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家可能觉得上面两个例子的病人都很“执着”，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些事，她们找不到摆脱的办法，从而导致自己与现在乃至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似乎是在借病遁世，又好似隐于道院中看破红尘的人。拿第一个例子的病人来说，她的生活一直被那早已结束的婚姻困扰着，可是她却仍然与丈夫保持着关系，没有提出离婚。我们从她的症候中不免对其心生宽恕、赞美和惋惜。事实上，她还年轻，完全可以吸引很多其他男子，可是她却借各种或有或无的理由来维持她对丈夫的忠诚。她不见陌生人，不打扮，而且不签名，不送礼，为的是不让自己的东西落入他人手中，以此来逃避外界的人和事的诱惑。
对于第二例的病人来说，她之所以出现那些症状则是由于在青春期前对于父亲的“性爱”。她觉得只要自己有病，就不能结婚生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她是想通过自己有病这一事实，来逃避以后将要面对的恋爱和婚姻，从而达到长期依恋于自己父亲的目的。
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一个人会采取这种怪异的、无益的极端态度来对待生活呢？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病的通性，而并非只是这两个病人所特有的症候。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病普遍的、重要的特征。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癔症病人是安娜·欧，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患病时才21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她总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面对生活，因为她做不好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经分析我们得知，每一个病人的症候常会让他们长期地执着于过去的生活，而就大多数的病例而言，每个精神病患者表现出来的症候几乎都是他们过去生活的折射。这些生活经历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儿童时期，甚至更早的吸乳期。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近来大战时的流行病——创伤性神经病。这种病症常常发生在某些特殊的遭遇后，例如在车祸、火灾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经历之后。
创伤性神经病与那些自然发生的，还有我们以往常分析治疗的神经病是不一样的，因此用其他的神经病观点来解释这种病症也是不科学的。不过，此病确也有与其他神经病相同的地方，这个以后我会告诉大家。大家都清楚，对于创伤发生之时的执着是创伤神经病病源所在。这些病人经常会在梦里重现对其造成创伤的情景，而癔症发作时似乎也是病人再将这样的创伤情景完全再现。这些病人过去可能应付不了这种情境，现在也做不到。由此我们便可理解精神历程中的所谓“经济的”概念。
“创伤”一词其实就是这个“经济的”意义。如果一种经验能在短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极度刺激，并且使之无法用正常的方法求得适应，进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这种经验就被我们称为“创伤的”。在这个概念范围之下，我们把神经病“执着的”经验称之为“创伤的”。如果一个人对一种强烈的情绪经验应付不来，就会造成神经病，因此神经病的成因和创伤病是十分相似的。
实际上，在1893—1895年间，布洛伊尔和我为了把我们观察到的新事实理出一个理论而制定出的第一个公式，就和这个观点并无二致。
对我前文中所举的第一例中的少妇来说，她的病症和这种说法也不相违背。因为她不能忍受有名无实的婚姻，所以她便始终执着于自己的创伤情境。不过对第二例中的少女而言，这个公式就显得有些不足。首先，小女孩对于父亲的崇拜是一种很正常的经验，而这种经验随年龄的增长却在减弱，所以“创伤的”一词在这里就没有了意义。其次，从她病情的经过可以看出对初次性爱的执着，在当时好像全无害处，却在若干年后才表现出强迫性神经病的症候。神经病有很多复杂而多变的成因，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创伤的”观点当成错误的观点而舍弃，因为它的解释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刚才所采用的路径即“创伤的”观点行不通，我们只好另辟蹊径了。
“创伤的执着”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几乎每一神经病都含有这样一种执着，但执着未必就会导致神经病。这种执着有时与神经病相结合，有时发生在神经病发作之时。比如悲伤就是一种对于过去某事的情绪“执着”的绝好例子，它和神经病一样，与现在和未来无关。一般人都能了解悲伤与神经病的区别。
我们可以定义一些神经病为病态的悲伤。但是有这样一种人却也不一定是神经病：如果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因有创伤的经验动摇不定，也就丧失了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产生兴趣，只是沉迷于回忆之中，这种不幸的人不一定会成为神经病。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太过重视某个特点就把它看成神经病的一个属性，即使它很常见也很重要。
（二）接下来讲述由我们分析而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我们不必对这个结论加以限制。就第一例的病人来说，我们已经对她所做的无聊的强迫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回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而且也曾由这个关系推测到其强迫行为的目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因素：病人在继续她的行为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以往经验的关系，她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隐藏在其后的令她冲动的因素。接下来的治疗使病人意识到这个被忽视的关系而且能诉说出来，但那时她也不明白她的行为的目的在于对其过去的痛苦事件的修正，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经过漫长而反复的努力之后，她才明白这种动机是促使强迫动作实现的动力。
在她结婚次日早晨的情景和她对于丈夫的柔情，组成了我们称之为强迫动作的“意义”，但她不了解这个意义的两个方面。她在动作时不了解动作原起和原止，所以在她的内心存在着一些精神历程，而强迫动作就是这一历程的结果。也许平时她知道结果，但在此结果之前的历程，她却意识不到。
伯恩海姆曾做过一个催眠试验，他让催眠者于醒后五分钟时在居室内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虽不知什么原因但却会照做，我们的病人就与之相类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心中发生的潜意识的精神历程。在其他人没有给出更科学的解释之前，我们可能不会放弃这关于存在潜意识精神历程的推想。
