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序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

    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

    我有一个“先生”[266]，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我常常犯罪了！（I have always sinnedl）[267]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底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

    我时时觉得哥哥在责备我，我时时觉得“先生”在责备我。亲爱的哥哥和“先生”啊，你们底责备，我这个年青的孩子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们底爱、你们底宽恕了，虽然我知道你们还会爱我，宽恕我。我现在所希望于你们的，只是你们底了解，因为我一生中没有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

    我底“先生”已经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这本书当然没有入他底眼帘的机会。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本书的，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但为了不使我底哥哥流眼泪起见，我也曾用了曲笔，添加一点爱情的故事，而且还编造了杜大心与李静淑底恋爱。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268]，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但是我确实在中国见过这一类的人。至于我呢，我爱张为群。

    巴金 1928年8月。

    《复仇》序

    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在我的耳边响着一片哭声。似乎整个的黑暗世界都在我的周围哭了。

    我的心，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啊？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掉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这许多眼泪就变成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几篇小说。

    这几篇小说并非如某一些批评家所说，是“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这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小说，但人类的悲哀却在这里面展开了。这里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儿的法国老妇，有为恋爱所苦恼的意大利的贫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无力升学的法国学生，有意大利的亡命者，有薄命的法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国囚徒。[269]他们同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同样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凡是曾经与他们同样感到，而且同样追求过这一切的人，当然明白这个意思。

    自然这几篇小说的写成，并不能减轻我心中的痛苦。我以后还会哭，也许我的眼泪还会变成新的小说。

    可是现在我又要戴上假面具，要忙碌，要奔波，要笑，要忘掉一切地大笑了，——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人间。

    巴金 1931年4月。

    《光明》序

    这是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

    如果《复仇》是我的悲哀，我的眼泪，那么这一册《光明》就是我的诅咒了。

    我自己跟别的许多人一样也有过童年。在那时候我也有一个爱我的母亲。她给了我这颗无所不爱的心。她教我爱人，祝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我一直到死。可是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却要来诅咒人了。

    自然，诅咒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从祝福走到诅咒，在这爱与憎的挣扎中是熬尽了心血的。然而我究竟得到了什么代价呢？我如今连自己也诅咒起来了。

    这一年来不知道怎样，我竟然把患病以外的全部光阴花在写作上面。每夜、每夜，一切静寂了，人间的悲剧也都暂时结束了，我还拿着笔在白纸上写黑字，好像我的整个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这时候我的眼前现出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在我的眼前变成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到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了，至少在这个时候。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在这个时候我还能够絮絮地像说教者那样说什么爱人，祝福人的话么？

    我在创作里犯了种种的过失跟在生活里一样；有时候憎恨会迷了我的眼睛像爱迷了我的眼睛那样。但是我始终相信我的创作态度是真实的，因此我的作品里就含了矛盾：爱与憎的矛盾。……然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如我在小说《新生》里所说的，我要珍爱着这个矛盾，我并不掩饰它。自然这情形是某一些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整天舒服地躺在象牙之塔里面，看不见我的书中的种种事情。他们自有他们的世界。我也另有我的世界，我也另有我的读者。他们是能够了解我的。我为他们而写书。我要把这样的诅咒植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他们的憎恨的记忆。

    无疑地在我的诅咒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替自己的过失辩护。请看那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之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怎样地诅咒过人：

    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四、二五节）

    将来在人间也许这爱与憎的矛盾会完全消灭。可是现在我却要学那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那样来诅咒人了。

    1931年11月。

    《新生》自序（一）

    我带着一颗纯白的心，走进这个世界来。这颗心是母亲给我的。她还给了我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

    但是不久母亲就离开了我。

    日子在风雨中过去了。我还活着。我并没有浪费我底时间。我已经在悬崖上建筑了我底楼台。我说这是一座很美丽的楼台，我要整天坐在里面。

    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底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那许多失了人形的人和我一样，也有着血和泪。

    我不能够在我底楼台里住下去了。但是父亲他们拉着我说：“你不能够出去！这是一座很好的楼台，你建筑它时，我们都给你帮了忙。”我知道实际上帮忙我造成楼台的，正是那些失了人形的人。我进了楼台却让他们陷落在崖下的深渊里面。

    我不听从长辈底话。他们依旧不许我走。他们底眼睛里是没有那暴风雨的。

    然而在暴风雨底打击下，我底楼台终于倒塌了。我找到一块草地，救了我底命，因为我在楼台快要倒塌的时候跳了出来。

    我看见那废墟，我就想起过去的生活，我拾了些瓦片来纪念它。在瓦堆里我发见了白骨，我才知道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离开了悬崖。那已经不是悬崖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填平了深渊。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吹打我底脸，巨浪颠簸我底船。但是它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于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来了，我底疲倦的身子，我底发痛的手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在一个大岩石底脚下我底船给打破了。

    远远地在山那边现着强烈的光芒，光芒里闪烁着无数的眼睛。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些明亮的眼睛照彻了我底心。我认出来：这正是那些帮忙我建筑我底楼台的人底眼睛，我走进楼台就忘记了他们。可是如今在我底楼台毁灭了以后，他们从深渊里跳出来，却向着我呼唤了。

    我低下头看我底胸膛，破烂的衣服不曾给我遮住它。那上面忽然现出了旧的字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这是母亲给我刻印的。只有这十个字。那上面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幸福”，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欺骗我。

    去罢。我开始收拾破船底木片。我要补好我底船。我要驶到山那边去，去找着那般人，帮忙建筑他们底楼台。他们底楼台不会建筑在悬崖上，也没有风雨来吹打它。在那座新的楼台里我一定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

    在我底楼台底废墟上新的楼台开始在建筑了。我希望我能够看见人们完成它。

    1931年9月。

    《海的梦》序

    我爱海。我也爱梦。

    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青的天，蓝的海，图画似的岛屿，图画似的帆船。

    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

    在海上人们常常做着奇异的梦。但这梦又屡屡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今年我以另一种心情在陆地上重温着海的梦，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我带了它去南京，为的是想在火车上重温“海的梦”。

    然而上海的炮声响了。我赶回到上海只来得及看见北面天空的火光，于是又继续了一个月痛苦的、隔岸观火的生活。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又睁起眼睛做了一个梦。

    陆地上的梦和海上的梦融合在一起了。旧的梦和新的梦融合在一起了。

    于是又开始了我的忙碌而痛苦的生活。这其间我曾几次怀着屈辱的、悲哀的、愤怒的心情去看我那个在侵略者占领下的故居，去搬运我那些劫余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但这一切我终于忍受下去了。

    每天傍晚我带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的家，在平静的空气中我坐下来拿起笔继续我的“海的梦”。但这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

    于是在平静的空气中，我搁了笔。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但这不是梦，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这是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

    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如那个女性所希望的。

    写完了这小说，我的梦醒了。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这不能够是梦。这样的一个女性是一定存在的。我要去找她，找她回来在陆地上建立她的“自由国家”。

    巴金 1932年6月。

    《旅途随笔》序

    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我有朋友，我有无数的散处在各地的朋友。

    我常说我是靠朋友生活的，这并不是一句虚伪的话。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有时候禁不住要想，禁不住要问自己：假如我没有那许多朋友，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可怜的人？对于这问题我自己也不敢给一个回答。

