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确实令人诧异：墨子宣扬“非命”不信天命，不谈筮占龟卜，将流行的相生相克五行说看成是一种迷信。这样一个“唯物论者”，却同时又是相信“天志”和“鬼神”的“有神论”者。
人真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还说：“墨子的‘天’和老子、孔子的‘天’完全不同。墨子的‘天’，纯然是一个‘人格神’，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所以他的篇名，叫做《天志》。”
《墨子.天志上》篇记载了这样的话语：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诫：“怎么可以处在家族中而得罪家长的呢？”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诫：“怎么可以处身于国而得罪国君的呢？”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人们相互警诫还如此严重，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互相警诫难道不就更加严重，然后才可以吗？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回答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诫。这就是我借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
日月两轮天之眼，人在做天在看。你违背了家族、君主之意，你还有处可藏可躲，你若违背了天意，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注定要遭到惩治。
墨子在阐明天是有意志的之后，开始规劝君王要“替天行道”。
《墨子.天志上》篇，点明了“天”的喜好和厌恶：那么上天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既然如此，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憎恶什么呢？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
《墨子.天志上》篇，进一步对天子作出劝诫：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天下极富有的人。所以想要贵富的人，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同时都相爱，交互都得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反天意的人，分别都相恶，交互都残害，必定会受到惩罚。既然这样，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谁违反天意而受到惩罚呢？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受到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墨子说：“他们所做的事，上尊天，中敬奉鬼神，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就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兼而爱之；对我所利的，他们兼而利之。爱人的事，这最为广泛；利人的事，这最为厚重。’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子子孙孙不绝，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到现在还受人称道，称他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道：“他们所做的事，对上辱骂上天，于中辱骂鬼神，对下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分别憎恶之，对我所利的，他们交相残害之。所谓憎恶人，以此为最广；所谓残害人，以此为最重。’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称他们为暴王。”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从墨子的话语中，我们透过词语的表象看其实质，墨子是在“代天行言”，墨子不是用天意来否定人力，而是用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天，把自己的愿望改造成天的愿望，使本来已经分明的矛盾，消解于自己思想体系的内部，让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在其思想中并行而不悖。
墨子进一步点明：“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顺从天意的，就是仁义政治；违反天意的，就是暴力政治。
墨子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尚同”理论的缺陷，于是“亡羊补牢”，以“天志”弥补“天子”，你天子也不能为所欲为，也要遵从天的意志。
《墨子.尚同》中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可忽略：已经做到上同于天子，而还不能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会不止。假如遇到气候的寒热不调，雪霜雨露降得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蕃，疾疫流行，暴风久雨等等，一再来临，这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用以惩戒那些不愿上同于天的世人。
