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格套

    丧礼中的驴鸣

    在中国历史上，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这一年，照例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大事，小事，喜事，丧事，似乎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份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让当时的人心惊肉跳的大事都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却有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被后人记住了。

    什么事呢？其实是一件丧事。确切说，是在一个男人的葬礼上发生的事。丧事嘛，我们都知道，不仅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一件令人悲哀、痛苦、哭泣、流泪的事。在古代，丧礼有很多讲究，可以说非常严格。因为丧葬礼仪的核心就是为了体现对生命、天地乃至鬼神的敬畏。

    但是，我们说的这场葬礼，却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特别“出格”的事，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而更令后人难以忘怀，不仅难以忘怀，而且每当人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会十分开心地笑起来，而完全忽略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人的葬礼中。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简单说，就是在这次场面很大的葬礼中，发生了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整个庄严肃穆的追悼会现场，竟然成了吊丧者表演口技的舞台。

    难道这些吊丧者都是马戏团的演员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不仅不是在古代身份低贱的演员，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文人士大夫和达官贵人。其中有一个，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口技表演不是这些吊丧者的专业，只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罢了。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口技呢？说起来有点不雅——驴鸣。也就是学驴叫。

    葬礼上学驴叫，你说好笑不好笑？

    为什么偏偏要学驴叫呢？答案是：这个将要安葬的死者，生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驴鸣。估计他不仅爱听驴叫，自个儿还爱学驴叫！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死者已经下葬了，本来应该是“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刻，却一下子驴叫声声，响彻云霄。那该是一种多么不和谐，多么滑稽、荒诞、搞笑的场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死者究竟是谁？为什么竟有人敢在他的丧礼中如此不拘格套的学驴叫？又是谁下了这道命令，竟让一大帮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如此放下身段，大学驴叫呢？这种出格行为的背后，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哪一种风气呢？

    王粲其人

    先说这个死去的人是谁。说来死者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就是汉末着名的“建安七子”中最有才华的王粲。“建安七子”又都是哪些人呢？排行第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孔融，其余的六个分别是：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瑒、刘桢。大家也许注意了，我们讲过的很多人，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个“人名”，可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名”，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人名”的主人，没有一个不是“名人”的。

    一般而言，名人一开始总是一个普通的人名，等到他成了名人之后，这原本普通的人名就被赋予了一道光环。有的名人，一夜成名天下知，但那道光环很快就黯淡下来，转瞬即逝，“过气”得很快；有的名人，当时知名，身后也知名，因为他赖以成名的资本很雄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所以那道光环也就一直璀璨夺目，永远不会黯淡。

    王粲就是这么一个名人。

    王粲的名气之所以大，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出身名门。王粲的曾祖父名叫王龚，官拜太尉，祖父名叫王畅，后来官拜司空，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所以王粲的曾祖、祖父都是位至三公，乃朝廷重臣。王粲的父亲王谦官阶低些，也曾做过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幕僚之长）。这样的一份家谱和出身当然是得天独厚，水涨船高，加上家学渊源，王粲博学多才，是个天生的读书种子，所以年纪轻轻，就已是闻名天下的少年才俊。

    第二，名流提携。我们知道，汉末最有学问的大儒蔡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和大名士，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当时蔡邕门前经常是门庭若市，车马辐辏，家里是高朋满座，络绎不绝。但是王粲第一次来拜访他，竟弄得比他年长40多岁的蔡邕“倒屣迎之”——为了迎接王粲，鞋子都穿反了！当时王粲只有十几岁，容貌丑陋，身材短小，宾客们看了都十分惊诧。蔡邕却说：“此王公（畅）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而且说到做到，当真把自己的藏书都给了王粲。古人欣赏一个晚辈，常有两大礼遇：第一是嫁女，如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学生公冶长，把侄女嫁给了学生南容。第二就是赠书，不是一般的赠一本签名本，而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拱手奉送。由此可见，王粲深得蔡邕的赏识。这么一来，王粲的名气就更大了。

    第三，王粲还有一些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三国志·王粲传》记载，有一次，王粲与人共行，看到路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碑文。两人就一起读碑文。读完之后，同伴就问他：“你能熟记碑文吗？”王粲想都没想就说：“能啊。”然后就哇哩哇啦地背了一通，同伴一边听一边和碑文核对，发现竟然一字不差！还有一次，王粲看别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弄乱了，下棋的人很不高兴，王粲就说，别着急，我能为你们复盘，说着三下五除二地把棋局摆好了。下棋的人不信他真有这么神，就用手帕盖住这个棋局，让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两个棋局一个子儿都不差！王粲的记忆力简直是照相机式的，真叫过目不忘！

    有了这三条因素，王粲就是想不出名都难。

    但是，王粲这样一个名人仕途也不顺利，他先是依附于荆州的刘表，刘表是他祖父王畅的学生，关系应该挺近的，但是刘表见识浅陋，对王粲并不重用。为什么呢？原因有三个：第一，因为王粲“貌寝”，就是长得丑；这也难怪，刘表本人长得高大俊伟，难免有点以貌取人。第二是王粲“体弱”，身体弱小多病。第三个原因是王粲个性“通侻”（亦作“通脱”），也就是旷达洒脱，不拘小节。只要从王粲竟然喜欢学驴叫，就可想而知了。刘表原本打算将王粲招为乘龙快婿，因为这些原因就作罢了。

