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开始之前，我首先要声明今年演讲的态度与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我总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才进行下一讲，有意与你们进行辩论，任由你们反驳，总是以你们掌握的常识作为评判依据。因为大家对于过失和梦都非常熟悉，而且你们所具有的丰富经验并不比我少，就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要想得到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今年我要改变这一做法。因为精神病的现象对于你们来说并不熟悉，你们不是医生，除了从我的演讲课上听到这些现象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与之接触的机会。如果对于讨论的主题一无所知，即使你们具有很强的判断能力，采取去年的做法也是毫无用处的。
当然了，千万不要因为有这样的声明，大家就认为我要以一个权威者的身份来做演讲，而你们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如果你们真的这样想，那我就太冤枉了。我不是让你们迷信于我，我只是想让大家对精神病研究产生兴趣。假如你们对精神病很陌生，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判断能力，那么对于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你们可以不用相信，但也不要抗辩，只要静静地聆听，最后我的话会慢慢在你们心里产生作用。
信仰难求，所以要想获得它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它的价值才会恒久。我研究精神病学已经有很多年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奇的发现，而你们跟我不同，所以没有权利把研究精神病学当作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们对于学问不必采取轻易相信的态度，也无须妄加评判而对学问持有异议。这就如同一见钟情，是来源于一种特殊情感的心理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要求病人信仰并拥护精神分析，因为过度的信仰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疑虑，所以我更希望你们持合理的怀疑主义。我希望你们能够让精神分析的概念在你们的内心生根发芽，并适时地同一般的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自己认定的观点。
换个角度讲，你们不要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只是一组凭空想象的观念。事实上，这些观念都来源于直接观察或经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经验的结晶。至于这些结论是否可靠，那就要视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趋势而定了。我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不谦虚地说，这些观察工作都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我总觉得，那些批评家们不愿对精神病学理论的基础进行讨论，就好像这个理论都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一样，可以任人随意点评，我无法理解这种批评态度。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医生没有关注精神病人，也不留心倾听他们的诉述，最后没有经过仔细观察而得出有益的结论。我想在此告诉大家，今天乃至以后的演讲，我都不会针对上述情况发表我个人的批评意见。
有人说，“辩论是真理之源”，我无法对此表示赞同。我认为这句话应该出自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对辩论术的价值进行过分夸张。我个人觉得，所谓科学的论辩基本上没有多大效果，更别提论辩时大家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了。我也曾作过一次正式的科学辩论，当时的对手是慕尼黑大学的洛温费尔德。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友情一直延续至今。从那次辩论之后，我便不敢再做这种尝试了，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辩论之后还会有同样的结局。
我拒绝辩论是公开的事实，你们一定会认为我既固执又不谦虚。如果你们真的持有这种观点，那么我可以答辩如下：如果你们经过苦心研究得到了一个信仰，你们也一定会坚决捍卫自己的主张。对于我来说，自从开始研究以来，已多次修改过自己的主要观点，无论是删除还是增加，都照实刊布了。可是这种坦白的态度换到的是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不参考我修正过的结论，只是一味地根据我已往的见解无的放矢。而有些人则嘲笑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足信任。
不断变更自己观点的人自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可能还会存在错误，然而坚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人，也同样会被认为固执而不虚心。事实就是如此，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寻找安慰了。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态度，我依然要根据日后的经验去不断修正我先前的学说。但是，对于我先前的学说，我还不觉得需要对其修正，希望将来也不用修正。接下来，我要详细地介绍精神分析理论在精神病症候中的运用。我会给大家举一个类似于过失和梦的现象的例子，通过类推和对比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病学中有一种动作叫作“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在我的访问室里很常见。通常，病人在访问室里讲述完他多年的病痛之后，精神分析家并不会对病人的讲述发表意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那些病人并没有病，只要用点水疗法（hydrotherapy）就可以了。而精神分析家则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见闻广博，不能简单地做出这种判断。有人问我的同事，对于那些来访者该如何处理，我的同事说要罚他们重金来赔偿时间的损失。所以，当你们听说即使最忙的精神分析专家那里都很少有病人登门时，就不用感到奇怪了。
