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们可能认为，我们释梦的工作，即使坚持一贯的技术，但是一旦碰到有歧义的地方也很难决定何去何从。因此将显梦译为隐念，就不能保证准确。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如果梦里的某一成分既有表面意义又有象征意义，该选取哪一种呢？因为事物被用为象征之后，仍不失为原来的事物。假如没有客观的证据断定这个问题，那么岂不是就由释梦者任意决定关于某一特点的解释了？其次，当两个相反的事物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梦境中时，究竟是采用正面的意义还是采用反面的意义？释梦者同样会难以抉择。再次，梦里经常会有些事例前后颠倒，遇到这种情况释梦者又可任意假定其有或无了。最后，大家可能听人说过，一个已有的解释未必就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谁能保证释梦者就不曾武断做出解释或者忽视其他完全可以允许的解释？
在这些情形之下，如果释梦者真的可以自由决定，那么从客观上来说其结果就必定不足以信赖。或许你们也可以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梦这儿，而是由于我们的概念和前提有所错误，才使得我们对于梦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我当然不能否认你们所说的话，不过我认为这仍不足以证明你们所得的两个结论：一是我们的释梦工作是由释梦者任意取决的；二是释梦的结果如果不完满，那么研究的手续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你们指责的不是释梦者的任意取决，而是释梦者的技术、经验和理解等，我倒是可以和你们站在一边。因为在释梦的过程中，个人的因素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解释特别困难的问题时。其实就其他科学的研究来说，也是这样的，同一种技术不同的人应用起来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对象征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很武断，不过只要你们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再联系相关的梦的内容，和梦者当时的整个心境，就会分辨出哪种结果是正确的，哪种是存在偏差的。
你们认为解释不完全是假说的谬误造成的，可如果你们知道两歧性或不确定性是梦本就具有的性质，那这个结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曾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念译为与象形文字相类似的原始表示方式。而这种原始的语言本身就具有两歧性或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怀疑它们的实际应用价值。又如相反的字在梦的工作内同时出现，这与古文字中“原始语言”（primal words）的意义类似。这些知识来自语言学家阿倍尔。他在写于1884年的书中说，古人虽用这种双关语互相通话，但却不会彼此误会。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凭说话者说话的声调、姿势以及整个前后关系来揣测，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正还是反。如果是在写字时，看不出姿势，那他们就以小图画代之，比如象形文字的ken一字，如果附以一个屈膝者的图，就是“弱”的意思，如果附以一个直立者的图，就是“强”的意思。因此，即使字音字符双关，也不会令人误解。
在最古老的语言中各种不确定的意义是常有的，而现代文字中则没有。比如，闪米特语的文字（Semitic writings）现在仅存子音而缺乏母音，读者要想知道全部意义必须要联系上下文加以推测。象形文字所采用的原则也大同小异，因此埃及文字的发音也无从揣测。
在埃及的神圣文字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图画到底是从右往左读，还是从左往右读，完全由译者任意决定。如果想要读懂其意义，还要看图上的人脸，或鸟，或朝向。如果题词在较小的物品之上，译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物品的地位随意把图画排成直行，或改变符号排列的次序。埃及字还有一个最令人怀疑的地方，就是文字和文字之间不留空位。每页上的图画之间的距离都一样，我们很难确定某一符号到底是前面句子的结尾还是新句子的开头。而与之相反，波斯的楔形文字，两字之间就有一根斜线作为隔离的符号。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最古老的，却一直通用至今。