    可以说，才华奇高的王粲在刘表这里，真应了一个成语——明珠暗投。不过，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建安十三年（208），王粲投奔了曹操，对他个人而言，可以算是“弃暗投明”了。因为时任丞相的曹操对王粲非常器重，先辟他为丞相掾，就是丞相府的属官，属于曹操智囊团和秘书处的核心成员，出谋划策，撰写文书，哪一样都离不开王粲。这还不算，又被赐爵关内侯，“建安七子”中被封侯的只王粲一人。魏国初建，王粲又官拜侍中，官儿做得越来越大。当时的典章制度都是由王粲主持制定的，可见其地位举足轻重。

    为什么王粲这么受重用呢？我想与他文才很高大有关系。王粲被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就是说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才华最高的。怎么高呢？《三国志·王粲传》说王粲：

    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

    就是王粲写文章根本不假思索，也不打草稿，下笔立就，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头天晚上就写好了一样。曹操也是文学艺术的“发烧友”，所以他对王粲十分欣赏，无论巡游还是出征，总是把王粲带在身边。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216年5月，曹操被封魏王，10月，曹操发兵南征孙权。不用说，王粲又是随军出征，参与军机大事的谋划。但是这次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孙权筑城坚守，两军相持不下。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17年3月，这仗就打不下去了，曹操于是率军北还。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王粲“道病卒”，病死于行军途中。时间是正月二十四日。一代文星，就此陨落。

    王粲死亡之谜

    王粲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说来也是一大悬案，一大谜团。

    晋朝的皇甫谧写过一部《针灸甲乙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可以为我们破解王粲死亡之谜提供一个参考。说张仲景遇见20岁的王粲，就立马看出王粲有病在身，不治疗就会死。于是对王粲说：“君有病，如不及早治疗，到了40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他当即给王粲开了一剂药方，什么药呢？五石汤。这五石汤应该就是尚未被何晏改良过的五石散。张仲景说，吃了这五石汤就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一般人总是讳疾忌医的，王粲也是如此。他听了这样的“逆耳忠言”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压根儿没病，张仲景是出言不逊，信口雌黄。所以他虽然接受了汤药，却并没有服用。过了三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问他：“吃药没有？”王粲说：“已经吃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神色，说：“你的神色不像是吃过药的样子，为什么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还是不信。20年后，王粲刚好四十岁，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也就是正好半年后就死了。

    这故事听起来挺邪乎，似乎这张仲景不是医生，而是“半仙儿”，连人家哪一天死都算的这么准。我以为这事不可尽信。但是，其中透露的一些信息，比如眉毛脱落，开了五石汤的药方等等，倒可能是真实的。

    那么，这王粲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王粲得的是大麻风病，他的根据是，麻风病的症状之一正好是病情严重时，眉毛胡子都会慢慢脱落！（《章太炎全集》第八册《论狐惑及疠》）因为章太炎是个大学问家，所以长期以来，他的这个推断差不多就被大家默认了。

    但是，章太炎的这个判断真的可靠吗？我以为不可靠。因为第一，史书和文献只说王粲“道病卒”，没说患有麻风病的记载。这叫文献无证。第二，麻风病虽有一定潜伏期，但不可能长达二十年——于理有悖。第三，麻风病是一种流行性传染病，皮肤和神经都会受到损伤，身上有红斑和疹块，症状很明显，如果王粲患有麻风病，那是需要“隔离”的，曹操怎么会让他随军出征呢？这也于情不合。所以，王粲患麻风病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王粲到底得的什么病呢？我们只能从张仲景开的药方“五石汤”——其实也就是五石散——来推断，当时王粲所患的极有可能是由伤寒症引起的羸弱体虚之病。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主要症状有两个：一是发热，一是恶寒。就是高烧不退，还特别怕冷畏寒。这里必须要交代一个背景：东汉时候，瘟疫流行，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当时就把这种流行瘟疫统称为“伤寒”，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伤寒”严重，只要染上这种病，死亡率最高可达50%。比如，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有200来口人，可是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仲景才发奋钻研，终于写出医学名着《伤寒杂病论》。而在这部书中，张仲景明确提出，五石散是能够治疗伤寒的。

    所以，我以为，20岁的王粲很可能得过伤寒病，而后虽然恢复，但病根子还在，一旦遇到外部的病源或者疫情的刺激，便会再次发作，最终导致死亡。

    这么说，有根据吗？当然有。因为无巧不巧，建安二十二年年初，也就是曹操攻打孙权的这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恰好爆发了一次特大的瘟疫，曹操的撤军很可能就与这次疫情有关。这一年刚开春，中原地区就被疫情所笼罩，死亡人口急剧增加。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就说：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也就是说，这一年的瘟疫简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于交叉感染的原因，竟然有一家或一族人都被瘟疫杀死的恐怖情况。

    这一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着名的“建安七子”在这一年，一下子死了五个，哪五个呢？分别是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刘桢。

    大家要问了：那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死得更早：一个是孔融，十年前，也就是公元208年，就被曹操所杀；另一个是阮瑀，也早在212年便因病去世了。

    这一年去世的五个人中，除了王粲，其他四位的死因非常清楚，曹丕《与吴质书》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说明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四人都是死于这一年的瘟疫。我推测，王粲很可能也是死于这场瘟疫。曹丕之所以没有点王粲的名，第一可能是出于行文的需要，四言比五言更有节奏感；第二，大概王粲死在正月，而紧接着的二月，瘟疫大流行，其他四子全部感染，他们死亡的时间更接近。也就是说，没有提王粲，不等于王粲的死与瘟疫无关。

    所以，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是一个历史上着名的“灾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许多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建安七子”中的五人在这一年全部死亡，可以说，这一年是“建安七子”终结的一年，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和缅怀的年份。

