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若逃

    管宁割席

    在通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过一则朋友绝交的故事，说有个挺有德行的人因为朋友有缺点，竟断然与之绝交。绝交就绝交吧，他还做了一个让人家一辈子耿耿于怀的动作，就是把两人共坐的一张席子齐刷刷、硬生生地割断了，来了个“割席断交”！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管宁。这个故事叫做“管宁割席”，或者“割席分坐”。

    “管宁割席”出自《世说新语·德行》篇。故事大家很熟悉，但如果我把一些背景交代清楚，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朋友绝交那么简单，它还关系到我们要讲的盛行于汉末魏晋的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我们先按下不表，看看大家能不能从这个故事中发现蛛丝马迹。

    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的记载，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时间应该是在东汉末年汉灵帝在位的时候（168-189）。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管宁（158-241），另一个叫做华歆（157-231）。故事发生的时候，两人都很年轻，不过二三十岁。这个管宁，据说是春秋时齐国的贤相管仲之后，算是出身名门。《三国志·管宁传》载，管宁“长八尺，美须眉”，人长得很潇洒。年轻的时候，管宁和两个人关系很好，一个是华歆，另一个是邴原。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人喜欢旅游，古代的人喜欢交游。《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管宁就和他的这两个朋友一起四处游学，很有名声。“时号三人为一龙：谓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世说新语》注引《魏略》）很多学者对这个排行有意见，以为华歆这个人品行不端，怎么可以做龙头呢？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这个排行不一定是根据品行，而很可能是按照年龄来的，华歆比管宁大一岁，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所以华歆做“龙头老大”正合适。

    但是，后来管宁却跟华歆分道扬镳了，起因就是这个很有寓言色彩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故事说，有一天，管宁和华歆一同在菜园里锄地种菜。锄着锄着，发生了一件事：两人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至于这片金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菜园里，成色如何，是24K的还是18K的？咱们就不知道了。这些信息根本不是故事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两人面对金子的不同态度。作者紧接着写到，两人同时看见金子，表现却大不一样：管宁压根儿不理会，“挥锄与瓦石不异”，就是举锄锄去，跟锄掉瓦块石头一个样儿。这里作者强调“与瓦石不异”，是有用意的，它是为了反衬管宁的心胸和境界。我们知道形容人奢侈豪放有个词叫“挥金如土”，而人家管宁是“视金如土”，这是一般人修养不到的境界。再看华歆，他也来了个高难动作——“捉而掷去之”，就是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出去。我们可以想象，那片金子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了不远处的草丛里。

    故事到这里就中止了，仿佛音乐中出现了一个休止符，流动的画面中出现了一段空白。看到这里，如果我们不往下看了，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会想：管宁的“视金如土”固然很有高风亮节，可人家华歆也不错啊，他也没有“见钱眼开”，把金子揣进自己的腰包啊？他把金子捡起来再扔了，也很有“路不拾遗”、“拾金不昧”的精神嘛！

    总之，单看这件事，虽然对比很鲜明，我们还是不太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那就接着往下看。

    紧接着，又转入对另一事件的叙述。说又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读着读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达官贵人乘坐一辆豪华车辇从门外经过，估计是吹吹打打，十分张扬。对于这起突发事件，两个人的反映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管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外面发生的事置若罔闻，依旧手不释卷。华歆呢，可就坐不住了，只见他“废书出看”，就是放下书本，一溜烟儿地跑出去看热闹了。

    说实话，读到这里，我还真不觉得这个华歆有多么讨厌。我们会想，这个家伙不过是性格外向，顶多有点“多动症”罢了！但是，紧接着的一段话，却把华歆定在了“耻辱柱”上！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也就是说，这两件我们今天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竟然“后果很严重”，它导致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果——管宁竟把席子割开了，和华歆分开坐，并且冲着后者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子非吾友也”，这句话简直重若千钧，力透纸背！它是一个很严峻的道德判断，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回过神来，觉得整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

    我以为，这个只有61个字的故事写得太妙了！它全用白描，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作者对人物没有任何褒贬评价，简直是惜墨如金的“电报体”叙述，但是，看完整个故事，你会发现，一切尽在不言中，该说的都说完了。这个短小的故事，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品中的精品”，它言近旨远，充满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它又以少胜多，寥寥几笔胜过万语千言！

    割席探秘

    但故事写得好，不等于就没有问题要问。让人想不通的是，管宁为什么因为两件小事，就和朋友断交？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如果我们往深里解读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割席断交的故事描写的其实是两个读书人的灵魂的“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道德境界的PK。除两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人充当场外裁判，但胜负输赢却清清楚楚地大白于天下了。可以说，读了这个故事，每个读者和观众都是裁判。

    整个故事只写了两个片段性事件。在第一个片段中，管宁并非没看见金子，也并非不认得金子，只是在他的心里，压根没有金子之类的俗物而已。所以他“挥锄与瓦石不异”。再看华歆。他虽然自作聪明地“捉而掷去之”，可是这一“捉”、一“掷”两个衔接得很好的动作，其实充满了作秀的成分，仿佛在说：我是看不上这玩意儿的！

