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国庆（这条是清单以外的，现在补上）。
写作方面，预期的三项任务都完成了，一个是某杂志社布置的一篇短文（已邮发）；一个是已有初稿的关于旅行与文学的演讲稿（已邮发），最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写长篇（假期中进展了2万字）；
工作方面：去医院看望同事；为改革开放专刊约稿（约了近20个人，发短信发邮件）；看了其中部分稿件，并转发给责任编辑；
友好往来：去邮局给爸爸妈妈订花篮（妈妈国庆节生日），去婆家与家人聚会，参加了一次战友聚会（整个国庆假期，就参加了这么一次饭局）；在家里和朋友聊天一次，给朋友写信（邮件）若干（这个不好归类，先这么归着吧）；
文化活动：看电影两场，《画皮》和《保持通话》（后者要好一些。在此之前还看了《李米的猜想》，大力支持国产电影）；游泳一次。这个完成得不好，原计划多游两次的，但总是下不了决心出门。另外，在qq上打升级若干个小时（玩儿的事情应该归到文化活动里吧）。
家务方面：整理收藏了夏季衣物；清理出旧衣物和旧被单为节后的捐赠做准备；给资助的学生寄了一大纸箱衣物；清洗了所有的丝巾（不好意思说数目了），收拾好了刚刚下发的新冬装，包括安领花肩章什么的；给狗狗洗澡一次（很重要）；逛商场购物一次（有收获）。
清单里唯一没有完成的条目是修电脑。虽然我也联系了修电脑的师傅，可是人家没空，我自己又搞不好（责任在对方）。是电脑附件出了问题，打印机和刻录机罢工了。所以还不影响使用，就等节后再说吧。
怎么样，确实很充实吧？其实别看我写得这么热闹，我的主要时间就是在写作。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晚上才出去看电影或者购物或者吃饭。虽然有些枯燥，但我觉得能这么安静地写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对了，还落下一条，昨天发生四级以上余震两次。虽然这个不能算我的，是老天爷的，但应该写入国庆大事记里。
七天很经用啊，可以做那么多事。要是明天不上班就更好了，嘿嘿。
我希望要求我写国庆周记的朋友，和来看这个周记的朋友，也来个自我总结吧，记录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事。当时间流逝，记录会显得非常珍贵。
2008年10月5日
匆匆一瞥.绵长不绝
出差一周，每天都在路上，算算行程，有三千公里差不多。不过也没走出西南，就是重庆和贵州。这两个地方，都是我曾经住过或去过的，故每一步都踩在了往事上。加上连日阴雨绵绵，就托着腮做了几天忧郁的文人。老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频频回头，不似年轻时只知道往前冲。但毕竟还没老彻底，一路的往事，都只在心里咀嚼，没有絮絮叨叨的说给他人听。
第一站到重庆。
说到重庆，我总会想起一个朋友给我讲的笑话，说的是一个重庆新兵住院，总想引起漂亮女护士的注意，女护士来打针，他就说，我是重庆哩。护士不吭声，重庆兵又说，你不晓得嗖，重庆是大城市哦。护士还是没理他。第二天护士来发药，他情绪不高躺着不动。女护士大喊一声：大城市的哈儿，吃药了！（哈儿就是傻瓜，重庆话。）原来女护士也是重庆的。用重庆话说，黑好笑给。所以我一到重庆就给朋友发信说，我到大城市了！
想当年我到大城市的时候，才12岁，非常的不情愿，因为离开了我最要好的童年伙伴，离开了我度过了7年快乐时光的石家庄。当我跟在父母身后走进“大城市”时，路上遇到一群女人聊天，一个个张嘴就说，老子如何如何。我万分惊讶地告诉娘：那些阿姨说她们是老子哎！接着又听到一个小屁孩儿跟另一个小屁孩儿说，他个龟儿子懂啥子哦！
一个老子，一个龟儿子，让我初识了重庆话的麻辣。可直到离开，我也没能学会这地道的重庆话，只是听着觉得亲切。
我们一行在解放碑附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住下。推开窗户，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高高低低的楼房。在楼房的空隙，有江水流过，不知道是嘉陵江还是长江？后跟人打听，说是长江。重庆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枕着两条大江入眠，不当回事。
下雨，一直下雨。潮湿的房子，潮湿的树，还有潮湿的马路，让心潮湿不已。想起30多年前初来重庆时，也是下雨的天气。父亲去指挥部报到，母亲领着我和姐姐待在招待所等消息。生疏又无聊，我就趴在招待所的窗户上看着外面。我已经忘了那个招待所在重庆什么位置，但我清晰地记得窗外的景色。那是一大片岩石，岩石之上有楼房，楼房之上还有楼房，而我们楼下面也有楼房，我们仿佛住在梯田中的一格。由于潮湿，岩石上布满了青苔，石缝里斜出不少野草，还有蕨类植物。当时是五月，草尖上开着小花，花瓣儿嫩黄。雨水顺着岩石和青苔，滴滴答答往下流，发出单调的声音。
我盯着那片岩石发呆，心里怀念着刚刚离开的石家庄，那是多么大的不同啊。石家庄一马平川，阳光明朗，干燥透气，而这里却如此拥挤、潮湿、阴沉。眼前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就是走出去也只能看到另一些楼房，目光极尽，也不过10米远。我因此很不适应。
我这个生在江南的人，却没来由的喜欢辽阔寒冷的北方，比如河北，比如西藏，比如俄罗斯。我的不适应表现在了生理上，或许就是精神因素躯体化？（这是抗震救灾期间我学到的心理学术语。）从那时起我得了皮肤过敏症，每年要犯两三次，每次长达半个月左右，我被它折磨了很多年，直到离开重庆后才缓解。
即使如此，我也无法轻薄重庆。对重庆我不能用喜欢或不喜欢来表达，因为它滋养了我的青春，是我人生的出发地。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重庆完成的，我当兵的最初三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它是我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到重庆（我说回到，就是把它当成了出发地）我总是心情复杂。
第二天我们去璧山。又是一个我曾经去过的地方。从重庆出发，也就不到一小时车程，当年我去时，可是走了半天，为此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绿色的山洼》，就是以璧山那个环境为原形的。
那时我是长话连的话务兵。根据惯例，我们连每年都要挑些表现好的兵，去壁山走访另一个长途台。一辆大卡车拉上我们这些“好兵”尘土飞扬地前往大山深处。记得快要上车了，带队的连长才对我说，你写个稿子，到那里代表我们连发个言。我一声不响应下了（搁现在，我肯定会抱怨不已，你怎么才说啊，哪有时间啊？）我上了卡车，站在卡车前面靠驾驶楼的位置，让两边的战友把我夹紧（或曰稳住），我就趴在驾驶楼的顶上迎着呼呼作响的风完成了发言稿，一张脸吹得生痛。到了壁山，我自以为很牛的拿给连长看，连长匆匆看了一下说了两个字，不错。竟然一点儿没对我怎么完成的稿子表示出一丝好奇或赞叹，他比我更牛。
如今到壁山，我已完全想不起当年此地的模样了，除了一个地名尚存，一切都已被岁月湮没。我们坐着中巴，前面有个越野车带路，下车后有人迎接，敬礼握手，捧上鲜花。貌似荣耀。可是，说得矫情一点儿，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真想回到从前，站在卡车上，顶着呼呼作响的大风，呛着尘土，怀着兴奋，去向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地方……真想披着大氅变成超人，重回过去的时光再疯癫那么一回。
应该说重庆的变化还是很大的，真的像个大城市了。
由于地皮金贵，重庆多是高楼，而且一座座靠得很近，加上地势的特点，错落有致。一眼望去，名副其实的高楼林立，难怪有重庆森林之说。由于我们住处就在解放碑附近，每次出去回来，都要拐七拐八左弯右绕的，弄得头晕脑涨，好似晕车。望着窗外黑森森的楼房，我总是会想到逼仄这个词。看来我已经不适应重庆了。每每穿行其中，我就在心里为自己作假设，如果再让我回到重庆来生活，我会习惯吗？我能从中找到快乐吗？
不知道。
也许走过的人生驿站，就不能再回头了。即使回头，也不再是原先的那个。驿站变了模样，客人也华发丛生，小乔变老乔。
老乔也得往前走啊。
离开重庆的头天晚上，我们被宴请，地点居然在我30年前当话务兵的大院里。与此同时，有领导安排另一个聚会，我坚辞不去。无论如何，哪怕是在漆黑的夜里，我也想重回一下那个大院。
汽车进门就开始下坡，七拐八绕的，让人晕头。但我还是很快认出了通向我们连队的那条路，我曾多少次迈着行进的步伐跟着全连战友从那条路走出来，去集会，或者看电影。为了步伐整齐，连长总是让我们唱《大刀进行曲》；我也曾多少次请假上街，一个人从那条路出去再返回，黄挎包里塞着仅有的一件便衣。
大院里的树木依旧繁茂，这是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那棵把我摔下来的杨树。连队搞基本建设，全连战士不分男女都做了临时工。我们分队因全是女兵，稍被照顾，安排传送砖头。那天我们从地面往二楼传，就在两棵杨树之间搭了块板子往上递，我刚好站在木板中间。站上去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木板会不会断啊？说时迟那时巧，木板与我的念头同步，咔喳一声就断了，我摔下来，一屁股坐在一堆砖头上。还好板子架得不高，加上我坐姿端正，没发生脊椎骨断裂那样的惨剧，只是臀部大片青紫，趴着睡了数日。
因为是集体活动，我不可能要求去我们连队的院子看看，去我上班的机房看看，去我住过的宿舍看看。晚宴期间我作轻描淡写状说，我在这里当过两年多的兵呢。满桌的人没有一个惊讶，连貌似惊讶都没有。后来想想，席间的人，哪个不是走南闯北经历丰富者？在某个地方呆过两三年算什么？你就是说你参加过某个战役，人家也最多说一声，是吗？
离开时，我仍专心地盯着黑乎乎的窗外，这次，我看到了那个大礼堂，似乎还是老样子。不知后来翻修过没有？考上大学离开连队时，我买了一个胶卷儿，跟我们班的战友们一起在大院里拍照留念，其中也在大礼堂的台阶上摆过pose。那天是重庆难得的晴天。
在三十年后浸淫着秋雨的夜里，我对留下了我三年青春岁月的大院，留下匆匆的一瞥，这匆匆一瞥里，有我真诚的感伤的苍老的酸酸的念想，绵长不绝。
离开重庆我们前往贵州。
第一次知道贵州，是初中课本上的《黔驴之技》：“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到现在我只记得这个开头了。第二次听到，是因为跟着老爸迁徙，在火车上路过贵州。老爸给我讲了贵州的“三无”：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贵州的朋友抱歉哈，非老爸原创）
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在大二。暑假结束我从杭州回成都，贵阳中转。在火车上，遇到一个贵阳大学生，贵阳师院中文系的。那个时候的我不像现在那么贫，基本不说话（大概积压到后来就满出来了）。他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从杭州坐到贵阳，两天两夜，又是硬座，那么漫长的艰辛的路程，需要多少话垫着才能软和一点儿啊。我很感激他愿意和我说话，还讲故事。我记得他给我讲的是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这个小说之前我已经在《外国文艺》上看过了。但我不想扫他的兴（反正也没事），就认真地听他讲，讲到后来我忍不住纠正他讲错的某一处细节，他惊讶地说，你看过啊？我说是的，他有些窘，我安慰他说，听你讲一遍更有意思。得知我到贵阳转车，他自然提出给我做导游陪我玩儿一天，我婉拒。他没再坚持。那个时候男女青年都彬彬有礼，含蓄有加。到贵阳站后，我们互相留了学校地址（而不是手机号qq号电子邮箱msn……）就道别了。
我签好去成都的票一看，还有八个小时才发车。怎么混啊？没有网吧，没有咖啡屋，没有报刊亭，更没有招之即来的朋友。我打听了一下，贵阳最近的风景区是个什么溶洞，我就把行李寄存到车站，自己买了张公共汽车票去那个溶洞。到溶洞后发现游客很少。我也不知道害怕，自己就往溶洞里走。到洞口时有个人喊住了我，是个中年男人，不知是游客还是工作人员。他说同学你是一个人吗？我点头。他说我看你还是不要进去为好，里面人很少，黑乎乎的，曲里拐弯的，有点儿吓人。前些日子刚出过事，一个单身女孩儿……我一听吓着了，现场的阶级斗争教育很管用，我扔了门票，返回火车站。还好那门票大概也就是两毛，或者五毛。损失不大。
