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老马，你们回来了。”小曾说道，顺手把马灯的捻子拧高一些，室内亮堂了许多。
“回来了，”老崔道：“你上午去安全区了吗？你嫂子病情如何？”
小曾皱着眉头道：“身上浮肿已经消了，但就是不生，咳，急死我了。”
“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这三件事只能由老天爷说了算。”马如龙打趣道，随手摘下军帽，挂在墙上，然后一屁股坐在破藤椅上，点上一根抽了起来。
“鬼子开始搞人口登记了，还在大量招聘各种劳工。”小曾告诉二人。
“我知道，我们在街上看见了，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老崔说道。
“是啊，”马如龙吐出一口烟道：“老曾，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刚才走在路上还与老崔商量呢，我们不能总是躲躲藏藏的，也不能总是小打小闹，搞点偷袭，吃点小菜什么的，我想请鬼子吃个大火锅，来顿大餐，比如说炸掉鬼子的军火库，捣毁鬼子军营，再不就炸它一辆火车和军舰什么的。”
曾沧海会心一笑，“不满你说，老马，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虽然躲在暗处，想打谁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好像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其实不然。面对十万日军我们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只能小打小闹，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鬼子实行人口登记，我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鬼子这次还要招什么社会治安员，我看就是密探，是钉子，是耳目，如果城市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坐探和眼线，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暴露。”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马如龙赞道，同时瞥了一眼正在低头吸烟的老崔。“为了摆脱不利局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派人打入日军的心脏，从内部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样我们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从中找到更好的机会，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可我们就这两个半人，怎么才能打入日军内部呢？”小曾担忧地问。
“这个人必须精通日语，我们三人当中，只有老崔符合这个条件。”马如龙意味深长地盯着老崔。
崔际胜沉默了很久，最后吐出一口浓烟，向二人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家世渊源。
崔际胜出生于东北长春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从20年代起就从事中日贸易，从生丝和猪鬃起步，最后做到矿业和有色金属业，生意做得很大。父亲在多年在跨国贸易中，逐渐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认识了很多日本商人和中国当地的高官。当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日本人加大了对满洲的奴化教育，日本政府批准东北地区的大批留学生进入日本各大高校学习。崔际胜在33年通过父亲的关系得到日本文部省的许可，拿到了一个官派名额，并最终考入了名古屋大学学习无线电技术专业。
在日本学习期间，崔由于思想进步，又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感召，他参加了一个进步学生组织‘重庆侧谋略团’（国民党军统领导），这个组织与另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铁血青年团’一起，发起了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大学等的满洲国留学生中，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崔的组织以制作和散发宣传品为主要斗争手段，多次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大量制作抗日传单。他们还计划暗杀包括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日本军政要人，也包括在日本的伪满要员。
