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少。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活，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202]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1978年12月1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203]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1月2日。

    “结婚”[204]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像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作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1月7日。

    怀念萧珊[205]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但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206]，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1月16日写完。

    文学的作用[207]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份。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1月27日。

    把心交给读者[208]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会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209]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一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2月3日。

    一颗桃核的喜剧[210]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长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作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可痛。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我在四十八年前写了小说《家》。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

    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2月12日。

    小人·大人·长官[211]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作“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作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作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作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说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〇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3月28日。

    再访巴黎[212]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5月22日。

    绝不会忘记[213]

    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谓国耻早已雪尽。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帮”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

    “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8月6日。

    纪念雪峰[214]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姊弟三人，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七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代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八月八日。

    大镜子[215]

    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这样我才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订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订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12月23日。

    小狗包弟[216]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千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提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探索[217]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读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218]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

    “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位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三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当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运，今天我还能探索，还能思考，还能活下去，也还能不混日子。不过也只是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东西，连《创新独白》也没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发扬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中讲了几句自己的话，不久运动一来，连自己也感觉到犯了大罪，“文革”时期我在“牛棚”里给揪出来示众、自报罪行的时候，我从未忘记“报”这件“发扬民主”的“反党罪行”。这就是刘郎同志在《除夕·续旧句》诗注中所说的“折磨自己”。[219]这种折磨当然是十分痛苦的，现在我还忘记不了（不是不想忘记）。

    我讲这些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就是让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创新，不肯创新。有人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唯唯诺诺地混日子保险，我们不是经常告诉自己的小孩：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

    所以我还是要探索下去。

    2月9日。

    探索之四[220]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作“邪恶的鬼魂”渡过去。[221]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2月29日。

    春蚕[222]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作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瑶的遗著，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像《圣寿六旬赋》、《徐母李太宜人寿序》这样的文章，都是他替别人写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级的意志写的作品，我当时读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吃饭而活着、为了吃饭而写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我当时一天几次走过他的铜像前，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最近我以中国作家的身份访问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谈起来，我讲的仍然是这几句话。日本朋友要我谈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我的经验很简单，很平常，一句话：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作“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

    4月28日。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223]

    我听到一些关于某一本书、或者某一首诗、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见，也听到什么人传达的某一位权威人士的谈话，还听到某些人私下的叽叽喳喳，一会儿说这本书读后叫人精神不振，一会儿批评那篇小说替反面人物开脱，或者说这部作品格调不高，或者说那篇小说调子低沉。还有人制造舆论，说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经常感到威胁。

    我动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后见到两位有理想、有才华的比较年轻的作家，我劝她们不要紧张，我说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受到的责骂实在不少，可是我并没有给谁骂死。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人的爱好也有各种各样。但好的作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读者，每一个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个人不能代替大多数的读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读者，除非你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全相信你，听你指挥。即使做到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样的轨道上进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实在困难，结果不是给扔在垃圾箱里，就是完全走了样。“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输到我儿子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是批判会上别人批斗的成果，我给说服了，我开始宣传它们，可是，被我儿子一顶，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旁边批评儿子，说“对父亲应当有礼貌”。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根据我的经验，灌输、强加、宣传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别是有这类好心的人常常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我”做了工作、讲了话，你总该被说服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不管你的情况怎样，总之，“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而结果呢，很少人照办，或者很少人认真照办，或者不少的人“阳奉阴违”。而这个“我”也就真的“说了算”了。

    我过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动别人，用我的思想去说服别人。我也做过灌输、宣传的事情，至少我有这种想法，不过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说的不同，因为我无权无势，讲话不受重视，想制造舆论又缺少宣传工具。我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书前写序、写小引、写前记，书后写后记、写附记、写跋。我从不放过在作品以外说话的机会，我反复说明，一再提醒读者我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开始怀疑这样“灌输”是不是徒劳。我才想起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正相反，我对它有反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劳？我后来发觉不仅是我，许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后记（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红楼梦》，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帮助读者正确地对待这部名著；过了若干年书重版了，换上一篇序，是另一个人写的，把前一个人痛骂一顿；又过若干年书重印，序又换了，骂人的人也错了，不错的还是出版社，他们不论指东或者指西，永远帮助读者“正确对待”中外名著。类似的事情不会少，我再举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过一本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雄事迹的通讯报道，“文革”期间出版社给砸烂了，这本书被认为是宣传和平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出版社恢复，检查过去出版的图书，我那本书也列在销毁的名单内。究竟它是不是宣传和平主义，我至今还不明白。其实不仅是那本书，我在朝鲜战地写的那些通讯报道、散文特写，我回国后写的反映战士生活的短篇小说都受到了批评，说它们渲染战争恐怖、有意让英雄死亡，说它们是鼓吹和平主义的“反动的战争文学”。主持批判的是穿军装的人，发言的也是穿军装的人，他们是支左的“军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权威。批判的重点是小说《团圆》和根据它改编摄制的影片《英雄儿女》，人们甚至拿它同《一个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儿女》的回忆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后两个多月，我爱人萧珊又在电影院里看了这影片。当时我每天到作协分会的“牛棚”学习、劳动，早去晚归；萧珊在刊物编辑部作过几年的义务编辑，也给揪回去参加运动，但最初只是半靠边，一个星期劳动两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买票看电影。晚上我回家她兴奋地告诉我，影片上还保留着我的名字，看来我的问题不太严重，她要我认真作检查。可是仅仅两三天以后作协分会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拿着大字报敲锣打鼓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报张贴在大门口，给影片和我个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当场停演，萧珊脸上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以后支左的“军代表”来到作协分会，批判了一阵“反动的战争文学”。批判刚结束，《英雄儿女》又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了。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小说无关，小说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还有人写汇报说我“翘尾巴”，而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代表”却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像这样的经验是不会少的，我以后还有机会谈论它们，不想在这里多说了。这笔糊涂账似乎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可是常常想到过去，常常回头看过去的脚印，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明天又有人站出来“高举红旗”批判“和平主义”，谴责我给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我忍不住多次问我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账没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讲明白，你也引经据典，我也有根有据，谁的权大势大，谁就发号施令。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对，我想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横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相信神，我根据我那些天的见闻拿他作主人公写了短篇小说《神》。现在重读这小说，拿前一段时期的我跟小说中的主人公长谷川君比较，我奇怪我怎么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么在一九三四年就写了讽刺若干年后的自己的小说！是我自己吗？我竟然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它使我浑身冒汗，但是我感谢自己意外地留下这一幅自画像，让儿孙们会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丑态。

