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生漂泊

    与王惠生联系，完全是因为孤独。

    2010年11月，按照阴历计算，是我生日所在的月份。生日这天，恰好在中国与朝鲜交界处的丹东市。金色的银杏摇曳生辉，随风飘扬，一直飘到鸭绿江上。随了树叶拂去的方向，来到江边。鸭绿江宽敞清明，水天一色，奔腾到远方。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丹东方向灯火阑珊，朝鲜方向星星点点。浪花拍打到岸上，发出鲜亮的声响。我在岸边彳亍，月明星稀，月亮是满月，鼓胀得有点喷薄欲出。

    此时的我，落寞得后背心都疼痛。在浩浩汤汤的鸭绿江畔，心身是那样酸楚，每一个眼神都散发着忧伤。我想跨过去，像当年那首歌中唱到的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可是，我过不去，尽管江上有两座桥，一座是断桥，那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另一座是公路铁路两用桥，我却上不去，去往不了那一边。

    突兀的，想起了狮泉河。

    狮泉河没有鸭绿江浩荡，也没有鸭绿江宽阔，但我在狮泉河两岸随意走动，自由自在。一天可以在桥上走几十个来回。在狮泉河畔，也常常一个人，但内心是踏实的、充沛的、饱满的。所接触的狮泉河人都是质朴的，无遮无掩的。他们不会曲里拐弯，言不由衷。长时间以来，我是他们的倾听者，他们把自己的苦闷和忧愁告诉给我，知道我无能为力，但依然说与我。这样他们就轻松了，愉快了。我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

    现在的他们还好吗，有谁能知道万里之外的我，在想念狮泉河，想念阿里。阿里，我的阿里。只有阿里，能够排遣我的忧郁，我无法言说的惆怅。

    王惠生，是的，王惠生或许能拉近我与狮泉河的距离，能使我回到阿里状态。

    王惠生似乎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

    2010年8月，我住在阿里地委招待所，也叫迎宾馆的102房间。右手100米开外是阿里军分区，大门口随时有武警站岗，出入需要证件，每次进出，都有被透视的感觉。所以，没事我是不进军分区的。迎宾馆左侧50米的地方，就是阿里地委，我在地委食堂就餐。

    在那里就餐，也是想起来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去。从地委大门口到餐厅，中间要经过两排红色小楼，楼为两层。有人告诉我，前排靠左边那套房子，就是孔繁森曾经住过的地方。我走到房门跟前，发现门上挂着一把铁锁。隔不了几天，又走到房门跟前，门还锁着。后来，每当我前去吃饭，或吃完饭返回住处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望那房门。房门始终锁着。有好几次，我都幻想着从门里忽然走出孔繁森，如果孔繁森真的从门里出来，我该怎么办呢。

    就餐的人没有我想象得多，十来个人的样子，中青年都有，男士居多，女士少些。一个藏族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高大，挺拔，短发，敏捷，利落。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与同桌人说说笑笑。有点想跟他们交流，但又不知说些什么，他们也没有与我主动搭讪的意思。我便独来独往。一次饭后，到旁边桌上拿了两张餐巾纸，一张我用，一张放在同桌人面前。他是一位男士，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件棕色西服，一看就知道是汉族人。

    他说了声谢谢。然后问我，是不是刚分到档案局的。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我是档案局的人呢。

    他说，这里地方小，哪个单位来了新人，不出三天，整个狮泉河镇都知道。

    我伸长脖子，低声问他，那个藏族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很配合地低声说，女人啊。

    再回头看那人时，的确像女人，便推翻了前几天的猜测。

    我对他说，想了解阿里的一些突出个人和突出事件。

    他张口就说，王惠生啊。孔繁森牺牲之前，阿里就想把王惠生树立成典型，孔书记牺牲后，就把孔书记树为典型了。其实，王惠生在阿里并不比孔书记差，阿里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王惠生的，被人称为活着的孔繁森。

    第二次听人说起王惠生，是在地委党校郭运良那里。对郭运良感兴趣，是因为他放弃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党校的优厚待遇，到阿里连续援藏两届，如今干脆把工作调到阿里地委党校，把自己彻底变成了阿里人。在阿里工作已经七年了。聊起阿里，郭运良就说到了王惠生。他说王惠生曾经在党校当过校长，后来到地区政协当了副主席，还主持过阿里地方志的撰写工作。喜欢帮贫济困，下乡很受老百姓欢迎，说一口流利的藏语。