崔际胜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无线电班，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通信装置。用这些设备，他在领导人商林森领导下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的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35年年底，崔际胜学成归国，因其参加了重庆侧谋略团的经历，得已进入国民党军队中的无线电系统服役。一年后，他叔叔将他调入军需署粮秣科，因其学历较高，精通日语，表现优异，一年后升任科长。
马如龙的意思是让崔际胜利用这次日本人招聘的机会，打入社会治安队中，刺探日本人的动向和内部情报，为更多、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创造条件。
今天他们一路上都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好在崔际胜在军统的无线电系统呆过一年，对派遣特务打入敌人内部的做法并不陌生。他懂得这种打入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有经得住考查的假身份；二、有刺探情报的能力；三、有送出情报的管道和办法；四、有应付险恶环境和突发事变的能力。崔际胜自认还有这种能力，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有过和各种各样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基础，知道如何进行地下斗争，如何应对危险局面，这些倒不是问题，问题是这种欺骗行为有着相当高的风险度，一旦被日本人识破，就意味着牺牲。
可有时候，做好了牺牲准备，并不一定会牺牲，这需要靠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智慧和头脑，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看看当今的时局，血染南京，天愁地惨，日本鬼子在肆意蹂躏这片土地，中华大地到处都在燃烧，在流血，在哭泣，在痛恨，在谩骂，在抗争，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明天在哪里？如果我此刻退缩，就不配当一名爱国军人，自己就没有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义务，自己也无法面对子孙后代指穿脊梁骨的终极审判。
崔际胜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最后，在马、曾二人期待的目光中抬起了头，勇敢地说：“我想好了，我干！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当懦夫和逃兵的选择，必须挺身而出！不然，我就不配当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
“好，你是我们的好大哥，好榜样。”马如龙和小曾激动地和老崔来了个熊抱。
接下来的几小时，崔、马、曾三人详细讨论了如何骗过敌人的考核，如何获得情报，如何安全稳妥地传递情报做了周密详尽的部署，直到一切细节都没有漏洞了，才合衣躺在铺位上休息。
他们都知道，明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日军先遣队办公室。
今天是招聘的第二天，前来应聘‘社会治安员’的人还真不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不过全是男子，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人人都板着脸，从不互相交谈。崔际胜排在队伍中间，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他心算了一下，应聘者足足有四、五百人之多。
两个小时以后，崔际胜已经过了三关，第一关是日语笔试，第二关是口试，第三关是面试。这三关他都顺利通过，心下暗暗松了口气。这时他被一个上尉领到另一支队伍中排队，并发给了一个号，他被告之等一会长官要单独接见他。
他的号码是“85号”，这意味着他要等很久。他不知道，单独接见是因为他受到重视，还是受到怀疑。
终于轮到他了，接见他的是一名中佐军官，军官面容严肃，眼光十分锐利，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他一阵，问道：“崔际胜，长春人？”
“不，我是满洲人。”崔际胜用标准的日语回答。
“嗯，你是哪一年去日本留学的？”
“昭和8年，即公元1933年。”
“哦？”中佐翻看着崔的报名表：“你上的是名古屋大学，对不起，我忘了你们学校的地址了？”
“爱知县名古屋市千种区不老町。”
“哦，对，你是中国官派留学生吧，你的介绍人是谁？”
“金井章次先生，他是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