    最近听说有人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称赞。其实我也有过“思想简单”的时候，倘使思想复杂，人就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据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应付复杂的局面，思想复杂些总比思想简单些好。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的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现在不是信神的时代，不可能由一两个人代表千万读者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结论，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录音机吧。要是大家都成了录音机，我们就用不着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脑子也成了多余的了。但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是由复杂到简单。

    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6月15日。

    写真话[224]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25]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226]，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作“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绝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10月4日。

    “没什么可怕的了”[227]

    这几天，我经常听见人谈起赵丹，当然也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他在文章最后写的那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赵丹同志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话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搅动我的心。我反复地想了几天。我觉得现在我更了解他了。

    “文革”期间，我在“牛棚”里听人谈起赵丹，据说他在什么会上讲过，他想要求毛主席发给他一面“免斗牌”。这是人们揭发出来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里不说，心里却在想：说得好。不休止的批斗，就像我们大城市里的噪音，带给人们多大的精神折磨，给文艺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害。当时对我的“游斗”刚刚开始，我多么希望得到安静，害怕可能出现的精神上的崩溃。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人们正在想出种种方法残害同类。为了逃避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过死的秘密。我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很多，可以说我没有勇气，也可以说我很有勇气。那个时候活着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红宝书”、一手拿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和背诵“最高指示”动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出现。那么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说：“没什么可怕的了。”

    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真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脚步缓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说，我要和死神赛跑。

    然而我和他一样，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满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文艺事业的信心。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

    他们绝不会容忍一个说假话的骗子。

    那么让我坦率地承认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作家[228]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作家。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她那个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我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脑子里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的一代作家，她（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绝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绝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绝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赵丹的“遗言”。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和意见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绝不比官低一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他们。

    10月17日。

    长崎的梦[229]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涂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唯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却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磨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说过我来日本是为了偿还友情的债。长崎是这次旅行最后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们访问六个城市，相聚的日子越来越短，晚上静下来我会痛苦地想到就要到来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债了。

    在这一点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广岛、在长崎我到底想些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何况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十二张嘴会不会讲出不同的话，他更没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梦里，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夜做的梦里，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水！水！”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不曾讲完我的梦呢！

    在梦里我终于憋得透不过气了，当着朋友的面我叫喊起来：“让我说！我要告诉一切的人，绝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绝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说完了我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梦醒了。

    10月20-21日。

    三谈骗子[230]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两个骗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样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可以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罗网的，而且他们推波助澜，推动骗子朝前走，使“他们”欲罢不能。骗子能够一再出现，而且到处吃得开，正因为我们社会里还有不少像飞蛾那样的人，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小说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

    我几次谈论骗子，并非对那种人特别感到兴趣。我没有忘记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国英雄和好人占绝大多数，应当多谈他们。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谈骗子就是给新社会抹黑。当然最好是生活里没有骗子，大家都说真话，彼此以诚心相待。不幸事与愿违，骗子竟然出现了。有人想把他一笔勾销，有人想一手遮盖，有人想视若无睹，反而怪别人无事自扰，少见多怪。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妥当。你轻视骗子，你以为骗子起不了作用。他却在暗中放毒，扩大影响。吃亏的还是别人，一些没有经验的人。

    揭露骗子的话剧没有公开演出就过去了。倘使骗子能像戏那样永远过去，那有多好。可是骗子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电视剧和电视小品又出来了。我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放映几次，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我看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没有人肯钻进圈套，那么连骗子也会失业了。

    其实，骗子的问题并不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不一定全是坏人。在说谎受表扬、讲真话受批评的时期中，谁没有讲过假话？提起冒充的问题，它更是复杂。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不是也冒充过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鲁彦、靳以同去杭州，帮助一位不认识的女读者脱离危难，我就冒充过她的舅父。这三十年来常常有人写信给我或者到作家协会、出版社、刊物编辑部找我，说是我的亲戚，不过是为了见我一面，同我谈谈。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听见外面传说我二次结婚大摆酒席，传得太厉害了，他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他也参加过宴会，还说明自己坐在第几桌。后来谣言过去，别人问他，他只好老实承认：“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这种大喜事，我怎能不参加？……”他讲假话骗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还有一些人，平日喜欢吹嘘交游广，朋友多，说认识某某人，同谁来往密切，他们说谎，并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或者特殊的兴趣。只要听话的人脑子清楚，不去理他们，或者当笑话听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对这种人，难道你也能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判刑吗？

    我不过是一个作家，却也有人冒充我的这个、那个。幸而我无权无势，讲话不起作用，有时“长官”高兴，还在报告中点一下名，免得我翘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么的人，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好处，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戚，只要漏出风声，就会有数不清的飞蛾扑上来，于是种种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不过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权是丑恶的东西，是应当彻底消除的东西。

    我记得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这样。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师并不是高明的大夫。至于我呢，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要是人人识货，假货就不会在市面上出现了。

    1981年1月29日病中。

    我和读者[231]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作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渎、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读者，我能够写什么样的答语呢？在写字也感到吃力的时候，我常常把需要答复的来信放在一边，过了几天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它们，只好望着满屋子的书刊和信件发愁。有些信件需要转到别处，可是我转来转去毫无结果，有时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边。还有人错把作为装饰的头衔当成发光的钥匙，要求我为他们打开一些方便之门。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欠了读者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另一方面我脑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一个多病的老人移动艰难的脚步走向遗忘。让读者忘记我，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愿意被人忘记，为什么还不肯放下自己的笔？

    我说过我这一生充满了矛盾。远离了读者，我感到源泉枯竭。头衔再多，也无法使油干的灯点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唯一的联系。今天我同读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

    2月23日。

    现代文学资料馆[232]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我还记得有一个上午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外面的红卫兵跑进来找“牛鬼”用皮带抽打，我到处躲藏，给捉住了还要自报罪行，承认“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传达室的老朱在扫院子，红卫兵拉住他问他是什么人，他骄傲地答道：“我是劳动人民。”我多么羡慕他！也有过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我彻底否定了自己。我丧失了是非观念。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是唯唯诺诺，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低着头，躲着人，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字，讲起我写过的小说。在那种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会想、也不敢想文学和文学资料，更不用说创办文学馆和保存我们的文学资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可怜、可鄙的。这才是真的着魔啊！