现在看清楚了，墨子所言“天志”，实在是用来制衡于天子，以推行他的“义”与“兼爱”主张。
梁启超《墨子学案》一书，对墨子的“天志”做出如下评议：
读此，可知墨子讲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罢了。然则这种手段有多大效果呢？据我看，很是微薄。第一层：墨子证明天志一定是兼爱，他的论据就是“天兼有兼食”。何以能证明天是“兼有兼食”呢？毕竟拿不出证据来。他说“天兼爱”，和老子说“天地不仁”，正是两极端的话，到底谁是谁非？谁也找不出最高法庭来下这判语。第二层：“疾病祸祟”是否由天作主？若如近世科学昌明后，找出非由天作主的证据，墨子立论的基础，便完全破坏。第三层：墨子不讲良心上的道德责任，专靠祸福来劝惩，立论是否圆满？墨子说：“践履道德得福，否则得祸”；假如有人说：“我不愿得福而愿得祸”（人激于意气时，便往往如此）。墨子将奈之何？何况祸福报应还是缥缈无凭呢！
对墨子的“天志”“神鬼”说，当时的人就提出许多质疑，甚至连墨子的门徒也是半信半疑。《墨子.公孟》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子有病，跌鼻进来问他说：“先生认为鬼神是明智的，能造成祸福，从事善事的就奖赏他，从事不善事的就惩罚他。现在先生作为圣人，为什么还得病呢？或许先生的言论有不精确的地方？鬼神也不是明智的？”墨子答道：“即使我有病，而鬼神为什么不明智呢？人得病的原因很多，有从寒暑中得来的，有从劳苦中得来的，好像房屋有一百个门，只关上一个门，盗贼何门不可以进来呢？”
《墨子.鲁问》篇记载了两则小故事，也对墨子的神鬼观提出质疑：
墨子推荐弟子曹公子到宋国仕官，三年后回见墨子说：“当初我在先生这里求学时，穿着布的短衣，虽是野菜的饭，尚且早晨吃了一到了晚上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去祭祀鬼神。现在因为先生的教诲，家境比从前宽裕了，因为家境好了，所以小心去祭祀鬼神，然而人多死亡，六畜不兴旺，自己也病了，不知道先王的道术有何用？”墨子说：“不对！鬼神所希望于人的很多，他希望人的官爵高了就让给贤人，钱财多了就分给穷人，鬼神岂是贪图那些祭品呢？现在你处于高爵厚禄，而不以让贤人，这是一不祥，多财而不以分给穷人，这是二不祥；如今你事奉鬼神，只不过是祭祀而已，而你却说：‘病从何来呢？’这好比有一百个门才关一个门，说：‘强盗是从哪里进来呢？’像这样，去向有灵的鬼求福，怎么可以呢？”
鲁国的司祭人用一头小猪祭祀，向鬼神求百福。墨子听到了说：“这不行。现在施给人的少，希望人的多，那么，别人就只怕你有东西赐给他们了。现在用一头小猪祭祀，向鬼神求百福，鬼神就只怕你用牛羊祭祀了。从前圣王侍奉鬼神，祭祀罢了。现在用小猪祭祀向鬼神求百福，与其祭品丰富，还不如贫乏的好。”
墨子在强调“天志”，劝导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尊天、顺天的同时，墨子又承认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是实现正义的执行者，要求人们敬鬼，事鬼。
《墨子.明鬼》原本有上、中、下三篇，现在仅存下篇。下面是篇中部分内容：
天下所以大乱，都是因为大家对鬼神有无的分辨存在疑惑，对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不明白。现在假若天下的人们一起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那么天下岂能混乱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鬼神本来就不存在。”早晚都用这些话对天下之人进行教导，以疑惑天下的民众，使天下的民众都对鬼神有无的分辨疑惑不解，所以天下大乱。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实在想兴办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鬼神有无的分辨，我认为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
墨子说：“天下用以察知鬼神有无的方法，必定以大众耳目实际闻见的有无作为标准。如果确实有人闻见了，那么必定认为鬼神存在，如果没有闻见，那么必定认为不存在。假若这样，何不试着进入一乡一里去询问呢？从古至今有生民以来，也有人曾见到过鬼神之形，听到过鬼神之声，那么鬼神怎么能说没有？假若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那么鬼神怎能说有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天下闻到和见到鬼神（声音）、形状的人，多得数不清，那么又是谁听到、看到鬼神的（声音）、形状呢？”墨子说：“如果以大众共同见到和大众共同听到的来说，那么像从前杜伯的例子就是。”周宣王杀了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杜伯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若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就罢了，假若死而有知，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上知道后果。”第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千人，人群布满山野。太阳正中时，杜伯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在车上射箭，射中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当这个时候，跟从的周人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人不听到，并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做君上的以此教导臣下，做父亲的以此警诫儿子，说：“警诫呀！谨慎呀！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鬼神的惩罚像这样的惨痛快速。”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么！
