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9]
他推崇莎士比亚而贬低莫里哀，原因就在前者作品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是“完满有生气的人”，而后者作品中的主人公（如《伪君子》和《悭吝人》中的主人公）则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后来的典型论者，包括恩格斯、别林斯基无一不受黑格尔的影响。
我们十分看重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就是指人物的个性，二者是同义语。恩格斯关于典型的名言，过去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后来朱光潜先生参照各种译本改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更正。所谓典型性格，如果真正存在的话，那也只存在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生活中，我们说某人“性格急躁”，某人“性格开朗”，是就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而言，就某一方面而言人们彼此间是存在共性的。但是，文学中的人物性格是就整个人而言，因此必须因人而异。如写《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说“其异如面”。所以典型性格不能乱说，写人不能只写人的一方面，而应写多方面的，写出个性本身的丰富性。
至于我们在小说评价中常划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那是对于人物的道德评价，而不是指人物的性格。性格不能分正面反面，但性格与品格又是有联系的。有人认为，人就是人，无所谓正面反面，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这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人性论观点。当然人性是绝对存在的，但对人的道德评价是永远需要的。生活中如此，文学中也是如此，作家塑造他的人物时，或明或晦，总要表现某种道德评价的。但这种评价通常并不是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两大类，这倒是真的。
上面谈了这么多的“文学常识”，有小儿科之嫌。但我的本意就是有了这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可以更好地、更科学地理解《金瓶梅》中的人物，并进一步把握笑笑生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造性以及体现出的民族审美特色，质而言之，笑笑生在人物创造上确实有一种新思维。以上这些铺垫的话，就是为了和读者进行交流时有个准则。
（一）西门庆
在对西门庆形象进行剖析之前，有一件有趣而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据2007年5月9日《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先生介绍：
据媒体报道称，黄山当地“学者”辛苦研究十年，终于“考证”出《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实为安徽省西溪南镇（村），西门庆原型则为当地大盐商吴天行。只是由于《金瓶梅》当时名声不佳，恐为“当时当地的舆论所鄙视”，作者才未敢言明。岂料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当初的“鄙视”，如今却成了仰慕，需要花费“学者”十年工夫，才为家乡争得半个“西门故里”的美誉。
略感遗憾的是，“西门大官人”的后代似乎并不领当地政府和“学者”的情，辛苦考证出的“西门原型”吴天行的第三十几代后人，坚决否认自己的祖先与西门庆和潘金莲有任何瓜葛，并称这样的考证结果“令吴氏宗亲蒙羞”。看来，在寻常人那里，并未失却寻常的羞耻之心，只是在某些自认对振兴当地经济负有责任的人那里，常识、常理、常态，才让位于某些堂皇却又不计廉耻的突发奇想。
评论还指出，网上可以搜索出的数百条相关报道、评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一大胆而又离奇的“创意”，给予激烈的抨击或尖锐的嘲讽。
近来各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戏码奇招迭出，连番不断。但是几百里外甚至上千里去找西门庆的“原型”，并进行十年考证，真是令人瞠目。
我们必须看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是笑笑生原创性的“熟悉的陌生人”。西门庆“这一个”人物是笑笑生的重大发现，也是这部特异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确切地把握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所对应的时代大坐标，我们会更敬佩笑笑生的这一重大发现。西门庆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如磐的夜气中萌发，笑笑生对新思潮有特殊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吸收，他观照当代意识极强，所以他既把握住了西门庆性格中凝聚着的那个时代统治集团心态中积淀的最要不得的贪欲和权势欲，同时又在西门庆身上发现了市民阶层的占有欲——占有金钱，占有女人（即“好货好色”，这种对金钱与肉欲的享受与追求毕竟带有中国中世纪市民阶层的特色）。所以西门庆性格正是对应着新旧交替时代提出的新命题所建构的思想坐标，此时此地，他应运而生了。
艺术形象总是在纵横比较中，才能显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我在一次系列讲座中比较系统地梳理过中国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与西门庆做了一些比较，但是，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和困惑是，从纵向上考察西门庆性格在形象塑造发展链条上的位置和突破极其困难。因为在西门庆形象诞生之前，还没有发现西门庆式的人物（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同时也与作者的视点不同有关）。往前追溯，张文成的《游仙窟》只是自叙奉使河源，在积石山神仙窟中遇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谑、止宿而去。小说写的是游仙，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文人狎妓醉酒的腐朽生活。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堕落了的士大夫的典型，他对霍小玉实行的是一个嫖客对妓女的不负责任的欺骗，小说点染出了进士阶层玩弄女性的冷酷虚伪的灵魂。只有传奇小说《任氏传》中郑六的妻弟韦崟是个好色之徒、无耻的恶棍，有一点点西门庆的影子。至于话本小说《金主亮荒淫》中的完颜亮，如剥掉其华衮，则是一个典型的淫棍，这一点颇似西门庆。然而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西门庆形象所包蕴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无论是张文成、李益、韦崟，还是完颜亮，他们的性格内蕴，主要止于展示形成这种性格和行为的外力因素，即小说家观照人物性格及其行为的视角，仅止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当然是重要的，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初步成熟期看，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仅止于此又是不够的。因为形成人物性格即心理现实的基因，除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在的文化心理因素。《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已经呈现了笑笑生观照人物命运的视角有了新的拓展，不仅注意了对形成其性格的外在基因的开掘，也开始着意于对形成其性格的内在基因的发现。西门庆性格塑造之高于以上诸作中好色之徒和流氓恶棍性格塑造，就在于西门庆具有深刻的历史真实。而就其艺术造诣言，他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真实。更可贵的是，在这种历史真实与个性真实之中，渗溶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的哲学真实。正是在这点上，应当充分估价西门庆性格的典型意义——他是前无古人的。
从横向上相比，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明代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吴八公子，同时也可以把《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与西门庆相比。陈商不过是个登徒子，具有明代商人特有的“好货好色”的情调，而吴八公子则是个具有恶棍作风的纨绔子弟，两个人相加也仅有一点点西门庆的性格。至于陈经济至多是个偷香窃玉的无耻之徒。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西门庆相“媲美”，他们完全缺乏西门庆的“创造精神”，同样，他们都缺乏西门庆形象所包蕴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的丰富蕴含，因此，他们都称不上是典型人物。
西门庆性格的典型塑造始终是围绕着他的性生活而展开的。这是笑笑生为了揭示西门庆的性格蕴含最本质的特征而作出的独特的选择。
本来，爱情的最初动力，是男女间的性欲，是繁衍生命的本能，是人的生物本质。在任何社会里的人都回避不了性行为，因此在文艺作品中，尤其在小说艺术中出现的性描写，完全不必采取宗教式的诅咒。不是么？早在一百多年前像奥尔格·维尔特那样耽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的诗人就被恩格斯所首肯。笑笑生的同时代人冯梦龙所编著的“三言”和稍后一点的凌濛初所编著的“二拍”，就主要表现了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的褪色。“三言”“二拍”里也有性爱描写，对偷情姑娘、外遇妻子大胆行为的肯定。这无疑是封建道德意识剥落的外部标记。而更为深层的内涵在于，冯梦龙、凌濛初以他们塑造的杜十娘、花魁等一系列文学女性向社会表明：妇女是能够以自己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和纯洁的心灵去击败附着在封建婚姻上的地位、金钱和门阀观念，从而获得真正的爱情的。
因此，作为人类生存意识的生命行为的一部分，性应该在艺术殿堂里占一席之地。
而《金瓶梅》则是通过对西门庆性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性的异化。应当看到，笑笑生并没有把西门庆的性意识、性行为作为一种脱离人的其他社会行为的静态的生存意识和生命行为有意夸大出来。在作者的笔下，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要求也没被抬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成为生活的唯一的内容。恰恰相反，西门庆对女人的占有欲是同占有权势、占有金钱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达到了三位一体的“境界”。笑笑生通过西门庆床笫之私的描写，不仅有人们所指出的那种性虐待的内容，而且更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性”的手段达到攫取权势和金钱的目的。所以，作者写出了西门庆的床笫之私，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一切黑暗，揭开了一个专门制造西门庆时代的社会面。
