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仁见智殊异殊同的林林总总解答中，民国学者方授楚以其“四端”说独树一帜。方授楚在初版于一九三七年的《墨学源流》一书中，把墨家消亡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墨学的自身矛盾；二、理想过高；三、组织之破坏；四、拥秦之嫌疑。其中提出的“拥秦之嫌疑”一说，语出惊人。墨学在一般人眼中，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学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大秦帝国始为发轫，暴政之烈之虐，于斯为甚；一向被视为草根立场代表的墨学，为何偏偏以拥秦而亡，岂不悖论？这中间，究竟隐藏着怎样一种让人匪夷所思、南辕北辙的历史逻辑？
颜炳罡在《悲天悯人的呼号：墨子哲学纵横谈》一书中，写有这样的话：“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为钜子，墨子可能是墨家历史上的第一位钜子。墨子以后的钜子有三位最有名，一是孟胜，二是田襄子，三是腹。”
《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了墨家钜子孟胜的故事：
墨家钜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以符为凭，如战国时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符合才可出城。时值吴起受楚荆王重用，实行变法。楚荆王死，吴起被复辟的贵族五马分尸处死。阳城君参与了这一事件，受牵涉被禠夺爵位收撤封地。楚国派兵围困，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城。孟胜说：“我受阳城君委托，替他守城，和他订有盟约，可现在没有见到符节凭证，怎么能够交出城池呢？”于是组织力量，拼死抵抗。孟胜的弟子徐弱眼见寡不敌众，城池守不住了，就劝孟胜：“我们的死如果有价值也就认了，可我们都战死，与阳城君没有什么帮助。而您身为墨家钜子，身负重任，你一死，反而使墨家的事业后继无人。”孟胜当即反驳说：“不可以！我与阳城君之间，不是老师也是朋友，不是朋友也算僚臣。今天我们若弃城而逃，便是失了信义。从此后，无论是求严师，求贤友，还是求良臣，再不会有人相信我们墨家了。”孟胜视死如归，还就后事做出交代：“我早已想好，我殉难之后，把我的钜子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可是一个天下闻名的贤良有为之士，何愁墨家的事业后继无人。徐弱听了孟胜的这番言语甚为感动，毅然决然地说：“我劝您并不是我怕死，就在您面前以身明志，让我第一个去死吧。”说罢，在孟胜前刎颈自尽。孟胜于是派两人去传话田襄子，把钜子之位传给了他。孟胜与手下门徒八十三人，全部集体殉职于阳城。那两人命令传达完，就要返回阳城。田襄子制止他俩，说：“现在我已是墨家钜子，你们应该听命于我，阳城已陷，再返回去何益？不如就留下来。”两人不听，返回阳城殉义。
墨家之精神于此事可见一斑。正鉴于此，《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陆贾《新语.思务》记载：“墨子之门多勇士。”
据陈雪良的墨子年表记载：孟胜为阳城君守城之事发生在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这一年墨子八十八岁高龄。
《墨子.鲁问》篇记载的一个情节，也颇能凸显墨家精神：鲁国有一人因与墨子有关系，而使墨子教学他的儿子。他儿子战死了，父亲就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我教你的儿子，现在学成了，因战而死，你却怨恨我；这就像卖出买进粮食，粮食卖出去了却怨恨一样，难道不荒谬吗！”
求义得义求仁成仁，夫复何求？
重义轻生，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是墨家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着的理想主义信念。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侠士精神紧密相连，所以墨家也被称之为“墨侠”。
孔子对君子作出的定义是“谦谦君子”，墨子对君子作出的定义是“勇武”。墨子说：“君子作战虽有阵势，但以勇敢为本。”墨子眼中的君子，首先就是要勇敢，这是英雄主义和侠士精神的结合。在墨家的学说里，处处渗透着“侠”的观念。《墨子.经上》篇有言：“勇，志之所以敢也。”还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在《墨子.经说上》篇，墨子进一步对任侠精神作出规范：“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就是说哪怕干对自己来说有损害的事，也要解救他人的急难，也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一书，对墨家精神作出如此评价：“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子的事迹大概已濒于灭绝，所以未能给墨子作传。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归纳侠士的特征时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些精彩描述无异于是对墨者“任侠”行为的高度概括。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墨子的讲座定名为《墨子，挑战帝国的剑侠》，由此也可见历史对墨家的定位。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侯外庐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支。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亦认为：“侠义之士实为墨家后学。”由此可见，墨子门徒并不是一群像儒家那样的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侠士。墨子曾放言：“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宗旨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致。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侠客之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字里行间，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而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大概正是墨家的这种精神，吸引了当时为了逐鹿中原称霸战国而求贤若渴的秦国。
秦国原是个边鄙小国，在西周末年，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率兵救周有功，又助周迁都洛邑，因此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山以西之地。大约过了一百年，秦穆公时，秦国的奴隶制经济才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国力也逐渐地强盛起来。秦国多次东进，企图争霸中原，但晋国实力强盛，阻挡了秦国东进的势力。于是秦穆公向西发展，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到公元前六一三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后约二百余年间，秦国政治局势并不算好，尤其从厉公（前467年起在位）到出子（前386年—前385年在位）的九十余年间，发生多次争夺君位的内乱，秦国局势动荡不安，而魏国乘机夺取秦国河西之地，秦国处于不利的形势之下。如此，秦不改道易辙是难以在战国诸雄的争战中生存下去的。早在公元前四〇八年，秦简公实行了“初租禾”，也就是将征收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这是封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到秦献公时，又作了几项重要改革……献公死，孝公初立，他有感于秦国国力不盛，“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于是下令在国内求贤。在求贤令中，他说凡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史记.秦本纪》），不但可以加官，甚至可以与他分土为治。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九十四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作了一场题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的演讲。讲座由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在这次演讲中，何炳棣先生根据自己的大量考证，揭示了墨家与秦崛起的关系。下面是部分摘录：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秦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他（秦献公）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前381）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钜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钜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从何炳棣演讲挂一漏万的摘录中，也可“窥一斑可见全豹”，看出墨家与秦崛起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无间关系。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继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师之后，写剑侠小说的新代表人物黄易，写过一部《寻秦记》。书名本身就蕴涵了深意：“众里寻你千百度”，当时心存魏阙之志，期盼“长风破浪应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有志名士纷纷入秦，本身就反映着一种大趋势。
