，他始终不改对文学之梦的追寻，他在北大当旁听生，一有空闲就埋头在京师图书馆，看书学习，在他那“窄而霉”的屋子中进行写作，最后，世人终于发现了他的才华，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小说和散文，小说《边城》更是让他名声大噪。

    可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从小兵成长起来的大作家遇到了麻烦。他的作品被“左”派理论家批为“不合时宜”，他本人也被称作“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中，沈从文是茫然的。他把自己囚禁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极度惊惧之中，他想以结束生命来消除痛苦，幸运的是，他并未成功。

    经历了这一场精神劫难之后，沈从文的心灵恢复了平静，他决定换个行当，不再从事曾经热衷的写作，改去历史博物馆干起了整理文物的活计。虽然有很多拥护他的人对此感到不解。但是沈从文不做解释，只是报以微笑。

    其实，沈从文内心必定是不舍得离开文坛的。在近半个世纪里，他的生命都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了。离开心爱的文坛纯属无奈之举。

    可喜的是，沈从文从没有因为社会环境抱怨过什么，他认为既然无法改变当时的现状，便只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那便是以淡泊宁静的方式寻找新的人生之路。他来到了历史博物馆，做起了枯燥乏味的工作——为文物写标签，这是一种不太需要用脑子的活儿，但沈从文却安之若素，踏踏实实地干了起来。渐渐地，他在金石、陶、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也发现了这是他后半生要做的事情。从此，他沉浸在金石瓷器等文物之中，他在石头与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中，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意识。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博物馆，即使是三九寒天也不例外。他身着灰布棉袄，在一个背风处，一面跺脚一面用滚烫的烤白薯给手捂暖，等着博物馆的警卫开门。一进入到博物馆里，他便迅速将自己的身心沉浸到那成千上万的文物之中，从那一点一线、一履一节间，去感知民族悠久丰富的文化，是那些静止的充满历史感的文物重燃了他的生命之火。

    “文革”十年，沈从文也受到了冲击，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但只要境遇有所好转，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物研究之中。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完全忘却了所有的名利，他所有的努力只是想尽自己所学为社会尽一份责任。“文革”结束，阴霾散去，历尽重重劫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沈从文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一面世便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此时的沈从文仍以平常心洞悉世事，宠辱不惊。他说：“一切所谓成绩、记录，都是受一种来自较远、较深远的愿生鼓舞，随着十分积极的态度和信心坚持下去而产生得到的。”至此，您一定能感受到生命之庄严。

    这就是沈从文。历经劫难，让他对生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所关注的永远不是从社会索取些什么，而是自己对社会能做些什么，在纷纷扰扰的尘世间，他善于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及时摆正。或许正因如此，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始终能超然物外，将名誉、地位置之不理，在他看来，自我价值的体现显得更为重要。他那对生活意义的追寻，正是他完美人格的体现。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纷繁复杂甚至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平和。

    生命的真谛，或许就是摆脱名利的束缚，在令人备感煎熬的生存环境中能平静自若，泰然处之。

    家书点睛

    人们之所以难以摆脱名利的枷锁，是因为对人生的根本问题缺少认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绝不会为功名利禄所惑，他更看重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因此，他们对客观条件的诱惑有“免疫力”，时刻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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