另外，毋庸否认，作者确有性崇拜的一面。作者有不少地方把性看作是万物之轴、万事之核心，也当作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驱力，并且特别注重其中性感官的享乐内容。所谓“潘驴邓小闲”的“驴”不仅被表现为西门庆“人”格有无的衡器，也是支配家庭纠葛、掀起人物思想波澜、推动作品情节展开的杠杆。人们往往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是夸大了性的作用。不错，在两性关系中，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精神成分。换言之，性吸引力是男女爱情的低级联系，精神吸引力是男女爱情的高级联系。如果用“精神吸引力”衡之以西门庆的“爱情”，那就太荒唐了。在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力”的真正爱情。
在“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一节，我曾提到《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说它是一部“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未打算写一部“干净”的爱情小说！
事实是，在塑造西门庆时，对他的性生活的描写即肉的展示过程是不存在灵的支撑的。作者所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劣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代表黑暗腐败时代的占有狂的毁灭史。
以上我们从“寻找西门庆的原型”看到了一场闹剧；我们又认真地梳理了中国小说史中与西门庆类似的人物状态，也捎带为这部书做了一个简明的定位，现在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只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勾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前前后后，他陆续娶了六个老婆。
西门庆由一个破落户，连发横财，成了地方上的首富；由一介平民，平步青云，做了锦衣卫理刑千户，还当上了蔡京的干儿子。从此以后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权豪势要。有钱有势，贪财好色，巧取豪夺，横行霸道，淫人妻女，无恶不作，小说真实地生动地叙写了他的发迹变泰，又写了他淫欲无度而败亡。因此《金瓶梅》全书就是以西门庆的发迹到败亡为主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人物的发迹史、罪恶史和毁灭史。
先哲早就说过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西门庆的贪欲和权势欲是紧密结合的。
人们早就看得分明，西门庆绝非一般的登徒子式的色鬼，虽然他以低标准纳妾、偷情，但他自有他的标准和要求。从小说的大布局而言，第一回至第六回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并谋杀了武大郎，接下去应该是他们两个合作一处了。但却有薛嫂说媒，西门庆反而先娶了孟玉楼，把潘金莲撂在一边。到第八回又接上了潘金莲的故事。孟玉楼一回书不仅艺术上奇峰突起，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小说写得极为分明，使西门庆内心激动不已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的情欲可以随时随地为女色所点燃，但是，钱物财产更使他内心炽烈。潘金莲在他身上引起一次次的色欲，这种色欲可以强烈到使他杀人而不顾后果。但是，当潘金莲和孟玉楼的上千两现金、三二百筒三梭布以及其他陪嫁相比时，潘金莲的诱惑力就会暂时黯然失色。直到孟玉楼正式进门以后，她的陪嫁的所有权全部转到西门庆手中，潘金莲的肉体又成了他不可须臾离开的物件。
至于和李瓶儿的关系，也是经西门庆多方策划，才把这位生得“五短身材”，枕上好风月的女人用花轿抬进家门。孟玉楼和李瓶儿这两件婚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把对方的财产转移到自家手中的因素。必须看到，西门庆发迹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即渔色的成就和不断发财的事业穿插在一起的。西门庆在女人中非常宠爱李瓶儿，并在她死时痛哭流涕，这一直被很多人看作是西门庆真动了感情，其实在情欲和谐的因素外，这和李瓶儿给他带来众多箱笼资财有着太大的关系。对于西门庆的这份感情，西门庆的仆人玳安看得最清楚，说得更是切中肯綮：“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就让我们看到财产实利在婚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总之，当不涉及财产实利时，西门庆贪欲的砝码是在女色上；而当波及财产实利时，他的贪欲的砝码又会向财产实利一边倾斜，这是绝不含糊的。因为西门庆懂得有了钱财，一切女色是不难被他拥有的。在审视这个关系时，我们可以这样说：西门庆是一个不十分重才貌而重色欲的人；而财产实利又在色欲之上。西门庆“这一个”形象绝不同于中国小说戏曲中的才子佳人那一套，也不同于一些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西门庆的贪欲似有一架调控器在那儿自动处理这两种既不相同又永不分离的欲望的先后和轻重。
财产实利当然更不可能和权势和权势欲分开的，而权势又和女人有什么关系呢？像孟玉楼和李瓶儿这样财富充盈的寡妇，如果没有有权有势的男人做靠山，手中的财产很快就会落到家族和地方势力之手。像西门庆这样的“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为什么孟、李甘心情愿寻求他的“保护”？一言以蔽之，在一个权势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男人占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而往往不是他个人的魅力。于是，在这部以贪欲和权势欲为主轴的长篇小说中，淫乱与官场和权势夹缠在一起。西门庆纵欲身亡，他生前占有的女人、占有的财富、占有的权势就会立即转移到其他有权势的人的手中。
关于西门庆的真实身份，现在学术界仍有分歧。大体上说有四种意见：一，地主、恶霸、商人三位一体；二，新兴商人；三，官商；四，官商与新兴商人的混合体。这四种意见，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西门庆还是一个商人，他的全部活动是以经商为基础，官僚的身份不过是屏障辅助而已，面对众说纷纭，我始终倾向于三位一体说。如果仅就西门庆的经商活动来说，西门庆所经营的工商业都是非生产性的；再者，西门庆在获得利润以后，少见其扩大再生产，而是把金钱用之于买官行贿和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西门庆的政治投资数额巨大，所以他的发迹，完全是靠贿赂权奸，交结官府，以钱权交易为手段得来的。而一旦有了更大的权势，他的经商活动就越来越超出商业活动的最底线，比如偷税漏税，投机盐引，从而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他发的几笔大横财，实质上是用钱买权，以权养商。比如西门庆获知朝廷有一笔利润很大的古董生意，他立即花钱买通山东巡按，将这笔生意揽到手里。正是由于手中有钱，于是手中也就有了权，而有了权，他的财富就越聚越多。据小说记载，在他死前，除了那最早的生药铺以外，还开了好几桩生意，缎工铺、绸绒铺、绒线铺等等，资产多的有五万两银子，少的也有五千两。总之，从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封建势力是如何与商人结合在一起的，而市侩主义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自然地诞生了。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在1956年2月20日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就指出：
《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
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20]
笑笑生在对西门庆性格创造上是有贡献的。我们在前面提到笑笑生的艺术理念已不是把人物简单化地去理解，他在直面各色人等时，他感悟到了人是杂色的。因此笑笑生并没有把西门庆简单地写成单一色调的恶，也不是把美丑因素随意加在他身上，而是把它放在他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具体语境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重性，他没有鬼化他笔下的人物，包括他狠狠暴露的西门庆。比如西门庆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就被一些人看作“没有性格上的充分依据”。事实是，西门庆确有悭吝的一面，他对财产、实利的占有欲实在惊人，但有时也肯拿出钱来接济一些穷哥们儿；而在修永福寺时他一次就捐银五百两，也算大方得很了。再有作为地方一霸，他可以为所欲为，凶狠异常，可是亲家陈洪家出了事，他唯恐受到牵连，竟然停工闭户，足不出户。另外在他的身上人性与兽性交替出现，有时人性与兽性还杂糅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李瓶儿之死，以及西门庆的表现，这是很多研究者和读者质疑的焦点之一。情节是这样的：
李瓶儿将死时，潘道士嘱咐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但西门庆不听劝告，还是进了李瓶儿的房间，他这时想到：“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到李瓶儿一死，西门庆不顾污秽，也不怕传染，抱着李瓶儿，脸贴着脸大哭说：“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后来，他还拿出巨资给瓶儿办丧事，并在她房中伴灵宿歇，于李瓶儿灵床对面搭铺睡眠。这是真情，还是假意？我的回答是，真情。这一切表现就是西门庆人性一面的流露，既合理又合情。但有的论者则认为这充分表现了西门庆的虚伪，是他的假意儿，理由有二：一个是我在前文引过玳安的话“不是疼人，是疼钱。”此话看怎么解释了。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是倾其所有，都给了西门庆，如果说是疼钱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拿钱办丧事，仍然是两个人的感情所致，也不是心疼钱。玳安的话的真实性只有一点，爱钱如命，但这并不等于西门庆对李瓶儿没有丝毫的感情。他的哭，他的守灵是真情，我不怀疑。另一个是，西门庆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四夜”就在李瓶儿灵床对面的床铺上，又和奶子如意儿发生性关系。因此人们很容易判定西门庆根本不是真正的悲痛。对李瓶儿之死是假情假意，做给人看的。这是很有力的质疑。但我则认为，第一，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西门庆的好色；第二，对李瓶儿之死他的感情表现是真的，但更多的是“此情此景”不可抑制的感情流露。他不可能像多情种子，永不能释怀。即使是“一时感情冲动”，也说明他伤心过、痛苦过、动情过，尽管短暂，尽管稍纵即逝，尽管又去寻欢作乐，但不应该否定前者表现的真实性。这就是作者笑笑生对西门庆性格、品质、情愫的真实的艺术把握，也是我所说的，西门庆的人性和兽性经常交替出现，经常夹缠在一起，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才具有了可信性。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一卷中指出：
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性，性格同时必须保持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现于丰富多彩的表现。[21]
