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尼说：“我们的情报很广，但还不是很全。盟军这次入侵行动的代号是‘霸王’。在英国集结的部队如下。”他拿起一根皮鞭，来到墙上的地图前面。“第一，沿南海岸；第二，在东英吉利亚一带；第三，在苏格兰。到目前为止，在东英吉利亚集结的军队规模最大。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入侵将分三路。”
“第一路，在诺曼底作牵制性进攻；第二路，越过多佛尔海峡在加来海岸主攻；第三路，从苏格兰渡北海到挪威，构成侧翼。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支持这一判断。”他坐了下去。
希特勒问：“你们说呢？”
隆美尔作为控制法国北部海岸的B集团军司令发言说：“我可以报告一个确定无疑的迹象：加来港迄今遭受的轰炸是吨位最大的。”
戈林问：“是什么情报来源支持你的判断，冯·罗恩尼？”
罗恩尼再次起立。“来源有三：空中侦察、监听敌台无线电讯号和特工人员的情报。”他坐下了。
希特勒把双手保护似的交叉在小腹前面，这种神经质的习惯是他就要发表演说的迹象。“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开始说，“假如我是温斯顿·丘吉尔，我会怎样思考。我面临着两种选择：塞纳河以东或者塞纳河以西。东边有一个优越性：距离较近。然后在现代战争中只有两种距离——战斗机航程以内和战斗机航程以外。上述的两种选择都在战斗机航程以内，因此，距离不在考虑之内。”
“西边有一个大港口瑟堡，但东边却没有。而更重要的，东边比西边有更多重兵把守，敌人也有空中侦察。”
“因此，我要是丘吉尔，我会选择西边，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要竭力把德国人引向相反方向去想！我每派一架轰炸机去诺曼底，就派两架轰炸机去加来港。我要设法炸掉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我要发出错误的无线电讯号，送出假情报，在部署军队时制造假象。我要让隆美尔和冯·罗恩尼那样的傻瓜上当。我还指望能欺骗元首本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戈林首先发言：“我的元首，您把丘吉尔说得和您一样英明，是抬举他了。”
在令人不舒服的地下室里，紧张的空气明显地松弛了。戈林说得恰到好处，他用吹捧的方式表达了异议。别人纷纷附和他，一个比一个说得更有力：盟军会选择较短的海路，以求速度；较近的海岸会掩护作战的飞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加油和返航；东南部多海湾和港口，是发动进攻的更好的阵地；若说所有的情报都是错的，似乎不大可能。
希特勒聆听了半个小时，然后举起一只手表示肃静。他从桌上拿起一叠发黄的文件，在手中挥着，说：“一九四一年，我就发布了《构筑海岸防线》的指示，我在其中预测到，盟军关键的登陆将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突出部分，那里良好的港湾将是理想的滩头阵地。这是我当时的直觉告诉我的，也是我现在的直觉告诉我的！”几片白沫出现在元首的下唇上。
冯·罗恩尼说话了（隆美尔心想，他比我有勇气）：“我的元首，我们的调查还在继续——这是很自然的。还有一条特别的管道，你大概是知道的。几周前，我派了一名密使到英国去，和叫作‘针’的特工取得了联系。”
希特勒的眼睛亮了：“啊！我知道那个人。说下去。”
“给‘针’的指令是要他弄清驻扎在东英吉利亚的巴顿将军麾下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如果他发现情报被夸大，那我们就一定要重新考虑我的判断了。如果他的报告证实那支军队和我们目前相信的实力相同，那么，对于目标是加来这一点，就没什么怀疑了。”
戈林盯着冯·罗恩尼：“这个‘针’是谁？”
希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卡纳里斯招到的唯一一个像样的特工——因为是我指示他招募的。”他说，“我了解他的家庭——帝国的支柱。坚强、忠诚、正直的德国人。‘针’是个卓越的人才，十分卓越！我看过他所有的报告。在英国人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就在伦敦了。再早，他在俄国——”
冯·罗恩尼打断说：“我的元首——”
“嗯？”希特勒瞪了他一眼，但似乎明白了这位间谍头目制止他是对的。
冯·罗恩尼试探着说：“那么说，您会接受‘针’的报告了？”
希特勒点点头：“那个人会找出事情的真相。”
第三节
13
费伯靠在一棵树上，颤抖着，并且呕吐起来。
随后他开始思索：要不要埋掉这五具尸体。