为了找到中文内种种与梦相类似的不确定性，我还专门学习了一点关于中文的知识。结果并没有让我失望，因为中文里的确存在许多足以令人大吃一惊的不确定性。中国文字有各种表示音节的音，或为单音，或为复音。其中有一种方言只有四千字却约有四百多个音，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的少些，有的多些。只根据上下文还不足以明白说话者所要表达的到底是这十种可能的意义中的哪一种，于是为了避免误会，需要想尽各种办法。这些方法中的一种是合两音而成一字，还有一种是四“声”的应用。为了便于比较，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事实，那就是实际上这种语言是没有文法的。谁都无法确定这些单个音节的字到底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而且语尾也没有变化来表明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时（tense）或式（mod）等等。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语言就只有原料。这就好比我们用来表示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而为原料，而不表示其相互间的关系。在中文中遇到不确定之处时，就只能由听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进行判断。比如，中国有句俗语叫“少见多怪”。它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可翻译为：“一个人见到的越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越多。”也可以翻译为：“见识少的人，难免对不知道的事物感到奇怪。”这两种翻译只是在文法构造上稍有差异，我们当然无须对两者进行选择。虽有这些不确定性，但中文仍不失为传达思想的一个很便利的工具，由此可知，不确定性未必就是误会的起因。
我们还要承认，梦的地位根本无法与这些古代的语言和文字相比。因为后者原来是作为传达思想的工具的，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明白了解。而梦则不同，梦的目的在于隐瞒，它并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不想让自己的某些观点公之于众。因此，如果梦中有很多疑难之点无法确定，我们完全不必感到吃惊或不安。我们从比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一不确定性应该被认为是各种原始的文字语言的通性。
事实上，只有实践和经验才能确定我们对梦的了解到底达到何种限度。我认为这个限度很大，只要看看这些善于分析者所得到的结果就足以证明我的这种说法。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在科学上遇到疑难问题时都会保持怀疑的态度，借以显示自己的优越，科学家也不例外，但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被近人译成今文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一般人都认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是只凭幻想做出判断的，而他们的整个研究都是在欺骗人，不过，“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在1857年曾做过一种判别是非的测验。该会将新发现的碑文分别寄给了当时从事这种研究最为著名的四个人——罗林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让他们各自翻译好了再寄给学会。学会人员将四个人所译的文章进行比较，最后宣布，四个人的译文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在楔形文字翻译上已取得的成绩是可以相信的，而未来的进步也是大可预测的。于是那些不谙此道的学者逐渐不再对翻译者妄加嘲讽了，而之后有关楔形文件的翻译也变得越来越明确。
（二）很多人认为，有些释梦的结果未免显得生硬或滑稽可笑，并因此而对精神分析大加驳斥，我想你们当中也有人会这样认为。这种性质的批评很多，就拿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说吧，瑞士虽然号称自由的国家，可是近来竟然发生了某校校长因为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而被迫解职的事情。这位校长虽然曾经抗议，但是某报登载了教育当局对于此事的决议案，文内涉及精神分析的几句是这样表述的：“苏黎世大学费斯特尔教授的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属于强词夺理，令人惊愕……这种理论和证据竟然让一个师范学院的校长深信不疑，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据说这份决议案是他们经过冷静判断的结果，但在我看来，这个所谓“冷静”根本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只要他们稍做考虑，就不至于采取如此贸然的举动。一个人不可能只根据他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就能得出有关心理学较为深奥的重要问题的正确结论，如果真是那样，那才真是强词夺理。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和移置作用效果有关。大家都知道，移置作用是梦的检查作用最为有力的工具。
因为有移置作用，所以我们称之为暗喻的代替物才得以形成。我们不太容易辨认出这些暗喻本身，要想追溯到它背后的隐念本身也很困难，因为隐念与暗喻是用一种最奇特的非本质的联想而结成关系的。整个问题就在于想把隐念隐匿起来，梦的检查作用的目的就在于此。然而，我们要搜寻这已被隐匿的隐念，就要到它平常所属场所之外去寻找。在这一点上，瑞士教育当局显然没有近来边境的稽查员聪明。因为如果这些稽查员要搜查文件和计划书，可不会只搜查书信匣，他们也会想到间谍和私贩们可能会将物件藏在极难发觉的地方，比如双层靴底之间。如果在这种地方找到违禁物，这当然是“硬拉”出来的，可是也不失为一种很精巧的“发现”。
