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选集（下）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

    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92]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两封信

    在平静的印度洋上，我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我的两个哥哥的，里面有这样的话：

    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只是我这样地思念你们，你们果然能够知道么？你们也许不会了解我。这一年来我是一天天地走向孤独了。我和家里的人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消息，便是和你们两个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我愤怒地对自己说：“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罢，不要使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总之，你叫别人忘却你，你也就忘却别人罢！”

    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自己可以被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是这半个多月来的生活，更使我认识了我自己。无论什么人，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给我所敬爱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写了下面的话：

    ……我们从卧佛寺出来，菊花和树叶还插在我们的衣袋里。此行于我不会生什么影响。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庄严已经引不起我的注意了。然而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我也曾与许多和尚往来（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你自信你看破生死罢，然则你看见或者身历可悲、可喜、可愤的事，还是不能不悲喜、愤怒，否则你便不是人了。然则你又何尝看破生死呢？所谓虚无是与现实的人的世界相冲突的。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这样的我来到了佛教史上的重要地方，站在伟大的卧佛之前，会有什么感想呢？我已经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了。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繁星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海上的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海上生明月

    四围都静寂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像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乡心

    我不想睡，趁大家酣睡的时候，跑到舱面上去走走：

    我上了舱面就感到一股寒气，不由得扯起大衣的领子来。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吵人的机器声时时来到我的耳边。

    浪很小，船也平稳，风并不大。一轮明月照在万顷烟波之上，蓝色的水被月光镀上了银色。月光流在波上，就像千万条银鱼在海上游泳。我这时真想拿一根钓竿，把它们钓几尾上来。

    我默默地在舱面上走着。明月陪伴着我，微风轻抚着我。有无涯的大海让我放观；有无数的回忆尽我思量。人生难得几良宵。是乐么，还是痛苦？

    三十四天的旅行到此告了一个段落。明天太阳照眼时，我们就要踏上法国的土地了。这时候似乎又觉得船走快了些。现在对于海上的生活又感到了留恋。这三十四天的生活的确是值得人留恋的。然而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岸了。

    “明天要上岸了，”和以前在家时，在上海时，“明天就要走了”的思想一样，激动着我的心。这种时候要说是快乐罢，自己心里又不舒服；要说是痛苦罢，又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怎样的矛盾啊！我一生就是被这种矛盾支配了的。

    不知道怎样，我竟然被无名的悲哀压倒了。四周有这么好的景致，我却不能欣赏，白白地拿烦恼来折磨自己。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走一整天的路。倘若在家里，我的大哥一定会催我：“四弟，睡得了——”现在呢，即使我走到天明，也没有人来管我。能看见我的，除了万顷烟波之外，就只有长空的皓月一轮。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93]；“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94]——锋镝余生的我，对此情景，能不与古诗人同声一哭！

    然而过去的终于是过去了。我应该把它们完全忘掉，我需要休息。明天我还得以新的精力来过新的生活。

    我的心[95]

    近来不知道什么缘故这颗心痛得更厉害了。

    我要向我的母亲说：妈妈，请你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罢，我不要它了。记得你当初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你的爸爸一辈子拿了它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地过了一生。他临死把这颗心交给我，要我将来在你长成的时候交给你，他说：“承受这颗心的人将永远正直，幸福，而且和平安宁地度过他的一生。”现在你长成了，那么你就承受了这颗心，带着我的祝福。到广大的世界中去罢。’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正直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和平在哪里？这一切可怕的景象，哪一天才会看不见？这一切可怕的声音，哪一天才会听不到？这样的悲剧，哪一天才不会再演？一切都像箭一般地射到我的心上。我的心上已经布满了痛苦的创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

    我不要这颗心了。有了它，我不能够闭目为盲；有了它，我不能够塞耳为聋；有了它，我不能吞炭为哑；有了它，我不能够在人群的痛苦中找寻我的幸福；有了它，我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了它，我再也不能够生活下去了。妈妈，请你饶了我罢，这颗心我实在不要，不能够要了。

    我夜夜在哭，因为我的心实在痛得忍受不住了。它看不得人间的惨剧，听不得人间的哀号，受不得人间的凌辱。它每一次跟着我游历了人心的沙漠，带了遍体的伤痕归来，我就用我的眼泪洗净了它的血迹。然而它的伤痕刚刚好一点，新的创痕又来了。有一次似乎它也向我要求了：‘你放我走罢，我实在不愿意活了。请你放了我，让我把自己炸毁，世间再没有比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不能帮助的事更痛苦的了。你既然爱我，为何又要苦苦地留着我？留着我来受这种刺心刻骨的痛苦？’我要放走它，我决心让它走。然而它却被你的祝福拴在我的胸膛内了。

    我多时以来就下决心放弃一切。让人们去竞争，去残杀；让人们来虐待我，凌辱我。我只愿有一时的安息。可是我的心不肯这样，它要使我看，听，说：看我所怕看的，听我所怕听的，说人所不愿听的。于是我又向它要求道：‘心啊，你去罢，不要苦苦地恋着我了。有了你，无论如何我不能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了。请你为了我的幸福的缘故，撇开我罢。’它没有回答。因为它如今知道，既然它已被你的祝福系在我的胸膛上，那么也只能由你的诅咒而分开。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允许我放走这颗心去罢，让它去毁灭罢，因为它不能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而有了它，我也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来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这一切总不能毁坏我的心，弄掉我的心，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诅咒，这颗心是不会离开我的。所以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的缘故，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

    “在这样大的血泪的海中，一个人一颗心算得什么？能做什么？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

    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1929年春在上海。

    童年[96]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我不知道我的前途。

    然而像一个做坟墓的工人那样，我已经埋葬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了。

    在江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了我的童年。

    童年不是黄金时代，它是萌芽的时期，在那时候绿叶正从一棵生命树上生长出来。那些伴着春来到人间的嫩绿的新叶，我爱它，看见它们一天天地发育成长，我就想到那茂盛繁荣的将来。

    我自己就是这样地长成了，从一个小孩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青年；也许还要到将来的某某样的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头儿；或者说不定我明天就不得不把生命交还给创造者。但是这一层我自己不知道，别的人也不知道。

    然而在这一棵生命树上，新绿的树叶并不曾到茂盛繁荣的时期就纷纷飘落在地上了。我把它们堆在一起，我埋葬了它们，在江的彼岸，在山的那边。从那时到现在我并没有淌过一滴眼泪。有人说或者我是把眼泪淌在肚里了，这我却不知道。可是在我的生涯里就永不会有那茂盛繁荣的前途了。

    从那时候起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孤零零的一个身子，向着那大海走去，向着那人间的海洋走去。许多年来我不曾有一次回过头去看江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童年的地方。我说我已经把它忘掉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安慰，一股火烧着我的干枯的心。我像一个强硬汉子那样划着一只独木的小舟，游遍了人间的海，风浪并不曾淹没了我。

    是在寒冷的冬夜，暴风打击着我的脸，巨浪颠簸着我的独木舟，我的疲倦的身子，我的疼痛的手不能够支持了。

    把船泊在一个巨大的岩石的脚下，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我抬头向天空看，我看见天边现出光芒。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在江的彼岸，山的那边，这时候正放射着光芒。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姊姊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他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所希望的那样。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一对大眼睛充满了爱怜的眼光看着我，它们是十分明澈的，就像两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幼稚的心。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许多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睁开又在我的面前闭上了。我埋葬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我又埋葬了我的全个童年。我辞别了山，母亲就伴着父亲长睡在山□里；我跨过了江，我的故乡就在江的彼岸。我又越过了更高的山，跨过了更大的海，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说我已经忘掉了一切。

    但是如今那一对明灯似的眼睛又在我的心里显现了。越过了山，跨过了江，它们来到我这里，和从前，它们离开我时没有两样，是一般地明澈，照亮了我的心。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两只明灯似的眼睛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上，不管这心已经不再是那幼稚的心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依旧是一股火烧着我的心，那心上显现了旧的印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这是我的母亲亲手刻印的。只有这寥寥的几个字。那上面并没有“幸福”，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骗我，因为她是唯一爱我的人。

    在这不眠的寒冷的冬夜，在巨大的岩石脚下，那两盏明灯又带了它们不灭的光芒显现了，它们照亮了我的心。我的心上面并不曾刻印着“幸福”，“休息”和“光荣”。这岩石脚下并不是我休息的地方。母亲是不会骗我的，我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重新拿起桨，划起独木的小舟，再向着广阔的人间的海洋驶去，那两盏明灯悬挂在船头照耀着我的航路。我回过头望，我看不见岩石。海浪已经淹没了它。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紧紧地握着桨，向那海的中心划去。我不怕暴风巨浪颠覆我的独木小舟，我只是默默望着船头的两盏明灯。

    1932年。

    香港的夜[97]

    我们搭小火轮去广州。晚上十点钟船离开了香港。

    开船的时候，朋友洪在舱外唤我。我走出舱去，便听见洪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

    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

    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每一盏灯就像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静寂的，柔和的。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像人在霎眼，或者它们在追逐，在说话。我的视觉和听觉混合起来。我仿佛在用眼睛听了。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

    我差不多到了忘我的境界……

    船似乎在转弯。星的山愈来愈窄小了。但是我的眼里还留着一片金光，还响着动人的乐曲。

    后来船驶进群山的中间（我不知道是山还是岛屿），香港完全给遮住了。海上没有灯，浓密的黑暗包围着我们的船。星的山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景。

    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想找回那座星的山。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外面的空气很凉爽，风吹得我的头有点受不住了，我便回到舱里去。舱里人声嘈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把脚踏进舱里的时候，我不禁疑惑地问自己：我先前看见的难道只是一个幻景？

    1933年5月底在广州。

    谈心会[98]

    一

    我离开乡村师范的前一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学生们在举行谈心会。他们坐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大圈子，中间是花坛，前面是一片田野，田畔有一条小河。后面有三座并排的灰黑色的祠堂，就是他们的校舍，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起初没有人说话，四周静极了。大家安闲地听着青蛙同蟋蟀合奏的月光曲。

    这样的谈心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今天正是适当的日子。学生们非常高兴。教员们也很高兴。因为在这个谈心会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讲自己心里的话。

    他们给我留了一个座位，但是我却愿意躺在旁边的一根石凳上。我仰卧在那里，望着上面的无云的蓝天，明月就在海上安稳地航行。小虫在我的赤足上爬来爬去。偶尔有几只蚊子飞来。我在石凳上翻身好几次，我的眼皮渐渐地垂下来了。

    他们在那边谈话，全是我的耳朵不大习惯的广东话。偶尔有几句送进我的耳里，我仿佛也懂得。起初是朋友洪谈他去年病中的生活。以后是一个学生谈他的过去，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接着另一个学生谈他在小学里教书的经验。一个女学生发言希望大家真正打破男女间的界限。一个年轻学生开始讲故事。后来朋友陈就讲我们这几天的乡村旅行。

    我迷迷糊糊地在石凳上躺了好久，许多有价值的话都在我的耳边飞了过去。渐渐地我觉得不舒服，身子在石凳上发痛了。我翻一个身坐起来。我不知道时候的早迟，只是空气变得更凉爽，月亮在天空中的地位也大大地改变了。

    我走到谈心会那里，一个女学生无精打采地讲话，好几个学生在打盹，一小部分人已经回寝室睡觉了。

    洪看见我走近，便要我坐下，接着大家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法推辞，只得零碎地讲了几段关于生活的话，洪担任翻译。

    二

    我从英国人汤·苦卜尔（T.Cooper）的一个小故事讲起：苦卜尔晚年有一天，一个女孩走到他面前，手里拿了一本纪念册，翻开空白页对他说：‘苦卜尔，给我写点什么在这上面罢！’苦卜尔就写着：

    “‘爱真理，孩子，爱真理罢，

    它会使你青春的早晨欢欣；

    爱护真理使它永远光明，

    在人生的正午

    虽然会给你带来痛苦，

    但是它会使你永远保持正直和真诚！……’”

    我接着就说到生活的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我又引用了法国青年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说明什么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

    居友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着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着他人放弃……”

    我接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正如居友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

    以后我又举出好几个例子，来说明生活的道路与生活的目标，最后我说出我的生活的信条：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我还声明：“这只是我对于生活的一点见解，一点经验。”

    三

    这些话都由朋友洪翻译出来给学生听了，他的翻译我也可以听懂。公平地说，他翻译得并不好。他甚至把“水流”译成了“水牛”。譬如我说生活可比之于一股水流。他却把生活比之于一条水牛，这条水牛在山上到处乱跑乱冲，沿途溅起了种种的水花。至于这水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自己却不知道了。

    这个错误马上就由朋友叶出来更正了。但是我也没有理由责备洪，因为他这一晌实在太忙了。他把他的精力完全花在学校的事务上面。他今天太累了，他应该休息（他每天只有很短的睡眠时间），我本来就应当请另一个朋友来担任翻译。

    叶还说了一段话补充我的意思。一个学生也说了几句，于是大家就站起来散了。我在月光下摸出表来看，是十一点四十八分。

    众人都进学校去睡了。我一个人还留在外面。月光是如此明亮，乡村是如此安静，但是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浑身发热，我仿佛看见我的血在沸腾。我在草地上散步许久。露水打湿了我的赤脚，我仍然没有睡意。我反复地问我自己：

    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

    这对于我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天傍晚我离开了那个学校，以后也就没有再去。我再没有机会参加那里的谈心会了。但是一些学生的天真、活泼的面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1933年6月在广州。

    鸟的天堂[99]

    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在山头，在树梢。

    “我们划船去！”陈提议说。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

    “好，”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一个茅草搭的水阁。穿过水阁，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一个朋友解开绳子，拿起竹竿一拨，船缓缓地动了，向河中间流去。

    三个朋友划着船，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

    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

    河面很宽，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

    在一个地方河面窄了。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树叶绿得可爱。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但是我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

    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棵。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但是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着数不清的桠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进了泥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上一样。

    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而且有许多落下来了）。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道。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子。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去。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在小径旁边，船停了，我们都跳上了岸。

    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等到他们下地以后，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一面走回船上去。

    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陈的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

    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我注意地看。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这只，又看漏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走了。一只画眉飞了出来，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又飞进树林，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它的歌声真好听。

    “走罢，”叶催我道。

    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有一点留恋。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鸟的天堂”的确是小鸟的天堂啊！

    1933年6月在广州。

    机器的诗[100]

    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我和三个朋友一路从会城到公益，我们在火车上大约坐了三个钟头。时间长，天气热，但是我并不觉得寂寞。

    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一块一块的稻田，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南国的乡村，虽然里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是表面上它们还是很平静，很美丽的！

    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

    我下了车，站在铁板上。船身并不小，甲板上铺着铁轨，火车就躺在铁轨上喘气。左边有卖饮食的货摊，许多人围在那里谈笑。我一面走，一面看。我走过火车头前面，到了右边。

    船上有不少的工人。朋友告诉我，在船上作工的人在一百以上。我似乎没有看见这么多。有些工人在抬铁链，有几个工人在管机器。

    在每一副机器的旁边至少站得有一个穿香云纱衫裤的工人。他们管理机器，指挥轮船前进。

    看见这些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昂头自如的神情，我从心底生出了感动。

    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屋。江面很宽。在这样的背景里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机器有规律地响着，火车趴在那里，像一条被人制服了的毒蛇。

    我看着这一切，我感到了一种诗情。我仿佛读了一首真正的诗。于是一种喜悦的、差不多使我的心颤抖的感情抓住了我。这机器的诗的动人的力量，比诗人的作品大得多。

    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却相信真正的诗人一定认识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备。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创造的喜悦。

    那些工人，那些管理机器、指挥轮船、把千百个人、把许多辆火车载过潭江的工人，当他们站在铁板上面、机器旁边，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茫的江面，看见轮船慢慢地驶近江岸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觉，如果有人能够真实地写下来，一定是一首好诗。

    我在上海常常看见一些大楼的修建。打桩的时候，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看。有力的机器从高处把一根又高又粗的木桩打进土地里面去，一下，一下，声音和动作都是有规律的，很快地就把木桩完全打进地里去了。四周旁观者的脸上都浮出了惊奇的微笑。地是平的，木头完全埋在地底下了。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奇迹。机器完成了奇迹，给了每个人以喜悦。这种喜悦的感情，也就是诗的感情。我每次看见工人建筑房屋，就仿佛读一首好诗。

    1933年6月在广州。

    朋友[10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真的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

    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罢。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

    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划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

    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见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

    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

    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

    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

    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冻馁。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

    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么？

    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

    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933年6月在广州。

    海珠桥[102]

    河南同河北虽然中间只隔了一条珠江，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从前没有桥的时候，人就靠着篷船和电船往来两岸。如今有一座大桥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了。这就是新建成的海珠桥。

    我在中国都市里见过的铁桥，这算是最大的一座了。但是桥上只有胡汉民的题字，修桥工人的名字是看不见的。

    我住在河南的最大建筑物机器总工会的三楼上。一个小房间做了我的寝室，从整夜开着的窗户里，我看见对岸灯烛辉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带的高建筑物。

    机器总工会晚上总是人声嘈杂，因为那里住得有一些失业工人（因工潮而被“开除”的），那里时时有工人开会，而且每隔一夜在下面娱乐场里还要演出机工剧社的粤剧。

    夜里我睡得很迟。但是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读一两小时的书，我就离开寝室到河北去，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才回到河南来。我不喜欢搭电船，我不喜欢坐手车[103]，每天我至少走过海珠桥两次。

    海珠桥的形状有点像上海的外白渡桥，但是比外白渡桥长，在河北的一端连接着维新路，长堤还横卧在它的下面。桥下有汽车，有行人。我每天走过那一段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脚一步一步地踏在别人的头上。

    这桥并不是一个整块，它是一道活动的桥。桥中间有一条长的裂缝，从这里可以看见河水的流动；有时候大船经过，桥就从这里分裂开，成了两段，高高地向天空举起，就像起重机的杠杆一样。

    上午我经过海珠桥，那时太阳晒在桥上，行人们挥着汗在那里拥挤地走着。车辆很少，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有些人在走，有些人倚着栏杆望下面的水。桥下面许多木船很整齐地排列在那里。这些船都是人的家，蛋民就生活在船上，而且是靠着船生活的。我走得很快，我没有时间看两旁的景物，太阳太热了！

    晚上我从河北回来，有时经过长堤。从那里的石级一步一步地走上桥。我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在桥上移动。空气凉爽。到处都是人声，人行道上坐满了工人，有些睡在那里，有些就坐在铁架上面。桥上电灯明亮，海珠桥就像一个会场。夜晚好像是工人的节日。

    我也挤进人丛中去。我走到栏杆旁边，我埋头看下面的珠江。夜里的水面是平静的，依旧是那几排木船泊在下面，没有亮光，没有声音，大概人已经睡了。沿着长堤一带也泊了许多只船，那些船都是醒着的，我看见它们在眨眼。船上的姑娘这时候正站在长堤上，娇声软语地呼唤客人。

    我回到机器总工会，在三楼走廊上，望远镜拿在手里，我在眺望广州市的夜景。我慢慢地移动脚步，到了走廊的另一端，便看见海珠桥的一段，高耸的灰白色铁架，玩偶一般的往来的行人，在黑暗的背景里分明地显露出来。

    我在走廊上立了许久。我不想把眼睛离开铁桥，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那景象是真实的。铁桥真实地摆在那里，我自己也曾在铁桥上面走过。人的力量（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完成一切，我每次想到这个，就被一种创造的喜悦抓住了，这喜悦会渗透我的全身，使我的身子慢慢地颤抖起来。

    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所谓物质文明。那是动的，热的，迅速的，有力的。我知道都市里包含着种种的罪恶，机器使劳动者受苦，物质文明只供给少数有钱有势的人以高级的享受。然而这应当由我们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负责（所以我们应当把它改造）。

    让那些咒骂都市、咒骂机器、咒骂物质文明的人，拿“精神”安慰自己罢！至于我呢，我再说一次：

    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物质文明。

    1933年6月在广州。

    一个女佣[104]

    一个下午我和朋友洪在朱[105]的实验室里谈论罗广庭博士的科学常识。谈到六点钟光景，我们正要出去，外面忽然落起雨来。

    这些日子在广州差不多每天都要落雨，但是时间不会久，往往在下了半点钟的雨以后，太阳就会拨开掩盖它的黑云，射出炎热的光芒。

    “等雨住了再走罢，”朱脱了外衣说，就把它挂到玻璃书橱上去。

    于是我们又坐下来，继续谈话。

    雨一落，就落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才慢慢地小了。已经到了七点半钟，夜色降临了。

    我们冒着微雨，走下楼去，出了东堂[106]，穿过矮树中间的石板道，正遇着朱的女佣撑着油纸伞，穿着木拖走来，叫他回家去吃晚饭。

    那个女佣认识我，因为我常到朱家去玩。她看见我们是三个人，就知道朱不打算回家吃饭了，但是她也唤了朱一声。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到外面吃东西，”朱简单地说。

    她答应一声，不再说话，就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很沉重。她平日是一个多嘴的女人，脸上常常堆着笑，今天她的举动似乎跟往日不同。

    “你昨天不是说她回家去了吗？”我指着她的背影问朱道。我知道她的家在顺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来了，”朱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她杀了一个人。”

    我还以为朱在跟我们开玩笑，我并不留心他的话。

    “她这次回家去杀了一个人，所以她今天的举动、说话都跟平日不同了，”朱继续说。

    “真的？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新从乡下出来的洪插嘴说，他显然不相信朱的话。

    “怎么不真？她今天亲自告诉我们的。她身上还有伤痕。”朱的态度是一本正经的。

    我知道朱的性情。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于社会上任何事情都不肯轻易相信。假若他说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有一些证据捏在手里。他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朱对我说。他并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这个女人倒有胆量。她家乡有一个土豪，时常压迫农民，她一家也免不掉常常受欺侮。最近她的兄弟又给土豪打伤了，她就为这件事情跑回家去跟土豪理论。第一次她是赤手空拳去的，所以也挨了土豪的打，身上有好几处伤痕，我们也看见几处，是她给我们看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雨还没有住。

    朱依旧撑着布伞，我们和他挨得很近，并不是为了避雨，却是为了听他讲那个女佣的故事。

    “她挨了打以后就跑回家去，第二天拿了一支手枪再去见那个土豪。”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在广东和福建的乡下，许多人家里都有手枪或者长铳。我有一个广东朋友最近正在领导他家乡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以前在选举乡长的会场上，他聚集了一些武装的农民跟土豪劣绅的走狗对抗，几乎发生一次大械斗。

    在一个小河旁边她遇见了土豪，那个人蹲在那里。她一声不响地走过去。

    ‘你还要来挨打吗？昨天还没有挨够打？’那个人看见她就嘲笑道。

    ‘好，我就让你打，让你把我打死！’她生气地回答，就走到他身边去。

    那个人回头一看，骄傲地说：‘我今天不高兴打你！’他掉过头去，不再理她。

    ‘好，你不打，就让我来打！’她马上掏出手枪，对着他接连开了三枪。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叫了两声就倒下去，跌进了水里，从此就不曾再爬上岸来。

    这时候有许多人站在河边。他们不说话，也不动手。

    她丢了手枪，对众人说：‘你们亲眼看见我打死他，你们就把我捉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是不跑的。’她的态度很安详，一点也不害怕。

    起初没有人说话，众人彼此望着，后来有人发言了：‘你走罢，我们不捉你！’的确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她提起来，反而有人感谢她，因为她杀了一个土豪，这个土豪是全乡人民所憎恨的。

    这样她就离开了家乡，再跑到省城里来，回到我家里做娘姨。现在还没有人来捉她，农民是同情她的。不过假若事情的真相给衙门里的人知道，那就难说了。

    她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等着官厅的人来捉她。她一直很兴奋。她今天中午对我们说：她对自己的生命现在都没有把握，她再不能够顾到别的一切了。

    “这个女人真古怪，我以前简直想不到！据说顺德女人的性格常常是很奇特的，她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独身主义者，她们把嫁人当作一种耻辱，也许她们都是憎恶男性的女人罢。她便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朋友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他再没有别的批评的话，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现在也有点兴奋。

    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一点捏造的地方。然而我仿佛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个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里的女英雄。

    那个女子，一张黄黄的方脸，一根大辫子，一双赤脚，一口广东音的普通话。朱常常向我们说她不老实、赚钱。据说，她从朱和另一个朋友两家人的伙食费里面，每个月要赚去二十圆。她的生活过得比朱的夫人还好。她吃东西，穿衣服都像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察错误了。

    我想，我们很少了解别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一点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谁能够肯定地说：他不曾把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女英雄错认作一个贪财的女人呢？……

    1933年7月在广州。

    赌[107]

    据说人有赌博的根性，这句话究竟是否真实，我不去管它。但是我的父亲的板子从小就给我打掉了赌博的兴趣。因此，我对于那些整天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牌桌旁边、赌窟里面的人，就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了。

    在西方有蒙的卡罗，在东方有澳门，这是出名的两个赌城，而且人知道那里的行政费就是靠赌税维持的。这两个地方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澳门也许就有机会去，[108]因为它离广州很近，从这里去非常方便。至于蒙的卡罗，我这一生不会看见它了。去欧洲并不是艰难的事，可是像一个绅士那样地在蒙的卡罗过几天豪华的日子，我就从不敢做这种梦。但是这也不曾阻止我听人家谈蒙的卡罗的事情。气候温暖，风景优美，蒙的卡罗是这样，澳门也是这样。大旅馆、大赌场，蒙的卡罗有，澳门也有。至于名媛贵妇、豪绅伟人，那当然是赌城的上宾。不过一个是聚集了欧美上流阶级的英俊，另一个却网罗了南中国的达官贵人。据说星期六那一天，有不少的人带了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钱从广州或香港到澳门去过两天豪华的日子；也有些人就长年整月地把东方赌城当做了世外桃源。这是近的见闻。远一点的，就有好来坞和柏林的电影公司给我们供给了《蒙的卡罗》和《蒙的卡罗一美人》的影片。最近乌发公司还有一部《蒙的卡罗的疯狂》，但是到了上海却变成《春波艳影》了。西方赌城的豪华、淫逸和疯狂，单从这几部影片中就可以看出来。可是许多人还觉得不够，甚至在别的爱情的影片里也常常加上几个蒙的卡罗的镜头。这对于被囚在上海交际社会里的高等华人倒是很适合的。要去蒙的卡罗，似乎太远了；去澳门也有些麻烦。幸好上海还有赌场，大的、小的都有。

    上海的那些轮盘赌窟是半秘密的，大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小的我却有机会进去一次，但马上就出来了。这里说小，其实也不能算小，每天出入的也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不过在这里，只有几块钱的人也可以放心地押注。至于大赌场，听说在那里面一个赌客一次所付的小费，也够开支贫苦人家一年以上的生活了。

    大赌场，有身份的人才能够进去；小的，一个生客要进去也得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门口有侦探徘徊，走廊上坐着十多个北方大汉；“避免危险，一律搜查”，墙上挂着写上这八个字的牌子。可见要把钱送进赌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怎样，许多人却甘愿去找这种麻烦。

    在广州、河南就是广州赌城的根据地。我住在河南，每天经过海珠桥到广州市去，在河南的马路上总要看见许多公开的赌场。名称是××公司，是两层的楼房，门口有一个武装兵士守卫，招牌上还写着“楼上银牌”，或者“银牌现钱”一类的字样。生意很好，每一家都挤满了人。

    这种公司真是多得叫人无法相信，也许它们就挤在我所经过的一段马路上，所以我走几步路就看见一家，但是一过桥，赌场就绝迹了。

    一个晚上，我和一位朋友走进了较大的一家赌场，大概是裕泰公司或者裕丰公司罢，因为我并没有留心招牌。楼下靠里放着柜台，台上铺了席子，一个做庄家的人安坐在柜台里面，旁边有两三个帮手，他们干着吃注、赔注的事情。好些赌客就站在这个高高的柜台前面，没有座位，没有茶。他们不像有钱的人。但是他们一押注总是好几张钞票，有的一伸出手就是好几张十圆的香港纸。这些注很快地就给庄家吃进去了。每次胜负决定得很快。这叫做番摊，赌具是一堆围棋子。庄家从那个堆里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桌上，叫人家押注，然后用一根尺子拨弄着棋子来计数，每四粒一次，看最后剩几粒，就归押那个数目的人赢钱。数目只有四个，押和赔的方法也有几种。办法很简单，人人可以懂。