    但是“四人帮”贴在我的脑门子上的符咒终于给撕掉了，我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又比较清楚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也懂得一点，不能说自己读过的书都是毒药或者胡说。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沉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我当时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学，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这样想过。现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绝非虚假。万幸我在入迷的时候并没有把手边的文学资料全部毁弃，虽然我做过的蠢事已经够多了。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人偷偷地问过我：“难道我们的祖先就没有留下一点值得重视的遗产？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难道你几十年中那许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来，一方面我仍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已经给“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敢“乱说乱动”，唯恐连累亲戚朋友。活命哲学是我当时唯一的法宝。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国三次。我出去并非镀金，也不想捞取什么，我只是让一些外国朋友看看我并不曾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还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国外我才发现人们关心中国，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认识我们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好些国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有关资料；或者成立研究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我们的“文革”期间被视为粪土的东西，在国外却有人当作珍贵文物收藏。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经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境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4月4日杭州。

    说真话之四[233]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这样。我只能讲我自己。在我知道话有真假之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私塾老师、对父母不说真话。对父母我讲假话不多，因为他们不大管我，更难得打我。我父亲从未打过我，所以我常说他们对我是“无为而治”。他们对我亲切、关心而且信任。我至今还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不久，我和几个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师提前两天放年假，老师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告诉母亲，母亲就说：“老四不会在里头。”我刚刚走进房间，听见这句话连忙转身溜走了。母亲去世时我不满十岁，这是十岁以前的事。几十年来我经常想起它，这是对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强得多：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

    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你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编造假话容易讨老师喜欢，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剧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关于这个我也有个人的见闻。我六七岁时我父亲在广元县做县官，他在二堂审案，我有空就跑去“旁听”。我不站在显著的地方，他也不来干涉。他和戏里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宽窄两种，称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亲还用过一种刑罚，叫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盘铁链，两手给拉直伸进两个平时放抬杆的洞里。这刑罚比打小板子厉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杀猪似地叫起来。我不曾见父亲审过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样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4月2日。

    未来（说真话之五）[234]

    客人来访，闲谈中我说明自己的主张：“鼓舞人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说：“那么我们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谈谈美满的未来？！”

    于是我们畅谈美满的未来，谈了一个晚上。客人告辞，我回到寝室，一进门便看见壁炉架上萧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柜上面。它们告诉我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萧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说实话，我想到她的时候并不多，但要我忘记我在《怀念萧珊》中讲过的那些事，恐怕也难办到。有人以为做一两次报告，作一点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记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记得南宋诗人陆游的几首诗，《钗头凤》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诗人在四十年以后“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还要“断肠”。那么我偶尔怀念亡妻写短文说断肠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布失望的情绪，我的文章不是“伤痕文学”。也没有人说陆游的诗是“伤痕文学”。陆游不但有伤痕，而且他的伤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诗就是用这血写成的。七百多年以后，我在法国一位学哲学的中国同学那里读了这些诗[235]，过了五十几年还没有忘记，不用翻书就可以默写出来。我默念这些诗，诗人的痛苦和悲伤打动我的心，我难过，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从未感到绝望或者失望。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要谈未来，当然可以。谈美满的未来，也可以。把未来设想得十分美满，谁也干涉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来，而且都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各种的努力。未来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东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状。当然这也不那么容易。不过努力总会产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产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壮语。

    客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

    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画图。初听初看时我感到精神振奋，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无动于衷了。我看，别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希罕不兑现的支票。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〇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最近遇见几位朋友，谈起来他们都显得惊惶不安，承认“心有余悸”。不能怪他们，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我在《随想录》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正因为我有恐惧。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单靠念念咒语，签发支票，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难道对于我们的未来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阴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见到第二次的兽性大发作，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恐惧埋葬在心底？为什么不敢把心里话老实地讲出来？

    埋葬！忘记！有一个短时期我的确想忘记十年的悲剧，但是偏偏忘记不了，即使求神念咒，也不管用。于是我又念起陆游的诗。像陆游那样朝夕盼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爱国大诗人，对于奉母命离婚的“凡人小事”一辈子也不曾忘记，那么对于长达十年使几亿人受害的大灾难，谁又能够轻易忘记呢？

    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纵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还有未来，而且我还有雄心壮志塑造自己的未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

    4月14日。

    西湖[236]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西湖，还是在四月。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不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的是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耸，幽静的花园外苏堤斜卧在缎子一样的湖面上。还看见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经常在窗前静坐，也常在阳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来休息的。我的身体好比一只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紧，为了不让弦断，就得让它松一下。我已经没有精力“游山玩水”了，我只好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劳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几次靠着栏杆朝苏堤望去，好像又在堤上从容闲步。六十年代头几年我来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堤。苏堤曾经给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小说。有时早饭后我和女儿、女婿到苏堤上消磨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站在栏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来回移动。忽然起了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〇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237]。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的变化的。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但记下点滴的回忆还是可以的。说出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对西湖的坟墓特别有兴趣。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墓，只是对那几位我所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者的遗迹有感情，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我经常到这些坟前寻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秋瑾的“风雨亭”。她是我们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们忘记了她，她也会通过鲁迅小说中的形象流传万代。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小说中还提到“秋瑾墓”，后来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雨亭也不见了，换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后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对着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着奇迹。现在奇迹出现了，孤山脚下立起了“巾国英雄”的塑像，她的遗骨就埋在像旁，她终于在这里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无穷的毅力，她拄着宝剑沉静地望着湖水，她的确给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个时期我寻找过于谦的墓，却找到一个放酱缸的地方。当时正在岳王庙内长期举办“花鸟虫鱼”的展览，大殿上陈列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绿毛龟。我和一位来西湖养病的朋友谈起，我们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张煌言的诗句。苍水先生抗清失败、被捕后给押送杭州，在杭州就义。他写了两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

    国亡家破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两句，将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今天我第若干次来到西湖，“于氏墓”的情况我不清楚，“岳家祠”给人捣毁之后又重新修建起来，不仅坟前石像还是旧日模样，连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长跪在铁栏杆内。大殿内、岳坟前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到了闹市。

