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列名字。
天圣二年甲子科，前三甲是宋庠、叶清臣、郑戬，之下排名是曾公亮、余靖、尹洙、胡宿、贾昌期、宋祁等。
天圣五年丁卯科，前三甲是王尧臣、韩琦、赵概，以下有文彦博、包拯等，共一百九十七人。
天圣八年庚午科，状元王拱辰，以下有刘沆、石介、蔡襄、孙抃、田况、刘涣、王素、张先、张谷、孙甫、尹源等。欧阳修名列一甲第十四名，后来的一代名相富弼也出自这一年，只是他是茂才异等科（特殊才能被举荐），并不是出自考场。
纵观历史，这些名字不仅闪耀在现在的仁宗朝，也是后来的英宗朝、神宗朝的骨干力量，某些人直到哲宗时期仍然有影响力。所谓仁宗养士，三代受益，指的就是他们。在这一年，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崭露头角，但并不是在职务上，大宋朝的官场顶级职位距离他们仍然有一段距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名闻天下。
文章名气。其中的代表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公元1007年，三岁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资助长大。可以说他的生活比范仲淹还要苦，家里连纸笔都买不起，他的妈妈要用芦荻为笔，以沙地为纸，教他认字。“画荻教子”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他学的是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官方认可的“时文”，也就是从晚唐五代以来，直到宋仁宗中期以前一直盛行的西昆派、四六体（晚唐诗人李商隐写骈文，好以四字、六字为句）。用这种文体来书写自己对四书五经的见解，就是当年士子们考试的内容。
家境贫寒，必须考中，欧阳修把他五六岁时在邻居李家仓库里发现的《昌黎先生文集》珍而重之地放进了记忆的深处，开始了刻苦研读。
欧阳修十七岁下考场，二十七岁终于殿试成功。前后计算，是十年寒窗，外加十年科场，共二十年的光阴，才让他跃入龙门，踏进名利场。他最早的官职是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多么有缘，以西昆派、四六体格式考上的官，马上就要向当时西昆派的掌门人报到——当时西京洛阳的留守就是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钱惟演。吴越王的后代风雅绝伦，不仅深通做官之道，更在诗文造诣上惊艳世人。
官场上，他是刘娥的“哥哥”刘美的舅子，丁谓丁相公的亲家。仁宗即位之后，他又马上把郭皇后（刚废的这位）的妹妹娶作儿媳，裙带的关系与时俱进，随时与皇家保持亲密的关系。
文学上，他是与杨亿、刘筠相提并论的西昆派领袖，严格说来，就连晏殊也是他的后辈。具体的表现就在于，不仅他个人的文风绮丽浮艳，浓得就像桂花嫁接了玫瑰，香上加香，他的幕府号称“天下之盛”，也全都是诗词俱佳的人才。
欧阳修如鱼得水，结识了谢绛、尹洙、梅尧臣等风流才子，曾是洛阳花下客，无拘无束、快乐逍遥，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众才子游龙门，上香山，探白居易隐居之地；出普明院，入竹林，效昔日七贤之饮，也喝得一塌糊涂。甚至年轻人会犯的错，他也都一体犯之。
某日，钱惟演在后花园设宴，宾客齐至，唯独欧阳修未到，好久之后，才见他与一官妓姗姗来迟。众雅士不问推官问佳人，为甚来迟？
官妓答曰：暑热午睡，金钗都弄丢了，正在找，所以迟了。
众皆大笑，风流罪过风流罚，如你能让欧阳推官填词一首，金钗我们赔给你。于是词牌史上的名作《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就此诞生：“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妙哉！
更妙的是留守大人的风雅解人，钱惟演之雅量高致，真可流传千古。他的幕僚们冬日出游，乐而不返，从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寺崇山峻岭时，被大雪阻断深山，他派人夜渡伊水，送来了官厨和歌妓，说官事不忙，请尽兴游乐，只要归来时佳作满笈就足矣！
这样的日子截止到钱惟演的死期，也就是公元1034年。欧阳修也被调回京城，进入翰林学士院，授宣德郎，充馆阁校勘，变成了京官。
东京开封城，美得就像一个梦。大宋立国至今已有七十年，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天堂。据考证，此时人口在一万以下的城镇，共有三千多个；在一万与十万之间的，不少于一千个；超过十万的超级大城，至少有六个。
比如风光旖旎的苏州、富饶锦绣的成都，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以及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但所有这些，都远远不及京都开封。
伟大的开封城，它的人口至少一百万！它的繁华，就由上面所说的所有城市来供给，其中最主要的生存命脉，就是四条运河——汴河、蔡河、五丈河、广济河（又名金水河）。
每年由它们从南方运进开封的稻米就有六百多万石，其余的各地特产就更多不可数。史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至于其他的珍宝玉玩、服饰器具，更加难以想象，是以后直到清末，甚至就算现代也望尘莫及的！
物资的天堂，代价就是生存的极限。有太多的人向往它，包括当年的蜀川小银匠龚美，不远千里进东京谋生，却只有卖了自己的老婆刘娥，才能勉强活下去。当然，也有更多的人一贫如洗地走进来，却变成达官显贵，荣耀一生。比如那些考中的举子。
这就是那层绚丽外衣下面所隐藏着的真相，每个人都活得很累，小人忙于挣钱，大人忙于争权，难度都是当时最大的。
公元1034年，欧阳修所走进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进城之前，他是个风流才子；进城之后，他成了……一个噩梦。在之后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他把敌友双方都摧残得体无完肤、躺倒一片，几乎在任何事情中、所有场合里都有他活跃的身影，直到仁宗朝改革不成，人事不兴，最后他自己也背负臭名，灰头土脸。
一句话，此人堪称是北宋史上最不知所谓的一个灾星。
时间稍微回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十二月发生了一件事。
事发顺序如下：
1.年底十二月，赵祯按惯例出宫到南郊举行郊祀大典；
2.长宁宫里的郭皇后突然生病；
3.阎文应带御药院的医官去看病；
4.几天之后郭皇后暴亡；
5.御药院的头儿叫阎士良（阎文应的儿子，是否亲生不详）；
6.赵祯回宫后才知道人死了，很悲痛，但没办法，只能再次搞出“生死两皇后”的把戏，追认前妻的皇后身份，以最高等级出殡发丧。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发始末，很明显，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内幕的人，就会闪出一个念头——郭皇后是阎文应害死的，手段是趁机下毒。说不定就连郭皇后最初得病，都是他派人做的手脚。谁让他儿子是御药院的，还就在现场。