    楼上，屋中间是一个大的长方洞，四面围着栏杆，栏杆旁边放着凳子。赌客就坐在凳子上，身子倚着栏杆，从方洞里望下去，望着下面柜台上的棋子押注，楼上有招待人，他用一个小篮子把赌客押的注吊下去。楼上的赌客可以记账，有茶喝，有纸烟抽，有红瓜子嗑。他们是受优待的。这时候人并不多，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两个中年妇人。她们穿得很平常，不像有钱人家的女人，但是她们安闲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埋着头看那下面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

    一个这样的“公司”里面有多少房间，也就有多少赌摊。每天银钱的进出是很大的，据说还要给政府抽去十分之一。多大的一笔赌税！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进赌场想不输钱，是如何困难的了。不然，开办赌场的人靠什么吃饭？那笔大的赌税又从什么地方支付？

    但是人依然不断地进赌场，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拿有钱的人来说，也许他们是闲得没有事情干了，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钱少的人也许是想在赌场里发财。没有钱的人当然不会进赌场，然而娘姨、车夫之流又爱“打花会”。虽然眼前摆着不少的可怕的例子，他们却依旧走那条别人走过的失败的路。

    赌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混乱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发横财却成了一般人的愿望。谁都想以极少的代价换得最大的报酬，而且有的人，他们一生就只有极少的代价。但是他们不能没有获取最大报酬的幻想。所以“打花会”、买彩票的大半是贫苦的人。这些“生意”能够顺利发达，这是无足怪的。

    但是……

    用不着我再说下去了。

    1933年8月在上海。

    在普陀[109]

    到普陀的那一天，在海边的岩石缝里我们看见了不少的isopod[110]。大的、小的，成群地在岩石上爬着。许多对相等的细脚，鱼鳞似的甲壳，两根长的黄须，黑的眼睛。大的有蝉身那样大，小的就很小，在这里我们看出了isopod的发育的全个阶段。

    “我倒没有见过这样大的isopod，”朋友朱看见一只很大的isopod从一个缝里爬出来，不觉惊喜地叫道；“在地中海边我都不曾见过这样大的。德拉日[111]研究这种东西很详细。他也没有找到这么大的。”

    “我们捉几只来看看，”我说。那个小动物的两只眼睛似乎很机警地在看我。

    “好，明天去买一瓶酒精来，在这里采集些小动物回去，”朱说。

    第二天上午我们游完了前山，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一共五个人走出寺院，到街上去买酒精。在普陀山买酒精，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起先在寺院里我们就问过和尚，和尚还疑心我们想喝酒。但是朱却相信在这里一定可以买到酒精。

    街很短，中间是窄狭的石板路，两旁是旧式的店铺。进香袋、香烛、画片、地图、矾石的雕刻，以及汽水等等都摆在门前。我们问了好几家杂货店，那里不但没有酒精，连酒也没有。我们失望了，正打算回头走时，朱却在一家较大的店里买到了高粱酒，要了一个瓦罐盛着，提起来往海边走去。

    海边有人游泳，可是只有寥寥的几个人。海滩上有人搭了布篷，做饮冰室，卖着汽水之类的东西，生意不大好，不过座位舒适，是帆布椅和藤椅，脚下全是沙。我们到了那里，就脱下外面的衫裤放在藤椅上，让一个爱喝啤酒的朋友看守，其余四个人赤脚经过沙地，往海边岩石上走去。那一罐高粱酒就拿在朱的手里。

    沙滩上有许多小蟹在爬，人一走近，它们全钻进洞里去了。它们在沙滩上打了不少的小洞。

    潮打湿的沙地是柔软的，脚踏在上面，使人起一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们爬上岩石，不平的石块就刺得脚掌发痛了。我们从一块岩石跳过另一块，往最近海的高的岩石上爬去。潮水在我们的下面怒吼，一匹一匹的白浪接连地向这些岩石打来，到了岩石脚下又给撞回去了。那奇妙的声音，那四溅的水花……

    但是我们不去管这些。我们走上岩石，就分散开来，各人找寻自己的捕获物。这类东西很多，除了isopod以外，我还看见了海葵、海螺、蟹、佛手和其它的几种小动物。

    我在一个岩石边沿上跪下来，伸一只手去捉一只小蟹，这只蟹在岩石缝隙里，岩石缝隙里全是红色，就像涂了许多动物的血。许多海螺钉在那上面。我把手伸下去，那只蟹却向着更窄的缝隙跑进去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它的两只脚。我去向朱要了小刀来，用刀刺进手伸不到的缝隙里去，起初蟹还不肯动，后来我把它骚扰得没有办法了，它只得跑出来。我连忙伸手去抓它，它就往里面一逃，可是已经迟了，它的一只螯和一只脚都被我抓住了。它终于被我用刀拨了出来。我把我的俘虏拿在手里看，它可怜地动着，一只螯和一只脚已经断了。

    我走到朱那里，把蟹放进了酒罐。朱和西正在捉isopod，他们已经捉了好几只大的。朱的兄弟在两块岩石中间下凹处洗脚。

    浪已漫上了前面的岩石，那里已经积了一些水。我又往前面走去，把脚浸在清凉的水里。石上有好些花朵似的彩色的东西，那是海葵。它们浸在水里像盛开的花。我伸手去挨它们，它们马上缩小起来，成了一团。我便用刀去挖它们，它们像生根在石头里一般，起初简直弄不动，但是后来我终于把它们一一地弄起来了，这些奇怪的动物。

    前面的某一块岩石上浪还没有漫上来，虽然最前面的岩石已经有一半浸进了水里。在那个岩石上我看见了一只佛手插在缝里，松绿色，很可爱，一半露在外面，好像很容易弄出来似的。我伸手去拿，没有用，又用刀去挖，也挖不动。我还在用力，不觉得潮已经涨上来了。我的耳边突然有了响声，一个大浪迎着我的头打来，我连忙把头一埋。全身马上湿透了，从头到脚都是水，眼镜也几乎被打落。搭在肩上的那条毛巾却落在岩石上给浪冲走，马上就看不见了。

    “金，当心！不要给浪打下去！”朱在后面的一块岩石上警告我说。

    我退后几步，坐到另一个岩石上去，取下眼镜来揩了一阵，因为镜片给浪打湿了。

    我又戴上眼镜，俯下头去看海。下面全是白沫。水流得很急。浪带着巨声接连不断地打击岩石脚。前面较低的几块岩石已经淹没在水里了，只露出一些尖顶来。

    我要是落到下面去，一定没有性命了。这样一想，我就觉得自己方才没有被浪打下去，真是侥幸得很。但是过了片刻，我看见那几块岩石还高出在水面上，我又想起了那只佛手，我的心不觉痒起来了。结果我还是到那个岩石去把佛手弄了出来，自然费了很大的力气。这种东西店里好像也有卖的，这个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这些岩石上我们花去了一点钟以上的时间。后来我们回到布篷那里，我还在沙滩上睡了一觉。

    傍晚大家穿好了衣服。朱提着酒罐，我们五个人沿着山路，跟着庙里的钟声，有说有笑地走回我们寄宿的寺院去。

    路上有好些和尚和好些男女香客用惊奇的眼光看我们这个奇异的行列，看朱手里的酒罐。

    1933年8月在上海。

    一个车夫[112]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跑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

    “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痛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平。

    呓语[113]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一篇短文的开始我写过了这样的一句话：

    沉默，这半年来的沉默差不多要闷死我了。

    这并不是假话，里面不含有一点夸张。短短的十几个字也是由痛苦的经验堆积起来的。

    说痛苦，大概谁也不肯相信。在这个国家里就充满着把幻想当作现实而靠着幻想生活的生物。对于他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光，只有花，只有爱。

    然而我的眼睛却看出了不同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在黑夜里我的眼睛也是睁开的，同时还有各种声音继续送进我的耳里来。光么？周围是黑漆的一片；花么？我闻不到一点儿香气；爱么？这里是如此地寒冷。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坟墓里罢，死床上罢，“狭的笼”内罢。我怎能够知道！也没有人来告诉我。好寂寞呀！我竟然看不见一个人。为什么呢？我真的死了吗？可是我明明还有一口气！

    好闷呀！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胸膛上。是这样地重！我想动，但是我的手脚都似乎变硬了。不，是谁把它们给我绑住了。我居然这么糊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办呢？老是纳闷，老是焦急，这是不行的。我实在受不下去了。我要嚷。可是我的舌头不能够转动了。为什么？我的舌头被谁割掉了罢。我用尽力气也嚷不出声来。话到了喉管又缩了回去。我在吞自己的话。我咽了一肚皮的话。怪不得胸膛上是那么地重。

    我算是完结了。手脚没有用，舌头也没有了。我老是躺着。然而我也得明白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一定是被谁关在笼子里面了。我并不是一个只会讨人欢喜、给人玩弄的小生物。我又不会伺候人，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的喜怒。那么……我会被当作一只野兽吗？可是我并不曾咬过人，我根本就不曾见过一个人呢！

    挣扎罢，找谁理论罢。没有一个人。黑暗里在我眼前仿佛晃动着一些奇怪的影子。它们是这么淡，这么模糊，耳边又只有一些啾啾般的叫声。不管这地方是坟墓，是死床，是囚笼，我总是孤单单的一个。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以前我不还是自由自在的吗？那是从什么时候起的？昨天吗？不会这么快！怎么一霎眼我就到了这个境地！这经过我完全不明白。我只记得有过一个时候，我昂着头在阳光下面走路，我张着嘴唱歌。然而不知不觉间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老是躺着，这不成！我得活动一下。可是身子僵硬了，连膀子也动不得。我的血似乎凝结了，不，给什么东西吸光了。什么东西到现在还在吸我的血！我的膀子痛得要命。那个东西用力在吸！不止一个，许多许多。它们比蚊虫厉害过千百倍。我全身都是这些东西。它们拼命在吸我的血！我的血快光了！我得动一动！我要救我自己！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要动我的膀子。可是我没有力气。身子是这么软……怎么？我真的给人绑住了手脚吗？绳索究竟是粗还是细，我看不见，摸不到。我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完结了。

    完结了。就这样简单地完结了吗？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呀！从前我不是也跟在别人的后面昂起头，挺起胸，呐喊过吗？难道现在我就只知道完结了？没有力气。可是我还有知觉，我还知道怎样用力呀！

    没有舌头，也得咬紧牙关。膀子不能动，拳头也得捏紧。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既然我是一个年轻人，就得拼命地挣扎一下！

    咬紧牙关。我不怕！我说过不会怕。啊，我有一点儿力气了。我在动。我的手动了。我继续用力。奇怪，仿佛并没有绳索。我用力动着手。我的右手动了，左手也动了。我的手并没有被人绑住。我一定是做了一个噩梦。一个多么可怕、多么痛苦的梦啊！可是我战胜自己了。

    我胜利了。奇怪，我的舌头动了。我居然嚷出声来了，我的舌头明明在我的口里！

    我在什么地方？……我知道！

    我明明坐在我的书桌前面。

    1934年秋在上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114]

    大都市的月亮没有光辉。宽广的马路两旁玻璃橱窗里射出来辉煌的灯光，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射出来刺目的红绿颜色。

    人走在人行道上看不见月色。他满眼都是电车、汽车、黄包车。大都市的确很热闹。

    但是渐渐地大都市有些疲倦了。各种车子也少起来。法租界的大马路也显得清静了。

    两个喝醉了的外国水手从一家白俄开的跳舞场里出来，嘴里含糊地说着放肆的话。跳舞场门口有着红、绿、蓝、黄四色的霓虹灯，里面奏着爵士音乐。

    “米昔！米昔！”马路上有三个黄包车夫拖着空车向着外国水手跑过去，口里乱嚷着。那两个醉得脸通红的白皮肤的人正走下人行道，就给他们围住了。

    他们并不跳上车。年纪轻一点的水手忽然飞起一只脚踢在一个车夫的屁股上，用很清楚的中国话骂着：“狗！”

    于是车子全散开，让这两个人带笑地走了。

    中年的黄包车夫拖了空车慢慢地跨过街心，因为这一踢使他的屁股上那个地方还在痛。羞辱和痛苦压住他的心。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祷告似地喃喃说：

    “天啊，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

    天是不会开口的，它看见任何不公平的事情也不会开口。

    中年车夫只得埋下头，继续往前面走了。

    “外国人究竟肯花钱啊！”他又这样地想道，因为他从外国客人那里拿到过较多的车钱。然而他马上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两天以前他拉着一个外国客人到处跑了两个钟头，只得到四角钱和两记重重的耳光，连鼻血也给打出来了。

    “他们肯花钱啊！”这一次他再想到这个就有些发恼。他那时生时灭的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恨又渐渐地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起来了。

    他慢慢地拖了空车走着，忽然他的左膀给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同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句清楚的中国话：“走，快走！”

    他连忙掉头一看，一个高大的人站在他的身边，高鼻子，黄头发，绿眼珠，白皮肤，从那深陷的眼睛里射出来一股轻蔑的眼光，这眼光代替嘴说出了一个字：“狗！”

    中年车夫没有反抗，也没有迟疑，马上放下车子让那个人坐上去，于是拉起车往前跑了。

    那个白皮肤的人在车上不停地用皮鞋踢踏板，口里哼着下流的西洋小调，一面给车夫指路，一面催车夫跑得再快些。然而车夫已经用尽力气了。

    在马路旁边一个巷子里车子停丁下来。白皮肤的人轻蔑地掷了一个双角在地上，并不看车夫一眼。

    石阶上有几家小店，都挂着酒吧间的洋招牌，但都上了铺板。有一家的门半开，从里面送出来男女的笑声，白皮肤的人刚跨进去就给一个有着小孩面孔的红衣姑娘搂住了。

    车夫放下车子，就坐在踏板上休息。他想到自己那个被卖掉的女儿，三年来他没有得到她任何的消息。

    那家小店的门依旧半开，车夫看见了里面的景象。几个黄皮肤的小姑娘坐在高大的白皮肤的人的怀里，她们的小脸上露出来不自然的媚笑。

    车夫心痛了好一会儿，终于疲倦地站起来，拉起车子走了。在路上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祷告似地喃喃说：

    “天啊，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不高起来？我们的眼睛不落下去？我们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

    在那个为白皮肤的人开设的下等酒吧间里面，一个中国小姑娘在膀子上生满了毛的外国水手的怀中哭了。

    中国女子的哭常常是有泪无声的。她今年才十四岁呢，然而父母却把她的不曾发育完全的身体卖到这里来，给那些可以做她父亲的人蹂躏了。

    她的身体十分娇小，坐在那个高大的外国水手的怀里简直像一只小猫，怪不得他叫她做可爱的小猫了。

    年轻女孩向来多幻想，但是现实生活把她的幻想一个一个地打破了。她常常像痴呆一般地坐在高大的白皮肤的人的怀里，让他们玩弄。有时候她却又不能不记起她的父母，她离开他们的时候，母亲正在生病，父亲靠拉车度日。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她以后就跟他们断绝了音信。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成了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那个水手色情地抓住她的娇小的身子在抚弄。他快活地想：“在地中海旁边我们的国家里也不曾见过这样可爱的东西呀！是这样的一种滋味！那些黄皮肤的野蛮人，吃饭不用刀叉，喝茶不放糖，说话就像吵闹，把人当做马来骑，像猪一般活在污秽里，身躯短小，形容萎顿，为了一块钱就会卖掉朋友，卖掉父亲！想不到在他们里面居然有着这样的宝贝！上海的确好过非洲殖民地，也好过号称小巴黎的西贡啊！”

    小姑娘给文明人的毛手抚弄着。她抬起泪眼望天，但是天却给屋顶遮住了。她望着新近油漆过的天花板，祷告似地在心里念着：

    “天啊，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变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呢？为什么我就不早死呢？”

    她不能够念下去了，那一张沉重的大嘴压下来，喷了她一脸的酒气，闷得她透不过气来。

    对面一条马路的转角，一个高等跳舞场开在那里，五六个高等华人拥了两三位名媛走出来，坐上两部汽车开走了。

    “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啊！父母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财产，社会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苦力！……”

    那个白净脸的年轻绅士，棉纱大王的儿子在汽车里满意地想道。

    1934年10月在上海。

    生命[115]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1934年7月在北平。

    海的梦[116]

    我整整有一年没有看见海了，从广东回来，还是去年七月里的事。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像要把轮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117]。现在离开这个“海的梦”里的国家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又看见了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

    “为什么要走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句问话，其实不用看便明白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啊！

    是的，虽然我也有种种的理由，可以坦白地对别人说出来，但是对自己却找不出话来说了。我不能够欺骗自己，对自己连一点阴影也得扫去！这一下可真窘了。

    留恋、惭愧和悔恨的感情折磨着我。为什么要这样栖栖惶惶地东奔西跑呢？为什么不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些事情呢？大家劝我不要走，我却毅然地走了。我是一个怎样地不可了解的人啊。

    这时候我无意地想起一百年前一个叫做阿莫利（Amaury）[118]的人在一封信上说过的话：

    我离开科隆，并不告诉人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愿意离开一切的人，甚至你我也想避开……

    我秘密地躲到了海得尔堡。在那里我探索了我的心；在那里我察看了我的伤痕。难道我的泪已经快要尽了，我的伤也开始治愈了吗？

    有时为了逃避这个快乐的大学城的喧嚣和欢乐，我便把自己埋在山中或者奈卡谷里，避开动的大自然去跟静的大自然接近。然而甚至在那些地方，在一切静的表面下，我依旧找到了生气、活力、精力。这都是那个就要到来的春天的先驱。新芽长出来了，地球开始披上了新绿的衣衫，一切都苏醒了起来；在我四周无处不看见生命在畅发的景象。然而我却只求一件事情——死。……

    啊，这是什么话？我大大地吃惊了。我能够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怯懦的人吗？

    不，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我求的只是生命！生命！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是不久一线微光开始在天边出现了。

    1934年11月在日本横滨。

    过年[119]

    书桌放在窗前，每天我坐在这里，望着时光悄悄地走过去。看着，看着，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的心海里涌起了波涛。

    一年一年这样地过去，人渐渐地老起来，离坟墓越来越近。这是事实，然而使我如此感动的原因却不是这个。我是在悔恨我自己又把这一年大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了。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有什么感伤。悔恨和感伤是不同的。

    过去的年华像一座一座的山横在我后面。假使我回过头去，转身往后面走，翻越过一座山又一座山，我就会看见我的童年。事实上我有时候也作过这样的旅行。于是我在一座山的脚下站住了。

    在我这个房间里不是常有小孩来玩么？六岁的，四岁的，三岁的。他们今天忘了昨天的事，甚至下午就忘了午前的事情。一分钟哭，过一分钟又笑。他们的世界是何等的简单！我最近也曾略略地研究过他们的心理，虽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像一个狂信者那样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态度我倒有些明白。有一个时候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孩子！

    旧历大年初二，母亲出去拜客了。我穿着臃肿的黄缎子棉袍和花缎棉鞋，一个人躲在花园后面一个小天井里燃放“地老鼠”之类的花炮，不知道怎样竟然把自己的棉鞋烧起来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脱鞋，却只顾哭着叫人，等到老妈子来时，右脚上已经烧烂了一块，以后又误于庸医，于是躺在床上呻吟了两三个月。我后来身体不健康，跟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

    但是不管这个，我当时仍然过得很幸福，脚一好我也就把那件事情忘掉了。我一天关在书房里念那些不懂的书，一有机会就溜出来玩，到年底听说要放年假，心里的快活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孩子们喜欢新年，因为新年里热闹，而且可以毫无顾忌地痛快玩十多天。

    在那些时候我做过种种黄金似的好梦；但是我绝不曾想到世界上会有这种种的事情，像我现在所看见的。那时我也曾有过能够早早长大的愿望。但是长大到了现在，孩童时代的幻梦都跟着年光流去了，只剩下这一颗满是创伤的心。而且当时我所爱过、恨过的人大半都早已安睡在寂寞的坟墓里面了。我是踏着尸骸走过长途，越过万重山而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

    黄金的童年啊！如果真像一般人那样感叹地这么想着，那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了！

    所以四十几年前逝世的俄国诗人拉特松[120]有过一首叫做《床边》的诗：

    孩子，在温暖、柔软的小床中，

    你在梦里发出了这样的低语：

    “啊，上帝啊，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啊，只要人能够生长得更快一点啊！

    那些讨厌的功课，我不要再学了，

    那讨厌的琴调我不要再练习了；

    我要常常去找朋友们玩呢，

    我要常常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我正埋着头做事，便带了忧郁的微笑，

    默默地倾听着你的话语……

    睡罢，我的宝贝，趁着你还在父亲的保护下

    不曾知道世间的种种烦恼的时候……

    睡罢，我的小鸟儿！那严酷的时光

    无情地快快飞去了，并不肯等着谁……

    生活常常是一副重担。

    光荣的童年就像一个假日，会去得很快……

    要是我能和你掉换一下，那是多么快活：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地快乐，歌唱，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高兴地笑，

    吵闹地玩，无忧无虑地四处观看！

    这不是在译诗，这只能算是直译俄文的意思。我奇怪拉特松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他一共不过活了二十五岁，即使这首诗是他临死的那年写的，也嫌早一点。二十五岁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他死得早，大概因为他的心被这种忧郁蚕食了。

    我跟他不同。我虽然有“一颗满是创伤的心”，但是我仍愿带着这颗心去走险途。我并不愿意年光倒流重返到儿时去，纵使这儿时真如一般人所说，是梦一般地美丽。孩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但这个世界存在而且支配着他的事实却是铁铸一般地无可改变的。

    做一个盲人好呢？还是做一个因为有眼睛而痛苦的人？我当然选取后者。而且我还想为这种痛苦做一点点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倒应该给拉特松一个公道。因为先前忘记说下去，在中途便停止了。拉特松也写过像《那些心里还存着对于黎明的将来的愿望的人，醒来罢！》（多么长的一个题目！）一类的诗，有着“和夜的黑暗斗争，好让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的句子。并且据说拉特松有一个时期也很为青年们所欢迎，他的诗集也销过二三十版，因为他表现了当时青年的热望——爱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崇高的理想，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但可惜的是那些诗我还不曾有机会读过。他的诗我只读了四首。

    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比拉特松多活了好几年了。我对于同时代的青年的热望，又做过什么事情呢？我们这时代的青年的热望不也就是——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吗？

    固然我写过几本小说之类的东西（我只说类似小说，因为也许有些正统派的小说家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说它们并不是小说），但那是多么微弱的呼声啊！所以在回顾快要过去的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我又不觉为这一年光阴的浪费而感到痛悔了。

    做孩子的时候，每到元旦，总要给父亲逼着在红纸条上写几个恭楷的字，作为元旦试笔。如今父亲已经在坟墓里做了十几年的好梦，再没有人来逼我写这一类的东西了。想到这里我似乎应当有一点点感伤。但是我并没有。也许我这颗心给生活的洪炉炼成了钢铁了。

    1934年12月在横滨。

    沉落[121]

    离开上海以前我为《文学》杂志写了一篇《沉落》，给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这篇小说可能得罪不少的人。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这个，给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为难了。这个短篇会给我招来许多意外的误解，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终于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另一个朋友劝我改用一个笔名，我也没有听从他的话。

    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果然从北平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那里来了劝告。他以为这文章可以不必写，写出来不是和《剪影》[122]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么？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

    我诚心地感谢这位朋友。我是常常把他当作畏友的。但是对于他这个劝告，我却不得不原封地璧还，因为他似乎不曾了解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和无数的平凡人一样，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激情。我的眼睛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看，我的脑子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思维。所以即使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白纸上消磨自己的生命，我依旧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血依旧要沸腾，我的激情依旧要燃烧，我依旧要哭，我依旧要笑，我依旧要发怒，我依旧要诅咒。所以我永远写不出冷静的文章，所以我永远不能抱着艺术的招牌做白日的好梦。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即使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的确想过拿我的笔尖做武器。虽然我不断地在文章里犯错误，但是从我那十几本没有艺术价值的小说里面，贤明的读者总可以看出我的本意来罢。

    然而这里所谓“泄气”和我那朋友所说是不同的。我个人并没有仇敌，反而我有着无数的慷慨的朋友。而且我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一切已经大大地超过我应得的了。就个人来说，我对这社会，对这生活，对人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言。然而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个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灭亡的，可是社会却将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闭着眼睛放过它们。我说这话自然有点夸张，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到这样。但是如果能够向着这方面努力，即使遭遇更多的误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么？至少我自己是从“沉落”的境地中爬起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沉落》，我至今仍然觉得我没有错。《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这一点是那位朋友没有见到的罢。他的眼光也许比我的更远一点，他似乎看漏了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而仅仅迷信着将来。事实上这将来还得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努力。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正在“沉落”的途中挣扎的民族拉起来，那么将来才有黎明留给我们。否则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谁的。四万万人以及后来无数的子孙的幸福与目前的教授、博士们的光荣比起来，这其间的轻重是很容易分辨的罢。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些。那危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了。假如说我写文章是为着泄气，那么我是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出了一声：“少为我们造下一点孽罢！”或者更狂妄地嚷道：“我们要活！”

    这一点是我无日无夜不痛彻地感觉到的。若说像我这样的人会如此地关心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罢。那么把我当作乱咬人的疯狗看，这种人是一定有的了。

    但是，朋友，你该不会这样地看待我罢。那么即使我辜负了你的好意，固执地走那条使你为我担心的路，你也可以原谅我罢。然而如果我更进一步，要你也做一两件事情，来拯救我们这个在“沉落”中挣扎的民族，你会怎样地回答我呢？你会以为这也是疯狗的狂吠么？朋友，请你原谅我。

    1935年1月在横滨。

    神[123]

    还不到十点钟，但在山上已经是静夜了。我把久俯在书上的头抬起来，用疲倦的眼光看窗外的黑暗，想听听静夜的气息。常常在这时候便响起了金属敲着火石的声音，清脆的，一声，两声。我吃了一惊，又绝望地把眼光放回到书上。事情是很平常的，我那位朋友又在唪经，而我的安静又被他扰乱了。

    这朋友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但我的朋友中信神的，他是唯一的了。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个，倘使知道，我们也许不会做朋友罢。又，这朋友虽说是一个虔诚的拜物教徒，而其实信神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我若是早同他做朋友，也许可以挽救他罢。现在迟了。

    我是神的敌人。这也是无足奇怪的。因为无神论的思想在今天已经是很平常的了。这个世界里没有神存在的事实，稍有知识的人也都明白。

    然而这种人又是多么愚蠢啊：本来生在这个世界上，却又想精神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又希望能够在另一世界中获得。把自己的一切大量地贡献给空虚里的神，想从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这样对同类的人就没有丝毫顾念的余暇了。所以信神的人常常是自私的。譬如中国的许多无知的女人就是这样地行为着，结果依旧劳苦贫困地死在空虚里，留下永不能实现的希望给她们的亲人。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欺骗。然而我在一个温情的异邦女人的信函中看到了“信神的人的伟大”一句话，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将懦弱看作伟大，将愚蠢看作崇高，将自私看作仁慈，将空虚当作实在，人类的历史就几乎陷落在泥淖里拾不起来了。

    然而还亏了那无数的能够面对生活的勇敢的人，他们在语言和行动里表现了真理，他们把历史从泥淖里拾了起来。他们给我们的东西比那般信神的人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还更多。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的力量都显得比假想的神更伟大，这是极其常见的事实，我们用不着去读雨果[124]的《诸世纪的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里赞颂人类的伟大的诗篇了，也用不着在北欧神话里找神的灭亡的故事了。

    但是到今天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着信神的人，这事情将怎样解释呢？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个包含着无数矛盾的社会仔细考察一下，就能够容易地明白这一切了。

    然而信神的路终于是懦弱的路。不满意现状，而逃避现实去求救于神，这样愚蠢的行为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对于做出了种种可笑的行为的这位朋友，我常常怜悯地起了救助的心思。自然他不知道，而且也许他还以为我更需要向他求助呢！他有一次就对我暗示了要我信神的意思。但后来他也知道这只是徒然的努力了。