    我和别的人一样，我在生活里也有过快乐和痛苦，也有过眼泪和欢笑。但是在这些时候，总有什么东西激动着我的心，这就是同情。通过广大的空间，朋友们从各个远近的地方送来了眼泪，送来了安慰，甚至送来了笑和祝福。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朋友们给我的东西的确是太多，太多了。然而我拿了什么东西报答他们呢？我是一个心地贫穷的人，我所能够献出来的，就只有一些感谢的表示。所以我要到各个地方去看朋友们的亲切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和他们在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间。抱着这个目的，这一年来我走过不少的地方，而且我也许还要继续走下去，到另一些我的脚不曾到过的地方去。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才开始旅行的，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旅途中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朋友们慷慨地给我预备好了一切。要是没有他们给我的种种方便，我决不会走完这许多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写下这些见闻和感想。这些不过是一个纪念，我现在编成一本小书，我愿意把它献给所有我的朋友，并且跟这本小书一块儿，我还要献上我的感激的心。

    这一样小小的东西算不得一件礼物，但是，朋友们，请大度地接受它罢，因为我真挚地把它献给你们。

    巴金 1933年12月在北平。

    《萌芽》付印题记

    写完了《萌芽》的结尾一章，我觉得很高兴。这小说我虽然计划了许久，但它却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就担心是否有机会把它写完，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过着不安定的漂游的生活。以后我带着原稿跑了几个地方，每个星期继续写下几千字寄给上海的一份《大中国周报》发表，这期间并不曾间断过。到现在我算是又完成一件工作了。

    我从来没有胆量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然而这些话似乎并不曾被读者了解过。我看见了好些批评我过去作品的文章，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或一个人的说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解剖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就譬如他们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去抓住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判定现在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岂不是很可笑的吗？

    《萌芽》和我的别的长篇小说一样，在那般写读后感的专家的笔下当然不能得着好的命运。所以，在把它整理付印的时候，我并不想多说话。

    我应该感谢大中国周报社，他们允许我把本书改正后出版单行本，其次是施蛰存兄，他使这作品在《现代创作丛刊》里占了一个地位，而且因了他的催促我才在这里多一次饶舌。本来我连这“付印题记”也不打算写。

    我近来渐渐地学会沉默了。

    巴金 1933年5月11日上海。

    《神·鬼·人》序

    做小孩的时候，在那座空阔的衙门里，我也曾跟着母亲拜过神。母亲告诉我，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大公无私的。

    一对蜡烛，一炷香，对着那一碧无际的天空，我跟着母亲深深地磕下头去。向着那明鉴一切的神明，我虔诚地祷告，我求他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带来和平。我求他让我看见每个人的笑脸，我求他不要使任何人哭泣。

    然而神似乎不曾听见我的祷告。神的宝座也许是太高，太高了。

    在我们那所空阔的公馆里，我看见了死。死使我了解了恐怖，死使我了解了悲痛。死带走了一些我所爱的人。死甚至带走了爱我而又为我所爱的母亲。

    在狂风震撼玻璃窗的夜晚，一个年老的女仆陪伴我，她给我叙说鬼的故事。她使我相信人死了就变为鬼。她使我相信在鬼的世界里正义统治着一切。她使我相信人间的苦乐祸福在“阴间”都有它的因果关系。

    一到黄昏时分，鬼的世界就开始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人告诉我，花园里面桃树下每天傍晚都有两个女人搭了梯子在爬。人告诉我，有人半夜里在厕所旁边撞见了披头散发吐出长舌的吊死鬼。人告诉我，有一个小丫头听见后花园里的鬼叫。

    家里念经，超度母亲，和尚来布置了经堂，悬挂了所谓“十殿”的画像。全是些那么可怕的残酷的图画。站在这样的鬼的世界跟前，我痛苦地闭了眼睛。

    从那时候起我懂得了害怕。我开始怕鬼了。

    在这个敬神怕鬼的环境里我继续活下去。我是一个胆怯的笨孩子。我尊敬一切，我害怕一切。

    一只大手意外地伸过来，抓住我投进了生活的洪炉里面去。在烈火中间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开了。

    压迫，倾轧，灾祸，苦恼，眼泪……在我的周围就只有这些东西。我看不见一张笑脸，我就只听见哭声。

    我祷告神，我相信神的公道。我害怕鬼，我相信阴间的报应。

    然而神的眼睛闭着，鬼的耳朵也给塞住了。我看不见公道，而报应的说法也变得更渺茫了。

    我的孩子的心渐渐地反抗起来。

    不知道有若干次，绝望的悲愤压住我，我一个人在漆黑的深夜，圆圆地睁着眼睛，大步走进花园里去。我说我要去找寻鬼，让它带我去看看鬼的世界。

    花园里只有黑暗和静寂。我听不见任何的声音。甚至在桃树下，在假山后面，那里也只有死沉沉的静寂。一切都死了。鬼也死了。神的公道也死了。

    我渐渐地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尊敬。于是我不再崇拜神，也不再害怕鬼了。

    我认识了一个东西，相信着一个东西——我自己：人。

    我还在这个生活的洪炉里面。我的孩子的心给烈火锻炼着。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胆怯的笨孩子了。

    火燃着，熊熊地燃着，就没有一刻熄灭过。火烧焦了我的筋骨，火熬尽了我的血液。然而我长大了，成人了。

    火烧完了我的尊敬，火烧尽了我的害怕。火烧毁了神，火烧死了鬼。火使我完全忘记了过去。这可祝福的生活洪炉里面的烈火啊。

    我自由了，我摆脱了一切过去的阴影而自由了。我第一次完全明白我是一个人。我开始努力像一个人的样子而活着。

    站在这坚实的土地上，怀着一颗不怕一切的心，我是离开从空虚中生出来的神和鬼而存在了。

    我是一个人。我像一个人的样子用坚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去！

    巴金 1935年10月。

    《点滴》序[270]

    在一个城市里住了三个月，现在要搬到另一个更热闹的城市[271]去了。不凑巧搬家的前一天落起雨来。这雨是从正午开始落的，早晨太阳还从云缝里露过面。但是报纸上“天气预报”栏里就载了落雨的事情。

    一落雨，就显得凄凉了。虽说这地方是一个大港，每天船舶往来不绝，但是我住在僻静的山上，跟热闹的街市和码头都隔得很远。山上十分清静。在我的房里只听得见下面滨海街道的电车声，和偶尔响起来的小贩车上的铃声。电车声也并不显得吵闹，而且不多。

    我的房里有两面窗。打开正面的窗望出去，望得见海。推开侧面的窗，下面就是下山的石级路。每天经过这石级路的人，除了几个男女学生外，就少到几乎没有。而且学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走过的。有时我早晨起得较晚，就可以在被窝里听见女学生的清脆的笑声。

    山下的房屋大半是平房，就是楼房也只有那么低低的两层。日本的房子矮得叫人发笑。但是因此我每天可以在房里望见海上的景象，没有高耸的房顶遮住我的眼光。轮船开出去，就似乎要经过我的窗下。而帆船却像一张一张的白纸在我的眼前飘动。其实说飘动，并不恰当，因为帆船在海上动，我的眼睛不会看得清楚。在那些时候海的颜色总是浅蓝的。海水的颜色常常在变换，有时是白色，有时深蓝得和黑夜的天空差不多。在清朗的月夜里，海横在天边就像一根光亮的白带，或者像一片发亮的浅色云彩。初看，绝不会想到是海。然而这时的海却是最美丽的。我只看见过一次，还是在昨天晚上。恐怕一时不会再看见了。本来以为今晚还可以看一回，但料不到今晚却下了雨。