今次坐飞机来，没再见到火车站，想来变化一定很大。坐车进城，一路张望，也不知道想寻找什么。忽然看到了贵州师范大学的校门，一想，这肯定就是当年的贵州师院了。我竟然往这个陌生地方写了那么多信（10封以上吧），想想真有意思哈。
我跟那个火车上遇到的大学生大概通了一个学期还是两个学期的信，彼此之间始终有些拘谨，但还是聊了不少话题。他当过知青，比我懂得多。很快他就毕业了，分到哪个学校当老师去了，好像是安顺的学校，他是安顺人。此后我们没再通信。大概走上社会，他需要应付的事情太多，更或者很快结婚成家了。车子路过那个学校门口时，我以微笑向往事致意。希望这位与我在人生路上相遇并且打过招呼的人，一切都好。
我认识的第一个贵州人，是住在重庆北碚的邻居邓阿姨。邓阿姨三十来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常常牵着老三，背着老四，忙里忙外。她背老四的那根背带，就是有着浓郁苗族特色的绣花背带，她自己绣的。据说她们那里的姑娘出嫁前都要绣好几根这样的背带，还要互相比着看谁绣得好。这么说来，她应该是苗族。记忆中，她常常端着一碗直接拌着辣椒粉的红乎乎的米饭，吃得稀哩胡噜的，鼻尖上布满了亮亮的汗珠。她还有个特点，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喝一小杯酒，谓之解乏。后来她丈夫转业，一家人回了贵州。我们再也没了联系。也不知这一家如今在贵州的何处？她是不是还那么能吃辣？四个孩子是不是都好？心中甚是惦记。
贵阳之后我们就去了都匀。去都匀那天老天爷破天荒放晴了，让我们看到了太阳。阳光令都匀这个黔南小城在我眼里漂亮了很多。但第二天起来一看，又阴了，仿佛就为了印证“天无三日晴”这句老话。都匀是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所在地，布、依、苗、水、瑶，五个民族为主。据说都匀最美的景色在荔波县，已经申请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都匀人拍着胸脯说，九寨沟有的景色荔波都有，荔波有的景色九寨沟没有。这个，留待以后印证。
在零星小雨中我们驱车抵达安顺。贵州的这些地名，听上去都蛮好听，都匀、安顺、荔波、毕节，还有遵义。安顺人告诉我，安顺本来想更名为黄果树市的，后来还是舍不得“安顺”两个字，没有改。不知怎么，大家都想挂靠风景名胜，灌县改都江堰，徽州改名黄山，思茅改名普洱。记得思茅改普洱时我收到一短信，说思茅改成普洱了，云南省也该改名孔雀省，简称雀省，俗称雀雀。呵呵。我一直担心我们杭州改名为西湖市，那才惨，稍不留神就变成了番茄。
安顺没有更名黄果树市，倒是保持了传统，但安顺的发展还是让人遗憾，至少从城市建设看比较落后。据说黄果树虽然声明远播，却没能给安顺带来什么福气。由于离贵阳近，游客都不在安顺落脚。除了门票收益，其他什么都没有。安顺还有个著名的东西，蜡染，但也没能为其带来效益。只有一个百灵药厂，据说是纳税大户。也许我是瞎操心，人家安顺人自己觉得挺好，空气好，气候好。说起来，整个贵州的空气都特别好，气候宜人，号称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贵州的旅游业这两年也发展很快，因为道路比原来好了。据说有钱的重庆人（“大城市的哈儿”）夏天都到遵义去避暑（两小时车程）。胡主席应该写一句：贵州大有希望。
但贵州有一个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太爱吃狗肉了。就此一点，我是不会到贵州去生活的。以前只听说一个花江狗肉，现在五花八门的，品种繁多。在贵州吃饭的几天，我基本不碰肉，只吃蔬菜和粮食，害怕误食。我们一行除了我，还有一位也是坚决不吃的。每每看到可疑的菜端上来，我们就互使眼色。不清楚情况的，还以为我们要为宴会送上秋天的菠菜呢。狗狗们，千万别投生在贵州啊。
直到离开，贵阳依然细雨霏霏。我的心情却已晴朗很多。回忆之旅结束，接下来，我们继续朝前走。
2008年10月31 日
访日杂感
11月25日到12月1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日本。
去之前，我根据日程安排做了下功课，发现我们将要去到的几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就在东京方圆百里内。大家都知道，日本主要由四个大岛组成，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东京在本州岛上。我们连东京都没有走出，更谈不上其他了。也就是说，此次访问，我们只去了日本四大岛的其中一岛的其中一部分地区。以前总觉得日本很小，但实际上真要走起来，也是够走的。
在日本走马观花五六天，感受诸多，概括起来一句话，凡事还是要亲历了才有发言权。以前的种种感觉，种种看法，都是在别人的看法之上的看法，是在别人感受之后的感受，显然不够准确。
关于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从各种媒体上多多少少都看到过，他们的确已进入发达社会。我就说说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吧。细节往往最能说明问题。
到日本第二天，邀请我们去访问的日本笔会安排我们去银座看歌舞伎。歌舞伎是日本最传统的也是独有的舞台艺术。
看演出之前，研究戏剧的老作家菱沼彬晁（大概65岁左右）先给我们讲解我们即将观看的三出戏的大概内容，怕我们无法明白而影响欣赏。因尚未进入剧场，没有合适的场所，他就让我们几个中国作家坐在外廊观众休息的长椅上，而他则蹲在我们跟前给讲解。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坐在那里的都要年长啊。真是让我感动不已。老先生只会简单的中文，先做了案头准备，他拿着几张写满了各种注释和记号的纸，用很不标准的汉语结结巴巴地却是无比耐心地给我们讲解，起码蹲了半个多小时。
虽然看的时候，因为是中午，还因为完全听不懂，还因为那个音乐单一平稳，我困得要命，努力支撑才没睡着。但演出结束后，老先生问我是否好看时，我只能满口谎言：好看，有意思，很有意思。
真不忍心让他失望啊。
此次负责我们具体行程的，是日本笔会秘书处的庆子小姐，她一开始就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她会尽力满足我们。方方说女儿是学动慢的，要买一些动慢光碟。我也顺口说，儿子希望我去宫崎俊展览馆看看。她一一记下。后来，她从网上买到了方方单子上开列的所有光碟；而我说的宫崎俊展览馆，她打听到是会员制（估计只有宫崎骏爱好者才能观看），其他人参观需要预约，我一听那么麻烦，连说不看了，取消吧。她仍一直把此事记在心上，先是把她自己的宫崎俊新片光碟送给我，走的时候，又送来她为我邮购的宫崎俊画册（2800日元啊），还有邮费，加起来也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块了），我要付钱她坚决不收，真是让我心怀感激和歉意。
有一次我们在轻轨车站等车，一位日本作家分别看了我的相机和方方的相机，我们都坦承是日本货。虽然笑着说的，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这时，问话的那位作家，马上指着自己的衣服和鞋笑眯眯地说，我这一身也都是中国制造的，包括内衣都是。我除了心脏是日本的都是中国的。大家都笑了。我明白他说这话的目的，是想解除我们的窘迫。心底里真的很感谢他的善解人意。
走的那天晚上，笔会的几个老作家（我们见到的全部是老作家，日本笔会的平均年龄是65岁，年轻人好像不愿意加入）设宴欢送我们。其中一位叫浅田次郎的作家，是高苍健主演的电影《铁道员》的原作者，他坐的位置离翻译远，又完全听不懂（他能看懂中文），所以不怎么吭声。别人告诉我，他一直致力于写中国近代史的小说，想以文学的方式改变日本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误读或错读（他的小说已在中国出版）。我正想向他敬一杯酒表示敬意，他忽然站起来拿出一个纸袋说，圣诞节临近了，他想向我们提前表示节日祝贺，于是拿出一块块包装漂亮的巧克力送给我们。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才抱歉地说，他们家发生了不幸的事，他要提前告辞了。
原来他家有老人辞世，他要回去守灵。我当时想，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完全可以不来啊，或者来了意思一下就走。可他不但来了，还诚心诚意为我们准备下了礼物。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当然，我们此行接触到的日本人，都是些年纪比较大，教养很好，且对中国友好的作家，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和善意。我知道也有很多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和事在日本存在着，他们的书店里依然有攻击中国的书，他们的杂志上依然经常登载反华文章。他们的一些媒体依然存在着偏见和恶意。
比如有家电视台，汶川地震期间到中国来拍片子，拍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资料片，拿回去后先按主观的想法写个脚本，然后再从素材中找需要的镜头。剪辑了一个小时的片子出来后，感觉不符合要求（比如他们希望多一些民众抱怨不满的场面或凄惨可怜的景象）又重新做。当有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此事时，我大为意外。原来假新闻到处都有啊。
还有，在机场遇到的一些年轻人，态度还是不够好，语气不耐烦，目光中也有轻蔑。但总的来说，日本人给我的印象是彬彬有礼的，和善的，讲道理的。
在日本访问的那几天，每到一处，当介绍到我来自四川时，无一不引起关切的目光和询问，问地震的情况，问我家人是否都安好。有位叫吉岗的作家（也60多岁了）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他知道那有多惨。故非常关心汶川大地震的情况。他还说很遗憾自己老了，没能到中国去救灾。每每听到他们的关心，我都要代表四川人民（虽然未经允许）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请他们放心。
日本是个地震多发国，据说每天有震感的地震就四次以上。但我们到的第一天他们就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房子修得很结实。这话让我无比感慨。
让我感慨的还有他们的敬业。以前就知道日本人敬业，但亲身体验了还真是不一样。比如他们的司机，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其他什么车，在客人没上车之前，总是端正的站在车旁，不会先坐上车，也不会斜靠在一边，或蹲在地上，或抽烟喝茶，你外出或归来，他都主动帮你提行李，并向你鞠躬道别。并无小费啊。
让我感慨的还有他们的干净，太干净了，没有一点儿垃圾的街道，没有一点油腻的饭馆，没有一点灰尘的汽车，还有清澈见底的溪水或池塘，真让我心生忌妒。真希望这样的干净，出现在自己的祖国。
让我感慨的还有他们的节约：参加会议时，每人发一个塑料牌子戴在胸前，会议结束，都要求将牌子退还给会务处。等下次开会，他们就把其中印有名字的纸片抽出来换上新的再重复使用。这样的习惯真值得敬重。