从前秦穆公大白天中午在庙堂里，有一位神进大门后往左走，他长着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戴着黑帽，脸的形状是正方。秦穆公见了，害怕地逃走。神说：“别怕！上帝享用你的明德，让我赐给你十九年阳寿，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子孙兴旺，永不丧失秦国。”穆公拜两拜，稽首行礼，问道：“敢问尊神名氏。”神回答说：“我是句芒。”如果以秦穆公所亲见的作准，那么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的吗！
从前燕简公杀了他的臣下庄子仪，而庄子仪无罪。庄子仪说：“我的君上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如果死人无知，也就罢了。如果死者有知，不出三年，必定使我的君上知道后果。”过了一年，燕人将驰往祖泽祭祀。燕国有祖泽，就像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泽一样，都是男女聚会和游览的地方。正午时分，燕简公正在驰往祖泽途中，庄子仪肩扛红木杖击打他，把他杀死在车上。当这个时候，燕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这记载在燕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转告说：“凡是杀了无罪的人，他定得不祥。鬼神的惩罚像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从前宋文君鲍在位之时，有个臣子叫观辜，曾在祠庙从事祭祀，有一次他到神祠里去，厉神附在祝史的身上，对他说：“观辜，为什么珪璧达不到礼制要求的规格？酒醴粢盛不洁净？用作牺牲的牛羊不纯色不肥壮？春秋冬夏的祭献不按时？这是你干的呢？还是鲍干的呢？观辜说：“鲍还幼小，在襁褓之中，鲍怎么会知道呢？是我执事之官观辜单独地这样做的。”祝史举起木杖敲打他，把他打死在祭坛上。当这个时候，宋人跟随的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不听到，记载在宋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传告说：“凡各不恭敬谨慎地祭祀的人，鬼神的惩罚来得是如此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从前齐庄君的臣子，有称作王里国、中里缴的。这两人争讼三年狱官不能判决。齐君想都杀掉他们，担心杀了无罪者；想都释放他们，又担心放过了有罪者。于是使二人共一头羊，在齐国的神社盟誓。二人答应了。在神前挖了一条小沟，杀羊而将血洒在里面。读王里国的誓词，已完了，没什么事。读中里缴的誓词不到一半，死羊跳起来触他，把他的脚折断了，祧神上来敲他，把他杀死在盟誓之所。当这个时候，齐国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诸侯传告说：“各发誓时不以实情的人，鬼神的惩罚来得是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是可以怀疑的吗！
所以墨子说：“即使有深溪老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也不可不谨慎，现有鬼神在监视着。”
墨子一口气举了诸多例子，以史书之记载，活人之共见，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及鬼神之奖贤惩恶。
《墨子.明鬼》还记载了古代圣王对祭祀的重视以及古籍的有关记述，以证明鬼神的存在和灵验：古代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尽力侍奉鬼神很厚重。因此没有一个敢在暗处放肆。他们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知道这点，所以写在竹帛上，传下给后世子孙。或者担心它们被腐蚀、被虫咬而灭绝，后世子孙无法得到它们来记诵，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镂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要。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敬顺以取得吉祥，所以先王的书籍、圣人的言语，即使是在一尺的帛书上，一篇简书上，多次说及鬼神的存在，对之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圣王尽力于此。