    可想而知，这一年的葬礼肯定是接连不断的，王粲的葬礼之所以被记录下来，足以说明王粲其人的重要性。既然王粲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文学上，甚至政治上、军事上都拥有话语权，那么，他的葬礼当然非同一般。古人本来就重视迎生送死之事，可想而知，王粲的追悼会上，一定是名流云集，群星闪耀。

    驴鸣何为？

    《世说新语》有个门类叫《伤逝》。伤逝，顾名思义，也就是伤悼逝者之意。这一篇记载了许多生者对死者的伤悼故事，我们所说的这个“驴鸣送葬”的故事就是开篇第一条：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仲宣也就是王粲，他生前喜欢驴鸣，死后安葬时，曹丕亲自来主持葬礼，祭吊完毕，曹丕扭头对身后一起来的王粲生前好友同僚们说：“王粲生前喜欢驴鸣，现在大家可以各学一声驴鸣来为他送行。”于是大家就都学了一声驴叫。

    我们来解剖一下这个故事，看看从中能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故事一开始就说，王粲喜爱驴鸣。这说明王粲的确是一个十分率性通脱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魏晋文人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关于他的通脱，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是通过“好驴鸣”，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一个大概。你想啊，大自然万千声音他都不爱，偏偏喜欢听驴鸣，听过驴叫的人一定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听的声音，你看现在的口技演员，学鸡鸭猫狗的都有，可是没见过学驴叫的。但是关键也就在这里，王粲偏就爱我所爱，好我所好，这一点就与众不同。

    说到驴鸣的爱好，王粲也不是第一个。汉末的隐士戴良才是驴鸣之风的开启者。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是我的正宗老乡。戴良不仅是个隐士，还是个狂生，他年轻时放纵不羁，不同流俗。但这个人却是一个大孝子，他母亲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听驴鸣。于是“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后汉书·戴良传》），戴良就经常学驴叫，逗母亲开心。留下一个“驴鸣娱亲”的典故。

    这个“娱乐”二字很重要，说明人们喜欢听驴鸣最初就是为了娱乐。因为驴子这个动物很有喜剧色彩，它两只耳朵又大又长，俗称大耳朵驴，嘴巴四周有一圈白圈，很卡通，很可爱。不过，驴子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叫声，那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听过驴叫的人都知道，驴叫声虽然不是那么好听，以至于人们形容一种声音很难听，常常会说“像驴叫”。但是，驴的叫声共鸣效果特别好，声音高亢、嘹亮，扯天扯地，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和音乐性，可以说是一种原生态加美声唱法的效果。别看驴子平时忍辱负重，谨小慎微，但在它伸着脖子仰天长鸣的时候，那真是不管不顾、舍我其谁，自有一种豪迈豁达的韵味。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黔之驴》里，不是还有“驴一鸣，虎大骇”的描写吗？虽然那头驴子最后被老虎吃掉了，留下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但我总觉得大家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太残忍了，它反映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什么大家都对那可怜的驴子幸灾乐祸呢？难道弱者面对即将而来的暴力，叫几声以示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吗？小时候读这个故事，我总是对那只被老虎吃掉的驴子心存同情。我觉得，那头驴子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权和暴力的“钉子户”，完全值得尊敬啊！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王粲。我想王粲喜欢驴叫首先也是为了娱乐，毕竟学驴叫也算是口技的一种，还可以锻炼肺活量。估计王粲和朋友聚会时，一定经常表演驴鸣，而且肯定是学得惟妙惟肖，弄到后来，喜欢驴鸣几乎成了王粲的招牌式、标志性的个人爱好了。

    不过我以为，王粲之所以好驴鸣，恐怕也有其深层的心理需求在里面。王粲长得丑，一度很受压抑，这和驴子其貌不扬被人轻视很相似，但王粲毕竟是博学多才的，只要给他合适的机会，他就能“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和驴子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也是相通的。再加上魏晋那样一个乱世，兵荒马乱，朝不保夕，每个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特别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王粲本来就通脱不羁，他学驴叫其实也是一种发泄积郁在心的“不平之气”的独特方式。可以说，魏晋文人学驴鸣，这和那样一个乱世人们的精神状况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驴鸣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人文色彩的“不平之鸣”。

    古代有句话：人无癖不可以为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无伤大雅的个人爱好，干脆就不是一个灵魂健全的人。王粲的好驴鸣，正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身份证明。所以王粲死了以后，人们还是对他生前的这个爱好念念不忘，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就算是活出了自我。

    驴鸣当哭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你王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即使驴鸣是你的独特爱好，难道就可以把葬礼当做学驴叫的舞台吗？如果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发号施令，推波助澜，谁敢在这样庄重肃穆的场合表演口技呢？我以为，曹丕在这个“驴鸣送葬”的故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关键。

    我们知道，曹丕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后来做了魏国的皇帝，史称魏文帝。而且，历史上的曹丕形象不好，一会儿是和曹操争夺甄氏，一会儿是毒杀自己的弟弟，弟弟曹植的“七步诗”也是在他的屠刀之下被逼着作出来的，更有甚者，他还做了他老子都不敢做的事，那就是代汉自立。所以，无论从公德还是私德方面，曹丕都可以说是“反面教员”，让人敬仰不起来。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历史往往是人写的，历史记载中的价值判断难免会带有记录者先入为主的主观性，以及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鲁迅先生也说：“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对曹丕这个人来说，其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至少就我的观察，曹丕是古代帝王中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仔细阅读曹丕的诗文，你会发现，曹丕是一个情感特别细腻、也特别脆弱的人，他的作品不像他的父亲曹操那么慷慨悲壮，而是有一种特别凄美感伤的情调。特别是对待朋友，曹丕简直有一种与他的身份和年龄不相称的依恋。他和“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之外的其他六子都有深厚的交情，曾经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所以，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七子中的五个人先后凋零，对于曹丕的打击是很大的。