我知道，有些地方我们的确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赶上他们，可是这样的小事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看看我抽屉里吧，各种会议的塑料牌差不多有20多个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多大的浪费啊。为什么我们组织会议的人就不能重复使用那个牌子呢？何必在这种地方讲排场呢？关键是决策者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编辑部从几年前开始，一直要求所有纸张用两面，所有信封用两面。现在大家完全习惯了。不是不能做到啊。可惜我只是编辑部的决策者。）另外，每到一个饭馆，我看到他们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筷子。起初我有些奇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为什么不环保？后来得知，他们并不砍自己山上的树，都是从别国，比如我们国家进口的，这真让我心里不好受。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差距都很大，朋友们，加油啊。
2008年12月9日
我的2008年
每当一年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总习惯说眨眼就是一年，但2008年可不是眨眼过去的，它是大家熬过去的，也是我盼着它过去的。我有太多的理由不喜欢它了，除了大地震，还发生了那么多让人生气、让人厌恶、让人心烦，让人郁闷的事，我都不想把它们写到我的文章里。说点儿唯心主义的话吧，数字里面我一直就不喜欢8，虽然我生在逢8的年份（说来那一年就是很糟糕），我喜欢奇数，1、3、5、7、9。其中7是我的幸运数（自己说了算）。今年逢8，年景不好我本不意外，但它糟糕过头了。所以从5月份开始，我就希冀着这一年赶紧过去。
虽然不喜欢，这一年我也没能跳过去，时光隧道啥的，对我这样的妇人无效。还是只有老老实实的一天天过。今天12月26日，还差4天就到2009了，估计不会有啥大动静了，我就把这一年作个盘点吧。
我的2008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外出多。1月份参加省人大，2月份回杭州过春节，3月份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3月底去福建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5月份、6月份，无数次去灾区，都江堰、绵阳、绵竹、安县、北川、平武、映秀、什邡、汶川；7月份到北戴河参加学习班，然后回杭州看了下爹妈；8月份先到北京参加总政文化工作会，后去丹东参加长篇小说笔会；10月份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去了重庆和贵州，11月先后到什邡和重庆江津采访救灾部队，11月底访问日本。除了4、9、12三个月，每个月都有外出。今年可命名为“在路上”。
第二个特点，所在部门人员变动大。调进两位，走了一位。调进的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需要适应。人与人相处，哪怕自己和对方都跟活雷锋似的好，也需要磨合，这磨合就要花时间和精力，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走了的就更让人难过，是我们创作室（含编辑部）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人，故更需要调整心情，处理好后事，安排好他的家人。好在编辑部的同志非常团结，尽心尽力，目前一切顺利。
第三个特点，破财。回顾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致富路，破财是第一次。因从来不理财便从来不破财，跟居民大妈一样只知道存款。今年尝试着理了一下（也就是购买了几种基金），顿时见效。地震前我写过一篇周记，说自己把财理得乱七八糟，打算撤出，后来地震来了忘了，等我有闲暇闲心时，发现俺的“财”已兵败如山倒。俺这样安慰自己，人家灾区人民遭了那么大的难，你这算什么？整个国家都不好，凭什么你不该受点儿灾？所以一咬牙全部退出，把损失坐实。
第四个特点，今年我写的东西都是计划外的，计划内的全压下了。去年一个已经写了七八万字的长篇搁浅，开了头的几个中短篇全撂在电脑里了，只发了两个短篇。故今年所发表的，几乎全是抗震救灾作品，除了跟同志们合写的一本书之外，发表了10万字左右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以及散文随笔。本来我很不擅长写这类体裁的，可是狗急了上墙兔子急了咬人，大灾当头，也就把我逼成通讯员了。7月以后我仍没写小说，开始写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纪实文学。一直写到现在。我想我应该做这件事，抛开责任啥的，单单为了这特殊的经历，我也想把它记录下来。
终于说到俺最想说的了，同志们，朋友们，祝贺我一下吧，我终于在圣诞节这天，把长篇纪实文学《亲历五月（暂名）》初稿完成了，计有38万字！！（考虑了一下打两个叹号，如果是终稿，我就打三个叹号，嘿嘿。）目前发给编辑看，俺趁机休息一下。然后再修改。
这本书可是把我写得够戗，心累，身累，眼花，牙疼。到最后这段时间，啥毛病都出来了，常常心慌气闷，吃了好几次救心丸（此细节可写入先进事迹材料）。10月份就开始牙疼，总想写完再去看，一拖再拖，11月到重庆某部采访时，疼厉害了，我找部队医生要了点儿药，吃了缓解了，又拖。到12月实在不行了跑去看，被医生骂，说耽误了，那颗牙已打算离开我了。昨天经医生奋力挽留，今天好多了。牙不疼真幸福。
总结完毕。
这让人震惊、沉重、悲伤、生气，同时也感动、欣慰、温暖的2008年啊。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一年来陪伴我走过、给了我许多温暖和鼓励的朋友们、网友们。如那首歌唱的，一路上有你。
最后合掌祈祷：
祝愿2009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父母健康，家人平安，朋友们吉祥如意。
我自己也好好的。
2008年12月26日
被老鼠尾巴甩了一下
鼠年的最后几天，俺出了点儿状况，卧床几日。中国人巴结老鼠时，称其为玉鼠，玉鼠回宫前大概不情愿，甩了下尾巴，我等平时对鼠爷不恭的，就“欠安”了。前一篇博文中我曾调侃说，我跟四川一样也是雪上加霜，忙碌是雪，生病是霜。真是说不得，老天爷一听，把霜下得比雪还大。
办公室的同事知道我生病后说，你不是身体一直很好吗？我很高兴给他们留下了这个印象，但还是允许我感冒一回吧。重感冒的普及率很高，多数人都体味过，很难受的，尤其中间两天，怎么躺着都难受，浑身疼。我不愿去医院看，一看肯定让我输液。我深知感冒这毛病怎么治都得难受那么几天，而输液是应该尽量少做的事。我就吃了点儿普通感冒药，然后，拼命喝水，然后就是忍着，躺在床上慢慢地熬。还好，熬过了最难受的两日，果然按我的预期开始好转。第三日起床，第四日出门，除了两腿跟全球经济一样疲软，其他都恢复如前。
那么长的时间躺在床上，又因为头疼睡不着，肯定就胡思乱想。想到如下几点，一，千万不要生病，生病实在是太难受了，不仅仅身体受到摧残，心灵也会受到伤害，我这还是最小的病啊；二，不可轻视任何疾病，对感冒也要敬畏才是；三，以后一定要好好写作，不可浪费时间；四，生病是一次幸福观教育，充分认识到不生病的日子多么幸福；五，生病也是一堂人生思考课，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平时没功夫想的事。
关于最后一点，要多说两句。
生病时我正在参加省人大会议，本来16日晚上我就不舒服了，可是17日上午是大会，我想把一份受人之托的材料借开大会的机会递给某领导，就坚持去了。可是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我们一散会就上车回宾馆，完全没机会，只好带回。开会中间我就觉得很难受了，去会场外设置的医疗点拿了点儿药，不想还是加重了。病倒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太操心了？我完全可以不答应做这件事的。包括在会上忙碌的事。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我完全没必要对参政议政投入热情，反正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也知道我若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只写我的小说，日子可以过得更简单。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做个看客，或者说做个批评家，永远比实践者容易得多，只要你稍有点儿智商，稍有点儿鉴别力，就可以找到许多让你批判抨击的人和事。我承认面对现实我也常常会感到沮丧。但我还是很敬重那些能抛开沮丧，努力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着实实在在贡献的人，那些从很具体的工作开始改变陋习的人，那些坚持不放弃自己理想和初衷的人。因为敬重他们，我也就想尽我的力去做一些事，虽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总算，我还有心。凭良心做事。人在做，天在看。这是我常常对我们编辑部同仁说的话。
病没白生吧，思考了那么多问题。
原以为2008一过就顺了，没想到还被老鼠尾巴甩了一下（想想鼠年我家灭鼠数量颇大，也是该着）。其实这都是自己骗自己，日子和日子天衣无缝地连着，怎么可能过了那一秒一切就改变了呢？
但我还是要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来安慰自己：到牛年就好啦！
明天我就要回杭州陪父母过春节去了，爹妈早已高高兴兴地开始准备了。若干年前的某一天，我回杭州过完春节离开时，看到站在门口送行的父母，忽然意识到他们已经快80了，是真正的老人了。于是我表态说，从此以后，每年春节我都回家陪他们。爹妈非常高兴。除春节之外，其他时间我也尽量找机会回去，哪怕每次呆不了几天。要少做让自己将来后悔的事。
最后祝各位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当然，要想牛气冲天，先得像牛一样老老实实干活儿——我说的是我自己。
拜年拜年！
祝朋友们新春愉快，平安吉祥！
2009年1月23日
新年七日谈
回到杭州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外甥女把爹妈家里的宽带开通了，俺终于可以在家上网了，于是赶紧登录更新，跟朋友们说说过年的事儿。
先说年三十。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8口人在饭店吃的年夜饭，年夜饭是父亲去年10月份订下的，就这样还没有包间了，只能在大厅，可见杭州人在外吃年夜饭已经成风。我们家大概是五年前开始的，母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我又实在没这个能力接班，所以在外吃是最好的选择。饭后燃放烟花爆竹，再然后去姐姐家后山的法华寺烧香拜佛，一切顺着民意来（我实在没兴趣，可大家都热情很高，我不能扫兴，一边当跟班儿一边想，我的心态是不是偏老啊。）灵隐寺我们是没有勇气去的，人山人海，除非我们变成蝙蝠夜翔，或者田鼠夜潜。法华寺人也不少，但毕竟还能进去。
大年初一在家窝着，看电视，和拜年的亲戚聊天，然后又在外面吃了一顿热闹的饭。
值得一说的是，我写的春草的原型之一，来我们家拜年。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她已经买了一套二手房，4月份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再不用租房子了。儿子已经成为正式工，小女儿也考上了高中，我真是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她真是苦出来的啊。接下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看到了电视剧《春草》，并且在里面找到了自己。她激动地跟我说：我一看春草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卖被面，我就说，哎呀，那不是我吗？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叭嗒叭嗒的。我说是的，很多故事都来自你。她说，我没有春草能干呀。我说，你够能干了，够不简单了。她笑起来，很满足的样子，又说，不过我老公比何水远好多了。我说那肯定的，何水远是我编出来的。我很想送她一套电视剧的碟子作纪念，可是家里没有。父亲找出一本《春草开花》送她，她连连说，我读不了，我不识字。我听了真有些心酸，我说，不用读，你就拿着做个纪念好了。母亲开玩笑说，你可以让何水远读给你听嘛。她乐了。她拿走书后过了半个多小时，又突然返回我们家，提来一块咸肉和半只腌好的鸡，一定要送给我，好像我写了她，对她是个多么大的奖励。