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书呢？墨子说：“《诗经》中的《大雅》就写有这个。《大雅》说：‘文王高居上位，功德昭著于天，周虽是诸侯旧邦，但它接受天命才刚开始，周朝的德业很显著，上帝的授命很及时。文王去世后在上帝左右升降。静穆的文王，美名传扬不止。’如果鬼神不存在，那么文王已死，他怎么能在上帝的左右呢？这是我所知道的《周书》中写的鬼神。”而单只《周书》言有鬼之事，而《商书》却没有言有鬼之事，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商书》上说：“古代的夏朝，正当没有灾祸的时候，各种野兽爬虫，以及各种飞鸟，没有不比附的。何况是人类，怎么敢怀有异心？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若能恭敬诚信，则天下和合，确保国土。”考察山川、鬼神所以无不安宁的原因，是为了佐助禹，为禹计谋。这是我所知道的《商书》中的鬼。而且单独《商书》提到鬼，而《夏书》不说鬼，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禹誓》说：“在甘这个地方举行大战，夏王于是命令左右六人，下到中军去听宣誓。夏王说：‘有扈氏轻慢五行，怠惰废弃三正，天因而断绝他的大命。’又说：‘太阳已中，现在我要和有扈氏拼今日的生死。前进吧！你们卿大夫和平民百姓。我不是想要有扈氏的田地和宝玉，我是恭行上天的惩罚。左边的不尽力进攻左方，右边的不尽力进攻右方，那就是你不听命。驾车的不将马指挥好，那就是你们不听命。所以要在祖先神位前颁赏，在社庙神主前行罚。’”在祖庙颁赏是为什么呢？是告祖先分配天命的公平。在社庙行罚是为什么呢？是说治狱的合理。所以古时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赏贤和罚暴的，所以行赏必在祖庙而行罚必在社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夏书》中的鬼。所以最远的《夏书》，其次的《商书》《周书》，都多次说到鬼神的存在，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圣王勉力于此。从这些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在古时有记载说：“在丁卯吉日，百官代王遍祝社神、四方之神、岁事之神及先祖，以使王延年益寿。”所以墨子说：“应当相信鬼神能够赏贤和罚暴。这本是应施之国家和万民，确实可用以治理国家、谋利万民的大道。”所以，那些政府官吏不清廉，男女混杂没分别，鬼神都看得见；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上邀截无辜之人，夺取人家的车马、衣裘为自己牟利，有鬼神看得见。因此官吏治理官府之事不敢不廉洁，见善不敢不赏，见恶不敢不罚。而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邀截无辜的人，抢夺车马、衣裘为自己牟利之事，从此就会停止，于是天下就治理了。
梁启超《墨子学案》一书，对墨子的“明鬼”说发出诟语：
“天志”之外，还加上“明鬼”，越发赘疣了。墨子的明鬼论，不外借来帮助社会道德的制裁力。
墨子明鬼的宗旨，握要处就在此。所以他引证许多鬼的故事，讲的都是报仇作祟，叫人害怕。至于鬼有无的问题，他并不在学理上求答案，乃在极粗浅的经验论求答案，实在没有什么价值。
墨子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方式极其简单，不过是从史书中找出一些关于鬼神的荒诞传说和记载。这些记载就其故事性而言是生动有趣的，但就其真实性而言，则荒谬可笑，捕风捉影。对这些荒诞的故事，墨子深信不疑且引为己用，这表明了他思想中有天真的一面。
墨子是确信有鬼神的，非但相信，墨子还认为鬼神之间亦是有区别的。“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墨子.明鬼》）。总体来说，鬼有三种：天鬼，天降之鬼类似天神，为最高级的鬼；山水鬼，指地鬼，掌控山川江湖；人死而为鬼，这种鬼的能力可能最小。墨子所臆想出来的鬼绝不是阴森恐怖的害人精，而是冥冥中人间是非曲直的见证者和监督者，是赏善罚暴的执行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勇之士，是为人谋利而不是与人为敌的。墨子认为鬼神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超人的，凡是为恶为暴者，无论他多么富贵，多么势众，多么强勇，也无论他有多少坚甲利兵，都不是鬼神的对手，鬼神都能降罚于他。所以，鬼神具有“无大不罚之”能力。相反，凡是为善为义者，无论他多么贫贱，多么软弱，多么寡愚，鬼神都能明察秋毫，无微不至，滴水不漏，赐赏于其身。所以，鬼神又具备“无小不赏之”的能力。在墨子看来，鬼神是公正无私、大勇大智的，能辅佐天子为政听令，督促其言行，使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之“明鬼”显然是试图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来实现人间的正义。这是墨子思想中脆弱的警诫惩治系统。
《墨子.耕柱》篇，墨子向儒者巫马子讲述“神鬼”比“圣人”更聪明的道理。巫马子问墨子：“鬼神与圣人相比，谁更明智呢？”墨子答道：“鬼神比圣人明智，就好像耳聪目明的人比聋盲明智一样。从前夏启派蜚廉到山川采金，在昆吾铸了鼎，于是叫卜人翁难乙，用百灵的龟占卜，卜辞道：‘鼎铸成了，三足而方，不用生火它自己会烹，不用举动它自己会藏，不用迁移它自己会行。用它在昆吾之墟祭祀。尚飨。’翁难乙又解释卦兆，说：‘鬼神已经享用了。那蓬蓬的白云，一会儿南北，一会儿西东。九鼎已经铸成功了，将要三代相传。’后来夏后氏失掉了它，殷人接受了；殷人失掉了，周人又接受了它。夏后殷周三代互相接受九鼎，已经数百年了。假使一位圣人聚集他的贤臣，和他杰出的国相共同谋划，又怎么能知道几百年以后的事呢？但是，鬼神却能够知道。所以说：鬼神比圣人明智，就好像耳聪目明的人比聋盲明智一样。”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存在着“天志”“明鬼”与“非命”“尚力”的矛盾。