中佐的眼睛亮了一下，“哟西，他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金井先生是家父的朋友。家父是协和商会的会长。”
“噢，朋友？会长？嗯，”中佐在一张纸上作了记录，然后又问道：“满洲人，能谈谈满洲的国家格言吗？”
“满洲国的国家格言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对五族协和你做何理解？”
崔际胜略作沉吟，随即侃侃而言：“32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扶持清朝末任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满洲国，年号‘大同’，提出了‘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的思想，把代表汉、满、蒙、朝、日五个民族的五色旗定为国旗。在满洲国，五族就是日本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满洲人。1932年7月，脱胎于满洲协和党的满洲国协和会成立，通过向在满洲的中国民众宣扬王道政治、民族协和的指导理念，把被统治民族统一于满洲国的思想感化团体，其纲领是以‘实践王道为目的’，提倡‘乐天知命、注重礼教’等进步理念。我虽然是支那人，但我不否认支那的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了，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而日本人人种天生高贵，优越，不愧为‘天孙人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理应为‘满洲国构成的中核分子’、‘五族的先达者’、‘国民中最有为的种族’，所以说，中国要想进步，满洲要想发展，必须依靠日本的帮助和提携。”
“嗯，很好，”中佐满意地点头说道：“崔桑，你可以回去了，后天上午九时，请来领取通知书。”
最后，经过一连串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家庭背景考查，又通过满洲国民政部门的身份核实，以及在大学的表现电话调查，证实崔际胜的历史没有污点，最后被社会治安队录取。
第一天上班，崔际胜准8点来到先遣队队部报到。他被告知去一大队上班，当他走进一大队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只好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抬眼望去，大约有100来个队员在座，都穿着平民服装，队长丁魁正在训话。
丁魁穿一身中式蓝布棉袄，留着中分头，一双三角眼放着寒光，说：“今天，我们治安队迎来了50名新成员，我代表第一大队欢迎你们。从今后新成员要虚心向老队员学习，大家要精诚团结，把皇军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完成好。其实，我们治安队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维护南京城的治安。现在，对皇军威胁最大的就是隐藏在难民中的抗日官兵，我们一大队分包的片区是紫金山、栖霞山和下关三处，这一带是国民党军人隐藏最多的地区，据说有几名国军的中级军官就隐藏在栖霞山的寺庙里，我们不能放过他们，我已经派密探打进寺庙里，相信不久就会有消息。”
丁魁用刀子般的眼光扫视一遍会场，强调道：“凡抓住抗日官兵者有赏，抓住一个当兵的，赏100个大洋，抓住一个当官的，赏300个大洋，抓得越多，赏得越多。但是，放跑一名中国军人，就按通敌罪论处，绝不姑息。凡有窝藏、偷渡中国军人的，就地正法。”
“放你妈的狗臭屁吧……你他妈的偷渡的最多……”崔际胜听见邻座一男子在嘀嘀咕咕地小声咒骂着。
丁魁指着刚才偷偷骂人的男子说：“这位叫董彪，是我们小队的副队长，大家认识一下吧。”董彪有些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哼哈了一声又坐下了。
丁魁问道：“董副队长，你们在栖霞寺进展如何？”
董彪大嘴一咧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队长大人，我负责的是江南水泥厂，栖霞寺不归我管呀。”
丁魁眼睛立刻瞪圆了，“不是叫你们……噢，对了，栖霞寺是唐飞负责。那，唐飞呢？”
“唐飞？谁他妈知道死哪儿去了，几天都没见人了。”董彪很不耐烦地说。
“过期不汇报？找死啊！”丁魁显然很生气：“看我怎么收拾他。我奉劝各位，要认真工作，不要拿自己的脑袋跟皇军的战刀开玩笑。”
丁魁问道：“现在，安全区问题很大，里面窝藏着近2万中国军人，谁愿意去安全区渗透侦察？”
众人面面相觑，都大眼瞪小眼的，没人说话。
“你，你叫什么，”丁魁指着崔际胜道：“我看你可以。”
“报告队长，我叫崔际胜，新来的。”崔际胜起立敬礼，态度毕恭毕敬。
“很好，以后你就负责安全区的工作，要化装潜入，一旦发现可疑的抗日官兵，立即通知副队长或我，我们再上报宪兵队，让他们去执行逮捕。明白了吗？”
“明白。”崔际胜说完就坐了下来。
宁海路5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