黑格尔美学中的性格论应成为我们分析人物的参照系。不错，西门庆的品质与性格，其主导性当然是他的贪欲、权势欲和占有欲，是他的凶残、冷酷与无情。甚至我们可以按老托尔斯泰说的“人作恶是出于自己的肉欲”[22]。可是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在他塑造人物时，他的审美追求肯定是要求他笔下的形象是真实的、生动的、立体的，所以我们无须怀疑作者为何把“反面人物”写成如此富有人性！然而生活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感生活。文艺理论上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并非不适用于古典小说的创作。笑笑生的杰出正在于他没有揆离生活的真实，没有忽略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都绝不是单一的。也正因为如此，西门庆不是扁形人物而是圆形人物。
总之，笑笑生之伟大就在于他没有把西门庆塑造成小丑，他绝对排斥脸谱化，绝对不是把他简单地当作一个抨击的对象。笑笑生告知我们的是，人，一旦涉入色欲和贪欲的怪圈，就难以逃脱命运的恶性循环。
（二）潘金莲
道德家们最头痛的社会问题，是文学家们最好的素材。此话用来去说男女之间的性爱更为准确。
《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严格地说属于“过场戏”，两个人也是穿插性人物。写这个“俗”故事乃是为写武松的大义和逼上梁山做铺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不管看过《水浒传》还是没看过这部小说的，真的有点家喻户晓的味道，当然这也许是和很多剧种搬演《武松杀嫂》这出戏有关吧！至于《金瓶梅》，如上文所说，一经把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些事儿编成了百回大书，我们可想它的影响会多大！卫道士口诛笔伐；看热闹的啧啧称奇；爱偷情和窥私癖者则暗自羡慕；而学者或言不由衷，或做玄虚的理论推演，潘金莲、西门庆和这段故事就成了最吸人眼球的奇异对象了。戏剧界，在现代戏剧史中，欧阳予倩先生写剧本为潘金莲翻案，那是受新思潮影响，有点提倡妇女解放的味道。而在当代，改革开放了，文禁稍开，川剧编剧名家魏明伦先生以开放的眼光，巧妙地把古今中外名女人们都抬出来，让她们站在女人立场评说潘金莲，此一举也竟使艺坛大大热闹了一场。由于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幅度颇大，热议的文章数百篇。时过境迁，现在仍感到往事并不如烟，对潘金莲到底怎么个评价，仍存在着太多太大的空间。但是摆在评论者面前的问题仍有一个没分割清楚的事：一个是到底怎样评价潘金莲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到底怎么评价笑笑生创造的潘金莲这一形象。这两个问题，看似是一个问题，实则应加以区分。在我看来，已经流行于社会的潘金莲的这些事儿，即这些现象，应当如何评价，纯属社会学的范畴。另一种是要回归文本，看看笑笑生是怎样塑造潘金莲这个人物的，成功？失败？这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考虑了。
我是属于回归小说文本一派的，所以还是让我们顺着潘金莲的命运轨迹去审视这一形象所含蕴的心理的、生理的和社会文化的内涵吧！
潘金莲是个裁缝的女儿，她从七岁上了三年女学，九岁即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她长得极为俊俏，所谓“脸衬桃花眉弯新月”。而王招宣府的女主人就是后来和西门庆勾搭成奸的林太太。身处这样一个人家，潘金莲很自然学得“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难怪后来西门庆一见到她，“先自酥在半边”，吴月娘见了也惊叹“生的这样标致”，这虽然是后话，但潘金莲很早就富有一种诱人的媚态和风骚的情致，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命运不济的潘金莲还没被主子注意到男主人就身亡了。她立即被卖到了张大户家里。她十八岁时即被张大户收用，事发后为家主婆所不容，一顿毒打后，把潘金莲像一个物件似的塞给了被人称为“三寸钉，谷树皮”的武大郎。命运的不公，使金莲从内心发出了怨恨：“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她想改变现状，然而此时此刻还没给她提供客观机会。她不甘寂寞，经常趁武大外出卖炊饼之机，打扮光鲜，招蜂引蝶，眉目传情，以便打发无聊的日子。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竟使她不择手段去勾引自己的小叔子武松，碰壁后，一出巧合的“挑帘裁衣”的小戏竟成了后来的大轴戏的前奏。她和西门庆一拍即合。但剧情的推进竟然演变为合谋毒杀武大郎的惨剧。潘金莲终于跟随着西门庆走上了邪恶的犯罪道路。从手上染上第一道无辜者的鲜血后，潘金莲的整个命运也就发生了质变。潘金莲再不是一个受害者了，从此开始了她罪恶的一生。
几经周折，潘金莲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西门家族的一员。然而，西门家族可不是她的一个安乐窝。严格地说，潘金莲在这个家里既是主子又是奴隶。西门庆稍不顺心，就可以对她“赶上赐两脚”；她和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吴月娘一面，不给她留一点面子。这种既贵又贱，不高不低的身份地位，以潘金莲的人生阅历，她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完全可以安之若素。但对于潘金莲的性格而言，最难的是，她依傍的这个人不仅妻妾成群，而且是一个见女人就上的花心男人。潘金莲当然无力改变西门庆的这个天性，于是她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在妻妾争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潘金莲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吴月娘面前低声下气，百般奉承。在掌握了吴月娘的心理弱点后就去挑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结果两个人还都认为潘金莲是大大的好人。在争宠中，她还能分清敌友，对孟玉楼采取拉的策略，对孙雪娥则采取打的战术。外围扫清以后，她把李瓶儿和宋惠莲作为争宠的重要对手，她采用了阴毒的手段，制强敌于死地。从此，潘金莲在已有的邪恶和犯罪的道路上进一步陷入罪恶的深渊。
妒忌是人性中的恶德。妒忌催化着一个人的情欲、贪欲，而情欲和贪欲又激化妒忌的强烈程度。潘金莲是一个“只要汉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里睡一夜儿，他就气生气死”（五十九回）的人。然而，她又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阻止西门庆对女人的占有欲，因为她明白只要这样做就会自讨没趣。不过，潘金莲却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相信自己在和对手较量时，胜利会属于她。果然，她刚刚腾出手来就对准在地位身份上本构不成太大威胁的宋惠莲了。因为她既不能容忍宋惠莲把拦着她的汉子，又不能容忍宋惠莲私下说她坏话和把她本有的优势比了下去。
开始，潘金莲听到了西门庆与宋惠莲偷情只是气得胳膊软了，半日移脚不动，却未大发作。但当她知道宋惠莲竟敢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而且这坏话是如此严重——从宋惠莲方面说，她千不该万不该，在得意忘形之时竟然对西门庆说潘金莲“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再加上她在西门庆面前显摆她的脚比潘金莲还小，所谓“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一试，还套着我的鞋穿”——是可忍孰不可忍！潘金莲终于出手了。当宋惠莲知道潘金莲听到了她所说的话，吓坏了，双膝跪下，表示自己没有欺心时，潘金莲立即用她的两面派手法，因为她懂得欲夺之先予之的道理，她强压着心里的怒火，表现得十分大度，竟然对宋惠莲说：“傻嫂子，我闲的慌，听你怎的？我对你说了罢，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男子汉的心。”结果让头脑简单的宋惠莲觉得真是对她“宽恩”！
潘金莲深知“若教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所以她紧跟着实施了她的第二步计划：借刀杀人，即假西门庆之手置宋惠莲于死地。潘金莲抓住宋惠莲丈夫来旺儿酒后失言，开始了无情的报复。经过一番周折，她调唆西门庆恨上来旺儿，收到了让西门庆“如醉方醒”的效果。此后就是西门庆亲自出马设计陷害了来旺儿。结果宋惠莲夫妇“男的入官，女的上吊”。宋惠莲之死真的应了潘金莲先前赌咒发誓说的话：“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是啊，宋惠莲不仅没有当上“第七个老婆”，而且惨死于潘金莲阴谋诡计之下。如果说潘金莲在罪恶的道路上，留下什么“业绩”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武大之死是她直接亲手用毒药害死的，而宋惠莲之死是她由妒忌而产生的歹毒心肠间接地害死的。
潘金莲出场不久就自诩“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的婆娘”（第二回）。这种女强人性格如果走正道确实不得了，必会做一番大事业，但可怕的是，她走的是邪路。真的是“性格即命运”。她企图改变自己命运所用的手段，确实令人发指。于是敢作敢为、机变伶俐等强人的性格竟然转化为一种恶德，即阴险、狠毒、妒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接下来的两条人命又跟她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当然，也为她一生罪恶的命运增添了更多的血腥味。
宋惠莲一死，潘金莲和李瓶儿的矛盾完全突显出来了。潘金莲深知自己不如李瓶儿有钱，小厮和丫环们都受过李瓶儿的好处，因此颇得人心，甚至潘金莲的母亲也接受过李瓶儿的礼品，乃至经常在女儿面前称赞李瓶儿。物质的东西既然无法跟李瓶儿相比，那么美色就会成为较量的本钱和条件了。尽管潘金莲拥有妖娆的体态，风骚的情致，高超的枕上风月，但只因她在翡翠轩窃听到西门庆夸赞李瓶儿皮肤白以后，在自我挫败的心态下，更加妒忌李瓶儿，并且不惜花很多时间研制增白剂，以便在“白”肤色上争个高下。与此同时，挫败感激发疯狂性的规律也在她内心和行动上一一显现出来，醉闹葡萄架和兰汤午战都是潘金莲内心压抑不住的妒忌催化成的纵欲活动。
更使潘金莲难堪的是，在众妻妾中，李瓶儿竟然第一个给西门庆生了一个儿子。李瓶儿的地位也因之又升一级。从此她眼睁睁地看着“西门庆常在他房宿歇”，这就更刺中了她的神经末梢。为了理顺潘金莲的心理流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由妒生恨的三部曲。
开始，李瓶儿怀孕闹肚子疼，全家人都来问候，只有潘金莲拉着孟玉楼在旁边冷眼相看，并说风凉话：“也不是养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后来真的有了孩子，又说这是李瓶儿的“杂种”。孩子快生下来了，潘金莲自我解嘲地说：“俺每是买了个母鸡不下蛋，莫不杀了我不成！”李瓶儿终于顺利地生下一个白净娃娃，这时潘金莲竟一反常态，全然没有了嘲讽和诅咒，却“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这种从妒忌到无奈的心理流程写得真是入木三分。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潘金莲即将实施的阴谋就此也开始了。
在潘金莲看来，李瓶儿“生了这个孩子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于是按照她的推理，要想整垮李瓶儿，就要从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命根子上开刀！
官哥儿满月时，潘金莲就找了个机会摆弄孩子，那么点娃娃，她竟然把他高高举起，结果孩子受了惊吓，发起了寒潮热来。有时潘金莲故意打丫头秋菊，使丫头杀猪也似的号叫，吓得娃娃根本无法入睡。更有甚者，一次李瓶儿让潘金莲暂时看管一会儿孩子，而潘金莲急于和女婿陈经济去调情，就把孩子单独放在了席上，不料一只大黑猫跑到孩子身边，又把孩子吓得连打寒战，口卷白沫。岂料想，这件事竟启发了潘金莲罪恶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潘金莲精心喂养着一只“雪狮子”猫，每天不吃鱼肝一类，只吃生肉，雪狮子训练有素，潘金莲对它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上次大黑猫吓着了官哥，潘金莲也深知孩子特怕猫，同时还知道官哥喜穿红色衣服。因此，潘金莲平日就“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挝食”，对它进行反复训练。一天，官哥病情好转，李瓶儿给孩子穿上红缎衫儿，放在外间炕上，“动动的顽耍”。没想到雪狮子正巧蹲在护炕上，看见官哥儿穿着红衫儿在炕上玩，“只当平日哄喂他的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扑将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官哥当场被吓得“倒咽一口气，就不言语了，手脚俱被风搐起来”，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一岁多一点的孩子竟然在争宠斗争中做了牺牲品。而孩子的离世，对李瓶儿本来已很脆弱的神经不啻是致命性的打击。潘金莲在初战告捷后，乘胜追击，千方百计地折磨李瓶儿，想一举彻底击垮这个她心中的最强的对手。