    雨一下，海就完全看不见了。我灭了房里的电灯，推开窗户去看外面。只有星星似的灯光嵌在天空一般的背景里。灯光因为雨的缘故也显得模糊了。别的更不用说。

    外面风震撼着房屋，雨在洋铁板的屋顶上像滚珠子一般地响。今晚不会安静了。但这些声音却使我的心更加寂寞。我最不喜欢这种好像把一切都埋葬了的环境。一遇到这个我就不舒服。这时我的确有点悲哀。但并非怀恋过去，也不是忧虑将来，只是因现在的环境引起的悲愤。这意思很容易明白。我并不是看见花残月缺就会落泪的人。虽然明天便要跟一些人，尤其是三个月来和我玩熟了的几个小孩分别，而且以后恐怕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但我也没有多大的留恋。因为我的心里已经装满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似乎再没有空隙容纳个人的哀愁。

    因这风雨而起的心的寂寞，我是有方法排遣的。一个朋友最近来信说我“最会排遣寂寞”。他似乎只知道我会拿文章来排遣寂寞。其实这只是方法的一种而已。不过这三个月来我就只用了这个方法。因此才有在《点滴》的总名称下面写出来的十几篇短文。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今天上午我的叫做《点滴》的小书也编成寄回上海去了。这本小书是我三个月来的一点一滴的血。血这样流出，是被贱卖了。另一个朋友常常责备我“糟蹋”时间，他自然很有理。我编好这个集子，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我这三个月来的平淡的生活。这里面也附了几篇从前的北平或者上海写下的补白之类的东西。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个活着的现代青年的话，所以我喜欢它们。

    我正要放下笔，侧面的窗外响起了木屐的声音。从那细小迟缓的脚步声，我知道是一个女人从下面上来走过石级路往山后去了。在这样的雨夜，还去什么地方呢？我这样想。过路人自然不会知道。脚步声寂寞地响了一会儿，仿佛连那个女人的喘息也送到了我的耳边。于是声音消失了。接着是一阵狂风在屋后的山茶树和松林间怒吼，雨不住地像珠子一般落在屋顶上面。

    1935年2月在日本横滨。

    《短简》序

    近一年来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写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友人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和苦恼也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了，这些都是我应该知道，而且应该寄与同情的。我感激他们。但是我惭愧我缺少行动的力量，我没有丰富的经验，我缺乏广博的学识。对于那些怀着求助的心情来找我的年轻人，我不能帮一点忙。我说过：“倘使我还有一点点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然而事实永远跟我的希望相反。我只有责备自己的无力，不过我不敢因此放弃我的责任。我也曾尽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满信任与热情的来信。我的话都是十分平凡。但我写的全是我所真实地感到的，全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全是从我的狭隘的经验里得来的。我纵然不能给那些纯白的年轻心灵以安慰和鼓舞，我纵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我的“短简”也毕竟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一些关于生活的事情，这对于他们也许会有一点点用处。我的长途旅行最近就要开始，我和年轻朋友间的通信也将因而暂时中断。所以我毫不惭愧地把过去写给朋友们的一部分的“短简”编成这本小书，我把它献给我的年轻朋友们作为表示感激的礼物。

    巴金 1937年2月28日之夜。

    《长生塔》序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曾做过小孩。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常常带我上街，带我进戏院，还到过一些别的地方。在父亲面前我是一个多嘴的孩子。我看见任何新奇的事情，都要父亲给我讲个明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但是父亲终于跟着母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从此我只有在背着人的时候才敢偷偷地念那一个我最亲爱的“爹”字。

    从做孩子的时候起我就爱做梦。父亲去世以后我还可以在梦里看见他的面容。所以我非常喜欢梦。梦景常常是很美丽的。

    年光不能够倒流，我没法再回到儿时去。而且父亲已经死了二十年了。但是最近我还做过同父亲在一起的梦。二十年前的情景我居然还能够在梦里重睹，而且我还同父亲在一起过了新的生活。

    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充分的自由。

    我不能让我的梦景被遗忘，所以把它们记下一些来。这些全是小孩的梦。我勉强称它们为童话，其实把它们叫做“梦话”倒更适当。

    长生的塔，隐身的珠，能言的树，还有那奇怪的秘密，我们的世界上哪里会有这些东西？我不是睁起眼睛在讲梦话么？见识高远的读者，宽恕我罢，我不会麻烦你们来听梦话的。

    倘使有人说梦话太荒唐，我也不否认。然而梦话常常是大胆的，没有拘束的。那些快要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倒不妨在这些小孩的梦景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

    巴金 1937年1月。

    《还魂草》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72]我常常背诵一位敬爱的前辈的名言。

    我的情形也是如此。这几年我没有写过一个短篇，但是我觉得肚里装满了火似的东西。那不少的见闻，那不少的经历，那无量的腥血，那无数的苦难，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没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一天一天地炙我的骨，熏我的肉。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这样我写了长篇小说《火》，也写了《还魂草》和其他两个短篇（《莫娜·丽莎》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写的）。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然而写在纸上的，却是这几篇散漫无力的东西。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我失望地放下了笔。

    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然像烈火似地在我的心里燃烧。似乎我的笔并没有把堆积在我心上的东西吐出一丝一毫。

    然而我并不灰心，我要用我这管秃笔继续写下去。希望有一天我会用我的笔扫去“空虚”，写出“充实”来。

    那么现在让我暂时向读者诸君告别罢。

    巴金 1942年1月在桂林。

    《怀念》前记

    一年前，或者可以说两三年前，我就想到编印一本这样的小书，为着我自己，也为着读者。可是我始终没有充足的时间让我从容构思落笔，一直拖到今天我才能了却这个心愿。我颇觉一身轻快。

    老实说，我不曾写过一篇可以传世的文章。我编印一本小书而说“为着读者”，绝非发夸大狂，以为读者可以从我的书中学得什么扬名显亲之道。我只想介绍他们去接近几个平凡的人。那些人虽说平凡，却也能闪出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那是一般大人物所少有的。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与”而不求“取得”。他们是任何人的益友。我从他们那里得过不少的好处，我必须让别人也认识这些纯洁的心灵。

    我说“为着我自己”，因为这本小书将是我的最亲切的伴侣。我没有福气同那些人永做朋友，更无法填补这些不可补偿的损失。我现在仅能以我这管拙劣的笔，凭着记忆和感激抓住他们的一言一行，让这些篇页永远给我督促和鼓励。我当努力做一个不会玷辱他们友情的人。

    我称这本小书为《怀念》，读者可以看见满溢在字里行间的“怀”和“念”。我每一想起我在这些年中间失去的几位好友，我就无法压抑这烧心熬骨的怀念。在寂寞痛苦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写下了这些篇怀念的文章。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中间，我一共失去八位好友（这里面有一位还是我的哥哥。病故的七个人中只有世弥一个死于产褥热，其余六人则都死于肺病。抗战期间的中国好像成了肺病的培养所，“胜利”后情形也未见改善），所以这里也有八篇纪念文章。另外一篇题作《怀念》的短文，则是香港陷敌后我在桂林怀念憾翁和其他陷在香港的友人时写的，记得那篇短文刚发表，憾翁和别的朋友就到桂林来了。圣泉至今生死不明，虽说凶多吉少，但我仍然希望他今天还活着，还能够听见我的呼唤。所以甚至在这样的一本纪念的小书中，也还有希望的闪光。

    我绝不悲观。在中国还有不少的好人，我认识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死去的更是极小、极小的部分。我希望我能有荣幸为活着的友人写一本书。

    1947年4月上海。

    开明版《巴金选集》自序[273]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那时我和一个朋友同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我后来在一篇《回忆》里描写那个房间说：

