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肥大，绿阴阴的一大片。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
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于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
“去罢，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
“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
“杀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喊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我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头椅子上。我把上半身压着她的膝头。
“妈妈，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
“我说是什么大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帕给我揩了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
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喊香儿陪你到厨房里去，喊何厨子把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一只鸡给他。”
“那些鸡我都喜欢。随便哪只鸡，我都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说。
“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死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它。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个凶手！他亲手杀死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回头拔步就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放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
“妈妈，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
母亲温柔地安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的时候，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望着那两个菜碗，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又告诉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老妈子的话，因为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
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失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种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趣。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先后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连凤头鸡也在内。
老妈子里面，有一个杨嫂负责照应我和三哥。
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三十岁光景。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
杨嫂很有口才。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我们听完了故事，就由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坝子里一片黑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我们回到母亲房里，玩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的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打开立柜门，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子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南唐李后主：《忆江南·怀旧》
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子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着母亲读出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来那根牛骨做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子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但是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一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里来。她陪伴我们，照料我们。
这个妹妹大排行第九，我们叫她做九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笑。
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笑。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地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情。
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我们就阖上那本小册子。
“喊杨嫂领你们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
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来了！来了！”杨嫂的高身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常常牵着我走。她的手比母亲的粗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
生活就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
然而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子阖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喊你们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
“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
她抚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
“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三少爷，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她又说。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怪脸。
“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办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
无论谁听说杨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在我的眼前。
“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
“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我了。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先生打我。
我埋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天。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川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
“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人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我心里很难过，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件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了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向他解释：
“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埋下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旁边暗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地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懂得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官回成都去了，虽然那个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的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我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两年中间我只挨过一次打，因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磕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胁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挨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是我始终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从小时候起我就讨厌礼节。而且这种厌恶还继续发展下去。
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82]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成了两排，再加上三叔的两个镖客（三叔在南充做知县，刚刚从那里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圆。以后再也没有变兵进来过。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祖父也到别处去了。
这一天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是家里已经忘了这件事情。
从此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人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找到。
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和三叔头上的假辫子也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明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道从哪里刚学会了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洋剪刀，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了。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两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由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省。
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感到兴趣。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三叔还是一个诗人，写过不少诗词。祖父也是诗人，还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常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都是小孩子，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得高兴。
清朝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是大哥不久就进了中学。
两年半以后，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含着眼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绫的两头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个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下去了。它掩盖了母亲的遗体。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着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签押房里两个姐姐的哀哀的哭声。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躺在床上，含着眼泪祷告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母亲的放大照像。我心里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张二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诵读的声音很可笑。我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座古庙里，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好了两个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睡在那个穴里面了。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跟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一张母亲的放大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不见母亲，还以为她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的光景二姐也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病。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病了。有一次她几乎死掉，后来有人介绍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治好了她。
因此母亲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她们都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也很和气。
母亲同那几个英国女医生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去看过病。她们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去读它。母亲死后，我们就没有跟那几个英国女医生来往了。
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毁坏了她的身体。
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啊！”我常常在暗中祷告。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来给她诊断，都没有用。
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祖父的生日，从那一天起，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了十几桌客。全家的人带着笑容跑来跑去。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她一定很难受。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父亲便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远远地坐在阶上看戏。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动，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了一张尖脸，嘴唇也枯了。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苦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老妈子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以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场。地方很宽，长满了草。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闪耀，坟前不少的野花正开出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只蝴蝶在花间飞舞。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阵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子里。忽然坟后面响起了哭声。
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我感到了恐怖。我没有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了一会儿，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场。
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同我在一块儿玩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仆人。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已经死了。
大哥已经成人。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和姐姐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是也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轻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父亲喜欢京戏。当时成都戏园加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这种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们家来吃饭。自然是父亲请客。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客厅里清唱。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神经错乱，跪在地上赌咒般地说了好些话。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嗓子坏了不再登台了，就管教弟弟，靠着弟弟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完全是个小孩，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面目做了种种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很客气，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玩过小旦。
三叔却不同，他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李凤卿。祖父也喜欢李凤卿。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在台上出现以后，祖父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们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娟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举动和说话都像女人，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
有一次三叔把李凤卿带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看见他在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的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诗在上面。