此前，潘金莲已经使尽浑身解数，无事生非地和李瓶儿斗气。李瓶儿又没有潘金莲那一副伶牙俐齿，所以经常气得“半日说不出话来”。忍气吞声更给潘金莲猛攻的机会。一旦官哥儿死了，她更是肆无忌惮地用恶言毒语刺激李瓶儿，她得意忘形地、连珠炮式地、指桑骂槐地说：“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得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着了“暗气暗恼”的李瓶儿病上加病，终于断送了年轻的生命。可悲的李瓶儿只是在咽气之前才有所悟，她对吴月娘说得十分沉痛：“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
潘金莲似乎胜利了，但与此同时，她也就永远地被钉在了耻辱柱上。《金瓶梅》这部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作者对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之深，这不能不使人深感震撼。潘金莲一直要通过各种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她不惜用毁灭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然而，她的所有行为都是用罪恶证明了自己的“存在”。那一桩桩一件件为毁灭他人所用的极端手段，都在向公认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挑战，也即对人性禁忌的底线挑战。在妻妾成群的大家庭进行争宠并不存在“成王败寇”的结局，女人的真正悲剧、妻妾的生死博弈是不是这样呢？
关于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评论界一直有悲剧人物论和“淫妇”论的研讨。我在上面的剖析，已说明我是不赞成潘金莲是一个悲剧人物的。理由并不复杂。潘金莲为了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印记（一直想出人头地），不是要用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相反，她是让其他人为她的生命付出代价，她生命中一个一个的血腥记录是为证明。这是一。第二，潘金莲是一个有勇气弯下腰去拾取满足情欲的人，但也可以制造血案，用杀死一个又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最可爱的。而这里用得着俄罗斯的心灵雕刻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所说：“只消有胆量”！对，潘金莲制造的一个个血案都源于她有胆量，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她什么都敢干，这怎能是一个悲剧人物呢？她每害死一个人都没有过良心的谴责。
关于“淫妇”论。我的所有分析，从没把潘金莲称之为“淫妇”。请问何谓“淫妇”？从《水浒传》开始，因为她和西门庆私通所以被作者和读者称之为“淫妇”，此后又被列为四大“淫妇”之首。是因为她是“肉欲狂”，是她随时随地有着“情欲冲动”，是她的不可遏制的“性亢奋”，是她的“枕上风月”令男人销魂，是她“色胆包天”，是她的“性妒忌”，还是她的无休止的“放纵”……应当说这一切潘金莲都具有，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她有太强烈的性要求。但是，人们随之要问：女性的性要求的强烈程度是否有一个固定尺度可以来衡量？我们只能说，因人而异。这在现代性学书籍中早已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必须看清“情欲”是个灰色的东西，它作为自在之物时，没有黑白之分，对错之分。如果情欲疯狂地冲击了人性禁忌的底线，那就是罪恶，那才是应该给予否定的。再有一点，潘金莲被人称为“淫妇”大多是男人视角审视和感受的结果，对于性能力强的男人来说，不会把同样性欲强的女人称之为“淫妇”，只有性能力低弱的男人才惧怕性亢奋、性欲太强的女人。总之，情欲强弱和性能力的高下似没有科学的尺度。潘金莲的罪恶是那些血腥的命案以及人性中最可怕的嫉妒，嫉妒才是万恶之源。性欲的强弱，我看倒也不是万恶之源吧！当然古代小说中在男女“床笫之私”时把女方称之为“小淫妇”不是昵称，就是调侃了。
最后我想引用意大利伟大诗人、《神曲》的作者但丁的一句很流行的话：
骄傲、嫉妒、贪婪是三个火星，它们使人心爆炸。
这是对贪婪、情欲、嫉妒的巨大危害最准确的描绘。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更是多方面的。
（三）李瓶儿
20世纪60年代初，一部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介绍《金瓶梅》时提到，小说文本在塑造李瓶儿形象时“性格前后判若两人，而又丝毫看不出来她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这里所说的“性格前后判若两人”，就是说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得善良和懦弱起来。这一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研究者提出质疑。这样的研讨虽然只是对李瓶儿性格的逻辑发展的真实性各自表述意见，但是就我的理解，它还涉及对这部小说中心人物之一的李瓶儿的社会的、心理的、特别是审美的准确把握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我们回归小说文本，考察李瓶儿命运和性格的发展轨迹吧！
李瓶儿长得漂亮，五短身材，肌肤白净，瓜子面皮，“细弯弯两道眉儿”“身软如棉花”。在她还没正式登场时，作者就介绍了她的部分身世。她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但“夫人性甚嫉妒”，婢妾多被她打死。李瓶儿在梁夫人的监视下“只在外边书房内住”，总算没被埋进后花园中。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山英雄攻打大名府，梁中书与夫人仓皇出逃，李瓶儿趁机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随养娘逃到东京，被花太监纳为侄儿媳妇。她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但实际上“和他另一间房里睡着”，而被其叔公花太监霸占。
花子虚是个习性浮浪，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他对李瓶儿这样如花似玉的妻子并不在意，却贪恋于嫖娼狎妓，眠花宿柳，撒漫用钱，时常三五夜不回家。可以想见李瓶儿内心的孤寂，生活的无聊。就在这当口，西门庆乘虚而入。她背着花子虚同西门庆偷情，而西门庆的“狂风骤雨”又给予她迟迟得不到的情欲以充分的满足。于是她迷恋于、也想委身于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倾其所有来倒贴他。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花子虚因房族中争家产而吃了官司，此时的李瓶儿并未落井下石，在惶惑矛盾的复杂心情下，她去找西门庆帮助搭救自己的丈夫，她跪着向西门庆哀告：
大官人没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一个女妇人，没脚蟹，那里寻那人情去！发狠起将来，想着他恁不依说，拿到东京打的他烂烂的不亏！只是难为过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没奈何，请将大官人来，殃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题起罢。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
这里正是写出了李瓶儿为人妻的一面，也应了俗语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了。然而人性的复杂还在于，她确实没做落井下石的勾当，更没有幸灾乐祸，她真心诚意想把丈夫救出来。然而她对花子虚再没什么更多的感情了。即在情感的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属于西门庆了。比如她拿出三千两银子求西门庆打点官府，西门庆认为无须这么多银子，她还是强要西门庆收下，这说明她除了身体、情感以外，在钱财上已经和西门庆不分彼此了。从情感的逻辑发展来看，早先李瓶儿还多次请西门庆劝说花子虚少在院中胡行，早早回家，确有盼望花子虚回心转意的心愿。然而花子虚的处处不争气，真的让李瓶儿心灰意懒了，情感意向倒向西门庆，不能说花子虚的软弱无能、不成器以及卧花宿柳的堕落与此无关。
设身处地地想，一个有血有肉而且有过独特命运遭际、又有着本能追求的李瓶儿，此时此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诸多矛盾不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上，李瓶儿的行为和意念有其合理性。只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花子虚经历了一场官司，从东京回到家里，房地产已分成四份，三千两银子也没了，甚至想买一所房子安身都遭到李瓶儿的拒绝。无能孱弱的花子虚整天在李瓶儿羞辱、嘲骂声中生活，很快着了重气，人财两空，又雪上加霜，得了伤寒，李瓶儿竟然断医停药，不久就气断身亡了。这确实是李瓶儿人性的异化的开始。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没有错，她想越过花子虚这层障碍也没有错。错就错在花子虚病重期间李瓶儿从冷漠到坐视他挨延而死。有人说这是“情迷心窍”，这当然很有道理，但花子虚的令她失望何尝不是一个原因呢？我感到在李瓶儿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不然的话，她不会幻想花子虚可能改邪归正，不再过那荒唐的生活；也不会以厚金求西门庆救助花子虚。这一切都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个女人的起码需求和不失为善良的心地。不容否认，性、情欲成了西门庆和李瓶儿的强力胶粘剂，但那首先是因为花子虚没在意过她，当然也就有了不能满足其情欲的缺失。花子虚在方方面面使她失望以后，才让她产生又一个幻想，希望西门庆真的在意她，所以才一步紧一步地靠拢西门庆。
没想到，“好事多磨”，风云突变。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杨提督被治罪下狱，西门庆深知这是危及身家性命的大祸，而且他更清楚自己民愤甚大，很怕“拔树寻根”，于是忙
不迭地龟缩避祸，潜踪敛迹。李瓶儿对这场祸事毫无所知，而且对西门庆突然从生活中蒸发，也不知底细，好端端的一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下来了。这以后才有了“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的故事。如果说李瓶儿轻率招赘只是因为欲火中烧，没有男人不成，不如说她的头脑过分简单完全没考虑到后果。后来她和蒋竹山产生情感裂痕也不仅仅是蒋竹山的性无能以及性格软弱，主要是因为她心中一直有着一个“伟丈夫”西门庆的影子在缠绕着她的情感。李瓶儿何尝不像大部分妇女一样，希望有一个在意她的男人陪伴，她之所以放下身段嫁给蒋竹山难道不能证明她的一种朴素的愿望吗？我们真的不能再简单化地把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看作是情欲的驱使了，李瓶儿的招赘不是她的“迫不及待”，而是后面有着太多太多主客观的原因。西门庆的突然失踪，确实让她大惑不解。进一步说，她虽然对西门庆存有一份强烈的痴情，但是她难道真的不了解西门庆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吗，西门家族到底是怎样一个家庭吗？