    人的心理常常有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我们急于证明给别人看的美德，很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最缺乏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小动作。但有时候，一个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小动作，却往往能暴露出一个人内心的大波动，真想法。华歆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不做出来倒也罢了，一做出来，反而欲盖弥彰，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并没有真正将那片金子“放下”。

    我想起两和尚背女子过河的典故。有一大一小两个和尚出行，遇到了一条河，河上的桥被大水冲走了，但河水已退，可以涉水而过。这时，一位漂亮的妇人正好走到河边。她有急事必须过河，但又害怕被河水冲走。于是，大和尚立刻背起妇人，涉水过河，把她安全送到对岸。小和尚接着也顺利渡河。两个和尚默不作声地走了好几里路，小和尚突然对大和尚说：“我们和尚是不能近女色的，刚才你为何犯戒背那妇人过河呢？”大和尚淡淡地回答：“阿弥陀佛！我一过完河就把她放下来了，可是我看你到现在还背着她呢！”

    其实，华歆就像那个小和尚一样，虽然他把金子捡起来又扔出去了，姿态动作都很潇洒，可事实上，那个扔出去的金子依然在他的心里，没有真正“放下”。因为心中有金，所以要用那样一个很矫情的动作“撇清自己”，这在精神境界上，就比管宁视而不见差了一大截儿！

    还有一个着名的禅宗公案，说六祖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正好遇上方丈印宗法师讲《涅盘经》。这时吹来了一阵风，把挂在堂内和门口的佛幡吹得飘舞起来。有两个和尚看见佛幡舞动，就辩论起来，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喋喋不休。慧能看不过去，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风也没动，幡也没动，倒是你们两个的心旌摇动了！这话饱含哲理，后来成为禅宗史上着名的偈语。言下之意，你们二人如果专心听讲，用心修行，也就是心不动，哪里会注意什么风动幡动呢？还是把心收回来吧！

    从这个角度上说，华歆的“捉而掷去之”，看起来只是手在动，仔细想想，何尝不是因为他曾经“心动”了呢？合理的解释是，他是先动了心，接下来才动了手。这个动作，就把他的躁动的内心世界给暴露出来了。

    我们知道，儒家把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理想，其中的“修身”一环可以说是基础。而在具体的“修身”实践中，儒家又讲求“慎独”之道，就是说，哪怕你一个人单独相处、没有别人注意时，也要慎言慎行，克制妄念，而不是表里不一，自欺欺人。看了这个故事，我们相信管宁能够做到“慎独”，而华歆的这个“捉而掷去之”的动作，就让人对他的“定力”产生怀疑了。为《三国演义》作评点的毛宗岗就评价华歆的这个动作说：“手虽掷下，心上好生舍不得。若非管宁看见，必然袖而藏之矣。”（毛评《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话虽刁钻刻薄，但用在华歆身上，倒是贴切的。

    至于第二个片段，就比较好解释了。如果说金子代表财富，那么乘轩冕则代表权位——这两样东西对于一般人都是有诱惑力的。但是管宁都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就需要常人没有的信念、意志和定力。相比之下，华歆见到金子就“心动”了，听到车马依仗的声音就“心动不如行动”了，说明他心中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有着强烈的欲求。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为华歆鸣不平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道一个人有名利心就不可以做朋友吗？这个管宁对朋友也太苛刻了吧？有句话不是说吗？你如果想要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你就永远也没有朋友。因为朋友有缺点就要绝交，还要做拿出刀子割席这样伤人自尊的恐怖动作，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说实话，我当初也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但后来我想通了。我觉得，管宁这么做有他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首先就牵涉到对“朋友”的理解问题。和古代比起来，“朋友”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彻底普适化、庸俗化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交情，甚至有利益关系，都可以称朋友。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朋友”一词在古代，要拆开来解释：“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就是同一个师门的同学可以叫做“朋”，而志同道合的人才能被称作“友”。

    这里再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华歆、管宁和邴原这三个人，都曾跟随汉末大名士陈仲弓学习过，可以说算是同门，算是朋辈。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管宁的“子非吾友也”，就不能简单地翻译成“你不是我的朋友”了，其中的潜台词应该是：你我虽然曾经同门为朋，但却不可同志为友，因为你我的志不同、道不合啊！千年之后，我们再来品味这句话，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全是决绝之意，也饱含着管宁的深深的遗憾在里面！

    现在我们清楚了，导致管宁割席断交的深层原因，不是华歆有缺点，有毛病，而是通过这两件小事管宁发现，两人志不同，道不合，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那么，到底管宁的“志”在哪里，“道”在何方呢？这就和我们这一讲要说的一种风气联系起来了。什么风气呢？就是汉末魏晋非常盛行的隐逸之风。《世说新语》有一个门类叫做《栖逸》，就是专门记载魏晋“隐逸”之风的。

