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见之明

    老子《道德经》里有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意思是，能够洞察他人的品行与才能者，可以称作智慧；能够觉悟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者，可以算作高明。所以后来就有个成语，叫做“知人之智，自知之明”。

    因为种种原因，一个人拥有“知人之智”是很难的，拥有“自知之明”更难。但是，“知人之智”也好，“自知之明”也好，虽然都不容易，却还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后天的修养不断接近，都不算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通常所说的“先见之明”。

    这一讲，我们就说说那些能够“未卜先知”、拥有“先见之明”的传奇人物，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一种识鉴品第的风气。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熟悉的人物——曹操说起。

    曹操求名

    且说《三国演义》第一回，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有下面一番交代。先说曹操的长相：“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按照汉尺折算，曹操的身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米66，按照三国的尺寸折算，则相当于今天的1米69，个头不算高，加上眼睛细小，总之不符合长身玉立、双目炯炯的魏晋帅哥的标准。

    接着又写到曹操的出身：“其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也就是说，曹操本来属于夏侯氏，因为他父亲曹嵩做了宦官曹腾的养子，就改姓为曹。咱们中国有句话：“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个人改了姓氏，不是很光彩的事，作者说他“冒姓曹”，真是一言刺到骨子里。曹操的小名叫阿瞒，也可以看出其为人，一个“冒”，一个“瞒”，可见曹操的出身很让人瞧不起。

    再接下来介绍曹操的性格。说他年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曹操有个叔父，对曹操游荡无度很生气，经常到他父亲曹嵩那里告状。曹嵩当然就要责骂曹操。有一次，曹操见叔父过来了，忽然心生一计，就假装中风，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很是吓人。他叔父一看，大吃一惊，赶忙去告诉曹嵩，曹嵩连忙跑来查看，发现曹操安然无恙。曹嵩很纳闷，就问：“你叔说你中风，现在已经痊愈了吗？”曹操说：“孩儿从来就没犯过这种病，大概因为叔父不喜欢我，他才这么欺骗您、挤兑我吧？”曹嵩就相信了。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不是，曹嵩一概不听。这样一来，曹操就更加放荡无度了。

    其实，这些描写都是有出处的。大部分来自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大家知道，《三国志》是陈寿所写，陈寿是晋朝人，晋的政权是从曹魏夺过来的，陈寿写三国历史，自然以曹魏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中的曹操基本上算是“正面形象”。即使写到其不良记录，一般也懂得“为尊者讳”。比如曹操的父亲曹嵩的出身，陈寿就用一句话带过：“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就是搞不清他的出身的来龙去脉。真的搞不清吗？恐怕未必，大概是搞清了也不敢说。相比之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不同了，裴松之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人，没那么多顾虑，他就是要把当时的所有史料都钩沉出来，补正史之不足，力求还原曹操的本来面目。诸如对曹操形象不利的《曹瞒传》、《魏晋世语》等史料他也一并放在注释中保留下来。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对于我们了解曹操其人，有很大的帮助。当然，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这些材料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尊刘贬曹”的，所以，只要是对曹操不利的材料，差不多都被采用了，这些材料中，当然也离不开《世说新语》。

    通过这些描写，我们会得出一个印象——曹操是个彻头彻尾的“问题少年”。一般情况下，像曹操这样的出身和为人，要想出人头地真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为什么呢？因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有两个渠道：一是公府征辟，一是地方察举。

    征辟，就是指征召布衣出仕。朝廷召你出来做官称做“征”，三公九卿以下的官府召你出来做他的幕僚属官就称做“辟”。这个渠道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还有一个渠道是自下而上的，就是察举，察举就是考察推举的意思。察举这种制度始于汉武帝时，就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下放，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当地德才兼备的人才，经过考核合格后便可以任以官职，主要的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东汉时又增加了方正、敦朴、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有道等科目；而“秀才”一科为了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成了“茂才”。察举可以说是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是读书人踏上仕途的主要途径。察举可以渗透到社会最底层的州郡乡里，所以又叫做“乡举里选”。也就是从乡、里这种最基层的地方考察人物，推荐人才。

    那么，察举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说穿了，就一个字——名。“名”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是了不得的。当年孔子的弟子子路曾问孔子：“如果让您从政治理国家，您最先做的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我一定先正名份。为什么呢？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就是讲究名正言顺，如果名不正言不顺，那礼乐制度和刑罚都会混乱，老百姓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治国而言是如此，对人也同样。一个人的名声、名节、名望、名德、名位，将直接决定你的前途。可以说，中国儒家的礼教，本质上就是一套正名份、别等级、明尊卑、分贵贱的“名教”。我们知道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所以尤其注重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角度看待一个人的德行、声望和名声。上述那些选拔人才的科目，大部分都是和人的德行有关的。

    既然选拔官吏、推荐人才都看重名德，当然就形成了一种读书人重名、求名的风气。汉代以后名士层出不穷，其实都跟这种风气有关。

    那么，一个人的名声靠什么来实现呢？当然是靠口碑，靠舆论，特别是靠一些擅长品评人物、鉴别人才、预测未来的人物品评大师的品评和赞扬。汉末魏晋有许多人物品鉴的大师，一般都号称“长于知人”，“有知人之鉴”，“有人伦鉴识”等等。经过这些人物一品评，一个人很容易一夜知名，一步登天。反过来，如果被他们批评或指责，一个人也会声名狼藉，一蹶不振。历史学家汤用彤先生说：“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士风亦竞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这种品评人物、鉴别人才、预测发展的风气，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说的“品鉴之风”。