    俗话说：兔死狐悲。王粲的死，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曹植和王粲交情也很好，王粲死后，曹植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悼词——《王仲宣诔》。我甚至怀疑，这篇悼词很可能也是在葬礼上宣读的。人死了，写篇诔文表示纪念，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中规中矩的。而曹丕呢？他表达悲哀的方式就显得“不拘格套”，那就是在葬礼上号召大家一起大学驴叫！

    问题是，曹丕自己有没有学呢？根据“各作一声”来分析，他应该是学的，那样庄严的场合，领导不率先垂范，谁有这么大的胆儿啊？所以，应该是曹丕先学，学完之后，大家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一时间，墓地上充满了高亢嘹亮的驴叫声。

    当我们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就会明白，墓地上空的那一声声驴鸣，并不是存心为了娱乐和搞笑。我想，那些王粲生前的好友一定是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学驴叫的。

    这一刻，驴鸣，就不再是简单的驴鸣，而是被放大和变形之后的人的悲痛的歌哭！千年之后，人们提起这个故事，仍然会感到惊心动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这个“驴鸣送葬”的事，我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容易，可对于当时的曹丕来讲，简直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为什么？因为曹丕当时的职务是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地位仅次于曹操，几个月之后就被立为魏王太子，三年之后就做了皇帝。所以，这次葬礼的规格应该是很高的，差不多仅次于国葬。作为当朝的副丞相，而且是这次葬礼的主祭人，只要曹丕脑子里稍微有点礼法教条之类的“紧箍咒”，我们也就欣赏不了这出口技表演了。

    那么，曹丕作为副丞相，差不多是国家领导人，竟然在葬礼上号召大家学驴叫，以此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丕和王粲一样，也有通脱放达的个性，也是个性情中人。试想，如果这时他让乐队演奏一曲哀乐会是个什么效果？谁都会说，奏哀乐或者《安魂曲》之类是比较靠谱的，起码符合特定的礼仪和场合，但你再往深里想，那是做给活人看的，跟死者王粲又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而死亡恰是对生命过程和意义的终止、抽空甚至否定，所以，丧礼的仪式，一招一式，无不是做给生者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以安抚生者早已被生活磨蚀得千疮百孔的心。但是，曹丕的驴鸣却是直接面对死者，面对死者生前最具个性价值的一个癖好，而不是一整套观赏价值很高但却把生者与死者弄得“幽明殊途”的丧葬礼仪。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时候，合乎礼的东西被强调得过了头，就不再合情了，反过来，看似不合礼的行为，往往反倒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不管曹丕在历史上的形象多么不堪，我都要为他这一刻的表现喝彩。在他让大家“驴鸣送葬”的这一刻，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人格魅力。这一刻，外在的身份和地位都被剥除掉了，只剩下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真我”！

    其来有自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门类名叫《任诞》，可以说是全书最具看点的一篇。任诞，也就是任达、放诞之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言行“出格”，表现“另类”，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也可以理解为“通脱放达”之意。我们上一讲所说的饮酒之风其实就是“任诞”风气影响下的产物。事实上，王粲的好驴鸣，以及曹丕的“驴鸣送葬”，体现的正是一种任诞、放达的个性。

    也许有人会问：王粲和曹丕的这种通脱放达的个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以为，来自两种人物的影响：一种是政治人物，一种是文化人物。

    先说政治人物的影响。曹丕本人就是政治人物。但追溯起来，这种通脱放达风气的开启者，既不是王粲，也不是曹丕，而是比他们更强势的人物——曹操。大家知道，曹操本来就是一个通脱任性、不拘小节的人，年轻的时候飞鹰走狗，无所不为。等到他大权在握，在政治上也是不拘格套的，为了广揽人才，他曾颁布三道“求贤令”，这三道求贤令真是非同小可，其最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四个字——“唯才是举”。曹操说，只要有才，就可以选拔出来做官。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你有“治国用兵之术”，我照样来者不拒。这叫“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那个时代，墨守成规的人逐渐被淘汰，而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标新立异的人，大都脱颖而出。不拘格套的人越来越多，从而激发了整个时代的创造力。

    有道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曹操也好，曹丕也好，那些遵命学驴叫的吊丧者也好，都是上流社会的王公名士，他们的这种任情和真率的言行自然会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从而催生出一个时代放达不羁的风气，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任诞之风”。

    曹操的选拔人才是“不拘格套”的，王粲的“好驴鸣”也是“不拘格套”的，曹丕的“驴鸣送葬”更是不拘格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不拘格套”的时代。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一向有一个偏见，以为礼崩乐坏如何如何不好，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孰不知，礼崩乐坏也有两个太平盛世没有的好处。哪两个好处呢？

    第一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因为礼崩乐坏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时候，恰恰是社会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思想和言论一旦被定于一尊，当人们的一切都被一个既定的模式、框框甚至格式所限制，人的思想被装在一个套子里的时候，正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渐缺失的时候。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套中人”，多么正统庄重，可是又多么可悲可怜啊！

    第二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礼崩乐坏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有担当、有信念、有风骨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着书立说，开宗立派，启迪来者，沾溉后世。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巨子，礼崩乐坏的魏晋乱世也出现了文学、哲学、音乐、书法、绘画的大师巨匠，礼崩乐坏的晚清民国更是大师云集，盛极一时。古代有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再说文化人物的影响。我以为，任诞之风的文化思想的源头，应该在庄子那里。