    人间蒸发

    我们先把管宁的故事放一放，讲一讲什么是隐逸。只有明白了隐逸文化的精神内涵，我们才能理解管宁的“割席断交”。

    那么，什么是隐逸呢？“隐逸”这个词可以拆开来解释：隐者，藏也；逸者，逃也。一句话，隐逸就是隐居山野，逃避尘世。一个追求隐逸的人，古代被称作隐士，他们常常是隐姓埋名，躲藏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地带，好像是在和整个世界“躲猫猫”、“捉迷藏”。这是一种典型的逃避心态和行为，有的人被发现之后马上又“逃离现场”，所以史书上记载一个隐士的下落，常常会用一个词——“不知所终”，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有点像是今天所说的“人间蒸发”。

    说到隐逸文化，我们一般会有两个误区：

    第一，是把隐逸当做是一种纯粹的逃避和放弃。事实上，隐逸是一种有目的、有选择、有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的行为。古语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甚至有时候，还是一种价值批判。孔子说的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就是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天下有道就出来从政，天下无道就隐居起来。所以隐逸行为本身，既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间接的批评和质疑，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高洁、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第二，就是以为隐逸文化的根源于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抵触，甚至相对立。而事实上，儒家思想本身也是认可隐逸行为的。比如孔子就说：“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他把贤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避开社会隐居，其次是避开某一个地方隐居，第三是避开别人难看的脸色，第四是避开那些恶言恶语。这说明孔子是把隐者与“贤者”等量齐观的。在我看来，隐逸其实可以分成三种：儒家之隐、道家之隐和释家之隐。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可以说，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灵世界中，隐逸，有着远比出仕为官更高的精神品性。所以，像管宁这样的有志之士，愿意终身实践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方式。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管宁这样的贤才放弃世俗的功名，去过那样一种清贫寂寞的隐居生活呢？管宁这样的做的时候，有哪些古代的前辈隐士为他提供信念支撑和精神援助呢？我们来讲几个古代隐士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

    在中国古代的隐士谱系中，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上古的隐士许由。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相传尧帝和舜帝都曾拜他为师。后来尧做了天子，觉得自己德行比不上许由，不足以君临天下，就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但许由是个非常正直高尚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竟然逃走了，隐居在颍水之阳的箕山脚下。后来尧又召许由做九州的长官，许由更不愿听，于是就做了一件很决绝的事，他竟然跑到颍水之滨去洗自己的耳朵，以此来表明自己不为名位所动的节操和志向。留下了一个“临池洗耳”的典故。

    许由和另一位隐士巢父是好朋友。这个巢父更有意思，他也是尧帝时的隐士，隐居山林，不慕世俗的富贵利达，年老的时候，大概觉得自己隐藏得还不够彻底，竟然“以树为巢而寝其上”，就是爬到树上，搭了个窝棚住在上面，就像鸟儿在树上筑巢一样，所以当时人管他叫“巢父”。传说许由在颍水之滨洗耳时，巢父正好牵着一头小牛犊到这里饮水，问明缘由后，巢父的反应更激烈，为了不让许由洗耳所用之水玷污牛犊的嘴巴，巢父竟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许由把尧帝让天下给他的事告诉巢父时，巢父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水池边去洗耳，也就是说“临池洗耳”是巢父“发明”的。没想到池塘的主人看见了，大喝一声：“干嘛要污染我池子里的水啊？”你看，远古时候，似乎到处都是这种视名利如粪土的高人异士，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后人常常会觉得有点不自在，有点脸红。

    许由和巢父可以说是中国隐士的鼻祖，两人合称“巢许”、“巢由”，后来竟成了隐士的代名词，连他们隐居的箕山，也大大的有名，每当人们表达隐居的志向的时候，总是会用“箕山之志”来说明。