我在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设了一道门，在访问室里又有一道门，室内铺上了地毯。这样布置的理由显而易见：当我允许病人从待诊室进来时，他们通常都会忘记关门，有时甚至两扇门都不关。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形，都会很不客气地请他们回去把门关好，无论这个病人是绅士还是时髦女子。我知道自己这样做让人觉得很傲慢，我也知道有些时候他们并不是有意的。但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我这样做确实没有错。因为如果一个人将医生的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的门敞开，那么他就是一个下等人，会被我们瞧不起。
在我没讲完这段话之前，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一个病人只有当待诊室没有他人共同候诊的时候，走进访问室时才会忘记关门。如果待诊室里有一个陌生人也在候诊，那么他一定不会忘记关门。因为当他看到有陌生人的时候，为了防止他和医生的谈话不被第三者听见，他一定会非常谨慎地将两扇门都关好。所以说，病人忘记关门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的，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流露出他对医生的态度。
这就像有些人去拜见地位较高的人一样，可能会先打电话询问何时能被接见，同时又渴望访问者丛集，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内的场景一样。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当他进来时，发现这个房间空荡荡的，布置又很朴素，这样的场景让他深感失望。于是他会想，既然医生如此失敬，那么就给他点惩戒。所以，他就把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的两扇门都敞开。他的意思是：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无论我在这里待多久，都不会有第二个人来的。如果开始时不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打击，那么在谈话时他就会对医生表现得傲慢无礼。
对于这种症候性动作，有如下几点分析：（1）这种动作并非偶然，而是有各自的动机、意义和目的；（2）这种动作发生的心理背景是全部可以指出的；（3）从这种小动作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一种更重要的心理历程。另外，做出这种动作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他们绝不会承认之所以开着不关那两扇门，是对我表示侮蔑。很多人可能在刚进入待诊室确实因为没有人而有过失望感，不过这与此后他们发生的症候性动作所存在的关系确实不在他们的意识之内。
为了便于大家更加细致地分析一些常见的症候性动作，也为了便于观察，现在我举一个病人的例子。这是最近发生的例子，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简单、容易叙述。在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其中的相关细节。
有一位年轻的军官，回家探亲时，请我为他的岳母治疗。他的岳母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环境，不过因为时常有种无聊的想法，以至于经常让全家人感到苦恼。这位老太太时年53岁，身体十分健朗，性格也比较温和善良，根本不像有病的人。她向我叙述了她的病情，情况大致如下：
她与丈夫自恋爱结婚30年来，感情非常好，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甚至没有脸红过。她的丈夫是某个工厂的经理，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出于义务心，仍然在原单位供职。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操心的事情。可是，一年前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私通，她竟然相信了这是真的，从此以后她的幸福便被毁坏了。
事情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她家有一个女仆，深得她的信任。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出身虽和这女仆差不多，但是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曾接受过商业的训练，因此有机会进入工厂工作，后来因为男职员们、服兵役去了，她便有机会升任待遇较优厚的职务。她就住在工厂里，几乎所有的男职员都认识她，并且称她为“女士”。那失意的女仆知道后，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理，于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以各种理由说这个女工的不是。
有一天，老太太和女仆一起讨论刚刚来访的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和妻子没有住在一起，而是和另一个女人好了。老太太很疑惑，说：“他的妻子怎么会不知道呢？”转而又说：“假如我的丈夫也背着我有了别的女人，那真是太可怕了。”没想到第二天，她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里面说的正是她最担心的事情。信件上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是出自不怀好意的女仆之手，因为信中提到的女人正是那女仆所痛恨的女人。虽然老太太明知此信不可信，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这封信得了病。
老太太精神上遭受了刺激，她当着丈夫的面大声责备。她的丈夫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很好，他没有生气，而是笑着安慰她，并否认此事，他还将工厂里的医生请来，为自己的妻子诊视。他在第二件事上处理得也很合理，他辞退了那个滋扰生事的女仆。从那以后，老太太自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去想这件事了，她也不相信信上所写的内容，可是只要听见那女职员的名字，或者在路上看到那个女职员，她就忍不住去怀疑、忧虑，甚至怨骂。以上就是老太太的病状。即使没有精神病学的丰富经验，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两点：第一，在叙述自己病症的时候心气太平和了，似乎有所隐瞒，这与其他的神经病不同；第二，她实际上还是相信那封匿名信里的内容。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者，对这种病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很容易揣测出他对患者待诊室的门那种症候性动作的意见。他认为那件事情纯属偶然，在心理学上不需要研究。但是对于这个老太太的病症，却不能再持这样的态度了。症候性动作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症候却应该引起重大的注意。从主观上来说，症候常伴有强烈的痛苦，从客观上来说，症候也有使家庭破裂的危险。因此，势必要引起精神病学者的兴趣。