    看来，岳王坟是要同西子湖长存下去的了。

    4月28日。

    三访巴黎[238]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贝热隆先生。贝热隆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两年前我们到法国访问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们安排整个日程，陪着我们从巴黎到尼斯、去马赛、访里昂。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凤凰书店同读者见面，为他们在我的作品上面签名，书是新近在巴黎发行的，也有一些来自北京，还有一些从香港运来。我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似亲近，又像陌生。年轻人都讲着我熟习的语言，虽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贴近了，我轻快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希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习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骚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访马纪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协的另一位负责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访问巴黎曾受到她的亲切接待。她经常开着小车到旅馆来接我出去进行参观活动。这一次我没有看见她，问起来才知道她伤了脚在家休养，又听说她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的书，她曾在我国北方农村作过几次调查。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洁的公寓里，他们夫妇在家中等待我们。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她的情绪很高，宾主坐下互相问好之后我们又开始坦率交谈。我很想知道法国知识界的情况，主人谈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诚，坦率，喜欢独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见到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今天，服装略有改变，谈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变化不大。我会见新朋友或者旧相识，谈起来，即使有分歧，他们甚或发表尖锐的意见，可是我看得出他们是怀着友情来接近我们的。有些人对政治兴趣不大，却希望多了解新中国，愿意同我们交朋友。法国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见从世界各地来的流亡者。拜访马夫人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家中国饭馆吃中饭。店主是从柬埔寨出来的华侨难民，他告诉我们法国人对外国侨民并不歧视。我三次访法，尽管中国的地位增高，尽管我的年纪增长，尽管我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习的地方。法国人还是那样友好，那样热情，那样真诚，那样坦率。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坦率，我回国以后读到一位巴黎朋友发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给我的，谈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复记者说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却认为我一定知道，因此将我挖苦几句。他的坦率并不使我生气。朋友间只有讲真话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有些人过分重视礼貌，在朋友面前有话不讲，只高兴听别人的好话，看别人的笑脸，这样交不上好朋友。别人不了解我并不等于反对我，事情终于会解释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说服我，我绝不会认错。我并没有健忘症，我没有什么把柄让人抓住，因此读到挖苦的文章我并不红脸。

    我这次到巴黎是来参加国际笔会的里昂大会。大会在里昂开幕，在巴黎闭幕，一共举行了五天。这是第四十五届的国际大会了，但在我看来它只是个开端。对国际笔会我个人有特殊的看法：它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它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理想，这是目标，我以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反正这是长远的事情，今后还有不少讨论它的机会。

    这次在法国，我们并未接受任何团体或者个人的邀请，开会以外的时间都可以由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出外访友也好，在住处会见客人也好，参观艺术宝藏也好，游览名胜古迹也好，到大树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读者从不朽的文学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热爱它的一切。法国人珍惜他们的过去，热爱他们的历史。以巴黎为例，他们把现在同过去结合得非常好。他们保存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即使先贤祠前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我还可以到卢骚像前表示敬意。在协和广场上方尖碑前我还仿佛看见了两百年前断头机上带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两小时内我回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百年间的道路。我对进步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想法。这次在巴黎小住比较清闲，有时间观察，也有时间思考，还有时间同朋友们闲谈。我的确认真地想过了一番。在国内我常常听人说，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西方国家里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三次访法，我都没有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因此我并不特别感觉到“物质丰富”。同文化界人士往来较多，了解较深，用我的心跟他们的心相比，我也不觉得他们比我“精神空虚”，有一位华裔女汉学家一天忙到晚，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她需要学习，需要工作，闲着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样生活，我倒感到太紧张，受不了。从国外回来我常常想到我们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在我们这里“个人奋斗”经常受到批判，吃大锅饭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习惯了“混”的生活，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地拼命干下去了。然而我能说那样拼命干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虚”吗？

    我在上海家中晚间常看电视节目消遣。在国外偶尔也看电视。初看西方节目，觉得节奏太快，不习惯。看多了，习惯了，回到国内又嫌我们的节目节奏太慢。我知道过一个时候我又会习惯于慢的节奏。但是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返回巴黎。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纷纷赶回城来，轿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根长线。我们的车子挤在中间随大流飞奔。速度太快，我有点紧张，我想要是我们的车子忽然出毛病开不动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带笑地谈起来。他说：“有一回我开车回城里，车子比现在更多。我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欲罢不能。我像一个机器人在滚滚车流中向前飞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动我，我停不下来。我要是停下，那么几十辆，几百辆车子都撞上来，怎么得了！我只好振作起来开车回家，好像害了一场病一样，第二天睡了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别人不让你停啊！”

    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话，我不在这里引用了。关于他的事我本来可以多讲几句，不过我看也用不着了。“物质丰富”，那是上层社会的事，与他无缘。“精神空虚”呢，“精神空虚”的人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往前飞奔的！……

    最后我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先生的盛情邀请，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别了巴黎，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的假期。

    5月31日。

    愿化泥土[239]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习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我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1983年6月29日。

    汉字改革[240]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一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为复杂，变为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掏一把出来”[241]

    《随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写成的。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龙（翻译家）来信中的话。发表私人通信，没有事先征求本人同意，我应当向写信人道歉。在某一个长时期，私人信件常常成为个人的罪证。我有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朋友，他喜欢写长信发议论。反右期间一个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给上级，他终于成了“右派”。后来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过了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做教授的朋友给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叠信，“造反派”学生根据信件又抄了他的家，并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还有人不愿写信，不愿保留信件。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

    我知道他死讯的那天晚上通宵没睡，眼前总像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他那充满焦虑的目光，他那很旧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绢包着的钱，我甚至觉得我再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他一定没有忘记那十年中间种种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记不了许多事情，许多嘴脸，许多人的变化。像健吾那样的形象，我却很少看见。读了汝龙的信，我很激动。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像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

    我变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状态，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所谓“改造”。我参加“运动”还不算太多，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一个“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结果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想起健吾，想起汝龙信中描绘的形象，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着，一下！一下！

    汝龙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因为看见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绝望。这绝望只能是暂时的，不然他怎么能长期伏案勤勤恳恳地翻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我却认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更有责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为可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更多了。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7月23日。

    我的“仓库”[242]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恶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11月20日。

    我的名字[243]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我的学名或本名已经被笔名“打倒”和“取代”了，这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料到的。几十年来有人问我“贵姓”，我总是回答“姓李”，而人们却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国沙多一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写完小说《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就是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关于它我已经作过多次的解释，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我看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其实多说也没有用处，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今天还有些外国人喜欢拿我这个笔名做文章。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244]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一吉里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用这个笔名了。