    现在夜已深了，我又听见他在苦苦地唪经，同时我想起了那个温情的女人的话。她至今还站在神的门外，不知道什么缘故会使她在信里写了那样的话。我无意间想到她将来也会像这位朋友一样地信神时，我就为一种绝望所压倒了。前几天我已经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新改宗的人。那是一个学生。我看见他穿着制服跪在地上念经的样子，就仿佛看见一个人在受苦刑。这个景象是很残酷的。我一面怜悯他，而一面对使他改宗的这位朋友的一群（虽然我知道他们的行为也是出于好意）起了反感。但是如今从第三个人，而且是一个温情的女人的口里又来了“信神的人的伟大”的话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起来，更努力地从事你们的工作！显出比神的更伟大的力量来！——这是对于每个有真诚的心的年轻人的警告。

    从空虚里出来的神还是把它送回到空虚里去罢。这时候是岛上的冬夜，寒风正吹着屋后的树林飒飒地响。那几树山茶花在一夜里会给吹落多少罢。我忽然想到写了《神的灭亡》三部曲的郭源新君[125]，不觉起了感激的怀念。

    1934年12月在横滨。

    自白之一[126]

    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一个朋友说过有信仰的人是不应该有痛苦的。我并不迟疑，并不徘徊，我甚至在最可怕的黑暗里也不曾失掉过信仰。但是我却永远摆脱不掉痛苦，因为我永远在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挣扎，在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中挣扎。我也许是一个懦弱的人。然而我却不曾放松过自己，我努力给自己找机会要取得勇气。

    这样的挣扎是痛苦的。在这长的路程中我就拿了自己的血和泪做代价，在梦里流的血和泪只有自己才能够看见。我后来就把它们洒在我的文章里，然而别人却在那里面嗅出了别的气味。我也知道我的文章是不值得看重的，但是为了它们，我就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年时代的光阴浪费掉了。甚至到现在我还不得不拿起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还不能够另走一条生活的路。我的痛苦不是没有原因的。

    心啊，饶恕我罢，难道我这一生就没有一刻心的安静的时候么？

    1934年1月在北平。

    繁星[127]

    和朋友梁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不过八点多钟，但在我却仿佛是深夜了。宽广的马路在黑暗中伸出去，似乎通到了无尽处。前面是高大的黑影，是树林，是山，也许还是疲倦的眼睛里的幻影。天覆盖下来，好像就把我们两个包在星星的网里面。

    “好一天的星啊！”我不觉感动地这样说。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繁星了，而且夜又是这么柔和，这么静寂。我们走了这许久，却只遇见两个行人，连一辆汽车也不曾看见。

    这时候正在起劲地谈着悲多汶，谈着尼采，谈着悲剧与音乐，谈着梦与醉的梁也停止了他那滔滔不绝的谈话，仰着头去看天空了。

    我们默默地望着繁星，一面轻轻地下着脚步，仿佛两个人都屏了呼吸在倾听星星的私语。

    “这时候仿佛就在中国，”我不觉自语似地说了。

    “中国哪里会有这样安静的地方？”梁用了异样的语调回答我的话，仿佛我的话引起了他的创痛似的。我知道在中国他留下的痛苦的记忆太多了。对于他也许那远迢迢的地中海畔的法兰西，或者这太平洋上的花之岛国都会有更多的自由空气罢。

    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这一次在他的话里我看出了另一种意思，也许和他心里所要表示的完全不同。可是这句话却引起了我的共鸣了。

    到今天还大谈恋爱自由似乎有点陈旧了。但是现在还有为情而死的青年，也有人为了爱情不圆满而懊恼终生。甚至在今天的中国还充满了绝情卫道的圣人。梁似乎要冲破这个藩篱，可是结果他被放逐似地逃到这个岛国来了。他也许有一些错误，我可不明白，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而且他那种恋爱观在我看来就陈旧得可笑，虽然也有人以为这还是很新的。但是他有勇气的事情却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这勇气可惜被误用了。

    恋爱这种事在今天很可以暂时束之高阁了。即使它和吃饭是一样地重要。但是如今饿死也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说这种话并不是替卫道的圣人们张目，我以为跟卫道比起来，倒还是讲恋爱好些。但是在中国难道就只有这两条路吗？

    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合理，不让人来触动它们，这就是卫道；不承认这个的人算是抗道。那么这条路还是很宽广的罢。说宽广也许不是。抗道的路也许是崎岖难行的。但既有路，就会有人走，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走了。

    梁为了要呼吸比较自由的空气，到这个樱花的岛国来了。在他的观点上说，他的确得到了那样的东西，在松林中的安静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我若还说他过的是放逐的生活，他一定不承认。他也许有理。

    但是我呢？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我所要求的自由这里不是也没有吗？离开了崎岖的道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求暂时的安静，在一些无用的书本里消磨光阴：我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放逐的生活吗？

    普照大地的繁星看见了这一切，明白了这一切。它们是永远不会坠落的。

    望着这样的繁星我不觉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叹息。

    1935年1月在横滨

    木乃伊[128]

    我和别人一样，也会做种种的梦。梦做得太多了，没有一个能够长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我写不出记梦的诗和小说。我也曾读过几本德国和奥国医生著的关于梦的书，但大都是用“性心理”来分析梦，把我的脑筋弄得更糊涂了，所以读过就忘记，跟没有读过一样。

    我也曾发过一次梦呓，因为是大梦，所以记得住，而且能够写下来。这次是梦着自己被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喉管被棉花堵住似的，心里明白，却不能发声叫喊。但是自己不甘心，拼命挣扎，终于叫出声来，就这样地醒来了。这梦不必要什么德、奥医生著书分析，我们也能明白：睡觉的时候让厚被或者枕头压在胸膛上，所以有这个恶梦。我的睡法有些特别，就跟我做人一样，简单地说：不讲规矩，不爱整齐。但和夏目漱石君的“哥儿”[129]的睡法比起来，却是没趣了。那个“哥儿”睡觉时非“砰的一跌，仰天倒了下去”不行，否则“便不觉得像曾睡过的样子”。但是这种奇妙的睡法，在中国做不到，别人会来干涉。

    最近我梦见了木乃伊。提起木乃伊也许会有人想起金字塔和斯芬克司，但是我并没有梦见它们。我的木乃伊是在洋房里出现的。那时我仿佛坐在十几层大厦中的一间小屋里，木乃伊推开门进来。

    他的赤裸的身子带着发亮的金黄色，身材异常短小，脸上只有一层黄皮，眼睛也陷了进去。他走路没有声音，有点像小贼。他走到我的写字台对面，在活动椅上不客气地坐下了。

    我安静地对他点一个头，好像他是我的一个熟朋友。

    “今天又走了远路回来了。”木乃伊说的是中国的官话，这应该是可惊奇的事，但是我并不惊奇！

    “又去了那里么？”我照例似地这样发问，我好像知道他去过了什么地方。

    “是的，”他不快活地答道，俯下头去。

    “在那里耽搁得很久吗？”我又问。

    “是，”他颓丧地答应，并不抬起头。

    一股异香沁入我的鼻孔。

    “见着她了吗？”我嗅着这几千年前的香味，身子微微地颤动起来。一下子他一生的悲欢都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看见一个比克利阿帕特拉[130]更美丽的女郎。

    “是，见着了；其实还不如见不着好，”他痛苦地说，把头抬了起来。

    他脸上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洞。他作过将相王侯的事情我在这张脸上看不出来。我仿佛记得他是一位出名的将军，后来做过高僧，似乎埃及文的历史上有着这样的记载。还有，他为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又还了俗，甚至走遍天下去追寻那个女子。虽说是天下，但木乃伊的天下是很窄小的。书上说他没有找到女人就病死在一个小镇里。可是他对我说今天见到她了。

    “见着她，当然是好事。几千年来的宿愿得到报偿了。她说了什么吗？”我平淡地问，就像在翻阅一本古书。

    “唉！”想不到木乃伊的叹声也是“唉”，和我们的一样。他张开口，露出两排零落的白牙，他把那瘦得和鸡爪差不多的右手托着下颔，沉思了一会儿，忽然悲痛地说：“可是她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女人啊！”

    我注意地望着他，因为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好奇心。

    “我为她牺牲了一切，我死也是为着她死的。我爱她，我的爱是纯洁的、热烈的。我爱她，我活着爱她，死了也爱她。我上下四方地追寻了她这么几千年，我为她历尽了千辛万苦。我终于寻到她了。……可是她……她……”连木乃伊也哭起来了。

    我不插嘴，静静地望着在金脸上发亮的木乃伊的眼泪。

    “她并不爱我。她连我唯一的要求也不肯答应，”木乃伊抽泣地说。那种使人窒息的古香料的气味又一次在房里散布着。我觉得我的身体快要腐烂了，可是自己并不感到痛苦，倒像喝醉了酒似的。

    “那么她以前就不曾爱过你罢，”我含糊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木乃伊起劲地分辩道。

    “在尼罗河畔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和她父亲在一只华美的船上，她唱着那么美丽的歌，把我的整个心神都震摇了。我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她对我带着希望地笑一笑。这一笑，绝不是无意的。第二次，我经过她的门前，在露台上现出她的身子，她看见了快要跪倒在下面的我，她对我指着月亮，给了我将来的希望。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不就是这同样的月亮吗？”他说着，就伸手往外指，奇怪！月光就明亮地从窗户射进来。

    “以后呢？”我迷惘似地问。

    “以后……我追求了这么几千年，今天终于在那个茅舍里看见了她。她却不认识我了。我绝不会认错人。她没有大改变，只是比从前更美丽、更纯洁。”

    我不作声，让月光在房里移动。

    “她为什么不肯给我那个东西呢？”他绝望地反复呻吟着。

    “我贡献了我的全量的爱，经过了这几千年，我追寻她，要求她实践她的诺言。但是她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地把我拒绝了。她连那样微小的东西也不肯给我。她辜负了我的爱。可是我没有那东西……”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你向她讨过什么吗？”我打岔说。

    “灵魂，灵魂，灵魂啊！”他绝望地吼起来。小小的身子在活动椅上像发了寒颤似的猛烈地抖动。古香料的气味渐渐地淡了下去。月光也消失了。

    我这时完全明白了。木乃伊没有灵魂是不能够生存的。

    “木乃伊找到他所爱的女人，哀求她给他一个灵魂。那个女人不肯给，她不爱他，因为她是一个活人，他却只是一个木乃伊。这就是你的故事吗？”我这样问。

    他像患了重病一般地蜷缩在椅子上，但是嘴里还发出含糊的应声。

    “你想木乃伊能够从活人那里得到灵魂吗？还是进你的玻璃棺材去，在博物院里做你的好梦罢！”我生气地责斥道。

    我听不见应声，注意地一看，原来他已经散落在地上，成了一堆白骨。这件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一点也不觉得。

    尸骨旁边有一张画像，是一个女人的像，她的确生得漂亮。

    于是我就醒过来了，是地震把我惊醒的，这个月里有过两次地震了。我醒在被窝里时，梦里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梦虽然奇怪，但是若要我来分析也不难。我前两天在东京上野科学博物馆里看见过两个墨西哥的木乃伊（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婴孩），所以会梦见木乃伊的事情。至于那个女人的面貌，倒很像一幅名画里的文艺女神的风姿，不过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幅画，现在却记不起来了。

    1935年2月在横滨。

    月夜[131]

    有月亮，天空又很清朗，虽然十二月的晚风吹到人身上也有冷意了，我吃过晚饭，依旧高兴地穿着高屐子一个人在屋前小小的园子里散步。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灯，但大半被树木遮住了，只有星点似的光送到我的眼里来。一层薄雾盖着它们，不，不仅罩着这些灯火，并且还罩着山下面静静的街市。

    清朗的天空中除了半圆月外，还稀疏地点缀了一些星星。在这房屋的正对面，闪烁着猎户星座的七颗明星；挂在四个角下方的猎户甲星，就是那较大的一颗，只有它在这无云的蓝空里放射着红光。远远地在天际是那一片海，白蒙蒙地在冷月下面发光。

    望着这星，望着这海，我不禁想起日光岩[132]下的美丽的岛上风光了，我不用“往事”这个带感伤性的字眼。

    不止一次，我在日光岩下的岛上看过这七颗永不会坠落的星，看过和这海相似的海。那些时候我都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那些朋友的年纪和我的差不多。

    就像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把为人类找幸福的船这个重担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乱地忙碌过了。我是最不中用的人，但是生活在那些朋友的中间我也曾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

    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曾嗅着迷人的南方的香气；繁星的夜里我也曾坐了划子在海上看星星。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颓垣。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捧着大把龙眼剥着吃，走过一些小村镇。我也曾在海滨的旅馆里听着隔房南国女郎弹奏的南方音乐，推开窗户就听见从海边码头上送来的年轻男女的笑声。

    这些也许会引起年轻诗人的灵感罢。可是我们当时却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或者说起来就想流泪似的感动。山水的美丽在我们的眼前都变得渺小了。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那在新的巨灵前战栗着的旧社会的垂死的状态。

    时间是骎骎地驰过去了。我们的努力也跟着时间逝去了。一堆废墟留在我们后面，使得好些人叹息。我们不能不承认失败了。也许还有人会因为这个灰心罢，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一阵绝望之际也曾发出过痛苦的叫号。……

    如今在这安静的月夜里，望着眼前这陌生的、但又美丽的景物，望着天际的和日光岩下的海面类似的海，望着那七颗随时随地都看见的猎户星，虽然因此想到了以前的一切和现在横在那里的废墟，我也没有一点感伤，反而我又一次在这里听见旧社会的垂死的呻吟了。同时在朦胧的夜雾中，我看见了新的巨灵像背负地球的阿特拉斯[133]那样在空中立着。这新的巨灵快要来了罢。他会来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一切！

    1935年2月在横滨。

    给一个孩子[134]

    我很早就答应了给你写这一封信，却没有料到一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提笔，我不说什么求你原谅的话，因为我想这是多余的，你一定可以了解我，虽然环境、教养，甚至年龄在我们中间画了一道鸿沟，但是有时候我也可以跨过那样的距离，在你们的境界里逗留片刻。我和别的人一样，我也曾做过孩子。我知道你们的渴望和苦恼，所以我可以坦白地对你谈话。

    你对我谈起你那个同学的事情。你说她因为“大考时有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又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便毅然离开家庭和学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说她来信告诉你“她过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同情与怜悯。你说她带去的钱现在快完了，但是她来信还说：“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你告诉了我这些事情，你问起我的意见。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在你的心海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涛。你的狭隘的经验不能够安定你的心。你如今站在十字街头了。从你那两页来信里，我读出了你并未告诉我的话。我知道一个希望引诱你在思想上走了长远的路。但是我还不明白你如今停脚在何处。你也许已经走到一个交界的地方，要是你有充足的勇气，你甚至会从理想一步就跳到实行。你会像你的同学那样，不找别人商量，一下子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凭着一点热情和勇气，冲进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里面，并不计较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倘使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觉得就应该给你一个警告了。但是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我就赞成现在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不要以为我就偏爱大家庭。我绝对不会。我只想提醒你，使你把周围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一点。我说过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在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一只小鸟是不能够远走高飞的。天空固然广阔，但到处躲着那些凶猛的老鹰，它们具有尖锐的眼睛和锋利的嘴爪，准备着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

    我说的全是平凡的话，我知道这是年轻的孩子所不愿听的。最近我劝阻过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逃出家庭。她坦白地对我说，她料不到我也会说这种平凡的话。这使我痛苦：我说了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这样说。这是可悲的真实。然而我还可以说这并不是完全绝望的。

    那个孩子终于没有离开家庭，并不是我的话发生了效力，主要的是环境阻止了她。她有两只手、一个聪明的脑子和一个强健的身体，她还有勇气做任何繁重的工作。但是她找不到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现在她自己也知道倘使事前没有准备，也不曾得到别人适当的援助，那么在这茫茫的社会中她究竟逃向何处去！美妙的幻梦在现实的无情的打击下渐渐地破碎了。

    但是记住，我说过事情并不是完全绝望的。这现实的环境也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那个孩子虽然放弃了她的出走的计划，可是她对于自由与活动的渴望还是像火一般地炽热，她留在那个被她看作“狭的笼”的家庭，并不是她甘愿从此做一个屈服的奴隶或者没有意志的玩偶。不，我劝阻她的本意也绝不是这样。我说她应该像一只小鸟，永远怀着冲进自由的天空里去的雄心，只等着羽毛丰满的时候的到来。我劝她：目前应该忍耐。是的，我说出了连我自己也害怕的这两个字。我恨我自己没有力量。但是要改变现实的环境，一个人的力量也很微弱。那就要靠集体的力量了。我讨厌“忍耐”，然而有时候我却不得不劝别人忍耐。这个意思很容易被人误会。不过我还可以相信自己。我说忍耐，并不是指长久的屈服。我的意思却在于“对于未来胜利的准备”。无益的牺牲是必须避免的。我们应该留着这生命和精力来贡献给更大的事业。既然我们有志向要做一两件有益于社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得想到未来的长久的岁月。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副冷静的头脑。倘使某一个女孩在家庭以外就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她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完全陌生，或者她已经进了学校，在学校里她自然会认识一些同学，这些孩子也许都不能够给她帮忙，那么要是有一天她忽然被什么事情感动，睁开了眼睛，再不然她因为一时的气愤，或者一时感情的冲动，她觉得她不能够再在家庭里和学校内住下去了。她不愿意再过那种寄生的生活，她不愿意再留在顽固的父亲的威权下面过日子，她要跑进那个广大的世界里去，靠着自己两只洁白的手和一个正直的灵魂，建立一种合理的新生活。她的眼光是正确的，她的志向是伟大的。我们绝不能够在这个孩子的热情上浇一瓢冷水。于是她实行了她的计划，她带走了一点钱，够维持她一两个月的生活，就像你的同学那样。她走进了这个陌生的社会，她遇见了一些陌生的人，她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工作。她带走的钱不久就用完了，却没有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且甚至不曾遇到一个指路的人。

    自然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帮忙她给她指路的人是有的，但是他们连她的名字也不会知道，她更无法找到他们。她更有机会遇见一些骗子。这时候，你想她应该怎么办？固然你那个同学说得好：“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但是她不会笑多久，只要饿上三天，她就不会笑了。以后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惨的境地里，就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去。这种事情是真正发生过的，我见过，我听说过，报纸上也记载过。我还记得某一个男孩的不幸的遭遇，这是三四年前的《申报》告诉我的。我还看见几个朋友起初从反抗现社会制度的路出发，而终于走到拥护现社会制度的路上去。他们缺乏冷静的头脑，缺乏坚强的信仰，只凭着一时的热情要去冲破现社会的藩篱，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壁以后，他们便厌倦了，认为自己的理想错误，索性走到守旧的路上，让生活的担子压倒他们。他们并未曾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改造了他们。这是很可悲的，但又是真实的事。他们归罪于理想，而其实应该责备的却是他们自己。他们当初如果看清楚一点，脚步走稳一点，也许就有更好的结果。一件重大的事情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够有成就。要先下了种，然后才有收获，我以为做一件事情，也应该有步骤，有方法。一座大厦绝不能在一天里面造成，我们也无法只花一天的功夫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目。要获取一个人的自由，也不是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做到，所以尽管我自己常常不能够忍耐，有时候我也拿“忍耐”来劝人，倘使那个人除了忍耐，在目前就没有出路的话。我说的“忍耐”是准备，不是劝人苟且偷安或者坐等机会，而是劝人自己去造机会。自然，要是一个人遇到了再也不能够忍受的情形，那么纵然是孤注一掷，我也只得由他或者她冒险去试一试。这尝试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成功。即使得到的会是失败，但轮到必须贡献牺牲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应该踌躇的。同样，倘使我们还可以用更好的方法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们就应当采用更好的方法。我翻译过一篇真实的故事，叙述六十年前一个俄罗斯女孩子怎样获得了知识与自由[135]。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从守旧的家庭里逃出来，走了七十里以后，终于被父亲找回去了。这自然是一个大的失败。但是那个松尼亚并没有绝望。她忍耐地住在家里，设法找到了帮助她的人，商量好另外一个办法，最后她靠着这个办法安全地离开了家庭。自然年代、地域和风俗等等的差异使我们的孩子不能袭用那种办法，但这个事实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啊，我记起来了，你最近来信告诉我，你那个同学到了她姐姐那里，得到姐姐的帮助，进了另一个学校。自然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这也许并不是她的本意，也许后一个学校并不比前一个学校好多少。但这究竟是一个好消息。她免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庭去受更严厉的拘束了！有时候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形里也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那是偶然又偶然的了。我们不能够轻易和“偶然”打赌。我们更不应该劝人这样做。我们应该采用的却是那些更有效、更有把握的办法。

    我为你写了这许多话，这些话不是对大家说的，因为对大家它们就不适用了。这些话是对个人说的，是对你们这些孩子说的。所以我愿意说得实在些，但也不免杂乱些。这样的话我已经对五六个人说过了，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效力。我想你也许会明白它们。那么我愿意知道你对它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倘使你以为我说错了话，那么也请你记住，我说这些话也是出于好意。是的，我觉得我的揣测有错误了，我重读你最近寄来的一封信，从那封信里我看出来你并没有步你同学的后尘的意思。那么请你原谅我。

    1936年11月。

    答一个“陌生的孩子”[136]

    你不把地址和姓名告诉我，却指定要我在某一个刊物上写几句回答的话。现在我在这里拉杂地给你写几句。我占了《中流》半月刊“补白栏”的地位，我应该请编者和读者原谅。

    你看见我《给一个孩子》的那封信吗？对你我也不想再说那些话。你要知道你们前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你们前面还有无穷尽的岁月。你今年才十六岁，那么你应该想到你会活到六七十岁。所以你还有五六十年留给你自己来处理。譬如说要为将来建造那一座高塔，你就得一级一级地从底层建造到上面去。这也许会花费几十年的功夫，但不要紧，反正你还有充分的时间。不要因为一天里做不出需要几十年功夫做成的事情就灰心：一个十六岁孩子的手腕也做不出应该由壮年人来做的事业。黑暗和寒冷只是一时的现象。你记住在这以后便是光明和温暖。现在是冬天，我刚才从外面回来，还被一阵冷风割着脸发痛。但是春天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春天会到来的。我曾经在暴风雨下面走过十多里路，我一身的衣服全淋湿了，我的脚也很疲乏；前面是一片雨水，我望不见一个避雨的地方，我咬紧牙关不顾一切，一步一步忍耐地走着。我相信我一定会达到目的地，后来我终于达到目的地了。那场雨很可怕，但是我不让它迷了我的眼睛。你的同学们不得不把她们心爱的小说烧掉，然而新的书报又会来到她们的手里。你不能够编副刊并不是损失，因为你更应该把时间用来体验生活和研究学问，或者做点更有意义的事。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所知道的究竟有限。我不愿意你做一个“神童”，我却希望你成为健全的人。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室里，你一个还在初中读书的学生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或者给别人一些什么呢？你在这样的年纪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选稿校稿”，你就不为将来着想么？我们姑且把人生比作一个战场，那么你这一个兵士，你把什么武器带到战地去呢？无论如何你总应该带点武器去攻击敌人、防卫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正确的知识，便是最好的武器。但是你还得从别处找来这样的武器，况且你现在又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明白我不是在压抑你的热情，我也不想在你的头上浇冷水。我只想安慰你、劝导你，你要用生活的经验和正确的知识来指导你的热情。

    关于我的生活，我不想告诉你们什么。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我更感谢你的祝福。你问，你应该拿什么话去转告你那些朋友，那么你对他们说，我活得很平凡，活得很好，而且活得很硬。

    1937年2月。

    广州在轰炸中

    朋友，你来信问起这个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况，你不知道这里的人在轰炸中怎样过日子，所以你劝我立刻躲避到所谓安全地带去。你以为这里已经成了死城，或者变做了地狱，你还误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壮士。其实都不是，我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朋友，你应该知道在这里还有数十万和平的居民。

    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这便是我在广州得到的一个教训。

    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炸弹的乱投也不能使人胆寒。每天敌机飞进市空投弹的时候，许多工作依旧照常地进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我并不是在这里阐明我的什么理论，我只叙述事实。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譬如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失；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甘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金的热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在灯火管制中也还有大队的群众立在每个献金台下狂呼口号，或者静听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敌机的威胁也不能使它们改变。倘使一颗炸弹在献金台前落下，自然会有成千的死伤。但是献金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因为吝惜牺牲就让它失败。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敌机已经进了市空，而通常被视作危险地带的永汉分局和第一公园两处献金台上的负责人员还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献金台能够良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在这里的人看来，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不少的事情。以后我会向你详细叙述它们。至于这里的居民，我不说他们勇敢，我想称赞他们“结实”；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请你不必为我耽心。

    8月15日在广州。

    做一个战士[137]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138]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人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徬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黑土[139]

    乔治·布朗德斯[140]在他的《俄罗斯印象记》[141]的末尾写过这样的话：

    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悒郁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

    我只记得这两句，因为它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说《将军》里借着中国茶房的嘴说了一个黑土的故事：一个流落在上海的俄国人，常常带着一个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他有一次还对那个中国茶房说：“这是俄罗斯母亲的黑土。”

    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见这个可感动的情景。我以后也在一部法国影片里见到和这类似的场面。对着黑土垂泪，这不仅是普通怀乡病的表现，这里面应该含着深的悒郁和希望。

    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

    这幻景我后来也写在小说《将军》里面了。我不是农人，但是我也有对土地的深爱；我没有见过俄罗斯黑土，不过我也能了解对黑土垂泪的心情。沉默的，肥沃的，广阔无垠的，孕育着一切的黑的土地确实能够牵系着朴实的人的心。我可以想象那两只粗大的手一触到堆在沾染着大都市油气的桌面上的黑土，手指一定会触电似地颤动起来，那小堆的黑土应该还带着草原的芬芳罢，它们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

    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对于红土的故事我是永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文章里常常有“耀眼的红土”的句子。的确我们的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

    土的颜色说是红，也许不恰当，或者实际上是赭石，再不然便是深黄。但是它们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红色，而且在我的眼前发亮。

    我好几次和朋友们坐在车子里，看着一座一座的小山往我们的后面退去。车子在新的、柔软的红土上面滚动。在那一片明亮的红色上点缀着五月的新绿。不，我应该说一丛一丛的展示着生命的美丽的相思树散布在我们的四周。它们飘过我的眼前，又往我身后飞驰去了。茂盛的树叶给了我不少的希望，它们为我证实了朋友们的话；红色的土壤驱散了我从上海带来的悒郁。我的心跟着车子的滚动变得愈年轻了。朋友们还带着乐观不住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地被引入另一个境界里去了，我仿佛就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间。

    是的，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槌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正人君子，我们都不是注重形式的人。这里有紧张的时刻，也有欢笑的时刻。我甚至可以说紧张和欢笑是常常混合在一起的。公园里生长着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古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着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着尚未熟透的果实。我们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踏着雨后的柔软的红土，嗅着牛粪气味和草香，走过一些小村镇，拜望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友人。在受着他的诚挚的款待中，我们愉快地谈着彼此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大太阳下的红土上走了十多里路，去访问一个友人的学校。我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们不曾感到丝毫的疲倦。我们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新奇的景象使我们的眼睛忙碌，两三小时的谈话增加了我的兴奋。几十个天真孩子的善良的面孔使我更加相信未来。在这里我看见那个跟我分别了两年的友人。她已经改变得多了。她以工作的热心获得了友人的信赖。她经过那些风波，受过那些打击，甚至寂寞地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年以后，她怀着一颗被幻灭的爱情伤害了的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她原先并不认识的友人中间生活了一些时候，如今却以另一种新姿态出现了。这似乎是奇迹。但是这里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是的，许多事情在这个地方都成为平常的了。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人了解他（或她）的朋友，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心。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姊妹。在欧洲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友情在南国的红土上开放了美丽的花朵。

    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

    在那些时候，我简直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我的“自己”也在那些大量的友人中间消失了。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互相的，而且是自发的。因为我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对我特别爱护。

    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但是我也有悔恨的时候，悔恨使我又写出一些回忆和一些责备自己的文章。

    悔恨又把我的心牵引到南方去。我的脚有时也跟着心走。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上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的时候，我真要像《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那样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块。[142]我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慈母的怀中来了。

    现在我偷闲躲在书斋里写这一段回忆。我没有看见那红土又有几年了。我的心至今还依恋着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我也想照布朗德斯那样地赞叹道：

    红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

    我用了“快乐”代替布朗德斯的“悒郁”，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南方的青年是不知道“悒郁”的。

    但是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1939年春在上海。

    爱尔克的灯光[143]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八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