不久，丁魁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安全区总部大门口，崔际胜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吉普车远远在停在路边，他们躲在一棵树后面偷窥着。见许多难民袖着双手站在院子里聊天。虽然进行了人口登记，许多难民已经返回了自己的家园，但还是剩下许多无家可归者聚集在这里，因为这里每天还能分到一碗粥稀。
不一会儿，有一名中年僧人走进了安全区的大门，丁魁用下颌指了指，咧嘴狞笑着对崔际胜说：“这人是栖霞寺监院的传真法师，我认识他，他一定是来找拉贝帮忙的，据说他们栖霞寺里窝藏着不少中国军人，我们在这里等他，说不定就能顺藤摸瓜，挖出黑手了。”
崔际胜装傻说：“队长，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来找拉贝的？”
“哼哼，直觉，”丁魁獠笑一声，“我的直觉一直有着惊人的准确性，等他看吧，就要有好戏了，我们要……”丁魁的声音越来越低。
传真法师被秘书领进拉贝的办公室。
拉贝热情地接待了传真法师。
果不其然，传真法师是受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的委托，前来寻求拉贝先生帮助的。
传真法师讲述了栖霞寺被日本兵洗劫的经过。
12月13日清晨，日军分六路攻入南京主城区。日本兵冲进民宅烧杀掳掠，老百姓惊慌失措，在南京狭窄的街道上四处奔逃，尽可能地寻找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
为了避难，大量难民纷纷逃往下关一带，在江边遭到日军的大肆屠杀；另一部分难民则沿着紫金山一带向东北方向逃去。日军尾随逃难人群紧追不舍，很快就追到了栖霞寺外的进香河一带。在那里，日军与设伏的中国军队展开了激战，难民无路可逃，就涌向了矗立在栖霞山南面的栖霞寺。很快，进香河边的抵抗也告失败，没来得及逃脱的军人脱掉军装，加入了逃难的人群中。
栖霞寺的当家和尚寂然法师早就听到南京城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寺里的小和尚也在藏经楼看到了涌向寺庙的难民队伍。安静的栖霞寺一下子沸腾起来，寺门外，难民痛苦的求助声、孩子凄厉的哭声、伤兵的呻吟声，充斥在寺院。于是，寺庙的前殿后厅挤满了饥寒交迫的难民，为了尽量躲避寒冷，有的难民甚至躲进了寺庙千佛岩的洞窟里。
面对这么多的难民，寂然法师没有一句怨言，一个个地将他们收留下来，而且把寺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难民吃。难民最多的时候，连千佛岩上的石窟、佛龛里也都住满了人，大家都是一人一个铺盖卷，最多时寺里足有2万多人。
在栖霞寺避难的两万多难民中，有200多人曾经是南京抗日军队的军人，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南京失守后，来不及撤退的他搭上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捕，跟随前往栖霞寺避难的人群藏进了寺里。随行的还有5名军人。
廖耀湘的到来给原本就不平静的栖霞寺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当时收留廖耀湘一行人，寺里也存在着争议。寂然法师知道两万多名难民已经让栖霞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收留抗日官兵，无疑增添了更多风险。一旦日本人发现寺内有抗日官兵，所有避难民众与僧人都将性命难保。
寂然法师把廖耀湘等人藏到了藏经楼里，不让他们出来，每天亲自给他们送饭。但是，寂然法师和廖耀湘都明白，呆在栖霞寺不是长久之计，要想栖霞寺的难民们彻底安全，廖耀湘等军人必须离开。
日本兵对寺院的骚扰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经常结队来到寺里，以寺院里藏有军人为名四处搜寻，他们将自己选中的中国妇女强行带到正殿，当着众人的面进行轮奸，被轮奸的妇女是一个怀中抱着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和寺院的和尚一起下山挑水，当他走到寺院门口的时候，孩子的啼哭声、妻子撕心裂肺的号叫令这个丈夫失去了理智，他愤怒地冲向正在奸淫自己妻子的日本兵，然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根本不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兵的对手，丈夫被枪托打倒在血泊之中，很快就气绝身亡。气得脸色煞白的寂然法师，强忍着愤怒将尸体抬进斋房。
目前，两万多难民不断涌入粮食储备本就不多的栖霞寺，栖霞寺面临着断粮的危险。不仅如此，被日军打伤的难民需要医药救治，这一切急坏了寂然法师和其他僧人。