    小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号上发表，连载了四期。但“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却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九号上面。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一吉里过了暑假后，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给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法译文刊在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面）。为了纪念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他要我翻译这篇文章给《东方杂志》发表。过几天我译好全文要给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到读者的鼓励，使我有机会陆续发表作品。我走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部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地用了下去。编辑先生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巴金”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我用笔名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还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后面过平凡人的日子。后来本名给笔名淘汰了，即使别人承认我姓李，我也不会得到安静。我想不必计较吧，反正人活着，用什么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说《萌芽》被查禁，我的笔名在上海犯了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因此认识“巴金”的人并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场所出现，也不会让人识出。

    解放后前十七年中我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无法再躲在本名后面过清闲日子，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本名。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户口簿上的户主。这些年我写得不多，但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通过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的作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实话，有个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于是所谓“文革”的风暴来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还不寒而栗。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的外宾，回到机关学习，就有一种由“堂上客”变“阶下囚”的感觉，而且看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头上还有一把摇摇欲坠的利剑，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我胆战心惊，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说今后绝不再用。我已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大字。也许我头脑单纯，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么重大；也许我在“打如意算盘”，还以为脱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没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枪靶，他们不肯把它一笔勾掉，反而到处为它宣传，散发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我的大标语；在马路旁竖立我的大批判专栏；在工厂和学校召开我的“游斗”会；在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上人们要“砸烂”巴金的“狗头”；我自己也跟着举手高呼口号：“打倒巴金！”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汇报”，重复说着同样的话。我灰了心，断了念。“让它去吧。”

    十年过去，我还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搁不了笔。看来我用不着为这个多花费脑筋了。今天我在医院里迎接了我的第八十个年头，来日无多，我应当加倍珍惜。多写一个字就多留下一个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让后人去议论吧。

    1983年11月29日。

    “再认识托尔斯泰”？[245]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作《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246]这说明一直到死，他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247]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248]，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继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249]，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甚至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他这样的生活作风，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沾染形成，变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质。”[250]这哪里是研究？这样的腔调，这样的论断，有一个时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给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奇怪，难道又在开托尔斯泰的批斗会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这很对。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连我的朋友也写这类的话。他们说得不错。我每天出去，路上总看见五个衣服破烂的叫花子，我呢，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马车夫。”

    在一九一〇年头几个月的日记里，经常记着托尔斯泰因为这个问题所感受到的敏锐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写道：“我没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过的是罪恶的生活，我四周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难过，十分不好意思。……”[251]

    够了。这些话就可以说明伟大作家最后几十年的内心斗争和家庭悲剧的实质了。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病榻上不愿意见他的妻子，一是决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跟什么“小白脸男妾”、什么“大男人主义”怎么能拉扯在一起？！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人难道自己不感到恶心？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作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3月30日。

    “寻找理想”[252]

    一 来信

    江苏某县某乡中心小学十位同学四月十八日写信给我：

    敬爱的巴金爷爷：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获得了“三好”或“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社会上常以收入多作为自己的骄傲。有位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的老师，当我们问她工资多少时，她脸红了。我们有位同学数学考了九十四分，她呜咽起来，原来爸爸答应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奖金。许多家长都用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我们取得好成绩。有些同学在谈到将来时，往往把单位好、工资高、奖金多作为自己最好的向往。一句话，为金钱工作、为金钱学习，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作为三好学生，我们可以攻克学习上的重重难关，但是在这里，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十只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不甘沉沦，我们决心探索、寻求，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一个“寻求理想”的活动。

    巴金爷爷，我们读过您写的很多书。现在您已上了年纪，可是我们还常常在报纸上、电视里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我们想您那里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打开我们心灵窗户的神秘钥匙，因此，我们想向您请教。当您伏案写作的时候，您想的是什么？您写了那么多的书，您追求的是什么？

    巴金爷爷，我们知道您很忙，您有很重要的工作，您还需要休息，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搅您，但是我们十分需要您的帮助。十只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请您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指点。

    祝您长寿。

    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

    写信人的名字给我删掉了。

    二 我的回答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信使我感到为难。我是一个有病的老人，最近虽然去北京开过会，可是回到上海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写字手指不听指挥，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们一个回答，我很难办到。我只能跟在你们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地落在后面，我还可以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这就说明我不但并无“神奇的力量”，而且连你们有的那种朝气我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神秘钥匙”了。

    不过我看你们也不必这样急，“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我“呼救”呢？你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你们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我不能不问，你们是不是感到了孤独，因此才把自己比作“迷途的羔羊”？可是照我看，你们并没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们四周的一些人。

    我常常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时会是十分古怪，叫人难以理解。人们喜欢说，形势大好，我也这样说过。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耳闻目睹，舍身救人、一心为公的英雄事迹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好人好事，每天都在远近发生。从好的方面看，当然一切都好；但要是专找不好的方面看，人就觉得好像被坏的东西包围了。尽管形势大好，总是困难很多；尽管遍地理想，偏偏有人唯利是图。你们说这是“新的现象”，我看风并不是一天两天刮起来的。面对着这种现象，有人毫不在乎，他们说这是支流，支流敌不过主流，正如邪不胜正。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说钞票变成了发光的“明珠”，大家追求一个目标：发财，人人争当“能赚会花”的英雄；又譬如说从喜欢空话、爱听假话，发展到贩卖假药、推销劣货，发展到以权谋私、见利忘义，……也不要紧，因为邪不胜正。还有人说：“你不要看风越刮越厉害，不久就会过去的。我们有定风珠嘛！”同他们交谈，我也感到放心，我也是相信邪不胜正的人，我始终乐观。

    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是在这里讲空话。束手等待是盼不到美好的明天的。我说邪不胜正，因为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是与非、光明与阴暗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当然属于正义、属于光明。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是也会败于非，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支流也会超过主流，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我们绝不是旁观者，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要是我们大家不献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那么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腾飞，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我常常想为什么宣传了几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势，却无法防止黄金瘟疫的传播？为什么用理想教育人们几十年，那么多的课本，那么多的学习资料，那么多的报刊，那么多的文章！到今天年轻的学生还徬徨无主、四处寻求呢？