    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天开着，下面是一条静寂的小街，那里通常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是我却没有听到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楼，这古老的建筑不仅阻拦了我的视线，也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在同一篇文章里描写我那时的生活道：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 Francaise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这条似乎受了伤的街；我又看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景。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铜像的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太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的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稍微休息了一下我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又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于是：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这样，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地我就成为一个“作家”了。我一直写了二十三年，在书桌上面消耗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我曾经写过多少次，嚷过多少次，说我要抛弃艺术，要舍弃文学生活。可是我始终没有办到。

    我的写作生活是痛苦的，因为我承认过：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

    我只有拿起笔写，不顾一切地写下去。

    所以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有时候我真想把它们藏起来。

    然而我还是把“新文学选集”中我的一本集子编选出来了。使我还有点勇气做这编选工作的唯一原因，是我对于工作并未失去信心。不管我的作品有着种种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谎话。在十五年前（一九三五）我曾说过：

    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串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着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

    这本集子里面的二十二篇文章可以给我的这番话作证。

    现在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看见我的敌人的崩溃灭亡，我感到极大的喜悦，虽然我的作品没有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我也没有权利分享这工作的欢乐。收在这集子的卷末的《一封未寄的信》便是我的喜悦和我的感动的表白。我的一支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

    巴金 1950年5月。

    《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274]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275]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殊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三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巴金 1982年2月15日。

    《怀念集》代跋——复采臣信[276]

    采臣：

    来信和布鲁南同志的信都收到了。你们要重印《怀念集》并出版增订本，我当然同意。你们增补了七篇文章，我又找到了第八篇，我看大概不会有遗漏了。可是把发表过的怀念文章重读一遍，我才明白不但有遗漏，而且遗漏太多！我还记得近两三年间常有人来信建议我为某某亡友讲几句话，或者谈谈我对某些故人的怀念。我又写了一些。我愿意写，我也应当写。不过我写得很吃力，这是由于我的病。我写得很慢，因为我蘸着自己的心血在写作。好不容易写完一篇，我叹一口气，仿佛偿还了一笔债。我下了决心：一笔一笔地还，一篇一篇地写，欠账再多，也要还清。我一直这样地相信。

    但是现在坐在书桌前，望着玻璃板上一些乱堆着的信件、稿纸和报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法搬动这座“纸山”，也很难在桌上摊开一张稿纸顺利地写几行字。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思考，不过一刻钟，我就感到十分疲倦。原来我是一个病人，我明白我不得不搁笔了。

    搁笔，这不是空话。我并不想搁笔，但是笔不服从我的指挥，手不听我的话，我越是着急，心越是跳得厉害，手也越抖得厉害。这说明必须到此为止了。所有未写完的话，一切不曾倾吐的感情，今后都只好给咽在肚里，它们将作为灯油让我心里这盏长明灯燃下去，长久地燃下去。那么即使我无法再写一个字，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有限的时光。印在纸上的字是不能让人随意揩掉的。我的思想还是要和我对朋友们的深切怀念紧紧地贴在一起，我的心也绝不会远离朋友们的心。即使不能用文字，我也可以用行为表示我的忠诚。

    三十年代我就说过我靠感情生活，而且正是友情使我几十年的生活有了光彩。从这方面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也可以说，对我的许多朋友（不论是亡故的或者健在的，不论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我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还债”的话我讲了几十年，只有在没有精力继续动笔的今天，我才明白：反复讲来讲去的空话有什么用，倘使我不能做一件事说明我的忠诚？！

    最近我常常想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两篇童话《忠实的朋友》和《快乐王子》。我绝不做那个自吹自擂、专说漂亮话的磨面师大修，我宁愿作冻死在快乐王子铜像脚下的小燕子！

    巴金 1987年3月20日。

    《巴金短篇小说集》小序[277]山口守编译，东京Jicc出版局出版。]

    日本友人山口守先生编译我的短篇小说集，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年轻时候是个爱唠叨的人，过去出版的大小开本的图书，前前后后都有作者的说明，或译者的解释。初版有小序，重版又加后记，唯恐读者不理解我的心思，反反复复，一说再说，经常拿自己的主张填满别人的脑子。却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否定了自己，完全否定自己，脑子里装满别人的东西，反而扬扬得意，仿佛不用自己脑子思考，倒更省事，倒更聪明。

    我的书橱里还有几十本小开本的笔记本，全是我亲笔写下的报告记录，那些年别人就用它们来填我的脑子。一本一本，填啊填啊！还加上不眠的长夜，加上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我写的这些小说都被当作“毒草”，看成“邪书”，我因为写了它们而受到惩罚，而被别人否定，甚至被自己否定。十年梦醒，我才明白这是一场打不完的官司。究竟是不是毒草，是不是邪书，有资格说话的还是我自己。

    我说过我不是文学家。今天我还是这样地认识自己。我写作，因为我要用文学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并不曾玩弄人生，我也不曾美化人生。我在作品中生活，我在作品中奋斗。

    就是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唠叨了。

    1990年11月26日。

    《巴金全集》后记[278]

    书出到末卷，我可以讲最后的话了。树基，感谢你接受我的委托编辑这个《全集》。我把《全集》交给你，因为我相信你会把它编成一部对读者有用的书。我写书有我的需要，每一篇都是如此。读者读书也有自己的需要。我认为你懂得两方面的需要，容易帮助读者接触作者的心灵。你对我的作品有时也坦率地发表意见，而且你和我同一个时期在桂林、重庆生活过。后来在上海和北京我们还有更多交谈的机会。你给我写来那么多的信，对我的生活和我的文章，甚至一些字句也很关心，很注意。我并不常常听从你的意见，但我总是认真地考虑它们。

    现在对自己的作品我打算再认真考虑一次。我要回头看看我一生走过的道路。

    我说过我搁笔了。但又几次拿起墨水快干的笔。写几个叫人看得清楚的字，我感到吃力，但吐出心中的块垒，我很痛快。积累了多年的爱憎总要倾吐干净！因此我常常觉得自己文章写得太多，也曾有过计划，只出版十卷本选集，其余概不重印。

    你向我组稿，要编印我的《全集》。你说你打算把我这部书作为你最后的工作。你的话里流露出深的感情。你的确应该休息了，却又忘不了我的书。为了出版我的《全集》，你找我谈过几次。你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了我，你的编辑、出版计划说服了我，一年后我终于同意了。我起初抱着消极的态度，以为每年看到一册，等书出齐，我已不在人世，不必为这些文字操心了。我的确不曾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后来看见书一本一本地印出来，经过书市转到读者手中，又仿佛心上压着什么，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究竟是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总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你，好像跟我自己毫无关系。今天它们给带到读者面前接受审判，受罚的应当是我。你可能不同意这个“罚”字，那么就加一个“赏”字，有赏有罚吧。但无论如何，批评总是多于“赞赏”，而且我这里所谓“赞赏”也只是读者的“接受”，倘使受到读者普遍的拒绝，你的努力岂不完全浪费，而我的内疚也就更深了。