    曹操要想出头，必须也要经过这一步，就是求名。按照汉代人物品评重德行的时代风气，曹操这样一个“问题少年”就面临着一个人生发展的“瓶颈”。因为自己虽有才华，但出身、德行、名声都很差，怎么办呢？要说曹操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因为他赶上的恰恰是一个乱世，而乱世往往不仅政治基础动摇，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也会多起来，名教的次序常常是颠倒的，混乱的。所以才会“乱世出英雄”。

    当时就有一个人堪称是曹操的伯乐。谁呢？就是汉末名臣，后来官至太尉的桥玄。桥玄“长于知人”，就是擅长鉴别人才。曹操可以说是桥玄的学生，他年轻时拜见桥玄，桥玄一见曹操便觉得此人不同凡响，能成大事，就对曹操说：“我这一辈子见到的人多了，没有像你这样的。现在天下将乱，群雄狼争虎斗，能够拨乱反正的命世之才，大概就是你吧？然而你实在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遗憾的是我老了，不能看到你富贵的那一天，应当把子孙后代托付给你。”这个事记载在《世说新语·识鉴》篇的第一条。说明桥玄在当时就是一位人物识鉴的高手。他在曹操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就发现了其过人之处，并将后代托付给他，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不过，有的文献却说，真正为曹操做品评的并不是桥玄。桥玄的确赏识曹操，也说过将来安天下的非曹操莫属的话，但那关键的十个字的评语却不是桥玄说的。谁说的呢？是一位比桥玄名气更响、影响更大的人物品鉴大师——许劭。

    月旦评

    许劭（150-195）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他是东汉末年着名的人物评论家。他和他的堂兄许靖都有高名，二人在家乡汝南，创办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化沙龙”，相当于今天的“高峰论坛”，论坛的性质就是品评乡党人物，时间是固定的，就在每月初一这一天。一年的第一天叫“元旦”，那每月的第一天就叫“月旦”，所以这个高峰论坛后来就有了一个雅号，叫做“月旦评”。“月旦”本来是指每月第一天，但是由于这个“月旦评”在历史上太有名气了，后来人们干脆就把品评人物叫做“月旦人物”。

    许劭可以说是“汝南月旦评”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他们每月就召集名士开会，对不同的人物进行品评和鉴别，有褒有贬，有毁有誉，无论是谁，一获好评，立刻身价百倍，一获恶评，马上灰头土脸。许氏兄弟利用“月旦评”举荐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府选官取士有着很大影响。

    后来许劭担任汝南郡的功曹一职，除掌管人事外，还可以参预一郡的政务，郡内大小官吏都很忌惮，“莫不改操饰行”，没有一个不自我检点，改善言行的。连同郡的大贵族、号称“四世三公”的袁绍，对许劭也敬畏三分。《后汉书·许劭传》记载，袁绍从濮阳令离任时，衣锦还乡，“车徒甚盛”，随行车辆和随从很多，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快到汝南郡地界时，袁绍一想不对，这要是让许劭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就把送行宾客随从遣散，自己轻车简从地回到家乡。许劭在当时的影响就有这么厉害，可以说是“一言九鼎”。

    曹操要想求名，没有比许劭更好的人选了。据《魏晋世语》记载，曹操年轻时，先去拜见桥玄，桥玄评价了一番后，就给他支了一招，对他说：“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说明桥玄虽然也有“长于知人”的名气，但他觉得，要论影响力，自己远不如许劭。可见，这个桥玄也很有自知之明。

    曹操听了，马上就去汝南拜访许劭。这个时候，曹操不满二十，许劭比他大五岁，也就二十多岁，可能正是“月旦评”最富盛名的时候。许劭的态度怎样呢？《魏晋世语》的记载很简单，就说“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就是许劭接纳了曹操的请求，很快为他做了“人事鉴定”和“操行评语”，曹操因此知名天下。但孙盛的《异同杂语》却说，曹操先问许劭：“我何如人？”许劭不答。然后曹操“固问”。这个“固问”就是坚决要问，不说我就不走，有点胡搅蛮缠的意思。许劭没办法，就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一听，哈哈大笑。

    《三国演义》基本上采用了孙盛的说法，把“曹操大笑”改成“操闻言大喜”（《三国演义》第一回）。而范晔写《后汉书·许劭传》的时候，却添加了三个更生动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说曹操去拜访许劭时，“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就是说着谦卑的好话，送上丰厚的礼物，求许劭为他做品鉴。这里的“目”是个动词，就是品评、识鉴的意思。

    第二个细节，是“劭鄙其人而不肯对”，说许劭鄙视曹操的出身和为人，不想开金口为他品评，以免被他利用。这恰恰和我们说曹操是个“问题少年”，遇到发展“瓶颈”是一致的。但是既然是“问题少年”，就一定善于“解决问题”。

    于是第三个细节写道：“操乃伺隙胁劭”，说曹操就一不做二不休，找了个机会威胁许劭，怎么威胁的呢？史书没说，估计是说点狠话，诸如“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之类。总之，许劭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迫不得已，只好给了他一个评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一听，“大悦而去”。