    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年轻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内亮起了灯光。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掉转头，再看那个建筑物。依旧是阴暗中一线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痛苦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条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姐姐爱尔克点的灯罢。她用这灯光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然是清静的。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个城市、这条街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姐姐，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跟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我相信自己的诺言。那时我的姐姐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嫁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就接到了姐姐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一个善良女性的悲惨的结局，还说起她死后受到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丈夫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终于到了用鸦片烟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姐姐，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样纪念她的事。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的旧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的姐姐。只有偶尔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起眼睛做梦。我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住我的心灵，我好像在跟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出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路。

    十八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扮演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痛苦地搓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度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己不少的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的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不知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144]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1941年3月在重庆。

    风

    二十几年前，我羡慕“列子御风而行”[145]，我极愿腋下生出双翼，像一只鸷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

    现在我有时仍做着飞翔的梦，没有翅膀，我用两手鼓风。然而睁开眼睛，我还是郁闷地躺在床上，两只手十分疲倦，仿佛被绳子缚住似的。于是，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做孩子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伴都喜欢在大风中游戏。风吹起我们的衣襟，风吹动我们的衣袖。我们张着双手，顺着风势奔跑，仿佛身子轻了许多，就像给风吹在空中一般。当时自己觉得是在飞了。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风。

    后来进学校读书，我和一个哥哥早晚要走相当远的路。雨天遇着风，我们就用伞跟风斗争。风要拿走我们的伞，我们不放松；风要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却往前走。跟风斗争，是一件颇为吃力的事。但是我们从这个也得到了乐趣，而且不用说，我们的斗争是得到胜利的。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值得怀念的。

    可惜我不曾见过飓风。去年坐海船，为避飓风，船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天气闷热，海面平静，连风的影子也没有。船上的旗纹丝不动，后来听说飓风改道走了。

    在海上，有风的时候，波浪不停地起伏，高起来像一座山，而且开满了白花。落下去又像一张大嘴，要吞食眼前的一切。轮船就在这一起一伏之间慢慢地前进。船身摇晃，上层的桅杆、绳梯之类，私语似地吱吱喳喳响个不停。这情景我是经历过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轮船被风吹在海面飘浮，失却航路，船上一部分东西随着风沉人海底。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今年我过了好些炎热的日子。有人说是奇热，有人说是闷热，总之是热。没有一点风声，没有一丝雨意。人发喘，狗吐舌头，连蝉声也像哑了似的，我窒息得快要闭气了。在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起一阵大风，或者下一阵大雨。

    1941年7月9日在昆明。

    云

    傍晚我站在露台上看云。一片红霞挂在城墙边绿树枝叶间。还有两三紫色云片高高地涂抹在蓝天里。红霞淡去了。紫云还保持着它们的形状和颜色。这些云并没有可以吸引住眼光的美丽，它们就像小孩的信笔涂鸦。但是我把它们看了许久。

    一片云使我的眼光停留一两小时，这样的事的确是有过的。我看云不是因为它们形状瑰丽、而且时常幻出各种奇异的景物，也不是因为看见云易消易生，而使我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想乘云飞往太空。

    我读过一个美国人[146]写的剧本《笨人》，后来也看过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在电影里我看见黑天使乘着棉花似的白云在天空垂钓。这似乎是有趣的事。可是我没有这种兴致。我并不为这事情羡慕那些黑天使。倘使我能乘云飞往太空，我绝不会在空中垂钓，不管钓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乘云，是愿意将身子站在那个有着各种颜色的、似烟似雾、似实似虚的东西上面，让它载着我往上飞，往上飞，摆脱一切的羁绊，撇开种种的纠缠。我再看不见一切，除了蔚蓝的太空；我再听不见一切，除了浪涛似的风声。我要飞，一直飞往宇宙的尽头（其实这尽头是不存在的），或者我会挨近烈日而被灼死，使全身成为燃料，或者我会远离太阳而冻成石尸。甚至这个也是我所愿望的结局。我在永闭眼睛以前一定会感到痛快，而且是无比痛快的。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想，我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仍然是一个戏[147]，而且我也看过由这个戏改编的电影。一个叫做立良（Liliom）的年轻的幻想家抛弃了妻儿自杀了。他飞上太空去受最后的裁判，在神面前他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回到人间。几年以后一列火车穿过云霞，送他到地上，送他回到他那个小小的田庄去。他要求回家，只是想做一件帮助妻儿的事。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到了那个家，受了温情的款待，结果却打了自己的小孩一记耳光，像一个忘恩者似地走了。

    我了解他那时的心情。

    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幻想家么？已经飞向太空了，却又因为留恋人间而跌下来。为了帮助人而回到人间，却只做出损害人的事情空着手去了。

    立良的刀仿佛就插在我的胸上。我觉得痛了。

    我明白我是不能够飞向太空的。纵使我会往上飞，我也要从云端跌下来，薄薄的云片载不起我这颗留恋人间的心。

    现在我应该收起我的幻想了。我不愿走立良的寂寞、痛苦的路。

    7月10日。

    雷

    灰暗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火闪”[148]，接着就是那好像要打碎万物似的一声霹雳，于是一切又落在宁静的状态中，等待着第二道闪电来划破长空，第二声响雷来打破郁闷。闪电一股亮似一股，雷声一次高过一次。

    在夏天的傍晚，我常见到这样的景象。

    小时候我怕听雷声；过了十岁我不再因响雷而颤栗；现在我爱听那一声好像要把人全身骨骼都要震脱节似的晴空霹雳。

    算起来，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跟着父母住在广元县的衙门里。一天晚上，在三堂后面房里一张宽大的床上，我忽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了。房里没有别人，我睡眼朦胧中只见窗外一片火光，仿佛房屋就要倒塌下来似的。我恐怖地大声哭起来，直到女佣杨嫂进屋来安慰我，让我闭上眼睛，再进到梦里去。在这以后只要雷声一响，我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会马上崩塌，好像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了。不过那时我的世界就只是一个衙门。

    这是我害怕雷声的开始。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更后，雷声又给我带来一种新的感觉。每次听见那一声巨响，我便感到无比的畅快，仿佛潜伏在我全身的郁闷都给这一个霹雳震得无踪无影似的。等到它的余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觉得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经埋葬在窒息的空气中了。

    去年一个昆明的夏夜里，我睡在某友人的宿舍中，两张床对面安放。房间很小，开着一扇窗。我们喝了一点杂果酒，睡下来，觉得屋内闷热，空气停滞，只有蚊虫的嗡嗡声不断地在耳边吵闹。不知过了若干时候，我才昏沉沉地进入梦中。这睡眠是极不安适的，仿佛有一只大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胸上。我想挣扎，却又无力动弹。忽然一声霹雳（我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响雷！）把我从梦中抓起来。的确我在床上跳了一下。我看见一股火光，我还没有睡醒，我当时有点惊恐，还以为一颗炸弹在屋顶爆炸了。那朋友也醒起来，他在唤我。我又听见荷拉荷拉的雨声。“好大的一个雷！”朋友惊叹地说。我应了一句，我觉得空气变得十分清凉，心里也非常爽快，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今年在重庆听见一次春雷，是大炮一类的轰隆轰隆声。“春雷一声，蛰虫咸动。”我想起那些冬眠的小生命听见这声音便从长梦中醒起来，又开始一年的活动，觉得很高兴。我甚至想象着：它们中间有的怎样睁开小眼睛，转头四顾，怎样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然后一跳，就跳到地面上来。于是一下子地面上便布满了生命，就像小说《镜花缘》中的故事：因为女皇武则天的诏令，只有一夜的功夫，在浓冬里宫中百花齐放，锦绣似地装饰了整个园子。这的确是很有趣的。

    7月16日。

    日[149]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150]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7月21日。

    月

    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么？

    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中，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为什么还有姮娥[151]奔月的传说呢？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么？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罢。

    7月22日。

    星

    在一本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我无意间见到这样的句子：

    星星，美丽的星星，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我也一样，我了解你们……是，我了解你们……我是一个人……一个能感觉的人……一个痛苦的人……星星，美丽的星屡……[152]

    我明白这个比利时某车站小雇员的哀诉的心情。好些人都这样地对蓝空的星群讲过话。他们都是人世间的不幸者。星星永远给他们以无上的安慰。

    在上海一个小小舞台上，我看见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德国音乐家老伦蒙。[153]他或者坐在钢琴前面，将最高贵的感情寄托在音乐中，呈献给一个人；或者立在蓝天底下，摇动他那白发飘飘的头，用赞叹的调子说着：“你这美丽的星星，你这纯洁的星星。”望着蓝空里眼瞳似地闪烁着的无数星子，他的眼睛润湿了。

    我了解这个老音乐家的眼泪，这应该是灌溉灵魂的春雨罢。

    在我的房间外面，有一段没有被屋瓦遮掩的蓝天。我抬起头可以望见嵌在天幕上的几颗明星。我常常出神地凝视着那些美丽的星星。它们像一个人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关心望着我，从不厌倦。这些眼睛每一霎动，就像赐与我一次祝福。

    在我的天空里星星是不会坠落的。想到这，我的眼睛也润湿了。

    7月22日。

    狗

    小时候我害怕狗。记得有一回在新年里，我到二伯父家去玩。在他那个花园内，一条大黑狗追赶我，跑过几块花圃。后来我上了洋楼，才躲过这一场灾难，没有让狗嘴咬坏我的腿。

    以后见着狗，我总是逃，它也总是追，而且屡屡望着我的影子狺狺狂吠。我愈怕，狗愈凶。

    怕狗成了我的一种病。

    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怕狗是很可耻的事情。看见狗我便站住，不再逃避。

    我站住，狗也就站住。它望着我狂吠，它张大嘴，它做出要扑过来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朝着我前进一步。

    它用怒目看我，我便也用怒目看它。它始终保持着我和它中间的距离。

    这样地过了一阵子，我便转身走了。狗立刻追上来。

    我回过头。狗马上站住了。它望着我恶叫，却不敢朝我扑过来。

    “你的本事不过这一点点，”我这样想着，觉得胆子更大了。我用轻蔑的眼光看它，我顿脚，我对它吐出骂语。

    它后退两步，这次倒是它露出了害怕的表情。它仍然汪汪地叫，可是叫声却不像先前那样地“恶”了。

    我讨厌这种纠缠不清的叫声。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就对准狗打过去。

    石子打在狗的身上，狗哀叫一声，似乎什么地方痛了。它马上掉转身子夹着尾巴就跑，并不等我的第二块石子落到它的头上。

    我望着逃去了的狗影，轻蔑地冷笑两声。

    从此狗碰到我的石子就逃。

    7月24日。

    猪

    人们爱说“猪狗”，其实“猪”和“狗”是不能并提的。也有一些人喜欢狗，却没有一个人爱过猪，虽然有不少人天天在吃猪肉。

    最近在重庆沙坪坝，我常常看见一群一群的白猪被人赶着走过正街。这些猪大概是走向屠宰场去的，它们自己或许明白这件事情也未可知，我这个猜想是从它们赖在路上不肯前进的举动上来的。

    自然也有人说，猪不肯走路，是因为它们身躯过于肥胖，走路不便，或者只是因为猪是“懒”动物。他们的说法也许有道理。不过我每次看见赶猪人拿着竹片打在猪的背上，听见猪的怪叫声，又看见白毛上绽出的一条一条的血痕，我总要想，这些猪一定不愿意到刑场去罢。

    我们有一句俗话：“蝼蚁尚且贪生，”那么即便是一条猪，它也一样知道爱惜生命罢。

    可是世界上却少有不被宰割的猪。猪似乎就是为着做人的食料而生的。猪被人养着，结果是被人吃掉。有个诗人[154]曾经感叹地写过：

    看见猪，就想吃，

    蠢哉猪也！

    据诗人看来，猪被吃，是它自己的错。我也明白诗人的意思。的确要是猪的肉不肥美，绝不会有人看见猪肉就流口涎。

    但是若说看见猪就想吃，这话也有问题。我有几次走过人们养猪的地方，看见好些猪拥挤在猪圈里，一身灰黑色，头上背上全是脏水，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拿鼻子和嘴到处碰来碰去，哼着不成腔调的怪声音。我当时即使肚饿，我也不会想吃它们。看见猪，就厌恶，这样说，倒更近于真实。如果我们再想到猪是人的食料这一事实，那么看见猪，起怜悯心也是可能的。

    我吃猪肉，但是我厌恶猪。生活在污秽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吃着睡着，睡着吃着，把自己养肥，以便给人们作食料。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是不能爱的。

    据说牛进屠宰场会掉眼泪，而且要向屠夫双脚下跪。也有人为了这个就不肯吃牛肉。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不过我从没有听见人说起猪流泪的话。那么猪大概是糊里糊涂地被杀掉、吃掉的罢。我说猪不肯走向刑场，恐怕只是我个人的猜想。

    在桂林城里我见过人们抬着猪在街上走。看那被抬着的猪的样子，似乎它很舒服，比那些被赶被打的猪舒服得多。被抬着的猪若能思想，它也许会说出它比别的同伴幸福的话。不过在我们人看来，无论安适地被抬着也好，或者痛苦地被打着也好，押送刑场被宰杀，总是一样，后来做成菜被人们吃进肚里也是一样。

    做了猪除去被吃而外，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命运。

    那么猪为什么还要吃着，睡着，养肥自己，准备给人们饱餐一顿呢？

    我又想起了诗人的“蠢哉”两个字。

    7月25日。

    虎

    我不曾走入深山，见到活泼跳跃的猛虎。但是我听见过不少关于虎的故事。

    在兽类中我最爱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爱下面的一个：

    深山中有一所古庙，几个和尚在那里过着单调的修行生活。同他们做朋友的，除了有时上山来的少数乡下人外，就是几只猛虎。虎不惊扰僧人，却替他们守护庙宇。作为报酬，和尚把一些可吃的东西放在庙门前。每天傍晚，夕阳染红小半个天空，虎们成群地走到庙门口，吃了东西，跳跃而去。庙门大开，僧人安然在庙内做他们的日课，也没有谁出去看虎怎样吃东西，即使偶尔有一二和尚立在门前，虎们也视为平常的事情，把他们看作熟人，不去惊动，却斯斯文文地吃完走开。如果看不见僧人，虎们就发出几声长啸，随着几阵风飞腾而去。

    可惜我不能走到这座深山，去和猛虎为友。只有偶尔在梦里，我才见到这样可爱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看见的则是被囚在“狭的笼”[155]中摇尾乞怜的驯兽了。

    其实说“驯兽”，也不恰当。甚至在虎圈中，午睡醒来，昂首一呼，还能使猿猴颤栗。万兽之王的这种余威，我们也还可以在作了槛内囚徒的虎身上看出来。倘使放它出柙，它仍会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主。

    我记起一件事情：三十一年前，父亲在广元做县官。有天晚上，一个本地猎户忽然送来一只死虎，他带着一脸惶恐的表情对我父亲说，他人山打猎，只想猎到狼、狐、豺、狗，却不想误杀了万兽之王。他绝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复活，因此才把死虎带来献给“父母官”，以为可以减轻他的罪过。父亲给了猎人若干钱，便接受了这个礼物。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肢解了。后来父亲房内多了一张虎皮椅垫，而且常常有人到我们家里要虎骨粉去泡酒当药吃。

    我们一家人带着虎的头骨回到成都。头骨放在桌上，有时我眼睛看花了，会看出一个活的虎头来。不过虎骨总是锁在柜子里，等着有人来要药时，父亲才叫人拿出它来磨粉。最后整个头都变成粉末四处散开了。

    经过三十年的长岁月，人应该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还记得虎头骨的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如果叫我把那个猎人的面容描写一下，我想用一句话：他好像做过了什么亵渎神明的事情似的。我还要补充说：他说话时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尔挨到它，他就要变脸色。

    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的确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7月26日。

    龙[156]

    我常常做梦。无月无星的黑夜里我的梦最多。有一次我梦见了龙。

    我走入深山大泽，仅有一根手杖做我的护身武器，我用它披荆棘，打豺狼，它还帮助我登高山，踏泥沼。我脚穿草鞋，可以走过水面而不沉溺。

    在一片大的泥沼中我看见一个怪物，头上有角，唇上有髭，两眼圆睁，红亮亮像两个灯笼。身子完全陷在泥中，只有这个比人头大过两三倍的头颅浮出污泥之上。

    我走近泥沼，用惊奇的眼光看这个怪物。它忽然口吐人言，阻止我前进：

    “你是什么？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是一个无名者。我寻求一样东西。我只知道披开荆棘，找寻我的道路，”我昂然回答，对着怪物我不需要礼貌。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火焰山，喷火数十里，伤人无算。”

    “我不怕火。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大海，没有船只载你渡过白茫茫一片海水。”

    “我不怕水，我有草鞋可以走过水面。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甚至溺死，我也毫无怨言。”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猛兽食人。”

    “我有手杖可以打击猛兽。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愿与猛兽搏斗。”

    怪物的两只灯笼眼射出火光，从鼻孔中突然伸出两根长的触须，口大张开，露出一嘴钢似的亮牙。它大叫一声，使得附近的树木马上落下大堆绿叶，泥水也立刻沸腾起泡。

    “你这顽固的人，你究竟追求什么东西？”它厉声问道。

    “我追求生命。”

    “生命？你不是已经有了生命？”

    “我要的是丰富的、充实的生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它摇摇头。

    “我活着不能够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成天空谈理想，却束手看着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那么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

    怪物想了想，仍然摇头说：“我怕你会永远得不到你所追求的东西。或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在它那张难看的脸上见到一丝同情了。我说：

    “不会没有，我在书上见过。”

    “你这傻子，你居然相信书？”

    “我相信，因为书上写得明白，讲得有道理。”

    怪物叹息地摇摆着头：“你这顽强的人，我劝你立刻回头走。你不知道前面路上还有些什么东西等着你。”

    “我知道，但是我还要往前走。”

    “你应该仔细想一下。”

    “你为什么这样不惮烦地阻止我？我同你并不相识，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告诉我，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已经有很久没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了它。现在我告诉你：我是龙，我就是龙。”

    我吃了一惊。我望着那张古怪的脸。

    “你是龙，怎么会躺在泥沼中？据我所知，龙是水中之王，应该住在大海里。你为什么而且不能乘雷上天？”我疑惑地问道。这时天空响起一声巨雷，因此我才有后一句话。我看看它的身子，黄黑色的污泥盖住了它的胸腹和尾巴。泥水沸腾似地在发泡，从水面不断地冒起来难闻的臭气。

    龙沉默着，它似乎努力在移动身子。但是身子被污泥粘着，盖着，压着，不能够动弹。它张开嘴哀叫一声，两颗大的泪珠从眼里掉下来。

    它哭了！我惶恐地望着它的头，我想，这和我在图画上看见的龙头完全不像，它一定对我说了假话。它不是龙。

    “我也是为了追求丰富的生命才到这里来的，”它止了泪开始叙述它的故事。它的话是我完全料不到的。这对我是多大的惊奇！

    “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我不愿意在别的水族的痛苦上面安放我的幸福宝座，我才抛弃龙宫，离开大海，去追求你所说的那个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不愿意活着只为自己，我立志要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我飞上天空，我又不愿终日与那些飘浮变化的云彩为伍，也不愿高居在别的水族之上。我便落下地来。我要访遍深山大泽，去追寻我在梦里见到的东西。在梦中我的确见过充实的、有光彩的生命。结果我却落在污泥里，不能自拔。”它闭了嘴，从灯笼眼里流出几滴泪珠，颜色鲜红，跟血一样。

    “你看，现在污泥粘住了我的身子，我要动一下也不能够。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宁愿死！”它回过头去看它的身子，但是眼前仍然只是那一片污泥。它痛苦地哀叫一声，血一样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它说：“可是我不能死，而且我也不应该死。我躺在这里已经过了多少万年了。”

    我的心因同情而痛苦，因恐惧而猛跳。多少万年！这样长的岁月！它怎么能够熬过这么些日子？我打了一个冷噤。但是我还能够勉强地再问它一句：“你是怎样陷到污泥里来的？”

    “你不用问我这个。你自己不久就会知道，你这顽固的年轻人。”它忽然用怜悯的眼光望我，好像它已经预料着，不幸的遭遇就会降临到我身上来似的。

    我没有回答。它又说：“我想打破上帝定下的秩序，我想改变上帝的安排，我去追求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我要创造一个新的条件。所以我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追求充实的生命，我飞过火焰山，我斗过猛兽，我抛弃了水中之王的尊荣，历尽了千辛万难。但是我终于逃不掉上帝的掌握，被打落在污泥里，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我的头、我的脸都变了模样，我成了一个怪物。只是我的心还是从前的那一颗，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么，你为什么阻止我前进，不让我去追寻生命？”

    “顽固的人，我不愿意你也得着恶运。你是人，你不能活到万年。你会死，你会很快地死去，你甚至会毫无所获而失掉你现在有的一切。”

    “我不怕死。得不到丰富的生命我宁愿死去。我不能够像你这样，居然在污泥中熬了多少万年。我奇怪像你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年轻人，你不明白。我要活，我要长久活下去。我还盼望着总有那么一天，我可以从污泥中拔出我的身子，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的心在跳动，我的意志就不会消灭。我的追求也将继续下去，直到我的志愿完成。”

    它说着，泪水早已干了，脸上也没有了痛苦的表情，如今有的却是勇敢和兴奋。它还带着信心似地问我一句：“你现在还要往前面走？”

    “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我坚决地甚至热情地回答。

    龙忽然哈哈地笑起来。它的笑声还未停止，一个晴空霹雳突然降下，把四周变成漆黑。我伸出手也看不见五根指头。就在这样的黑暗中，我听见一声巨响自下冲上天空。泥水跟着响声四溅。我觉得我站的土地在摇动了。我的头发昏。

    天渐渐地亮开来。我的眼前异常明亮。泥沼没有了。我前面横着一片草原，新绿中点缀了红白色的花朵。我仰头望天，蔚蓝色的天幕上隐约地现出淡墨色的龙影，一身鳞甲还是乌亮乌亮的。

    7月28日。

    伤害[157]

    一个初冬的午后，在泸县城里，一条被燃烧弹毁了的街旁，我看见一个黑脸小乞丐寂寞地立在面食担子前，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两个肥胖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里送。

    我穿着秋大衣，刚在船上吃饱饭，闲适地散步到街上来。

    但是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块破布，紧紧包住他那瘦骨的一身黑皮在破布的洞孔下发亮。他的眼睛无光，两颊深陷，嘴唇干瘪得可怕，两只干瘦得像鸡爪的手无力地捧着一个破碗，压在胸前。

    他没有温暖，没有饱足。他不讲话，也不笑。黑瘦的脸上涂着寂寞的颜色。

    我不愿多看他，便匆匆走过他的身旁。但是我又回转来，因为我也不愿意就这样地离开他。

    这样地一来一往，我在他的身边走过四五次。他不抬头看我一眼，好像他对这类事情并不感到惊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面食担子上。但甚至这眼光也还是无力的。

    我站在他面前，不说什么，递了一张角票给他。

    他默默地接过角票，把眼光从担子上掉开。他茫然地看看我，没有一点表情，仍然不开口。于是他埋下眼睛，移动一下身子，又把脸掉向面担。两个胖小孩还在那里吃“连肝肉”、“心肺”一类的东西，口里“嘘嘘”作声。

    我想揩去他脸上的寂寞的颜色，便向他问两句话。他没有理我。他甚至不掉过头来看我。

    我想，也许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也许我的话使他不高兴。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

    我不再对他说话，我默默地离开了他。我转弯时还回头去看那个面担，黑脸小乞丐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卖面人，右手伸到嘴边，一根手指头衔在口里。两个肥胖小孩却站到旁边一个卖糖食的摊子前面去了。

    七天后我再到泸县城里，又经过那条街。仍然是前次看见的那样的街景。面食担子仍然放在原处。两个肥小孩还是同样得意地在吃东西。黑脸小乞丐仿佛也就站在一星期前立过的那个地方，用了同样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似乎并没有在别处耽搁了一个星期。

    我走到黑脸小孩面前，又默默地递了一张角票到他的手里。他也默默地接着，而且也茫然地看我一眼，没有表情，也没有动作。以后他仍旧把脸掉向面担。

    我们两个都重复地做着前次的动作。我甚至没有忘记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家？有没有一个亲人？

    这次他仍旧不回答我，不过他却仰起头看了我一两分钟。我也埋下眼睛去看他的黑脸。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圆圆地睁着那对血红的眼睛，泪水像线一样地从两只眼角流下来。他把嘴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就掉转身子，用劲地一跑。

    我在后面唤他，要他站住。他不听我的话。我应该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姓名。我站在面担前，希望能够看见他回来。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风似地飘走了，并没有一点踪迹。

    我等了一会儿，又走到旁边那个在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临时广场上，跟着一些本地人听一个老烟客讲明太祖创业的故事。那个老烟客指手划脚地讲得津津有味。众人都笑，我却不作声，我的心并不在这里。

    过了半点多钟，这附近还不见那个黑脸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里各处走了一转，后来再经过这个地方，我想，他应该回来了，但是我仍旧看不到他。那两个肥胖小孩还在面担前吃东西。

    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脸小孩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是否就有住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再到这里来。看见阳光离开了街市，我觉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

    最后我终于拖着疲倦的身子离开了泸县。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个黑脸小孩和他的突然跑开，我知道自己犯了过失了。

    我为什么两次拿那问话去折磨他呢？这原是明显的事实：要是他有家，有亲人，他还会带着冻和饿寂寞地立在街旁么？他还会像一棵枯草、一只病犬那样，木然地、无力地捱着日子么？

    他也许不知道家和亲人的意义。但是他自己和那两个胖小孩间的差别，他应该了解罢。从这差别上他也许可以明白家和亲人的意义。那么，我大大地伤害了他，这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了。

    今天，八个月以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个黑脸小孩的面貌和他两只眼角的泪水。他一定早忘记了我。但是我始终忘不掉他。我想请求他那小小的心灵宽恕我。然而我这些话能够达到他的耳边么？他会有机会看到我的文章么？

    我不知不觉间在那个时候犯了不可补偿的过失了。

    8月1日。

    祝福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北方寄来一封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信里只有一些简单的字句，大意是：一个北方的孩子给你送来“祝福”。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每次我的眼前起一阵雾，或者我的心发痛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封短信。后来我便觉得力量渐渐地恢复了。

    我不是宗教的信奉者，神的祝福不能够控制我的脑筋。我不是修行人，不会祈求来世的幸运。我不信神，便不想进天堂。我不信鬼，故不怕入地狱。

    但是一个孩子的单纯的话却能镇定我的迷乱，鼓舞我的精神。他用了带宗教味的“祝福”这个名词，他是有道理的。这心与心的相通，心对心的关切，与“利害”无关，和“虚伪”隔绝。这个孩子不知道我的家世，不认识我的面容。他看见的只是我的心。他用他的心来接触我的心，他的心了解我的语言。作为反应，他写下他的心的语言寄给我。

    那个孩子的真诚的心的颤动越过了数千里道路，越过了数不尽的美丽的河山，达到我双手可以接触的地方。我的手拿着那张信纸，我的眼睛就仿佛看见那一颗没有一点尘垢的鲜红的“赤子之心”。这颗心是热的，它的热暖了我的心；这颗心是活鲜鲜地跳动着的，它的勃勃的生气振奋了我的精神。

    从那个孩子的信上我的确得到了“祝福”，而且这“祝福”的效力还是那些神的祝福、宗教的祝福所不能及的。

    我接受了孩子的祝福，让我在“赤子之心”前低首膜拜。

    8月2日。

    撇弃[158]

    凉夜，我一个人走在雨湿的街心，街灯的微光使我眼前现出一片昏黄。两个老妇的脚声跟着背影远远地消失了。我的前面是阴暗，又似乎是空虚。

    我在找寻炫目的光辉。但是四周只有几点垂死的灯光。

    我的脚不感到疲倦。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路程。

    一个影子在后面紧紧跟着我。他走路没有声音。我好像听见他在我的耳边低声讲话。

    我回过头，看不见一个人，等我再往前走，我又听见有人在我后面说话。

    “谁？”我问道。

    “我，”这是一个熟习的声音。

    “你是谁，为什么紧紧跟着我？”

    “我是你的影子。我从来就跟在你后面。”

    “那么请你出来，让我见你一面。我不要听你那些叽哩咕噜。”

    他不作声，却仍然跟着我走。

    “我说，请你出来，让我见见你。你为什么老躲在黑暗里面？”我不能忍耐地再说一次。

    “我不能出来，”他嗫嚅地说；“我不能离开黑暗。黑暗可以作我的掩护。”

