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宗室赵令穰（大年）是个山水画家，因为当时制度的限制，他活动的范围不出几百里之内，所阅历的自然景物是有限的。他每有新作问世，苏轼就开玩笑说：“此必朝陵一番回矣。”（宋朝的皇陵在现在的河南巩县）这是赵令穰生活经验少对他的艺术的局限。黄庭坚曾在赵令穰早年学苏轼画竹的作品上题道：“大年学东坡先生作小山丛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觉笔意柔嫩，盖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当十倍于此。”黄庭坚认为，年纪大了，作书画用笔会不同于青年时期。他曾说：“书字虽工拙在人，需要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入微耳。”笔意柔嫩的缺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克服的。接着他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若更屏声色裘马，使胸中有数百卷书，便当不愧文与可矣。”（《山谷集》）指出赵令穰过的声色裘马的贵族生活和读书少，影响了他的绘画造诣。黄庭坚所说的胸中有数百卷书，是文学修养的概括语。苏轼曾称赞文同“诗在口，竹在手”，其意也包括文学修养在内。黄山谷还认为，生活与眼界的广阔与否，直接与作品的境界和气魄有关系。以画梅花著名的华光和尚会见黄庭坚时，黄庭坚题其山水横卷：
高明深远，然后见山见水，盖关仝、荆浩能事；华光懒笔，磨钱作镜所见耳。（《画继》）
荆浩、关仝画大山大水，是由于他们有大山大水的经历，所以能画出峰峦叠嶂。仲仁（即华光和尚）画的山水，则像磨光了铜钱当镜子所反映的小小景物。
南宋时的鉴赏家赵希鹄，进一步要求画家具备三个方面的修养：“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天下，方可下笔。”（《洞天清禄》）这三个条件，是指文学修养，艺术传统的研究，以及生活经历的丰富。这是对黄庭坚论画家修养的发展。车辙马迹半天下，强调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有重要意义，不过当时的文人画家更强调文学修养。邓椿在《画继·论远》中把文学修养强调到了顶端：“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何以见得？他举出在唐代，杜甫的咏画诗“曲尽形容”，韩愈作画论“不遗毫发”；在宋代，欧阳修、苏轼父子、两晁兄弟、黄庭坚以及秦观、米芾、李公麟等人“或品评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他认为作画不光是技术问题，这议论有道理。且不说诗人兼画家，文学对其绘画的有益影响。单从不作画的文学家如杜甫与黄庭坚来说，他们有些评画见解很高明，如杜甫的诗“请君放笔为直干”，说的是画家作画时不要畏缩，要像“解衣般礴”那样的精神状态。“元气淋漓障犹湿”，对水墨山水画特点形容得非常好。黄庭坚评画，眼光尖锐，鉴赏力超过杜甫。如他题徐巨画鱼：“徐生作画，庖中物耳。虽妙于形似，亦何所赏，但令馋獠生涎耳。”画鱼是为了艺术地再现鱼的美呢？还是形态逼真地引人生馋想吃鱼呢？看问题很深刻。宋代刘寀是画鱼能手，他画的鱼如在水中游，生动美丽。齐白石画虾在水里，同宋人画水中鱼是一样的用意。当然他画活螃蟹，也画熟蟹，加上酒和菊花，构成赏秋意境。
邓椿说的“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原因何在？在我们看来，有文学修养的人所以能论画，倒不在于他们的文笔好，能写，可以“曲尽形容”，“不遗毫发”，而在于他们懂得文学与画的共同规律，像苏轼说的“诗画本一律”，不懂这个，虽有文学修养也不行。白居易文学修养很高，然而评画水平不高，认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就看画得像不像。他评音乐见解就高了，指出歌唱不独是唱声，还要唱情：“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
宋人提出三方面修养，到了明代，董其昌去了一条，他在评赵令穰时不指名地引用了黄庭坚的话，之后写道：“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后世人不明事情原委，以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董其昌的名言，画家应该努力实践，殊不知董其昌说的内容，早在宋代就有了，只是没有他讲得利落漂亮易记。这大概也体现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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