    关于曹操的品鉴评语，我们讲了三个版本：一个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一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个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在文献学上有个说法，叫做——“传闻异辞”。就是说一件事，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这三个说法综合起来，无非就是说曹操是一个大大的“奸雄”——“奸贼”加“英雄”不就是奸雄嘛！

    但曹操为什么还会那么高兴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奸贼”也好，“英雄”也好，“奸雄”也好，都说到曹操心坎里去了。曹操本来就是一个想要干一番大事业，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的英雄人物，听到这样的评价不仅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这正是所谓“奸雄本色”！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是当时最有话语权的人物品鉴大师许劭给他的评价，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假包换，含金量很高！

    果不其然，许劭为曹操做过这个品评之后，曹操就爆得大名。二十岁就开始发迹了，先是被察举为孝廉，孝廉就是举荐那些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清正廉洁的人士的一个科目。曹操举孝廉之后做了郎官，随后又做了洛阳北部尉，从此一步步走向人生的高峰。应该说，许劭对曹操的评价和预见都是十分精准的，可以说是“一语定终身”。

    这就是曹操求名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在汉末，由于选官制度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对“名”的狂热需求，这种需求带动了人物识鉴、品第风气的形成，以至于像许劭这样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竟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

    一言九鼎

    说到“先见之明”，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谁呢？就是汉末和许劭齐名的人物品鉴大师——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属山西）人。他是汉末太学生的领袖，也是一位偶像级的人物。《后汉书·郭泰传》说，郭泰“博通坟籍”，学识渊博，而且“善谈论，美音制”，就是善于谈论，声音抑扬顿挫，优美动听。不仅如此，郭泰人长得也很帅。史载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襃衣博带，周游郡国”。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名士的热烈欢迎。

    人们对郭泰的崇拜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据说有一次，他在路上遇雨，无从躲避，所戴的方巾一角被雨淋湿而下坠，郭泰就顺手将头巾折叠一角，这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说不定还有点狼狈相，可没想到这个“独特头型”竟引起天下效尤，当时他的那些追星族就故意也把头巾折上一角，且美其名曰——“林宗巾”！

    但郭泰的名气大绝不仅仅因为他长得潇洒，而是与他的人物品鉴水准极高大有关系。郭泰不仅善于知人，识人，而且喜欢提携后进。史载“其奖拔人士，皆如所鉴”（《后汉书·郭泰传》）。就是说，经他鉴定过的人，后来的发展往往和他的预言不谋而合。很有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当然，这是玩笑话。事实上，郭泰对人的观察和鉴别绝不是空穴来风，故弄玄虚，而是来自长期的学习、观察以及生活的实践。

    比如巨鹿有个叫孟敏的人，客居太原。太原是郭泰的家乡。有一次，孟敏扛着一只大甑赶路。甑是古代一种瓦制的炊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格，可以放在三足的鬲上蒸煮食物，就像今天的蒸锅。结果孟敏一不小心把甑摔落在地。可想而知，那么大的瓦罐摔在地上肯定是响声很大的，孟敏不可能听不见，但他头也不回，继续赶路。这就是着名的“堕甑不顾”的典故。这个事碰巧被郭泰看见了，他大感惊诧，就上前问他：你东西掉了，怎么不管不顾啊？孟敏轻描淡写地说：“既然瓦甑已破，再看它又有什么用呢？”大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气概。郭泰对孟敏这种达观的态度很欣赏，觉得此人很有潜力，于是就劝他求学。在郭泰的鼓励提携之下，孟敏奋发向学，十年之后，果然天下知名，官府多次召他做官，却一概不就，成了一个着名的贤者。

    郭泰不仅能发现无名者的特异之处，还能预测有些成名者的吉凶祸福或发展方向。《后汉书·郭泰传》记载，当时汝南的谢甄与陈留的边让并善谈论，都有盛名。两人慕名来见郭泰，经常连日达夜地谈论。经过观察，郭泰做出了自己的预判，他对自己的门人说：“这两人英才有余，但并不入道，实在可惜啊！”后来谢甄果然因为不拘小节，被舆论所诋毁，而边让则因为轻侮曹操，被曹操所杀。——郭泰的眼光真是要多“毒”有多毒！

    还有个“叔度汪汪”的典故，记载在《世说新语·德行》篇里：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说郭林宗年轻时，喜欢结交天下贤才俊士，他到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的时候，先去拜访一个叫袁奉高（袁阆）的名士，可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车不停轨，鸾不辍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子都没熄火，一副急吼吼、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而去拜访一个叫黄叔度的隐士，却是连日整宿，流连忘返。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厚此薄彼，郭泰说：“黄叔度好比万顷的湖泊那样宽阔深邃，澄之不可能使其更清，搅之也不可能使其更浊，他的器量渊深广大，很难测量啊！”郭泰的确没看错。黄叔度的确是汉末一个“道德神话”，有“当世颜回”之誉。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敏而好学，安贫乐道。黄叔度被称作当世颜回，足以说明他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郭泰的这段话真是非常优美的人才鉴定书，比我们现在的“操行评语”、“人事鉴定”的空话套话真是精彩多了，从中既可以看出黄叔度博大深广的人格魅力，也可以看出郭泰观察人物、鉴别人物的远见卓识。

    因为郭泰名气很大，威望很高，所以他享受的“话语权”实不亚于当朝政要，甚至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哪怕你是名望很高的贤士，只要被郭泰一批评，也会声名扫地。