既然我们已经承认隐梦的元素和表面的代替物之间有着离奇或滑稽可笑的关系，那么也就该知道有很多例子的意义是无法求得的，我们必须依赖以往经验的指导来进行梦的分析。而只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想解释这些梦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无法猜出隐念和显梦之间的关联物。要解决这个迷，还需要由梦者引用自己的直接联想（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代替物本起源于他的心中），或者由梦者为我们提供材料，以方便我们解决。如果梦者不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显梦的元素。现在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
我有一个女患者，她的父亲在她接受治疗期间忽然死了，于是她常在梦里寻找机会使父亲复活。有一次，她梦见她的父亲说：“十一点一刻了，十一点半了，十一点三刻了。”这样的时间报告到底怎么解释呢？她告诉我们她的父亲喜欢看大孩子们遵守时间到食堂里进午餐。这个联想虽然与梦的元素相合，却无法解释该梦的起源。从当时的治疗情况来看，我们曾怀疑她是否对自己的父亲怀有怨恨、批评的情绪，或者是她的父亲对她很严厉。后来，我们让她任意联想，不要管是否离题很远。她于是说，自己在前一天内曾听过心理学问题的讨论，有一位亲戚曾说了一句话：“原始人（Urmensch）在我们内心复活。”我们从这句话中明白了梦的意义。她为了使父亲能够在自己的心目中复活，竟然在梦中将父亲变成了一个“报时者”（Uhrmensch），一刻一刻地报时，一直到午餐的时间。
我们自然不能轻易放过这种双关语（pun）。事实上，梦者的双关语往往归属于释梦者。另外还有一些例子，我们不好判断它们是笑话还是梦。不过，大家要知道，有些舌误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疑难。有一个人说梦见自己和叔父同坐汽车（auto）内，他的叔父抱着他接吻。梦者自己解释这个梦有自淫（autoerotism）之意（“自淫”一词，在我们的“力比多”说内，用以表示不借外物以满足情欲的意思）。
这个人难道为了欺骗我们而捏造出一个笑话来，把auto谐autoerotism之音假借为梦的一部分吗？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我相信他确实做了这个梦。可是为什么梦和笑话有这么惊异的相似之处呢？这个疑问曾让我走了许多弯路，为了找到答案，我甚至对诙谐（wit）本身作了彻底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诙谐的起源是：先有一个念头受潜意识的意匠经营，然后发展为诙谐的方式，并因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也受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支配，也就是说，受梦的工作的相同作用支配。这就是为什么梦和诙谐有时会出现相似性的原因了。所不同的是，无意的“梦的笑话”不能像一般笑话那么可笑，要想知其缘故，可以对诙谐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一种蹩脚的诙谐，“梦的笑话”既不足以引人发笑，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从这点来说，我们可以学习古人释梦的技巧；这个释梦的方法不是只给了我们一堆废料，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标准的释梦例子。我还是举那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梦为例。关于这个梦的记载，普鲁塔克和道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的说法略有不同。这个梦的梦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当亚历山大率军围攻泰尔城的时候（公元前322年），遭到了城内军民的顽强抵抗，亚历山大本想放弃攻城，但是，一天夜里，他梦见了一个跳舞的半人半羊的怪物（a dancing satyr）。随军释梦者阿里斯坦德罗斯解释了这个梦，他将“satyros”一字分为ca Tupo（泰尔是你的了），并因此预祝亚历山大取得胜利。受这个解释的激励，亚历山大下定决心攻城，最后确实将城攻陷了。所以，这个解释虽然看起来很牵强，但确实是准确的。
（三）有些对释梦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家也可能会怀疑或反对我们这个梦的学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于观念的混乱；另一方面是以不正确的归纳作为根据而提出了主张，所以犯了和医学上关于梦的学说相同的错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有人认为梦谋求的是适应当时的情境而解决将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梦有“预知的倾向”（a prospective tendency）或目的。（这是米德尔的见解）