    关于庄子，有个着名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不仅不哭，还击缶而歌，就是敲打着瓦罐唱歌。庄子认为，人本来是没有生命的，生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死亡呢，恰恰把有的东西复归于无，这和四季轮回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必要哭哭啼啼呢？所以，要说“任诞”之风的祖师爷，应该是庄子。

    到了汉代末年，政治黑暗，儒家礼教受到严峻挑战，老庄思想开始兴起，名教和自然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因为古代最注重规矩和格式的正是丧葬之礼，所以，要彻底地冲破人为的礼法和教条，“居丧无礼”就成了最有效的方式。比如那位“驴鸣娱亲”的戴良，等到他母亲去世，他却食肉饮酒，难过的时候就哭几声，有人就问他：“你这样子，合乎礼吗？”戴良说：“当然合礼了。礼是制约情感放荡的，如果情感不放荡，还要礼干什么！如果你喝酒吃肉，一点也不觉得香甜有味，吃一点喝一点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很有些“酒肉穿肠过，仁孝心中留”的意思。所以，说到“居丧无礼”，戴良也是个关键人物。

    曹丕的这种“驴鸣送葬”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居丧无礼”。这对魏晋士风的影响是巨大的。你想啊，既然身份尊贵的曹丕都在葬礼上大学驴叫，后来魏晋名士如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食肉、弹琴度曲，也就算不得大逆不道了。

    甚至，直接效法曹丕的也不是没有。西晋名士孙楚和王济是一对好朋友，孙楚才高气傲，很少佩服谁，唯独敬重王济。后来王济死了，办丧事的时候，天下名士都来吊丧。孙楚来得很晚，对着王济的尸体放声恸哭，众宾客见了也都陪着流泪。孙楚哭完，对着灵床说：“你生前常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再为你学一声。”说完就学了一声驴鸣，声震屋宇，惟妙惟肖，众宾客都被他逗笑了，追悼会的庄严气氛也一扫而空。没想到孙楚却很生气，抬起头对众人说：“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意思是：老天真是不公，竟让你们这帮家伙活着，却让这个人死掉了！

    你看，同样是“驴鸣送葬”，曹丕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笑出来，王济的朋友却破涕为笑了。这说明，这股风气到了西晋的时候，其深刻的内涵已经不太能够为人所理解，也难怪自视甚高的孙楚要发脾气了。

    有人要问了：难道不拘格套的任诞放达的风气只体现在丧礼之中吗？当然不是，这种风气到了东晋，甚至已经渗透进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中去了，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那位让李白都向往不已的王子猷。王子猷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天马行空

    这一讲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谁呢？就是把魏晋的放达、任诞之风推向极致的东晋名士王子猷。这个叫做王子猷的贵族公子哥儿，曾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乘坐一艘小船去拜访一位隐士，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赶了大半夜的水路，终于来到隐士的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来个“华丽转身”，打道回府了！

    你说这事儿“雷人”不“雷人”？它“雷倒”的不是一般人，甚至连唐代大诗人李白都被他“雷”得晕头转向。在着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李白十分深情地写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这个剡溪，不是别处，正是王子猷星夜兼程拜访隐士的那条河。

    李太白很少真正欣赏什么人，但是这个东晋的王子猷，却用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特立独行征服了我们的“诗仙”！我曾经统计过，在李白诗集里面，引用王子猷的这个叫做“雪夜访戴”的典故竟然高达二十多次！不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喜爱，李白怎么会对一个人、一件事这么念念不忘，心驰神往？！

    每次想起王子猷的故事，我总忍不住要嘟囔一句：做人不能太王子猷了！你玩得这么邪乎，这么空灵，这么飘飘若仙，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过啊？

    大家要问了：难道这个王子猷是个“外星人”吗？他怎么能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儿？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催生了像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在他“华丽转身”的一刹那，他到底在想什么，又有什么豪言壮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王子猷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他的父亲说起……

    东床坦腹

    提起王子猷的父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谁呢？就是东晋着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其说王子猷的特立独行是后天形成的，不如说是“胎里带”的，因为他父亲王羲之年轻时，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流名士。《世说新语·雅量》篇所载“东床坦腹”的故事说：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故事说，东晋着名军事家郗鉴镇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时候，政治地位如日中天，就派门生送信给当朝丞相王导，想在他家挑个女婿。王导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答应了郗鉴的求婚。当即告诉郗鉴的信使说：“你到东厢房，随意挑选吧。”估计事先王导已经命人把王家的适龄子弟全部都集中到东厢房，并且告诉他们郗家要来挑选女婿。所以，当时王家的东厢房，便被一种特殊的微妙的氛围所笼罩，可以说，这里几乎成了王家那些翩翩公子们的一个“秀场”和“舞台”了——谁表现得好，谁就有可能成为郗家的乘龙快婿。

    郗鉴的信使看到了什么情景呢？作者没有直接说，而是卖了一个关子，写信使回去禀告郗鉴说：“王家的那些公子都挺不错，望去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不过他们听说来挑女婿，就都矜持起来，表情动作都不自然了。”

    我们知道，唐代诗人刘禹锡有首《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在东晋名位显赫、人才辈出的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特别是王导家族，可以说是东晋第一豪门，连东晋皇族司马氏都得让他三分，因为东晋的基业可以说是王氏一手缔造的。所以当时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山东琅琊的王氏可以和司马氏家族分庭抗礼，共同掌管天下。如此显赫的门第，原本也不会把郗家放在眼里，这些公子怎么会如此没有大家风度呢？