    当时有个名士叫陈元方，因为一件小事处理得不好遭到郭泰的指责，结果名誉大受影响。陈元方是汉末大名士陈寔的儿子。陈寔字仲弓，就是管宁、华歆非常佩服的老师，曾经做过太丘令，故又称陈太丘。陈太丘家教很好，教子有方，几个儿子都很优秀，尤以长子陈元方和幼子陈季方最为着名。可是，陈元方这么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被郭泰一番指责后竟至声名扫地。《世说新语·规箴》篇记载：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故事说，陈元方父亲去世，非常哀恸，形销骨立。他母亲看见了很心疼，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盖了一床被子，这本来也是出于母亲对儿子的疼爱，无可厚非，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给他盖上色彩图案都很鲜艳的锦缎被子。碰巧郭泰前来吊孝，看见了这个跟丧礼很不协调的画面，很生气，就对陈元方说：“你是海内的俊才，天下士人的榜样，为何在父亲的丧期身披锦被？没听过孔子说的话吗：服丧期间却穿锦衣、食稻米，你难道能心安吗？你的这种行为，我是不赞同的！”说完拂袖而去。郭泰这么一番斥责，后果是很严重的，竟然导致陈元方家里一百多天“门前冷落鞍马稀”。

    据史料记载，郭泰“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也就是说，当时经过郭泰品鉴预测过而且最终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就有六十多人，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伯乐。郭泰不仅有实践，还有理论。史载他“自着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按说郭泰如果做官，特别是做组织部长或人事局长之类的官，一定会大大节约政府选拔官员的成本。忠奸善恶经他那“火眼金睛”一看，一看一个准儿！但是郭泰却无意仕进。有人劝他，他神秘兮兮地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后汉书·郭泰传》）言下之意，大汉王朝气数已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做官又有什么用？

    这也是郭泰的先见之明。所以后来许多清议名士和大臣都被宦官集团杀害，但作为太学生领袖的郭泰反而得以善终。

    识从何来

    其实，在汉末的人物品鉴之风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有个叫裴潜的，也很有鉴别人才的能力。他先在荆州依附刘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马上做出了判断。当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在刘表手下。裴潜就对王粲说：“刘表非霸王之才，却要割据称雄，其败无日。”要不了多久就要完蛋了！后来曹操平定荆州，让裴潜做自己的军事参谋。就问他：“你过去和刘备同在荆州，你觉得刘备才能如何？”裴潜说：“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意思是，以刘备的才能，如果让他占据中原，他只会把局势搞乱，而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如果让他驻守边境，固守险要之地，则足以成为一方霸主。应该说，裴潜的预测后来也都应验了。

    在《世说新语·识鉴》篇中，还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有人能够在一次战争开始之前，根据主将的性格特点，预测这次战役一定能打赢，结果果然赢了。还比如说，有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名士，却能在一次宴会上，从众人中找出这个名士来。再比如说，有人一见一个小孩子，就立马判断说：“此儿当致高名”，或者“乱天下者，彼此子也”，后来果然应验。甚至有个老太太为女儿选女婿，竟然一眼就判断出那位女婿候选人不合适，因为肯定短命，结果不久那小伙子就一命呜呼……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你说奇不奇？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这些人都有所谓的“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吗？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是能掐会算、会看相的算命先生？其实也没那么邪乎。

    我以为，汉末魏晋的这股人物识鉴的风气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的。首先，它吸收了原始预测相面之术的合理成分。比如说，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形骨、气色、声音等外部体貌特征，从而判断这个人的性格、才性甚至将来的命运，看似有点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成分，但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精神跟物质是有联系的，人就是精神和物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存在，从人的生理特点推测其心理状况、性格特点及其命运走向，这也是有科学性的。而一个人的先天的性格的确能够决定后天的命运走向。西方有句格言，“性格决定命运”，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其次，鉴别、预测人物看似一蹴而就，其实不然，它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熟能生巧的过程，甚至还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从经验到判断，从演绎到归纳的逻辑过程。不断的学习和观察，归纳和总结，是这些人物识鉴专家拥有“先见之明”的法宝。

    总之，在这种人物识鉴风气的推动之下，中国的人才学到魏晋时期终于进入到了集大成的理论总结阶段。三国时的思想家刘邵，就在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了一部中国古代最早的人才学着作——《人物志》。刘邵把人的九种外部特征作为判断人的根据，叫做“九征”，分别是指：神、精、筋、骨、气、色、仪、容。神-神态；精-目光；筋-筋腱；骨-骨骼；气-气息；色-脸色；仪-仪态；容-表情；言-声音。认为通过这九种特征，可以判断一个的才干和性情，从而为鉴别人才、选拔人才服务。应该说，比起美容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来说，汉末兴起的人物识鉴品第的风气，总算结出了理论的硕果，这倒是值得欣慰的。

    雅量风流

    雅量比拼

    上一讲我们讲了品鉴之风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识鉴人物，所谓先见之明。这一讲我们要着重讲品鉴之风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品第人物，所谓第其高下。品第，就是品评人物、确定等第的意思。说穿了，也就是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其优劣、雅俗、高下。比的方面有很多，风度、容貌、学识、口才、情趣等等，皆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标准，那就是——雅量。我们主要围绕“雅量”这个话题来谈。