哦，春草，春草，真希望你们都能过上好日子，真希望你们的儿女都能读书识字，再不重复曾经的苦难，真希望你们都能开花，都能灿烂。
年初二天气晴好，去西湖边喝茶，然后沿着湖畔闲逛，走了近两个小时，拍了些照片，实在是很享受。特别是走到茶叶博物馆那边，山清水秀，安静祥和，真想能在那里买个房子住下。此妄想一出口，即遭到无情的讽刺打击。我也知道那边是不会盖商品房的，就是盖了也属于我买不起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嫁给那里的土著村民，可是，可是，得时光倒流才行啊。其实我喜欢杭州，不是因为西湖，而是因为西湖边上的那些山，它们离城那么近，却依然保持着自然清秀的面貌，水那么清澈，山那么碧绿。
年初三下午，结束假期，俺开工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写的抗震救灾的长篇纪实散文，初稿交给编辑看了后，编辑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我三月里修改完毕交稿。想想接下来的日子事情那么多，二月三月连续有会议和必须做的事，只能抓紧节日期间了。而此次修改很让我难受，我的责编希望此书以我的亲历为主，其他内容去掉。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删节，真心疼啊，那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啊，都是费尽心机组织起来的啊，光是查资料就查得我腰酸背痛头发晕，可删起来却是几千字几千字的，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血流成河。真是很疼很疼，又没麻药，只好拿块毛巾放在嘴里咬着。
初三到初五，杭州下雨，很好，反正我出不了门，下雨后空气清新，我安安心心坐在家里改稿子。初六我要出门了，老天爷就晴了，真是很有面子。
初六，就是今天，我赶了回时髦：与网友约会。我在网上认识了几位杭州朋友，年前就约好等我回杭州见面。今天下午他们来接我，先在湖畔居喝茶，然后去土灶馆吃饭，一桌人都是头一回见面，很开心。这事若放在十年前，完全不可想象，社会变化真是很大。我好歹也赶上末班车了。
我本想接着春节休假的，领导不批准，说年后事情太多了，我说我那么远的路啊，回去一趟多不容易。领导说，那你就多呆两三天吧。那我就多呆三天，初十走，这样还可以陪父母几天，再安安静静地改几天稿。
写完博文正想不好题目，看见网友“新太阳”的留言，要我写新年七日谈，那就用她的命题吧，正好与内容相符。
另外，登录后收到很多朋友的纸条和礼物，在此谢谢大家了，我就不一一回复了，衷心祝福朋友们牛年吉祥如意，健康快乐。
俺家乡美丽的照片，回成都整理后再贴哈。
2009年1月31日
杂七杂八
昨天从北京开会回来，算早退吧。
在京期间值得一说的有三，一是到的第二天就下雪了，愚儿娜姆发信给我，说谢谢我给北京带去了今年的第一场雪。这样的好事，我自然笑纳了。二是去看了一场话剧《恋爱的犀牛》。虽然该剧并不太精彩，但毕竟还是到国家大剧院去享受了一下。有些台词还是写得蛮精彩的，音乐不错，表演也不错。但形式大于内容，跟俺们的会议一样。三是见了几个女友，其中有神交很久初次谋面的愚儿娜姆妹妹，另几个是老友。7个女人很开心地度过了一个晚上，放肆地大笑十余次。
开会真是个破坏心情的事，何况逐个开。我非常努力地抵抗着由此带来的浮躁烦躁，在会议期间一直很认真地改稿，效果也不错，基本完成了计划中的事。并且因为有事做，时间过得很快。但毕竟是开会，智商严重被降低，出了几次糗，说出来让大家乐乐，调节下心情吧。
之一，有个人过来敬酒，指着我说，你把我忘了吧？上次我们军区请你们一帮笔会的作家吃饭，我去接的你们，还给你们照了相，然后在一起吃晚饭……
我早说过我有面盲症，鉴于总是记不住人的既往病史，我立马笑容满面地说，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是有这么回事（真虚伪啊，其实脑子里完全空白）。敬酒的人心满意足地走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和敬酒的那个一个单位）小声地却是毫不客气地说，你想起来个屁啊，你那次根本没去，就差你一个！
之二，我下楼吃饭，走进电梯，里面有个也是我们会议上的男人，他看见我礼貌地说，你去哪儿？我说我到一楼吃饭。男人说，吃饭在三楼。就给我摁了个三楼。我顿时尴尬无比，连连说，唉我真是糊涂了，我怎么记成一楼了。我刚说完，男人一拍脑袋说，噢，是我糊涂了，吃饭就是在一楼，开会才在三楼。
之三，在会上遇见方方，一见面就说给我带了我们去日本时拍的照片。她说你在哪个房间，我给你拿过来，我说我在403，然后就在房间等。左等右等她不来，眼看要吃午饭了，就发信催她。她回复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心想，怎么连个房间都找不到？就回复说，还是我来找你吧。
我冲下楼在大堂见到她，她上来就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在403门口摁门铃，拍门，大声喊叫，你都没听见？我正要说我什么声音都没听见啊，忽然之间想起，我告诉她的403，是上一个会议的房间号。这个会议我在1220。幸好里面没人呐，不然方方还不得给人家说几声对不起？
丢人吧？前两个糊涂是与人合作犯下的，这第三个糊涂只能我独自署名了。我把这种种糊涂，都归结到开会上。加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闹心事，干脆提前离会（其实也就提前了半天哈，把自己说的跟英雄似的）。原来计划见的一些朋友和亲戚，也都没见。下次吧。
我很佩服有些作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不参加会。我耳根子软，人家多说两句，就去了。每次开会，总会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新闻丑闻，弄得心烦。好在我还是有些定力的，开完会，发几句牢骚，就丢开了。我总是对自己说，在现在这个娱乐时代，对写作之外的事，都别太认真了。
有些朋友希望我贴会上的照片，可我实在没有那个热情给会议拍照。下雪的照片因为都是隔着玻璃窗拍的，效果也不好，都不贴了，免得影响我的名声。
坦率地说，每次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就好像梳理了一番，心情会舒畅很多。所以我不想在会上发言，却愿意在这里说几句。
噢，这次的两个会，都没拍会议合影，一大进步。
（补充一下：因为最近老犯糊涂，我担心自己脑子不好使了，看到老徐博客上推荐了一个日本的测大脑年龄的软件，赶紧进去测了一下，还好，两种测试结果，俺的年龄都在38岁左右，请各位放心，俺还可以清醒地写几年。嘿嘿。）
2009年2月20日
搬家了
这是我坐在三十楼上写下的第一篇文字。
我搬家了，从原来的三楼，一跃而上三十楼。今后可能高高在上，也可能高瞻远瞩，可能居高临下，也可能高屋建瓴，还可能高处不胜寒，反正跟高较上劲儿了。
很不习惯，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不习惯的不止是我，还有我们家老贝，它在屋里来回走动，神情不安，拒食，因找不到一处熟悉的地方可以安卧而烦躁；还有我们家电脑，连续出问题，反复修还是不对，好一下坏一下的，大概没在那么高的地方运转过。
今天好歹可用，终于坐了下来。转头看窗外，再也没有了满窗绿荫，早上醒来也没了鸟鸣，没有了与鸟鸣此起彼伏的军号和军歌。虽然依然在成都，相距不过几里，差异却那么大。第一天早上醒来竟然头疼得厉害，我随口说，是不是高原反应啊？立即遭到某人嘲讽：这还不到100米高，你糟蹋高原哦。
我当然知道是太累的缘故，没休息好，对环境不适应。这样说无非是想籍此表达一下对三十楼的不喜欢而已。
搬家的头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四周如一场大战后凌乱不堪，也如同一场大战后寂静安宁。只是没有人来打扫战场。我一个人发呆，心里很有些伤感。虽然知道这样不好，矫情，但却是实情。
自建家以来，这已经是第五次搬家了，第一次是从外面搬入北较场，筒子楼，一间房，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是在北较场院子里搬来搬去了，从一间房到三间房，虽说不上欢天喜地，也都兴致勃勃。唯有这次，心里别扭。也许是因为搬得太彻底了，连环境都搬掉了，连生活状态都搬掉了。以后完成作品，再也不可能随手写上“×年×月于成都北较场”了。
可不搬不行啊，我们那栋这次地震都没出问题的60年代的老房子要拆了，房前那些高大的香樟树恐怕也要砍掉了（那么高的树很难移植的），想着真是心疼不已。虽然新房子比现在要大些好些，而且楼盘的名字还是我取的，可我怎么那么不情愿走啊，那么舍不得离开啊？
给母亲打电话说起搬家，母亲说，咱们家可是搬家专业户了，你们从小到大搬了多少次啊。是的，因为父亲的职业，我们从小随父母“走南闯北”。第一次从杭州搬到石家庄，我5岁，母亲分给我的任务是端一个洗脚盆，里面有些杂物，比较重的是铁熨斗，我非常卖力地腆着肚子将其搬上三楼，感觉自己很有用（母亲的教育方式真是很好），因此留下深刻记忆；第二次是从石家庄搬到重庆。那时我已经很喜欢石家庄了，虽然它并不繁华优美，但却带给了我最快乐最美好的童年，以至于我到现在都很喜欢北方。听说要离开石家庄，我和姐姐都闷闷不乐，爸爸妈妈就找我们谈话，我记得我和姐姐坐在小凳子上面对父母。父亲说，爸爸这次去重庆部队工作，是组织上对爸爸的信任，不然的话就要复员回农村老家（那时他已被打成白专道路典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什么的），爸爸不会种地，很难养活你们，咱们一家就要天天喝稀饭，你们也很难再上学了……虽然父亲说得很恐怖，我并没感到害怕，无知者无畏。母亲接着说（一般母亲都负责恐吓后的抚慰）：重庆也很好的，重庆有你们最喜欢吃的榨菜，还可以天天吃大米饭不用吃窝窝头了（在石家庄我们多数时候都吃粗粮，每人每月只有两斤大米）。我和姐姐露出点儿笑容，这个还是有吸引力的。
其实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必须跟着父母走。父母跟我们谈话只是因为他们有教养。走的那天是大卡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爹妈坐在卡车驾驶楼里，我和姐姐，还有几个坚持要送我们的小伙伴儿坐在卡车上面，起初还挺开心，但上了火车，火车一开动，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引得满车厢侧目……那年我12岁。
再后来，父母又因为工作调动，从重庆搬到长沙，再从长沙搬回杭州，我没再做随员了，已当兵离家。母亲回杭州后又搬过两次，最后落定在如今的住处，母亲真是搬了一辈子的家。与母亲相比，我算是搬的少的，而且搬来搬去都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大院儿。这么一想，我真不该发牢骚，显得如此脆弱，磨磨唧唧，不像母亲的女儿。
这两天总在想，搬家是什么？搬家也许就是告别过去的岁月。在整理东西时，整理出那么多年轻时穿的裙子，各种连衣裙，无袖的，短袖的，长袖的，素色的大花的，想不出自己曾经那么瘦，那么年轻，那么不心疼地扔掉了大把的岁月……还翻检出儿子小时候的棉衣棉裤，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逢好了寄给我的，其中多数已分送给了其他孩子，留下的一套给儿子做纪念。那么小的衣服，与如今一米八的儿子不相干似的；还翻检出几纸箱信件，父母的一箱，从当兵他们就开始给我写信，我全部留下，一封没丢；还有情书，作者有已遂的，大多是未遂的；还有一箱好朋友的信；现在谁还写信啊，这些信件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珍贵；还有一纸箱自己的日记本，从大学时期到结婚后孩子出生，后来再没写了。