    “那么你可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我突然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跟着你。”

    “我告诉你，我要去寻找光明。”

    我似乎听见一声“啊哟”，过了半晌，耳语又响起来：

    “你不会找到光明。你还不如回头走别的路。”

    “我一定要往前走。见不到光明，我就不停脚步。”

    “但是你知道这地方离光明还有若干路程？你这一生又还可以走若干时候？”

    “我不管这些事。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光明。”

    “你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疲倦地死在中途。没有人埋葬你，却让你暴尸荒野，给兀鹰做食料。”

    “我宁愿让兀鹰啄我的肉，却不想拿它们去喂狗。我宁愿疲劳地死在荒野，却不想安乐地躺在温暖的家中。”

    “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谁都会忘记你。你口渴，没有人递给你一杯水。你倒下去，没有人搀扶你一把。你呻吟，便有人向你投掷石子。一直到死，你得不到一点点同情。”

    “我为什么要别人的同情？难道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路？”

    “那么你不怕寂寞？你不知道前面的路便是用寂寞铺砌的？”

    “我知道。我的脚踏在寂寞上面，我的步子就显得更有力。寂寞会成为我的忠实伴侣。”

    “你这个傻子，即使你得到光明，你拿它来做什么用？你能将它当饭吃，当衣穿？”影子居然哂笑起来。

    我昂然回答：“我若得到光明，就把它分给众人，让光辉普照世界。若得不着光明，我愿意一个人寂寞地死在中途。”

    “但是为你自己，你留什么给你自己？”

    “如果光明普照世界，我也可以分到一线光——”

    “然而要是黑暗统治一切呢？”它打岔地问我。

    “那么我就努力跟黑暗斗争，我要打破黑暗。”

    “打破黑暗？你有多大的力量？”它哈哈笑起来。“我劝你不要过分看重自己。

    “不管我有没有力量，但是我有志愿，我有决心。我做不到，不要紧。别的人可以做到。”

    “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空想家。你不要安乐，你不要荣誉。你把寂寞当作宝贝，还要它做你的永久伴侣。你还要追求光明，打破黑暗，却不想，没有黑暗，我怎么能够生存？”它冷笑，它哂笑，它大笑。“算了罢，我也该死心了。老是跟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甘心做一个傻瓜，白白毁掉我自己。从这时候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让你去拥抱寂寞，任你去爱抚死亡。我会看到兀鹰啄尽你的肉，马蹄踏碎你的骨。”

    带着几声轻蔑的大笑，我的影子离开了我。它走路没有声音，我不知它去向何处。我只看见一个黑影在我的眼角一晃。

    于是我的耳边寂然了。

    在我的眼前，那昏黄淡到成为一片灰黑。前面展开一条长的路。路是阴暗的，我抬起头用力向前望去，我要看透那阴暗。好像有一线光在远处摇晃，但亮光离这里一定很远。

    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慢慢地在寂静中移动脚步。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时候。

    8月4日。

    生[159]

    是啊，老头儿，我已经生活过了，

    要是没有那幸福的三天——

    我的生活比起你那衰弱的老年

    更是多么不幸，多么可怜。[160]

    读着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不觉想起了你。你应该比高加索少年木奇里更懂得生活。

    叫做木奇里的童僧逃出寺院，追求自由，在树林里漫游了三天，迷了路，碰到了豹子，跟它搏斗，受了重伤，终于让寺院里的僧人找到，死在寺院里面。

    然而他毕竟过了三天自由与斗争的生活。在他看来，他是尝到生活的滋味了。

    我赞美他的话，我了解年轻的心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渴望。

    但是你，我的一个畏友，我每想到生活，我就不能忘记你那清瘦脸上的微笑，你那坚定的表情，你那炯炯的目光。

    至少最近十二三年来你是过着自由与斗争的生活的。我常常想用一本账簿记下来，你在这十二三年（我认识你的十二三年）中间，过了些什么样的日子，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没有机会来记这笔账，但是将来一定有人用一支忠实而有力的笔写下它来。你应该满意你自己做了那许多事情。

    你会满意么？我就从没有见过你的满意的面容。我若向你提说你的成绩，你便会回答我，你还有更多的责任。你说你的生活是一条长路，你必得见到光明，才肯躺下嘘一口气。

    你没有家，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抛弃了安乐和荣誉，在集体的事业上贡献了你全部时间和精力。你追求光明，想把它带给亿万的同类。你追求自由，想把它还给受苦的人群。你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帮助他们去获取幸福，鼓舞他们去争取自由，而且将他们引上光明灿烂的前途。

    说努力，你留给自己的便是不倦的工作；说斗争，你自己甘冒任何的危险，忍受一切的艰苦，把一群天真的好心孩子集到你身边，你像一个长兄似地爱护他们，教育他们。年轻的一代人在你的庇荫下成长了，他们带着活泼的朝气勇敢地迈进人生大道。

    看，那些年轻的亮眼睛，是谁使它们睁开了的？听，那些活泼勇敢的歌声，又是谁教练出来的？谁在荒地上种了花树？谁在废墟上建起高塔？

    你还要否认什么呢？而且我问你，这十二三年内你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多了一身变了色的学生服，你添了一样难治的痔疮。

    你把“利”践踏了，你把“名”埋葬了。捧着一碗糙米饭，一杯白开水，你可以毫无挂虑地和年轻人一起大声欢笑。

    我羡慕你，我佩服你，我敬爱你。

    然而要是有一天我把我这时的心情告诉你，你一定会摇头说：“这又算什么呢？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必须开花。不然我们就会内部地干枯的。”[161]

    你要引用居友的话，你是有权利的。在你这里，的确开放了人生之花。

    只有你才真正了解生的意义。你才是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跟你相比，那个满意地歌唱的高加索少年木奇里也应该是多么不幸，多么可怜了。

    8月3日。

    废园外[162]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我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花要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准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愣。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

    火[163]

    船上只有轻微的鼾声，挂在船篷里的小方灯突然灭了。我坐起来，推开旁边的小窗，看见一线灰白色的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船停在什么地方。我似乎还在梦中，那噩梦重重地压住我的头，一片红色在我的眼前。我把头伸到窗外，窗外静静地横着一江淡青色的水，远远地耸起一座一座墨汁绘就似的山影。我呆呆地望着水面。我的头在水中浮现了。起初是个黑影，后来又是一片亮红色掩盖了它。我擦了擦眼睛，我的头黑黑地映在水上。没有亮，似乎一切都睡熟了。天空显得很低。有几颗星特别明亮。水轻轻地在船底下流过去。我伸了一只手进水里，水是相当地凉。我把这周围望了许久。这些时候，眼前的景物仿佛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只有空气逐渐变凉，只有偶尔亮起一股红光，但是等我定睛去捕捉红光时，我却只看到一堆沉睡的山影。

    我把头伸回舱里，舱内是阴暗的，一阵一阵人的气息扑进鼻孔来。这气味像一只手在搔着我的胸膛。我向窗外吐了一口气，便把小窗关上。忽然我旁边那个朋友大声说起话来：“你看，那样大的火！”我吃惊地看那个朋友，我看不见什么。朋友仍然沉睡着，刚才动过一下，似乎在翻身，这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舱内是阴暗世界，没有亮，没有火。但是为什么朋友也嚷着“看火”呢？难道他也做了和我同样的梦？我想叫醒他问个明白，我把他的膀子推一下。他只哼一声却翻身向另一面睡了。睡在他旁边的友人不住地发出鼾声，鼾声不高，不急，仿佛睡得很好。

    我觉得眼睛不舒服，眼皮似乎变重了，老是睁着眼也有点吃力，便向舱板倒下，打算阖眼睡去。我刚闭上眼睛，忽然听见那个朋友嚷出一个字：“火！”我又吃一惊，屏住气息再往下听。他的嘴却又闭紧了。

    我动着放在枕上的头向舱内各处细看，我的眼睛渐渐地和黑暗熟习了。我看出了几个影子，也分辨出铺盖和线毯的颜色。船尾悬挂的篮子在半空中随着船身微微晃动，仿佛一个穿白衣的人在那里窥探。舱里闷得很。鼾声渐渐地增高，被船篷罩住，冲不出去，好像全堆在舱里，把整个舱都塞满了，它们带着难闻的气味向着我压下，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无法闭眼，也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静。我要挣扎。我开始翻动身子，我不住地向左右翻身。没有用。我感到更难堪的窒息。

    于是耳边又响起那个同样的声音：“火！”我的眼前又亮起一片红光。那个朋友睡得沉沉的，并没有张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梦里的火光还在追逼我。我受不了。我马上推开被，逃到舱外去。

    舱外睡着一个伙计，他似乎落在安静的睡眠中，我的脚声并不曾踏破他的梦。船浮在平静的水面上，水青白地发着微光，四周都是淡墨色的山，像屏风一般护着这一江水和两三只睡着的木船。

    我靠了舱门站着。江水碰着船底，一直在低声私语。一阵一阵的风迎面吹过，船篷也轻轻地叫起来。我觉得呼吸畅快一点。但是跟着鼾声从舱里又送出来一个“火”字。

    我打了一个冷噤，这又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梦中的“火！”。

    四年了，它追逼我四年了！

    四年前上海沦陷的那一天，我曾经隔着河望过对岸的火景，我像在看燃烧的罗马城。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但这和我并不是漠不相关的。燃烧着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毁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熬煎。我望着漫天的红光，我觉得有一把刀割着我的心，我想起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164]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发誓：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我离开河岸时，一面在吞眼泪，我仿佛看见了火中新生的凤凰。

    四年了。今晚在从阳朔回来的木船上我又做了那可怕的火的梦，在平静的江上重见了四年前上海的火景。四年来我没有一个时候忘记过那样的一天，也没有一个时候不想到昂头回来的日子。难道胜利的日子逼近了么？或者是我的热情开始消退，需要烈火来帮助它燃烧？朋友睡梦里念出的“火”字对我是一个警告，还是一个预言……

    我惶恐地回头看舱内，朋友们都在酣睡中，没有人给我一个答复。我刚把头掉转，忽然瞥见一个亮影子从我的头上飞过，向着前面那座马鞍似的山头飞走了。这正是火中的凤凰！

    我的眼光追随着我脑中的幻影。我想着，我想到我们的苦难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觉含着眼泪笑了。在这一瞬间似乎全个江、全个天空，和那无数的山头都亮了起来。

    1941年9月22日从阳朔回来，在桂林写成。

    寻梦[165]

    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我披衣起来四处找寻。

    天昏昏，道路泥泞，我不知道应该走向什么地方。

    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雾，无边无际，我看不见路，也找不到脚迹。

    后面也是茫茫一片白雾，雪似地埋葬了一切，我见不到一个人影。

    没有路。那么，梦会逃到什么地方去？

    我仍然往前面走。我小心下着脚步，我担心会失脚跌进沟里。

    我走到一家小店门前。柜台上一盏油灯，后面坐着一个白发老人。我向他打个招呼，问他是否见到我遗失的东西。

    “你找寻什么，年轻人？”

    “我找寻一个梦。”

    “梦？我这里多得很，”老人咧嘴笑起来；“我这里有的是梦，却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种？”

    “我失去的是一个能飞的梦。”

    “我不知梦能飞不能飞，不过你看它们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你可以从里面挑选任何一个，并不要付多大的代价。”他给我打开了橱窗。

    无数的梦商品似地摆在那里。的确是各种各类的梦：有的样子威严，有的颜色艳丽，有的笑得叫人心醉，有的形状凄惨使人同情。这里面却没有一个能飞的梦。

    我失望地摇头，我找不到我失去的东西。

    “随便挑一个拿去罢，难道里面就没有一个你中意的？”老人殷勤地问。

    “没有。我只找寻我失去的那一个。别的我全不要！”

    “但是茫茫天地间，你往哪里去找寻你那个梦？年轻人，我应该给你一个忠告，失去的梦是找不回来的。”

    “我一定要找！从我身边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回来！”

    “傻瓜，为什么这样固执？”老人哂笑道，“多少人追寻过失去的梦，你可曾见到什么人把梦追了回来？听我的话，转回去好好地睡觉。”

    我却继续往前走。

    雾渐渐变为稀薄，我看见江水横在我的面前。

    我踌躇起来，没有舟楫，我怎么能达到彼岸？

    忽然一只小木船靠近岸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撑着篙竿高呼“过渡”。

    我立刻跳到船中，连声催促船夫火速前进。

    “老先生，为什么这样着急？半夜里还有什么要紧事情？”

    这个少年怎么称我做“老先生”？刚才在小店里，我还被唤做“年轻人”，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会增加了许多年纪？

    我没有功夫同他争论，我只问他：

    “喂，你有没有见到我那个失去的梦，那个能飞的梦？”

    少年不在意地回答：“我在这里见到的梦太多了，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若说能飞，它们都是从这江上飞过去的，没有一个梦会半路落在江里。”

    “我那个梦特别亮，比什么都亮。”

    “除了星星，我没有见到更亮的东西。那么你的梦并没有飞过这里，因为我见到的全是无光的影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它飞往什么地方？”

    “我不能。不过我知道它一定不在对岸，我劝你不要过去。”

    “我一定要过去。请你把我快送过去，我愿出任何的代价。”

    少年把我送到了对岸。

    没有雾。天落着小雨。我走的全是滑脚的泥路。我好几次跌倒在途中，又默默地爬起来，揉着伤，然后更小心地前进。

    一座高山立在我面前。没有土，没有树，这是一座不可攀登的石山。

    “难道我应该空手转身回去？”我迟疑起来。

    “不能，不能！”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声。

    “年轻人不能走回头路，”我的心这样说。

    我鼓起勇气攀登岩石，一个继续一个，直到我两手出血，两脚肿痛，两腿发软，我还在往上爬行。

    我几次失掉勇气，又恢复决心；几次停止，又继续上升；几次几乎跌落，又连忙抓紧岩石的边沿。最后我像一个病人，一个乞丐，拖着疲倦的身子和破烂的衣服立在山顶。我仍然看不到我那个失去的梦。

    上面是一望无垠的青天，下面是一片云海、雾海。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只有一只苍鹰在我的头顶上盘旋。

    我的眼光跟着鹰翼在空中打转。我羡慕它能够那么自由自在地在无边的天海里上下飞翔。它一会儿飞得高高的，变成了一个黑点，一会儿又突然凌空下降，飞得那么低，两只翅膀正掠过我的头。我看见它那只锋利的尖嘴张开，发出一声嘲笑似的长啸。

    它一定在笑我立在山顶束手无策，也许就是它攫去了我的梦。所以它第二次掠过我的头上，我愤然伸出手去捉它的脚爪。我捉住了鹰，但是一个筋斗把我从山顶跌下去了……

    我睁开眼，我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原来我又失去了一个梦。

    1941年11月在桂林。

    灯[166]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我心灵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1942年2月在桂林。

    别了，桂林的夜！[167]

    我们记错了开车的时刻，冒着微雨赶到车站，车还没有来。站上挤满了乘客，迎面扑来一阵温暖的语声，使我忘记了刚才在黄包车上经过的大段冷清清的黑路。

    我同朋友们进了月台，把人和行李都安顿在一把长椅上。头上是一片漆黑的天，没有遮拦，我们缩紧身子坐在长椅上休息，雨已经住了。

    列车没有来，这长期的等待是够磨折人的。分别的痛苦把我们抓在它的手里，一捏一松。它给我们看见一线希望，但一转眼它又使我们明白这希望全是空虚。平静的心境给搅乱了，多留一刻，和朋友们多处一刻，也不能使我们再像从前那样无挂虑地谈些快乐事情，恰恰相反，这只会延长我们的担心，拉长那所谓离愁别绪，让我们多有功夫来咀嚼它的苦味。

    我爱旅行，但是我有太多的留恋——我留恋人，也留恋地方，我甚至留恋微小的事物。我容易动感情，我知道这是一个缺点，然而到现在我还无法治好这个病。倘使换一个环境，顺自己的性子，我也许会老死在一个小小城市，不与外面世界通消息。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走了好些地方，不肯让自己的脚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灵休息。可是想不到我仍然有那么多的留恋，仍然害怕离别。因此我喜欢单独地来去，没有人送别，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行期。我纵使提着皮箱，也不觉得自己是在走长路，就要跟一些人、一个地方分别。其次我高兴那种梦似的别离——突然的决定，飞也似地跟着车船驶去，不给人留一点时间来思索，来咀嚼。一句短短的话，一声短短的笑，于是一阵骚动，然后是一片静。船驶进海中，列车在轨道上奔驰，汽车卷起大股尘土飞逝。动的码头和月台渐渐地静下来，送行者慢慢地走回家，旅行的人则在舟车中欣赏新的景物。

    现在的情形和这两种都不同。我坐在长椅上或者站在椅旁，我讲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朋友们也是这样，我们默默地捱着时刻。我在阴暗的电灯光下看见朋友们的脸，就想到我今晚要跟他们分别了。

    通车还没有来。衡阳开来的慢车先到了。寥寥几个客人下车，月台上还是相当安静。虽有火车头接连的叫声，也不曾打破这沉闷的空气。

    我们等待着。风吹起来，夜变得更冷了。我觉得寒气透过我的不够温暖的衣服，触到我那怕冷的皮肤。一个朋友也低声叫起“冷”来。桂林的春夜原是这么寒冷的。没有雨。为了遮住从背后吹来的风，三个朋友张开了雨伞。

    阴暗的电灯突然灭了。黑夜重重地压在月台上。我用手电筒的亮光照着翻看一本小书，一个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朋友却不安地说手电光会伤眼睛。我们在黑暗中等待了好一会儿，话讲得极少。这送别是相当凄凉的。我只盼望车早点来，立刻来，让我马上离开这些朋友；我只愿即刻离开月台。这痛苦的时刻我实在捱不下去了！

    电灯开始重明，火车头的亮光也在远处出现。分离的时刻逼近了，我却感到兴奋，好像我心上的重压快要被卸去似的。我看朋友，他们似乎也有这种感觉。火车头给我们带来了生气。

    于是一阵骚动，一阵奔跑，一阵忙乱。我们上了车，我找到了我的房间，安置了行李。铃子响了，声音是那么坚定，它们结束了等待的痛苦。

    分别就在眼前，但是意外地我却感到踌躇了。我坐在车厢内，推开半扇车窗，朋友们就立在窗下月台上，八张亲切的脸同他们的微笑一转眼便会消失，我不能没有留恋。我不转眼地望着他们。我觉得眼睛发痛了。

    大的雨点在窗外落下。朋友们又撑起雨伞，他们回家时还要走那么一大段黑黑的泥路，八个人，三把伞——我想着，就挥手请他们回去。他们不理会我。我着急起来。就在这时候火车慢慢地开动了。

    朋友们摇着手，慢慢地退去。我把头伸出车窗，拼命地挥舞我的帽子。我想把他们拉回来。但是他们已经不见了！

    夜包围着我们的列车，使它烦躁地吼叫着往前跑。星群似的灯光还在窗外闪耀，但是它们也逐渐地隐去。我的眼睛还向着窗外望。那最后的几颗星星也消失了。从火车头冒出来的灰白色的浓烟在黑暗的空间里滚动，像一条巨龙在空中飞舞。

    别了，桂林的夜。我应该关上车窗休息了。

    无题[168]

    在日本投降后一个半月，今天，说是修理锅炉，这里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傍晚天气骤然转寒，我踏着微湿的马路，到某街去访友。天空一片黑，两旁店铺里的灯光照不亮宽阔的人行道。我走在寥寥的行人中间；单薄的衣衫抵不住冷风的袭击，我接连打了两个寒噤。“秋天真的来了，”我低声说。我受不住这冷静，我想用人声来给这周围添一点温暖。没有用，我这微弱的声音冲不破眼前的静寂和阴暗。

    我转到所谓“精神堡垒”，在那个广场上正摊开一片寒冷和荒凉。人们埋着头匆匆走过，我只看见一些黑影。他们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孤单。

    我在一个街口站住了。我忽然想起，这里正是我一个半月前看人们狂欢时站的地方。不止一次，不止一天，人们围聚在这里，笑着，叫着，跳着，闹着，小孩跟着吉普车跑，大人举起手欢呼。我也曾跟着他们欢笑过。但是现在，今天，在这个停电的暗夜里，我找不到笑声了。那些人，那些欢笑到哪里去了呢？

    “先生，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一个老太婆用痛苦的声音说，一只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

    我把手伸进长衫袋里去，一张钞票也没有。我只好坦白地摇摇头说：“没有。”

    “先生，我们是从桂林逃难出来的……”她仍旧伸着手，说着重复的话。我没法打发她走，我只好自己逃开了。

    我看见了亮光，我听见了人声！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一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到我的鼻端来。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了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大肚皮的女人坐在矮凳上，用沉滞的目光望着她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你哪天走？”我旁边一个人在问他的朋友。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回答。

    “想办法罢。当黄鱼行吗？”

    “我有个亲戚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

    “你还好，你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有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动，那就要饿饭了。想不到胜利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句话有点刺耳。我转过头去看那个说话的人。那是一张普通的面孔，高颧骨，小眼睛，脸色青白。我的眼光投到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立刻把身子让开，站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我是在做梦么？才只一个半月！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一切全变了？那些天我的心多么暖！今夜，我的身子在寒风中打颤了。

    我到了友人家。男主人正在颤摇的烛光下向一位客人发议论。

    “……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结束。它并没有给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而且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现在决不是应该欢笑的时候……”

    我进门后便听到这样的话。

    1945年9月30日在重庆。

    一封未寄的信[169]

    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朋友们要我在大会上讲几句话，他们叫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我逃走了。我不会讲话，站在台上我讲不出一个字。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不愿拿我的缺点折磨别人。那天离开会场以后，我走在街上，忽然起了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波动，我想写点东西，我想写一封信，我心里有许多话，需要找一个机会痛快地倾吐出来。我要写，我应该写。可是我一直没有功夫写。到八月初，我就回到上海来了。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可是在偶尔不拿笔、不翻书、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想到那一封未写的信，会想到那些我打算写信问候的朋友。想到他们，我就有一种负债未偿的感觉。未写的信常常来折磨我。我现在更了解“欲吐为快”的滋味了。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那封信写出来，不是为那些受信的人，而是为我自己。好比一个人在无意间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当时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觉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示一点谢意，也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对别人并无好处，对施惠的人更说不上报答。今天信写出来了（自然还是照当时的口气写的），可是我无法抄到那许多受信人的确实地址，便求《文汇报》副刊的编者给我一小块地位，发表这一封未寄的信。

    朋友们：

    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或者从没有读过我写的东西，或者刚刚知道我的名字，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认识你们，我认识你们的亲切、诚恳的面貌，我认识你们的简单、朴素的服装，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虽然你们中间有的人我还是初次见面，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我说我认识你们，虽然你们中间也有几位是我多年不见的老友，虽然我也曾听见别人讲过一些我并未见面的友人们的故事，可是我得说一句老实话，只有在最近，我才更清楚地认识你们。由于你们，我看见了一个那么广泛的文艺活动，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有人用笔做了那么多的而且那么直接生效的工作。我说用笔，还不是正确的叙述，这减少了你们工作的艰苦，你们中间，有的人用的是血，用的是生命。譬如说《第七连》的作者[170]，《随粮代征》的作者[171]，以及那许多我一时记不起他们的真实姓名来的。……他们为着崇高的理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理想），贡献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血灌溉了中国的土地，却来不及看见从这土地上开出来的花朵。

    而且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七万人上下的文艺军队。

    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大会场里我们像弟兄一般地在谈笑、讨论，我们每天见面，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同样地拿着笔做武器。可是来到这会场以前以及离开这会场以后，我们却生活在多么不同的地方！而且我的笔蘸的是墨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却用笔蘸着血在工作。你们消耗的是生命，是血。在你们的脚经过的地方，你们都留下一点一滴的血。所以，在你们的脸上，血的颜色就少了，你们已经把你们的血分给别人了。

    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

    你们是年轻的，从出生的年月计算，你们的确是年轻的。然而看你们额上的皱纹，我知道你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艰苦的道路了。看你们的安静的微笑，我知道你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了。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回顾”的。倘使有人拉住你们回头看一眼丢在后面的“过去”，我想你们仍然不会为那些你们抛弃了的富贵荣华起一个惋惜的念头。你们中间有不少的人真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民间去”的俄国青年那样抛弃了富裕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去冒险、去尝艰苦，把自己的命运跟广大的同胞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你们比他们幸福，你们也许经历了更多的艰辛，可是你们看见了你们工作的成绩、你们理想的开花。而八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则在监狱中和放逐地上憔悴地默默死去。

    比起他们来，你们固然是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却是你们用了多大的代价换取来的啊。就是在感到幸福的时候，你们还是带着微笑地在忍受艰辛。而且前面还有更艰苦、更繁重、更危险的工作在等待你们。我知道你们不怕艰苦，不怕危险，你们只怕没有把工作做好。你们每个人都是把几个人的责任放在一个人的肩上。你们在不可能做事的环境中做出了许多事情：你们在中国撒遍了文艺的种子，不，可以说放遍了文艺的光辉。你们给一般在黑暗中生活惯了的人指示了一条光明的路，你们把疯瘫的人扶起来，你们鼓舞起懦弱者的勇气，你们使愚昧的人了解生存的意义。你们安慰寂寞的心灵。你们用歌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你们用戏教育了他们，你们用知识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你们用善良和诚恳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你们给那班需要爱的人带来爱，使那班摧残爱的人受到打击。你们在每个地方留下爱的记忆，也带走爱的记忆。你们却从没有替自己取得荣誉。许多做别的工作的同伴都得到机会去更好地、更大地发挥他们的力量，你们却一直坚守着你们的岗位，切实地、安心地做你们自己的工作。在这样地继续工作的中间，你们有的人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变成了强壮的成人，有的人由成人走到了中年。而中国的新生的力量也跟着你们的年岁一天天地成长。你们从没有在什么工作上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也从没有在什么地方夸耀过你们的功绩。

    我一口气写了这几张信纸，我的手累了，我需要放下笔吐一口气。我想休息。可是说起休息来，我更不能不想到你们：你们常常是不知道休息的。你们常常恨不得把一生的光阴在一个短时间里用尽，只为着想把工作提早完成，即使在并不顺利的环境里，也是这样。然而中国是那么大，任务又是那么多，一个任务接连着另一个，剥夺了你们的休息时间。你们的坚强的心支持了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牺牲精神克服了各种的困难。为了万人的将来，你们忽视了个人的现在。为了万人的安乐，你们放弃了个人的幸福。你们的身体瘦弱了，可是你们的精神更强健了。你们知道你们并没有白活，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各处都需要你们。这一点安慰、这一点鼓励，你们接受了。可是你们拒绝了其它的享受、其它的酬报。

    在大会中我听到了关于你们工作的报告，在大会以外的晚会中，我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成绩；在将近一个月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中，我知道了你们生活的详情。对着你们的没有英雄气概的外貌，我说不出我心里的感动和敬爱。你们是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纯真，而且那么谦虚。从外表看，你们彼此间似乎没有什么分别，除了身材的长短和年龄的差异。其实不单是你们彼此间，就是你们同别的穿制服的人站在一处，在外表上我也看不出你们和他们的差别。唯其平凡，你们更能得到别人的敬爱；唯其朴实，你们才能够把你们自己的命运跟全中国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唯其谦虚，你们在做过了那么多的工作以后还能够保持你们的纯洁。你们是不会骄傲的，你们是不知道骄傲的。

    可是今天我却感到骄傲了。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才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会已经完毕，分别的日期似乎也已决定，你们就要走了。任务在催逼你们。你们要回到你们的部队、你们的农村、你们的工厂、你们的机关去。你们要回到你们从那儿来的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去（你们有的还要跟随部队打到西南和华南去）。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去，回到你们的工作同志那儿去，是的，还有几万个工作同志在等待你们。他们等着你们回去告诉他们北京的消息、新的消息。他们等着你们回去跟他们一块儿进行新的工作、新的任务。工作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新中国需要你们，新时代需要你们。

    我在这最后说到的“你们”，是连你们的几万个工作同志也包括在内的。他们是跟你们一样的有着献身精神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曾，而且一直在为着新中国流血流汗。作为新中国的人民的一分子，我要求你们把我的问好和祝福带给他们。

    1950年1月在上海。

    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172]