    我问他王惠生在哪里。

    好像回北京了，具体情况不了解。

    后来，又在不同的地方听到了王惠生的名字。

    直到生日这天，伤感达到了极致。想起狮泉河，就想起了王惠生。

    我是一个漂泊者，王惠生也是一个漂泊者。我漂泊了不长时日，王惠生几乎漂泊了一生。他为什么远离家乡，到一般人需要仰望的阿里高原，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和年华呢。

    二 梦回阿里

    我想找到王惠生，从丹东回到北京，把短信群发给阿里的熟人。有人说，他儿子还在阿里，等找到他儿子就立即把联系方式告诉我。有人说，自从他回到北京就失去了联系。孔繁森原来的秘书，现任阿里地委常务副秘书长李玉键，发来一个号码，打过去，不对。又发来一个，才是王惠生的手机号。

    我把电话打了过去，称呼他为王主席，并说自己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曾经在阿里待过，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拜访他。

    他只问了我的地址，多余话一句都没有。从简短的通话中，一点也没有听出诧异，没有怀疑，更没有客套，似乎这就是家人之间一个可有可无的通话。没有约定，没有承诺。通话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

    北京的冬天黑夜降临得比较早，五点多钟，窗外的柳树和银杏就影影绰绰了。手机铃声响起来，是我特意设置的《青藏高原》，女高音，我喜欢的那种。

    电话是王惠生打来的，他说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

    我跑下楼去，从灯光的辉映中，看见一个头戴窄檐帽子的男人。不用问，这就是王惠生了。只有西藏人，特别是阿里人和那曲人，男人随时戴着帽子，羊皮帽或毡帽，宽檐的、窄檐的都有，棕色黑色居多。女人喜欢用艳丽的围巾，把头部脸部紧紧包裹住，还要戴上口罩。原因是阿里和那曲风沙大，海拔高，紫外线强烈，这样能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我在阿里一个单位的楼道里，看到一位中年男人打着一把防紫外线的蓝伞，大摇大摆地走着。觉得怪异，差点笑出声来。抬头看看天空，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没有下雨也没有飘雪，况且还在楼道里，太阳一点也没有照到他身上。我在想，这个人肯定刚来阿里，长期生活在阿里的男人，绝对不会进进出出打一把遮阳伞，而是随时戴一顶帽子。帽子的小细绳还要套在脖子上，一阵风起，稍不注意，会被吹走。如果打伞，就会连人带伞一起刮到空中。

    果然，他来阿里才一个多月。听人说在高原待久以后，会变得木讷迟钝，记忆力减退，头发变白，脱发严重，他原本就谢顶，更要保护好头部。我看他头顶，的确裸露部分较多，发出油亮亮的光芒。后来，这个人请我帮忙打听北京有没有植发的医院，他想给自己植一头黑发。我问了一位同学，她在302医院工作，说好像有点难度。

    在一位阿里人的博客里，看见一张照片，他在厨房做饭，头上戴一顶宽檐帽。我拿这张照片跟他开过玩笑，问他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戴帽子。他说帽子戴久了，进了家门，想不起来摘掉。阿里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帽子。

    刚到阿里的时候，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和办公室姚主任到车站接我，部长的宽檐大帽着实吓了我一跳。

    王惠生在北京的夜色中戴一顶毡帽，就不足为奇了。

    他几乎不主动说话，只是回答我的提问。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候我问了，他也不回答。既平静又安详。

    他说自己是回族，北京人，1950年出生。北京体育学院附中毕业，本来要考大学的，“文革”就开始了。1967年到黑龙江上山下乡，落户到一个农场。并在那里成了家，妻子也是一位知青，东北人。1976年了解到西藏需要教师，1977年进入哈尔滨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到了西藏。到拉萨以后才知道，阿里当时还归新疆代管，去不了阿里，只好在拉萨市团委上班。有一天，他得到消息，经过新疆、西藏协调，并报经中央批准，1980年1月1日，阿里地区由新疆重新划归西藏管辖，结束了新疆代管10年的历史。这个消息令他欣喜若狂。1981年经过申请，才如愿以偿，到阿里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到阿里，拉萨也在西藏啊，条件还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他说自己就是冲着阿里去的。当时听广播，知识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在地图前看了很久，发现西部地区字迹稀少，手在地图上划拉了一圈，指到一个叫野马滩的地方，就决定到那个地方去。到了阿里，才知道野马滩是一片无人区。