这些东西我统统留着，虽然不知道留着干什么，但就是想留着，那是我的来时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拔根儿。
搬家不仅仅是整理东西，也是整理心情。回首往事，虽然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内疚，也还是觉得珍惜不够。我说的珍惜不够，是说在那个时候，我浑然不知自己正过着那么好的日子，总是匆匆忙忙往前赶路，好像前面的日子更好，对当下的满不在乎。大大的错误啊。
从这个角度讲，如今搬到三十楼，我也该好好珍惜每一天才对，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将来回忆中的好日子。切记。
那就说说新地方新打算吧：第一，准备在家里搞绿化，虽然种植技术很臭，也要在每间屋都摆上两到三盆绿色植物，不行了再换，反正不间断，做到窗外无树，窗内有绿荫；第二，每天带老贝下楼时，在院子里呆坐20分钟，以呼吸到足够的地气，免得高高在上久了变得轻飘飘；第三，除非时间紧，一般情况下都步行去办公室，锻炼身体、了解社情和环保三者兼顾。第四，珍惜每一天；第五，还是珍惜每一天。
就此打住吧，算是给朋友们一个汇报。
2009年4月19日
陌生而又亲切的山东
上个周末我去了此生从未去过的山东，这样说，是我不敢肯定自己前世是否去过。虽然到了一个此生从未去过的地方，不断与陌生人相见，却处处感受到亲切的情谊。
人尚未到济南，济南的初曰春和曲阜的淡淡书香两位朋友就不停地在和我短信联络了，问我何时到，待几天。此行我是去参加第十九全国书博会、为新版《春草》搞签售的。他们说他们一定会来书市看我，还邀请我去曲阜玩儿……让我心里很温暖。其实这两位朋友，都与我素昧平生，我们是“网友”：在网络上相识相交，通过博客这个平台有了了解和信任。还有一位不曾谋面的网友孤独雪山，也说要来书市看我，他曾在西藏工作9年，当初我写《我在天堂等你》时，参考了他写的书《1950，进军西藏》，但我们一直没见过面。
当然也有老熟人：我的一位分别了三十年的中学同学在济南。几年前她费尽周折找到我，多次邀请我去玩儿，这回终于可以见到她了。
我还没到宾馆，初曰春就已经到了，带了三个战士在宾馆附近转悠，好像给我做安全保卫一样。我们见了面，彼此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初曰春虽然年轻，却是个爱书之人，他说他是带着任务参加书博会的，要为自己和一个出差在外的老同志买书并找现场作家签名。
虽然和不少朋友联系上了，我还是在担心第二天的活动，怕冷场，很没出息。也不知一个小时签多少书才能塞满。如果人少，枯坐在那里是很尴尬的。我的责编，上海文艺社的副社长魏心宏曾告诉我，他在上海搞过几次签售，很著名的作家，结果冷场，只签了几十本。于是又发短信，又找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来，我的同学和她丈夫就到宾馆了，我们本来约的是9点，他们害怕堵车就提前出门提前到了。心诚啊。阔别三十年后的相见让我们非常开心。
其实我们只同学一年，在重庆北碚，两家住的很近，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她本来叫芝梅，她妈妈用山东话喊她就成了“子妹”，我也就叫她子妹。我们家窗户和她们家窗户相对，我每天早上趴在窗户上大喊：子妹，子妹！她只是偶尔探出头来，不是摆谱，是没听见，因为我的声音“跟猫叫似的”（我娘语）。但她要喊我，只一嗓子我就听见了，如军歌嘹亮。高中毕业她随父亲转业回了山东，我们各自南北，直到两年前才联系上。
子妹和丈夫开着他们家的面包车陪我去逛大明湖和趵突泉，老天爷很给面子，头天还是灰蒙蒙的天，到出游时晴朗无比，我因此拍了几张漂亮的照片。趵突泉泉水虽然不如原来丰盈，却十分清澈，不负我的想像。之后我去了他们家。让我吃惊的是，她已经有了孙子，家境虽不是很富裕，他们两口子和儿子儿媳都是普通工人，但一家五口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自得其乐。为了陪我玩儿，他们提前把孙子送到姥姥那儿去了。看他们生活的安宁幸福，我真是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虽然济南的市容不敢恭维，但趵突泉还是美丽的，正值春日，满眼绿意，生机勃勃，一边拍照看景，一边与老友随意闲聊怀旧，真乃人生一大享受。下午老同学把我送回宾馆，稍事休息，就和魏心宏赶到新华书店。3点不到初曰春就短信告诉我，他已经带着几个兵先去了，说是“先熟悉下地形”（真不愧是当兵的），我感动的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根据书博会的安排，我的签售时间是4点到5点。4点一开始，就来了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是受我姐姐的朋友的委托，前来买一百本书。我真有点儿不好意思。出版社又喜又忧，因为准备的书不多，后来和他商量，让他先买20本，以免其他人买不到。这时读者已经排起了队，期间我见到了朋友施战军的四个学生，山大女硕士，她们兴高采烈的，还和我合影；自然还有初曰春的队伍，全是小伙子。也见到了“孤独雪山”，他没有买书签名，而是拿着他相机在为我拍照。我跟他初次见面，却连握手的时间都没有。
一看那么多人，我飞快地签起来，生怕让人等候过长。过了一会儿出版社的人跑到我身边小声提醒我，裘老师你慢一点儿，一会儿该没书了。我这才知道书真的不多，只有200本。于是放慢速度，签得仔细认真一点儿。即使如此，40分钟后200本书就卖完了。其结果出乎我和魏社长的预料。后来我看到报道，其他签名的作家也都很不错，看来山东人的确比上海人热情，嘿嘿。我注意到有好几个都是买四五本，替同事和朋友买，开了一串名单。我算了一下，我这里捧场的朋友和普通读者的比例大概是1：4，也许还1：5，总之还算真实。毕竟《春草》在山东台播放多次，影响较大。我终于松了口气。
参加完记者见面会后，“孤独雪山”让我跟他走，去见一群在西藏工作过的朋友，我很乐意地答应了。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我感觉很新奇：跟着一个陌生人去见更多的陌生人。到了一个地方，他把我介绍给满桌的陌生人后，说他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事，离开一下，就走了，还好，都是西藏的朋友，因为西藏，我们很融洽很愉快地坐在了一起。
第二天按计划前往曲阜拜孔子。行程是初曰春安排的，他本人去不了，让他一个哥们儿小魏陪我。9点多到曲阜时，女网友淡淡书香早已在高速路口等我了。她并不在曲阜工作，而是在曲阜旁边的汶上县，为了陪我一早就开车出门了，真让我感动。
由于她提前安排好了导游等事项，使得我有限的时间得到了非常好的安排，孔府、孔庙、孔林全看了。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位66岁的老解说员，孔子的第72代后人，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是孔家这棵大树上的树杈，不是树梢。他的特殊身份和老资历，令他的讲解生动有趣，和死背硬记的不一样。一上午听下来我收获很大。
我和淡淡书香通过两次电话，见到人却比我想的要年轻（初曰春也如此，是不是山东话让人觉得老成？）。我们见面握手，丝毫没有陌生感，真是有缘。她告诉我地震发生后她一直担心我，却打不通电话，后来好不容易打通了，才放心。我为有这样一位远方的朋友感到幸运。
午餐也是由她安排的，她是行长，作陪的也全是行长，一桌五个银行行长，厉害吧？我感觉自己坐在了钱中间。气很足。呵呵。印象里最好吃的是煎饼。因为时间太紧，也没能好好跟行长们聊聊钱财大事，请教一下生财之道。不过临别曲阜的行长送了我一套线装本的《论语》，让我很开心。
之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济南机场，我又片刻不停地带着满嘴山东煎饼味儿登上飞机飞回成都。一切顺利。
2009年4月30日
走不出那个五月
明天去灾区。
转眼汶川地震一周年了，一直想去灾区看看，又怕给人家添乱。正好中国作协来了一个采访团，就跟着一起去吧。遗憾的是我的书《亲历五月》没能在这个时候出版，编辑说还得等几天，先发一个后记吧。
完成这本书，已经是2009年的春天。
但我似乎仍未走出那个5月。也许永远也走不出了。
也许永远也走不出来的不仅是我。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如何遭遇到这个5月，经历了这个5月，承担以及继续承担这个5月？不是我这部书能够表述清楚的，我只是吃惊于这个5月，它让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灾难带给我的恐惧、伤痛、绝望，同时目睹了如此巨大的生的勇气、希望和温暖，增强了对人的信心，思考了很多平日里忽略的问题。
太多的收获。
我感动。有几个群体让我特别感动：
志愿者。这是一支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支如此充满力量的队伍，
一支如此向善的队伍，一支如此勇敢坚强的队伍；他们来自工厂、农村、学校、商场、医院，他们来自海外，来自五大洲，他们让人欣慰，给人力量和信心！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整个人类。
教师。在灾难来临的刹那，有那么多的老师为了学生而奋不顾身，在灾后的救援中，那么多的老师为了营救学生而顾不上自己和家人，还有几位优秀校长，在灾难来临前排除万难为学生们提供了坚固的校舍……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擦亮了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这个职业从来没有这么集中地突破了职业赋予他们的教书育人的范畴，成为大难中孩子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再生恩人……
幸存者。他们坚强、勇敢、意志非凡。他们在大难来临时，坚持着要活下去，坚信一定会有人来救他们，这是对人性的信仰，善的信仰；当他们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内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悲痛、绝望、懊悔、内疚时，他们依然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坚强地生活。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激发了整个人类的大善和大爱。看看那些幸存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经历如此深重的灾难，却表现得如此坚强、镇静、友爱，让许许多多的成年人汗颜。
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这次受伤的人如此之多，受灾面积如此之大，令救死扶伤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激烈的战斗，也令防疫工作变得异常庞大艰巨，这些平日里在安静干净的环境里工作的医护人员，一个个都变成了战士。尤其是做防疫工作的，必须仔细地、认真地、一点一滴地去消毒去检查，不放过任何疑点。可以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灾后的平静。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军队。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又一次在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承担住了泰山般的责任。他们在危如累卵的建筑物下搜救幸存者，在巨石不时滚落的山道上打通“孤岛”之路，在滚滚泥石流中筑起人墙护送群众转移，在简陋的野外帐篷里救死扶伤；后来的日子，他们拆除危房、消毒防疫、心理救援、建学校、种庄稼、修路、搭桥，只要是群众需要的事，他们无所不做，无所不能。直到岁末，他们还在一趟趟地大规模地帮灾区群众运砖修房，他们的确是人民的子弟兵。