面对着可能发生的粮荒，寂然法师减少了每个僧人的口粮，保证给难民供应一天两餐的稀粥，他采来草药给伤者疗伤。很多僧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当时寺里有1000多亩良田，寂然法师把寺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寺里所有的空地都住满了人。可2万多人吃饭还是个大问题，月基法师带着弟子进城，在静海寺一带千方百计从日本人手里拿到一点粮食和药品。靠着一口流利的京都口音的日语，月基法师成了难民营的外交官。但这个工作的危险性相当大，有一次月基法师带着四个弟子出去搞药材。结果只回来了两个人。
传真法师讲到这里，停住不讲了，原来他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拉贝同情地说：“传真法师，我明白了，你们缺医少药，面临断粮，急需我们支援，还有就是躲藏的抗日军人问题，也需要当机立断，立即解决。”
传真法师这时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拉贝说：“这是我寺住持寂然法师写的万民书，也请您过目。”
拉贝双手接过信，打开来，只见是一张黄裱纸，上面写满了字：
以人类的名义
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尊敬的位贝先生：
值此，我们向您简要汇报该地的情况及本寺庙所遇到的骚扰。
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寺庙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2.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了。
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
12月19日……
1月4日……
1月8日
1月19日……
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的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窥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之外。因此，我们害怕，一旦这位少尉撤离此地被派往别处，原来可怕的情景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么能春耕播种呢？
在此，我们所有签名都再次恳请您的帮助。
栖霞山寺庙
1938年1月25日
（以下是一万多个签名，略）
拉贝看完了信，低头沉吟半晌，最后抬起头对传真法师说：“这封信我收下了，我会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们。我决定把信寄到上海去，争取在文汇报或申报上发表，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处境，号召更多的人来声援你们，号召全社会来支援你们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行为。”
拉贝说完把信交给秘书，让他尽快寄出。
拉贝又叫过司机潘序东说：“下午请你用我的车带李察医生和爱玛女士去栖霞寺一趟，一面方带去500袋大米，让孙师傅开上卡车和你一起去，另一方面检查一下伤病员，轻伤现场救治，重伤员就随车带回来治疗。”
拉贝转头对爱玛女士说：“我因为东区发生了数起强奸案，要与日本占领军交涉，去不了栖霞寺，你代表我去。见了寂然法师就转告他，一定要尽快想办法将抗日军人转移出寺院，因为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寺院，可能很快就会再次大规模搜查寺院，所以要快点将人转移走，以策安全。”
传真法师见拉贝将事情件件安排妥当，心中十分高兴和感动，合掌作揖，口中连呼阿弥陀佛。
这时，两位司机准备好了车，拉贝把传真法师送上轿车，轿车驶出安全区大门。
后面的卡车装了五百袋大米，车厢蒙着帆布，车子随后驶出大门。
这时，车上露出一个男人的脑袋，正在东张西望。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马丁。马丁把他心爱的摄影机对准了车外，车外的景物在飞速掠过。
在去往栖霞山的路上，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约有80%的农民的房屋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妇女被强奸致死，许多人就赤身露体躺在路边。还有许多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处决后扔进了水塘，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
躲在安全区外监视的丁魁对崔际胜说，“看见了吧，传真带走了两辆车，他一定是赶回寺院的，我们跟上去吧。”丁魁说完，发动引擎，把车开上公路。
很快，吉普车来到了栖霞寺。
丁魁并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将车停在路旁。崔际胜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名堂，又不便多问，就掏出一根烟点上，边抽边等。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两辆车开出了寺院，车上拉的是重伤员和重病号，爱玛和李察医生也随车离开了。