上层的内斗稍一平息，西门庆也躲过了一劫，化险为夷，重新趾高气扬地走上了街市，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的事了，他现在已无所顾及，立即腾出手来去惩罚蒋竹山和李瓶儿了，于是就上演了一场“草里蛇逻打蒋竹山”的闹剧。其实，此刻李瓶儿已对蒋竹山产生了厌恶之意。而西门庆的恼羞成怒，主要原因却是后来责问李瓶儿的话：
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什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
这就再清楚不过了，西门庆雇人打蒋竹山，砸了生药铺，还要告蒋竹山欠账不还。这绝非单纯的吃醋，而是他绝不允许在他眼皮子底下开铺子，夺他的买卖。
李瓶儿的可悲是在这场闹剧中，她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开始是先拿蒋竹山撒气，舀了一盆水赶着泼去，撵走了蒋竹山。接着厚着面皮拉来玳安吃酒，请玳安转告西门庆求娶之意。西门庆拿腔作势，最后一顶轿子把李瓶儿抬了过来，然而“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有人出去迎接”，好容易进了西门府第，西门庆一连三日都不到她房里去，她大哭了一场之后只得含羞负气自尽，被救了下来，西门庆又给她劈头来了个下马威。到了第四天晚上，西门庆提着马鞭子，气势汹汹进了李瓶儿房间，要她脱衣跪下。虽然李瓶儿软语柔情感动了西门庆，但她受辱的所有情节已为府里上下都知道了，甚至那些有点身份的丫鬟也敢当面拿她打趣。直到西门庆全家一次聚会，论尊卑列序坐下，她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分。刁钻的潘金莲还在李瓶儿脚跟尚未站稳之时压她一头，给她难堪。总之，从此以后，李瓶儿对西门庆俯首帖耳，死心塌地，甚至对其他妻妾也显得十分谦恭，比如一进门见到吴月娘就“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见了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也是磕头礼拜，一口一声叫“姐姐”。甚至见到不受待见的孙雪娥，也慌忙起身行礼。见到被西门庆宠幸的春梅，立即送她“一副金三事儿”。即便对小厮玳安也是宽厚体贴。至于对西门庆更是曲意逢迎，并说：“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姊妹，随问把我做第几个的也罢。”李瓶儿只要一面对西门庆，性格就会变得被动，就会逆来顺受，智商也不高了。当然，这种甘愿屈居人下的心态，真的不是仅仅指望西门庆满足她的情欲（事实上，小说文本在写西门庆和李瓶儿的性活动中，几乎没有写李瓶儿过分不堪的举动，这是和作者写潘金莲和王六儿截然不同的地方），而是经过三番两次的大大小小的折腾，李瓶儿是有一种安生过日子的念头。无论是甘于屈居人下也好，或是忍辱负重也好，李瓶儿确实看开了很多。她自个儿有财富可以自由支配，她经常拿出钱物进行公关，唯一的愿望就是求得上下左右能认可她。也许不是贪图她的钱物，而是她没像别人的刁钻，也不像有些人的吝啬，她在这个家口碑越来越好，这一切从性格发展以及规定情境中的具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我们看不到她在性格上的判若两人，我们只是体会到作家在塑造这个独特女性时的艺术辩证法运用上的高妙。笑笑生作为小说创作大师，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他不是一个艺匠，他是一个心底有生活的人，他能准确地把握人的心灵辩证法。他坚持用自己的视角去选择那些有说服力的细节，用人的命运来记录这个特定环境，又通过这个环境来解读这个人物内心和他（她）的精神气质。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像李瓶儿等重要人物都是“标本性”的人物，我想这才能称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吧！其实后面的故事和李瓶儿的性格表现更可深一层次地证明这个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李瓶儿进了西门府，她曾有过稍许的清醒头脑，只因西门庆对她的一点宠爱，她不仅忘记了蒋竹山对他讲的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女人的领袖”等等真心话，而且完全错误地低估了西门府内上上下下对她存有的戒心、嫉妒乃至敌视。她虽然讨好吴月娘，但她第一个得罪的恰恰是吴月娘，这中间虽和潘金莲的挑拨有关，但吴月娘嫉妒她漂亮、有钱，因此早就为李瓶儿进门和西门庆闹翻过，后来虽有所缓和，但也是面和心不和。她又特没头脑，竟然把她的第一对手潘金莲视为知己，还要求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潘金莲旁边，说“奴舍不得她，好个人儿”，这简直是一大笑话！一个一心把拦汉子的人，一个把任何女人都可以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女人怎么可能和她的情敌坐上一条船呢？果然，李瓶儿虽然处处忍让潘金莲，但都无济于事，一场李瓶儿意料不到的残酷斗争就此开始。李瓶儿完全不能认识到她越是得宠，她在潘金莲的眼中就越是一个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显然李瓶儿就在阴险毒辣、步步进逼的潘金莲一系列有计划的阴谋行动中败下阵来。这就又一次证明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之间的争宠是必然的，谁最受丈夫的爱怜，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成为集中打击的对象，其对抗的形式又多半是你死我活的，这里面没有丝毫温良恭俭让。李瓶儿的悲剧下场是必然的。
我在分析潘金莲形象时已经提到，命运又安排李瓶儿生了一个儿子，这几乎使潘金莲疯狂，就在官哥儿呱呱落地时，潘金莲竟跑到自家房中失声痛哭，也就是在这种全然失控、失态的情况下，一系列阴毒计划实施了。她让官哥儿不是受凉就是受惊，最后终于放出“雪狮子”吓死无辜的小生命。本来李瓶儿已经逐渐了解到潘金莲和助纣为虐的孟玉楼对她不怀好意，但是从性格上来说，李瓶儿的懦弱和“禀性柔婉”，以及见事则迷、头脑简单也使她在乌眼鸡似的环境中失去自我保护的意识。再加上她自认为西门庆对她很宠爱，现在又为他生了儿子，于是总是抱有幻想，觉得西门庆会保护她，因此很长时间所受的委屈和一些真相都没有告诉西门庆。直到官哥儿死了，她的精神崩溃了，而身体在西门庆的另一种形式的糟蹋下也就彻底毁了，血崩症已无药可治，再加上潘金莲整天价的叫骂，使李瓶儿再也没有精神和力量与死神争斗了，她对继续生存下去已经彻底绝望了！
小说文本写得最深刻的地方是对李瓶儿心灵冲撞下梦境和幻觉的精彩描绘。这些梦境和幻觉的共同特点是，它出现的人物都是她前夫花子虚，梦幻的内容又几乎都是花子虚发誓绝不宽容她。在梦幻之中，花子虚拿刀动杖找她厮闹，算账，这一切在梦境中反复出现。第五十九回写李瓶儿做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告他：“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这场梦境真实地反映了她心中的痛苦。小说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曾先后四次向西门庆叙述这些梦境的内容。李瓶儿的梦境和幻觉无疑是一种生前的恐惧感，但也是一种罪孽感、负疚感的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李瓶儿的良心发现。把她此时的心态和潘金莲相比较，潘金莲亲手害死了那么多人，小说从来没提到过一次，去说她受良心的谴责。而李瓶儿的这种罪孽感和恐惧感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看作是她的自我谴责，乃至有着忏悔的意味；潘金莲从未陷入良心的惩罚之中，她只知道用罪恶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李瓶儿这种心灵冲突的展开中，作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这里我们不得不引用一句名人的经典文字来加以说明了。
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评论时说：
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感情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23]
我认为，兰陵笑笑生不仅是一位对性格勾描有着浓厚兴趣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他同样是深谙心灵辩证法的大师。
以上的文字我几乎都是一边分析一边叙述，目的只是要申明一点，李瓶儿的性格真的不是前后判若两人。因为在李瓶儿性格中原本就存在捍厉和柔婉的两面，而因时间和环境以及对象的不同，她性格的其中一面可以而且必然突现出来，因此在李瓶儿身上完全证实性格组合论中的矛盾统一的规律。
故事的继续发展是李瓶儿生命的终结。
李瓶儿获得西门庆的宠爱经历了一波三折，而一旦获得了西门庆的宠爱，随之而来的就是遭祸。实事求是地说，李瓶儿进到西门庆家以后，似乎没有太大的奢望，她指望和西门庆“团圆几年”“做夫妻一场”。但是好景不长，潘金莲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她，明里暗里折磨着她。甚至西门庆到她屋里，她都不敢收留，硬是把西门庆推到潘金莲那边去睡，事后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一个从来把西门庆视为“医奴的药”的李瓶儿竟然怕到这种程度，不敢让西门庆在自己屋里待上一夜，冥冥中，她知道她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
人们在读小说文本时，一个重要场景恐怕是任何人都不会忘却甚至被感动的吧。
在弥留之际，她躺在龌龊的床上，西门庆要来陪她，但她还是拒绝了，她不愿脏了西门庆。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双手搂抱着西门庆的脖子，有太多的话要倾诉，也有太多的叮嘱：
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得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的苦口说你？
人们读到这里，如果你还熟悉《红楼梦》的话，那么《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你会感到一切都太相似了。秦可卿语重心长，而李瓶儿的这番肺腑之言，可能更令你动容！难怪连西门庆也被感动得悲痛欲绝。是的，李瓶儿跟西门庆的所有妻妾都不同。临死都撇不下西门庆，那眷恋之情，那种撕心裂肺地倾诉，是对西门庆最后的体贴、最后的关心！
写到这儿，我认为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了李瓶儿的性格和内在的精神世界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试着商榷一个在《金瓶梅》评论界流行的说法，即李瓶儿是情欲害了她，甚至也有评论者说她“情迷心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李瓶儿不同于潘金莲。潘金莲害死人也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李瓶儿却一直被花子虚的阴影萦绕着脑际。至于情欲、性欲等等，也如前文所言，这是没有标准尺度可以衡量的。李瓶儿虽然说西门庆“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这也只能说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痴情，似乎还不是对西门庆的性崇拜。
我认为，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心态绝不能归结为一种内驱力。如果说李瓶儿一切行为都是来自于她的情欲旺盛，这就把一个人物看得太简单了。进一步说李瓶儿的悲剧性的死亡，既有痴情，也有头脑的过分简单；既有外界的逼压和陷害，也有内心的恐惧；她既有人不可能没有的情欲，也有苦苦想获得真正爱的愿望……对花子虚和蒋竹山的寡情其实也不单是李瓶儿一方的罪过。因此，把一个活生生人物的所有行为都归结为“情欲”，不仅失之于简单化，而且不符合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事实是，一个人行为的内驱力只能是各种因素的合力。“情欲”绝不是决定人行为的唯一动因。
