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悠扬的曲调，美丽的色彩。最令我向往的是歌中的场景。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后来，进了学校，背着橘红色的花书包，从蹦蹦跳跳到羞羞怯怯，才知道，遥远的天边，有一种地貌叫高原。
高原上有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
追随着这些文字，一次次来到高原。果然看到了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还体会到了寒冷、孤独、雪崩和稀薄的空气。
再后来，我到了青藏高原的最西端，到了一个叫阿里的高原。不但看到了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体会到了寒冷、孤独、雪崩和稀薄的空气，还深深地理解了“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有一天，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这个声音的主人叫刘兴秀，曾经两次援藏，前后历时五年。她在给我朗读她的《云天之冠》。这是她在援藏期间，写出来的一本心灵感悟之书。
从太阳高挂在天空，到漆黑的夜晚降临，我们一直在一起，一直朗读与倾听。从她声情并茂的诵读中，知道了一个个故事。
在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一个小女孩等了她两天，为的是送给她一把嫩绿的豌豆角。在海拔5000米的札达山上，人家问她想吃什么，她随口说这里海拔高，羊肉一定很鲜美。两个小时以后，她果然吃到了香喷喷的手抓羊肉。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下山途中，三辆车相撞，她险些丢命。撞车前两分钟，她刚刚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来。如若不取，相机紧贴胸口，与车身剧烈撞击，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幸免于难，鼻子流血，大脑好一阵才清醒过来。
朗读自己撞车经历的时候，依然很流畅，好像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她读到才旺拉和尼玛拉的时候，停顿了好几次。一再给我解释，才旺拉和尼玛拉在阿里地区某单位工作，一位是领导，一位是农牧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她2003年去札达县和普兰县旅行时，才旺拉给她提供了车辆，他们三人同行。才旺拉四十多岁，普兰县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尼玛拉的老家在林芝，打算将来退休以后到拉萨生活。
她的一再停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不管是才旺拉还是尼玛拉，都不是一个藏族男人的全名，而是对朋友的昵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忽然，我看到了她眼镜片后面晶莹的泪光。
她合上书本，伤心地对我说，才旺拉去世了，大概在2006年左右。
她说，才旺拉的死亡原因听起来有点不可信。才旺拉的一个朋友跟他借车，才旺拉怕朋友对车况不熟悉，就主动陪同这位朋友出车。朋友的家人去世了，要送到神山冈仁波齐的天葬台天葬。车还没到天葬台，运送尸体的车就翻了，才旺拉和朋友全死了。这一天，天葬台一连葬了他们三个人。
她停在那里，把书放在膝盖上，书的封面是淡蓝色的底色，白雪皑皑的雪峰。我知道，这是她在青藏高原，从飞机上俯拍到的照片。
我们两人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这种静默只属于最好的朋友，只有与西藏神灵相通的人，才感应和触摸到彼此的忧伤。
2009年7月29日下午，我在武警交通部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正说到高兴处，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
我和张毓育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两张办公桌。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
但是我不确定，待她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
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副草拟的挽联。
英勇牺牲昆仑静穆痛英魂
为国捐躯千秋英名传万代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十九岁，老家在内地农村。五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怕面对战友父母哭肿的脸庞。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唉……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什么也没有说。
窗外是辽阔的戈壁滩，戈壁尽头，是逶迤的雪山。雪山一会暗淡，一会灿烂，那是因为云彩与阳光，在高空相互替换，绘制出来的图案。
张科，是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的军医，也是“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之一。在八大警种部队数万名官兵中，能荣获此项殊荣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张科还是有很多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2002年4月，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奉命挺进阿里，养护和保通新藏公路叶城到萨嘎段。他们的专业术语叫上勤。从叶城到阿里，海拔一路飙升。路上遭遇暴风雪。张科是随队军医，和战友们一样，也出现了头痛脑涨等高原反应，只能忍着，不能让战友们看出来，以免动摇军心。还没有到狮泉河镇，驾驶员黄帅因为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给他输液吸氧，作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中国武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
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神山下的狮泉河畔，黄帅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科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战友死去。而他，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他却没有能力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让他每当想起，就痛苦不堪。
黄帅才二十五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官，妻子刚有身孕。黄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那里也是新藏公路零公里处。每次下山到叶城，张科都要去祭奠众多的战友。
他说，他有愧于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战友，但又毫无办法，这种苦只有医生才能理解。
一位年轻战士，也是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战士们去拉拽父亲，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好不容易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的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
那血珠黏稠得如同寒冬的蜂蜜，浓酽得化也化不开。四十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张科一字一句，缓慢地讲述，生怕我听不清楚，需要他重复。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重复这些话的，万不得已，也不愿意说出这些事。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我一样。
我们没有再提这件事，而是安静地坐在原处。
2010年8月，第二次到阿里。地委宣传部办公室姚主任给了我很多帮助，她是四川人，夫妻都在阿里工作。
她说阿里歌舞剧团有一位女演员，五十多岁，一次下乡到牧区，为牧民独唱一首《洁白的哈达》，唱到高音处，唱不上去，一口气上不来，倒在舞台上就死了。丈夫在文化局工作。
我便打出租车到文化局，星期天大家不上班，门卫是位中年藏族男子，他听不大懂我的汉语，我更听不懂他的藏语，比画一阵，没有收获。只好独自在街上闲逛，当我走到宽阔的广场上时，一组雕塑吸引了我。雕塑上有一位藏族女子，双手捧着一条哈达，高高地举过头顶。神情专注，哈达飘逸。
绕着雕塑转了一圈，仰望那女子，女子便在蓝天里了。觉得那女子正在唱歌，正在跳舞。唱的歌叫《洁白的哈达》，跳的舞，则是阿里独特的舞蹈——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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