我们已说过这个见解有一定的缺陷——它因没有分清梦和梦的隐念的区别而忽略了梦的工作。如果那些谈“预知的倾向”的人们用这个词代指隐念所属的潜意识的精神活动，那么一方面这并非创见，另一方面，它还有只谈一点不及其余的弊端，——除了从事于应付将来外，潜意识的精神活动还有许多其他任务。还有一种错误的见解更为混乱：认为每个梦的底下都含有“希望他人死”之意。我还不十分清楚这个假说的意思，不过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分不清梦和梦者的全人格的结果。
还有人认为，只要是梦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另一种是叫作“寓意的”（anagogic）解释，这种解释主要在于描写其较高等的精神作用，而忽略本能的倾向。（这是西尔别里尔的学说）这个理论是以少数特例为根据的，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这种梦偶尔有之，但假如我们要把它推广，运用到大量的梦的解释中，就不适宜了。此外还有一说，认为各种梦都可用“两性”解释，即常见的梦都可以解释为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二者的混合。（这是阿德勒[41]的学说）
你们虽已听过许多次这样的演讲，但未必能明白阿德勒这句话。这种梦当然也会偶尔有之，可是后来你们就会发现，这种梦的构造和癔症的某种症候有些类似。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要将这些新发现的梦的一般特征一一指出，主要是为了告诉你们不要轻信它，或至少使你们对我的关于梦的理论不再表示怀疑。
（四）有些人认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会为了迎合医生的理论，有意去梦见性的冲动，梦见支配他人或梦到再生（斯特凯尔）等内容，因此，这样的梦的研究未免缺少客观的价值，似乎不太可靠。实际上，这个论点是非常荒唐的：其一，在精神分析治疗法出现以前，梦这种现象就已经存在了；其二，现在接受治疗的病人在没有接受治疗之前，也同样可能做出类似的梦。
因此，对于这个论点所包含的事实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加以证明，这些事实对于梦的理论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梦是由前一天的“遗念”产生的，是清醒时有兴趣的经验遗物。假如医生的话和所施的刺激对于病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它们一定是混合于这种“遗念”之内的梦的精神刺激。就如同前一天起而未伏的其他有情感价值的兴趣一般，它们的作用和骚扰睡者睡眠的身体刺激很相似。
和引起梦的其他因素一样，被医生所引起的思绪可能会在显梦之内出现，也可能在隐念之流露出来中。我们知道，梦可因实验而引起，或准确地说，梦的材料的一部分可因实验而被引入梦中。精神分析家对病人的影响，与实验家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比如伏耳德在实验的时候就会将被实验者的四肢摆成某种形状。
纵使我们可以转移他人的梦的材料，但绝对不能转移其梦的目的，因为梦的工作的机制和潜意识的梦的欲望绝非外界的影响能比得上。在讨论那些起始于身体刺激的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反应梦者所受的身体刺激或精神刺激中清楚地看出梦的生活的特点和独立性，所以，如果说梦的研究没有客观的价值，那就是混淆了梦和梦的材料。
关于梦的问题，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相信大家可以看出来，我有很多部分略而未讲，而且每一点的讨论都不是十分详尽，这是因为，梦的现象与神经病的现象之间关联太过密切。我们的计划是想以梦的研究作为神经病研究的引线，这个方法要比先研究神经病而再研究梦更好一些。不过，因为我们把梦当成了解神经病的预备，所以我们只好等略懂得神经病的表现形式后，再对梦进行精确的了解。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不过在我看来，花了这么长时间讨论与梦有关的问题是值得的，如果你们想要快速地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精确性，除此之后就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我们要说明神经病的症候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并且是由梦者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那就必须进行更长时间的努力。
对梦来说，虽然最初有些杂乱难解，但是要在梦内指出这些事实，而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则只需几个小时的努力便够了，例如，证明潜意识的精神作用，和其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及其所表示出来的本能的推动力等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梦的构造与神经病症候的构造是多么相似，又能仔细推想梦者是怎样快速地变成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那么就可以相信，神经病的产生只不过是因为精神生活中力的均衡发生了改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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