    《世说新语》有个门类，就叫做《雅量》，里面记载许多魏晋名士的雅量故事。什么是雅量？我的理解，雅量，就是指宽宏的气度和优雅的器量，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为超人的胆量。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人如果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保持着平常追求的风度和举止，维持着自己人格的稳定性，这就是有雅量。

    雅量，可以说是魏晋名士追求的一种十分难得的理想人格。

    但是，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其它的东西都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决定胜负优劣，只有雅量的高低，不易辨别，需要长期的观察，甚至要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能够做最后的判定。所以许多本来齐名的名士，不到关键时刻，简直分不清谁高谁低，孰优孰劣。

    比如王子猷和他的弟弟王献之是齐名的，两兄弟都有高名，而且性情放诞高傲，一开始人们很难评定二人优劣，直到发生了一次火灾，才决出胜负。《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有一天，王子猷、王子敬两兄弟同在一个房间里坐着，突然发生“火警”——房顶着火了！王子猷赶快逃命，情急之下，竟忘了穿上自己的木屐。王子敬则不慌不忙，慢慢叫着自己的随从，在他们的搀扶保护下从容走出房子，神色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这么一起突发事件，两兄弟截然不同的表现，总算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判别二人器量高下的重要依据。我们讲“雪夜访戴”的时候，觉得王子猷真是够潇洒的了，可是面对这次火警，他还是露出了胆怯慌张的一面，所以按照放达任诞的标准打分，他可以得高分；按照雅量的标准打分，他就不如他的弟弟王子敬了。

    无独有偶。《世说新语》同篇还记载：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有一对名士，一个叫祖约，就是东晋名将祖逖的弟弟；一个叫阮孚，是“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儿子。这两人都有个说出去不那么“雅”的嗜好——祖约好财，喜欢钱财，是个守财奴；阮孚呢，竟然喜欢木屐。两个人都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相当痴迷，经常专心收集，亲自打理。当时的人认为这两个爱好，都是一种人生的牵累，看不出哪个高雅，哪个低俗，总之两人是半斤八两，打了个平手。

    有一次，有人去拜访祖约，正好撞见他在家里整理财物，也就是正在那儿“盘点”。客人来的时候，祖约还没收拾好，还剩下两只小竹箱财物，来不及藏起来了，祖约就连忙把小竹箱藏在背后，还倾着身子挡住那竹箱，神色很不平静。好像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不雅的嗜好，又好像唯恐别人来分享他的那些“收藏”，总之很小家子气，不够坦然。同样，也有人去拜访阮孚，正好撞上他在家里“蜡屐”，就是吹着火给木屐上蜡。蜡屐大概是给木屐“做护理”吧，可见他对木屐有多么喜爱了。有意思的是，阮孚看见客人来了，撞上了自己在那给木屐上蜡这样私密的事儿，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表现得很自然，而且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对客人感叹地说：“不知道人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啊？”言下之意，就是人生苦短，实在穿不了几双鞋子啊！整个过程，阮孚神色悠闲自得，没有一点萎缩之态。“于是胜负始分”。通过这番对比，两个人的高下才终于真相大白。

    关于人和物的关系，庄子有句话说得非常好——“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就是人应该支配外物，而不要被外物所支配。只有这样，人才不至于被身外之物所奴役，所异化，实现真正的自由。祖约、阮孚两人的爱好本身，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但是两人对待自己所爱之物的态度，却能体现出两人的人格器量的不同。祖约爱财，但又怕人知道自己爱财，好比作茧自缚，难以自拔，品格上便等而下之了。而阮孚蜡屐，并且感叹人一生能穿几双木屐，这就把形而下的爱好升华了，这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超越，所以，阮孚给人的印象是对执着之物能“拿得起放得下”，很超脱，很自然，也很潇洒。

    不过，王子猷、王子敬兄弟也好，祖约、阮孚也好，他们的雅量比拼还不算惊心动魄，比起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鸿门宴

    我们都知道“鸿门宴”的故事。那是秦朝末年，发生在项羽与刘邦之间的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历史传奇。不过，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东晋咸安二年，也就是公元372年的夏天，在东晋的都城建康，也有一场生死攸关的“鸿门宴”。而且，这场“鸿门宴”远比项羽摆的那场“鸿门宴”更恐怖，更凶险，更有戏剧性，最终的结果也更加出人意料，更具观赏价值，它给人留下的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还有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情画意和名士风流。这场“鸿门宴”结束之后，两位PK多年的大名士终于分出了优劣和胜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说这场“鸿门宴”是谁请的客，买的单。此人不是别个，就是在东晋显赫一时，功高盖主，他打个喷嚏连皇帝都会感冒发烧的东晋大司马-桓温。

    说起桓温，通常的说法认为，他是东晋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带点感情色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褒扬的，说他是东晋首屈一指的一代枭雄，风流名士；一种是贬低的，说他是继东晋叛臣王敦之后的又一个觊觎皇帝宝座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贰臣。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桓温和曹操一样，也是一个拥有文韬武略，建立了赫赫战功，并且充满了生命激情和人格魅力的一位英雄人物。

