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对宇宙脉搏【万物起伏之象】，已较前明了了。直的线、方的空间、直的时间，都继“地方”之说破灭之后，为科学最后所击破的俗见。宇宙若非无涯，一定作圆形，所以天下决无直线可言，因这条线必在无形中略弯。大致说来，我们不懂宇宙之圆，正如两只蚂蚁在威斯康逊附近沿着二条平行的经线蠕行，不觉地球之圆一般。地球既作圆形，远东实即是美国的远西，一个爱斯基摩人如向北直行，必抵澳洲或纽西兰。宇宙既圆，其中一切方向体形，也必如此；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
所以在宇宙中，什么都是圆形及圆形的变体。若要描绘世事人生，任何“圆体派的画图”（“circulist”——新创语，与“cubist”相对而言），都较立体派的画图正确。立体派在科学上是错的，连光线飞驰都是依波浪形式。在立体派画图的尖锐直线上，我只看到了现代的精神的生硬冷酷。
所以良史之才描述历代兴亡人事进展，也只能依“循环”之迹，明其起伏交错之象。中国道家哲人透识此理，整个阴阳之说便是基于现代所谓“波浪”之理。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爱默生（Emerson）在《循环》（Circles）一文中，也阐明此人生至理。宇宙中之至奥，乃万物循环起伏，复归于一，如庄子所言“齐物”之道。地球既作圆形，东西南北即失其意义，同样的，在这“齐物”的相对哲学立场看来，生死盛衰、强弱大小、是非坚白等分别，都是相对的。
故冬令实起于夏至，自此以往，日渐短夜渐长；夏令实起于冬至，自此以往，日渐长夜渐短。此消长起伏，见微知著之理，乃儒教《易经》之基础。由于“几微”至于显著，故贤者能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一起一伏，一消一长，故花盛必衰，权大必削。前辈后代之间，非截然如一串香肠接连起来，而是前辈正壮之时，下一代已经出世，如同女人身体之曲线，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一代一代思潮的起伏交替，情形亦然。一切生命都是像一个人站在海边察看的波浪：浪似激进，却是后退，浪头未倒，水还上升。
由此一切绝对概念，是非坚白，皆为有识者所鄙夷。这个哲学，打破了欧几里得的数学（Euclidean mathematics）。相对论不仅是解释宇宙的数学公式，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科学的进步，到了最近方见到相对论的面目。但是在数千年前，道家先哲，特别是老庄两家，跨越数学，单凭慧眼宏识，便已先见到相对论的哲学上意义——即一切等差之相对性。
下面这些话，可以算是庄子相对论的梗概：“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秋水》）一切标准，都是相对的。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秋水》）
所谓“差数等矣”，便是说一切标准的相对性，虽未明言，而一切分别全凭观者立场之意甚明。高低之分别也同归消灭，最低点即上升之起点，最高点即下降之始点，所以以哲学眼光看来，最低点最高，最顶点最低。故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所谓“彼”“此”，亦是相对的：
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已矣。（《齐物》）
于是“天钧”得以成立，而平行线可以相遇了：
……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齐物》）
是故，一切是非皆混没，一切等差皆通一，一切然否皆随人而异。“物化”（庄子所常言）成为万物生死轮回之一部。井蛙擅一壑之水，自称至乐；河伯见秋水灌河，欣然自喜；夏虫不知严冬而语冰雪；学鸠自谓飞之至也，不知鹏鸟何必飞翔九万里；彭祖寿长八百，心中自豪；鸱得腐鼠，当为至宝；小人稍得权势，踌躇满志。所以先贤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懂得一切标准的相对性以及生命之韵律，世上的争执以及强力之愚信，必可烟消云散。“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劳，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5]
人类的思想智慧，必须如此柔化一番；物质的机械化的信仰，以及死板的绝对概念等粗劣俗见必须摒除；一切事物，必察其起伏终始，交错波澜，而欲如此，必须具有远大眼光，然后直者见之为曲，而曲线成为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大自然是优柔，作“S”字形循着波形的曲线，故得迂回前进，不怕障碍。大自然以曲故达。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动的人，自以为明理，却实不谙自然之道。老子说：
曲则全，枉则直。
洼则盈，敝则新。
像希特勒这种妄信武力的人，总取直接行动，与自然之道相背，结果一遇障碍，便无法转身避脱，而至灭亡。举出老庄，希特勒和未来的希特勒便见得粗俗可笑。凡强力的组织，不论是何人造的，必归灭亡。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现在很明显了，这相对和“圆体”的哲学，针对着西方传统的绝对主义，自然能在人生观上发生惊异的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受其影响的程度，竟使西洋人称为“行事怪诞”（“ways that are dark”，即Bret Harte语）。你信循环主义，或信西方板直可笑的绝对观念，竟会产生这么大不相同的人生观，似乎奇怪，但是事实如此。这不同的观点，影响了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左右你应付祸福的态度，以及观察政治和平的方法。
第一个结果是革除【纳粹】“鹅步操”，学习循“S”曲线行走，如溜冰一般。你应付世事，就想多转几个弯，凡事不欲居先，避开世人眼目；但是却多一层含蓄，遇到紧要关头，能泰然处之，因为你知道“祸者福之所倚，福者祸之所伏”。你学会稍为圆滑的做人方法；你知道人家占何便宜，但是心中非但不怨，甚至略带乐意，因为你知道欢喜占人便宜的人，结果必弄得孤零无助。你对一班莽汉，会养成极大的耐心。