    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问，理想究竟是什么？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食品，推销冒牌的假货，办无聊小报，印盗版书，做各种空头生意，为了带头致富，不惜损公肥私、祸国害人。这些人，他们也谈理想，也讲豪言壮语，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对他们，理想不过是招牌、是装饰，是工具。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子就变为“向钱看”，定风珠也会变成风信鸡。在所谓“不正之风”刮得最厉害、是非难分、真假难辨的时候，我也曾几次疑惑地问自己：理想究竟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已经被狂风巨浪吹打得无踪无影？我仿佛看见支流压倒了主流，它气势汹汹地滚滚向前。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理由灰心绝望，因为理想明明还在我前面闪光。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拜金主义的“洪流”不论如何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顶得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我在二十年代写作生活的初期就说过：“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在人类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把它们分给别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前面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我的工作时间剩下不多，我拿着笔已经不能挥动自如了。我常常谈老谈死，虽然只是一篇短短的“随想”，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我对人生无限的留恋。我不需要从生活里捞取什么，也不想用空话打扮自己，趁现在还能够勉强动笔，我再一次向读者，向你们掏出我的心：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火。火不灭，我也不会感到“内部干枯”……

    亲爱的同学们，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一个信念，贯串着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们面前，未来属于你们。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轻自己，你们绝不是孤独的！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

    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

    6月25日。

    卖真货[253]

    一

    偶尔翻阅近几年出版的《随想录》，原来我写过五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可能有人认为我讲得太多了，为什么老是揪住真话不放呢？其实，谁都明白，我开的支票至今没有兑现。

    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在讲真话。这几年我生病，讲话、写文章不多，要是给自己算一笔账，收获当然更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懂得讲真话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难。

    此外，我还忽略了讲话和听话的密切关系。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有时认了错就算完事，有时你转不过弯，或者黑字留在白纸上，你不能不认账，就会叫你背一辈子的黑锅。即使你完全贩卖别人的话，并未走样，原来讲话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给你戴帽子，因为他们的级别高，你的级别低，或者他们是官，你是民，同样的话由他们讲就正确，你讲出来会犯错误。有时需要一个靶子，你也会给抛出去，揪出来，即使你只讲了三言两语。

    以上的话并不新鲜，现在说来，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责任，说明我开出的支票不兑现，情有可原。其实真有这个意思。前一个时候不是有人笑我没有“道德勇气”吗？几年前我开始叫嚷“讲真话”，接连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有人以为我放暗箭伤人，有人疑心我在骂他，总之，不大满意。我吞吞吐吐，讲得含糊不清，便于他们争取对号入座，因为我虽然写作多年，“驾驭文字的功夫”至今还“很低下”，无法使某些读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作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给了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于嚷了几声。

    三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1985年8月。

    我的责任编辑[254]

    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不过晚几个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开明书店出版，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并不认识叶圣老，也不曾跟他通过信，我后来托索非把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转给《小说月报》时，他早已不代编《月报》了。我还在《月报》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叶圣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过我的稿子，是为了他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好像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不久。）我写了《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那是一个波兰革命姑娘的真实故事。小说很快就刊了出来。其实说快，也是在几个月之后，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几种杂志都脱期，而且总是落后几个月。但它们都是名牌刊物，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对手，不愁卖不出去，因此脱期成了家常便饭。我只记得我拿到发表《亚丽安娜》的那期刊物时，叶圣老已经离开《妇女杂志》，或者甚至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我以后也就不曾再给《妇女杂志》写稿，因为新的主编思想右倾。那个时候情形复杂，但又有趣，人们并不随便把别人划成“右派”，也不需要请人给自己戴上帽子。不过进步与落后的划分却是十分明显、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钱有势，读者也不会跟着你跑。商务印书馆那些杂志经常变换它们的主编，官方施加压力，刊物便朝右摆。过了一段时间刊物又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因为它们不愿被读者抛弃。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给日军炮火轰毁，这以后除了《东方杂志》不久复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动停刊。《东方杂志》由胡愈之继续编了一个时期，我的中篇小说《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说月报》编辑部一起烧成灰烬，我重写了它，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连载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调孚兄为它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小说月报》停刊后，调孚兄去开明书店工作，业余为《东方杂志》编辑文艺栏，每期发表两三篇作品。《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但是不说也想得到，从上面来了压力，南京讲话了。然后愈之离开，换上汪精卫派的李圣五，他把杂志抓在手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杂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绝路。

    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只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只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多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的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5月15日。

    “样板戏”[255]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习，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作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作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尽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绝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作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作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5月28日。

    “文革”博物馆[256]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某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披长发的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老化[257]

    去年年底我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信，信里有这样两段话：

    你们送了一份画报给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读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笔不听我的手指挥，手又不听我的脑筋指挥，始终写不成一篇文章。现在还是靠药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静养一个时期，然后仔细思考，从容执笔，比较清楚地讲出我的意见。有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譬如谈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258]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我们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后来做了官，忘了革命，当时胡适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一个喜欢玩女人，闹小旦、写艳体诗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位作者这样说），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我们的确有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做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绝不能靠祖宗的遗产过日子。中国文学要如那位作者所说“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还得靠我们作家的努力，挂起几代祖传的老店招牌有什么用？

    半年过去了，我的健康情况不见好转，仍然无法写较长的争鸣文章。那么，我就谈点感想吧。本来嘛，我并不想说服别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顾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让人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因为每当我回过头去，脚印十分清楚，脚迹里还有火星，即使在黑夜里，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条漫长的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我的一切都会覆盖在根上，化作泥土。我生下来是中国人，将来我死去仍然是中国人，我写作就因为我是中国人，从没有离开过我的“根”，要是没有根，我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写文章给谁看？谁理解我的感情？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谁也不能否认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的。“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有条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气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老家，离开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王国”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离开那个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够活下去，能够走出一条路，正因为我“抛弃”了中国文化，“抛弃”了历史传统。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有人“对于五四运动打倒中国文化、摧毁和抛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根’从此被切断，认为是对中华民族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这里只用了“抛弃”二字，我觉得已经够大胆了。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长辈的压迫跟前低头，再高一点也就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顶高也不过是希望一觉醒来，就见到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我和年纪差不多的同学或同志们在一起畅谈未来、畅谈革命时，大家的思想更活跃些。可是似乎没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毁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动手“切断民族文化的根”。当时我们到处寻找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起来争取生存，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进步，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念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每年农历七月“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我们还要磕头行礼。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种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后的事物，三纲五常，“三寸金莲”，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家长专制，年轻人看长辈的脸色过日子……在我的眼里祖父是一个专制暴君。在我们的家里一些人荒淫无耻，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还记得我大哥含着泪向我诉苦，我发誓绝不走他那样的路。他盼望我“读书做官，扬名显亲”，我却卖文为生，靠读者养活。我说过我控诉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可是今天连封建文化的垃圾也还不曾给人打扫干净。我说过生活的激流永远奔腾，我要摧毁封建家庭的堡垒。我后来发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实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气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亲死去就设法花掉那些他认为自己有权分到的财产。我不但来不及对这个专制王国进行任何打击，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遗体面前，所以有人说这是小说《家》中的“败笔”。请原谅，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岁的孩子。纵然大言不惭，我也不敢说我那一代人一开始就有“打倒”和“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至于我个人的经历呢，我也只是撕毁过半本带插图的《烈女传》，我当时说它是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书。但要是平心静气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说今天就没有人把《烈女传》看作女人的榜样。明明还有人把女人当作私产，谈恋爱不成功，就刀砍斧劈。连许多封建的糟粕都给保留了下来，居然还有人吵吵嚷嚷到处寻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使“我们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的主要支柱”从此失去，“整个民族……似乎再无立足之处。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丧失了准则。”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要学历代统治者的榜样，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道，过着几千年称王称霸的没有民主的日子？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应该搞男女授受不亲，宣传三纲五常，裹小脚，讨小老婆，多子多孙，光宗耀祖？