我对李瓶儿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潘金莲就在于她不是不渴望走出阴影，而是她走不进阳光。那个社会的女人的尴尬正在于此。
（四）庞春梅
春梅本来是一个丫头，但在“金瓶梅世界”中，却是第三号女主人公，从《金瓶梅》命名的第一层面来看，她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在小说的后十五回中，春梅不仅成了主子，更是扮演着主角的地位，“戏份”很重。无论从作者的创作构思，还是从我们读者阅读行为来看，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而春梅形象的塑造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笑笑生是很认真地把他对生活、人和艺术的理念贯彻到这个人物上了。
如果看得仔细，《金瓶梅》还是交代了她的身世。小说说北宋政和二年黄河下游发大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庞春梅，原是庞员外的四侄女，可是很不幸，周岁死了娘，三岁死了爹。庞员外从洪水中救出了春梅，可是庞员外却被洪水冲走。幸好春梅被好人救出沧州地界，过南皮，上运河，到临清，进入清河县城，后由薛嫂用十六两银子卖给西门家，原为吴月娘房中丫环，后被派到潘金莲房中，侍候潘金莲。在月娘的房里，她不是“大丫头”，小说第一回交待得十分明白，大丫头是玉箫，所以春梅肯定是个普通丫头。在派到潘金莲房中先是得到这个新主子的喜爱，后来又被西门庆“收用”了。据笑笑生介绍，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对这些特点，小说并没有一一给予展现，然而见女人即不放，又是潘金莲房中的丫环，西门庆“收用”可能既有春梅的姿色、聪明、谑浪等的原因，肯定又和潘金莲为了笼络西门庆、强化自己房里的力量有着太多的关系。因为西门庆刚刚流露有意“收用”春梅，潘金莲顺水推舟，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并讨好西门庆说：“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后边坐，一面腾个空儿，你自在房中叫他来，收他便了。”（第十回）这对于一个妒忌成性，绝不肯任何女人分其一杯羹的女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潘金莲却和西门庆也和春梅达成了默契，当然也是一笔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写西门庆“收用”春梅过程中，并没有一笔描写两人的性活动，只用了十四个字稍作点染：
春点杏桃红绽蕊，
风欺杨柳绿翻腰。
而且以后从未过多说明和渲染西门庆和春梅的性活动，即用的是隐笔和简笔，而这又是和小说“以淫说法”，大肆描写春梅与陈经济、周义的性行为截然不同了。我想，可能是笑笑生有意腾出笔墨在春梅出场后先集中地刻画她的性格特色吧！
春梅被西门庆“收用”后，潘金莲对她更是另眼相看，极力抬举她，“不令他上锅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至于西门庆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把她“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一句，要一奉十……”这虽然是潘金莲吃醋说的话，但是还是很逼真地反映出西门庆对春梅的宠爱。事实是，“收用”前后真的是春梅“气性”不同的分水岭。“收用”前，春梅颇懂得韬晦，不显山不露水，充分显示出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因为我们起码没有看到作者铺陈她怎么谑浪、聪慧和善应对的性格优势。然而一旦被“收用”，春梅的自我感觉显然更好了，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准”妾了，同时她内心潜藏着的心比天高、自傲和阴狠的品格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膨胀。她甚至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变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首先瞄准了孙雪娥作为打击和报复的对象，也是她第一次扮演潘金莲的马前卒。
一天早晨，西门庆要到庙里去给潘金莲买珠，叫春梅到厨房告知孙雪娥操办早餐。潘金莲便阴阳怪气地调唆：
你休使他，有人说我纵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儿哄汉子。百般指猪骂狗，欺负俺娘儿们。你又使他后边做甚么去！
这里的“有人说”当然指孙雪娥背后说的话，一方面是挑起西门庆对孙雪娥的不满和厌弃，另一方面就是提示她和春梅与孙雪娥的旧恨新怨。想当年春梅在吴月娘屋里时，孙雪娥曾在灶上用刀背打过春梅。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心没肺的孙雪娥在厨房看到春梅气不顺，“捶台拍盘”，于是故意戏弄她一句：“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春梅听了立刻暴跳起来。孙雪娥见她气不顺，再不敢开口。这次为了给西门庆做早点，孙雪娥因对潘金莲和春梅不满，心怀抵触有意拖延，在西门庆“暴跳”之下，潘金莲打发春梅去催促。春梅大吵一通后，“一只手拧着秋菊的耳朵”，“脸气得黄黄的”，回到房里，添枝加叶地对潘金莲和西门庆诉说了一遍。西门庆在两个人的挑拨下，以孙雪娥惨遭怒骂痛打而告终。从此孙雪娥算是清醒地认识到了春梅“可可今日轮他手里，便娇贵的这等的了！”
一场以潘金莲、春梅取得胜利、占了上风的风波虽然过去了，但是春梅的阴狠、恶毒的心机还留在后面。
春梅的专横跋扈还表现在对秋菊的欺凌压迫上。著名的“醉闹葡萄架”后，潘金莲丢了一只鞋，于是让秋菊去找，找不到，潘金莲就让春梅掇了块大石头顶在秋菊头上，跪在院子里，后来又叫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本来这种行为已经够狠毒的了，春梅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对潘金莲说：“娘惜情儿，还打的你少。若是我，外边叫个小厮，辣辣的打上二三十板，看这奴才怎么样的？”从身份上说，本来都是买来的丫头，但是只因为春梅受宠，就立即失去人性，残害同样受苦的人，成了恶人的帮凶。
春梅的地位不断上升，不但潘金莲让她三分，甚至西门庆对她也是言听计从。比如潘金莲因与琴童私通，被孙雪娥和李娇儿告发，西门庆怒火万丈，拿着皮鞭拷问潘金莲。唯一在场的只有春梅，而且坐在西门庆怀里说了一番让西门庆心动的话：
这个爹，你好没的说！和娘成日唇不离腮，娘肯与那奴才？这个都是人气不愤俺娘儿们，作做出这样事来。爹，你也要个主张。好把丑名儿顶在头上，传出外边去好听？
真是伶牙俐齿，几句话把西门庆说得心服口服。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是从这样不小的事件中，第一次领略春梅的“性聪慧”和“善应对”的才能。当然这件事也反映了春梅和潘金莲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她没趁机落井下石，而是保护潘金莲安全过关，化险为夷。春梅潜意识里何尝没有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认知，这就是为什么潘金莲的母亲也说春梅和她女儿是穿一条裤子的。春梅的“聪慧”就在于该韬晦即隐而不发，该出击就绝不心慈手软，该制服对手就会狼狈为奸，在西门氏家族中，春梅的角色是绝对不可小觑的。
春梅的春风得意是慢慢显现出来的，但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又往往使她感到郁闷。为了化解这种郁闷，更为了证明她的地位的“今非昔比”，她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说明她高人一等。明明是西门庆掌上玩物，泄欲工具，但也要装腔作势，显出她的非同一般。小说第二十二回写春梅骂李铭的一场戏充分说明这个有心计的女人是怎样抬高自己的身价的。
乐工李铭是李娇儿的弟弟，西门庆请他来教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四个丫鬟学琵琶、筝、弦子、月琴。一天，迎春等三个丫鬟正与李铭打情骂俏，一起厮混，“你推我，我打你，顽在一块”，“狂的有些褶儿”，她们几个出去玩闹了，屋里只剩下春梅，李铭教她弹琵琶时，把她手拿起，略微按重了一些，假装正经的春梅立刻怪叫起来，把李铭骂得个狗血喷头：
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少死的王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哩！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手的来了。贼王八，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等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王八来？撅臭了你这王八！
这一通千王八、万王八的臭骂，不仅是小题大做，大造声势，不外是要显示她的尊贵，她在西门家的不同寻常的地位，从而把她和其他几个丫鬟区别开来。可笑的是，春梅这出假撇清的小闹剧，还要在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宋惠莲等人面前再搬演一番。正是这一闹，达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骂走了她不喜欢的李铭；二是打击了玉箫、迎春、兰香等三个丫鬟；三是再次自抬身价，表明“我春梅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
春梅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潜隐着一种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心态。她聪明，好逞强，又泼辣，而且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宠爱下，已经逐步形成了对和其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人的轻蔑，甚至歇斯底里地发泄她的淫威，残忍地欺凌地位更为低下的丫鬟，这就为春梅后来越趋丧失人性埋下了伏笔。笑笑生即使写这样一个人物也不敢稍有懈怠。苦苦经营，目的就是想写出一个圆形的人，一个绝非单色调的人，春梅后来的行径，更可以看出这位小说家的笔底春秋。
西门庆的暴卒，没能来得及满足她的虚荣心，潘金莲与陈经济的肮脏勾当东窗事发，春梅也被遣送出去。她在被卖到周守备家后，命运之神却把她推上了“夫人”的位置。
解读八十五回后的春梅，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不可不注意。一个是她在教育秋菊要懂得上下尊卑时说的话：“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绝不能“骗口张舌，葬送主子”。另一句话就是在西门家族树倒猢狲散后，她似乎若有所悟，“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她亲口说的，她也的的确确这样做了。这两个关键词大大帮助我们更好更准确地把握春梅“这一个”典型的真实心态的底蕴。
春梅先是做了周守备的妾，后来因生子得宠扶了正。而潘金莲被逐后，又“荒唐”一个短短时间，就遭到武松的凶杀。春梅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整整哭了三天，茶饭不进。潘金莲死后没人收尸，她给春梅托梦。春梅拿出十两银子，两匹大布，打发家人张胜、李安装裹下葬，埋在永福寺的白杨树下，并且逢年过节去烧纸上坟。春梅对潘金莲这一系列行动，基于旧情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但是对旧时主子潘金莲的忠义之心是不是也是左右她行为的一种原因呢？春梅就曾对吴大妗子说过：“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举我来！”这说明春梅自知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丫头，但她又不甘人下，那种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心态却与日俱增，真正略微满足她的这种愿望的只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潘金莲被杀前，春梅曾哭泣地请求周守备把金莲娶来，并表示“他若来，奴情愿做第三的也罢”。所以春梅和潘金莲既有同病相怜、恩义不绝的一面，也始终有着主尊奴卑的思想观念在支配，不能说春梅的态度和感情是虚伪的。