后来根据《寻秦记》情节创作的网络游戏——轩辕剑，里面更是融入了对“墨氏剑法”的想象。故事背景这样介绍：设定在春秋战国之交，牵涉到了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最核心的是墨子和公输般，以及鬼谷子诸人。游戏系统设计，轩辕剑的法术道具怪物等，围绕着“剑与魔法”而展开。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有一篇叫《铸剑》，也表现了“任侠好义”的墨家精神。
墨子以其生命的精血，为墨家打造了一柄扬眉出鞘之“轩辕剑”。
“安得倚天抽宝剑？”“我以我血荐轩辕”。秦与墨之合是一种双向的选择，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在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殉义的故事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徐弱说孟胜与弟子都死，天下再没有墨者，而孟胜却说还有宋之田襄子，可见，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而田襄子亦不在当时孟胜为首的墨家主流组织中。孟胜派去两名弟子传钜子之位于田襄子，二人想回楚国自尽，田襄子阻止，但二人不听坚决回楚国自尽，可见二人都不服田襄子，不视田襄子为钜子。《庄子.天下》篇记载：墨家“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在墨家集团里有独特的钜子制，钜子由作战最为勇敢、品德最为贤良的人担任，具有号令一切、生杀予夺的大权，且得到集团成员的衷心拥戴。当时墨家只视集团成员为墨者，而出走之墨者都不视为“组织内人”，因此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田襄子应为孟胜同辈，为出走之墨者。《吕览》中所称墨者钜子孟胜、田襄子、腹，《韩非子》中均未提及。腹即是前文提到杀亲子以正法的那个人。其后墨家主流入秦，以腹为首，渐与法家合流。入秦时腹已年老，可能田襄子反对入秦而钜子之位不保。入秦墨家之钜子为腹，田襄子居宋，宋钘（后成为荀子的启蒙老师）为宋国人，很可能师从田襄子，田姓为齐国人。腹带墨家入秦，而田襄子晚年听闻齐国开设稷下学宫，让宋钘去齐设教稷下。宋钘亦不自称墨者，但其学术实为墨学。孟胜与墨子作风已大有不同。墨子所报效的并非一国一君，而是天下人，但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竟与八十多弟子为阳城君殉义，孟胜所报效的已不是天下人，而只是与阳城君的私人交情。墨家成员多来自庶民阶层，钜子过于亲近当权者，必定遭受部分墨家成员反对，这极可能是墨徒出走的主因，墨家本为反贵族而起，而孟胜却成为君王的“御用工具”，这可能成为墨家分裂的一大主因。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墨子死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也有类似的论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弟子通考》考证：“相里勤即相里氏，钱宾四先生据地方志考证，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阳；而五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子胥之后又多在齐。”据此，墨学后派如按地域分就很清楚了。相里氏西近于秦，是为西方之墨；五侯当即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邓陵子等无疑都是南方之墨了。
势力最盛的要属西方之墨了。秦惠文王时，墨者钜子腹居秦，此时，墨学中心已转入秦国，代表人物除腹外，还有唐姑果、缠子等。据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考证，《墨子》书中城守各篇文字与云梦秦简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或称“公”或称“王”，很有可能是惠文王时及其以后墨者的著作。另外，篇中屡称禽滑釐，墨学这一支大约是禽滑釐的徒裔。
墨学三派的“同源而异流”，显然受所处各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西方之墨勤俭力行的作风即与秦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墨学中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秦国厚朴、尚武的社会风俗是墨学勃兴的社会土壤。而墨学思想体系中尚同、尚贤、节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求实利、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成为墨学流行秦国的思想基础。另外，秦国屡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墨者擅长城防技术，他们的军事才能和牺牲精神自然会得到秦统治阶层的垂青。墨学的盛行，促进了秦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吕氏春秋》中《节葬篇》《安死篇》完全是墨家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墨学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面，给社会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秦昭王时，荀子游秦，《荀子.强国》记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秦国朴俭不华的民风，循上敬业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风，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上升时期的秦国正是墨家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
《墨子.尚贤中》篇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有经有术”，即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前提下，可以有“权宜之计”。并点明统治者，这样做才能收到“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君，而忧戚在臣”的效果。这种重法明术、尊君卑臣的政治观点，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之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吕不韦、李斯等人的“法”“势”“术”之说，都是从墨子思想中演变发展而来。由于墨学的许多主张与秦国初期的文化价值观相契合，又与极端注重实利的秦国意识形态法家思想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它已经与法家一起同秦文化相粘接，融入秦朝的制度文化中。
墨家成为强秦崛起手中的一柄剑，剑当然是双刃的，在挥向外虏时能够所向披靡，也必然成为内部需要时时提防的禁忌。于是，在开拓时视之如宝，到实现一统后就变得“投鼠忌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铸剑为镣就成为必然趋势。而墨家学说中力透纸背的叛逆反抗性，则已注定了其命运。
《韩非子.五蠹》篇说了这样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这句话点明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心理潜台词。“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文尚且还没有肚量容忍，而武之犯禁更“是可忍孰不可忍”。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首当其冲遭受重创的必然首先是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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