    殷商后期，还有两个着名的隐士，是一对兄弟，名叫伯夷和叔齐。伯夷、叔齐，相传是商朝小诸侯国国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排行分别是老大和老三。孤竹君生前欲立三儿子叔齐为继承人，可他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不干，于是就逃走了。没想到叔齐也没把君位放在眼里，照样来个一走了之。国人没办法，只好拥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国君。伯夷叔齐兄弟两个听说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那里政通人和，老有所养，就前去投奔。不想刚到那里，西伯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正要兴兵讨伐商纣王。哥俩儿不顾性命，“叩马而谏”，就是勒住马头进行规劝。他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要大动干戈，这能叫孝吗？作为人臣却要杀害君主，这能叫做仁吗？”武王身边的卫兵拔刀要杀掉他们，幸有太公吕尚出来打圆场，这才免于一劫。可等到武王灭了商纣，天下都归顺了周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时，伯夷、叔齐却义不受辱，于是隐居在首阳山（在今甘肃渭源县东南）上，坚决“不食周粟”，就是坚决不吃周王朝的粮食，仅靠采摘野菜充饥，后来竟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故事历来都有很多争议。我们今天看来，“不食周粟”好像有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迂腐气，但是，仔细想想，这两兄弟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的确算得上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孔子对伯夷、叔齐非常敬仰，说他们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到了东汉，隐逸之风大兴，隐士辈出，甚至有人专门为隐士立传，把隐士称作高士，隐士传记很多都以《高士传》命名，高士也就是“高让之士”，让什么呢？让的是芸芸众生趋之若鹜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东汉的隐士大都很有个性，动不动就来个“不知所终”，“查无此人”，大玩“人间蒸发”。其中最着名的就是严子陵。严子陵年轻时已有高名，曾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为同窗好友。后来刘秀即位，严子陵就隐姓埋名，隐身不见，和皇帝捉起了迷藏。刘秀十分思念这位贤良有德的老同学，就下令“物色访之”，就是展开“人肉搜索”。最后终于找到了在山泽间垂钓的严子陵。于是三请四请，总算把严子陵请到京城。一天，刘秀亲自来到招待所看望这位老同学。皇帝礼贤下士，大驾光临，多大的面子啊！可严子陵不仅没有三拜九叩，还躺卧不起，呼呼大睡。刘秀也不介意，走到他跟前抚摸着他的肚子说：“子陵啊，难道你不能出山当我的助理，一同治理天下吗？”严子陵假装睡着了，默然不应。过了好一会，才睁开眼睛盯着刘秀，说：“你知道巢父洗耳的故事吧，士故有志，何必要苦苦相逼呢？”刘秀拿他没办法，坐上车子叹息而去。

    但刘秀并不死心，又把严子陵请进皇宫，朝夕相对，回首当年。觉得近乎套得差不多了，刘秀就问他：“我和当年相比怎么样？”严子陵说：“你比以前稍有长进了。”两人这回一直谈到深夜，干脆就同榻而眠。大概因为上次被皇帝摸了肚子，这回严子陵竟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两人扯平了！这事后来也传为佳话。尽管如此，当刘秀提出要任严子陵为谏议大夫时，还是被严子陵拒绝了。不久，严子陵归隐富春江畔，耕读垂钓，终老于山水之间，享年八十岁。

    严子陵垂钓的地方成为富春江上最着名的名胜，有“天下第一钓台”之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十分仰慕严子陵，写过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句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里的“先生之风”，也就可以理解为“隐逸之风”。

    隐士的精神可以用三句着名的话来表达。一句是《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卦·系辞》）意思是不从事王侯争夺权位之事，或者说是不奉事王侯，乃是一种高尚之事。一句是荀子说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就是志向修正之后，可以傲视富贵利禄，道义崇重之后，可以轻慢王公。还有一句是西汉刘向说的：“天子不得臣也，诸侯不得友也。”（刘向《新序·节士》）意为真正有高尚节操的仁人志士，天子不得以之为臣下，诸侯也不得和他做朋友，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才是天地之间一个大写的“人”。

    隐居求志

    孔子说过一句话：“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这句话对于理解隐士的精神很关键。也就是说，隐士所追求的不是功业，不是事业，更不是职业，而是“志业”。有时候，“志业”的坚持远比功业的建立更伟大，当“城头变幻大王旗”、“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时候，那些无功业、无作为、无表现的隐士，却锻造出了一座座人格的丰碑，屹立在历史的高处，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品味，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还安慰着我们日渐枯萎的心灵。

    回到管宁割席的故事。我以为，管宁的志向不是别的，就是隐逸避世，洁身自好，安贫乐道地度过一生。当时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汉王朝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危邦”和“乱邦”，那些英雄、枭雄和奸雄们选择的是改天换地的功业，而那些志士、高士和隐士选择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志业。你们都去打打杀杀，追逐功名利禄吧，让我躲进小楼成一统，修养身心，与山水为友，与田园为伴，安贫乐道，追求自我的完善和生命的圆满。管宁就是这样的一位志士、高士和隐士。他原以为华歆也有此志，没想到，华歆并未真正摆脱名利之心，那两件小事就是试金石，一下子就暴露了华歆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如果大家追求的道不一样，那就不必在一起谋划共事了。所以，志不同，道不合，才是管宁和华歆“割席绝交”的真正原因。

    后来的事实证明，管宁对华歆还真没有看错。历史上的华歆，先仕汉，又事孙权，后来又投靠曹魏，历经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是个看风使舵、首鼠两端的人物。《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写到：汉献帝与大臣谋划诛杀曹操，事情泄露，曹操就派华歆去捉拿献帝和伏皇后。当时伏皇后躲在墙壁里，华歆气势汹汹地带兵赶来，命人打破墙壁，居然身先士卒，上去一把揪住伏皇后的发髻，愣把这个“第一夫人”生生揪了出来！这个大逆不道的行为给后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有诗云：