    一问一答中，还知道他妻子和儿子后来也去了阿里，儿子至今在阿里工作。他现在与老伴一起，住在北京大哥的房子里。他说自己体内的血全换了，有时候胸闷得难受。前几天去医院检查，医生是位年轻女同志，问他心跳的声音怎么怪怪的。他说从西藏回来。女医生说，这么大年龄，没事跑西藏干吗啊。

    我说如果有机会再回阿里，你愿意回去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回不去了。

    然后才说，2007年在阿里生病，被人送到成都医院，再没有回过西藏，回过阿里，那个时候还不到退休年龄。

    我感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知道他也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病。

    他说，我想回去，做梦都想回去，可是心肺变大了，肺无法正常收缩。

    边说边伸出右手，五指花朵般张开，收合不成拳头状。

    我叹一口气，问他后悔吗？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阿里度过。

    他依然平静地说，不后悔，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更多时间在阿里工作。

    送走他以后，恍惚而沉重，好几天，都不清楚自己处在繁华的京城，还是行走在狮泉河畔。

    三 一封走了1年零7天的信

    本来不想再打扰王惠生的，但在我不断的回想中，牵挂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随便说了一嘴，当时只是觉得奇怪，没有深思。

    故事的主角是一封信。他说1982年，曾收到母校哈尔滨师范学校一个校友的来信，这封信在路上走了1年零7天。

    1年零7天。我反复咀嚼这句话。是不是我听错了，或者是记错了。要么是他说错了呢。我靠在床头，望着柔软而洁白的窗帘轻轻摇曳，偶尔有两只鸽子飞过。我不追随鸽子远去的身影，倒是琢磨地图上所有能够抵达阿里的路线。并自以为是地觉得，只有车和人能够走的线路，邮车和信件才能经过。这封信给了我无限的想象，我帮它设计了多条线路。

    第一条线路，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兰州，再乘火车到西宁。那个时候从西宁到格尔木还没有通火车，那么，这封信就只能从西宁乘汽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乘汽车到拉萨，到阿里。

    第二条线路，从哈尔滨乘飞机到成都，再转乘飞机到拉萨。从拉萨乘汽车到阿里。

    第三条线路，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再乘火车经过石家庄、包头、兰州、武威、嘉峪关，到柳园，到了柳园，就没有火车可乘啦。从柳园站乘汽车经过敦煌，穿越柴达木盆地到格尔木，从格尔木继续乘汽车到拉萨，再到阿里。

    第四条线路，从哈尔滨直接乘火车或者飞机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乘汽车，经过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叶城，翻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到达阿里地区所在地狮泉河镇。

    思绪随着这封信，一会云里，一会雾里，一会天上飞，一会地上跑。究竟走的是哪一条线路啊。不管从哪条线路抵达阿里，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到阿里的道路，都有几个月的封山期。这封信是不是跟遇险的人一样，好不容易挤上一辆长途邮车，邮车却在拐弯的地方车毁人亡。好心人把邮包扛起来，翻过冰达坂，爬过皑皑雪山，最终到达狮泉河邮电局，到达王惠生手中。

    一位军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辆前往阿里的邮车过河时，水流湍急，导致翻车，邮件全都被河水冲走，司机差点被淹死，但还是受了处分。王惠生的那封信是不是也遭遇过河水侵袭，被坚守职责的邮政人员，晒干后重新放进邮包，继续让它踏上前往阿里的邮路。

    拿到这封信的时候，王惠生是激动还是伤心，信中是否有重要内容。他回信了吗？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两人是否还保持着书信往来。

    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佳俊作为《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驻阿里地区记者，对阿里通信难刻骨铭心。那个时候，阿里地委行署还在昆沙，即噶大克。冬天漫长而寒冷，终于等到第二年五月冰雪融化，昆沙方面接到来自新疆喀什的电报，邮车已经从喀什出发，数日后将抵达昆沙。喜讯像飞翔的雄鹰，一路歌唱，传向四方。地区所有干部职工翘首期盼，札达、普兰、日土等县的干部职工，也兴奋得相互传扬，激动得褪掉手套，双手揉搓因为笑而牵扯得生疼的脸颊。