    这样的遭遇《全集》也可能碰到。是糟粕，就让它毁灭，扔进垃圾堆里也行，我并无怨言。你应当有充分准备。

    为了让你对我有更多的理解，我得谈一点有关我写作的事情。我自小就不聪慧，智力也不发达。即使记忆力不差，但作文课上成绩平平，毫无文采。“五四”以后，我学习白话文，给当地刊物写了几篇文章，也无非东抄西凑，自己反而理直气壮，认为我只是宣传新的思想，并不想成名成家。刊物停下来，我也就搁了笔。后来又写了些小诗、散文或不成篇的长诗，有的受了当时文学作品的影响，有的（如长诗）就只是为了发泄自己某一时期的感情。记得一九二二或二三年有几个深夜，大哥悄悄地坐进停放在大厅上的轿子，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的房间跟大厅只隔着一排木门，轿子里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感到痛苦，却没有办法。读书读不进，便拿起笔写点什么，竟然写了一首写不完的长诗《一个灵魂的呻吟》。大约有三四个这样的夜，笔记本上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都是些不成行的断句。四年后，在巴黎，夜深人静，听到圣母院的钟声，想念许多人和许多事，坐立不安，就从床下旧皮箱里找出那首不成篇的诗文接着写下去，到第二年终于作为“未完成的诗”在小说《灭亡》中出现了。这说明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寂寞、痛苦中写成的。其实所有我的作品都是在寂寞、痛苦中写成的。我写，是在倾吐我的感情，讲我心里的话。我没有才能，求学期中并无成就，不曾学会驾驭文字的本领。大哥帮助我出川求学，希望我专攻一门学问，可是到了巴黎，从哪里做起，我既无打算，更无把握。每夜、每夜圣母院的钟声敲在我的心上，仿佛在质问我：“怎么办？”

    我写《灭亡》从开始到终卷，写了又停，停了又写，我并未想染指于文艺。我无技巧，又不懂艺术，因此也不想为自己说的话装饰。我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文章能起一点作用。我愿意掏出心给人看，我还想把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所知道的一切全写出来，不掩饰地露出自己，不逃避地接受批评。

    我写出了一本接一本的书。心中的火不灭，我不能不写，虽然肤浅、幼稚，而且啰嗦，但是读者鼓励我写，读者不嫌弃地接受它们。年轻人说我讲出了他们心中的话。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我的见闻、我的呼喊，甚至我那些不成篇的牢骚，它们都是真话，我不会存心欺骗读者。但是不能说我不曾欺骗过我自己。那么我怎么能说年轻朋友们就不曾受过骗？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的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友谊的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年不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要求理解，并非要求宽容。理解之后，读者也许会把全书四分之二扔在垃圾箱里，那么我这一生写作上的努力就得到公平的待遇了。

    巴金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巴金小说全集》小序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想印我的《小说全集》，要我写几句话，我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

    笔不听指挥，写几百字也感到困难，我就这样拖下去，到了序文必须交卷的时候，我拿着笔，仿佛面对一群陌生的台湾读者，结结巴巴地用四川话表达我的思想感情。要我讲话，无非希望读者了解我。对那些我的作品接触不多的读者，我讲些什么呢？我看，用不着唠唠叨叨，还是掏出心来，交给他们。

    希望读者不要迷信那个“全”字。说真话，我的小说中当然有可读的，但也不过一半多一点，其余的就是勉强可读的或者不可读的了。出版小说全集或者全集，并非我的本愿。我曾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集编者说：“编印全集是对我的惩罚”，我不得不重读我那些拙劣的作品。自己都受不了，读者还受得了？！

    我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几年，作品在市面流传不可谓不久。有人说它们反封建已经过时，可以休矣；也有人说高老太爷至今阴魂不散，这些作品便不会自行消亡。现在是它们经受考验的时候，我不希望读者对它们宽大，我倒愿意让它们受一次冲洗给淘汰一部分，全集成为选集，这才符合我的愿望。

    一九九〇年 九月九日

    《巴金谈人生》前言[279]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1991年2月14日。

    《巴金小说精编》后记

    有一天我和女儿小林谈起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的我的散文集，小林说：“还可以编选一本篇幅差不多的小说集。”我说：“那么你来试一下。”现在她把小说集的全稿送到了我面前，厚厚的一册，我翻看了一遍，无法拒绝她的要求：为这本小说集写几句话。

    我年轻时候编集子、出书，总喜欢在书前或书后写一些心里话，好像害怕读者不懂自己的用意，还拉住他们喋喋不休。别人说我啰嗦，我并不在乎。话越积越多，也是厚厚的一册。

    大概是这样吧：人年纪越大，讲话越少。我写来写去，也感觉到笔重千斤挥动无力了。很奇怪，在广州出版的那本《序跋集》是怎样编成的！？

    不管怎样，我还要为这本小说集写几句话。于是我又翻开这部稿子。我一眼看到“莫东先生”几个字，这是我早期短篇小说《复仇》的第一页。莫东先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物，真实的生活里他是沙多一吉里拉封丹中学的德语教员，我在他的班上学习了一年。一九二八年暑假后我离开中学，他已到南方避暑去了，以后便没有再看见他。

    一九七九年我重访沙多一吉里，中学似乎改变不大，但是我见不到一个熟人。人们和我谈起校长赖威格、总学监热沃米尼，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有人满面笑容地谈到莫东先生，我觉得眼前一亮，马上记起来五十一年前身材高大的莫东先生就在学校的院子里跟我告别，他惋惜不能同我在一起继续学德语，他希望我回国后不要放弃学习，他送给我一本巴黎出版的德语课本作为纪念。

    我对这位老师有较深的感情，我经常把他的礼物带在身边，有空便拿出来朗读。一九四〇年我去西南，也带了它去，从昆明到重庆，给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住在沙坪坝的时候，几乎每天拿着这德语课本一个人在茶楼上消磨大半个寂静的上午。后来从成都回重庆，我写了《爱尔克的灯光》。爱尔克的故事就是在德语课本中看到的。姐姐爱尔克每夜在窗前点着长明灯，给航海的弟弟照路，最后她带着希望进入坟墓。在我的想象中，她闭上眼睛前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我有信仰”，她相信她的亲人还在海上。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丢失了从沙多一吉里带回来的德语课本。德语并未学成，而唯一的把我和老师的纪念连在一起的东西也消亡了。我为那些失去的记忆感到惋惜。

    那些记忆真的失去了吗？怎么我又在这本集子里见到了《爱尔克的灯光》？我明明看见莫东先生在学校院子里。不，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我为每一本书所写的前言后记都是挂在窗前的一盏小灯，不是为读者，而是为作者自己照亮道路。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

    致树基——《巴金全集》第18卷代跋

    树基：

    一

    这几年我同你长途跋涉，回顾了我六七十年的创作道路，我说应该给自己做总结，路已经到了尽头了。其实不是前面无路可走，而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移动脚步。我浪费了那么多的珍贵的东西，留下的只是疲劳和叹息。我怎样给自己下结论呢？一卷一卷的书就是用来判断的物证吧。

    摆在我面前的这两卷“佚文”（十八卷和十九卷）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我并不因为这收获感到喜悦，是我丢失了它们，或者当初我有意扔掉它们。总之，我早已忘记了它们，现在它们一下子全给找了出来，要我一一介绍，并为它们作种种解释，我有点为难。究竟要或者不要？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大批判、大揭发还未到来的时候，我经常战战兢兢，感觉到过去许多作品都是压在自己身上的罪证。终于“文革”来临，无限上纲，冤冤相报，每个人都为自己留下的任何东西付出代价，即使是扔在垃圾箱里的几十年前的佚文，我也无法不拾起它们，记入账册。既然把这些佚文保留起来，那么就准备再接受一次更大的批判吧。

    我有一个想法：把一次又一次对我的批判集中起来，大概不止这么两卷。为什么不把它们同我的作品编在一起呢，它们从来不让我的作品单独存在，可能我的作品需要这样的养料。我觉得这样安排也很有意思。但我也知道你不会同意这个古怪的想法，而且我也得尊重著作权，不能随意采用别人的文章。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二