    华歆当日逞凶谋，破壁生将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骂名千载笑龙头！

    说来也很奇怪，管宁虽然早就与华歆割席绝交了，可华歆却一直把他当朋友对待，《三国志·华歆传》说，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220-226），政府下达诏令，让公卿举荐独行君子，华歆就举荐了管宁。到明帝曹叡即位时，华歆官拜太尉，后来年事渐高，称病请求退休时，又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管宁。但是管宁却毫不领情，一概不受，愣是要“将隐居进行到底”。

    从这个角度看，华歆真的不配做管宁的朋友。两人对人生或者成功的理解，真的不在一个层面和档次上。当华歆“将富贵进行到底”的时候，哪里知道，“将隐居进行到底”的管宁，笑到了最后。《三国演义》写道：“后来管宁避居辽东，常戴白帽，坐卧一楼，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这“足不履地”，多像是巢父的筑巢而居啊！所以又有诗赞美管宁说：

    辽东传有管宁楼，人去楼空名独留。笑杀子鱼贪富贵，岂如白帽自风流。

    历史固然是由当权者书写的，但当权者无法左右口碑和后人的判断。今天的人之所以不能理解管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标准太过单一和功利，好像只有那些有权有势、腰缠万贯的人才叫“成功人士”，而唯独忘了，除了功业、事业和职业，还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志业”同样值得追求，值得敬仰。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整个社会反而会陷入精神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在GDP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指数”却不升反降的原因。

    那么，除了像管宁这样“隐居以求其志”，魏晋隐逸之风还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为什么在偏安江南的东晋一朝，隐逸之风会成为上流社会追逐的时尚呢？

    与道逍遥

    何为隐士

    上一讲我们讲了“管宁割席”的故事，并分析了割席断交的原因，顺便也说到了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突出了隐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那就是“隐居以求其志”。这个“志”非常重要。“志”者，士之心也。士而无志，等于人而无心。像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子陵，还有管宁这些人，都是“有志之士”，他们不求富贵利达，甚至也不求美名，却在青史上流芳千古，成了着名的隐士。

    大家要问了，隐士而能着名，不是和当初的追求自相矛盾了吗？既然是“隐士”，就应该远离尘嚣，洁身自好，甚至隐姓埋名，怎么还搞得天下皆知呢？鲁迅先生有篇杂文，就专门讽刺自古以来的“着名隐士”，他说：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着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着作来？他们的着作是砍柴和打鱼。

    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认为，真正的隐士应该是那些砍柴打渔的劳动人民，而这些劳动人民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写诗作文、沽名钓誉呢？所以，那些着名的隐士原则上根本不是真隐士。

    不知道鲁迅先生的观点大家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同意。鲁迅先生固然伟大，但他有时候为了批评或讽刺一件事，而不顾逻辑的周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说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砍柴打渔、插秧种田的劳动人民，那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隐士岂不是太多了？那现在的“三农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差不多就成了“隐士问题”了！所以，鲁迅的说法虽然极易引起共鸣，但从逻辑上和情理上却是说不通的。

    我以为，要解释清楚“隐士”一词，首先就要把“士”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自上而下有一套十分明晰甚至森严的等级序列。这个序列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就统治阶级而言，最高一等是“天子”，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次一等是诸侯，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再次一等是公卿，所谓三公、九卿；再次一等是大夫，如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等；最后一等就是士。通常所说的“士”，在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后来就和大夫放在一起被称作“士大夫”，成了读书人和行政官员的代名词。再往后，“士”几乎就成了贵族阶层的代称，与平民相对，比如“士庶”这个词，指的就是贵族和平民。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四民”。“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在这个说法中，“士”的地位似乎又被降低了，成为“民”的一部分，指的是农工商以外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有时被称作“士民”，以区别于从事农工商之类的“庶民”。但无论如何，“士”在中国古代，是有着特定内涵和身份确认的，一般就是指士大夫阶层和普通读书人。总之，“士”阶层和“民”是有着清晰的界限的，不能混为一谈。

    天子（帝王）

    诸侯（各国国君）

    公（三公。如太师、太傅、太保）

    卿（六卿、九卿。中央行政官员的合称。）

    大夫（如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等。世袭，有封地。）

    士（先秦贵族的最低等级，位次于大夫。“四民”之首。士民）

    农、工、商（庶民）

    所以，鲁迅先生把渔夫樵夫当做真隐士虽然“团结了大多数”，但也把“隐士”的独特价值和精神内涵稀释了，甚至取消了。

    那么，隐士究竟该怎么理解呢？我以为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隐士首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他可能会做一些体力活儿，自食其力，但和农工商以及渔夫樵父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隐居追求的是“志业”，农工商则是谋生的“职业”。第二，隐士是“可仕而不仕”的士，就是他有做官的能力和资格，但他选择放弃。那些做过官，遇到打击再辞官归隐的士大夫，原则上也不能叫做隐士。第三，真正的隐士是“屡征不仕”的士。像管宁那样多次拒绝朝廷征召，能“将隐居进行到底”的人才配称隐士，如果“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朝廷一征召你就屁颠屁颠儿去做官了，那是政治投机商，而不是隐士。