    桓温一生最大的功业有四次，一次西征巴蜀，胜利了；还有就是三次北伐，每次都能挺进中原腹地，甚至一度收复西都洛阳。最后一次北伐还留下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典故：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那是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亲自率领5万大军北伐前燕，一路势如破竹。经过金城（今江苏句容县北）时，桓温看到自己当年作琅邪内史时种下的几棵柳树，近三十年过去，树干都已有十围（一围指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的长度）粗了，而且斑驳苍劲，已显老态。桓温见此情景，不由得悲从中来，大为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都这么老了，人怎么耐得住岁月的流逝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自己设立的敌人，但是，说实话，这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而是时间。每个人面对时间，你都不能逃脱最后的裁判，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小民百姓，当面对时间最后的裁判的时候，你接到的那一张裁判书写的字是一样的，那就是“杀无赦”。最后大家都得死！

    这是一个进入暮年的英雄，面对他不能主宰的时光和命运，发出的生命喟叹。这一刻，这个不可一世的人物，竟然攀住柳枝，潸然泪下。这转瞬即逝的一刻，就这样被“定格”在了历史的镜头之下，成为打动后世无数读者的“永恒瞬间”。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我看来，桓温就是一位多情的豪杰，他既是枭雄，也堪称名士，是一个比较有人格魅力，甚至很可爱的人物。

    桓温晚年，看到东晋皇室一蟹不如一蟹，便有了取代之心。他说过两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豪言壮语。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一句是他躺着说的：“像这样死气沉沉、默默无闻的怂样儿，一定会让文帝、景帝嘲笑吧！”文、景，是指司马昭、司马师兄弟，这两兄弟都干过别人不敢干、也干不了的大事——司马师废掉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昭做得更绝，他是杀了皇帝曹髦，立曹奂为帝，最终为取代曹魏扫除了障碍！桓温言下之意，目前的司马氏皇室远比当时的曹魏更脆弱，我代晋自立的条件更成熟，再这么干耗着，岂不要被九泉之下那如狼似虎的两兄弟所耻笑？想到这里，桓温坐不住了，突然坐起来，说了一句更有震撼力的话：“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也不值得遗臭万年吗？”你可以说这话里充满了狼子野心，但你不能否认，这番话也充满了一个强大生命的无穷热力和蓬勃激情！

    其实，历史上的那些豪杰们，大都说过豪言壮语，比如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看到秦始皇，也跟他的叔父项梁说过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非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曹操晚年也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从这个角度来说，桓温的这句话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其实也表达了一个非常有雄心的人，面对时间的侵袭的时候，迫切想要建功立业，以抵挡时间寒流对他的那种杀伤。只不过桓温问了一个天问，到底是流芳还是遗臭，这是一个问题。反过来想想，如果说桓温最后真的成功了，真的做了皇帝了，到底是流芳还是遗臭就很难说了，因为历史往往是当权者书写的。而我们看待历史，往往也有一个潜规则，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试想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不是事实上的逆子贰臣呢？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臭的就变成香的了，所以，历史有的时候真是非常矛盾的。

    问题是，桓温为什么要摆这场“鸿门宴”？是谁得罪了他，竟让他必欲诛之而后快呢？这也说来话长。桓温不是野心勃勃地代晋自立吗？憋到公元371年11月，桓温果然干了一件废立皇帝的大事，就是废掉了当朝皇帝司马奕，拥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改年号为“咸安”，史称简文帝。司马昱继位后，桓温大权独揽，皇帝等于是傀儡。八个月之后，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公元372年7月，司马昱病危。于是政局变得非常紧张而微妙。

    当时的情况，司马昱对待桓温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禅让。仿照汉献帝刘协禅位给曹丕的做法。这是桓温日思夜想的。第二种是摄政。就是仿照当年周公代成王摄政的先例。这对桓温也比较有利。第三种是辅佐。就像诸葛亮辅佐刘阿斗那样，不可逾越人臣之礼，这是桓温最不愿看到的。当时桓温镇守在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他满以为司马昱会把皇位禅让给他，没想到，事到临头，发生了变故。司马昱最后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年仅十岁的儿子司马曜！

    是谁导致了这个变故呢？这个人，就是桓温要杀的人，也是“鸿门宴”的重要客人之一，当时朝廷的重臣、大名士——王坦之。

    王坦之其人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太原）人，他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位性情急躁，吃鸡蛋都要大动干戈的王蓝田的儿子。在东晋有两个王氏家族最富盛名，一个是山东琅琊王氏，一个是山西太原王氏。王坦之可以说是太原王氏最富盛名的人物，有“江东独步王文度”（《晋书·王坦之传》）之誉。本来桓温和王坦之的关系曾经还是不错的，第一，王坦之曾担任大司马桓温的长史，两人是上下级关系。第二，桓温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也就是说，两人还是儿女亲家。

    但是，随着桓温权力的日益膨胀，他的篡位之心也就昭然若揭，王坦之为了保护皇室的利益，便走到了桓温的对立面，成了桓温的一个政敌。政治上的敌人比时间这个敌人更可怕，可怕就可怕在他比时间更着急，甚至想行使时间早晚要行使的那个权力，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杀无赦”，但政敌他是“斩立决”。特别是，当王坦之做了下面一件事后，桓温的刀磨得更快了。