    人们从日出到日落，总是走出房屋，有意无意地眺望旷野尽头。数日以后，没有等来邮车，却有电报传来。由于雪崩，阻断道路，邮车到达时间延误。人们如坐针毡，煎熬得眼睛充血。某一日，远远望见戈壁滩上烟尘滚滚。没有人心静如水，安静地坐在办公室和宿舍里，大家全都走出房门，不顾高原缺氧，纷纷跑向烟尘飞扬的地方。捧起洁白的哈达，挂到汽车头上，挂到司机脖子上。有人扑向汽车，泪眼蒙胧。有人与司机拥抱，用滚烫的额头，去碰司机蓬头垢面的额头，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司机树皮般粗糙的大手。有人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敢走近，怕没有自己的信件，也怕信件中有不好的消息，毕竟一年时间，没有来自远方的消息了。

    90年代，一位驻守喜马拉雅山脉的边防军人，也是在冰雪融化的夏季，收到一封家书，是头一年9月，妹妹考上大学以后，写给他的报喜信。还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主动到西藏工作，由于大雪封山，内地的女朋友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的信件和电话，以为他变了心，就成为了别人的新娘。这位大学生在一年以后才得知消息，伤心欲绝，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墨脱情》，这首歌深情悲壮，哀婉凄凉。每当我想起西藏，就会唱上几嗓子。

    郭玉普，河北省第二批援藏干部，他在札达县当副县长的时候，是1998年左右，整个札达县只有两条电话线。有一次，女儿发高烧，妻子打来电话，只说了两句，就断了。他在电话机旁，守候了两个白天，不停地拨打，也没有拨通，只好跑到部队，通过军线，才听到家人的声音。部队电话也不是白打的，一分钟，八十元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邮车已经比较规范。每周从拉萨到狮泉河镇，对开一班邮车。每周从狮泉河镇到其他几个县城，也对开一班邮车。没有特殊情况，邮车会按时到达。郭玉普说，其实知道邮车到达的大致时间，但每天中午和傍晚下班以后，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邮局，或者散步到县城外面，沿着那条通往地区的土路行走，如果恰好有一辆邮车到来，几天心里都乐滋滋的。

    郭玉普说，他在札达的时候，条件已经很好啦，一个月就能收到一份家书。

    王惠生的那封信，使我坐卧不安。与王惠生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见面。

    其实，那封信只是一份普通信件，校友询问西藏情况，他回了一封信，就杳无音信了。

    我在想，如果那封信是我写的，当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才接到回信，除过莫名其妙，就是不可理喻，也不会再与王惠生联系，更不会步王惠生的后尘，义无反顾地去西藏援边。

    现在，阿里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通信状况今非昔比，固定电话和手机使用比较普遍。这与国家对西藏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西藏，公路只限速，不收费。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生在校学习，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穿。许多酒店宾馆，免费上网和打国内长途电话。

    和王惠生在一起，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是我与他见面三次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

    我给他带了两本挂历，杂志一般大小。是一位援藏干部从西安寄给我的，画面是阿里风光照，夹杂些对口援助项目。因为我帮他们看过文字稿，提出过修改意见，所以得到他们的馈赠。知道要见王惠生，专门挑了两册给他。

    没想到，他刚一翻开，就把挂历推到我面前，并说，乱花钱。

    我说专门送给你的，心想你离开阿里三年了，看到阿里风光，一定会高兴的。

    他说，没啥高兴的，这叫有钱没处花，印这么个挂历，少不了几千块钱。阿里风光照，哪一张不比这清晰漂亮，最笨的人拍的照片都比这好。日期数字排得这么小，给谁看啊。

    我笑着说，你是说这位援藏干部很笨吗？

    他说，就是，他是最笨的援藏干部。我不要这东西，简直丢阿里的人。

    见我哈哈大笑，他也笑了起来。

    他带我吃的是北京小吃，豆汁、肉饼、驴打滚。吃完饭，他抢着付钱，这让我觉得不适应。我们去了孔庙、国子监、雍和宫，他还是抢着买门票，但只买一张，他说你去吧，我在外面等着。我只好一个人进去，他在大门外帮我提着背包。

    回学校的时候，按照我的习惯，打一辆出租车就行了。他却掏出公交卡，刷两次，算买了两个人的车票。换车三次以后，他刷了一次卡，就下车了，告诉我别忘记，到现代文学馆路下车。