    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说法：选择即自由。和渔夫樵夫农民工匠相比，隐士是拥有选择自由的读书人。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做官。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隐居避世。这种选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不知道隐士拥有选择的自由，就无法理解隐士真正的精神品味和价值追求。

    隐而不得

    然而，这种选择的自由也有被剥夺的时候。到了曹魏末年司马氏统治时期，由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隐逸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全身远祸之道了。这时的隐士往往和道士合流，变得岩居穴处，就是出没在山崖间，岩洞里，有点神出鬼没，不食人间烟火。你去拜访他吧，他三缄其口，装聋作哑，来个“沉默是金”。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使许多士人无法施展才能，只好“隐居以避其祸”，“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等人便是代表。但在当时，一个有些影响的读书人，甚至连“隐居”都不得自由，做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和“投票”，阮籍没办法，只好做官，算是投了赞成票；而嵇康性格刚烈，拒不做官，而且言论反动，成了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最后竟招来杀身之祸！

    既然这样，那我投弃权票，从此“人间蒸发”行不行呢？也不行。在暴政者眼里，弃权票其实就等于反对票。所以，像大独裁者萨达姆的满意率居然高达百分百。司马氏当时的政治状况差不多也是如此。这样的时候，读书人甚至连隐居的自由都没有了。《世说新语·言语》篇就记载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故事说，公元263年秋天，“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杀红了眼的司马昭这时是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来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暴政机器一旦开动，就成了一台让人恐怖的绞肉机。迫于司马昭的淫威，整个知识界只好“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那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嵇康的好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为保住身家性命，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委曲求全，接受举荐出来做官了。这年岁末，他跟随所在郡的上计吏来到京城洛阳。上计吏，也就是每到年终负责到京城向朝廷报告本地财务收支情况的官吏，是个管财务工作的小公务员。按照当时制度，被举荐的士人到年底，就跟随上计吏一同前往京师，接受朝廷的任命。向秀到洛阳后，晋文王司马昭接见他，问他说：“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听说你有归隐的志向，怎么还在这里呢？你听这话，多么得意，又多么无耻！

    大概向秀审时度势，对自己的选择早已想通了，就应声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意思是：巢父、许由都是狂傲固执之人，不值得仰慕和效法。司马昭听了，对向秀的回答十分赞叹欣赏。后来向秀就踏上仕途，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虽然嘲笑了古代的隐士，但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后来他经过山阳嵇康的故居的时候，回首往事，悲从中来，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思旧赋》。但是鲁迅先生说，这篇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恐惧。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一是言论的自由，二是信仰的自由，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按照20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以赛亚·柏林的说法，——他把自由分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罗斯福总统所宣布的这四项基本自由，大多数属于“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人在做一件不伤害他人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免于被政府所干涉和强制。隐居的自由本质上也是一种“消极自由”。但是，在司马氏的暴政统治之下，“免于恐惧的自由”尚且无法实现，隐居岂不是变得更加奢侈了？

    我们知道，汉代的隐士虽然生活贫寒，但一般情况下，不仅不会受到当局的打压，反而受到官方甚至皇帝的礼遇。三国时再乱，像管宁那样的有志之士还有“隐居以求其志”的“消极自由”，至少可以“免于恐惧”，而在司马昭的统治下，连这种“隐居以避其祸”的“消极自由”都给剥夺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欲隐居而不得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乐在隐中

    这种肃杀的局面到了东晋才有所缓解。魏晋隐逸之风到了东晋，才算是得天独厚，精彩纷呈！为什么说得天独厚呢？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政治原因。因为东晋时期是门阀政治，世家大族轮流把持朝政，皇权与士权分庭抗礼，政治上不再推行严刑峻法，而更崇尚清净无为之治。士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都比较高，自由度也更大，至少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做官也好，隐居也好，可以从容选择。

    第二是文化原因。在东晋一朝，玄学思潮进一步发展，清谈之风大行于世，老庄思想深入人心，即使一个做官的人，也崇尚道家的自然逍遥之道。很多官员和名士简直是亦官亦隐，仕隐双修。

    第三是地理原因。东晋一朝是偏安于江南的，江南山水天下独绝，历来都是隐居的好地方，老庄的自然追求在江浙一带的佳山秀水中找到了最佳的实践基地。这使偏安江南的东晋士大夫陶然忘忧，乐不思蜀。对老庄无为之道的向往，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成为隐居的最佳理由。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里的晋人，恐怕更多的是指东晋士人。

    有了这三个原因，东晋的隐逸之风便和以往大不相同。简单说吧，东晋的隐逸之风，就好比一股山水旅游的风气，当时的隐士与其说是“隐居以求其志”，不如说是“隐居以求其乐”。这个乐，当然就是庄子的濠濮之乐、山水之乐！在山水中体验大自然的博大，领略老庄思想的智慧，真是与道逍遥，乐在其中！