“天志”“明鬼”是说冥冥中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主宰着人世的一切。这种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维护着正义，赏善罚暴。人们的幸福与痛苦，欢乐与忧愁，富贵与贫贱，通达与穷困，智慧与愚笨，都是由这种至高、至大、至贵、至公、至正的力量所决定。墨子一方面承认天志存在，证明鬼神为实有，一方面又毅然批判命定论，推崇人力，认为人们所盛传的命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自古到今没有谁见过命之物，听过命之音。命既不存在，那么决定人的命运、人的贫贱富贵的，就不是冥冥中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己的力量。人只有强力从事，才能有衣食之利，才能使天下大治。宣扬了矛之利又宣扬盾之坚，墨子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孔子对鬼神问题一向持谨慎态度。《论语.雍也》篇记载了孔子模棱两可的表态：“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在《论语.先进》中还对季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孔子看来，鬼神的存在实在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悬疑。对一言难尽的话题，只能是“存而不论”。这实际上是孔子的一种清醒和明智。儒家另一位集大成者荀子则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荀子.解蔽》篇言：“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己以正事。”荀子认为鬼神是人们精神恍惚时的一种错觉，是不足为信的。墨子在批评孔孟儒教时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而且列为第一条的就是：“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墨子在“一剑封喉”攻击对方死穴之际，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软肋。
墨子证明鬼神存在的一系列言论，在我们获得新的知识领域新的想象空间之今天，听来十分幼稚可笑。所以后世的墨子推崇者，总要为先人的局限性百般辩解。其实，对于墨子思想中的局限性，我们完全没必要为古人修胡子刮脸做美容，任何对先贤圣哲的评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都不应脱离开历史的具体环境和时代的集体潜意识。墨子对“天志”“明鬼”的阐述，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用“策略性论述”一言以蔽之。
《墨子.迎敌祠》是探讨城池防守方法的篇章之一。主要讲述迎敌前的各种祭祀规则、对巫师卜师的态度，以及誓师形式等。墨子对鬼神的真实心理，在《墨子.迎敌祠》篇里流露得一览无遗：敌人从东方来，就在东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坛高八尺，宽深也各八尺；由八个年龄八十岁的人主持祭青旗的仪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东方神，八个弓箭手，每个弓箭手射出八支箭；将领的服装必是青色，用鸡作祭品。敌人从南方来，就在南方的祭坛上迎祀神灵，坛高七尺，宽深也各六尺；安排七个年龄七十的人主持祭赤旗的仪式；准备七尺高的南方赤神七尊，弓箭手七个，每人发射七支箭；将领的军服一定要赤色，用狗作祭品。敌人从西方来，就在西边的祭坛上迎祀神灵，坛高九尺，宽深也各为九尺；九个年龄九十岁的人主持祭白旗的仪式；九尺高的西方白神九尊，九个弓箭手每人发射九支箭；将领的军服一定要白色的，用羊作祭品。敌人从北方来，就在北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祭坛高六尺，宽深各为六尺；由六位年龄六十岁的人主持祭黑旗的仪式；高六尺的北方黑神六尊，六个弓箭手每人各发六支箭；将领的军服一律黑色，用猪作祭品。从外面所有有名的大祠堂起，灵验的巫师有的在那里祈祷神灵，要供给他们祭品。
凡占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来气、败气等种类区别，能懂得这些“气”别内容的人可预知成功、失败、吉利和凶险。找出所有有专长的巫师、医师和占卜的人，根据他们的特长，配备有关药物，供给住房，妥善安排住宿。巫师住的地方一定要靠近祭土地神的地方，一定要将其作为神灵来敬重。巫师和卜师将实情报告给守将，只能让守城主将知道其占望的结果，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如果巫师卜师出入制造传播流言，弄得官民惊恐不安，要谨慎地暗中侦察，处罚这些传言的巫师卜师，罪不容赦。
太祝和太史官在战前要祭告四周的山川和宗庙，然后才退出。诸侯穿着白祭服在太庙誓师。誓词说：“某人干不合道义的事情，不修仁义，唯力是尚，还声言‘我一定要灭掉你的国家，消灭你的百姓万民’。我的几位大臣尚自我勉励，勤力辅助我，率领左右部下齐心协力，誓死保守国土。”誓师结束，诸侯才退下用餐。他临时要住在中太庙的右边房舍中，太祝和太史临时住在社庙。其他百官各奉其职，于是上庙，在庙门击鼓，门的右边插上旗，左边插上旌，门的左右角布置铭识，兵士们发射三箭，祈祷胜利，各军兵都一应齐备。仪式结束后下太庙，出外等候登上城门台观望城郊情景。接着命令击鼓，一会儿登上门台，役司马从门的右边向天地四方发射用蓬蒿制成的箭，拿矛的兵士则用矛向空中刺三下，接着弓箭手向空发射；军校从门的左边先进行一种叫“挥”的制胜巫术，然后木头礌石齐下。太祝、太史、礼官向社庙祭告，然后把祭品用做饭的陶器甑盖起来。