    我问他住哪里。

    崇文门内。

    刚才好像经过那里了啊，你怎么不下车。

    他说怕我不知道怎么转车，专门送我的。

    我说，王主席，你大可不必这样细心，我丢不了的。

    他说只要是阿里人到北京，都会带他们在北京转一转，外地人对北京不熟悉。

    我笑着说，你把我当阿里人啦。

    他说，阿里太远，没有多少人去过，只要是到过阿里的人，都不容易，你也一样。

    这是我与王惠生面对面的最后对话。说这些话的时候，北风呼呼地吹着，冻得人发抖，护城河、水池、树根下的低洼处，结着一寸多厚的坚冰。

    四 摄影家眼里的王惠生

    和宗同昌见面，完全是因为古格故城考古的事，但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在谈论王惠生。好像王惠生是我们两人最好的朋友和熟人，是我们的桥梁和纽带，是彼此信任的依据。

    宗同昌已经从故宫博物院退休，从1985年开始，曾经八次到阿里，参加过古格故城考古工作，担任考古队的摄影师。他说从阿里回到北京以后，和王惠生联系就少了，大约2008年，忽然接到王惠生的电话，声音很沉重，说自己上不去了。

    宗同昌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怕我理解不了，就说，西藏人把进藏说成上山或上去。把到内地说成下山或下去。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

    他继续说，阿里本地人都把老婆孩子往内地迁，他却把老婆从东北弄到阿里，把儿子从北京弄到阿里。老婆在东北本来有单位，到阿里后没有正式职业，就发豆芽卖，住在离城几公里的地方，没有班车，王惠生还不让搭单位的车。承包温棚种蘑菇，还不能卖高价钱，卖高了，王惠生不高兴。儿子工作他也不管，到现在还是工人身份，按照王惠生的威信，在阿里给老婆儿子安排个工作，都算不上个事。阿里街上最苍老的女人，就是他老婆。他老婆年龄不大，头发都白了，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听说他儿子到现在都恨他。王惠生有个特点，对家里人严格，对别人热心。外地人到阿里，他都想尽办法做一顿好吃的招待。经常拿自己的工资给老百姓，觉得给予是一种幸福，藏族人把他当成活菩萨。在阿里，他比孔繁森影响大。

    我忍不住插话，他也很节俭，见他三次面，都穿同一件棉袄，最后一次，可能是太冷的缘故，在灰白色的棉袄上加了一件墨绿色粗布外罩。

    宗同昌说，为了改良阿里羊的品种，他把北京城外城家具城老板送给他的五只良种羊带到了阿里。

    我愣住了，与宗同昌的眼睛对视。他始终笑眯眯的，与王惠生的一脸平静判若两人。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白雾袅袅，在两人中间缥缈。

    然后，望着宗同昌的眼睛，像辨析两枚先秦的刀币。

    缓慢地，庄重地，第二次问他，你是说王惠生把五只活羊从北京运到阿里？那可是一万多里路啊。

    宗同昌的神情没有一丝变化，白头发白胡子亮晶晶地闪着银光。他像对待一件晚清的赝品，毫不迟疑地点点头。

    我忽然间哈哈大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干这种事的人，要么是诗人，要么是神经病，怎么会是沉稳练达的王惠生呢。

    渐渐地，我就笑不出声了。这种事还有一种人可以干出来，那就是意志特别顽强，内心特别强大的人。王惠生显然属于后者。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五只羊，一只大羊，四只小羊，他是用什么办法运走的呢。从来没有听说过，客机上允许搭乘活蹦乱跳的牛羊猪马，除非是包机，火车可能会帮他的忙。我曾经在陕南的普快火车上，见到山民把小猪小羊，鸡鸭鱼鹅，装在麻袋里，背在竹篓中，扛在肩膀上，从一个乘降所运到另一个乘降所。还看到火车上有卖荔枝、柑橘、芝麻糖的人。

    从首都北京，到西南边陲。一个男人，五只羊，人羊同行。火车、汽车、徒步。白天、夜晚。城市、戈壁、冰达坂。风雪、雷鸣、闪电、冰雹、雪崩、泥石流。在路上，羊是怎么吃，怎么住的。按照路程推算，至少也得一二十天。

    王惠生和他的五只良种羊，在迢迢万里路上，是一道多么奇妙的风景啊。

    五 儿子心中的父亲

    我1984年出生，听我妈说，我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我爸才回来看我，他到内地出差，在家待了三天半。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前几天，我爸还在家里，单位工作忙，他就走了。还没有到阿里，报丧电报先他而至，他没有为我奶奶送葬。