    什么事呢？且说简文帝司马昱病危之时，他先是宣布立儿子司马曜为太子，并在一天一夜之内，连发四道诏书，请大司马桓温入京辅政。桓温一看这诏书，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气都不打一处来，当然也就不理不睬。迫于桓温的压力，司马昱投鼠忌器，只好做了妥协，他又写下遗诏，授权桓温在自己驾崩之后，可以依照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例摄政。甚至还说，如果太子不值得辅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称帝。这等于是把皇室命脉交给了桓温。如果这道遗诏发出去，桓温将来抢班夺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遗诏并没有如期发出，却被王坦之中途拦截了。王坦之看到这诏书，忧心如焚，他马上进宫，当着司马昱的面将诏书撕成碎片。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王坦之的确有过人之处，有胆有识，算得上是朝廷重臣，社稷柱石。司马昱这时心如死灰，说：“天下本是偶然得来之物，你何必如此当真呢？”王坦之反驳说：“天下是当年宣帝、元帝得来的天下，陛下怎能专有并私自授予他人！”司马昱沉吟良久，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遗诏。改成太子登基后，家国大事都要一一禀告大司马桓温，太子要像当年蜀国皇帝刘阿斗对待诸葛亮一样，敬重桓温。遗诏发出不久，司马昱也就撒手西去。

    桓温接到遗诏，勃然大怒，就以祭奠司马昱的名义，立刻带兵进京，在新亭驻扎下来。然后他一方面大摆筵席，邀请文武百官前来赴宴，另一方面又暗中埋伏武装兵士，准备来个刀剑出鞘，杀鸡骇猴！当时文武百官都陆续赶到，大家拜伏在路旁，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等着“替罪羊”早点出现。有人传出话来，说这是一场“鸿门宴”。

    既然是“鸿门宴”，当然要杀人，除了要杀改写遗诏的王坦之，还要杀另一个人，就是有“风流宰相”之称的大名士——谢安。

    风流宰相

    也就是说，桓温摆下的这场“鸿门宴”，主要的客人有两个：一个是王坦之，一个是谢安。故事到了这里就好看了。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魏晋有一种品评人物、第其高下的品第之风，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和竞赛。王坦之和谢安，就是当时齐名的大名士，而且PK了好多年，至今未分胜负。那么这次鸿门宴，也就成了两个人一决高下的舞台。

    说起谢安，知名度要比王坦之更高。他是东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清谈家，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古代有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话用在谢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谢安可以说是魏晋风度中雅量人格的最佳代表。许多号称有雅量的风流名士都被他比下去了。

    比如说“东床坦腹”的王羲之，也是雅量人格的佼佼者。可是，王羲之和谢安比起来，还差得远。谢安本来立志做一名隐士，前半生隐居在会稽上虞的东山，朝廷多次征召都被他拒绝了，留下个典故叫“高卧东山”。《雅量》篇的另一条故事说：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谢安隐居东山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名士一起乘船出海游玩，其中就有孙绰和王羲之。游船在海上行驶，突然风起浪涌，船身剧烈地颠簸起来。王羲之等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叫着赶快回去。只有谢安又是吟咏诗文，又是仰天长啸，兴致正高。船夫看见谢安气定神闲，也就没有返航，而是继续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风势越来越急，浪头越来越猛，许多人坐都坐不住了，嚷着要回去。这时谢安才慢慢地、仿佛有些遗憾地说：“既然如此，那就回去吧？”大家一听如释重负。当时的人从这件事上得出结论，谢安拥有足以安定朝野的超人雅量。通过这次坐船出行，他把王羲之给比下去了。

    谢安后来为了家族利益，终于出山做了桓温的司马。桓温虽然豪强，却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他的幕府中集中了许多当时第一流的人物。桓温对谢安尤其欣赏，与其说两人是上下级关系，还不如说是朋友关系。当时王坦之和谢安是齐名的，而且两人都曾在桓温幕府中任职。魏晋时齐名的人很多，齐名的都是家世、地位、才华、名望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名士，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因为属于一类人，就还有一个高低、上下、雅俗、优劣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些齐名的名士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某某何如某某？于是就有人问桓温了：谢安和王坦之相比，到底孰优孰劣？

    王坦之和谢安当时齐名，但是未分优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分外敏感。桓温一向是个豪爽的人，他本来想脱口而出，突然又捂住嘴巴了，十分可爱地对那人说：“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你喜欢做小广播，我可不能告诉你。这说明两点：第一，桓温心里对王谢优劣早有自己的判断，但是碍于面子，他不能随便发言，毕竟他是上级啊。第二，说明谢安和王坦之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对于这两人孰优孰劣很难判断。

    既然不分上下，难分伯仲，当然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在这场生死攸关的“鸿门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暗暗地掂量：这两个当朝头号大名士，到底哪一个更优秀，更风流。

    王谢优劣

    且说桓温先埋伏好士兵，又大摆宴席，把当朝名臣都请来，想借此机会除掉谢安、王坦之。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站在维护皇室的立场上，用各种方法阻止桓温，可以说是桓温夺权路上的绊脚石。把这两人杀了，其他人都构不成威胁，桓温便可高枕无忧。所以当桓温召王、谢二人就要出现在宴会上的时候，气氛分外紧张恐怖，可以说是死生俄顷，危在旦夕。《世说新语·雅量》篇载：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在这关键时刻，平时一向大义凛然的王坦之终于招架不住了，赴宴之前，他就非常惊慌，先问谢安说：“当作何计？”到底该怎么办哪？再看谢安，竟然“神意不变”，神情意态没有丝毫改变。他十分镇定地对王坦之说：“晋阼存亡，在此一行。”晋朝基业的生死存亡，关键就在我们此行了！由此就可看出谢安的超人之处。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谢安就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宰相。这是第一回合，王坦之落于下风。