首先，精神病学者会分析症候的一些主要属性。那折磨着老太太的观念其实从质上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而老太太的丈夫也确实存在与女职员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不过，对于这个观念，也有一些没有什么意义但却无法解释的地方。除了匿名信之外，老太太根本没有理由去假设其忠诚的丈夫会做这种事，尽管这件事并不普通。患者知道这个消息缺少证据，也无法准确地说明消息的来源，所以，她应该清楚这种妒忌是根本没有根据的。她也确实这样说过，不过她却又觉得好像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一样而深感痛苦。我们把这种不合逻辑和现实的观念，称为“妄想”（delusions）。可以说，那老太太的苦恼是来自于一种“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她的表现显然具备这种病的主要特征。
如果这一点成立，一定会增加我们对精神病学的兴趣。一种妄想不会因为事实的存在而消失，也不会起源于实际的存在，那么，它究竟起源于什么呢？妄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为什么这种病的妄想偏偏只以妒忌为内容呢？又是哪一种人才会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的妄想呢？
我们请教精神病学者，本来希望他能为我们找到原因，可是请教的结果仍无法使我们满意。我们有很多问题，可是他只讨论了一个。他可能会通过研究这个老太太的家族史，给我们一个答案，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家族史中如果常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有精神错乱的病人，那么其本人也可能患有妄想。也就是说，这位老太太发生妄想，很可能是因为她有引起这一妄想的遗传倾向。不过，话虽这样说，难道就意味着事实确实如此吗？难道说这就是她得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能说病人之所以发生这种妄想而不是其他妄想是无法解释的吗？所谓的遗传倾向可以支配一切吗？不管她过去有过怎样的经验和情绪，就不能在此时或彼时发生一种妄想吗？大家或许很疑惑，为什么科学的精神病学无法给我们以更深层的解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一个人有多少，才能给多少；只有骗子才会说空话去欺骗别人。”
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也不知道该怎样做进一步的解释，只能通过诊断和妄测其病的将来变化来安慰自己。那么，用精神分析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吗？那是当然的，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像这样隐晦的病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事实，从而有更深切地了解。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老太太妄想的根据就是那封匿名信，这封匿名信就是她自己招来的，因为是她自己在前一天对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的丈夫与别的女人私通，那就是天下最可怕的事情了。正因为这样才引起了女仆寄信的想法。事实上，老太太的妄想并不是因为那封匿名信才存在的，而是发源自心中的一种恐惧，抑或是一种愿望。
除这一点外，我对其进行的两个小时的分析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她叙述病情经过之后，我曾经请她讲述她的思想、观念和回忆，可是她却很冷漠地拒绝了。她表示，一切都过去了，她没有什么想法了，于是，两个小时后我不得不停止分析。她称自己已经完全好了，那病态的妄想再也不会发生了。她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由于抵抗，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我对她进行分析。可是，在这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还是从她偶然说起的几句话中分析出了她妒忌妄想的起源。原来她对于请我来为他诊病的女婿产生了一种迷恋。当然，这种迷恋完全是在老太太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知道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她的迷恋很容易被隐藏而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我们从已知道的一切，很容易能够推想出这位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
这种迷恋虽然不能存在于她的意识之内，却会深深地进入她的潜意识系统，正是这种潜意识，给了老太太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力产生后，老太太就会寻求有效的解脱，而最简单的解脱方法就是依靠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假如她的丈夫与年轻的女职员产生爱恋，那么她便不会因为自己爱上年少的男子而感到良心受到谴责，因此，她以幻想丈夫的不忠实来作为自己痛苦伤痕的一副安慰剂。对于她自己的这份爱，她其实是一直不自知的，不过因为妄想给了她种种便利，于是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指她丈夫与女职员的爱恋）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妄想和意识了。所有责难当然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种种责难只能是针对那“反影”而发，而不能针对她那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原物”（指她和其婿的恋爱）而发。
下面，我们将精神分析对这个病的研究结果来做一下总结。当然，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所收集的资料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大家无须怀疑。