    比如东晋有个名士叫孙统。就是西晋名士孙楚的孙子。孙楚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位在好友王济的葬礼上，模仿曹丕大学驴鸣表达哀悼之情的名士。孙楚可以说也是任诞放达之风的代表。这种风气是有“遗传”的，他的孙子孙统就继承了他的传统。史书上说，孙统“诞任不羁”，“性好山水”，家住会稽，周围所有的名山大川，无不游览。可以说是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今天应该叫做“驴友”。而且，孙统这个人很奇怪，他每到一处好山好水的地方，常常是“赏玩累日”，一玩就是好多天，好不容易离开了，走到半路上想想不对，常常又会返回来，来个“故地重游”。孙统对山水的爱，真是如痴如狂！

    不过原则上讲，孙统后来做了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要说比较能够代表东晋隐逸风气的隐士，不能不提到一个叫许询的人。许询字玄度，是东晋着名玄言诗人。玄言诗就是阐发老庄玄理的诗歌，在东晋很流行，许询的五言诗写得尤其好，好得连皇帝简文帝司马昱称赞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许询也是北方南渡士族的后裔，他不仅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还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静心寡欲，不慕世利，更不想参与政治。朝廷一再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为避免得罪王室，他就跑到到钱塘江边的永兴(今萧山)隐居。在山林间修建精舍，晤对山水，怡然自乐。现在浙江萧山的许姓很多，大部分是许询的后裔。但是许询这样的名士，政府总想拉拢他出来做官，皇帝不断下诏征召他，许询为避官隐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家产都捐给了寺庙，迁居到四明山区的剡县。这样一来，皇帝也知道他去意坚决，从此就再也不来征召他了。

    比起前辈隐士来，许询的隐士做得实在潇洒，到处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有过旅游经验的人都知道，游览名山大川不仅需要好心情，好眼力，更需要一副好身体。身体不好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比较好，否则出去真是“花钱买罪受”。但人家许询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许询身强体健，登山临水，如履平地，简直是位登山健儿，攀岩高手。所以当时的人很羡慕他，说他“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这里的“胜情”，就是指纵情山水的情趣，“济胜之具”则是指许询天生的那副敏捷矫健的好身体！

    还有一个关于许询隐居的故事说：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故事说，许询隐居在永兴县南部的深山洞穴中时，经常有各地的官员赠送物品给他。因为许询虽然是隐士，但他和许多名人都有交往，像谢安、王羲之都是他的好朋友。许询接受了官员的馈赠，就有人讽刺他说：“听说在箕山隐居的许由好象不这样。”意思是，哪有这么没有操守的隐士呢？可许询却振振有词地说：“接受点装在竹筐草包里的东西，实在比天子之位轻多了！”把许询这句话和向秀的“巢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一比较，便可知道，东晋名士似乎已达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逍遥境界，以往士人们执着的价值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自讨苦吃。这说明在东晋，仕与隐的对立不再像管宁的时候那么强烈了。有的人干脆就是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由于家底雄厚，就算隐居山林，日子过得也很滋润，像王子猷那样半夜里来个“雪夜访戴”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东晋隐逸之风，已经成了一种“乐在其中”的时尚，因而也就把以往隐士鄙薄名利、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都给颠覆了！

    买山而隐

    不仅名士好隐居，连僧人都好隐居。古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是出世的宗教，把寺院建在名山大川之上，远离世俗的喧闹，更有利于参禅悟道。就这样还不够，东晋有些僧人还要过一把隐居的瘾。东晋僧人竺法济写有一部专门记载隐逸高僧的传记，名为《高逸沙门传》，高逸，就是高隐，“沙门”即和尚，说明在“出家”的僧人中，隐居山林的大有人在。

    比如东晋着僧支遁，号道林。你看他的名字，就和隐逸之风大有关系。遁者，逃也。隐逸，还有个别称就叫隐遁，或者嘉遁。他自号道林，是不是有“道在山林”的意思呢？我看有。这个支道林在东晋可是大名鼎鼎，不仅是个得道高僧，而且是个杰出的清谈家，和许多上层贵族名士都有交游。和以往的隐士不同的是，东晋的隐士大都比较有钱。连僧人也不例外。像支道林甚至还养了好几匹马，一个出家人竟然养马，哪有“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样子？所以有人就提醒他说：“道人养马，说起来可不够雅致。”道人在当时也就是指僧人。意思就是，一个出家人，居然养马，你到底是显示什么呢？这个事儿，可是好说不好听。没想到支道林应声答道：“贫道重其神骏！”——贫道看重的，正是马的神情骏逸，不同凡俗！一听这话就知道，支道林嘴皮子功夫很好，因为他把这个问题的实质给改换了，人家是说僧人养马很俗，他反过来却说，我看重的正是马这种动物的脱俗之处，倒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太俗气了！