第二例的病人基本上也是如此。她定下一个不许长枕和床架接触的规则，但是关于这个规则的起因和意义她却并不知道。不管她心理上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规则，她在行为上都在强迫自己去实行。她曾试图探究原因，但总是没有结果。几乎没有人能知道强迫性神经病的这些症候、观念和冲动的来源，但是谁都无法阻止这股扰乱正常的精神生活的阻力，就连病人自身也觉得它们像是来自另一世界。在这些症候之中，存在一个与其他方面相隔离的特别区域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这些症候可以作为潜意识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承认了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症候，只能将其称之为特种退化的象征。强迫观念和冲动的本身实际上与强迫动作的实行是一样的，都不是潜意识的，因为这些强迫观念和冲动只有侵入意识，才能使症候形成。不过，因分析而得出的那些前行的精神历程和因解释而发现的连锁关系可以被确定是潜意识的，至少在病人没有通过分析研究而明白其经过之前是这样的。
另外，大家还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这两个例子的所有事实都可以用各种神经病的每个症候来加以证实；第二，不论身处何时何地病人都不知道症候的意义；第三，从这些分析中可以得出，这些症候起源于潜意识的精神历程，在没有其他干扰时，这些历程又可变为意识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若是没有心灵的潜意识部分，精神分析便无法展开，更不要提我们习惯于将潜意识看作实有的东西而加以处理。倘若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未分析，或是没有对神经病症候的意义和目的进行探究，对于这一问题就没有发言权。精神分析能发现神经病症候的意义，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潜意识的精神历程的存在有着不可否认的证据。
还有一点，我觉得比第一个发现更为重要，它能更好地说明潜意识和神经病症候的关系，这是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也是他一个人的功绩，这个发现就是，不只症候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一种可以相互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以后大家会慢慢领会他的这个发现。
我和布洛伊尔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病人内心存在某种潜意识的活动，它包含着症候的意义。也就是说，症候发生之前，必有一个潜意识的过程，症候会在潜意识的历程成为意识之时消失。由此可知，这是一个消灭症候的精神治疗办法。布洛伊尔发现使病者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那些症候就会随之消失。此法使他的病人恢复了健康，消除了一直令其头痛的症候。这个发现并不是布洛伊尔单纯推理的结果，而是他在病人的配合下，有幸进行的一个观察。这件事不是与你们已知的事相比较就能明白的，但这却是一种新事实，许多其他的事实都可以用它来做解释。
鉴于这个发现如此重要，现将其进行展开讨论：症候的形成实则是潜意识中其他事情的代替。在正常的状况下，某些精神历程一定要发展到病人在意识内明确知道时才会停止。如果不能这样发展，或者如果这些历程突然被阻而成为潜意识，那么症候也就随之产生了。所以说，症候就是一种代替物。如果我们可以用精神疗法来重新还原这个历程，那么消除症候的工作就能够完成了。
这一发现仍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从后来研究的结果来看，当潜意识的历程成为意识的历程之时，症候就会消失，不过要实现这一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想消除症候，需将潜意识的某事转化为意识的某事。为了不让大家误以为这个治疗完成起来很容易，我还要再作一些说明。根据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神经病通常是在病人不知道其应当知道的精神历程时形成的，这与苏格拉底的“罪恶成于无知”那句名言很吻合。有经验的分析家通过分析可以很容易地知道病人的潜意识情感所属，所以治疗起来很容易，只要告诉病人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用此方法可以治疗症候的潜意识意义中的一方面，不过对于另一方面，即病人生活的以往经验与症候的关系，就很难由此推测出来了。分析家只能等病人记起来告诉他，因为他不知道病人的所有经验。不过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病人的亲戚朋友了解他已往的生活；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可以了解是什么事情造成了病人的创伤，因为很多事情往往发生在病人的幼童时期，病人可能不知道或不记得，但他们的亲人可能知道。
如果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病人难以治愈的病源。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可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这两种“知”是不一样的。在心理学上，“知”的种类不一样它们的价值也就不尽相同。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不同，医生方面的知和病人方面的知是不一样的，无法达到相同的效果。医生只是单独地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病人，这样效果是不明显的。确切地讲，这个方法不足以使症候消失，不过，它却可以带来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进行；尽管其得出的第一个结果往往是一种坚决的否认。病人会因此得知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症候的意义，只不过，他所知道的也是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知并不只有一种。
我们要了解这些无知的区别，就需要对心理学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不过，“知道症候的意义就能让症候消失”这句话却仍可以说得上是真理。这个真理所必需的条件是：这项知识一定要以病人内心的改变为基础，而这种内心的改变一定要是以完成精神治疗为目的。我们在此可能会碰到许多问题，而不久之后，这就能被看成是症候构成的动力学了。