    我从中国来。这个一直被西方人当作谜一样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曾经发过灿烂光辉的文化。这个国家有着广大的山明水秀的国土，丰富的地下宝藏和四亿七千五百万刻苦耐劳的人民。但也就是这个国家，它的人民一代一代地呻吟在专制独夫的残暴政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手段下面憔悴死去。他们忍饥受寒，像牛马似的劳动着，换得他们的简单的生存。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失去斗争的勇气，反抗的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燃烧，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终于到了这样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炼钢的烈火，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于是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

    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都市，有人唤它做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从海外运来原料，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制成商品，取得了广大的市场。他们建造了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人民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内，摇动的阁楼里，坚硬的人行道上，甚至在苏州河上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着微小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被浪费被糟塌。这就是帝国主义百年来蹂躏中国的成绩。然而在今天这一切都像梦魇似地消灭了。上海跟别的中国城市一样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革命的洪流把帝国主义的肮脏污秽冲洗干净了。新的上海产生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我在这里提说这个，并不是有意夸耀人民革命的成就，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恐惧。我只是来说明：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反动的统治者，是为着一个和平的企图——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丽，而且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同时也给世界一个榜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怎样可以新生。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的任务是把人类连结在一起。我愿意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不少光辉的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的诗篇。我们需要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建设的机会，而且我们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战争之后才达到和平的。

    但是现在这和平受到威胁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让我们享受和平的幸福，不给我们以和平建设的机会。他们的铁蹄已经踏到我们的国境，他们的烽火已经烧到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土地被轰炸，我们的人民被扫射。在太平洋的彼岸还有人发出“战争的畏惧掩蔽了人类的希望”的叫嚣。似乎大残杀马上便要发生，大毁灭立刻就要到来。在今天的确有一片大的乌云盖在人类的希望上面。落在朝鲜领土上的成千成百吨的美国的炸弹便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的威胁。

    但是人类的希望是任何大的乌云所掩蔽不了的。特别是在今天和平不是一个梦，一个理想。它是万人的愿望。它已经有了团结在一起的八亿的保卫者，不，这只是一部分的数目。因为谁都知道在全世界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人不爱和平，没有一个人不恨战争。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他的同胞、跟他的邻人和睦相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劳力来共同创造新世界的文明。渴望战争，想从战争中得利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这一小撮人我们称他们为战争贩子。他们鼓动战争，发动战争，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年轻人骗上战场，用种种的野蛮残暴的手段把和平的年轻人驱入战地，杀害无辜的生命，毁灭和平的城市，替他们开辟广大的市场，奴役弱小的民族。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轻有为的生命牺牲在这样的战场上了。

    侵略者的王国就是用这些白骨赤血造成的。他们不断地用种种渴血的方法扩大它，巩固它。现在他们更想拿我们祖先累世的劳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文明作代价，换取他们宫殿的金顶，完成他们的“万世不朽”的霸业。

    但是他们的这个好梦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中国人民不让它实现，全世界的人民也不让它实现。他们要扩大、巩固他们的王国，我们要摧毁它。我们用语言，用行动，用事实来摧毁它。

    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结合人类，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撇开不同的信仰，撇开不同的宗教，撇开不同的语言，只要是善良的人，只要是爱人类的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而奋斗，为创造新的文明而奋斗。我们有力量使受骗的人睁开眼，我们有责任救出那些即将充当炮灰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更有把握看见侵略者的王国的崩溃。

    “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驼背的暴君理却三世曾经这样吼叫过。可是到了那时候他连一匹马也得不到了，他失了他的王国，也失了他的生命。有一天那些新的暴君也会发出同样绝望的叫声。在败亡的时候暴君们是多么地没有力量，他们的王国也就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的东西了。

    我离开我的家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的五岁的女儿依恋不舍地抱住我的颈项说，要爸爸早回家来，要爸爸带礼物给她。我爱我的女儿。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孩子。年轻的一代的确是可爱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受够战争的苦难了。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年轻的小眼睛上有一滴泪水，我不愿意看见谁伤害一根柔嫩的头发。我相信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个更美丽的将来。为着年轻的一代，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从鎌仓带回的照片[173]

    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傍晚，天空中出现了淡淡的红霞，连柔毛一样的雨丝也终于绝迹了。我满心希望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还和朋友约好明天上午到虎跑去喝茶。晚上我打开关了几天的玻璃窗门，坐在写字桌前看书。忽然有什么小东西凉凉地贴在我的左手背上。我吃惊地抬头一看，原来手背上和垫在桌面的玻璃板上密密麻麻聚了不少的小雨点。

    雨越下越大，不到一个钟点，窗前廊上居然有了荷荷的流水声。这么一来，我连书也看不进去了。窗门关上后，屋子里又很闷热。我便拉开写字桌的抽屉取折扇。扇子取出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用它。我在翻看同时拿出来的一叠照片。

    照片全是今年四月在日本乐鎌仓拍的，每一张上面都有我，不用说也有别人。我翻看它们，只是为了消除我心里的烦躁：我受不了好像永远下不完的雨。这些照片使我想起了两个月前在鎌仓过的那些日子，它们还给我保留着春天的明媚的阳光；只有一张是在雨天里拍的，陌生人在这有花有树的照片上看不到柔毛一样的雨丝，可是我明明记得当时的情景。

    和光旅馆客厅外面的廊子在我的眼里显得格外亲切。廊下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有过我不少的脚迹。我多么喜欢我们在鎌仓度过的四个清晨。我趿着木屐，踏着草叶上的露珠，走下弯曲的石级路，一直走到那所小小的茶屋，有时在一棵发香的矮树前停留一阵，或者坐在干净、清凉的大石上享受暖和的阳光。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庭院中接待过许多朋友；敞亮的饭厅里常常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和融洽的谈话；我们坐在客厅里一张当中可以生火的小方桌的四周，和朋友们进行过多少次恳切的交谈（在那些时候我们作了整个旅馆的临时主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窗一柱、一桌一椅都是那种比酒更浓、比花更美的友情的见证。

    我们在鎌仓也曾遇到雨天。雨时大时小，从早下到晚。可是雨并不妨碍友情。有多少人打着雨伞来访问我们，我们也冒着雨走过不通汽车的泥泞小路，到朋友家作客。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就是在这个雨天来访问我们的。她在我们的小客厅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我只参加了最后两个小时的谈话。照片大概是在午饭后回到客厅之前在廊上摄的。有吉佐和子姑娘靠着一根廊柱，前刘海下面丰满的椭圆脸上还带着她常见的微笑。在东京我们不止一次、两次见到她的笑容。可是坐在鎌仓和光旅馆客厅里小方桌旁边沙发上，她却微微埋着头、严肃地谈她自己的事情。美国人邀请她去“留学”，她住了一个时期，深深地懂得了种族歧视的意义，回到日本，马上学习中文，下决心要到中国访问，认识新中国。我见到报纸上的预告，她的一个长篇就要在日报上连载了（有人说不止一个）。据说她还在计划写一部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长篇小说。我知道她写过短篇，替广岛的受害者叫屈诉冤，在谈话中便提到广岛的惨剧。我一句话唤起了她许多痛苦的回忆。她的头一句答语就是：“去年在广岛还有一百几十个原子病人死亡。”

    去年！这是原子弹爆炸以后十五年了。在客厅里宾主五人中，除了正在讲话的客人外，只有冰心大姐到过广岛。她在广岛看见一所极其漂亮的大建筑物，说是美国人办的原子病研究所，可是从未听说哪一个病人在那里得过一点点帮助。

    “是啊，美国人在广岛修了许多漂亮房子，想掩盖那个罪恶，可是广岛人不会忘记它。他们设立这种原子病研究所，不是来治病救人，只是为了研究病人的痛苦，拿病人来作实验，看原子弹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有吉佐和子姑娘依旧声音平平地、细细地讲下去，有时微微抬起头，左手始终放在右手上面，就像我现在在照片上看见的那样。微笑早已消失了，但是她好像把痛苦和愤怒全埋在心里，不让自己露一点激动的表情。不管这些，她的话通过翻译的口却成为愤怒的控诉了。翻译同志早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小方桌的一个角上，他坐在那里，常常提高声音，挥动拿铅笔的右手来表示他的感情。

    “在广岛流传着种种的故事。据说，饮茶可以治疗原子病，又说喝酒能使原子病断根，所以有些人家连大带小拼命地饮茶喝酒。可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一个短篇就是这样开头的：有人到广岛去探亲访友，看见主人发狂似地拼命叫孩子喝酒饮茶，觉得奇怪，主人便讲起原子病的情况来。”

    声音仍然是平平的、细细的。然而脸色有了改变了，两道弯弯的细眉微微聚起，看得出一种极力忍住的忧郁的表情。她默默地望着自己胸前叠在一起的两只手，等翻译同志闭上嘴摊开笔记本的时候，便把身子略略俯向前面，又说下去：

    “我认识一位广岛姑娘，她生得非常漂亮。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她才七岁，今年二十三岁了。可是她不能不成天躺在床上。她站起来，走几步路，就会摔倒。稍微用一用思想，也会马上昏过去。她对我说，尽管她活得多么痛苦，可是她要活下去……”

    虽然还是平平的、细细的声音，但已经带了一点控诉的调子了。廊子外面庭院中雨下大了，穿过那几扇玻璃门，我望见连绵不断的雨丝、雨线。单调的雨声跟她用细细的声音讲出来的故事连在一起，折磨着我的心。我不由自主地咬紧了下嘴唇。然而她又往下讲了：

    “我还认识一对年轻夫妻。妻子也是个原子病人，结婚以后夫妇感情很好，却非常害怕生孩子，因为据说原子病人专门生畸形的怪物。后来妻子终于怀了孕。这个事实使她痛苦。她的丈夫拉着她的手，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又压不住自己的激动，他含着眼泪说：‘你不要怕。你生罢，不管你生下来的是三只手或者一只脚，甚至没有鼻子没有嘴，我都一样地心疼它。我一定要让它活下去。我要抱着它走遍全世界，让所有的人知道谁在我们这里丢了原子弹，犯下这样的罪行。’……”

    雨一直下个不停，洗净了的绿叶带着水微微打颤。有吉佐和子姑娘的声音也开始战抖了。这样的故事使她不能不动感情。在她的叙述里我仿佛听到那个未来的不幸的父亲战抖的声音。多么强烈的爱憎！对于原子弹使用者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是极有力的控诉么？翻译同志激动得厉害，他替那个勇敢的丈夫和未来的父亲讲话的时候，他站起来，动着两只手用力比划，好像要把那些话一字不漏地印在我们几个人的心上。

    我感谢有吉佐和子姑娘，也感谢和我一路从中国来的翻译同志。这两个小时里面讲过的许多话使我知道了一些我应当知道的事。但是那些语音好像并不曾落到我们脚下的地毯上而消失，也没有让微风带到庭院中给雨打散。它们全挤在小小的客厅里，挤得满满的。连翻译同志年轻有力的声音也不能冲散它们。我越来越感到压迫，似乎它们一下子全压到我的心上来了。我闷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不但把下嘴唇咬得更紧，我还把右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我真想站起来，跑出客厅，冲到雨里，奔到街上，高高举起拳头，高声大叫：“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

    不用说，我仍然坐在沙发上，一面望着廊外下不完的雨，一面静静地倾听有吉佐和子姑娘的谈话，一直到雨由大变小，空中又出现了柔毛似的雨丝，一直到客人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告辞，我才离开了沙发。送走了客人，我也出去访友。可是一路上我仿佛听见这样的叫声：“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不仅有我自己的声音，还有许多、许多人的声音。的确，许多、许多人已经高高地举起拳头大声叫过了。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人站出来“制止使用原子弹的罪行”。这样的罪行一定会给人制止！我们跟有吉佐和子姑娘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在她年轻、美丽的脸上也看出来这样的信心。

    以后我就不曾见到这位年轻的小说家了。再过一个多星期，我们离开了日本，每个人带回来不少的照片，而且还有比什么都珍贵的友情。……

    一张雨天的照片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其实这些事我一直不曾忘记。前两天我还对人讲过我在鎌仓客厅里听来的故事。今后我得向更多的人讲到它们。

    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别处听到的一件事：有人在广岛市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看见一块纪念碑，说是广岛市市民建立的，碑文只有这么一句：“我们绝不再犯这种错误。”他认为应当在碑上刻出一个人的名字：“哈利·杜鲁门”。我这是道听途说，不知广岛市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块纪念碑。倘使真有的话，的确应当把碑文改写了。受了损害的人民究竟有什么值得刻在碑上的“错误”呢？要是真的让广岛人民来改写碑文，他们一定会大书特书：“不准再犯这样的罪”或者“制止这种罪行”！

    有吉佐和子姑娘会赞成我这个意见罢。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关于碑文的事情。我相信我一定能再见到她，不仅是在她所很想了解的新中国一次、两次地见到她，而且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罪行的正义斗争中不断地见到她。不用说，她那部长篇小说早已完成，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了。……

    我的烦躁完全消除了。尽管廊上的雨还是那样吵个不停，不让我打开窗放进一丝凉意，可是我满心愉快地想到了久雨初晴后美丽的蓝空。难道真有永远下不完的雨么？就让你再猖狂地下一个整夜、两个整夜罢。我一定会迎接到我所期待的晴空万里的早晨。

    我郑重地将照片放回在抽屉里，然后打开了折扇，拿着它从容地扇起来。

    1961年6月15日在杭州。

    悼鲁迅先生[174]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纪念友人世弥[175]

    我想不到我会来写这样的文章，记忆逼着我写。记忆使我痛苦。甚至在这样一个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中，我还受着个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说我们民族的损失，固然世弥（即罗淑）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我不说我们文坛的损失，固然世弥的作品显示了她未来的光辉的成就；因为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许多青年有为的生命，许多优秀卓绝的文学才能已经变成了白骨黑灰。为了一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这样的牺牲并不算是昂贵的代价。许多人默默地死去，许多人默默地哀悼他们的死者，没有谁出来发一声不平的怨言。我也没有权利把我个人的悲痛提出来加在这许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们多回顾“过去”，给他们多添一分苦恼。他们需要的是“遗忘”，要忘记过去的一切，要忘记灾祸与悲痛，像堂·吉诃德那样地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中去。

    然而我不能够制止个人的悲痛，我无法补偿个人的损失。这一个友人的死给我留下的空虚，到现在还不曾得到填补。记忆逼着我写，悲痛逼着我写，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一些朋友，我要写下这篇关于世弥的文章。

    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锋芒。她写过文章，但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显自己，她写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在我们这些友人中间，有时因为意见的分歧会损害友情，个人的成见妨害到事业的发展i然而她把我们（至少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她的客厅仿佛成了我们的会所。但我们并不同时去找她，我们个别地去，常常怀着疑难和苦恼去求助于她。她像长姊似地给我们解决问题，使我们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考虑十分周到，她的话语简单而有力量，我们都相信她，敬爱她。

    她有一种吸引力把许多朋友拉到她的身边，而且使他们互相接近、了解。一个朝鲜朋友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的时候，他到上海来总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们家里，或者她替他转信。那个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艰苦的环境使他的头发在几个月内完全变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衰老。有一次我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让我说出来，而我也不便写。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经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曾当着她的面说一句感激的话，我知道这会使她不高兴。然而这时候思念刺痛我的心，我愿意让人知道我们从她那里得过的恩惠。要是这触犯了她，她也会原谅她的朋友，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时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弥的死讯是真实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车站的分别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上海沦陷后她和宗融打过急电来探问我的安全，又屡次写信劝我离开“孤岛”。我答应今年到他们那里去。如今我失了约，而她也不能活着来责备我了。

    这三四年来，我在生活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我缺乏忍耐，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让自己沉溺在苦恼中间。朋友不宽恕我，敌人不放松我。我不能严格地改正错误，我反而让自己陷在绝望的心境中。好几次我带着气愤到她那里倾诉，她仔细地开导我，安慰我，甚至指责我的缺点。她知道我的弱点、我的苦恼和我的渴望。但是她绝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们的督责下成长起来的。她便是那许多朋友中间给了我帮助最大的一位。但是如今我不知不觉间失掉了这样一位友人，我的悲痛太大了。

    我唠唠叨叨地叙说我个人的损失，我太自私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失去这一个连锁，那损失比我个人的更大。而且就个人的悲痛来说，我们大家热爱的马大哥，我认识他在他和世弥结婚以前，我知道世弥在他的生活里、情感上占着什么样的位置，我知道世弥是他的一个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他们九年来始终没有分离过。如今一只残酷的魔手把她抓了去，永远不放回来。留下他一个人带着那个聪明可爱的小弥和一个新生的孩子（那个男孩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八岁的小弥天天嚷着要“妈妈”，新生的孩子又无知地啼哭等着人喂奶。做一个这样的父亲，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心血。对于在书堆里过惯生活的马大哥，我简直不敢想象他的悲痛。我不能够安慰他，因为他的灾祸太大了。但是我想借用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劝赫尔岑的话来劝他：

    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我常常以为我们亲爱的人的死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的义务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

    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了。

    别了，我永不能忘记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词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做。你不愿意在这样的年纪早早地死去，你更不会愿意在你渴望了几年的抗战的烽火燃烧的时候寂寞地闭上眼睛。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你留下了这么深的敬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失去了你这样一个连锁，可是我们已经坚实地团结起来。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地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的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1938年4月在广州。

    写给彦兄[176]

    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死讯，我觉得心里很空虚。我躺了几个钟头，没有讲一句话。这时候我愿意我能忘记一切，但十几年前的往事偏偏来到我的眼前。是的，我的眼睛不肯休息，它们找回来那些我以为我早已忘却的事情。我看见你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滨海的旅馆里来。在二楼那间宽敞的房间里，畅谈了一点多钟以后，我们成了朋友，那是十四年前的事。那次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我知道你的名字，却更早六七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177]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我们十三四年的友情就建立在这一点感激上面。我始终没有让你知道我这小小的秘密。其实我何必要告诉你呢？在我们这些分多于聚的十三四年中间，我们也曾一同经历过苦难的日子，分享过朋友畅谈的欢乐。不论在泉州黎明高中的教务室里，上海法租界华北公寓的小房间里，或者上海信义邨的住家，或者桂林福隆街的寓楼，我没有看见你有过十分畅快的笑容。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你瘦削的肩上，它从没有放松过你。这些年你一直在跟它挣扎，你始终不肯屈服，你要畅快地吐一口气。可是你愈挣扎，愈透不过气来，好像这就是对你的惩罚一样。我知道，要是你肯屈服、肯让步、肯妥协，你一定会过得舒适、安乐。你并不是不喜欢舒适和安乐的生活。然而你的性格不让你有片刻的安宁。你的性格使你拖着一大家儿女在各处漂流。在某一点上，你有些像罗亭。这并不是说你能说不能行，我是说你不能适应环境，你不能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定的窝；你不能为了个人的安乐，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到处撞，到处碰壁，可是长期的困苦并不曾磨去你的锐气。就是在患病以后，不管躺在床上，或是拄杖缓行，你还是昂着头在撞，你还是因碰壁而恼怒。后来你的声音哑了，结核菌蚕食着你的咽喉，肉体的痛苦跟随死亡的逼近一天天在增加着，你还是不肯放下你的笔，你还是不断地为你创办的《文艺杂志》焦心。到最后，你只能用铃子代替你的语言，你还是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望，你还是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在先，没有人称你做一个战士。事实上许多年来你一直在奋斗，你想为你自己，也为别的一些人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可是结果你终于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贫穷里，像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你没有看见胜利的希望就闭了眼睛。即使有人说你没有留下光辉的战绩（其实你一部分的作品不就是光辉的成就么？），但谁能否认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呢？

    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可是我没有资格论断你。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朋友的意见。认识你的人都有着他对你的一种看法。不管他看重你的好处，或者注意你的缺点。你两样都有，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且我们谁又没有更多的缺点呢？况且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朋友，我在你的苦难中给过你够多的助力么？我分尝过你些许的痛苦么？我做过什么减轻你苦难的努力么？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絮絮地谈到你，夸张地叙说我们的友情呢？

    不，彦兄，你多少知道我一点，那么你会明白你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正是在两年前，有一天傍晚你从桂林三家村寓所把我送到洋桥，我要你陪我进城，到一家小馆里吃点东西，多谈个把钟头，你因为天晚身体不舒服，不肯进城。我们站在洋桥头，随便地谈了一刻钟的闲话，然后你支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了。我望着你那歪斜地走着的身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消去，我的心忽然隐隐地痛起来，泪水迷糊了我的视线。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我那时就想到在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它们快要跟着你死去了。这些年我哭过世弥、哭过范兄、哭过憾翁，现在又轮着我来哭你。每次我都在埋葬，我不是在埋葬你们（自有你们的亲属来使你们的遗体得到安息），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是跟着几个朋友遗体埋葬了的一些岁月，在那里面也许还有些金沙似的发光的东西。现在即使年岁能够倒流，我也找不到像你们那样的印证的人了。

    今天，我坐在那间陈设凌乱的书店办公室里，对着一盏昏暗的电灯，给你写这封诀别的信，这一封你已无法看见、而我不得不写的信。门外是一条热闹的大街，隔壁戏园刚刚散场，一大群人的脚步和笑语，潮水似地在门外流过。接着又是小汽车急驶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男一女在大声相骂。一个卖炒米糖开水的小贩走过了。两个女人叽哩刮啦地走过了，又有人在大声喊“煮两碗抄手”。只隔着一堵墙！在门外，人们在享乐，在活动，在笑，在吵。在我这里却只有老鼠啃字纸的小声音，伴着我的，是寂寞，是一些折磨着我的回忆，还有一颗饱受熬煎的痛苦的心。永别了，我的亡友，在敌骑践踏的星子岩的土地中，你的睡眠不会是安适的罢。但是我们不久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的。那时我要在你墓前背诵《灯》里面求母亲收回那颗爱人类的心的哭诉，《狗》里面那些漠视弟兄痛苦的自责。我还要告诉你，我怎样在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地方“鼓浪屿”去寻找我们的脚迹。当你知道你是怎样地活在朋友们的心中时，你或者会原谅这个未能在你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你身边的友人罢。

    1944年8月在重庆。

    纪念我的哥哥[178]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来，坐在你从前常常坐的沙发上，望着油漆剥落的墙壁和尘封的书架，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醒了。我疲倦。我闭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来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我觉得你坐在写字台前，背向着我，埋着头在写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想唤你，我要像从前那样地和你谈话。我先咳一声嗽。你的影子没有了。写字台前空空的没有人。屋子里这时候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我唤你，听不见回应。我提高声音再唤，那空虚的声音使我自己也吃惊。我用不着再骗自己了。我看见你病，我看见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见你的棺木入土。我还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无可如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又在沙发上坐下。我真应该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闭上眼睛。可是我的脑子不肯静下来。它动得厉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或者燕京[179]，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啊。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毕业改变了你的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线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职业：天津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员，——虽然待遇不好，但是这与你的兴趣相合。你借了债，做了两套可以穿上进课堂见学生的西服。你还为自己订下了一些未来的计划。可是打击来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家”需要我们。你毅然挑起这个担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变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块大石头压到你那刚刚昂起的头上，从此就没有看见你再抬起它来。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你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说，你放弃了一切。你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你过得不算太苦，但也并不舒适。看电影是你唯一的娱乐。天真的年轻学生是你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单调生活增加了色彩，他们敬爱你，你也喜欢他们。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我到天津去看过你三次，最后一次却只住了一个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屡次想和你谈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终无法打开你的心。你关心我倒多过关心你自己。有时我逼着问你，你总是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来封我的嘴。讲话时你常常带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消磨尽了你的勇气和热情，你不诉苦，但是你也不再挣扎。你默默地过着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脸颊却渐渐地消瘦，身体也渐渐地坏下去。离开你时，我总担心是否还能够和你再见。第二次我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带笑地说你过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过得“很好”么？

    十年毕竟过去了。为了换取这漫长的岁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抗战后第二年秋天我从香港写信约你到上海，起初你还说打算再做一年教员，后来你改变了主意，离开大水中的天津来上海了。我比你早一个月回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得到你动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听见了你的唤声，我从窗里伸出头去，你站在大门前也正仰起头来看我。是那样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对你说我要让你在上海过几年安静的生活，你默默地点点头。我们在一块儿住了十个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没法治好你心上的创伤。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对工部局交响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你从没有缺过席，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更是你分不开的伴侣（你尤其爱好声乐，自己也喜欢唱歌）。岗察洛夫的名著《悬崖》在这十个月中译成了，你又开始作翻译《奥布诺莫夫》的准备。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你的寂寞，相反的它们还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变得更狭小了。

    我在法国战败后一个月离开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轮船。开船时，我立在甲板上对你挥手，在你旁边还站着后来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陆圣泉。你在岸上对我微笑，圣泉也对我微笑。我当时哪里想到这便是映入我眼里的你们两人最后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这五年中间我们整整有二三十个月不曾通过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开始了。圣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愿给你招来意外的麻烦。在桂林我还接过你的短函，在重庆我却无法知道你的生活状况。路完全隔断了。后来我才听说你也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你也许担心我在湘桂大战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却很健壮地活在重庆。

    “胜利”意外地来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们见面。我打了电报去上海。回电说你大病初愈，圣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沪。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号的人占去了，我们这类于抗战无功的人是没有资格“复员”的。我等待着。等了两个多月，我赶到上海，你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据说你是在两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势不重，就是体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还经过危险期，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终于好了起来。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你很兴奋，拉着我谈了许多话。我要你休息，劝你少讲话。你说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谈个痛快。你还说，每天谈几段，谈两个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谈光。我一定不让你多谈，我说有话等你病好了慢慢讲。

    我在上海住下来，我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我还避免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害怕多说话使你伤神。你说你的病不要紧，我也以为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来。并且看见你在朋友家里得着很周到的看护，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你在病床上自语：“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过温度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的话。我也高兴，又蒙着头睡去了。我万想不到你这样骗了你自己，也骗了我。但我的疏忽是应该受指责的。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你病势的加重，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进医院去。我的劝告你不肯接受，我又无法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向你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最后你回答我：“过两天再说。”这样又拖了两天。终于你认输似地说了出来：“那么还是早进医院罢，今天我觉得体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着另一位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你便住进了医院。你喜欢静。病房外面便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透过玻璃窗你可以望见一片绿色。关上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三哥，你满意吗？”有人问你。“满意，”你点头回答。我们预备让你在这地方至少住两个月。谁也没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中你似乎并没有痛苦。对于询问你病状的人，你总是回答：“蛮好。”就在你临死的前两天，你还是觉得自己“蛮好”。没有呻吟，没有叫号，你安静地躺在床上，并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那个晚上，我在病房里陪了你一个整夜，你时眠时醒，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却始终讲不出来，我听见的只是一些断续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动。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静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对我们讲话。看得出来你的精神更差了。我们虽然担心你的体力支持不下去，却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相信你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死。可是死突然来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早晨我刚起床就得到医院里来的电话。“三哥完了，”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我没有流泪，站在电话机前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我把这个消息转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来。这个好心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时期中给了你友情的温暖。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已经尽过力了。

    我赶到医院。病房的门大开着，你静静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单盖着你的身子，我揭开面纱，看你的脸。一夜的功夫，你变得这么瘦，这么黄，这么衰老！两眼紧闭，脸颊深陷，嘴微微张开。我站在床前，咬着嘴唇，我在心里讲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没有声音。朋友把面纱给你盖上。另一个友人带来两束鲜花放在你的身边。看护小姐要我们退出病房。我们站在窗前阶上等候殡仪馆的柩车。这等待的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谁都不愿讲一句话。我不平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死么？你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么？我不忍回答。死毁坏了一切。你原说过你等着我回来有许多话要对我讲，有一些梦要我帮忙你实现。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你没有能讲出什么来，也不曾从我这里得着什么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据那个朋友说，你临死时只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下午两点钟你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九天后我们把你葬在虹桥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你留下两部未完成的译稿（岗察洛夫的名著《奥布诺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一部已译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说《女巫》（亚·库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译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学生对你的敬爱的纪念了。

    从墓地回来，我非常疲倦。我已决定两天以后回重庆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这是多可悲的事，”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死得并没有遗憾。你活着时没有害过谁，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给别人。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着敬爱谈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导师。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我睁开眼睛，屋子里还是静静的。有人在二楼讲话，还有人在笑。在半点多钟的时间里我又经历了过去二十三年的悲欢。现在是你死后的第六个月了。我真疲倦，我想休息。我应该暂时把你的事忘掉了。我站起来。