丁魁吐掉嘴里的烟头，狞笑一声：“好了，该我们上场了，老崔，你就跟着看好戏吧。”
说罢，丁魁领着崔际胜进了寺院。
寺院里挤满了难民，大人哭，小孩闹，场面十分混乱，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站着人，人人脸上都挂着恐怖的表情。
丁魁来到大殿，寂然住持和传真法师迎了上来。
寂然拱手说道：“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贵干哪？”
丁魁笑道：“您是寂然法师吧，我是拉贝先生派来的，我叫沈宝山，刚才爱玛女士来过了，带走了许多伤病员，我是来接抗日军人的。”
寂然一开始还担心是日本人派来试探他的，有些警惕，但后来听说是拉贝先生派来的人，又见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就深信不疑，把二人客气地让进了方丈室。
小和尚端上了茶，“请喝茶。”传真法师有些疑惑地问道：“刚才我在安全区，怎么没见过你们二位？”
丁魁假装笑道：“噢，我们去了江边，用船送了一批抗日将士过江，这几天江上查得不严，我的船次次成功，这不刚赶回来，拉贝先生得知你们寺院里有5名抗日军人，就叫我们来接应他们过江。”
寂然法师和传真法师对了下眼神，心里说人数是相附的。
寂然法师和传真法师小声核计了一番，对丁魁道：“既然是拉贝先生派来的人，我们相信，你们等一下，我派人去叫他们。”
寂然和传真一起出了方丈室，只留下丁魁和崔际胜在室内喝茶。
丁魁见四下无人，把吉普车的钥匙交给他，悄悄对崔说：“你立即开车回去，叫副队长董彪带几个人到下关小码头来，我把这帮军人骗到码头上，咱们来它个一网打尽。”
崔际胜离开了，这时，摄影师马丁提着摄影机走了进来，一见丁魁，愣了一下。
丁魁刚才看见此人坐在从安全区出来的卡车车厢里，又见他是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就猜到了七八分，遂招呼道：“这位先生是？”
马丁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什么歹人，大大咧咧地说：“我叫马丁，本来是派拉蒙公司的随军记者，是帕奈号上的幸存者，这段时间一直躲在安全区里，刚才过来拍摄一些珍贵镜头，请问你们是？”
丁魁笑道：“我们是拉贝先生派来接抗日军人的，刚好，我有船，你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马丁想了想道：“一起过江？可以呀，如果有机会离开南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我拍摄了大量屠城的镜头，可惜无法面世，我正准备去上海呢。”
丁魁心中暗笑：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呢。
这时，寂然法师领着廖耀湘走了进来，廖已经换了一身老百姓的蓝布棉袄，双手插在袖筒里，显得灰头土脸的。
寂然法师介绍道：“这位是拉贝先生派来接应你们过江的沈宝山先生，这位是廖参谋，你们谈吧。”
丁魁热情地握着廖耀湘的手说：“哎呀，廖参谋，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一直听说你藏在附近，就是不知道你躲在寺院里，这下好了，我们终于见面了。”
廖耀湘听说是拉贝先生派来的人，像见了救星似地说：“见到你真是太好啦，沈先生。12月13号的时候，我的部队打散了，我们最后赶到下关，但没船过江，就只好躲上山了。”
丁魁道：“你们一共有几个人啊？”
廖耀湘说：“还有另外几个士兵，一共5个人。”
丁魁用手比划道：“我的船不大，带个七八人应该没有问题。你现在就跟我走吧，以免夜长梦多，鬼子很快就会来搜查的。”
廖耀湘：“江面上有日本人的巡逻艇吗？”
丁魁道：“有，但我认识巡逻队的小野队长，嘿嘿，早就买通了，而且我有通行证，手续合法，保证把你们平安送过江北去。”
廖耀湘还有些犹豫，但丁魁知道不能拖延，时间一长就会引起他的怀疑，就一个劲地催促道：“廖参谋，今天你们一定要走，不然，我的船明天还有别的任务，就不能接载你们了。啊，走吧，走吧。”
廖耀湘想了想，还想说什么，丁魁有些不悦地说：“哎呀，廖参谋，不要犹豫了，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正所谓千载难逢，你们可千万不能错过。”
廖耀湘最后下决心说：“那好吧，我去叫人，你等我。”
丁魁眼看着大鱼就要上钩，别提心里多高兴了，嘴咧得合不拢。
不久，廖耀湘带着四个平民打扮的男子走了进来。其中一个男子刚进门，就返了回去。
过了一会，那名男子拿来两支步枪、两个子弹袋和四颗手榴弹。
丁魁假装生气地说：“你怎么搞得嘛，这些东西怎么能带？你还嫌日本人不认识你呀？”
廖耀湘也觉得带枪不妥，对士兵道：“去，把这些东西埋起来，等将来胜利了，我们再来把它们挖出来嘛。”
士兵急忙出门，去藏匿枪支、弹药了。不久，就返了回来。
丁魁领着5个人来到寺外，走向停在路边的吉普车。
丁魁指着挂在车头两边的一面红十字会会旗和一面纳粹字卐字旗道：“我们的车都挂着这两种旗子，日本人一般不拦，但也不排除例外的情况，如果碰上日本兵查车，你们不要说话，一切由我来应付，明白了吗？”