    我以为，这些公子们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在生活中我们都有体会：当你处在一个相对宽松、没人注意的环境中的时候，你就容易放松下来，而一旦你知道有人在用另外一种眼光观察你，甚至这种观察会和你的终身大事挂钩的时候，你就很难保持一颗平常心了。比方说有人平时还好，非常从容潇洒，可是一旦面对电视镜头，想到有那么多人在背后看着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话。

    所以，王家的公子们表现出来的矜持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所谓正常、反常往往是相对的。在别人都“正常”的时候，“反常”其实有可能更真实，更自然，更纯粹。当所有王家公子都表现出“应该有”的反应的时候，表现出“不该有”的反应的人，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信使紧接着对郗鉴说：“只有一位公子在东边床上袒胸露腹地躺着，还在那儿吃东西，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请注意：这个信使的汇报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先说其他公子都很矜持，最后说只有一个公子坦腹东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在表达效果上很有点“欲扬先抑”的味道，说明信使被这个有些“另类”的公子吸引了，忍不住想投他一票。

    果然郗鉴听到这里，大腿一拍，说：“正是这个好！”一查访，原来这个公子不是别人，正是王羲之，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个故事放在《雅量》篇，显然是为了彰显王羲之宠辱不惊的“雅量”的，但是从故事的描写本身来看，我们也可以说，王羲之的表现也可算是率性自然，不拘格套，甚至还有一种对门第不如自己的郗家的“傲慢与偏见”。可结果呢，“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最不当回事的王羲之，倒成了郗鉴的“东床快婿”！王羲之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就是不以为意。有时候，故作姿态还不如不做姿态，或者说，不做姿态反而是一种最好的姿态。王羲之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其实投射出的正是一种坦荡潇洒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

    记得《庄子·田子方》里有个故事，和王羲之的东床坦腹很相像：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chán）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故事说，春秋时宋国国君宋元公打算请人画几幅画，消息传出，差不多全国的画师都赶来了，大家领旨之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肃立，一边用舌头舔着笔尖，一边用手调着墨，一副小学生等待考试的样子。与此同时，站在门外的还有半数人。有一位画师最后来到，只见他神态安闲，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旨后也不恭候站立，马上转身回招待所去了。宋元公注意到了这个画师，就派人跟踪过去观察他，一到招待所，发现这个画师已经解开了衣服，裸露着身子，盘腿坐在那里了。宋元公一听，说：“好呀，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这个宋元公眼光真“毒”！他愣是看出来那些循规蹈矩、精神萎缩的画师不过是浪得虚名，而那位不拘礼节，举止从容，放达不羁的画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郗鉴也是如此。我们从他择婿的标准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最欣赏的不是装腔作势，谨小慎微的小人格，而是落拓不羁，我行我素的大风流。王羲之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书圣”，绝非偶然。

    反观我们今天的教育，什么都有一套模式，一套格式，甚至有一套公式，要受教育者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违反了这套模式、格式或公式，就被视为“问题学生”，就被主流社会所淘汰。看起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人才，却使整个社会失去个性色彩、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的教育者应该拥有宋元公和郗鉴那样的眼光和心胸，那就是——发现个性并且欣赏个性，然后因材施教，而不是歧视个性，扼杀个性，把教育过程当做“压缩打包”的格式化生产，搞人才培养的“一刀切”！

    怪人奇事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其实已经能够看出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影子了。顺便说一句，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除了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一是家族文化的影响，所谓家学渊源；二是遗传因素，遗传学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实，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师巨匠离了这两个因素都很难形成。我们现在没有书香门第，文化世家了，只剩下一个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所以出不了大师一点也不奇怪。

    山东琅琊王氏不仅是个政治豪门，还是文化世家，所以每一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可以说是代不乏人。但是，正如生物学有“遗传”，也有“变异”，家族文化也是如此。同样是王导家族的后裔，王羲之便和其他同族子弟迥然不同，所以在其他兄弟捉襟见肘的时候，他偏能演出“东床坦腹”的好戏来。而他的儿子王子猷，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放达不羁、特立独行的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史书上说，王羲之家族是“一门三杰”，指的就是王羲之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子猷和王献之，父子三人“文章为世人所推崇，俱善书画”。我们知道，王献之名气大是因为书法盖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那王子猷出名靠的是什么本事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问答。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一个人想要流芳百世，要么像圣贤那样立德，要么像帝王将相那样立功，要么就做文人学者，着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后世。总之，你总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但是恕我直言，王子猷在这三个方面可以说都交了白卷——既无绝世之才，也没有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这“三不朽”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

    如果说，别人都是靠“有所作为”得以不朽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无所作为”得以成名的；

    如果说，别人是靠经常说“YES”不断进步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经常说“NO”独树一帜的；

    如果说，别人都是靠“脚踏实地”走向成功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天马行空”实现逍遥的。

    但是，正是这个王子猷，却用他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书写了一个人间神话。我经常开玩笑地说，王子猷就是一个靠特立独行爆得大名的“行为艺术家”。他的“行为”里面，处处都跳动着“艺术”的脉搏，灵感的节奏，审美的旋律。那么，他都玩了哪些“行为艺术”呢？我们来讲几个他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做“借斋种竹”。有一次，王子猷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院里暂住一段时间，人刚到宅子，便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令家人赶快在院子里种竹子！有人不解地问：“暂住，何烦耳？”——只是暂时住住，何必这么麻烦呢？王子猷吹着口哨歌吟了好久，才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

    后来的文人大多有种竹的雅好，应该就是受王子猷的影响，比如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有首《种竹斋》诗，前四句说：“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大文豪苏轼也有一首《于潜僧绿筠轩》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以说，王子猷堪称是竹子的古今第一“形象代言人”。