    可是在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称你做“亲爱的爹爹”的女孩，我不能忘记她。那是我们大哥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房”给你的。这个多情的孩子没有见过你，却十分爱你。她把许多梦寄托在你的身上。在八九岁的年纪，她就常常说：“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不愿伤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讯瞒着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经猜到了一切。人告诉我，有好几个星期天，她回到家里不笑，也不讲话，最后她生母问她为什么不给她的“爹爹”写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梦全破了。为什么不让她和你见一面，住一个时候？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对你倾吐她的胸怀，叙说她的梦景？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为什么她这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够得到满足？让她在这样的年纪就尝到永不磨灭的悲哀？

    没有人来回答我这些不平的疑问。你已经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个善良的孩子前面还有长远的岁月。她最近还来信诉说她的悲痛。我无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纪念能够给她勇气，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让她能够得到一般年轻人应当享受的人间幸福。可怜的孩子！

    1946年5月在上海。

    秋夜[180]

    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我抬起头，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

    仍旧是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雾。

    他在房里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俯在他那张书桌上写字，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

    不管窗外天空漆黑，只要他抬起眼睛，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不管院子里暴雨下个不停，只要他一开口，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他从不教训人，他鼓励你，安慰你，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倘使有绊脚石，他会替你踢开。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么安静，那么恳切，那么热心，那么慈祥。他坐在椅子上，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

    风在震摇窗户，雨在狂流，屋子里灯光黯淡。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成了一个鲜红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东西。我望着这颗心，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这不是第一回了。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不仅是我，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找到勇气，得到启发。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跟着他到了窗前。我记起了，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给人们指路。他走到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发光，生热。我知道多少年轻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

    “不要离开我们！”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这是许多人的声音，尤其是许多年轻人的声音。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我决不离开你们！”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我看见他在窗前，向窗外挥一下手，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次的话。

    雨住了，风也消逝了。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夜很静。连他那颗心“必必剥剥”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我听见他激动地、带感情地说：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过什么顾虑？

    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在暴力面前低头？

    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敢做，敢骂，敢恨，敢爱？

    我所预言的‘将来的光明’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

    那么仍然要记住：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愈凝愈厚，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送来了火，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愈燃愈亮，于是整个房间，整个夜都亮起来了，就像在白天一样。

    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愈燃愈小，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它愈燃愈往上升，渐渐地升到了空中，就挂在天空，像一轮初升的红日。

    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形，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连忙跑到窗前。我看出来：像红日那样挂在天空里的就是先生的燃烧的心。我第一眼只看到一颗心。可是我仰起头仔细再看，先生的慈祥的脸不是就在那儿？他笑得多么快乐！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

    我笑了，我也衷心愉快地笑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而且也永不会死！

    我回到写字桌前，把《野草》阖上，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

    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野草》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

    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

    可是在先生的书上，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

    1956年9月。

    哭靳以[181]

    上午我到了万国殡仪馆。院子里寥寥两三个人，台阶下一块黑漆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白色大字：“章府”。灵堂里只有一张方桌和几十把椅子：我知道你的遗体一时不会离开“化妆间”。我只是先来看看你的新居。我慢慢地走上台阶，又慢慢地走下来。我在阴暗的厅子里站了好一会，又望望院子，望望草地。几个钟点以前看见的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在我的眼前现了一下，又隐去了。我好像在做梦。怎么我在这里见到了二十三年前我们两个人的脚迹！就是这个台阶、这个院子和这块草地，它们应该记得十几个青年作家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柩走下台阶到柩车前的情景，那么它们也不会忘记你和我吧，它们也会了解两个普通人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就不能再继续三十年？为什么偏偏该年纪较大的我来埋葬你呢？

    台阶和院子一点也没有改变，连草地也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这几级台阶。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和在艰苦斗争中逐渐发展的文学事业曾经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三年前鲁迅先生遗体迁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又在一起扶着鲁迅先生的柩车到新的墓地。二十年漫长的岁月使我的头发褪了颜色，在你的浓发中间也出现了好些银丝。可是我们站在鲁迅先生的塑像前，看见先生头上和身上一片灿烂的金色阳光，我们的心情多么舒畅。我们“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鲁迅先生安息在美丽的花园中，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日子”[182]里。我们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把我们的心系得更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要用最响亮的声音、最饱满的感情歌颂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歌颂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歌颂这些年中间数不尽的移山倒海的壮举和惊天动地的奇迹。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鞭策、互相激励，要贡献全部力量，做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跟着时代前进，永不掉队。现在回想起我们这许多次的谈话，我还感觉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你的热情煽旺我的心灵之火，你的爽朗的笑声增加我前进的勇气。你的心里充满着那么强烈的爱，你的身上有那么充沛的精力，你的笔下绽出那么多的火花，你怎么能够默默地走向死亡？而且去得那么匆匆，那么突然，不留下一句话，也不让我们有时间跟你告别？

    我不相信你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不相信你就永远放下了你那管热情奔放的笔！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没法把“死”字跟你连在一起。每个看见你的人都感觉到你的身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的身体并不强壮，可是你的感情健康。人们看见你那么热情地为总路线欢呼，为大跃进欢呼，为人民公社欢呼，看见你那么兴奋地去工厂、下农村，写出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和特写，听见你滔滔不绝地描绘新中国的光辉面貌和欢乐气氛，怎么会想得到三十三年前的老病仍然在蚕食你的肉体，怎么能够说服你躺下来休息！你并不像安东·契诃夫那样，知道病的可怕，便想尽方法掩饰疾病，不让亲近的人为自己担心；你轻视病，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意气风发的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凶恶的敌人并不曾离开过你。你忽略医生们几次的警告，你用微笑回答朋友们多次的劝告。你相信自己的坚强的意志，你有决心要活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你那表示衷心欢快的满面红光和爽朗笑声，不但迷惑了你的朋友，也欺骗了你自己。我们和你都白白地错过了两次有力的警告（心力衰竭）。你第三次入院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也只是说：“以后记住决不再晚睡早起。”（你指的是清晨五点钟起身，你两次发病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你最后一次发病（就只有十六分钟！）以前几个钟头，你还对人说，你一两天便要回家。后来在你逝世前三个钟点，你还兴奋地跟住在隔壁房间的病友畅谈创作上的问题。谁想得到你就只有这么短促的时间！

    你今年刚满五十。你毕竟比契诃夫活得久，还比他幸福，你终于见到了自己追求的新社会的光明，而且为这光明工作了整整十年。你为文学事业贡献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甚至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你也不曾放下笔；你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才找到了党。你曾经因为写小说受到轻视，因为编辑文学刊物受到迫害。三十年来，你在生活的道路和创作的道路上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和打击，也有过丰收和胜利的喜悦，你始终严肃、诚恳地挺起胸膛向前迈步。有时你的步子跨得大些，有时脚步显得迟缓；有时头抬得高些，有时背略略弯下。但是我永远看见你在前进。解放十年来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你的心情越来越舒畅，你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你的感情越来越年轻，你的笔越来越有力。特别是在国庆节以前五六十天中间，你写得那么勤奋，那么畅快，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你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好文章。差不多每隔一天你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一篇文章又写成了，另一篇的腹稿也有了。我称赞你写得多，写得快。你总是谦虚地带笑回答：“不易啊！”有时候我们见面谈起来，你还会讲出你打算写的另一些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你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愉快，那么自然，好像你的心里安装了喷泉，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流不尽，喷不完。我读你的文章，总感觉到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跟你在一起谈话，我也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在你的身上充满的也是生命。

    你多么想活下去，你多么想好好地活下去。你常常说，过去你走了不少的弯路，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好不容易找到了东方鲜红的太阳，就应当全心全意为它严肃工作。你曾经大声歌唱：“为了社会主义，不浪费一分一秒。”你多么爱惜在新社会里过的日子。你多么珍视这种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你又多么勇敢、多么坚决地保卫着它们。你一生爱憎分明，爱得深也恨得切，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从来不知道宽容，然而你又那么热烈地爱着一切为祖国生产财富、走在时间前面的英雄。谈起英雄事迹来，你眉飞色舞，眼睛发光，你讲得活龙活现，更显得你生气勃勃。你的热情常常给我很大的鼓舞，有时我兴奋起来，说：“我们真该活一百岁，就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你就带笑说：“活一百岁也还不够，工作是做不完的。”有的人真愿意无穷无尽地工作下去。你应当属于这种人吧。没有人能够相信你的生命会在五十岁结束！没有人能够相信你那雄壮的歌声会突然停止！

    但是你毕竟离开了你所爱的亲人，你毕竟离开了朝夕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你毕竟离开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你毕竟离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的河山与英雄的人民。你离开了你所热爱的一切，静静地永闭了眼睛。你的妻女呼唤你的哀哀哭声都不能把你惊醒。我永远忘不了医院里的两三个钟头：天明以前的寒冷的夜，阴暗的大厅，轻微的人声，难堪的等待。为了不要叫出声来，我不能不几次咬紧嘴唇。我到过太平间，我又回到大厅。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绞痛了我的心。难道这就是诀别？难道这就是三十年文学生活的结束？难道一颗火热的心就这样无声地死灭？难道一个光辉的生命就这样淡淡地消失？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完成计划中的工作？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唱出更美丽的“热情的赞歌”？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像钢一样向着锦绣前程飞奔的时候，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继续跃进的时候，偏偏少了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你！读者在等待你的新作，《收获》需要你主持、安排，各地文艺刊物编辑部纷纷来信向你约稿，作协的同志们念念不忘你的热情的语言和不知道疲倦的干劲，你的家属……你不能够躺在那里闭紧眼睛！

    你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或忧伤的表情，你好像睡得十分深沉，十分安静。这不是死，这应当是长期的休息。你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遗憾，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你的愿望也已经逐渐地实现：你看见了阳光普照中国，“美丽的花朵铺满祖国辽阔的土地山河”；你终于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你留下了三十多册优秀的作品，它们将继续在读者心上开放灿烂的花朵。你并不曾白白地浪费了你的生命。我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哭你！我有什么理由来打扰你安静的休息！

    一年前，铎兄因坐机失事遇难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悼文《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了解你的心情。倘使你现在还有知觉，你一定不愿意我在你的面前垂泪。我只好站在墙边默默地把眼泪吞进肚里。我没法制止它们，我在哭我自己的损失。以后到作协开会我再也看不到你亲切的笑容，电话铃响拿起耳机，再也听不见你那一声带笑的“怎么样”，翻开杂志再也读不到你那些朴素而充满感情的文章，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再也得不到你的帮助和鼓舞……我不应当自私地想到我个人的损失。就在太平间里我还听见一个年轻的声音唤着“爸爸”。这个短短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里激荡。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完全没有遗憾的。你的最后的思念一定在这个十五岁的女儿身上。你特别钟爱这个聪明的孩子，她也用了整个心灵爱着父亲。她是你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她也是你的病中最大的安慰。我看见她扶着保姆的肩头、困难地走进你的病房，也看见她靠在保姆身上缓缓地走出医院。我看见你们在书房里相对读书，也见过你亲切地对她讲你的一些见闻。这个活泼的孩子三年前突然得了“多发性神经炎”，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个时期，到现在还必须扶着别人的肩头才可以走动。三年来，她的病耗费了你们夫妇多少的心血。你在病房里还常常为她安排生活。我每次在病房里看见你们父女亲密地谈话，我特别感到温暖。但是看见你们两个病人彼此关心，互相安慰，我有时也会痛苦地暗想：万一你有一天撒手而去……现在这个孩子终于失掉了父亲。在医院的大厅上和太平间里她显得相当安静，在家里她却哭得那么伤心。你的纪念在她的心上已经成为神圣的了。谁也想象得到你的逝世对她是多大的打击！……

    但是你的悬念已经是多余的了，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时代中，在这个无限美好的新社会里，到处在开放爱的花朵，到处播送友谊的歌声。人们甚至可以为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献出自己宝贵的东西；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伸出手来援助。我们的社会里有的是健康的同情，有的是同志的友谊，有的是相互的关怀，有的是心连心携手前进。你心爱的女儿不会在悲痛中过孤寂的日子。她失去了一个她视作神圣的父亲，但是会有更多的父亲般的爱从祖国各个地方送到她的身边，帮助她，支持她勇敢地跟疾病战斗到底，保护她早日恢复健康，让她能够完全像同样年纪的女孩那样，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正常的活动；在集体的关怀下充分发挥她的精力，发展她的才智。那么她一定会成长为出色的青年，你这一生想做而来不及的许多工作都会在她的手里完成。你不仅活在人们的心里，你还会活在她的身上。你的南南，这个好心的孩子，为了纪念她所深爱的父亲，她一定能够坚强。你静静地安息吧，敬爱的朋友。

    1959年11月在上海。

    怀念从文[183]

    一

    今年五月十日从文离开人世，我得到他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想起许多事情，总觉得他还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辩论。他那温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隔一天我才发出回电：“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友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都是些极普通的话。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满信心的欢聚的日子，那些奋笔和辩论的日子，都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西奔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现在大梦初醒，却仿佛用尽全身力气，不得不躺倒休息，白白地望着远方灯火，我仍然想奔赴光明，奔赴希望。我还想求助于一些朋友，从文也是其中的一位，我真想有机会同他畅谈！这个时候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才明白过去那一段生活已经和亡友一起远去了。我的唁电表达的就是一个老友的真实感情。

    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导，提到女儿小林代我献的花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可是连这短短的报导多数报刊也没有采用。小道消息开始在知识界中流传。这个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轻烟散去，未必我得到噩耗是在梦中？！一个来探病的朋友批评我：“你错怪了郭玲春，她的报导没有受到重视，可能因为领导不曾表态，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不然大陆以外的华文报纸刊出不少悼念文章，惋惜中国文坛巨大的损失，而我们的编辑怎么能安心酣睡，仿佛不曾发生任何事情！？”

    我并不信服这样的论断，可是对我谈论规格学的熟人不止他一个，我必须寻找论据答覆他们。这个时候小林回来了，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过去了。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

    二

    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局门口分手时，他要我到青岛去玩，说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

    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他就是这样开始教课的。他还告诉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了，徐志摩便介绍他到大学教书，起初到上海中国公学，以后才到山东大学。在当时山大的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杨振声，后来他到北平工作，还是和从文在一起。

    在青岛我住了一个星期。离开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给我写了两个人的地址，他说，到北平可以去看这两个朋友，不用介绍只提他的名字，他们就会接待我。

    在北平我认识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从文介绍的两个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一位在燕京大学教书。一年后我再到北平，还去燕大夏云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我只说是从文介绍，他们待我十分亲切。我们谈文学，谈得更多的是从文的事情，他们对他非常关心。以后我接触到更多的从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们对他都有一种深的感情。

    在青岛我就知道他在恋爱。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客厅连接一间屋子，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显然是主人的书房。他把我安顿在这里。

    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

    我初来时从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他不在大学教书了。杨振声到北平主持一个编教科书的机构，从文就在这机构里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这个时期他还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为了写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经常有人来同他商谈。这些已经够他忙了，可是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入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下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见到天日。可是删削太多，尤其是后半部，那么多的××！以后也没有能重版，更说不上恢复原貌了。

    五十五年过去了，从文在达子营写连载的事，我还不曾忘记，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他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情形里写下这一段话，但这的确是真话。在一九三四年也是这样，在一九八五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在家养病，假牙未装上，讲话不清楚。几年不见他，有一肚皮的话要说，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几句。但是望着病人的浮肿的脸，坐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他心爱的家乡的风景和他关心的小人物的命运，这部中篇经过几十年并未失去它的魅力，还鼓舞美国的学者长途跋涉，到美丽的湘西寻找作家当年的脚迹。

    我说过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二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业发展，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报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发展为今天所谓的争议，这争议曾经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后来他在上海对我、对靳以、对萧乾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当时并不同意，不过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我在达子营沈家究竟住了两个月或三个月，现在讲不清楚了。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逐渐走向遗忘。所以有必要记下不曾忘记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为文学季刊社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过去，我便离开了从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从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从文还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我经常出席。他仍然劝我不要浪费时间，我发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读过，有时也坦率地提些意见，我知道他对我很关心，对他们夫妇我只有好感，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温暖。一九三四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唯一的短篇集[184]后来就收在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三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

    在从文和萧乾的书信集《废邮存底》中还保存着一封他给我的长信《给某作家》（一九三七）。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横滨编写的《点滴》里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写给他的。从这两封信就可以看出我们间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我从北平回上海，小住一个时期，动身去日本前为《文学》杂志写了一个短篇《沉落》。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回国以后我还和从文通过几封长信，继续我们这次的辩论，因为我又发表过文章，针对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对朱光潜的批评，后来我也承认自己有偏见有错误。从文着急起来，他劝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责备我：“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之类的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还说：“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因为我那封留底的长信在“文革”中丢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没有退回来。但我记得我想向他说明我还有理性，不会变成狂吠的疯狗。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同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再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城市充满阳光，北平解放了。

    四

    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一九四O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师节，教书老师普遍受到轻视，连大学教授也难使一家人温饱，我曾经说过两句话：“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书常常给人带来不幸。”这就是那个社会的特点。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在昆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我也感觉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离开昆明后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我说：“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潜在力量”；又说：“我极赞成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没有能再去昆明，我更想念他。

    他并不曾搁笔，可是作品写得少。他过去的作品早已绝版，读到的人不多。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息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后一句不是原话，他也不仅说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在这一点，我倒理解他，我在写作生涯中挨过的骂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说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并没有让人骂死。我也看见他倒了又站起来，一直勤奋地工作。最后他被迫离开了文艺界。

    五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后上海解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赵家璧他们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各地来的许多熟人和分别多年的老友，还有更多的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艺战士。我很感动，我很兴奋。

    但是从文没有露面，他不是大会的代表。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家去，见到了他和兆和，他们早已不住在达子营了，不过我现在也说不出他们是不是住在东堂子胡同，因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记忆模糊了。这几十年中间我没有看见他住过宽敞的房屋。最后他得到一个舒适的住处，却已经疾病缠身，只能让人搀扶着在屋里走走。我至今未见到他这个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后我就未去过北京。不是我不想去，但我越来越举步艰难了。

    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一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不给他出席文代会，以后还把他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据说郑振铎到那里参观一个什么展览，见过他，但这是以后的事了。这年九月我第二次来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为首都，这次我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我几次看望从文，交谈的机会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北平解放前后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还是在香港报上发表过的，十分尖锐。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只好到华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识分子应当进行思想改造。

    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仅在今天，在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政协会议以后，第二年我去北京开会，休会的日子我去看望过从文，他似乎很平静，仍旧关心地问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我每次赴京，总要去看看他。他已经安定下来了。对磁器、对民间工艺、对古代服装他都有兴趣，谈起来头头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说有笑，心里却十分紧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埋头译书，默默地工作几年，也许可以做出一点成绩。然而我办不到，即使由我自己作主，我也不愿放下笔，还想换一支新的来歌颂新社会。我下决心深入生活，却始终深不下去，我参加各种活动，也始终浮在面上，经过北京我没有忘记去看他，总是在晚上去，两三间小屋，书架上放满了线装书，他正在工作，带着笑容欢迎我，问我一家人的近况，问一些熟人的近况。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偶尔谈几句杂志的事。有时还有他一个小女儿（侄女），他们很喜欢她，两个儿子不同他们住在一起。

    我大约每年去一次，坐一个多小时，谈话他谈得多一些，我也讲我的事，但总是他问我答。我觉得他心里更加踏实了。我讲话好像只是在替自己辩护。我明白我四处奔跑，却什么都抓不住。心里空虚得很。我总疑心他在问我：你这样跑来跑去，有什么用处？不过我不会老实地对他讲出来。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他参加了人民政协，在报刊上发表诗文。

    “文革”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动身去越南采访。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人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不出一年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头上那把利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四人帮”后来批判的“四条汉子”已经揭露出三个，我在这年元旦听过周扬一次谈话，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旅馆离这里不远，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过去我们的辩论，想起他劝我不要浪费时间，而我却什么也搞不出来。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过给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脚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张开一个大网，我不知道会不会投进网里。但无论如何一个可怕的、摧毁一切的、大的运动就要来了。我怎么能够躲开它？

    回到旅馆，我感到精疲力尽，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机场，飞向南方。

    六

    在越南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采访，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周开会讨论一次，人人表态，看得出来，有人慢慢地在收网，“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场了。我有种种的罪名，不但我紧张，朋友们也替我紧张，后来我找到机会在会上作了检查，自以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开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机场接我的同志小心嘱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我在这种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个多月，我的确没“出去找任何熟人”，无论是从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会议结束，我回到机关参加学习，才知道自己仍在网里，真是在劫难逃了。进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渊，别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认为有罪，表现得十分恭顺。绝没有想到这个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会持续十年。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锤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很古怪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些日子它又在我脑子里闪亮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一直没有从文的消息，也不见人来外调他的事情。

    六年过去了，我在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里学习和劳动，在那里劳动的有好几个单位的干部，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给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分会旧址学习，我刚刚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轻姑娘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某人，她是从文家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处。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在于校见过。从文一家平安，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

    五页信纸上写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我为什么如此缺乏勇气，回想起来今天还感到惭愧。尽管我不敢表示自己并未忘记故友，从文却一直惦记着我。他委托一位亲戚来看望，了解我的情况。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七

    等到这个“结论”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渐恢复，我又忙起来了。多次去北京开会，却只到过他的家两次。头一次他不在家，我见着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连写字桌也没有，只放得下一张小茶桌，夫妻二人轮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经搬家，可是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甩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

    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后来在上海听说他搬了家，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兴一阵子。

    最近因为怀念老友，想记下一点什么，找出了从文的几封旧信，一九八〇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记：“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他说“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谈起他的工作，劲头还是很大。他是能够支持下去的。近几个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太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导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动笔更困难，思想更迟钝，讲话声音更低，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我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

    倘使真的和从文见面，我将对他讲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1988年9月30日。

    怀念曹禺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998年3月

    怀念振铎[185]

    一

    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五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

    批评家[186]

    有些作者说近来批评家的气焰太高了。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话。难道那些在报纸副刊上写些印象式的读后感的人就算是批评家么？

    随便举一个例罢，谁都知道柏林斯基是一个大批评家，许多作者都受过他的指导。但是他一生写过一篇印象式的读后感吗？没有一个批评家曾拿过印象来做批评的标准。

    批评一篇文学作品，不去理解它，不去分析它，不去拿一个尺度衡量它，单凭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单凭自己的一时的印象，这决不是批评，这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事实上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文学和艺术，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不曾体验过生活。

    做一个批评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识字的人提起笔就可以指导作者，不管他有没有这野心。一个批评家应该理解艺术的基本原理，也应该丰富地体验生活，同时还应该充分地了解他所批评的作品的内容。然而在中国似乎就少有这种人。我们看那大部分的批评文章不是浅薄得令人发笑吗？然而那些批评家还闭着眼睛得意地说这篇浅薄，那篇空虚，这篇不好，那篇不坏，这种主人公不会存在，那篇作者不懂得革命，好像一字褒贬就会提高或降低作品的声价，却不知道几天过后这些所谓批评文章就被人用去包花生米、咸菜去了。同时他们所攻击过的作品还依然在读者中间流布，并没有受着丝毫的损伤。

    在中国似乎是读者比批评家更能够认识作品的价值。

    “点戏”[187]

    上期《季刊》中提到“文坛塑像”和“作家消息”这些事，后来就引起不少人来反驳来狂骂，再加以半告密式地说了许多许多。仿佛那里面有直接受损失的对方，（这是指写消息，写塑像，写批评，化了几个不同名姓的人，）有拥护副刊编者兼为对方张目的，还有再化了名字替自己来说话的。最后又有了希望来塑造某人的话，据说这种塑像可以帮助了解某人的作品。

    这种事很使我想到“点戏”这两个字。

    想不到这种臆造的塑像一类的东西，还有人点名道姓来要求塑造。几十字或几百字就能说得清一个人的生活么？知道了一个作者的生活（甚至于比作者自己知道的都详细！）真就能帮助读者来了解作品吗？再说回来的时候，那些塑像又不一定是靠得住的呢！

    我敢说聪明的读者是不会来这一套的。

    再说批评家[188]

    许多人忧心着中国没有批评家，作者们没有得着正确的指导，因而在质与量的方面没有更大的成效。这句话我以为是不错的。在这种说法里所指的批评家，当然不是像中国近日所有的那一群。那一群虽然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批评家了，可是我们却以为如果要中国有更好的作品出来，先要铲除了那一群。

    他们所自诩的批评，是把作品分成两种：不是“意识正确”就是“意识歪曲”。正确的自然说上了天，歪曲的骂入了地。最可气的是任意把作品中的句子剪头去尾留中段，引到所谓批评的文字中，然后大加以讥讽。殊不知，也许那一句中的一节是说着反话，摘取了这样的一节，就引以为由，不是太不合理了吗？还有把作品的篇名或是作者的笔名，用来开玩笑，这未免更没有理性了。

    近来，又有聪明的“批评法”出现，如果说到一本期刊，故意留下几篇文章不提到，可是文字中却说不提起的是不值得提起。或是说：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写出来那篇名。仿佛这么一来，就把这未曾提起来的打在“未人流”之中，永世不得翻身，我请写这样文章的人自己想想，事实是这样子吗？

    一阵春风[189]

    大概在三四年以前，一部分的教授学者名流提议把某一个地方作为文化城，当时这提议没有被采纳，使得教授学者名流之类曾经仓皇地搬过一次家。

    现在那地方终于成了文化城，教授学者之类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这自然是他们的光荣。但是别的人却一天天地把头更埋下去了。

    教授学者之类是靠文化吃饭的，这是人人尽知的事。要是没有文化这东西，教授学者们岂不是早已躺在枯鱼之市了么？但是为什么最近还有大批的教授嚷着要来建设什么本位的文化呢？也许一个文化城不够养活许多人，所以还有人想来多建设几个。

    一提起教授们的文化，我就会联想到那一所宫殿式的图书馆，这东西仿佛是替那般生活在“王道乐土”的人而设的，它若被搬到那里去倒更适当一点。所以倘使将来有一天那所宫殿顶上扯起了五色旗，我也不觉得奇怪。我所痛惜的是中国人民的血汗竟然这么白白地被糟蹋了。

    教授学者们近来热心整理旧籍，翻印古书，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这般人的原形，这般人的十八般武艺现在是完全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他们除了这便不会再有别的法宝。

    “士为知己者用”，他们熟读古书，很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等待着出善价来买的主顾。圣人的子孙最近也出过洋，他们是圣人的信徒，当然也有这种种的光荣。

    现实的生活愈逼近深渊，大崩溃的征象愈显露，他们便愈赞颂古书的价值，愈加迅速地翻印大批古书来麻醉青年，也许他们把这当作给垂死的病人服用的一副麻醉剂罢。

    假若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要代表青年出来说一句话：“我们要生活，我们并不是垂死的病人，而你们却是的，我们不要你们给我们的东西！”

    三百年的满清统治，已经把我们这个民族弄成了一个凉血的奴隶的集团，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的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

    救救青年罢：我不觉向着教授学者名流之类这样地哀求了。

    然而谁肯来听我的这番蠢话呢！他们不过把它当作一阵春风罢了。

    我只有苦笑[190]

    我看见了你寄来的那位不署名的书评家的文章。我奇怪你为什么要替我生气。我读完那文章以后自己并没有愤怒。我有的只有苦笑。但苦笑之后我仍有所得，我究竟多知道了一点东西。我看清楚了一种人的面目。我计划中的某一部小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位书评家。倘使我那时要告诉读者我那部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是怎样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我就得提到这篇书评。这是必需的。因为我读这书评，我研究这书评，我的眼前才慢慢地现出了那位书评家的英勇的姿态。我把这些事写出来，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把我创造一个人物典型的过程向读者说明。我并不是因为怕那位书评家疑心我把他当作模特儿而写给他看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连不会使用“艺术”这法宝的人也能够明白的。

    同样我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主要目的也就在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告诉读者。只有那位嗅觉特别锐敏的书评家才会在这文章里嗅出别的气味来。他便武断地说我的文章“应当专给他（指我）那些朋友疑心被巴金先生作为创作的模特儿的先生们看的”。我不知道那位书评家有什么权利，可以代表读者们说话。他自己说过“书评”和“批评”不同，但他却忘了“书评”的对象是读者，不是“作者”。他那篇书评明白地摆在每个读者的眼前。我可以斗胆地断定说：不管《爱情的三部曲》写得好或坏，但为了要了解那作品，我的《总序》却比那书评更有用处。