第一，所谓妄想并非是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的，它已经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合理的动机，并与病人的情感经验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一种妄想往往是另一精神历程所引起的必然反应，而这另一种精神历程通过其他表示能够推测得知。妄想具有抗拒真实和逻辑客观性的特性，而这都源于它与另一种精神历程存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妄想来源于欲望，是用来自慰的。第三，致病的经验最终决定了这个妄想属于妒忌妄想。大家可以看出这与我们所分析的症候性动作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一是症候背后的意向，二是症候与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当然无法解决此病所引起的全部疑难之处。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有些是还未得到解决，有些则因为情况特殊而根本无法解决。比如，这位婚后一直很幸福的老太太为何会爱上自己的女婿呢？就算发生恋爱，也可以找其他的托词，为什么一定要向自己的心情强行推加在丈夫的身上来寻求解脱呢？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探讨。我们已经收集了很多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各种可能的解答。患者在年龄上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更年期，在性欲上会显得特别强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欲亢奋。只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其忠实的丈夫上了年纪，近年来在性能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她旺盛的性需求了。在临床医学中，确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只有那些在性能力方面稍显不足的男人才会对自己的妻子特别忠实，特别抚爱妻子，并且对她们的精神不安非常体恤。至于那位老太太其变态迷恋的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婿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从远古以来，岳母和女婿的关系，就被人类看作是一种特别有性意味的关系，有很多野蛮民族，还因此产生一种十分有力的禁忌（参见《图腾和禁忌》1913年）。对妻子的性爱，转移向妻子的母亲，这种倾向在少数人身上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倾向一直受到文明社会的制约而已。那么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病例到底是上述哪一种或两种，抑或是三种因素在作怪呢？这个我无法回答你们，因为我只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我知道上面我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大家所未能了解的，我之所以要说这些话，是想让大家对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进行比较。我想问大家一件事：你们是否看出来这二者之间存在互相抵触的关系？精神病学不去讨论妄想的内容，也没有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而只是强调遗传，给我们展现一种普通的远因，却不先去发现其较特殊的近因。可是难道说两者之间一定要存在抵触，就不能互相补充吗？遗传的因素难道就无法和经验的重要性相结合吗？大家可能认为精神分析的探究与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互相抵触的地方。事实上，反对精神分析的并非精神病学本身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就像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表面形态，一个研究器官的构造，比如组织和其他构成的元素等。这两种研究互为终始，很难看出二者有任何矛盾。大家都知道，现在医学研究的基础是解剖学，可是在过去，社会上是严禁医学家解剖尸体来对身体内部构造进行研究的，正如现在社会上咒骂我们实施精神分析来研究人类心理内部的历程一样。或许很快我们就会承认，假如没有关于精神生活的潜意识历程的知识，精神病学就不能算是有科学基础的。
虽然精神分析多次遭到驳斥，不过或许有人还是会对它表现出好感，希望它在治疗方面可以自圆其说。大家知道，精神病学一直来没有打破妄想的能力，而既然精神分析知道妄想的机制，那么或许能够治疗妄想吧。然而，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否定的答案：不管怎样，就现在来说，与其他治疗法一样，精神分析也还没有能力治疗妄想。虽然我们了解病人有何经历，但我们没有方法使他们自己也了解这一切。大家也应知晓，我对于刚才所说的妄想，也只能作最初步的分析。
你们可能会因此认为这种分析是没什么意义的，反正也得不出什么结果，可我并不这么认为。不管是否能立刻见效，我们都要去研究，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可能有一天，我们那些零碎的知识都会转化为能力，一种治疗的能力，可是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我们尚不知晓。进一步说，精神分析虽然无法治疗妄想以及其他神经病和精神病，但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当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实现这样的技术，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将人作为研究资料，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要他参加这种研究，就要有一个动机，可是现在他并没有这个动机。那么，就让我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吧：对于大部分的精神病来说，目前的知识确实拥有能够治疗的能力；这些病本来是不容易治疗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术让我们收获了满意的结果，这在医术上不能不说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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