    第二个故事也很“另类”，也是和竹子有关的，叫做“看竹不问主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行，经过吴中（今江苏吴县）一带，看到有一户士大夫人家的庭院中种有上好的竹子，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便也不打招呼，径自闯了进去，旁若无人地欣赏起来。主人素知王子猷的大名，很想和他结交，于是洒扫厅堂预备款待。不曾想子猷赏竹完毕，竟招呼也不打就要扬长而去。主人也不含糊，当即命家人关好院门，实行“全家戒严”，执意留客。本就落拓不羁的王子猷对主人的这一招很是欣赏，于是“乃留坐，尽欢而去”。

    故事看似搞笑，其实大有深意，说明在王子猷眼里，对于自然物如修竹的纯粹的审美，其重要性远在世俗的人际关系之上。由此可见，王子猷爱竹，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爱到近乎痴迷的程度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王子猷也太不像话了，他是心中有竹，目中无人啊。但是我要说，当我们这样看王子猷的时候，可能恰恰是我们心中俗念太多、俗气太重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真正进入纯粹的审美状态的人，可以把世俗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后来，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化用此典说：“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好一个“看竹何须问主人”！这叫“心中有竹，目中无人”！试想，竹子之为物，生于天地之间，本属于自然和造化，如果主人不懂得欣赏，竹子种得再多也形同虚设，反过来，如果路人懂得欣赏，路人岂不就是主人？

    第三个故事，叫做“闻笛不语”。有一次，王子猷应召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从岸上过，桓伊是谁呢？桓伊字子野，一字野王，是东晋着名将领，淝水之战的功臣，也是当时第一流的音乐家，尤其擅长吹笛。王子猷与桓伊并不相识，但久仰其名，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此人就是桓野王。”

    王子猷听说岸上之人竟是桓伊，便命人到岸上对桓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这话是很不礼貌的，凭什么我善吹笛，就要为你演奏啊？要是放在今天，没准儿人家还会想到出场费什么的。但是要知道那是在东晋，要知道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是不同流俗的大名士，咱们觉得受不了的事人家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说穿了，境界压根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桓伊素知子猷之名，对如此唐突的邀请也不在意，当即下车登船，坐在胡床上，拿出笛子就吹，笛声清越，高妙绝伦。据说他吹的曲子就是着名的“梅花三弄”。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人。整个过程，“客主未交一言”。这两人的做派，简直“酷毙”了！他们不以世俗的繁文缛节为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之中，这时候，语言早已是次要的，多余的，一说就俗，甚至一说就错。这说明，在王子猷这些名士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贯彻一种审美的东西，他们的人生不是功利的人生，而是审美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境界，我们一般人很难企及。

    王子猷做官的故事就更有趣了。他曾在车骑将军桓冲的幕府中担任骑兵参军一职。这个官主要是管理马匹的喂养、供给之事，有点像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但王子猷这个官实在做得潇洒，整天蓬首散带，游手好闲，不问正事。有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王子猷回答：“不知在哪个部门。不过，时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大概是马槽吧。”

    桓冲又问：“那官府里有多少匹马呢？”

    王子猷应声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这个“不问马”是有出处的。《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说马厩失火，孔子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这里，王子猷十分机智地引用这个典故，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有多少呢？”真是令人绝倒！

    桓冲也真不识趣，又问：“马近来死了多少？”

    这一回，王子猷回答得更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这话出自《论语·先进》篇。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死”，孔子就回答了这六个字，意思是：对生存的意义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亡呢？王子猷这里是活学活用，信手拈来，不过意思发生了改变，变成：“活马有多少我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马的数目呢？”言下之意，你这个做领导的，真是“拎不清”！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这样眼里没有领导、心里没有组织纪律的人吗？也许有，但我没看见。今天还有这样对下属的任性简慢虽然不满，但也能听之任之而不打击报复的领导吗？也许有，但我没看见。

    后人往往羡慕晋人的那种风流潇洒，千方百计地模仿，却又不免东施效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已经和东晋“大家族，小政府”的门阀政治体制大不相同，皇权高度集中的结果，是文人士大夫的犬儒化和奴才化，你怎么能上演像王子猷那样我行我素的好戏呢？王子猷出身东晋着名的“骄傲家族”，因为“有恃”，所以才能“无恐”。在“官大半级压死人”的体制化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王子猷这样的人物的。李白之所以羡慕王子猷，就是因为王子猷常常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这种境界，正是李白也想达到但又达不到的！

    雪夜访戴

    这就是王子猷，用尸位素餐、玩世不恭、目中无人来形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王子猷还是做到了黄门侍郎，但他很快就辞官归隐了。“雪夜访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隐居山阴的时候。山阴，即今天浙江的绍兴。这则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任诞》篇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优美，但是又充满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一段一段来欣赏：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王子猷隐居在山阴的时候，有一晚下了很大的雪，王子猷夜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于是打开房门，来到室外。站在雪地里，四下望去，一派粉装素裹的世界，不由得意荡神摇。魏晋名士兴致一上来，总是会想到酒，于是就朗声说道：“拿酒来！”

    “拿酒来”这句话，我们在饭店酒家经常听到，可你试试，三更半夜在家里也这么吆喝一嗓子，看看有什么效果？我敢说，不仅酒喝不成，没准儿还会招来一阵痛骂，老婆会说：你以为你谁啊？想喝酒，没门儿！