李凤卿的境遇很悲惨。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死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我还记得上下联的后半句是：“……哪堪一曲广陵，竟成绝响。……惆怅落花时节，何处重逢。”
后来二叔偶尔和教书先生谈起这件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
“××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位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个县的教官。曹先生到我们家来教书还是三叔介绍的。李风卿当时在南充唱戏，三叔在那里认识了他。
听见“风雅士”三个字，就跟平日听见曹先生说的“大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风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两个主角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柴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我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我早就不到厨房里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老妈子调情（他后来就同祖父的一个老妈子结了婚，那个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欺凌别人，也使我不满意他，虽然我从前常常到厨房去看他烧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有两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叫我，我也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儿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是我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人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名称就叫《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抄了五六份。
我是杂志的第一个订户。大哥把他那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十日》杂志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者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力。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非常佩服。
《十日》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费，就得到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巷战。在这七天川军同滇军的巷战中，我看见了不少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白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功夫就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但是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治病，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在他的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多了，想看我，便叫人来陪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走到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啊！”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妈子。
父亲微微笑了。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昏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痛哭起来。
自从父亲接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住。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走过来劝慰大哥。他们夫妇埋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父亲埋葬了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坐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
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了。
父亲死后不久，成都又发生了更激烈的巷战。结果黔军被川军赶走了，全城的房屋烧毁了很多。不用说我们受了惊，可是并没有大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只是缺少蔬菜和油荤。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他们买不到米做饭。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残酷的景象。而且我们偶尔也挨近了死的边缘。……
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军阀割据的局面却一直继续下去，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是父亲一死，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替我讲话。
我便开始跟着香表哥念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们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帮助我学到一点其它的知识。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我就没有时间跟着香表哥念书。他后来结了婚，离开了成都，到乐山教书去了。
香表哥（他的本名是濮季云）是一个真挚而又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有学识的年轻人，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的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白白地浪费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是得到两个人的帮助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一个人到法国去念书，都少不了他的帮助。虽然为着去法国的事情我跟他起过争执，但是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远藏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人罢。
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
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给绑得太紧了，不能够动弹。我也不能够甩掉肩上的重压。我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一天一天地瘦下去。父亲死后的一年中间我每隔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而且整个冬天一直在吞丸药。
第二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祖父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不干涉，因为他听说学会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工作，他又知道邮局的薪水相当高，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或其它的人事变动而失业。我的一位舅父当时是邮局的一个高级职员，亲友们都羡慕他的这个“好位置”。
我在青年会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病。祖父知道了便要我在家里静养。不过他同意请香表哥到我们家里来正式教我念英文，还吩咐按月送束脩给香表哥。其实所谓束惰的数目也很小，不是一元，便是两元。
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着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感情。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我的确憎恨过他。
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发生了感情。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旧历），我就失掉了他。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去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他的灵前发生过争吵。
可惜祖父没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大哥的儿子）。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期争斗的根源，他自己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并没有人真正爱他，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卫道者那样地消失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我们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〇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在学校里因为我没法交出中学毕业文凭，后来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这件事情竟然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学业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保全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旧的礼教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
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信仰与活动[83]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伺志[84]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南京接到。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85]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86]命的传单。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我的幼年[87]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坏了，这些时候都不曾修理过，雨水就沿着窗户从缝隙浸入屋里，又从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书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书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书、信和稿件全打湿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听见滴水的声音才慌忙地爬起来，扭燃电灯。啊，地板上积了那么一大滩水！我一个人吃力地把书桌移开，使它离窗台远一些。我又搬开了那些水湿的书籍，这时候我无意间发见了你的信。
你那整齐的字迹和信封上的香港邮票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张西式信笺。我才记起四个月以前我在怎样的心情下面收到你的来信。我那时没有写什么话，就把你的信放在书堆里，以后也就忘记了它。直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雨夜，你的信又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朋友，你想，这时候我还能够把它放在一边，自己安静地躺回到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吗？
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打算留来坐bus回鸭巴甸的。
在你的信里我读到这样的话。它们在四个月以前曾经感动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读到它们，我还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过那些荒凉的墓场。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个同伴，因为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而且我也有过和这类似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我确实有的太多了。从你的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过去，你的话使我又落在一些回忆里面了。
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把她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样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唤着“妈”这个亲爱的字。我的声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墙壁上母亲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
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时在狭小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黯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馁地死在街头。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张破席。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别人硬说他偷东西，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内。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其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争斗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七，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握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可以写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听。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来，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我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大概在两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作我的介绍人。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想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均社。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地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但这样的会议是不常举行的，一个月也不过召集两三次，会议之后是工作。我们先后办了几种刊物，印了几本小册子。我们抄写了许多地址，亲手把刊物或小册子一一地包卷起来，然后几个人捧着它们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印了一种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那一天天气很好，我挟了一大卷传单，在离我们公馆很远的一带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它们散发光了，又在街上闲步一回，知道自己没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到约定集合的地方去。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这一天我们就像在过节。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几条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到家里。晚上我悄悄地叫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糨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地读完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半月》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人。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带着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啊！
我就是这样地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那时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风，关着的窗门突然大开了。雨点跟着飘了进来。我面前的信笺上也溅了水。写好的信笺被风吹起，散落在四处。我不能够继续写下去了，虽然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你吐露。我想，我不久还有机会给你写信，叙述那些未说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话能不能够帮助你更了解我。但是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信给我唤起了这许多可宝贵的回忆。那么就让这风把我的祝福带给你罢。现在我也该躺一会儿了。
1936年8月深夜。
我的几个先生[88]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相信你能够看见它们。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创刊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89]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你读我的《家》读了一个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卒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90]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呜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种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渐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活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星似地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现在不把他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91]。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罢。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诉了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193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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