相对哲学的第二个结果是，到末了你也必承认老子之言。自庄子的一切齐一境界，你必进至老子的一切颠倒境界。你将对权力霸道失去信心，而采取“柔弱胜刚强”的观点。你将采纳老子下面这些吊诡之论，领略一些老子的幽默：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躁胜寒，静胜热。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第三个结果跟着第二个结果而生，乃是你培植了轻视武力侵略的态度，因为最强的军队，总首先溃败，希特勒拿破仑便是一例。古谚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大自然是柔和的，循着曲道前进、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动的人，简直是连他自己身居其中的宇宙公例都不懂。所以老子说：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我毫不怀疑，老子解决大小国间之关系及和平问题的建议，乃是唯一合理，能以持久的建议：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天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其欲，大者宜为下。
在真正文明的和平条约中，“开战之罪”一条是不应该书录的。照老子说来：
和大悲，必有余悲，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人。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灭亲，常与善人。
在和平会议中，只有双方各认过失，方能产生永久的和平。
最后一个结果，乃是认识生命的循环律后，人便希望与宇宙合一，顺道而处，如是则可不致败亡，而达到能知天命的宗教境界。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凑巧得很，老子由这种针对权力论的世界观，立场竟和耶稣完全相同。相同之点，不仅在“勿以怨报怨”，在以下这些真正的宗教概念，也可看出：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不知怎样，宇宙间的道德至理竟在小亚细亚和正亚细亚分别发现，而完全一致。两者都好弄玄虚，其奥妙精微处，恐非好操鹅步的科学化现代人的科学家所能领会。
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近代文明是一阵飘风。只有把人类思想挫其锐，和其光，方能挽救文明于万一。德行的赘瘤，道之所恶，必须割除。
穷理篇第二十二
——此篇借希腊先哲之口研究世界政府之基本原则
我们讨论自然界问题，已经很远了，现在应该回家，记住我们自己是人。今日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乃是：我们是什么？人是什么？
孔子听说马厩失火，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不问马匹。我是一个重要的人，只要此后能天下太平，就是全世界各类的猫、狗、马、兔死尽，也在所不计。这话有些东方异教徒的色彩，但是有些人头脑也几乎像我一样狭小，他们虽然爱狗，然对人类大同的观念，却一无所知。我深信马的思想，亦必如此。白马效忠于人，但鄙夷棕色马，棕色马则鄙夷花斑马。马的爱，我知道，最为肤浅。最意想不到的，皮肤颜色竟也成了马类中间的分裂因素。同样的，一条英国狗对人能效忠，但是却瞧不起他的兄弟爱尔兰狗，因为它的尾巴光润笔直，而它兄弟的尾巴的毛太零乱，竟有些像胡须。西洋人笑中国人的高颧、杏眼，中国人笑西洋人的胸膛长毛。
但是今日这种事己不是开玩笑的资料，我们这个时代强迫过着现代生活，还带着古时的酋族特征，和英国狗蔑视爱尔兰狗的种族偏见。我们随便谈论世界合作、世界政府，哪知道新问题的复杂，不仅是范围广大，就是性质也全未了然。
或许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书名】已够应付局面了，或许还不够。但是假使今日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世界政府所产生的问题，他必先深思熟虑，探讨基本的原则。亚里士多德就是我们所谓一个“现实家”，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必有高深见地，他不会放弃原则，只求治标权术。他仍将世界政府分出可能的三大类：（一）一人统治的政府，（二）少数人统治的政府，（三）多数人统治的政府；世界政府的政体与国内政府相同，不过拿国家替代人做单位罢了。他仍会假设好坏的政府：好者乃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坏者乃暴君专制、寡头政府、群众政府【此系沿用希腊原文意义，即monarchy， aristocracy， timocracy与tyranny， oligarchy， democracy】。他会说明这些不同的政体的功效如何，将如何退化，如何变相。他会应用他的动机心理学说：
要研究政治革命及纷争之所由起，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影响到政制的开端及原因……革命情绪的基本普通的根源，前面已说过，乃是求取平等的欲望，因为人都感觉他们与较富有的人，应该平等；或是求取不平等与优越地位的欲望，因为有人感觉他们所有，与庸弱的人相等，或是更少，并未超出他们；
这样自以为高人一等，也许不尽合理。[16]
他会发现，求取平等与不平等及优越地位的两个欲望，仍将在今日的世界联邦中骚动，结果势必引起纷争与革命。他不至于假设一个世界政府，说它完美精妥、公正无私，内部不致因心理因素而起变化。亦不因为屡次世界革命而变其体制。他只会尽力建立最适当合理的政体，以保证最大的安全。他透识人性，看破人的弱点，所以重视现实，不去妄想乌托邦组织。但是他的头脑，不像我们这样机械化，他不会嘉纳古尔柏森先生的国际政治游戏，也不会信任国际警察的精密组织而说：“这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反之，假设今日的亚里士多德已读过洛克（John Locke）著作，一定会马上讨论强迫和同意的原则及其反应。除了假设世界专制（一国统治他国）、世界寡头政治（少数强国统治他国），及世界民主（多数国统治）三类以外，他必同时假设一切的失败，而各国分裂，回到各国自治的原状。依现此国家观念看来，这末一假定，甚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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