    然而那是东晋，而且是在王子猷的家。我们今天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王子猷早已安之若素。不一会儿，上好的佳酿——温得恰到好处——已经端上备好的小酒桌，小菜和点心想必也都错落有致地摆放完毕。王子猷就着雪景开始自斟自饮。再看接下来的一段：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

    喝到兴头上，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西晋诗人左思的《招隐诗》来。左思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位模仿美男潘岳逛街，结果被妇女们吐口水的丑男。但是左思长得虽然丑，却是西晋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写过一篇《三都赋》，刚一写完，便被大家争相传抄，闹得“洛阳纸贵”。他的《招隐》诗也很有名，写山水自然之清幽美丽，表达的是一种远离仕途、弃官归隐的情绪。

    王子猷吟罢，不胜流连。突然，他想起一个人来。一想起这个人，便再也坐不住了，连忙让人准备船只，他要连夜起程，前往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去拜访这个人。此人是谁？就是当时着名的隐士、画家、古琴演奏家戴逵戴安道。你看，先是想到《招隐诗》，接着又想到一位隐士，这和王子猷的隐居生活不是正合拍吗？

    想念一个着名的隐士或朋友，当然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在那样一个风雪载途的深夜，而且说走就走，毫不含糊。我们会想，这么一件事，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还有精力，“成本”实在太高了。但王子猷才不管这些，他行事一向都是只问兴致，不计成本，更不在乎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全是“我的事情我做主”。他马上命人准备好船只，连夜向戴逵隐居的剡县进发。不一会儿，一艘小船便在大雪弥漫的剡溪上行驶了，在这么一个纯白的世界里，“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王子猷，真正做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这已经够“酷”了吧？然而，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经过大半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戴逵的家门口，那是此行的目的地和结果，也是此行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是王子猷走到门口，却门都没有敲，而是来了个令我们惊诧无比的“华丽转身”，然后就沿着原路返回了！你说王子猷这个人，是不是“玩的就是心跳”？他把我们对他的“期望值”提得高高的，却突然来了个釜底抽薪，告诉我们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愣住，良久无语，仿佛有人按了“静音”键，整个世界一片沉寂，鸦雀无声！

    你能想象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在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终点，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的时候，突然放弃了去撞击那根代表胜利和荣誉的红线，转身走进了休息室的情景吗？

    你能想象一个狂热的粉丝，钻进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挤到偶像的面前，马上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签名的时候，突然觉得签名这样的事很无聊，很伤自尊，于是扭身就走的情景吗？

    你能想象一个聚敛无度，日进斗金的富豪，突然之间觉得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于是把万贯家财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的情景吗？

    如果你能够想象，而并不觉得自己脑子进水了，那我要说，你也许能够理解王子猷。

    诚然，当目的就要达到，结果唾手可得，意义很快可以彰显，价值马上就要实现的一刹那，一般人难免会产生一种狂喜，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你试着换一个更广大的角度去看待那目的和结果、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说不定你会发现其中的荒诞和可笑！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人为物役”。就是说，人类经常会成为他所创造的身外之物的奴隶——

    人类创造了金钱，很快就成为金钱的奴隶；

    人类发明了高科技产品，很快就成为这些产品的奴隶；

    人类制定了礼法规范，很快就被这些礼法规范所限制；

    人类常为一件事设置目的和结果，价值和意义，然后就被这目的和结果、价值和意义牢牢束缚；

    人类甚至会假定或预设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或“理想国”，为所谓的“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真是非常伟大，因为我们能够发明创造；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人类其实很矛盾，很可笑，甚至很荒诞，因为我们常常作茧自缚！

    当我们做出各种“规定动作”，说出各种“规定语言”，填写各种“规定表格”的时候，当我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把自己安放在一个体制中，成为一颗人见人爱的“螺丝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人最自然的天性，最本真的状态，和最纯粹的灵魂。借用马克思的观点，这叫“人的异化”。

    我觉得，当王子猷“造门不前而返”的那一刻，他也许突然置身于更广阔的天地，俯瞰自己的一举一动，并且看破了自己日夜兼程拜访一位隐士这种动机和行为的可笑。于是，他选择了放弃，中止，删除，甚至“归零”。在那一刻，王子猷避免了被自己设置的价值和意义所“异化”。他在自己的“人生遥控器”上，按了一个“取消”键。

    我要说，就在王子猷选择“放弃”的那一刹那，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的灵魂因此飞升起来，由“必然王国”飞升到了“自由王国”。

    王子猷其实是在挑战一种东西，他挑战的不是生理或体能的极限，而是精神和灵魂的极限！他完成的是一次“精神的蹦极”！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行为艺术家”王子猷表演的一个“真人秀”罢了，他的目的就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行为艺术家”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比喻的说法，王子猷那个时代，哪有什么“行为艺术”呢？如果要说王子猷有表演的成分，我以为倒是不假，但是，在王子猷“华丽转身”的那一刻，如果他心里真有观众的话，那也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

    也许，王子猷对着天空在那里想：看看吧，这就是我，我的名字叫做——人！

    当然，就像李白的天才烂漫、大气磅礴的诗歌不可模仿一样，王子猷的“雪夜访戴”也是不可复制的。事实上，当贵族文化和贵族精神已经成为前尘往事，社会正在向现代公民社会迈进的时候，王子猷更不该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别的不说，当我们现在遇到一种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给自己争得一份权利的时候，能按那个消除键吗？不能。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或者说应该——把一件事进行到底。

    那么，对王子猷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看呢？我觉得，不妨把“雪夜访戴”当做一首诗，一幅画，一段美妙的音乐，刻录在我们精神的光盘里，时时重温，默默遐想，在我们原本平凡的生活中，永远保留一份对自我、自然、自由的向往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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