他估计，这件事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时间长短取决于把尸体掩埋到什么程度。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被捕。
他掂量着为埋尸而被发现的风险，与延迟发现尸体所赢得的宝贵时间之间的利弊得失。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五个人失踪了，大约在九点左右他们就会进行搜索。假定这五个国民军是按规定的线路巡逻，那他们走的路线别人就会知道。搜索队的第一步行动是派个人沿路迅速寻找一遍。如果这些尸体停在原处，那搜索就会很快发现并发出警报。如果把尸体掩埋了，搜索队就得回去报告，然后开始全面搜索，出动警犬和警察搜遍各个角落。他们可能要花费上一整天，才能发现尸体。到那时候，费伯可能已经在伦敦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在他们知道要寻找一个杀人犯之前就离开这一带。他决定为争取这额外的时间冒一番险。
他游到运河对岸，扛着那个上岁数的上尉的尸体又游回来。他把尸体往一棵灌木丛后面随便一扔，从船舱里拉出那两具尸体，往上尉的尸体上抛去，随后又把沃森和下士的尸体堆到上面。
他在树丛中几码远的地方找到一片松土。那地方稍稍向下洼，给了他一点方便。他没有铁铲。他从船的小厨房里拿了一只长柄的深平底锅，动手挖了起来。
最上面两三英尺是断枝腐叶，挖着很容易。再往下就是泥土了，挖起来十分吃力。花了半个小时，他才又挖深了十八英尺。只能凑合了。
他把尸体一具一具地拖过来，抛进坑里，然后脱下浑身污泥、沾满血迹的衣服，盖在尸堆的上面。他用松土埋上，又盖了一层从附近的树木和灌木丛折来的枝叶。这样足以蒙混过第一次的草草搜索了。
他把土踢在沃森躺过的地方，把血迹掩盖起来。船上也有血，是那个扑上来的士兵流的。费伯找了块抹布，把甲板洗刷干净。
随后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扬起帆，把船开走。
他扬足了帆，全速前进，尽量拉大他和坟墓间的距离。他一边航行，一边琢磨乘火车和偷一辆汽车各有什么利弊。要是能找到一辆可偷的汽车，速度要快得多，但检查偷车贼的行动很快就会展开，不管人们有没有把失车和国民军巡逻队失踪两件事联系起来。寻找一个火车站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看来更安全——只要他多加小心，就能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里不受怀疑。
他不知道该拿这艘船怎么办。理想的办法是把它击沉，但在凿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发现。如果他把船停在某处港口，或者干脆泊在这河边上，警察就会很快把船和谋杀联系起来，这就会透露了自己的去向。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糟糕的是，他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那张英国水路地图上绘出了每一座桥梁、每一个港口和每一道船闸，但是没有标出铁路线。他估计，每走上一两个小时，他可以经过六七个村庄，问题是有村庄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火车站。
最后，运气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这河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了。
他带好他的指南针、从相机中取出的底片、皮夹和锥形匕首，其余物品则和小船一起沉掉。
河两边岸上的小路都有树木遮蔽，附近又没有公路。他卷起船帆，拆到桅杆基座，把桅杆放倒在甲板上。然后他把龙骨上的鱼舱塞拔掉，拽着缆绳，跳到岸上。
小船渐渐灌满了水，在桥下漂着。费伯拉着缆绳，控制着船，让它在下沉的时候正好在桥拱的下方。后甲板先沉下去，随后是船头，最后，河水把船舱顶淹没了。水面上冒出几个气泡，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桥的阴影遮住了船的轮廓，随便看上一眼是发现不了的。费伯把缆绳抛进水里。
铁路线由东北伸向西南。费伯爬到路基上，向西南方向走去，那是伦敦所在的位置。铁路是单轨的，大概是乡间支线。列车班次不会很多，但每站必停。
他沿线走着，太阳光越来越强了，他走得很快，感到燥热。他卖掉那身沾血的黑衣裤时，换上了双挂扣的运动上衣和厚厚的法兰绒裤子。现在他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