我们承认春梅对潘金莲的感情是符合情理的。但是根据春梅性格，特别是她那种阴毒、报复性极强乃至动不动就撒泼的性格，为什么却对吴月娘有了匪夷所思的行为呢？是她的大度使她能怨将恩报，还是另有原因？
想当初，吴月娘打发薛嫂发卖春梅时态度极为坚决，春梅想在西门庆家再住一夜，也不被允许，而且原价拍卖，甚至“教他罄身儿出去”，不准带衣服。当时的情景很让潘金莲大大难受了一番。可是春梅在跟潘金莲说了“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以后，竟“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春梅倔犟的性格包孕着很复杂的感情。对一个底层出身的丫头来说，人们是不能否认春梅的这份骨气的。当然，被逐的愤怒、气恼以及对潘金莲下场的丝丝担心，肯定会使她对吴月娘构成一种强烈的怨恨。
无巧不成书。西门庆死后第二年的清明节，吴月娘等“一簇男女”到五里原给西门庆上坟，路过永福寺，而春梅也恰在永福寺，这真是狭路相逢。出乎吴月娘等人意料的是，春梅“花枝招飐磕下头去”。明确表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又向月娘、孟玉楼“插烛也似磕下头去”。这说明，天经地义的封建等级观念，已深入春梅之骨髓，并左右其言行。事实是，她被月娘逐出家门，出自自我人格价值的本能，她可以义无反顾，“头也不回，扬长决裂”。一旦地位变化，压力减轻，其情感化的对主尊奴卑礼数的反拨和冲击就又会逐步消失，她永远记住的是，“奴那里出身，岂敢说怪”。出身卑贱者就要永远对出身高贵者表示谦恭。春梅以主奴之礼拜见，声明自己“不是那样人”，就是要遵守“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春梅的人身依附意识、等级观念和奴才性是很鲜明的。
其实，春梅的“出身论”和奴才性又可以从对孙雪娥猛下毒手看得更加分明。因为她深深了解孙雪娥的出身也不过是个丫头。为了除掉孙雪娥这个“眼前疮”，她寻死觅活，大耍无赖，硬是把孙雪娥褪下小衣，打得皮开肉绽，再卖给妓院。这里不仅可见春梅报复心之重，也可见她小人得志、奴才逞威的丑陋面目和肮脏的灵魂。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迪：奴才一旦做了主子，比主子要更生猛更凶残更阴毒。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中说：
中国常语常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事上谄者，临下必骄。对于奴性和奴才，鲁迅恨得最切，揭得最深。而我们也正是从春梅的形象中看得分明：奴才都有两重人格。对上是奴，对下是主。学会了当奴才也就学会了当主子，学会了服从也就学会了统治，学会了治于人也就学会了治人。
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通过春梅形象，我们又一次认知到笑笑生以性格雕刻大师的笔法，在心灵冲突和性格冲突中，揭示了人性和性格的复杂性。笑笑生突破了前人类型化、脸谱化的写作模式。就春梅对吴月娘和孙雪娥两个地位不同人的态度，充分显示了性格多重组合的艺术力量以及那追魂摄魄、传神写照的审美效果——人性中的恶是何等可怕！
春梅的第二个关键词“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是她人生观的表述。这种人生观不可谓不超前，因为时至今日不是也有不少人持有这种风流一日是一日的人生态度吗！
对于春梅来说，当她还是一个丫头时，她的“风流”应当说是在主子面前的百依百顺，似还没有怎样主动追逐过。比如，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她二话没说就被她主子“收用”了；到了后来潘金莲与陈经济私通，被她撞见，潘金莲为了不被张扬出去，拉她入伙，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顺从地脱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虽然春梅不断声言“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暗示他人不要把自己同那些卑贱的奴婢辈一视同仁，但在主子面前，她的灵魂深处隐藏的仍然是自卑的自轻的自贱的心态。
小说写到八十五回，从情节上来看，春梅虽然又被卖了出来，但好运却也随之而来。然而春梅无限制地放纵自己不仅仅因为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春梅人生态度的变化，其实更与她亲眼目睹西门家族的败亡毁灭有关。西门庆的暴卒对她打击很大，起码她失去了靠山，而面对西门家中的各色人等，她内心更有太多的不平，至于最后皆作鸟兽散，这种人世变迁，这种烈火烹油后的惨淡，不可能不对春梅人生态度有着太大的影响，所以在八十五回里，她就感慨系之地说了“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
春梅嫁给周守备时，守备已是近五十的年纪，所以小说写守备“在她房中一连歇了三夜”之后，从此再无一处提及他们之间的性生活。从小说描写来看，春梅虽然“每日珍馐百味，绫锦衣衫，头上黄的金，白的银，圆的珠，光照的无般不有”，但是“晚夕难禁孤眠独枕，欲火烧心”。于是，她下狠手清除了孙雪娥，紧跟着又把她的老情人陈经济引进家中，重温旧梦。在疯狂做爱时却被周府家人张胜发现，陈经济被张胜所杀。陈经济死后，春梅又与老家人周忠十九岁的儿子周义滥交。终因纵欲过度，得了骨蒸痨症，最后死在周义身上。
春梅之死是作者表达这部小说“惩淫”的主旨。正如黄霖先生所说，她的死象征着金、瓶、梅一类的淫妇们死了，西门庆死了，以淫为首的万恶社会必将趋向死亡。[24]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仍有很多可玩味的思想内涵。
小说八十回前极写西门庆的暴发，小说后二十回又极写作为奴婢的春梅的奇遇和暴发。然而他们都是在生命之旅上因纵欲而迅速走向死亡。西门庆死时仅三十三岁，而春梅则只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就这样以极荒唐的形式结束了自以为很风流的生命。罗德荣教授早在1992年出版的《金瓶梅三女性透视》一书中就深刻地指出：
人类对于情欲的本能冲动，属于生命的主观方面，是无限的；而生命的载体，即客观方面的七尺之躯，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则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客观来负载无限的主观，就会失去平衡，造成崩溃。人类如不通过自律的办法来自我调节，便会如无限自我扩张的暴发户商人西门庆和婢作夫人庞春梅一样，导致生命内在平衡的破裂，酿成亡身败家的人生悲剧！[25]
信哉斯言。
（五）吴月娘
吴月娘是西门庆续娶的正妻，在封建大家庭的特殊结构中是大妇主母，同时在“金瓶梅世界”里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吴月娘的结局是除孟玉楼以外最好的了。“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但她们的性格和活动显然含有另外的意义，主要的已经不是表现“以淫说法”和强调“戒淫”的主旨了。
对于吴月娘这个人物，读过《金瓶梅》的人都是不会忘记的。但在我们的生活里，她的名字远远不像金、瓶、梅那样流行，这或许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不像金、瓶、梅那样突出。因此，对她的看法是曾经有争论，而且现在也仍然可能有争论的。
比如崇祯本批评她具“圣人之心”，是一位“贤德之妇”。可是到了清代，那个把《金瓶梅》作了仔细、翔实评点的张竹坡却指责吴月娘是一个愚顽贪婪、奸诈以及纵容西门庆做坏事的婆娘。当今研究《金瓶梅》的一些学者也还是把她看作是一个有心计、很阴险的人物，“只是披了一张假正经的画皮而已”。当然也有的人对吴月娘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而我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和作家的倾向以及读者的态度，始终坚持一种理念，即：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性，又从作家对人物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去评定人物在作家艺术创造中的地位，最终落脚到作家比前人做出了什么新的贡献。如果这一理念和方法尚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对吴月娘的这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虽然带有批评者强烈的主观性，却从客观上反映出这一形象内涵的复杂性。
吴月娘是左卫吴千户的女儿，家庭的出身使她深受封建道德的教养，“举止温柔，持重寡言”，事事处处以三从四德约束自己。小说借吴神仙之口称赞她：“面如满月，家道兴隆”“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发福”“干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鬓，坤道定须秀气”。这虽然是相面，而且又是出于吴神仙之口，夸大其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话也是隐含着作者对她的褒扬。因为在西门庆这个被人称为“淫窝子”的家庭，吴月娘以顺为正，恪尽妇道，实属不易。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和读者认为吴月娘“虚伪”“自私”“奸险”“盲目自大”等等。当我看到说吴月娘“奸险”时，我立即想到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先生为《红楼梦》写的那篇长序，他在分析薛宝钗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时，即针对有的人说薛宝钗“奸险”时说：
曹雪芹如果要把薛宝钗写成个女曹操，为什么不明白写她的奸险，却让我们来猜谜呢？[26]
紧跟着他又指出：
是有那样一些读者，他们把小说当作谜语来猜。他们认为书上明白写的都没有研究的价值，必须刁钻古怪地去幻想出一些书上没有写的东西出来，而且认为意义正在那里。[27]
这些话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了，然而我至今还认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是不是也应从小说中明白的形象描中写看清楚吴月娘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呢？
现在我们先不妨选一则典型的事例，看看笑笑生是怎样写吴月娘的。
由于潘金莲的挑拨，吴月娘同西门庆两人连话都不说了。吴月娘的弟弟来劝她说：
你若这等，把你从前一场好都没了！自古痴人畏妇，贤女畏夫，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今后姐姐，他行事，你休拦他……才显出你的贤德。
我们可以肯定除了她受着家庭的教育以及信奉的三从四德外，仅从身份来说，她作为西门庆正式娶过来的妻子，在那个社会，她必然要顺从丈夫乃至忠诚于丈夫，只有这样才符合“贤德”的标准。进一步说，在西门庆这样的家庭里，她能洁身自好，西门庆死后又不受物欲与情欲的引诱，保持清清白白到最后，这就与西门庆的几个妾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和孟玉楼也很不同。
按照书中的描写，吴月娘是一个笃信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那些奴隶道德，并且以之约束自己言行的人，因此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备。如果我们不喜欢她身上的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她受到西门家族上上下下的敬重，是她这种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她的虚伪与“奸险”。那种认为吴月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实施她的奸险计划的，是不符合小说描写的，也削弱了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当然，她的言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矫揉造作、妄自尊大和虚伪之处，但这和奸险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