    说起来支道林还真是个爱好动物的人。他还喜欢鹤。他隐居在剡东岇山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两只鹤，过了不久，翅膀长好了，就要飞去，支道林舍不得它们，就折断了鹤的翅膀。鹤要飞却飞不了了，就扭头看着自己的翅膀，伤心地低下了头，看起来非常沮丧。支道林很有感触地说道：“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既然鹤有飞上云霄的才能，怎么会愿意作供人观赏把玩的玩物呢？于是细心调养，让鹤的翅膀长好后，就放它们飞走了。这个故事说明，支道林的确是个不同凡俗的人。

    你看，又是养马，又是好鹤，支道林的隐居生活还真是自得其乐，逍遥自在的。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自称“贫道”的和尚，居然要“买山而隐”！有一次，他向另外一个叫竺法深的名僧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想出钱把属于竺法深的一座山——印山——买下来。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要在这里隐居。竺法深一听，就讽刺他说：“未闻巢、由买山而隐。”意思是，我没听说过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是买山而隐的！言下之意，你这是隐居还是摆阔啊？支道林到底有没有买下印山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买山而隐”的气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隐士经纪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东晋不仅隐士如云，而且还有人充当隐士的经济后盾。出现了一种人，他自己做着高官，没法隐居，但他特别向往隐居生活，怎么办？他就专门鼓励别人隐居，甚至花钱资助别人去隐居，简直是十足的“隐士发烧友”、“慈善家”兼“经纪人”。比如说有个名士叫郗超，字嘉宾，就是王羲之的岳父郗鉴的孙子。郗超才华很高，旷达不羁，很有名士风度，后来做了大司马桓温的参军，成为东晋政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史书记载，郗超家资殷富，出手豪阔，而且有个奇怪的爱好，就是“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晋书·郗超传》）就是说，郗超喜欢听说别人隐居，不仅如此，他只要一听说有谁辞去荣华富贵去做隐士了（“拂衣”就是隐居），就一定会为他建造房舍，打造家具器物，置办服饰，并且为你花钱养仆人跟班，花再多的钱也毫不吝啬。

    郗超最仰慕的隐士是谁呢？就是王子猷雪夜拜访的隐士戴逵戴安道。戴安道可以说是东晋最着名的隐士，他还保留着古代隐士安贫乐道、不事王侯的精神和风骨。戴安道是东晋着名的书画艺术家，又善弹琴，懂得雕塑，年轻时就有美名。《晋书·戴逵传》载有“戴逵碎琴”的故事，说武陵王司马曦听说戴逵擅鼓琴，便派使者去请他到王府来演奏，戴安道本来就鄙视司马曦的为人，十分生气，就当着使者的面，把自己的琴摔碎了，说：“戴安道坚决不做王门伶人！”后来戴安道就迁居到会稽的剡县隐居起来。顺便说一句，“剡”这个字很有意思，有个说法是“两火一刀，可以逃”，所以剡县历来都是隐居避世的绝佳之地。许询在这里隐居，戴逵在这里隐居，晚年的王羲之也在这里隐居。戴逵是个真隐士，朝廷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都被拒绝。郗超仰慕戴逵，大概正是觉得他是个真隐士。

    仰慕倒也罢了，找个机会也来个“雪夜访戴”不就行了吗？可郗超不。他愣是在戴安道隐居的剡县为他造了一座豪华别墅以资鼓励。戴安道也就恭敬不如从命，接受了郗超的馈赠。住进去以后感觉如何呢？戴安道在给亲近的朋友所写的心中透露了自己的感受，说近来到剡县，住进新居了，感觉简直就像一座官衙！言下之意，这哪像隐士住的地方呢？

    郗超不仅为戴逵花巨资造别墅，其他人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有一位名叫傅约的名士扬言要隐居，郗超二话不说，也为他准备了百万巨资，但傅约隐居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竟打退堂鼓了，不了了之。郗超的百万巨资给他没有呢？当然没有。郗超何等聪明，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不是真心要隐居，那对不起，我的“赞助费”当然也就必须“冻结”！

    我们从郗超的这种慷慨赞助隐士的行为可以看出，东晋隐逸之风是多么盛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晋的隐逸之风已经基本上和现实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和安贫乐道无关，和全身保命无缘，反而成了一种让人趋之若鹜的时尚了。你可以说，这种隐逸的风气中含有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甚至是有些贵族阶层追求享乐的成分，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隐士的故事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一种人在大自然中，应该有的那种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氛围和精神。

    当我们在滚滚红尘中，感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想想我们的国度，曾经有这么一种隐逸文化，曾经有这么一种超凡脱俗的隐士的精神，曾经有这么一群可敬、可亲、可爱的人，也许能得到片刻的镇静和安慰吧。古代的官员退休的时候，常会说一句话，告老还乡，辞官归隐，可是，在农民为了生计大量涌入城市，自然山水正在成为旅游业的聚宝盆，隐逸文化已经渺然不可寻觅的今天，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这恐怕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切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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