廖耀湘与几个士兵交换了一下目光，大家都点点头，上了车。
丁魁看了下手表，已经3点45分了，崔际胜回去叫人，应该也差不多了，等车到了码头，他们也该到了，他可不想等得太久。
丁魁发动了引擎，吉普车快速上了山道，七拐八弯地下了山，大约十几分钟后，走上江边公路。
前面就是下关小码头了，突然，路边几个日本士兵挥动小旗子，路中间摆着铁马路障，丁魁刹住了车。
上来一名日本兵，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日语，丁魁递上了一个红皮证件。
日本兵翻看了一下证件，又把每个人的脸都仔细地辨认了一番，挥挥手放行了。
车子重新上路，坐在副驾驶位的廖耀湘和后座的军人们抽紧的心总算放下了，脸部表情也轻松了。
车沿长江边的公路行驶了约15分钟，来到一个小小的渡口。这是一个民用码头，码头显得荒凉和寒掺，没什么人搭船，江上只停着几艘破烂的渔船和舢板。
廖参谋和士兵们下了车，四下里看看，附近没有日本兵巡逻，江面上也显得空旷而平静。
丁魁停好了车，走了过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顺手递给廖参谋一根，并为他点上火。
廖参谋深吸一口，喷出烟雾，问丁魁道：“沈先生，我们的船呢？”
丁魁领他们来到江边，指着一条小木船道：“呶，就是它，不过还得等一阵，船老大还没来呢。”
他们来到那条船边，船舷系着一条缆绳，又看看船舱，见里面放着一张破渔网，船身的木头都快要朽烂了，有几处还有些小洞。
“这种船能过得了长江吗？”廖显然不相信这种小船能渡得过宽阔的长江。
“咳，没问题。”丁魁拍了拍胸脯。
廖透过缭绕的烟雾盯着丁魁的脸看，觉得这事有些可疑。
丁魁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他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这时，远远地驶来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着崔际胜，车子开到十几米处停了下来，崔际胜从副驾驶位置上走下来，对丁魁道：“老沈，船老大来了。”
丁魁刚咧开大嘴要笑，突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从后车门下来两名日军军官，军官脸色紧绷，手里都拿着南部十四手枪。
丁魁在心里埋怨崔际胜，心想叫你去带治安队的人来抓人，你却带来了日军军官，真他妈的不会办事。不过丁魁在这种关头不便发火，双脚并拢，向着军官鞠了一躬，道：“太君，我是治安1队的队长丁魁，请协助我们抓捕抗日军人。”
“谁是抗日军人？”那名日军少佐居然用纯熟的中文问道。
“他……他他他……他们都是。”丁魁慌了，用手乱指着廖和他的士兵说：“他叫廖耀湘，职务是……是是是……是国民党军中校主任参谋，原属南……京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那几个是他的勤务兵。”
“噢，原来是廖长官，”马如龙向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是教导总队狙击分队的总教官马如龙。”
这个敬礼动作一时把廖耀湘搞糊涂了，一个日军军官怎么会向自己敬礼呢。
还没等廖反应过来，另一名“日军”军官用手枪点着丁魁的鼻子道：“你就是那个给日本人当密探的丁魁呀，哼哼，作恶多端，用心险恶！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丁魁一见大事不妙，立刻给两名“日军”军官下了跪，磕头如捣蒜，口里叫道：“国军饶命，国军饶命，我是被迫干的，我是不情愿给日本人当汉奸的。饶命……饶命啊……”
崔际胜从后面走上前来，道：“决不能饶了他，这小子早就出卖了灵魂，甘心为鬼子卖命，他妈的一肚子蛇蝎心肠。”
“去你妈的吧，”马如龙挥手就是一枪，“当！”，丁魁前胸挨了一枪，登时毙命。
直到此时，廖耀湘才反应过来，上前紧紧握住马如龙的手道：“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没想到，大家竟然还是一个部队的。”
“是啊，是啊，廖长官，”马如龙摘下日军军帽，指着老崔道：“这一切都靠他，他叫崔际胜，是军需署粮秣科的科长，幸亏他打入了治安队，得到内部情报，及时叫来了我们，才能既拯救了你们，又干掉了汉奸哪。”
廖耀湘又握着崔际胜和曾沧海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远处有些人影似乎在呼喝、奔跑，马如龙警觉地看着远处，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吧，刚才的枪声可能会引来日本人。”
“对，你们上我的车，”崔际胜这才想到这么多人，车子根本坐不下，转头对马如龙等人说道：“老马，车子坐不下，只好委屈你们步行回城，我们先去安全区。”
“好的，”马如龙和小曾对视一眼道：“不过老崔，丁魁的尸体你要处理好，以免引起治安队其他人的怀疑。”
“这个我早已想好了托辞，”崔际胜走过去，把丁魁的尸体拖到舢板上，并盖上破渔网，又做了些手脚。
廖耀湘上了车，四个士兵挤上了吉普车后座，崔际胜发动了引擎，把车开了上公路。一路顺利，车子只在进下关城门时遇到了检查，崔际胜晃了下治安队的红皮证件，守城日军就放行了。