当然，最为读者诟病的是她帮助西门庆出主意如何拐骗李瓶儿的财物，她提出：
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须如此如此：夜晚打墙上过来，方才隐密些。
后来西门庆果然就是按照吴月娘这个法儿办的。而且吴月娘领头并且亲自接运，运来的箱笼财物又藏在吴月娘的房里。这件事，吴月娘是有助纣为虐之嫌，但是西门庆与李瓶儿关系的发展，吴月娘事先对西门庆是有过提醒的，可是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她“贤德”的“忠诚”，只能让她和西门庆一块儿坑人。这一类事无须为她辩解。
作为西门庆这个大家庭的大妇主母，我看她主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在经济上助夫理财；二是协调各房的关系。在理财上不用多说，吴月娘一直掌控西门庆的家财，西门庆送件衣服，也得先向吴月娘打招呼。一次潘金莲向西门庆要皮袄没有事先告之吴月娘，结果惹她老大的不高兴。不过西门庆每遇大事都要和她商量，李瓶儿财产转移一事处处是按照吴月娘的主意办的，而蔡京府中的大管家翟谦要西门庆帮助买妾，也都是吴月娘出主意，妥善地解决的，尽管余波未尽，但还是显示出吴月娘的心计，应当说她是个有头脑的人。在那个社会，那样的家庭，让她这样的主妇大公无私是不可能，她只能做到，为西门庆这个家的财产“自私自利”。她的人生哲学也如一般管家之人和当妻子的人一样，“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婆还有个里外心儿，休说世人”。听了这些话，你也许很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但是西门家族后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和吴月娘的治家有方不无关系。
关于协调各房的关系，这可是个大艺术。西门庆可算是妻妾成群了，可是他仍不满足。包占妓女李桂姐，一下就花五十两银子，他一个接一个地迎娶新妾，吴月娘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加以规劝，提醒他要保重身子。与五妾相处，“亲亲哒哒说话儿”，也算够大度了。对于李瓶儿，原来她反对西门庆把她迎娶家中，后来娶进来了，还怀上了西门庆的孩子，后来又生了下来，吴月娘真是关怀备至，如同己出；她对潘金莲的态度矛盾，也是因为潘金莲常给她下绊子，弄得她非常生气，西门庆死后，潘金莲越发不堪，吴月娘忍无可忍，才把她打发出去；而孙雪娥受了潘金莲的气以后，也是向吴月娘哭诉，这都证明吴月娘在协调几个妾的关系上还是很有办法的。后来西门庆和奶妈如意儿通奸，潘金莲又去告发，她下定决心不闻不问，至于西门庆和林太太的臭事她竟浑然不知！总之，你无须把“正面人物”的桂冠戴在吴月娘头上，但我们也无须把她看成是个品质很坏的人。我们看到了吴月娘有心机，从她身上也看到了封建主义的虚伪，但她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在多重复杂关系里，保清白于最后，也算不容易了。作者对她的宽容，更让我们看到这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贤德的女人是一个很真实的、有说服力的现实“存在”！
列夫·托尔斯泰为了总结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并把这一思考传达给众人，发表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生活之路》。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玩味：
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话语。在一个人看来是不好的，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好的；对你来说是毒药，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甘甜的蜂蜜。话这样说无所谓。我看的是那找我来的人的心。[28]
《生活之路》是托尔斯泰的绝笔之作。生命经验和人生体验是他创作智慧的基石。他言简意赅的话语让我们感到太多的文化蕴含和哲理。上引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理解人生、艺术和人物形象大有裨益，对一部始终有争议的小说包括其中的人物，我们有必要思考他的话。
（六）应伯爵
笑笑生在他的小说里最不齿的一个人就是应伯爵。也许出于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他对应伯爵之流讽刺之尖刻简直不留丝毫情面。应伯爵式的人物，千百年来在社会生活中真是不绝如缕，时至今日仍然可以看到此类人物的面影。
笑笑生的《金瓶梅》，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人物塑造上，应伯爵这一典型的创造在明代小说之林中是首屈一指的，说“前无古人”绝非夸张之语。也许熟悉文艺理论的读者认为作者对此类人物的批判不应由作者直接出面，而应是自然流露的“倾向性”。然而我们还是看到作者那溢于言表的愤激之情，也许应伯爵这样的人伤害过作者？但是，我想，作者绝不会如此心胸狭窄，而是看到应伯爵式的人物或是应伯爵之流乃是社会的毒瘤。“帮闲”这一特殊称谓和他们的行径，其危害性也许不仅仅限于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小集团的腐蚀，其实，它对整个社会有着太大的破坏力，这一点具体到《金瓶梅》还不可能全面表现出来。但一经把这种应伯爵现象延伸地来看，他真的是生活和人性的腐蚀剂。
应伯爵在小说中确实没有自己独立的故事，这不是因为他不是小说的主角，而是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不可能构成自己独立的故事。
帮闲就是帮主子消闲。主子要吃喝玩乐，主子要显摆自己的富有、权势，就不可能没有帮闲分子去“打托儿”。应伯爵是一个把一份家财都嫖没了的家伙，为了生存他很自然地追随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弟帮嫖贴食，“在院子中顽耍”，这个破落户就获得了一个“雅号”——应花子。一般地说，帮闲人物多不是蠢材，而往往是有不可小觑的聪明劲儿，且奇技淫巧样样皆通。但是，帮闲必须具备一种品性，那就是厚颜无耻。正是在这一点上，笑笑生把应伯爵的丑行勾画得淋漓尽致。
既然应伯爵没有自己独立的故事，我们就不妨取其片段，看看这位帮闲人物是何等模样。
应伯爵傍西门庆，主要是在妓院，他既可打诨凑趣，也可以揩油抽头。他第一次亮相就是随西门庆到丽春院去梳拢李桂姐。第二次是元宵夜，和西门庆逛灯后又到丽春院。西门庆出钱摆酒，应伯爵则摇那如簧之舌营造欢笑气氛，他临场发挥，讲了一个关于老鸨的笑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段情节之所以重要，是应伯爵第二次出场就把一个帮闲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他既嘲讽了老鸨儿的趋炎附势以映衬自己家势败落后人情冷暖带给他的心酸，同时也透露了笑笑生对他的讽刺只因为他不过是为有钱有势的主子插科凑趣，为他们堕落的生活再添加点佐料。帮闲的哲学就如应伯爵所说：“如今时年尚个奉承。”这是认识他的关键词。“奉承”乃是时尚。应伯爵的全部聪明才智就是为西门庆寻欢作乐服务的，而他竟也在这一场场逢场作戏中求得一点点满足。在陶醉于自己的小聪明发挥得很成功时，也要揩点油，补偿一下他可鄙可悲的无聊付出。
应伯爵的帮闲生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为了谄媚求生而不惜糟蹋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妓女郑爱月面前的表演。一天他跟随西门庆到郑爱月处，倒上酒后请郑爱月喝，而郑爱月故意刁难他：“你跪着月姨儿，教我打个嘴巴儿，我才吃。”应伯爵几经周折还是“直撅儿跪在地下”。而郑爱月却乘胜追击说：“贼花子，再敢无礼伤犯月姨儿？……你不答应，我也不吃。”最后应伯爵彻底投降，挨了郑爱月两个嘴巴，还要连声说：“再不敢伤犯月姨了。”这虽然是帮闲与妓女打情骂俏的小小闹剧，但应伯爵真是丑态百出。从中我们深切了解到一切帮闲都是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而自轻自贱，这种为了精神和物质揩点油，只能付出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帮闲之流更让人不齿的可能是他们的背叛意识和背叛行为，这也许是他们从事这类行当的必然性格。因为“地位决定性格”（培根语），从事帮闲这份“职业”的几乎没有不懂“背叛经”的。以奉承、拍马、揩油等为生的人，一旦失去旧主子必然千方百计投靠新主子，这是符合帮闲的人生逻辑的。不同的是，在“金瓶梅世界”里，应伯爵是众帮闲的带头人，出谋划策的是他，下手最狠的是他，当然最无耻的也是他。
西门庆死了，到了“二七光景”，以应伯爵为首纠集了西门庆的生前好友，为西门庆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祭奠活动。他们每人出一钱银子，经仔细核算，仍可以从死鬼身上揩出一点油水，而且深表遗憾的是西门大官人怎么只“没了”一次！这些讽刺虽失之油滑，但勾勒应伯爵之流的无耻倒也是入木三分。
西门庆尸骨未寒，应伯爵就投奔了张二官，“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他”。他知道李娇儿又回到妓院，立刻告诉张二官，一手促使张二官花了三百两银子，把李娇儿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紧跟着，他又重点介绍潘金莲生的如何标致，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好风月，把个张二官忽悠得想马上把潘金莲娶到家中，为自己受用。想当初，他在西门庆面前“百计趋承”，而今却是“谋妾伴人眠”，帮助新主子挖旧主子墙角。
应伯爵卑劣的背叛行径其实更重要的是坑害西门家庭中弱妇寡女，这就是民间指斥的那种缺德行为了。
事情是这样的：西门庆死前，由李三、黄四两个人牵线，做一笔古董生意，由家人春鸿、来爵和李三到兖州察院找宋御史讨批文。可是在带回批文的路上，他们就听说西门庆已死。李三顿生歹意，他和来爵、春鸿商议，想隐下批文去投张二官。如来爵、春鸿不去，就给他们十两银子，让他们回去后隐瞒实情。来爵见钱眼开，同意了。而春鸿则不肯欺心，但见于形势，含糊地应承下来。到家后，春鸿把真情告之吴大舅。吴大舅和吴月娘，也告诉了应伯爵，提到李三、黄四在西门庆死前尚欠本利六百五十两银子，准备通过何千户告李三、黄四的状。应伯爵得知这个情报后，先稳住了吴大舅，回过头来找到了李三、黄四，通风报信并出谋划策，巧施诡计，提议收买吴大舅，孤立吴月娘。应伯爵的这个“一举两得”“不失了人情，又有个终结”的主意让人听后真是不寒而栗。本来投奔张二官，既是应伯爵的自由，也是他的身份、性格的必然，然而反过来成为一种破坏力量，那就真真是人们所说的“中山狼”了。
作者笑笑生似乎还是压不住他的义愤以及对帮闲者的厌恶，终于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表达他对帮闲者的认知：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称功诵德。或肯撒漫使用，说是疏财仗义，慷慨丈夫。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见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就是平日深恩，视如陌路。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笑笑生这番话，说不上多深刻，但正如前面我所说，似乎作者有一种切肤之痛！本来世态炎凉，并不仅仅见于帮闲小人。本来“火里火去，水里水去，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的誓言还在耳边回响，然而一转眼就会视若陌路之人。难怪有人感慨万端地说：只要天下还存在财富、权势、地位之悬殊，就免不了大大小小的应伯爵式的人物滋生漫延，并在社会上成为最活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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