    我自己明白地叙说了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人物中间的距离。那位书评家却因为我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详细说明，就教训我不懂得小说和历史或传记的区别。他似乎太聪明了。不过我倒疑心他自己就不懂历史。我也略略研究过历史，这类的书籍我也读过几本。但历史并不就是“将现实悉网罗了，一丝不少的都翻译成文字”。历史也并不单是“在实生活中取材”就尽了它的任务。历史是什么？我们随便找个初中学生来询问，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我们的书评家最好还是去和初中学生讨论历史和小说的区别罢。

    那位书评家的唯一法宝就是艺术。但艺术这东西无论如何是离不了人生的。而且艺术的标准就并非固定的、唯一的。读者能否了解欣赏一部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而定。生活、环境、教养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艺术的观点！那位书评家责备我“和托尔斯泰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不知道托尔斯泰犯了什么错误。至于我，我不过指出来，在一部作品里面常常有些极平凡极简单的处所，因为真实，也能感动人。书评家拿“安排好适当的气氛，多运用点艺术”的大道理来教训我。书评家的生活、环境、教养决定了他的意识，决定了他的艺术标准。我记起了一件事：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的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俄人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也知道爱吗？”在书斋里生活惯了的人对于《电》里面的许多处所，自然是不能够了解的。

    在半年前我还读过另一位书评家的文章。他告诉我，我的某一篇小说里面的一件事情，是不会有的。但不幸我就亲眼见过那事情，而且我知道现在还常常发生那类的事。做了一位书评家，只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太少，就随意抹杀这抹杀那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只有苦笑。

    还有呢！我有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他决不是拿失业做主题的。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就有两位书评家出来把那小说恭维了一通，说那是以失业为题材的佳作。我那朋友读了那些书评，也只有苦笑。

    我们只有苦笑，因为在中国就只看见这样的书评家……

    怎样做人及其它[191]

    ××先生：

    你的信都收到。我忙，生活乱，没有能早给你写回信，应该求你原谅。

    这一年来我接到好些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来信，我都没有回答。我害怕写信，我也不想讲话。我知道我的对善恶是非的观念跟别人的不同。我不会讲别人爱听的话。可是我又不能撇弃我的理性。因此我只有封住自己的口，等着时间来给我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官。

    这一年来我用沉默来养我自己，我没有得胃病，倒是一件幸事。朋友们不明白这情形，他们也许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憎厌我的傲慢，责备我的懒惰。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为自己辩解呢？

    你像一些年轻的朋友那样，要我回答“怎样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把我窘够了。老实说一句：我答不出。我实在没有想过它，从来没有想过它。你以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知道怎样写作，你自然有你的理由。现在一般书店里堆满了谈写作和教人怎样写作的书。每本书都有不少的读者。可是我始终没有读过一本，虽然我知道有几个年轻朋友熟读了它们，仍然写不好文章。

    你说得对：现在不仅有不少的人爱读“怎样写作”，还有更多的“著作家”喜欢教训人“怎样做人”。我称那些人做“著作家”，我觉得自己脸红。我翻过几本这一类的书，我不解为什么别人让它们毫无顾忌地传播。难道大家就不为这个民族的前途着想？对人讲手段，讲应付；处世要“教育”，要“秘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将来”呢？大家都有了“秘诀”，大家都会“应付”。什么“理想”，什么“正义”，什么“诚实”，什么“牺牲”都会变成梦话了。

    不错，你最近一封信里讲起的那位赖诒恩神甫说过这样的话：“人不会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与愿望。”你不要相信他。那只是一句话罢了。他为了证明对于宗教的需要，为了证明提高道德标准的“比较重要”，他竟然把人当作一个富于自私心的动物，要是不用道德教条来束缚他，不用宗教来感化他，好像人们就会互相残杀似的。

    这位天主教的神甫关在教堂里制造人性，可是事实上他却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然而要是他放下《圣经》，走出他的圈子，去观察民众生活，去观察大自然，或者去饮一滴从那在森林中巢居的鸟群和在大自然怀抱里造穴的哺乳动物的互爱社会中流出来的互助的清泉，他便知道，不但人，便是动物也是有道德的。法国福勒尔和于伯关于蚁类生活的研究，俄国谢威尔左夫关于鸟类生活的叙述，德国普列姆的巨著《动物的生活》，毕黑勒尔的《动物界的爱与爱的生活》等等（这类书太多，现在只好随便举出几本），都证明一般的动物，并不是生来就有自私心，它们并且能够为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愿望。福勒尔描写过蚂蚁的胃内分食的生活：饥渴的蚂蚁遇见它的吃饱的同类，要求分给它一点饮食，它的同类马上张开大颚，吐出一滴透明的养液，让它舐食。彼此满足，大家相安。谢威尔左夫叙述过白尾鹫的“会食”。那天他隐在草原的坡下走近它们，看见它们围着一匹死马。老鹫先吃，吃完便退到近旁的岩上，担任瞭望工作，让年轻的同伴安静地吃饱，大家和睦，绝不争夺。冠凫被希腊人称为“慈母”。鹤类与邻动物也实行互爱。知更鸟哺养戴菊鸟的幼儿。像这类的例子实在太多。所以有人说自然界是人类的第一个道德教师。

    原始人更有着很好的伦理与社会。甚至在冰河时代和第三纪末期中的原始人，他们也有着把自己的“我”跟社会的“我们”看作一样的习俗。直到现在无论是蒙昧人——Savages（如蒲系满人、霍坦脱人、亚柳人、埃斯基莫人等）或野蛮人——Barbarians（如博牙特人、卡巴尔人等）都把同胞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利益更重。李席顿司太因看见蒲系满人怎样牺牲自己援救落水的同胞。传教师维尼亚闵诺夫收回他半年前忘记在亚柳人那里的一包干鱼。博牙特人与卡巴尔人有着很好的共同生活的习惯。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人”，无论从人种学、人类学、生物学、或社会学方面看来，我们绝不是贪婪而自私的动物，在道德上还不如野蛮人、蒙昧人，甚至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我可以举出千万件事实，我可以指出无数的组织（过去的和现在的）来证明人的确“常常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愿望的”。

    人是道德的生物。他过惯了共同的生活，他知道该怎样公平地对待他的同胞。自有人类以来，他走的总是这样的一条路：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这是唯一的生活的路。自然力的征服，中世纪自由都市的光荣的历史，近代科学与艺术的伟大的成就，……无一不是人类的联合力量与牺牲精神的结果。道德的教条，宗教的束缚，在这些成就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除了宗教有时阻碍科学的进步，道德教条（道德与道德的教条是两样东西）有时妨碍社会的革新。

    至于人的自私与贪欲，社会的不满，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们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制度不能产生于一朝一夕，犹如个人不能一旦突然变好或变坏。我们的“存在的一切”都是逐渐演化来的。若将人类当作一个整体看，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永远是向前进的，虽然他有时也走着弯曲的路。

    为着将来，我们实在没有悲观的必要。我们还可以看见人类的更光辉的成就。求生的力量，生存的需要，社会的本能逼着人走向联合的路。现代社会的一切优越的知识，发明，便利都是社会全体分子的合作、协力造成的。并且社会愈进化，个人孤独的生活便愈成为不可能，人与人间的关系也愈密切，彼此依赖也愈深。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一个最深刻的伦理公式是：“没有平等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一个社会学家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另一个伦理学家说：“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要说“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处世教育”；要说“秘诀”，这才是真正的“处世秘诀”。甚至下等动物也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要谈“怎样做人”，还不如揭下自己的文明的面具，像原始人那样，去向自然界学习吧。从小虫、小鸟，以及种种的动物那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正确的知识，都是那些所谓“修养书”里所没有的。你要是不想做一个小滑头，我便劝你不要去读那些“修养书”。

    至于我自己怎样做人，我觉得这是值不得提说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背诵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的一段话：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对于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我们的地球这么快地在空间旋转，好像大无穷中的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上面，我们还值得花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

    一点感想[192]

    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不过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胜利”这两个字。我感到的并不是胜利的喜悦。我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这八年来我走过了好些地方，经历了，看见了许多事情。我自己当然不能说对抗战尽过多少力。但我却看见那无数的平民为着这个战争流了血，流了汗，牺牲了他们所有的、所宝贵的一切，他们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去。他们没有要求过什么，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发财的不是他们，说漂亮话的不是他们。说是一切都为了这个圣战，他们受苦、牺牲，都并无怨言。现在圣战成功了，那么他们的牺牲和受苦也应该终结了。那些血，那些残杀，那些大破坏，我在上海、在广州、在桂林……看见的种种可怖的景象都应该消灭了。的确我仿佛是从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中醒了过来似的。所以八月十日之夜晚，我挤在“精神堡垒”前面狂欢的人群中大声笑着。这些年来我闷得够了。

    可是这样的喜悦在第二天早上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昨晚上做了一个快乐的梦。这天报纸上充满着“胜利”和类似胜利的字眼，我才想到了“胜利”。他们说得似乎都不错，很有理。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总觉得我脑子有些糊涂，我想起昨夜狂欢的事，更觉得不好意思，我似乎不配跟着别人欢笑，因为这个胜仗不是我打出来的，而且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胜利自己就送过来了。我更耽心，这个胜利纵使我会有一份儿，它分到我名下，我也不会抓住它，它会飞走的。我对这胜利没有一点准备，我狂欢得太早了。

    “那么赶快准备迎接胜利吧，”一个朋友鼓励我说。他是一个乐观派。

    准备，迎接都不错。但是怎样准备呢？我正为着这个“准备”发愁。

    单是“胜利”两个字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狂欢得太早了。

    8月14夜。

    “鸣”起来吧！[193]

    现在没有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不同意了。

    可是还有人在担心会不会“鸣得好”。也有人主张只有成“家”才有“鸣”的资格。更有人在“百家争鸣”四个字上面下了不少测字的功夫。

    大家谈的无非是“百家争鸣”的好处；大家关心的无非是应当怎样“鸣”的问题；大家害怕的无非是没有领导的“乱鸣”。

    我觉得这些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让大家先来“鸣”一下吧。倘使把时间大量地花在事前的讨论上，等到得出结论，定下不少新的清规戒律，号召大家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

    “百家争鸣”并不是运动，也不是大张旗鼓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绩、胜利结束的。这是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长久方针。所以还是大胆地让大家齐鸣吧。请不要低估群众的水平，因此也用不着害怕“乱鸣”，群众不会拥护“乱鸣”的。

    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要是没有人“鸣”，那么一切的讨论和号召岂不是成了多余的吗？

    “独立思考”[194]

    读了玄珠同志的《谈独立思考》，我有点感想。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怎样独立思考呢？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我想，绝不是。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要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笔下留情[195]

    关于编辑同志们删改文章的问题，有不少的人发表了意见，意见不外乎下面两种：编辑同志认为别人的文章必须删改，删改只会增加文章的光彩；作者同志不同意删改，认为文章一经编辑同志删改，弄得面目全非。自然也不能绝对地说就没有第三种意见，例如有一两位爱主持公道的人看见编辑同志和作者同志“争鸣”的时候，会出来说：“他处理别人的文章也许有缺点，可是处理你的大作时并无错误。”（《新民晚报》：《理智一些吧》）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哪一方面，因此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官司可能还要打一些时候。

    最近在《文艺月报》上读到杨文斌同志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说那些成熟的作家吧，也该承认编辑的劳动已经渗入自己的作品，算不得合作者，也算得上作者的忠实助手。……一篇好的文章问世，读者激赏赞叹之时，很少会想到编辑所费的心血。正相反，作者倒反而常常大发脾气，责怪编辑损伤了自己的佳作。世上不平之事，这该算是一桩了吧？！”（《一个编辑的意见》）

    好大的口气！可是这段话仍然不能说服人，因此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有一个很肤浅的疑问：是不是成熟的作家的“佳作”都是编辑修改出来的呢？随便举几本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父与子》、《红与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它们是经过谁删改的？哪一位编辑给它们在文字上添过光彩？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鲁迅……这些成熟的作家的文学生活中就没有一位这样的“忠实助手”。不错，沙皇统治时期中在俄国有人喜欢删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文章，但这种人绝不是编辑；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也有人删改过鲁迅的文章，但这种人也绝不是编辑。

    我也曾做过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也曾看过“成熟的作家”们的来稿。我一字一字地校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我不但没有在那些原稿上删改一个字，我反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不仅从成熟的作家的原稿中得到好处，就是不成熟的作家也常常成为我的益友。我开始懂得个人的知识有限，而生活与文学的天地广大无穷。跟成熟的作家接近，我受到很大的教育。鲁迅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对我有更大的影响。在二十年的编辑兼校对的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虚心”、“认真”、“负责”。我懂得关心人、尊重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品，尊重别人的风格。我懂得：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并非站在作者的头上“拿起笔来，自我称雄，高声叫道：‘我有笔如刀。’”（《人民日报》：《关于删改》）

    鲁迅先生也曾做过相当长时期的编辑。他的确“有笔如刀”，但是他绝不用来乱砍作家的文章，他用它来冲锋陷阵向敌人进攻。他绝不以删改别人的文章自豪，他反而虚心地尽量发现别人的优点。他不仅看自己文章的校样，在清样上签字，他还看别人文章的校样。他并不认为校对的工作是低级工作，他倒认为肯负责任的编辑是应当看校样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文学》杂志编者不得作者同意删改了周文的小说《山坡上》，作者提出抗议，认为捂着打出来的肠子作战并非不可能，不应当删改。后来作者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请他主持公道。我听见鲁迅先生说：盘肠大战古已有之，并非新从外国输入，可见过去的编辑比今天的编辑开通。他劝作者：将来编印单行本时，照原稿改回来就是了。他说，有些人觉得不改别人文章显不出自己的本领。其实改了别人文章，不但没有显出自己的本领，反倒现出了原形等等。他又说，对这类编辑应当要求他们“笔下留情”。

    我觉得鲁迅先生这段话在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确应当向今天的某些编辑同志要求：“笔下留情”。

    “恰到好处”[196]

    姚文元同志“近来看了某些尖锐的和不尖锐的文章”，“深感矫枉过正的现象的严重”，因此大声疾呼：“恰到好处的批评是最尖锐，最正确的批评”。他给我们指出了“说话恰到好处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扶得东来西又倒》）

    其实谁又反对过“恰到好处的批评”呢？谁又主张过把“温吞水”或“过火”当作“我们的努力方向”呢？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常看到“恰到好处”的批评呢？为什么在座谈会上站起来发言的人很难得讲到“恰到好处”呢？姚文元同志认为“很多人不习惯于这种恰到好处的艺术”。我觉得“不习惯”的说法就不是“恰到好处”的说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说话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的水平的人并非“不习惯于”“恰到好处”，而是这个水平不容易达到，绝不是单凭个人主观的努力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我们固然看见过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却是那些喜欢在“报告”或“发言”后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见不一定妥当”的人。我觉得后一种人更可爱，因为他们实事求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达到了“恰到好处”的水平以后才出来发言，还不如有多少讲多少，即使没有说得“恰到好处”，也可能对人有益。据我个人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至少不排斥这么一个作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因此发生辩论，这种辩论也有助于阐明真理，人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这并非一句空话。然而要是人一动脑筋，就想到说话应当说得“恰到好处”，自己没有说得好的把握，就只好挂上“沉默如金”的招牌了。

    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嫌鸣声聒耳，他们害怕“百家争鸣”会造成一个思想混乱的局面，于是挖空心思在考虑防止混乱的办法。其实这番苦心也是多余的。正因为在我们学术界中，“守口如瓶”、“惜墨如金”的人到处皆是，“人云亦云”有了广大市场，“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提出来的必要。现在是不是有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呢？倘使鸣声真正多得像汽车喇叭那样叫人厌烦了，我们自然会静下来听“恰到好处”的指示，等“恰到好处”的结论；倘使只有寥寥几声低鸣，就还得鼓励大家“争鸣”。既然鼓励别人讲话，最好还是少来些限制，暂时不必发什么“恰到好处”的通行证之类。发通行证的办法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起一种抵消作用的。

    所以最好还是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害怕“百家争鸣”。让大家“鸣起来再说”。不会乱的。因为“争鸣”当然有目的。既然有了方针，怎么会没有目的呢？而且绝不会造成思想混乱的局面，因为我们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学术界的思想水平并不太低，而且我们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也并不太低。

    论“有啥吃啥”[197]

    文木同志的《有啥排啥》说出了一部分人心里的话。倘使他的文章能够促成买菜排队紧张情况的改善，那么受益的不知道有多少主妇、多少保姆，甚至多少孩子了。中秋节的早晨在某一个菜场就有两位排队的妇女当场晕倒，让救护车来载了去。有些人家不忍心天天叫保姆或主妇在清晨两三点钟开门出去，在寒风里站几个钟头买几两肉，便趁着星期六或星期天一家团聚的时候上馆子吃一顿经济小餐，结果被人扣上了奢侈浪费的大帽子。有些人只看见酒楼菜馆的拥挤，却不去听听主妇和保姆们的牢骚，以为只要大声一呼，馆子的营业马上清淡，菜场上从此再看不见排队的人。其实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人民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既然号召了“有啥吃啥”，那么人们把“有”的一“吃”而光，也不过是响应号召而已。可见“有啥吃啥”的说法是有毛病的。

    我并不同意某些人的“有啥吃啥”的要求，目前的确存在着困难，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因为我们正在用全力从事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道理是人人都懂的。所以今年天气最热的时候，许多吃不到棒冰的人，即使事前听够了种种花色棒冰的宣传消息，也不曾发出一声怨言，大家一致同意，没有就不吃。但是后来天气一凉，棒冰出现了好多，人也不要吃了。这就是说，人们并不愿意“有啥吃啥”。“有”了，他们也可以不吃。然而他们的需要也应当受到尊重。倘使一味地推行“有啥吃啥”，结果一定会弄到强迫不能闻牛羊味的人大吃牛羊肉了。我们国家里现在的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图自己方便，宁愿叫多数人不方便。对于他们，“有啥×啥”的说法就是一个“锦囊妙计”。过去有一个时期，有些省里连老头子也穿起花花绿绿的汗衫来了，因为有人在鼓励“有啥穿啥”。花布订多了卖不出去，连小学校的男老师也得买几尺花布。今年全国人代会小组会上就有农民代表反映，农民手里刚刚有了钱的时候，推销工业品的任务又来了。这些农民不是吃了“有啥买啥”的亏么？但是对于推销存货或“完成任务”的人，“有啥买啥”倒是无上法宝了。

    所以最好少发“有啥吃啥”的号召，还是让人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吧。他们当然只能在“有”的东西里面去挑选，这是用不着担心的。

    秋夜杂感[198]

    一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好几个月了，可是到现在还很少听见真正的“呜”声。发牢骚、提意见的人倒不少。有些挨了棍子没有给打死的人出来叫冤，有些对现在的某些工作有不同看法的人出来提意见，这都是人情之常。倘使把这些叫做“鸣”，那未免大题小做了。吃够了过早下结论的苦头的人容易了解“争鸣”的重要，可是习惯了“人云亦云”的人反倒觉得“争鸣”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要“鸣”必须先有“独立思考”，就说自己不“鸣”吧，要是“百家争鸣”起来，自己到哪里去找“结论”呢？现在的问题绝不是“鸣”声多，而是“鸣”声少，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人并非电铃，只要给手一按就会发出“呜”声。就拿我来说吧，即使有了这样好的方针，也得让我对一些问题好好思考一下，我才可以“鸣”出我个人的意见，万一我对某一个问题实在没有研究，说不上有见解，就是有人拿着鞭子在后面打，我也“鸣”不了。就说一按便“鸣”的电铃吧，要是断了电，哪怕人用小锤敲它，也敲不出“鸣”声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问题来，实在太早了。究竟怎样才算“争得好，鸣得好”呢，就是最近《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苏坤同志的《不需要“争得好，鸣得好”些吗？》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来。其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早就有一句老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换句话说，就是：“鸣起来就一定要鸣得好！”然而有这个抱负的人总是不鸣的居多。因为我们是世界闻名的谦虚的民族，真正认为自己有了“一呜惊人”的把握的人毕竟不多。所以要是未“鸣”之前先听惯了“争得好，呜得好”的话，不管是苏坤同志所说的“祝福”也好，“希望”也好，“要求”也好，“鼓励”也好，那么没有“好”的把握的人只好“噤若寒蝉”了。只有寥寥几下正确的“鸣”声来点缀“百家争鸣”的局面，拿世界强国之一的新中国来说，未免显得寒伧吧。

    也还有一些喜欢打懒主意的人，他们听见别人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要求，就有这样一种想法：请那些主张“争得好，鸣得好”的同志先来“鸣”一下，作为示范，以便大家照办。不过这样一来，说不定恐怕又会成了“人鸣亦鸣”了。

    二

    我在八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过一篇《观众的声音》。标题不用“鸣声”，唯一的原因便是：“鸣得好”的“要求”使我胆怯。我想，对于一般“观众的声音”，可能没有较高的要求吧；

    然而挹松同志马上在《文艺报》上升起了“持平之论”的大旗。我看旗子扯得太早了吧。几年来一直给压在“保守思想”这顶大帽子下面的“观众”今天刚抬起头来发出点声音，就只见“持平之论”的大旗在前面迎风招展。他只好埋下头去不响了。照例总要等到诉苦诉得太多了时才出现“持平之论”的。

    但是这所谓“持平之论”究竟是不是“持平之论”呢？

    挹松同志首先断定我的文章“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最近几年的戏曲改革搞坏了一切事；似乎……；似乎解放后强调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是毫无必要的”。其实我的文章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绝不需要挹松同志替我加上几个“似乎”。在那篇短文里面，我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只指出了戏曲改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我并不想把文章写得“全面”，如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然后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等等。这一类文章，写的人已经够多了，用不着我来写。倘使因为我在一篇短文里没有肯定戏改工作的成绩，就替我的文章加上几个“似乎”，那么，这几个“似乎”也只能说是挹松同志自己的意见，没有必要把责任加在我的肩上。关于戏曲改革工作本身，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值得大家研究讨论的。例如由专家把古典名剧修改成一个定本交给各剧团照样演出好呢，还是加强戏曲导演制度，让不同的导演和演员用各人的艺术的创造在演出上加工好呢，等等，倘使将来我考虑成熟了，我自然会发表意见。上次那篇短文没有讲到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意见。

    为外国观众改革戏曲的问题是我那篇文章的一个要点。

    挹松同志说，我“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作为‘专家’破坏遗产的罪证”，他还在“专家”下面加一个注：“新文艺干部”。事实上，一，我根本不知道从事戏改工作的是新文艺干部，而且作为观众，花钱看戏，或者参加招待晚会，欣赏节目，就戏论戏，用不着知道其它；二，我只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做例子，对我们的“专家”为西洋的观众改革戏曲，和他们认为西洋的观众不喜欢情节的看法提出疑问。我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回答。现在挹松同志首先证实《三岔口》“这出戏在出国表演的时候越压越短，情节越来越简单”。他还说“这是大家都不赞成的”。可见我的疑问并非提得“毫无必要”，而且正相反，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大家都不赞成的程度”了，然而挹松同志却又说：“这是京剧名演员张云溪、张春华同志的创造，这出戏已经经过几年来舞台的考验了。”这就叫人弄不明白了：究竟“大家不赞成的”是谁的“创造”？“名演员”的“创造”呢？还是“新文艺干部”（挹松同志的用语）的“创造”？关于《雁荡山》，据挹松同志说，这是一个“尝试”，他又说：“人们可以批评这出戏单注意形式而忽略了内容。”他接着还加一个注：“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见即使根据“持平之论”，这两出百演不厌的出国戏本身也有不小的缺点了。

    那么我更有权利提出我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大家都不赞成的”和“忽略了内容”的“尝试”拿去招待我们的国外友人呢？（既然我们的国外友人把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我们。）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国外友人，我们都应当把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介绍给国外友人，否则所谓“文化交流”就会失其意义，哪里还谈得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影响”呢？

    只要这个问题得到重视，得到合理的解决，我愿意向挹松同志和他所说的“新文艺干部”道歉认错，因为我们是在为着国家的利益争论，而不是在做文字的游戏。

    9月10日。

    描写人[199]

    我见过初生的婴儿，他睁着一只眼睛呱呱地乱叫；我见过从地里冒出来的幼芽，浅绿色的豆芽似的小小两瓣。幼稚，难看，完全不可爱。但是婴儿叮能长成我们在小说中常见到的一对大眼睛、两根小辫子的圆脸姑娘，也可能长成像娄阿鼠那样的杀人凶手；幼芽可能长成美丽的花树，也可能在中途枯萎，枝叶凋零。大圣大贤也都是从在地上乱爬的小孩长大的，连他们也不可能生下来就高谈阔论，发表意见，而且就是在他们成了圣贤之后，他们也不可能一开口就是圣人之语，圣人之言。人是活的东西，他不断地生长，发展，变化。要了解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描写人，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工作简单化，有人把人分作三类，一是正面人物；二是反面人物；三是动摇人物。正面人物永远正确，好像从出世起就没有犯过错误；反面人物仿佛一生下来就面带凶相，或者獐头鼠目；动摇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动摇。这样分类之后，写起文章来的确容易多了。可是人并不因此而简单化。生活也并不因此而简单化。读者也并不因此而简单化。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点点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单靠访问所不能了解的。要了解一个人单听他的高谈阔论是不够的。每个人都会讲一套话，尤其是那些讲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的人，你更难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你记录了一个本子的谈话，你也不见得会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要写入，得接近人，关心人，了解人，而且爱人。这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这需要长的时间和多的劳动，但是也会给你带来较大的成功，即使没有大的成功至少也会使你明白许多事情，例如可爱的姑娘不一定都有一对大眼睛和一张圆圆脸、梳两根小辫子；正面人物并不成天摆起正确面孔教训人；反面人物并不从出场起就随时随地告诉人：“我要做坏事。”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200]

    几个月前我给冰心大姐写信发牢骚，抱怨自己的处境。我们通信话都很短，因为彼此熟悉，了解，许多话不需要写出来，发牢骚也不用长篇大论。我讲两三句，她就明白了，或者给我一点安慰，或者批评两句，其实批评的时候极少，我的牢骚常常引起她的共鸣，或者给她带来烦恼。

    我从小爱发牢骚，但决非无病呻吟，而且我不善于言辞，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嘴讲不出来的，我只好靠笔帮忙，因此走上了写作的路。我不是经过刻苦钻研、勤奋读写，取得若干成就的。我不过借用文字作武器，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不管拿着笔，或者放下笔，我都是在生活。写作几十年我从未想到什么成功，什么成就。摊开稿纸，我只有一个念头：奋笔前进。

    我就奋笔前进吧。直到某一天出现了人畜互相转化的“魔法时代”，我给捆住胳膊绑住脚，整整十一年没有能写一篇文章。我真的相信自己给“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忽然发现那些符咒都失了效力，我的手仍然能写字。在“牛棚”关了十年之后，我还是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要继续前进，可是我已年逾古稀，奋笔无力了。

    年轻时候我不高兴听见“老”字，我常常对朋友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岂但四十！不知不觉中我已过了六十，开始感到疲倦，正考虑搁笔的时候却被当作“牛鬼”揪到干校，不准言老，也不敢言老了。在干校我和另一个审查对象抬一箩筐菜皮送到猪场，半路上跌进了垄沟，自己从水里爬上来，没有人关心地问一句，我只听见几声大笑。

    只有十年梦醒我才懂得保护自己；让人称公称老，我才记起自己的年纪；疾病缠身，我才想到搁笔休息。活到八十七岁，我的确感到精疲力竭。但是今天和从前一样，我还得老老实实地活下去。我的原则仍然是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其实这不过老调重弹。我并非自吹自擂独家贩卖真货，或者我在传播真理，我唯一的宗旨是不欺骗读者，自己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停地探索，不断地追求，倘使发现错误，就承认错误，决不坚持错误。读者是我真正的“评委”，我并不要他们跟着我走。有话要讲，我才拿笔。我的手不听指挥，我又把笔放下。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渴望安静，也只是为了勤奋而有效地使用这支笔。我回顾过去，写作一生，我并未尽责，也未还清欠债，半夜梦醒，在床上想来想去，深感愧对读者，万分激动，我哪里来的安静？当然到了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假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

    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标榜“心口一致”，追求“言行一致”，为了讲真话，他以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样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1991年9月8日

    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199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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