现在，我有必要停下来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所说的话太深奥且杂乱？我是否往往说了一段话又加以限制，引起一连串思想，又任它掉落，以致让你们听得莫名其妙？如果真是这样，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并不愿意牺牲真理来追求简单，而是想让你们充分了解这个学科的复杂和困难，只要你们相信我所说的话，即使现在暂时不能理解，也没有多大关系。我知道每一个听众和读者都会将所听见和所读到的事实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整理排列，化长为短，化繁为简，摘略出自己想要记得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开始时听得越多，最后所得也越丰富。所以，虽然我说的话很繁杂，但希望大家能明白我所说的关于潜意识、症候的意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两点是我们以后要循序渐进研究的问题：一个是临床问题，即人得病的原因及采取怎样的神经病态度面对生活；另一个是精神动力学的问题，即他们产生的从神经病出发的症候的过程。这两个问题是存在着共同点的。
在此我不再做进一步探究，但请大家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注意一下上面两个分析的另一特性：记忆缺失或健忘症，这也是以后随着研究大家便会逐渐明白的重要一点。我们可以将精神分析的治疗归纳成“凡属潜意识内的病原都须进入意识之内”这样一个公式，不过也可以用“病人所有的记忆缺失都必须加以补充”这个公式代替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消灭他的健忘症。这样说可能会让你们感到惊讶，但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即我们必须承认，症候的发展和健忘症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
拿我们分析的第一例病人来说，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健忘症的观点很难得以证实，因为病人并没有忘记唤起强迫动作的情境，非但如此，他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就连形成症候的其他因素也未曾忘记过。在第二例中，那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也具有过去的记忆，只是不够清晰明了而已。她前几年的行为，如坚持将父母和自己的卧室之间的门半掩着，让母亲不能睡在父亲的床上等事，她不仅没有忘记，且都清晰地记得，只是因为内心中觉得不安，并没有将之与自己的病情联系起来。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就第一例的少妇而言，她虽曾无数次地实践她的强迫动作，但却从来没有觉得它和结婚之夜以后的情景有什么相似之处；即使要求她直接探索其强迫动作的起源时，她也不曾记起此事。同样，第二例中的少女，即使她每天夜里上演那些仪式，可是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情景的意义。两个例子中的病人都没有真正的健忘或记忆缺失，可是那些正常的，能够用来引起记忆的线索却都已被剪断了，这种记忆的障碍便导致了强迫性神经病。而癔症却有所不同，它的特征是范围较大的遗忘。我们可以从分析癔症的每一个单独症候中得到已往整个印象的线索，如果这些印象不被提起，便可能真的被遗忘了。一方面，由于婴儿期的遗忘，我们不明白精神生活的最早印象。所以癔症的遗忘和婴儿期的遗忘似乎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线索可以逆溯而至最早的幼年。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病人也会淡忘最近的经验，即使不完全遗忘，也会遗忘一些致病或使疾病加重的诱因。他们会忘掉一些重要的细节，或者用自己的假想去代替。在对病情的分析结束之前，我们很难发现那些新近经验的回忆。
我说过这些记忆能力的损坏是癔症的特征，这些症状（即癔症的侵袭）会在没有留下任何回忆的痕迹时就产生。因为不同于强迫性神经病，所以这些遗忘的现象是癔症的心理性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般神经病的通性。一个症候的意义是由两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即其来源和趋势或原因，也可以说，是导致症候发生的印象和经验，以及症候所欲达到的目的。
症候可源自于多种印象，这些印象均来自外界，之前都曾是意识的，但后来由于被遗忘成为潜意识的。至于症候的原因或趋势一般都是内心的历程，刚开始可能是意识的，也有可能永远不是意识的，始终保留在潜意识之内。因此，和癔症一样，症候的来源或症候所赖以维持的印象是否被遗忘都无关紧要，而症候的趋势则一开始就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足以使症候有赖于潜意识。这一点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病中是一样的。
我们如此重视精神生活的潜意识，难免会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的不满。大家不要对此表示诧异，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满只是由于对潜意识还不太了解，或者很难找到潜意识存在的证据，在我看来，这种反抗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动机。
人类的自尊心曾先后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两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了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虽然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表达过相近的观点，但这个发现最终还是要归功于哥白尼。第二次是达尔文在生物界掀起的“进化论”。这个生物学的研究否认了人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证明了人类是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并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达尔文的这个“价值重估”曾引起同时代的人们最激烈的反抗。人们的自尊心受到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是来自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种心理学研究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证明了要主宰自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还有，要得到少许关于内心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不是只有我们精神分析家才要求人类观察自己的内心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只是用人们视之为秘密的可贵经验做了分内之事而已。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人完全不顾学者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而一味地非难精神分析。另外，我们在另一方面也被迫扰乱了世界的安宁，这一层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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