    接下来，两个人一同前去赴宴，一路上两人的表现又有了落差：“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这两句写得真好，既是对比，也是对仗。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坦之的惊恐之色，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他那张原本俊朗的脸上；而与此同时，谢安的镇定宽和之态，也在他脸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朗了。根据其它文献的记载，这时王坦之“倒执手版，汗流沾衣”（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上朝用的记事备忘的手版都拿倒了，冷汗直冒，衣服都湿透了。这是内在人格的较量，没有语言，只有表情，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用说，这第二个回合，王坦之又输了一招。

    再看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几乎是谢安一个人的“独角戏”，只见他大大方方地迈步走上台阶，器宇轩昂地来到自己的席位上，嘴里还在念念有词。“讽”，就是吟咏。而且不是一般的吟咏，是做一种当时很受追捧的“洛生咏”。“洛生咏”就是洛阳一带的书生吟咏诗文的腔调。西晋的都城是洛阳，洛阳可以说是首善之区，洛阳地方的方言音调就成为全国流传的一种“官话”，而洛阳一带语音重浊，朗诵吟咏诗文的时候大概是一种浑厚、阳刚、有力的男中音，很有磁性。所以，“洛阳书生咏”在东晋时就成为当时江南名士比较羡慕、争相效仿的一种吟诵诗文的腔调。

    说起来，“洛生咏”可是谢安的绝活儿。谢安虽然生在江南，但祖籍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周口市太康县），离洛阳不远，口音相差无几，父辈都应该操家乡话，谢安耳濡目染，当然会说家乡方言。这是其一。其二，谢安患有严重的鼻疾，我估计可能是“鼻窦炎”，他的一个招牌式的动作是“捻鼻”，就是经常用手捏一下鼻子，就这一个小动作，竟然引起天下粉丝的狂热模仿，很多人也动不动就捏鼻子。因为“洛生咏”的特点就是语音重浊，鼻音很重，谢安的鼻窦炎反而成就了他“洛生咏”的水平。

    那么，谢安吟咏的是谁的诗文呢？原来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的一首四言诗，题目叫做“浩浩洪流”。我以为，吟诵这首诗是谢安经过精心选择和策划的。第一，这首诗的主旨是表达兄弟情谊的，这时候吟诵，也十分委婉地表达了谢安对桓温的一种感念之情，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至今都让人怀念不已。当谢安用他那天下闻名的“洛生咏”吟诵这首诗的时候，应该是很煽情的，桓温听了不能不有所触动。第二，这首诗的作者嵇康非常特殊，他是被司马昭杀害的，但是在东晋却成为士人的精神偶像，可以说是千古流芳的人物。在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鸿门宴上，谢安偏要朗诵嵇康的诗歌，意思很明确：头可断，血可流，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会对非正义的杀戮进行最后的审判。得势者可以得意一时，但得道者终将流芳后世。

    作为鸿门宴的东道主，本来就很欣赏谢安的桓温，看到在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谢安还能如此从容、镇定、潇洒地谈笑风生，又一次被他那旷达高迈的气度震慑了，俘虏了。于是连忙撤走了伏兵。一场鸿门宴就此被谢安化于无形。桓温本来就爱谢安之才，这一刻他对谢安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旷古少有的风流人物，你怎么舍得杀呢！在能够杀的时候，选择不杀，这是一种智慧和文明的表现，也是一种人道和良知的表现。在那一刻，桓温放弃了功利的打算，而进入到了审美的人生，他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

    但是作者没忘了补上一句：“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王谢优劣”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此有了答案。回想一下项羽、刘邦的那场“鸿门宴”，就会觉得大不相同。刘邦虽然也躲过一劫，但他是在众多人物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生的，其中有谋士张良谋划，有卧底项伯保护，又有保镖樊哙威慑，最后刘邦是狼狈逃窜，背影实在很难看！而谢安，则是凭借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一人之美，征服了要杀自己的人，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雅量，简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什么是风流？这就是风流！

    “比”从何来

    为什么在魏晋时代，会形成这么一种人物品第的风气呢？

    我以为这跟曹丕时代开始采用的一种选官制度有关。什么制度呢？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是对东汉选官制度加以改革的结果。就是在州郡设立一个官职叫中正，专门负责评议人物，定其高下，作为各级官吏的参考。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级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士人们不仅要求名，还要争品。

    这种选官制度影响到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人物品第的激烈竞争。很多人因为不能跻身第一流人物而倍感焦虑：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东晋大名士温峤，舆论认为他是东晋过江名士中第二流的佼佼者，所以每当那些名流们列举当世名士，第一流人物快要说完的时候，温峤的脸上常常紧张得改变了颜色。为什么？因为他在乎啊！

    再比如桓温，年轻的时候和另一位大名士殷浩齐名，两个人经常竞争之心，有一次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你和我比怎样啊？殷浩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言下之意，我和我打交道久了，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宁愿做我自己！这种对自我的充分的肯定和张扬，正是魏晋风度中最动人的地方。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别说魏晋人好比，我们今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魏晋人品评人物，看重的是风度、才情、趣味、智慧和雅量这些“身内之物”，有些形而上的味道，而我们现在却大多比的是房子、车子和票子这些“身外之物”，多少有点形而下的味道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