    请原谅，我不是在开玩笑，搞文字游戏，我是在认真地思考。我写这多卷的书，我编这多卷的书，无非为了争取别人对我的理解。我要给自己做总结，回顾一生的道路，我为什么在泥泞的巷子里长途跋涉？我没有双翼，不能展翅高飞，必须顺着一条道路向前或后退或拐弯。我不能忽天忽地。为了求得读者的理解，我应当解释清楚，让人们看见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无法掩盖自己的脚印。我从“牛棚”回到家，还有勇气重新拿笔。我用不着吞吞吐吐顾前顾后了，我写自己想说的话。我得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怎样写出文章。

    梦醒之后我写过好几篇“讲真话”的文章，当时害怕误会，还一再解释：我并非在传播真理，只是讲心里话，我的日子已经不多，我不想骗人骗己，浪费时间。既然我的脑子还可以使用，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为什么不讲自己的话？我这一生写过多少这样的“佚文”，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不止这么两卷，内容复杂，有时甚至互相矛盾，而且最初在成都《半月》上发表的三篇短文都是东抄西凑写成的。我自己害怕翻看旧账，所以请你替我把住“关”。我曾几次要求严格，你的确比较“严格”。我想，你能够理解我，我就放心了。讲真话，不是搞什么阴谋，只是希望得到理解。没有料到有人听说“讲真话”。以为要挖别人祖坟，连忙打开他们的“聚宝瓶”，放出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明枪暗箭。一齐出动，想堵住真话的路，让大家说假话过日子。可是中国人并不认为讲假话是光彩的事情。讲真话，和提倡讲真话并不犯罪，我没有被骂倒，仍然活下去，我的作品照样存在，它们能活不能活，要看它们是真话还是假话。作品本身也有生命，它也在成长，也在发展。我们在作品中看到艺术家的良心。倘使没有这种良心，作品就会枯死。

    批判并不起作用。我还是要讲真话。

    三

    三十年代我就常说自己不是文学家，又说是个门外汉，今天我仍然不是文学家，但根据六七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对文学也并非一无所知。几十年来我就记住这样的话：

    “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希望读者根据它来判断我写出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佚文。

    最后，我还要说：请根据这个座右铭来回顾我创作的道路吧。我希望读者理解文学，也理解我。

    芾甘 1992年9月2日—9日。

    致树基——《巴金全集》第22卷代跋

    树基：

    关于书信我用不着多说了。三、四年前我曾经为现代文学馆编过一本《巴金书信集》，书前有一篇小序，文字不多，却也讲出了我对出版书信的意见，序文已经收在《序跋编》里了。

    另外我还建议将三卷书信集放在《全集》的最后。我对书信的用法、看法有了改变，我要一直写到闭上眼睛。可能我骨已成灰还有人为我编印《书信集补遗》……

    我有幸找到了讲真话的路。我拿起笔就是为了写真话，讲真话。真话是讲不完的，真话是封不住的。即使我搁下了笔；即使嘴上贴了封条，脑子照样在思考真话，真话也仍然飞向四方。我说过我不曾用笔写完的，我要用行为来完成。每当午夜梦回，我反复思索用什么样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多么愿意再活一次。

    朋友们批评我不该使自己这样痛苦，却不知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从不曾追求文学技巧，用它来装饰自己。我写，我是在掏出我那颗满是伤痕的赤诚的心。

    写到这里，我收到你病后的来信，你为我的书带病工作了这些年，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仔细地编写、校读，忍住腰痛，坚持坐在书桌前，或者腿架在凳子上，为了我的《全集》你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多少精力，现在最后一卷就要发稿，……想到这些，我决定收回前面的建议。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的书橱里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叠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蓝色小字，字越写越小，读起来很费力，但也很亲切。不用说这是你的来信，我生活忙乱，常常把信分放在几个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这不是什么幻想，这闪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没有达到的目标：生命的开花。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不管留给我的日子还有多少，不管我能不能再活一次，不说空话，我默默地献出最后的一切，让我的生命也开一次花。

    芾甘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巴金全集》后记（之二）

    一

    树基：

    你把我三年前写好的《全集》的《后记》寄还给我，问我有没有改动，要不要作什么补充。

    我的回答是：另写一篇，不是改动，也不是补充，那么就算《后记》之二吧。

    我已经没有夸夸其谈的时间了，伸出手来，我准备一次紧握。我饶舌了六、七十年，不想再浪费读者宝贵的时光。人走了，但是印在纸上的字抹煞不了。我要为自己写的东西负责。不管我说真话还是讲假话，不管我的思想变化或未变，它总是在动，我也总有一条思路，我写文章绝非无话硬写，那是编造谎言。

    你了解我，我为什么不止一次地告诉你编印《全集》就是对我自己的惩罚呢？我不能容忍编造的谎言，不管是“独家采访”，或是“人云亦云”。我为什么坚持在十四卷末作为附录插进与徐开垒同志的对谈呢？我想让读者明白一件事情：我不能离开人民，我准备“改造自己，从头做起”。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变，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回顾它们的产生，我并不后悔我写了它们，即使我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即使我写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的文章会起一点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不少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经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我跟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最有趣的是五八年春天，我在自己的院子里草地上捧着铜盆敲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是在响应号召“除四害”打麻雀。我的集子里还保留了不少这一类的豪言壮语，我写它们，只是为了完成别人给我的任务，当时我们是在互相鼓励，今天却说明我如何制造废品。

    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难道我存心撒谎，为了保护自己？！难道借口真话不是真理我可以信口开河？！我反复解说只想用真话把我的心交给读者。可是我究竟说了多少真话？我究竟让多少人看到我的心？

    一句话，这二十六本集子里有多少真，又有多少假？我自己没有回答。有人说：“那么看看《随想录》吧。”

    二

    《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但这也只是刚刚开始，本来还想写《再思录》，却没有办法，“来日无多”了。我还需要讲什么呢？反反复复，唠唠叨叨，我把书一本一本地堆起来，也不见得就能说服读者。

    我又想起了老托尔斯泰，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他的《全集》有九十大册，他还是得不到人们理解，为了说服读者，他八十一岁带着一个女儿离家出走。他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想到中途染病死在火车站上。[280]

    这是俄罗斯大作家给我指出的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

    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我要走下去，不回头。

    但是对我来说，这已经太迟了。我讲话吃力，写字困难；笔在我手里重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最后一段话是对敬爱的读者讲的，对他们我只要说：“我爱你们。”是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巴金 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

    《再思录》序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

    《蜕变》后记[281]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亮光。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以上的话是应该在昆明写的，但是我离开昆明快两个月了。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纪程碑。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1940年12月16日在重庆。

    《冰心著作集》后记[282]

    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现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这个总名。对三册分集，除了诗集没有增添外，小说集后面增加了《冬儿姑娘》、《西风》等数篇，散文集后面加入《游记》和《新年试笔》两篇。抗战后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俟找到后再行补人。

    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那个小孩，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的有不爱母亲的人么？）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1941年1月记。

    1942年12月重写。

    《鱼儿坳》后记[283]

    这是世弥的第三创作集。散文三则都是在作者生前发表过的；《鱼儿坳》和《贼》两个短篇则是尚待整理的遗作。为了编辑这本集子，我读过世弥遗留下来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这里了。