走了四十分钟以后，他听到远处的火车声，便躲到了铁路边上的树丛里。一列运煤车向东北驶去，是一辆慢吞吞的老式蒸汽机车，头上喷着大团大团的白气。如果有相反方向的火车，他就可以跳上去。要跳吗？跳上车可以不必长途跋涉。但另一方面，他会弄得全身污黑，惹人生疑，下车时要想不让人发现也很麻烦。算啦，还是走路保险。
铁路笔直地穿越平坦的原野。费伯经过一片农田，一个农民正在用拖拉机耕地，要想不让人看见是不行的。那农民只向他挥了挥手，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他们相距很远，他看不清费伯的脸。
他大约走了十英里之后，看到前方有个车站，他能看清的只是隆起的月台和一组信号标志。他离开了铁路，穿越野地，尽量靠着树林的边缘走着，直到遇上一条公路。
没走几步他就进了村子。那儿没有任何标志告诉他村名。由于德国人入侵英伦三岛的威胁已经解除，以前被拆掉的路牌和地标如今又一一被重新竖立了起来，但这个村子还没心思去办这个。
村里有一所邮局、一座谷仓和一家叫公牛的酒馆，他经过战争纪念碑时，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友好地向他打招呼：“早安！”小车站懒洋洋地晒着春天的太阳。费伯走了进去。
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列车时刻表。费伯走上前去察看。他身后的售票小窗口传出一个声音说：“我要是你，就不去理会那玩意儿了。那可是《浮华世家》[24]以来最大的杜撰之作。”
费伯其实早就知道那张时刻表是过时的了，但他需要确定火车是通往伦敦的。的确是。他说：“下一班到利物浦街车站的列车是什么时间？”
铁路职员讽刺地哈哈大笑：“你要是运气好，说不定今天什么时候会碰上一班。”
“我反正得买一张票。请给一张单程票。”
“五先令四便士。听说，在意大利，火车倒还是准时的。”那职员说。
“现在也不行啦。”费伯发表着言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都宁可选咱们糟糕的列车和政治制度。”
那人神经质地盯了他一眼：“当然，你说得对。你愿意在‘公牛’酒馆等车吗？车来了你听得见——万一听不见，我会打发人去叫你。”
费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脸。“不必啦，谢谢，我不想多花钱。”他接过车票，向月台走去。
那职员过了一会儿跟了上来，和他并肩坐在长凳上晒太阳。他问：“你在赶时间吗？”
费伯摇摇头：“我已经把今天报销了。我起床就晚了，又和老板吵了一架，开的那辆卡车又抛了锚。”
“不顺心的日子总有的。”那职员看了看他的表，“列车今天早上准时从这开走。人们都说，准时开走就会准点开回来。你可能运气不坏。”他回办公室了。
费伯果然运气不坏。列车在二十分钟后就到了。车上挤满了农民、携家带眷的人、商人和士兵。费伯找到了一处靠近窗口的地面坐着。列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去以后，他捡起了一张别人扔下的两天前的报纸，借了一支铅笔，开始做填字游戏。他很为他用英语填字的能力而得意：这是对外语流利程度的严格测试。过了不久，在列车的摇晃中，他打起瞌睡、做起了梦来。
那是一个熟悉的梦，梦中他到达了伦敦。
他携带着一本比利时护照，从法国越海进入英国。护照上用的名字是让·范·格尔德，飞利浦公司的代表（万一海关打开了他的手提箱，看见里面的无线电电台，这个身份可以解释）。他的英语很流利，只是不够口语化，但海关的人没有找他麻烦，因为他是盟国的自己人。他乘上火车来到伦敦。那些日子车厢里空座很多，而且还可以吃上一顿饭。费伯吃了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食物很可口。他同一个来自加的夫的历史系学生议论欧洲的政治形势。整个梦境都和当年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不过，当列车在滑铁卢车站停下来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事情是从验票口开始的。像一切梦一样，他的这个梦也有其莫名其妙、不合逻辑的地方。他们盘查的竟然不是他的伪造护照，而是他那张完全合法的火车票。验票员说：“这是一张德国情报机构的车票。”
“不是的。”费伯说，突然变得一口浓重的德国腔。他的英语辅音出什么毛病了？就是发不出来，“我在多佛‘买的’[25]。”妈的，怎么溜出德语来了。
这时那个验票员已经变成了头戴钢盔的伦敦警察，他似乎没注意到这句突然溜出口的德语。他客气地笑着，说：“我最好还是查查你的‘箱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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