    我不理解这种说法。我们的民族绝不是因为“五四”而“再无立脚之处”，恰恰相反，因为通过“五四”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国人民才终于站了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五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论如何清高，真正的功过、是非总得弄个明白。即使我毫无贡献，提到“五四”，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还记得当初如饥似渴地抢读新文化书刊和同代的青年一起跟着“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前进，那样的兴奋，那样的热情，那样的充满信心！提倡“科学”，要求“民主”，几代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固然关于“科学”我们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够理想，而在有些地区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的现象甚至相当普遍；至于“民主”，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尽管我们叫嚷了几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忆寻根，顺藤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挨打、叩头、谢恩”的场面，此外就是说不完的空话。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作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

    我们究竟怎样总结“五四”的教训呢？为什么做不到“完全”？为什么做不到“彻底”？为什么丢不开过去的传统奋勇前进？为什么不大量种树摘取“科学”和“民主”的果实？我想来想去，始终无法避开这样一个现实：老化。

    我有很深的体会：老并不值得骄傲，倒值得我们警惕。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不少的雄心壮志，可是我没有够多的精力。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是自然的规律。

    那么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

    7月29日。

    怀念胡风[259]

    一

    最近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胡风丢钱、巴金资助”的短文，这是根据胡风同志过去在狱中写的回忆材料写成的。几年前梅志同志给我看那篇材料时，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条说明事实的注。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但拿起笔我又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那么就从那里开头，先给我那条简短的注作一点补充吧。

    那天我们都在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墓穴周围有一个人圈，我立在胡风的对面，他的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礼进行的中间，我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他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点替他担心，但又无法走过去提醒他。后来仪式完毕，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在墓穴中消失，群众像潮水似地散去。我再看见胡风，他着急地在阴暗中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我说“公家”，因为当时我们都为鲁迅先生丧礼工作，胡风是由蔡元培、宋庆龄等十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和靳以、黄源、萧军、黎烈文都是“治丧办事处”的人，像这样的“临时办事人员”大约有二十八九个，不过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黄源、萧军几个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鲁迅先生遗体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灵柩给送到万国公墓下葬，一连三天都在殡仪馆料理各样事情，早去晚归，见事就做。胡风是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他是我们的领导，治丧委员会有什么决定和安排，也都由他传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十分听领导的话，我们都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动地到这里来工作的，并无什么组织关系。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对有些安排多少有点意见，可是我们又见不到治丧会的其他成员，只好向胡风发些牢骚。我们也了解胡风的处境，他一方面要贯彻治丧会的决定，一方面又要说服我们这些“临时办事人员”。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意见，好像关于下面两件事我们讲过话：一是治丧费，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因为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就没有话讲了。不过第二件事，我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柩车经过的路线在“公共租界”区域内，两边有骑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枪。柩车到了虹桥路，巡逻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国警察，他们的步枪也全装上了刺刀，形势有些紧张，我们怕有人捣乱，引起纠纷，主张在呼口号散发传单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风并不反对这个意见。我记得二十二日柩车出发前，他在廊上同什么人讲话，我走过他跟前，他还对我说要注意维持秩序，不要让人乱发传单。这句话被胡子婴听见了，可能她当时在场，后来在总结会上她向胡风提了意见，说是不相信群众。总结会是治丧会在八仙桥青年会里召开的，人到得不少，也轮不到我讲话，胡风也没有替自己辩护，反正先生的葬仪已经庄严地、平平安安地结束了。通过这一次的“共事”，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任劳任怨，顾大局。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认识胡风大约在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环龙路[260]去找黄源，他不在家，胡风也去看他，我们在门口遇见了，就交谈起来。胡风约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们坐了一阵，谈话内容我记不起来了，无非讲一些文艺界的情况，并没有谈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从未注意这些问题。说实话，连胡风的文章我也读得不多，似乎就只读过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家论。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笔名写过论文批评《现代》月刊上的几篇小说，也谈到我的中篇《海的梦》，我发表过答辩文章，但也只是说明我并非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我有自己的见解而已。我对他并无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小说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我今天重读下面一段话：“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然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说，他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如何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动地集合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他的相貌改变不大。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我也是听了他的讲话后坐小火车到下关和记工厂去的。不久我毕了业离开南京。后来听人说张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还读过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后，因为“译文丛书”，因为黄源，因为鲁迅先生（我们都把先生当作老师），我和胡风渐渐地熟起来了，我相当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不仅是他写的，别人发表的我也不读，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当时他同周扬同志正在进行笔战，关于典型论，关于国防文学，关于其他，两方面的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不单是我，其他几个不搞理论的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只读过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不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没有口号，我照样写小说。

    胡风常去鲁迅先生家，黄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谈起先生关心胡风，觉得他有时太热情，又容易激动。胡风处境有些困难，他很认真地在办《海燕》。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刚出版了两三期，记得鲁迅先生的《出关》就发表在这上面，受到读者的重视。那个时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艺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书店的《文学》、《光明》、《译文》外，还有孟十还编的《作家》，靳以编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编的半月刊《中流》；黄源编的《译文》停刊几个月之后又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此外还有别的。刊物的销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各人喜欢为自己熟悉的杂志写稿。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杂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敬爱鲁迅先生。大家主动地团结在先生的周围，不愿意辜负先生对我们的关心。