    听我爸说，阿里很多熟人都不想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生了我。五岁以前，跟我妈在东北生活，五岁到十岁，在北京上学，跟我大伯大妈住。十岁的时候，我爸把我带到阿里，后来我妈也从东北到阿里，一家三口算是团聚了。我妈到阿里的时候，才四十岁，可以把工作从东北调到阿里，但我爸不同意。

    我爸对我也漠不关心，说实话，六岁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坏事都干，打架、斗殴、赌博。记忆中，我爸打过我三次，一次是在北京，我上学迟到，老师给家长发了通知，我把通知单藏起来，我爸知道后，打了我，我爸最讨厌骗人。后来两次都是因为我赌博。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别的家长每次给孩子零花钱，都是二三十元，我爸我妈才给我几元，阿里物价那么高，一棵白菜十元钱，一袋牛粪七元钱，几元钱够买啥。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发誓，要挣很多钱，长大了不花他们一分钱。

    后来，我爸实在管不住我了，就把我送到阿里地区劳教所。劳教所的管教人员看见我爸，都很尊敬的样子，他们不敢收我。但这一次，把我吓住了，再也不敢打架赌博了。高考的时候，差一分，有人劝我爸，找人说说话，我就能到内地上大学了。可我爸一点都不帮我，只好到山东上了个大专班。

    在山东上学的时候，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我妈都说，钱要省着花，学费是你爸借人家的，昨天我才捡到几个啤酒瓶，卖的钱不多。我还以为我们家真的很穷，课余时间就到洗车场洗车，有时候一个月能挣到1000多元。那个时候，挣钱的欲望特别强，有一次，我爸到山东还看过我，知道我洗车挣钱，也没说什么。

    2003年，我从山东毕业回到阿里，我爸对我工作的事不闻不问。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爸是个什么官，以为就是县长那么大个官吧。我无事可干，就跟我妈到她承包的温棚里侍弄蘑菇，帮着搭塑料薄膜。我妈其实是个成功的商人，她学过农业，蔬菜种植很有经验。每年种植蔬菜，能挣到十多万元，还倒腾过车，也能挣十多万。但是我妈是个守财奴，一件衣服穿七八年，十年才回过一次东北老家，怕花路费啊。

    我还做生意。狮泉河镇一共有八家网吧，七家都是我开的。还有一家宠物店，一家招待所，一家饭店，一家台球店。有一年，我亏了七八十万，我大伯、姑妈家的孩子，都帮我。我的同学朋友大多在阿里，从小跟他们在一起，藏语说得很顺溜，他们也帮我。第二年就扭亏为盈了。目前还没有到北京发展的愿望，不愿意离开这里的朋友。

    我爸开始反对我做生意，后来也不太管了，生意做亏了，也不告诉他。反正现在他在北京，也管不上我。

    我爸希望在成都有一套房子，因为阿里人退休以后，都喜欢住在成都，我想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以前，我特别恨我爸，觉得他不关心我，现在慢慢理解了。前一阵还给我寄来一双骆驼牌户外鞋，他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还给我寄来茶叶，一个多月才收到。我爸一辈子清明，我也要清明，还要让我的后人也清明。我爸回到北京，阿里人常去看他，有些人到北京看病、出差、旅游，干脆就住在我们家里，我们家差不多就是阿里驻北京办事处。

    从小受我爸的影响，觉得一个人的名声很重要。以前看见他拿着奖状或别人写他的书，很高兴的样子，我也希望有好名声。我的理想是挣很多钱，全部捐出去，要比我爸捐出更多的钱。

    那羊啊，是五只。一只大羊，四只小羊。大羊是母羊，小羊中两只是公羊，两只是母羊，鲁西南小尾寒羊。1999年左右的事，是北京城外城家具城老板送的，他对阿里有恩，曾经捐助过阿里的希望工程。那羊的个头太大啦，比阿里本地羊体格大一倍。阿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肥壮的羊，跑到我们家里看稀奇。我跟我妈天天给羊割草，还牵到狮泉河边去放羊。公羊和母羊都跟当地的羊交配过，生过两只小羊。后来，我爸把羊送给了草原站。

    羊是从北京乘火车到乌鲁木齐，再乘大卡车经过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叶城，到阿里的。好像给羊还办了动物检验检疫卡。路上大概用了一二十天时间。听我爸说，转车的时候，他把羊牵到城里的草地上吃草，汽车在路上修车、加油、加水的时候，就把羊从车厢里抱下来，放到路边吃草，没有草的地方，事先准备一些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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