    《鱼儿坳》和《贼》都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故事，但显然都是未完的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关联，是同样的背景和人物，而且拿这小说的第二节与《地上的一角》的第二节对照，连文句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似乎需要删改。但是我珍视作者的原著，我觉得让这重复的处所保留着使《鱼儿坳》一篇显得较为完整。这里说“较为完整”，读者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会在世弥的遗稿上面增加什么。作者的早逝的确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倘使作者能够多活十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

    最近我在成都到过世弥的墓地，一坏黄土，一块石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这里埋葬了一个年轻可爱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敬，和许多朋友的期望。我想起了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别时的情景，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忆中，我几次暗暗地问自己：难道生命就是这么脆弱，死的魔手随意一动便可以毁掉一切？

    现在我应该说，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毁灭的东西。如今我们谈起世弥，还仿佛她活在我们中间。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还系住许多朋友的心。今天在这窗外细雨如丝的春三月的寒夜，摊开她的遗稿，那些颇为潦草的字迹还在诉说一颗善良仁爱的女性的心的跳动。甚至躺在最后的安息地上，她还发出正义的喊声，为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呼吁。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么？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死亡，而且也永远不会死亡。

    1941年3月在重庆沙坪坝。

    《鲁彦短篇小说集》后记[284]

    鲁彦夫人要我替鲁彦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爽快地答应了她。我是鲁彦的朋友，鲁彦的小说我全读过，我有时还同他谈过我对他某几篇小说的意见；他也常常对我讲起他写作的苦心，和他对自己作品的爱好或不满。所以从鲁彦遗留下来四十多个短篇中，编选一本集子，在我并不是一件难事。

    鲁彦生前自己编印的小说集有：《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雀鼠集》、《河边》、《我们的喇叭》七种（另外一册短篇小说总集，也是他自己编的）。我现在选编了七篇，《杨连附》和《陈老奶》两篇是抗战后的作品。本来我还想把《河边》选人，可惜手边没有良友版原书，只得割爱。他也写过创作经验谈。那是一篇叙说他的创作苦心的好文章，现在把它附印在卷末，对那些愿意更深切地了解鲁彦作品的读者，它会有一点帮助。

    鲁彦逝世已过两周年。我和他相交十三载，可是他在病中，我不曾帮忙减轻他的痛苦，临死我又没有到他的病床前照料。殓，我未能抚到棺木；葬，我未能见到墓穴。甚至，在他病逝前一年，我还为着没有答应继续给他的刊物投稿，使他伤心。今天在这炎热的上海的秋夜，一间堆满家具的小楼中，重读他一生的作品，他那带病容的瘦脸还依稀现在我的眼前，这似乎是我为我这位善良的亡友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要是我没有做好我这工作，愿他的亡灵能饶恕我。

    《碑下随笔》后记[285]

    这本小书是我替崇群编辑的。他的遗著原不只这么一点儿，可是这几年中间我搜集到的就只有这八篇短文。记得三年半前崇群逝世后我去北碚看他的遗体（其实我看到的只是筑在一个斜坡上的新坟），曾和几位朋友谈到刊行崇群的遗著和编印全集的计划。我希望Z兄[286]负起整理遗著的责任。因为Z兄是崇群的好友之一，他当时住在北碚，崇群的丧事还是由他料理的。他读过崇群的日记，崇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寄发文稿、信函，都要在日记中写下篇名、日期。根据日记来整理他的遗著，应当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可是这些年Z兄一直在忙碌中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从文喜欢用的句子），而跟着“胜利”来的又是出版界的不景气。我始终没有得过Z兄的消息，而出版全集的希望也在“不景气”的冷风中给吹散了。我不知道Z兄是否还在进行整理崇群遗稿的工作。

    可是我不能够等待下去。我手边还留着这八篇费了力搜集起来的短文。我耽心会把它们失去。一九三八年冬天在桂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做过几天我的客人。我读过他那时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称赞他：信写得好，我说他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乱涂几下就算完事。”我还带笑地对他说我要替他编辑一本厚厚的“崇群书简”。他没有表示抗议。从那时候起，我就留意搜集他的信札。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第三次离开上海去内地时，上海的书斋中还保存着几十封崇群的旧信，有的从昆明寄来，有的从石屏寄来，还有些是他从贵阳寄到桂林，我又从桂林随身带回上海的。可是这些信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以后，被留在上海养病的我的哥哥完全烧毁了。我去内地后在桂林的书房里又积了一大堆他写的信函，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大火中它们跟着文化生活社的全部存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最后在重庆我又得到十多封他的来信，我把它们全保留起来，我珍贵这一束遗札。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在重庆买不到船票东下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愿意为我先带两箱书物去上海。崇群的遗札就在这些书物之中。这一次居然又遇到意外。箱子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早晨送上了船，到两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它们的消息。崇群的最后的几封信也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前两天偶尔跟一文[287]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也保存了一些崇群的书札，但是胜利后在重庆却被人当作烂纸卖掉了。可见在这个年头要不让一件东西毁灭，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耽心更不是多余的了。

    然而这里也收了他的五封手札。《短简》一、二都是写给我的，因为发表在他生前，它们才逃掉了毁灭的恶运。《短简三则》是写给他一个昆明朋友和另一个石屏女学生的信，却是为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在昆明某报上发表了的。那个学生当时还是一个女孩，现在则已做了孩子的母亲了。

    用《碑下随笔》作这集子的名字，自然是我的私意。但这些短文的确全是在“碑下”写成的，连《短简三则》也是，就除了那两封给我的信。H兄[288]在他的《唏露新收》编者序中曾提到那本“没有完成的定名为《人间百相》的书”，崇群生前也对我谈过他有意描写“人间百相”，而且他读到靳以的《人世百图》的时候，还写信给靳以讲他的“人间百相”的看法和写法。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写出了“百相”中的几相，大概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更生》，《流民》几篇吧。也许还有更多的，可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见到。

    H兄编选《唏露新收》时，曾经写过：“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今天，在炎热的七月下旬的正午，我坐在阳光满室的小楼中校完了崇群的遗稿，市声嘈杂地送进我屋子里来，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透过这些杂音，一个熟习的声音向我的耳朵慢慢挨近，我明明听见他在唤我的名字！那是崇群！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声音。我放下笔。可是我带着痛苦地想起了H兄的话，我和他有同感。然而我又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世间真的就没有不跟着肉体同死的友情么？”

    我不相信。对于我，他的友情是不曾死的。我就靠着它活下去。是的，我是靠着友情活下去的。

    1948年7月25日。

    《冰心传》序[289]

    卓如同志：

    信早收到，我指的是您写给冰心大姊要她找我为传记作序的那封信。对您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北京医院大姊的病房里见过您，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可是我经常听见大姊和家人讲到您，知道您在搜集资料，为她编全集写传记。大姊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可以问卓如。”拿起大姊转寄来的厚厚一叠《冰心传》翻了翻，我也不得不佩服您这个“冰心通”。您唤起我数不清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给您回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一位诗人和她的作品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您写的我已熟悉，您讲的我也知道。不用翻阅您寄来的厚厚的印张，我早已回到六、七十年前温暖的梦中。我有那么深的感情，和那么多的回忆！为《冰心传》作序，我担心病中无法从容构思，写不出像样的序文，但是我又不能交一份白卷，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我不敢一口答应，也不愿一口谢绝。

    就在这个时候，热浪袭击上海，我坐立不安，度日如年，无法动笔，又不能搁笔，感到进退两难，忽然看到大姊写给香香的信，短短的一句：“也只要几句真话！”这是对我说的。我明白了。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

    巴金 1988年7月28日上海。

    《骷髅的跳舞》译者序[290]