墨子是极力主张祭祀鬼神的，“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从墨子制定的这些慎思缜密的虔诚祭拜中，透露出的难道不是墨子的真实心理潜台词吗？
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中，恐怕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
鬼神思想的产生源于崇拜，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对世界的起源、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以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如刮风、下雨、洪水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人们对这一切充满了惊讶，开始崇拜人力无以企及的大自然这种神秘力量。夏禹之时是怎么个情况，现在因缺乏相应的史料，很难说清了。在殷商时期，鬼神观念就十分盛行。《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卜辞中，有上帝的说法，也有下帝的说法。上帝就是“天”，下帝就是国王君主，天是支配一切的。人们遍祭天地、鬼神、星辰、山川、大地，特别是殷商时期，事无巨细，每事必卜，甚至出现“淫祀”的特点。殷人的天命鬼神观很重。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墨子明鬼尊天，皆殷人因袭之思想。”到周代，观念发生了变化，商殷的“天”变成了周族的“天”，改天换日了。《大盂鼎》言：“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书.康诰》言：“天乃大命文王。”天命被承继下来，只是换了符号，周代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大命”是受之于天的。在墨子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天帝、鬼神观念的崩溃，消除了小生产者的精神枷锁，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更加遭殃。统治者抛开了对上帝报应、鬼神惩罚的最后一丝顾虑，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平民百姓，生活愈加荒淫无度，糜烂奢侈。在此情况下，小生产者只有重建有神论，用以震慑统治者的暴行。墨子便是这一平民愿望的代言人。从有神论的历史发展看，墨子“天志”“明鬼”学说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进步和创举。他大胆地改造了传统意义上的天及鬼神观，赋予了其新的内容。自夏、商以来，天和鬼神的观念一直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是统治者的工具，当人们对现状不满时，奴隶、小生产者只有通过咒天、骂天来宣泄积愤，但却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天和鬼神，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的天、鬼神，而没有平民和小生产者的天、鬼神。墨子塑造的天、鬼神则是下层民众的天、鬼神，是下层民众意志的反映。所以从此种意义上说，它有一定的进步性。
余英时在论及墨子人道思想时，并未回避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他洞若观火地指出墨子的注意力仍在人间的“兼爱”，其中并无“天国”观念。“他不过是假传统的旧‘天道’以加强他的新‘人道’而已”。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也说：“墨家想假借迷信作为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
墨子内心的矛盾正是社会矛盾剧烈的反映，折射出小生产者面对迅速变革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他们一方面从劳动实践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创造幸福的生活，希望积极参与国家大政与社会管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权无势，倍受欺压，于是希望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主持人间的公道。当他们不安、不满于社会现状，力图改变自身命运时，就强调非命，尚力；当他们对当政官僚恨之入骨，对现实机构彻底失望，特别是当自己的努力遭到挫折、冷落或失败时，他们就尊天事鬼，把希望寄托于超现实的力量，并用这种超现实的力量来威慑统治者，使他们不敢恣意妄为。然而，“天志”“明鬼”终究是虚幻的、臆想的东西，当权者明白了墨子的这套“把戏”，就丝毫不会畏惧鬼神的惩罚了，这必然给小生产者带来更大的失望。更有甚者，当天与鬼神反过来成为统治者手中用来愚弄民众的工具时，它反而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镣铐。这就是墨子“天志”“明鬼”利弊并存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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