不久，车子到了安全区总部。
拉贝先生亲自接待了他们，崔际胜向拉贝先生介绍了廖耀湘等抗日军人险被欺骗的经过，不禁为他们捏了把汗。
拉贝这才知道崔际胜的真实身份。拉贝告诉他们，日本人隔三差五就会来搜查，如果发现年青人，都会立即带走并且枪毙，所以，他们每个留下来的人都必须化装成老年人。
拉贝让司机带他们去化装，最后拉贝紧紧拉着崔际胜的手说：“崔先生，你现在打入了日本人内部，有社会治安队这块招牌做掩护身份，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应当知道，现在他们呆在安全区，只是权宜之计，你应当利用这种身份，尽快想办法让廖参谋他们早日安全离开南京城。”
崔际胜点点头道：“我知道他们呆在安全区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机会，一旦有机会，我就会安排廖参谋他们离开。”
拉贝说：“你刚才说还有两位抗日军人是吗？他们叫什么名字，藏在哪里，躲藏的地方安不安全？”
崔际胜道：“他们两个，一个名叫马如龙，一个名叫曾沧海，请放心，他们躲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里非常安全，也不缺吃喝。”
“哦，曾沧海，这名字很熟啊，”拉贝说：“他是不是有个嫂子在鼓楼医院里等待生产？”
“对，就是他。这么说您认识他？”崔际胜问道。
“是的，我们见过一面。”拉贝紧皱眉头道：“前段时间，是不是这两个人多次狙击了日本鬼子，神出鬼没地，消灭了好几百人，可把鬼子打惨了，日本人怕他们都怕到骨髓里去了。据说日本人发誓一定要消灭他们，是不是其中有个人的雅号叫百分之百先生？”
“对，那就是马如龙。”
“请你转告他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他们不在安全区里，我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
崔笑了笑道：“我一定转告，那我走了，拉贝先生，廖参谋他们就拜托您了。”
拉贝一直把崔送到安全区门外，看着他驾车离开。
不久，崔际胜回到了治安队一大队办公室，迎面遇见了副队长董彪。
董彪虎着脸，用怀疑的眼光盯着崔问道：“喂，老崔，你不是一直和丁队长在一起吗？”
“没有啊。”崔平板着脸说。
“没有？”董彪问道：“我看见你们俩在安全区大门口来着。”
“哦，你说的是安全区总部呀，”崔际胜道：“是啊，一开始我是在安全区大门口来着，可后来丁队长说他有要事，要去长江边的下关码头等几个人，他让我一个人进了安全区，结果我们就分手了。”
“哦，这样啊。”董彪想了想，看了看手表又道：“这么久了，去下关也早应该回来了呀？”
“要不这样吧，刚好我有车，我们去下关码头找他吧？”崔际胜说。
“嗯，好吧，我们去找他吧，我还有急事向他汇报呢。”董彪走出办公室，上了崔际胜的车子，车子朝下关码头方向开去。
不久，吉普车来到下关小码头，二人下了车，见四处没有一个人影，董彪来到江边，看见了那艘熟悉的舢板。
“那不是丁队长的舢板吗？”
二人来到舢板旁边，董彪见舢板上堆着一堆渔网，顺手拉了一下，突然，一个死尸的脸露了出来，把董彪吓了一跳，等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丁魁的尸体，尸体前胸上的血迹已经干硬变黑，还发出阵阵臭味。
崔际胜暗中观察着董彪的反应，只见董彪的脸色瞬间变了几变，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紫，额头上渗出大量的冷汗。
“他妈的，死了？是谁干的？”董彪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
崔际胜知道丁魁和董彪是死对头，两人都恨不得对方早点死，这下子丁魁果真死了，董彪还能不高兴？他一定在心里狂笑呢，因为他的机会就要来了，队长的宝座非他莫属。
可董彪装得很像，从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的高兴劲，他故意板起了脸，上了舢板，打开后座下的舱板，开始翻看里面的破烂东西。
突然，一件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这是什么，是一件国民党军人的上衣？还有一对少校军衔？其实这些东西是崔际胜提前放进去的，为的就是要给丁魁栽赃。
“啊，原来如此啊，”董彪眼里放出光来，“怪不得这家伙会吃黑枪，原来是拉私活，偷渡抗日军人过江，结果把小命鼓捣丢了。”
他翻了翻破军装的口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打开来一看，原来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丁先生，我们三点到江边，谢谢你渡我们过江，定有重谢。李参谋。”
面对这些物证，董彪再也掩饰不住满脸的笑容，欣喜地对崔际胜说：“老崔，你都看见了，丁魁这小子勾结不法分子，私渡抗日军人过江，结果被人打死了。铁证如山，他真是活该，我们回去吧。”
董彪上了吉普车的副驾驶位，崔际胜发动了引擎，把车子驶离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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