    虽然我还不配算在那般“天天在巴黎圣密雪尔大街上散步的面部毫无表情的中国人”（借用法国某女记者的话）之列，但赛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却是我常到的地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两只手总是满满的。

    然而有一次我冒着春天的微雨，沿着赛纳河岸，望着圣母院两个高耸的钟楼，踏着回家的路，手里却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语的小书《骷髅的跳舞》，是花了两个半法郎买来的。

    几天又过去了。有一天大清早我拿了这本小书到卢森堡公园去。早晨，公园里游人不多。我坐在大树下一把长椅上，在安静而闲适的气氛中，读这本小书。阳光射在碧绿的草地上；中间圆圆的地方种着各样颜色的花；喷水机不住地喷出丝丝的雨点，在阳光中闪耀着如颗颗的明珠。这时候我读完了《骷髅的跳舞》。在这样和平的空气中，我的紧张的心情突然宽松了。“骷髅”在我的眼前不见了。我只记得首陀罗[291]的喷泉和草原。我似乎已经看见这一切了。我知道那样的日子快要到来。为着全人类的喷泉和草原，是到底会有的，而且不久我们就会看见的。

    作者秋田雨雀在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序中说过：“你叫喊说，‘不要失望罢，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是的，的确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时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不错，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

    我在卢森堡的春天里读完了这本小书，心里确实充满了希望。现在我把它译了出来，又恰逢着上海的春天。

    1930年3月。

    《我底自传》译本代序[292]

    我的小弟弟：

    自从几个月前得到你的信叫我译著点书给你读以来，我就无日不在思索想找出一本适当的书献给你。经过了长期的选择之后我终于选定了现在的一本书。你要读它，你要熟读它，你要把它当作你的终身的伴侣。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书呢？你把这本书读过以后就可以明白。在你这样的年纪，理论的书是很不适宜的，而且我以为你的思想你的主张应该由你自己去发展，我决不想向你宣传什么主义。不过在你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圈子接触实际生活以前，指示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给你看，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怎样处世的态度；这倒是很必要的事。——这是你在学校里修身课本上找不到的，也是妈妈哥哥所不能告诉你的。

    固然名人的自传很多，但是其中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归根结底总不外乎描写自己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

    然而这本自传却不与它们同其典型。在这本书里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

    巴尔扎克在童年时代常常对他的妹妹说：“你的哥哥将来要成一个伟大人物”，这样的野心并非那位法国大小说家所独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然而克鲁泡特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野心，他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从穿着波斯王子的服装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之童年时代起，他做过近侍；做过军官。做过科学家，做过虚无主义者，做过囚人；做过新闻记者，做过著作家，做过安那其主义者。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也度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近侍，也做过贫苦的记者。他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俄罗斯的黑土，尽力于改造事业，到了最后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过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所以有岛武郎比之于“慈爱的父亲”，所以王尔德称之为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这个唯美派的诗人曾说：“我一生所见到的两个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嵛和克鲁泡特金……后者似乎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弟弟，我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你了，把他的生涯毫无夸张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了。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反对他的主张，你也许会像另外许多的人那样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要赞美他的人格，将承认他是一个纯洁、伟大的人，你将爱他、敬他。那么你就拿他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你能够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你一生就决不会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决不会有对人对己不忠之事。你将寻到快乐，你将热烈地爱人，也将为人所爱，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是青年们的福音了。你会如何地宝爱它，你会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你会读它，你会熟读它，你会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

    自然这里面有些地方是小小的你所不能够理解的，（但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些地方的价值。）然而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你读着这一本充满了牧歌与悲剧，斗争与活动的书，你一定会感动，一定会像我译它时那样，流下感激之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那时候你会了解你的哥哥，你也会了解你的哥哥的思想，你会爱他，你也会爱他的思想。你更会爱他所爱的人。那么我的许多不眠的夜里的劳苦的工作也就得着酬劳了。

    1930年1月。

    《草原故事》小引[293]

    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294]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敦堡[295]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仙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1931年2月在上海。

    《告青年》序[296]

    我们有一颗纯白的心，我们有一个热烈的渴望，我们有满肚皮的沸腾的血，我们有满眼睛的同情的泪，我们是青年。

    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着一切了。

    我们有房屋居住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饱饭吃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衣服穿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书读了，但是我们依旧不满意！因为在我们的周围还有着许许多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饱饭，没有书读的人。而且这些人正是我们所赖以生活的。

    我们有着一对明澈的眼睛，我们不能不看见在他们的肩上安放着我们的全部幸福。我们和我们的父兄一样也成了掠夺的人了。

    黑暗，压迫，灾祸，痛苦在我们的周围扩张起来。我们的欢笑里面夹杂了无数呻吟号泣的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我们说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的幸福的环境，到那外面的世界去。走进实生活去！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一些有用的事情：要消灭那黑暗压迫，要消灭那灾祸痛苦，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无数受苦的人！我们要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不愿再把我们的生活费用放在别人的肩上。

    “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预备向着外面世界，向着实生活走了，但是在我们的面前横着许多条道路，在每条路上都放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于是，我们站在歧路边踌躇起来。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们指路。我们的父兄已经躺在死床上了。

    在这时候一本小书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给我们说明了一切，它的话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它的话里面并没有欺骗。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

    现在我们没有一点踌躇了，我们捧着这一本《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实生活走去！

    1935年4月。

    《处女地》（新版）后记[297]

    《处女地》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是他的六部艺术性相当高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这六部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但就艺术上的成就来说，《烟》和《处女地》比较差一些。

    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地主阶级，他的母亲是一个专横的地主婆，对待农奴非常残暴，甚至对待她所喜欢的儿子伊凡也很专制。屠格涅夫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专制政治，但他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脱离了人民，也不大了解祖国的现实生活。他看到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丑恶和日趋没落的命运，也看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可救药，但是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他知道旧的、腐朽的一切都要灭亡，会有新的、进步的事物来代替它们，然而他并不理解这些新生事物。他害怕变革，害怕革命，他赞成改良，主张用“教育”代替革命。他的英雄就是本书中索洛明那样的受过英国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其实索洛明那样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个改良派，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也有可能变成英国工党中的那种工人贵族。小说中的另一个“革命者”涅日达诺夫好像是一幅讽刺画，其实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有屠格涅夫自己的毛病。屠格涅夫描写涅日达诺夫的时候，也常常在解剖自己。屠格涅夫把涅日达诺夫描写成一个他所谓的“多余人”（屠格涅夫自己就是一个）。其实“多余人”只是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屠格涅夫熟悉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他在他的小说中替这种人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唱了挽歌。

    《处女地》是一八七六年的作品，在这以后作者还写了不多的短篇和散文诗。在逝世前一年（一八八二年）写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中，他这样地表明他的坚定的信念：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根据这首诗来回顾他六年前写成的《处女地》结尾中所谓的“一个匿名的人”（指领导革命者）和“匿名的俄罗斯”，我们对“匿名的”这个词便有更清楚的理解了。可以说作者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乐观的。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他虽然害怕革命，但是根据他对祖国的热爱，他理解到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他当时存在的一切。

    1975年8月。

    《巴金译文选集》序[298]

    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在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回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它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 1988年4月22日。

    附记 最近，编者告诉我，台湾的东华书局希望在台湾同时出版这套小书，征求我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台湾设立分社的事，我曾去过台湾半个月，还跟当时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老朋友黎烈文和其他一些人见了面。这个美丽的小岛和我那些朋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我当然很高兴台湾读者也愿意读这些我所喜爱的书，并感谢台湾东华书局的盛情。

    巴金 198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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