问题的关键是没法指证，不仅没证人，就连物证都找不到。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中毒啊，尸体还在，可以解剖求证嘛。可那是皇后，不管是不是前妻，都是陛下的私人产业，以为死了就可以任由谁去乱动？信不信就算宋慈早生一百五十多年，在北宋就当上了提刑官，敢动这个念头，都得被打得满地找牙？
于是就只有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死太监逍遥法外，快乐人生……那还要那么多的言官干什么？
回头说言官，这时候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元气大伤了，孔道辅他们被赶出京城，台、谏内部大批换人，换上去的都是吕大宰相的亲信。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在上次的废皇后风波之后，御史台、知谏院就再没找过皇帝和宰相的麻烦。
这次是例外，这样的事都可以沉默，那么大宋的天下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知谏院系统有人站了出来，是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他们联名弹劾阎文应，罪名是毒死前皇后，证据嘛就比较新颖，居然是一些声音。
赵祯去南郊举行郊祀大典时，有人听到阎文应在行宫里大声骂人，被骂的人是御药院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动用相当“吨位”的联想，才能联系到后来郭皇后的死。
——御药院的人本来没想下毒的，是被阎文应威胁的。
恨可以，有点技术行不行？答案是不行。言官们变得声色俱厉，我们知道没证据，正因为这样，才更要不讲理。一句话，不管怎样，阎文应必须得死！但在宋朝，你想杀死一个官员，那可实在太难了。求其上而仅得其中，经过反复较量，阎文应和他的儿子阎士良都被贬职，赶出京城，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改造。
皇后死了，可凶手却不死……言官们气得集体挠墙，却不料更抓狂的事情在后面。处罚下来了，可阎文应居然拒不执行，我就是赖在京城里不走，你奈我何？
我上面有人。
人人都知道，那个人就坐在中书省、政事堂的头把交椅里，乃是当朝首相吕夷简。这时有个问题，吕夷简为什么要与言官为敌，甚至与皇帝作对，这样保着阎文应？这就要往回翻书，回到十五年前左右，那时也有一对宫里宫外相互勾结的最佳拍档，名字叫丁谓、雷允恭。
自古权臣奸相，都少不了这个结构，尤其是和平时期。宋朝，甚至以后的明朝，不论是忠的，还是奸的，不论是这时的吕夷简、稍后的文彦博，还是几百年之后的张居正，都逃不出这个宿命——除非你不想独领朝纲、说一不二，不然都得这样过日子。
于是有一个推论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吕夷简要保住阎文应，吕夷简还要内外勾结，吕夷简是个权臣、奸相，吕夷简必须得铲除！
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很清楚，要达到上面推论的效果，就必须得回到最初的原点——搞定阎文应，先把吕夷简在皇宫里的黑手砍掉。
范仲淹的本质，就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做到极致。他现在要不顾一切地参倒阎文应，所使用的招数可以说是大宋三百余年里文官系统里所未见的。他绝食了。从上书弹劾阎文应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了身边，告诉他：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次“吾不胜，必死之”。与奸相、阉党势不两立！然后绝食开始。就是要让皇帝明白，不管有没有罪证，阎文应必须处罚，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看着办吧。
在这种压力下，知谏院方面的姚仲孙也再次上奏，才把阎文应赶出了京都。结局很奇妙，出了京城的阎大太监没走多远，就死在了路上。这似乎有点耐人寻味，说死就死，正常死亡？如果一定要再找出点发问的理由，可以参照一下阎太监的发配地点——岭南。
这仅仅是开始。范仲淹精心绘制了一张图，详细记载着近年以来、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
《百官图》。
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皇帝看上十分钟，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
事实永远都出人意料，这样的重量级作品呈交了上去，只换回来了吕大宰相的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
范仲淹气得都快爆炸了，他再次上书，条条列举，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换来的是另外十二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随即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范仲淹认定——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样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做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找到了王曾，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来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十二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从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问，王曾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归于己，那么相应的怨恨之情想推给谁？
它的深一层含义，却应该这样解读——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试问当家人，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照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谩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乱成一锅粥，这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的家，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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