在灾区长达20余天的采访里，每每我心里发怵胆怯时，每每遇到危险感觉过不去时，都是那些在废墟上奋战的人忙碌的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不至于承受不住，一直坚持下来。我想我没有理由胆怯，因为我和那么多勇敢者在一起。
他们让我深深感动，他们让我充满感激。
感动之外，最让我难过悲痛的是，莫过于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那些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在一瞬间命归黄泉，葬身于废墟之中，不仅令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心碎，也令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心如刀绞。我们对不起孩子。幼儿园、小学、中学……几乎每一个重灾区的重灾点，都是学校。学校无疑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场所，这样的场所，理应修建得最为坚固结实。可是……
须知并不是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更多的时候，坏事正孳生出更多的坏事，这取决于我们对于坏事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忏悔和反省，取决于我们产生于良知的行动。
我祈求，今后的每一间教室，都坚如磐石。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灾后的避难所。我很想说，当我们的教室还是危房的时候，政府有什么资格盖高楼大厦？有什么资格修豪华住所？甚至，我们有什么脸面繁衍后代？
感动之余，悲痛之余，也有很多让我生气甚至愤怒的事。我生气一些官员面临灾难时的胆怯，不承担。我生气一些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还忘不了作秀，忘不了出风头；更生气一些人为了争功而造假，更生气一些人的贪婪竟动到了救灾物资上。难道大自然的警醒还不够吗？人类因贪婪而导致的种种灾难还没能给这些人足够的教训吗？
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对脚下的大地实在是知之甚少，我们对所处的世界实在还有太多的谜。可我们与自然的不和谐音却越来越多。作为大自然中的一种生物，作为对自然索取最多的一种生物，我们应该比其他物种更多一份虔诚，多一份敬畏，多一份谦恭，而不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我们承认人是万物之首，但人的出色不应该体现在主宰其他物种上，而应该体现在保护其他物种上。
我欣慰。通过这次救灾，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的综合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救灾上都是以市场为主，80％由保险公司承担，而我们国家还是以行政为主，80％由政府承担。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救助（即以行政主导，然后市场参与、社会补充加个人努力），就需要我们具有强大的国力。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大量救灾物资的发放，大到电视、桌椅、被褥，小到牙刷牙膏。一位在北川都坝乡呆了一个多月的军官告诉我，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帮助镇政府发放物资，不及时发放的话就没地方堆放。此次救灾，中央财政投入543.13亿，并建立了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还有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18个省市对口支持18个重灾区重建。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教授说的那样：这次地震，对我们党和国家有五个方面的检验：第一个是对党执政理念的检验，以人为本；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检验，合力办大事；第三，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军队的战斗力；第四，对我们民族道德的检验，此次中华民族展现给世人的最优秀的品质，空前的团结，升华，心灵重塑。第五，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检验。
我愿意相信，这次大地震，虽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但不会有难民，虽然有无数的房屋倒塌，但不会有流离失所的人，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但不会有孤儿。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有深深的担忧。
对自然灾害的担忧。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近一年，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日子似乎已经平静如昨。但这种平静来得太快，快到我甚至怀疑许多人的记忆中是否还有那个5月的位置？在我看来，地震带来的灾难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灾区人民的伤口还远远没有愈合。而且，新的灾害仍在发生，如给北川人民雪上加霜的“9·24”大暴雨造成的泥石流灾害，其恐怖和磨难几乎不亚于地震；还有青川依然频繁发生的余震，也让我们无法轻松。
对人性本身的担忧。曾经热情万丈的大爱能否延续？曾经的勇敢忠诚能否依然？曾经的铁肩担道义、曾经的亲如一家，曾经的慷慨奉献，能否永远在？
我看到钱理群教授在《当今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一文中写到：“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钱理群先生恐惧的，也正是我所担忧的。此次灾难，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力量，看到了“全民大爱”，也看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可是，这一切会不会转瞬即逝？我们该怎样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在改变不了他人和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努力做好了自己？是不是清醒地知道我们自己也无时不刻地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灾难中，很可能下一分钟就成了灾民中的一员？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关注，需要我们思索，更需要我们承担。
我祈望人类在上苍面前心怀谦卑。
我祈求上苍给我们安宁。
给灾区，给四川，给中国，给世界——安宁。
2009年5月5日
重访灾区
昨天下午，我们一行结束了6天的灾区重访，回到成都。汶川地震一周年了，重访灾区，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欣慰，有难过，有遗憾，更有不安和惭愧。
先说欣慰。我们先后去了都江堰、广元、青川、北川、安县、彭州。这几个地方，除北川是彻底重建外，其他几个地方，都是在原址上恢复重建。我们这个采访团的作家，全部是在地震时来灾区采访过的，所以此次到灾区，都能感觉到发生的变化。很多地方都已经修建好了和正在修建永久性住房，成片成片的，看上去又美观又结实；还修好了一些公共设施，如卫生院等，还修建了新的公路。这些公路比地震前的质量更好。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部分灾区群众已经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新生活。还有一些无法在原址上重建的，则在政府的安排下移民到附近的县。比如青川的几百户人家移民到邛崃，每家可以分到2亩茶园、一亩菜地。
我们看到了各地政府的努力，一年来的确做了不少实事，各省市的援建力度也很大，已经和正在修建了很多项目。但毕竟是这样一场大灾难，很多受灾地本来就穷困，灾难令他们雪上加霜，故不少受灾群众至今依然生活艰辛，依然没住上永久性房屋，依然没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就令我的难过多过欣慰。
一种难过是，看到受灾群众依然没有安稳的住处。每到一地，我都尽可能地找当地群众聊天（一般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官员介绍情况，我就抽空到边上找人聊天），询问他们受灾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说实话，每一次的了解都让我心里难过。有一对中年姐妹，姐姐一家只存活下她一个，她每天以泪洗面。在外打工的妹妹就回来陪她，生活也很困难，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妹妹的劝说下，姐姐做了包子在路边卖；还有个农民给我看他背上的刀口，他一家5口就活下他一个，腰断了，手术后依然不能干重活。可他至今还住在破房子旁边的棚子里，而在他们旁边，正紧锣密鼓地在修地震遗址公园……我不是说不该修这个公园，可是应该先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啊。我不知这里的政府官员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种难过，是看到那些遇难者的亲人们，至今无法抚平伤痛。10日下午，我们随着络绎不绝的祭祀人流进入了北川县城。为周年祭，北川县城开禁四天，北川的居民可以凭身份证回到故居的废墟上祭祀遇难者。下午1点钟放行，我们也是最早进入的。回想一年前，我第一次到北川，是5月15日早上，那个时候，废墟上到处都是救援的人，虽然人们紧张焦虑，但毕竟还能感觉到活力，可现在的北川，已是一座死城。进入其中的人们，手里都拿着香、烛、纸钱等祭祀用品，走到自己故居的废墟上，虔诚地点燃，合掌祈祷。我也拿了一朵黄菊花，随着他们走过废墟，默默地站在那儿看，倾听那些哽咽的诉说，心情无比压抑。我本想和一位正在烧纸的妇女聊聊，可她不愿意说。我想我们永远也无法体会他们的伤痛，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得他们自己承受着。那还是安静地走开吧。于是我把黄菊花插在废墟上，提前退了出来。
我们每到一地，各地官员都会介绍情况，也有很多书面的资料，或者图片展览，但几天下来，我却发现有很大不同。有的地方官员只说他们是怎么战胜了灾难，怎么在努力重建家园的，但有的地方就不同。比如在安县，我在展览中看到他们用大量的图片详细介绍了去他们那里救灾的部队，帮助他们的志愿者，救治和防疫的医疗队，甚至连去他们那里慰问演出的文艺团体也都有图片介绍，对一年来大力援助他们建设的辽宁省和其他援建单位，更是大篇幅地介绍，在路上也能看到表达感激的标语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感恩之心。我一边看一边想到头天去的那个县，几乎完全不提这些。真让我感到遗憾。