    烈文和我搞过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们抗日救亡的主张。由烈文带到鲁迅先生家请先生定稿、签名，然后抄了几份交给熟人找人签名，来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为补白刊登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参加当时的文艺家协会，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态度，所以我们请先生领衔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发表这宣言的刊物并不多，不过《作家》、《译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种。过三个月鲁迅先生病逝。再过两个月，到这年年底，国民党当局一次查封了十三种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内，不讲理由，只下命令。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约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间我们见过不少次，也谈过不少话。反胡风运动期间我仔细回想过从前的事情，很奇怪，我们很少谈到文艺问题。我很少读他的文章，在我这也是常事，我极少同什么人正经地谈过文艺，对文学我不曾作过任何研究，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所以我至今还认为自己并不是文学家。我写文章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从来不管理论家讲了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编印那许多丛书。但是我得承认我做工作不像胡风那样严肃、认真。我也没有能力把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钦佩他，不过我并不想向他学习。除了写书，我更喜欢译书；至于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风，他把培养人材当作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说是“爱才”，我看他更喜欢接近主张和趣味相同的人。不过这也是寻常的事。但连他也没有想到建国后会有反胡风运动，他那“一片爱才之心”倒成为“反革命”的罪名。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的作家，至少比我进步。靳以跟他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他们见面爱开玩笑，靳以也很少读胡风的文章，但靳以认为胡风比较接近党，那是在重庆的时候。以后文协在上海创刊《中国作家》杂志，他们两个都是编委。

    我少读胡风的著作，对他的文艺观我也不清楚，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书，我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他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后来就到香港转赴解放区了。我读到他在香港写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从成都回重庆，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还留在重庆主持抗战文协的工作，他嘱咐我：“你出去，要告诉我啊。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胡风还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过五言律诗，是从香港寄来的，前四句我今天还不曾忘记：“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写他大清早过江到南岸海棠溪出发时的情景和心情，我想起当时在重庆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车，不过我是去桂林。不到两年我又回到重庆，仍然经过海棠溪，以后就在重庆住下来。胡风早已回重庆了，他是在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出来的，住在重庆乡下，每逢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我总会在张家花园看见他。有时我参加别的会或者社会活动，他也在场。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雪峰、胡风都在。会议照预定的议程顺利进行，开了一半宋庆龄因事早退，她一走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务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诽谤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替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张西曼讲话，特务不听，反而训他。会场给那伙人霸占了，会议只好草草结束，我们几个人先后出来，都到了雪峰那里，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对面。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像在严肃地想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像这样的事还有好些，但是当初不曾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正在逐渐淡去，我想追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谈话已经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首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给编在南方第一团。会后他和我，和第二团的同志们同车回上海。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同车赴北平，住在华文学校，每人一个房间，我就在他的隔壁，每天总要到他屋里坐十多分钟。不开会的时候，我经常出去看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写文章。会议闭幕，我便登记车票回上海。他说有人要找他谈话，他得留下来。他还托我带了信给梅志。这一“留”好像就是几个月。我听见一个朋友说胡风在华文学校里很寂寞。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三晨”写给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参加会议，当时也住在华文学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走后，胡老就更寂寞了，他虽‘寄情诗文’，嘴里却总是念念有词，……因此他常在醉乡中找寻解脱。我从迁寓华文后，已久不见他了，想必早已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边，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但是胡风并没有浪费时光，就在这期间，他那些歌颂新中国诞生的热情的诗篇接连地发表了。——这以后在上海、在北京，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有机会作过长谈。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习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功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功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新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终于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上的“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8月20日。

    附[261]

    《随想录》总序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巴金 1978年12月1日。

    《随想录》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

    《探索集》后记[262]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绝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几位香港大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里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绝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作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功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10月26日。

    《真话集》后记[263]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绝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刚相反，七、八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巴金 1982年6月8日。

    《病中集》后记[264]

    我的第四本《随想录》又编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为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三十篇“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标题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还是在病房里写的，当然讲了些我生病和治疗的情况。

    我当初制订写作计划，相信每年可以写出“随想”三十则。那时自己并未想到生病、摔伤以及长期住院治疗等等。但这些事全发生了。我只得搁笔。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笔写过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里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就索性扔掉笔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有一位朋友见我写字那样吃力，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三番五次地劝我改用口述。但我写文章从来不是发挥个人才智。离开了笔，单靠一张嘴，我毫无办法：讲不出来。有笔在手，即使一天只写一百字，花两年功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随想录》。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撒谎。不谈过去，单说现在吧，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我也绝不宣传。我的座右铭便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

    病中写的短文大概不会是“无病呻吟”之作吧。我写文章并非为了消遣，也不是应酬朋友，只是有感而发，也无非根据几十年生活、阅读和写作的经验。我虽是病人，但医生说我的脑子清楚，没有病态。我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也觉得我还能顺着一条思路走下去，似乎未患老年性痴呆症，不至于信口胡说。当然，医生讲话，并非法令；自我吹嘘，也不可靠。何况小道消息又传我“风烛残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为我忧虑，经常来信劝我休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也知道搁笔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规律不可违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几年来关于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使得朋友和读者替我担心，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让我安静，将我忘掉。但是并没有用。有时谣言自生自灭，有时消息越传越多。有的完全无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线索。谣言伤人，锋利胜过刀剑；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觉越发迟钝，不会一吓就倒，一骂就死。有时冷静思索：为什么我不能安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肯安静？……我想来想去，始终在似懂非懂之间。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按原订计划我要编写五册《随想录》，现在只差最后的一册，快结束了。这样一想倒又处之泰然了。

    这两年中间除“随想”三十篇外，我只写过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欢这篇书信体的文章，它表达了我对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挚的感情，我将它作为附录收进这个集子。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小林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认真负责，有话就讲，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编辑《病中集》，重读两年来的旧作，我觉得应当感谢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议。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1984年2月24日。

    《无题集》后记[265]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

    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像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账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账认账，好像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末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末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1986年7月29日。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对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更“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垌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垌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有多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爝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矇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作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只要手能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功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索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尽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遗址还保存在那里，毒气房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唯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巴金 1987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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