这些日子的重访，让我再次意识到，灾区的重建任务长久而艰巨。我为自己就这么走过而感到不安和惭愧。虽然我们这个采访团，也为青川县的20所中小学捐赠了100万图书（每所学校5万），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面对灾民忧虑的眼神，心里真是很不安。为了让心里好过一些，我只能以捐助的方式做弥补。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凡打算去灾区的人，要么出钱，要么出力，如果仅仅是好奇，就最好不要去打搅他们。
今天是重访的最后一天，在彭州小鱼洞。我稍微感到好过些。我们不但看到了新建的民居，看到了马上就要通车的新大桥，还在断桥的遗址上，遇到了一对前来拍婚纱照的新人。这对年轻人原来只是认识，地震后两家都受到很大创伤，小伙子家里更为严重，但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相互支撑患难与共走过一年。今年他们特意选择了5·12作为结婚的日子，并且来到地震遗址上拍照，我们都纷纷上前为他们祝福。据说明天还有更多的新人选择了在废墟上举行婚礼，开始新生活。他们让我想到一个词，生生不息。
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为他们祈祷。
2009年5月11日
想通了
先讲故事。
昨天星期一，是我们编辑部开例会的日子。早上醒来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于是发短信给驾驶员小刘，让他8点半来接我。以往我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办公室的。8点25分我提前下楼，在电梯里遇见女邻居，还聊了几句。一切都很寻常。
走到楼下门口，我看车还没来，就拿出手机想给小刘打电话，就在那一瞬间，哧溜一下，我的脚踩滑了，毫无防备地狠狠地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就跟猪八戒踩到西瓜皮那样）——头着地，发出一声巨响，眼前一黑（提前体验了日全食），不过还没有发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意识是清醒的。后脑勺巨疼，眼泪争先恐后涌出。女邻居听到响声，立即回身跑向我，叫我不要起身，然后打电话叫先生。女邻居不仅热心，还有点儿常识。我捂着后脑勺很尴尬地坐在地上，看到我的手机被摔成三半儿。
司机小刘刚好开车到达，吓坏了，跳下车过来扶我，也差点儿滑倒，原来地下涂了一层润滑油，我都能清晰地看到我的脚滑出的痕迹。物管赶过来，我忍痛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上班时间打油，既不擦干净，也不摆个牌子提醒？物管一叠声的道歉，我顾不上再说什么了，紧张地想，不会颅内出血吧？不会头骨破裂吧？不会脑震荡吧，不会成植物人吧？
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知道几个案例，之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沙发上玩儿，突然摔倒，后脑勺着地，大人看没有流血就没在意，哪知孩子哭了几声就睡了，睡了就再没醒来。之二，一个青年打篮球，被篮球击中后脑勺，当即倒地，离开人世。之三，我一个朋友，在浴室滑倒，腹部碰到浴盆边缘，当时没在意，继续开会，回家后却越来越痛，去医院看，原来脾脏破了，一直在流血，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以我有限的经验，我知道没有外伤的摔伤其实更危险。于是我跟小刘说，赶快送我去门诊部拍片检查。这时先生也下楼来了，一起赶往医院。
很快到了机关医院，没想到我们伟大的机关医院说，他们的CT只给地方病号用，不给我们机关干部用，我们要照CT必须去总医院。我明白她的意思，他们是收费的。我说我自费还不行吗？因为我想，如果有出血是不能耽误的，但医生坚持说只能送总医院。总医院在天回镇啊，而且那条路是成都最堵的路啊。好在她安慰了我一句，她说人的头骨是很硬的，应该问题不大。
这时编辑部的王甜王棵也赶来了，很紧张地陪我一起去总医院。路上，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堵车，我开始觉得恶心，头晕得厉害，闭着眼不想说话。王甜不停地说，山山老师你千万别睡着啊。我想是啊，我可不能睡过去啊，什么都没交待呢。
到了总医院，总算比较快地照上了CT（老实说我真不想照那个东西，有辐射啊）。医生看了片子说，问题不大，目前没有异常。回家观察三到七天（够长的），就把我们打发了。
谢天谢地，总算松了一口气。出来就碰到刚赶到医院的副主编张甲利和刘燕。听说没事，大家都松了口气，刘燕马上开我玩笑说，看来你不缺钙，看来你身子骨很结实。我也笑说，是啊，我还真是经摔。
现在，经过一天一夜的观察，我确定脑子没问题了，早上按时醒来（没有昏睡过去），且不再头昏（昨天一直头昏）。只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不太舒服，可能肌肉高度紧张，拉伤了，背部和腹部都有点儿疼，后脑勺有一个肿包，半个橘子那么大（不是金橘哈），也很疼。
物管提了一蓝水果来道歉。我说，还好摔的是我。若是个年纪更大的，若是个医疗没保证的，你们就惨啦。他们连连说是。现在他们已经在门口摆上了“小心地滑”的牌子，亡羊补牢。我用脑袋替他们敲了警钟。
编辑部的同仁说要来看我，我也没有婉拒，作病号状等他们来看望，嘿嘿。
这一摔，让我一下想通了很多问题。
第一，我这个人，不能批评人，不能发牢骚抱怨，只能写点儿和气的快乐的东西。你看，昨天刚写了一篇《想不通》，发了一堆牢骚，尤其还发了老天爷的牢骚，第二天就遇险；（我发现人一遇挫折就会迷信，难怪庙里烧香的苦命人居多。）
第二，我这个人，还真是经得起摔打。事后想了一下感到后怕，因为我是哧溜一下摔下去的，速度很快，以我有限的物理知识，速度会大大地增加力度，那一下是相当狠的，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响声（多么珍贵的响声），但居然只是外部血肿，没把脑子里头摔坏；还有，我的两个胳膊关节都摔青了，但居然没骨折；最意外的是，我明明是往外走的，倒下后头却朝外（旋转着倒下的？）须知我身后就是水泥柱，要是头磕在那柱子上，我就真的玩儿完了。
第三，不管这世界如何，我还是很幸运的，周围的人都对我很好，同事、邻居、家人，都在第一时间为我焦急奔波，让我感激和欣慰。（就为这个也不能昏迷不醒啊。）
第四，还是不管这世界如何，自己还是努力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你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又迷信了，但有这样的迷信没坏处。
此为大事，记录在案。
2009年7月21日
特别的聚会
今天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既不是同学，也不是战友，也不是同事，也不是文友，也不是女友，也不是会友，很难用一个词概括，也许可以叫同志（不要想偏了哈）：十几年前，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事了四五年时间。
1990年春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启事：成都市电信局为新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招聘义务心理咨询员，每个周末通过电话对有需求者进行心理抚慰和疏导；号码是666888。启事上说明了是尽义务，无报酬。我看到后立即打电话报了名。
后来得知，当时报名的有一百多人，只录取了其中的20多人，我在其中，感觉很荣幸。我们当中有医生，公务员，老师（大学到幼儿园都有），律师，编辑和作家。主要力量是医生和公务员。地点在水碾河那个电信局的七楼上。我每次从北校场骑车去，都要提前四十分钟出门，骑到那里爬上七楼后喘口气，然后“坐台”。
我们首批招聘去的人分成了四组，每个周末上一个组，每次分两班，下午2点半到5点半一班，晚上5点半到8点半一个班。我通常是上晚上，因为下午要上班，还要管孩子，那时儿子才3岁多。
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事情？回想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看到自己身边也有了心理咨询这样体现着文明进步的事，非常高兴，想成为其中一员贡献点儿力量；第二算是私心，觉得自己搞写作，应该多了解些社会。
参加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更豁达，更知足了。因为在那里接触到的，全是些生活遭遇挫折的人，相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不再发牢骚。也就是说，在给别人心理疏导的同时，也顺带疏导了自己。这个是意外收获。
那个期间，我的工作卓有成效，成功地安抚了不少受挫的人，有失恋的，离婚的，生意失败的，人际关系紧张的，还有几位有自杀倾向的。
记得有个女孩子失恋了，打电话来泣不成声，告诉我她不想活了；因为在打电话之前，她刚刚听说那个男的要结婚了。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开导她，一直讲到她破涕为笑。我嗓子都哑了；但还是不放心，在她放电话之前嘱咐她下个周末再打给我，后来她果真打来了，虽然还是有些难受，但是说她绝不会为他死了，要好好地活；我这才放心。
还有个男的，也是失恋，喝醉了酒打电话过来。我一上来就说，我都闻到酒味儿了，你能放下酒杯和我说话吗？不然不礼貌哦。他很吃惊。其实我是听出他舌头打结。在长达40分钟的开导后，他终于平静地说，我现在好多了，可我还有个要求不知你能否满足我？我连忙说我尽力。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读一首爱情诗？（当时就想，你还好是遇到我哦。）我答应了，背了一首在大学里经常朗诵的爱情诗给他听，那首诗就是写给分手恋人的。
现在想，那情形也挺感人哈，拿着话筒给陌生男人读爱情诗。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群读六年级的小姑娘，她们放学后一起排队来打咨询电话，依次诉说自己的苦恼，比如父母离婚了，比如学习压力大，比如没当上班干部。其中有个小姑娘很可爱，她说老师不喜欢她，因为她喜欢吹口哨，老师说她流氓习气，她为此苦恼极了。我明确告诉她，吹口哨不是流氓习气，我就很佩服会吹口哨的，我想学还学不会呢。小姑娘开心死了，咯咯地笑。然后我告诉她，咱们不在课堂上吹，咱们下课吹，回家吹，好不好？她一口答应。
除了诉说苦恼，也有来找我们出主意的，比如给恋人买什么礼物，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等等。记得有个年轻女孩儿想给男朋友送生日礼物，没多少钱，又想别致。我就建议她做一件文化衫送给男友，在上面画上自己的画儿，写上想说的话。她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们中有好几位本来就是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有时候碰上那种超出了一般心理问题，已经是精神疾病的用户，我们就转给他们，或者建议他去华西医大的心理门诊。那几位医生真的又热心又负责，成为我们这支队伍的骨干。
现在想来，电信局开通这个电话，真是做了大好事，用了这么个响亮的号码，免费为市民服务。是当时全国开通的第一家，后来报纸还报道过。
我坚持了差不多4年，从1990年初到1993年底。也许不是每周都去，容易坚持。后来我被电信局评为“优秀心理咨询员”，发了证书的；再后来事情有了变化，一是加入的新人越来越多，二是电话开始收费了，我便逐渐退出。
至于在写作上，直接的收获并不大，我只写了一个短篇《等待星期六》（获《中国作家》小说奖），还有一篇随笔《心理咨询手记》。但对我的人生态度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自己那个时候参与了这件事。
今天聚会只来了其中8位。因为十几年没联系了，好多人一时联系不上了，得慢慢找。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虽然都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但回忆起往事来个个精神焕发。在他们的回忆中我也想起了好多被遗忘的细节，比如上晚班时，电信局会发两个面包给我们；还比如，电信局组织我们出去郊游了很多次，游山玩水，以弥补我们的无偿劳动。
当年的发起人之一，是省团委的干部，今天也来了。他回忆说，因为当时连续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他们就在团委搞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很快发现不够用；而同时电信局也发现个现象，一些用户打电话到他们那里，不是为了问号码，而是想找人诉说苦恼。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在商议中意识到，光靠专家和医生是忙不过来的，于是面向社会招聘。
回首往事，我们都为当年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因为能够主动热情地去做公益事业，并且坚持数年不求回报，足以证明我们是好人。当时我们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也就是二三十岁，最年长的四十多岁。可以说是最早的志愿者了。所以今天聚在一起，大家毫不客气地进行了表扬和自我表扬。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分别十六七年后的今天，都过得很好，自己事业有成，儿女也都不错，除少部分退休外，多数都是单位的领导或骨干。这也说明这个群体的素质的确不错。
最后我们约定，以后要常聚，要把能找到的同志都找到。
各位，趁年轻的时候多做点儿好事，老了好有愉快的回忆哈。
2009年9月6日
为800条短信送行
我的手机丢了，在长假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会说，我也丢过。或者说，太马虎了，以后小心点儿。但是我还是得絮叨一下，因为我这部手机，值得我絮叨。
这手机是儿子送我的。
2007年夏天他回国度暑假，去杭州看望外公外婆，外公外婆满心欢喜难以言表，便以生日的名义压岁钱的名义塞给他不少钱，让他在杭州玩儿个痛快。我在一旁作羡慕状说，你好富有哦。儿子立即慷慨地说，我给你买个新手机吧，你那个太旧了。我乐滋滋地笑纳。于是便有了这部在当时很新潮的手机，花了儿子近3000元人民币。
从那时到本月，两年多的时间，这部手机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包括进藏，包括出国，包括去年的大地震，直到一周前。
那天丝毫不像是丢手机的日子。天气晴好，生活平静。我是因为父亲生病临时回到杭州的，回家后父亲的病已基本好了，就等着假期结束出院了。我心情放松，那天和姐姐一起去逛街。离开商场时我忽然发现时间有点儿晚了，害怕独自在家的母亲一个人烧饭，于是跟姐姐说先走，就冲出商场打车。哪知那个时间很难打，我一边张望一边往前走，途中遇到一个年轻女孩儿蹲在地下乞讨，面前写着：讨要8元钱路费。虽然很急，我还是停下来从口袋里拿出9元零钱给了她。我也知道有可能她是骗我，但一个年轻女孩儿拉下脸来乞讨，总有她不得已的原因。
打上车，一路堵，天已擦黑。好不容易到家门口，我付了车费，说了声谢谢，急慌慌地下车。因有两个衣袋一个提包要拿，就不慎将手机跌落。一下车我就发现手机不在（我总是习惯捏在手上），立即喊停车没喊住。这里我犯了个错误，我又停下来翻包，等确定手机不在包里时车已开远了。（我应该先记住车号再翻包的，笨那！）
我迅速到路边拨打我的手机，通了，但无人接听，连续打了三次都响到断为止。因怕妈妈着急只好先回家，回家后再打，还立即查到交通台请其广播，还用妈妈的手机发短信过去，说如果他送回来，我会付他路费并致以酬谢。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但半小时后我再拨，手机关了。您拨打的用户很郁闷……
不知所措。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好像忽然之间，我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细细盘算，我脑子里能记住的号码不到20个。我原本是电话兵啊，背电话号码小菜一碟，但现在太依赖手机了，什么都让它帮自己记着，什么都交给它储存。
很闹心。想到丢手机前我刚做了善事，不是说善有善报吗，怎么来了个反的呢？后来一想，也许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或者，提前报过了？父亲这次生病住院，几天就好了，无大碍，这不是幸事吗，这不是善报吗？这么一想，平静下来，倒头就睡，以至于老妈给老爸打电话说，你看你这个女儿，说闹心，倒头就睡。真是好福气。
其实丢失的这个手机，已经很旧很旧了，周边掉漆，因摔过几次，键盘盖已扣不住了，一直翘着，有时还自动关机。有一次吃饭服务员把汤洒在手机上，导致显示屏发黑，我花了400元换了个屏，也没舍得淘汰它，当时它的价格已降到1000多了。曾经有个朋友看我手机那么旧，就送了我一个，比我这个高级多了，但我始终不习惯，转送给了儿子。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是儿子送的，因为用时间长了顺手，因为里面有很多资料（比如我的日程安排，我的备忘录，我的邮箱、地址、电话、qq、msn，我随手拍的照片，还有家人和好友的生日等，当然还有几百个电话号码），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跟着我经历了大地震最艰难的日子。
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楼都摇晃得发出响声了，高处的东西都掉下来砸碎了，我人都走到门口了，还是专门返回到书桌旁把手机拿上。直觉告诉我，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很需要它。
果然，那个小小的手机跟随我跑遍了灾区，跟着我翻山越岭，跟着我乘坐直升机、冲锋艇，跟着我睡帐篷也跟着我露营，它不仅仅是我的通讯工具，有时是手表，有时还是电筒，但更多的时候，它代替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陪在我的身边。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常常看里面的短信，给自己加油和安慰。
那个小小的手机，里面储存了我地震期间的800多条短信（因当时电话很难打通，短信是最有效的联系方式）。有第一时间来问候我的亲人和朋友，有来自灾区救灾战友的消息，有当时救灾指挥部的各种通告，有我去灾区采访时部队发给我的路线图，有遭遇不幸请求我帮助的求助信息，有关心我安慰的温馨嘱咐，有各报刊的约稿信和邮箱，还有很多地震期间的打油诗、段子。每每翻开它们，我都会想起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甚至我的一位已经去世的同事，当时我们曾一起下灾区采访，我们彼此联系的短信，也都保留着，为此我还保留了他的号。那些逢年过节的祝福短信，我看过回复过就删除了，这个时期的短信却一条未动。我曾想复制到电脑上的，但因为数据线找不到了，没能实施。
此次，它们全部离我而去。
我无法责怪他人，只能自责。虽然用手机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丢手机，我完全可以原谅自己的。可我还是很难受，持续中。
很多朋友知道这个事后，都让我写篇文章，发在杭州的报纸上，也许可以找回来。我一直没写，我觉得那个将我手机据为己有的人不会看报的。更何况他要找我太容易了，手机里有我的各种联系方式，传统的现代的都有，可至今一点音信没有，说明他压根儿没打算找我。
但今天，我忽然想，还是写一篇吧，不为别的，就算是为我手机里那800多条短信，送个行，向那些难忘的日子，道个别。也许，我可以就此别过那些心碎的记忆？
2009年10月13日
立冬前后的日子
本想写“深秋的一些人和事”，可是立冬已经十多天了，还在纠缠秋天显得过于滞后。所以来个跨季节的题目。
10月底从西藏回来，一晃过去20天了。兴奋渐渐平息，最初那几天，我到处炫耀，照片贴出后，还发网址给不常上网的朋友，叫他们赶快去看。朋友们很给面子，纷纷赞扬：“你简直可以搞专业摄影啦”，或者，“你拍的比专业摄影还好啊”，我全部当真笑纳。嘿嘿。接着就有两位编辑找俺要照片了，准备发表，俺更加得意，好歹也两栖一回，涉足了摄影界。
当然，现在已平静下来，将美景深藏心底，继续过日子。该干嘛就干嘛，不该干嘛就不干嘛。
先说该干嘛就干嘛。
回来后参加了会议两次，都是必须参加的。一次是去雅安开评奖会，四川省文学奖，任评委。整整三天（其实雅安景色也不错，但因为没有西藏那种透亮的坦荡的阳光，所以没有兴致拍照）；另一次是在作协参加全国长篇小说研讨会，一整天。见了不少外地来的作家评论家朋友和编辑，听了不少高见。这两个会，不参加不合适，虽然副主席是个虚职，但既然你当了，就不能占着什么不什么，对吧？
然后是本职工作，继续编辑部的故事。因为到年底了，面临明年刊物的征订和封面设计，这些事无法甩给其他人，还是只有亲力亲为。不过我不会“跑发行”的，我就是在开会的时候，群发短信，给我认识的部队领导，请他们支持我的工作。这方法很有效，我年年使用。虽然上级也下发了征订通知，但是再以朋友的方式拜托一下，更好。至于封面设计，连续这三四年，都是我出思路，美编设计。今年也如此，大样已经出来了，看上去很不错。
除此之外，主要在家写作。长篇依然不顺（老被打断），又写了个短篇。然后整理照片，上网购书，闲暇看书，锻炼，家务，等等。一切老样子。
现在说，不该干嘛就不干嘛。
一般来说，我是个与生活比较配合的人。很少拒绝生活的热情拥抱，很少对他人说不。但这两年不行了，你不说“不”，那你基本上就活得不像你自己了。
梳理一下，这段时间拒绝的事情有：
1.某电视台邀请的选美评委；估计这一条，很多先生看了都会顿足：多好的事情啊，干吗拒绝啊。连我们家某人也说，其实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我说要是能转让我就有偿转让给你哈。
2.某著名杂志社采访：“想写写你的家庭生活”。这个更是忙不迭地推掉，生怕沾边儿。原本就怕这些事，更何况在网上看到，该杂志社最近被一个女作家告上法庭，因不实报道。我知道，哪怕是你自己写好文章给它，它也能“改编”成杂志需要的那种东西。
3.还有一系列活动：某双年展开幕式，某大型采风活动开幕式，某新书发布会，某政府部门下基层视察，等等。
如果这些事我一律答应，那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吃住在“社会上”（我一个朋友发明的词儿，人家问他在哪儿，他常常既不在单位，也不在家，他就回答说，我在社会上。）
其实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我断然地说了“不”。这里就不细写了。想想自己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偶尔率性一下也是可以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肮脏，我知道一些人没有真才实学，且人品糟糕，却要风是风要雨得雨，我也知道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凡事总得有个底线，超过了底线，我只能说“不”，当然，我说“不”不能改变他人，只是改变我自己。
此事对我来说，算件大事。故记之。
天气日益寒冷，北方普降暴雪，航班延误或取消，列车晚点或停开，出行变得困难。从电视上和网上看到，我曾经生活过7年的石家庄，居然下了5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也就是说，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些石家庄大雪，都成小雪了。为北方的父老乡亲们担心，祈祷。
请各位朋友多多保重。
200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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