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治疗病人的症候时，病人经常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抗拒态度，这种境况很是奇怪，甚至无法令人相信。可是，这样的情形是不能对病人的亲友们说的，因为即使说了，他们也会认为是我们在为遮掩治疗上的失败或持续时间过长而找借口。
病人通常并不承认这种情形是抗拒。如果我们能使他们认识到而且承认这种情形，那就是我们治疗上的一大进步了。想想看，病人因为症候已经让自己和亲友身心俱疲了，为了治疗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做出巨大的牺牲，最后却因为抗拒而终止了所有的治疗。这样说可能你会认为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就是这样。假如你们责备我们不合乎情理，那么我们只需要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就能证明我们所说的：有一个人因为牙疼而去看牙医，可是当牙医拿起钳子说要治疗他的腐牙时，他马上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推脱了。具体来说，精神病患者所采用的抗拒方式繁多而精巧，很多时候都难以识别，精神分析师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提防。
我们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使用的方法，大家应该已经在释梦的环节有所了解了。我们会想办法让病人处于一种安静的，方便他进行自我观察的情境当中，然后告诉他不要去想任何事情，将内心所感觉到的一切，诸如感情、思想、记忆等，根据浮现在心中的先后次序一一描绘出来。我们会清楚明白地警告他，不要对任何观念或联想有所选择或做出任何取舍，即使是他认为太“讨厌”或太“无聊”的事情，或者认为太“不重要”，或太“无关系”“无意义”而没有必要说的事情也不能舍弃。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只注意浮现在意识层面上的思想，让他放弃任何方式的抵抗。我们会告诉病人，治疗是否会成功，治疗时间是长还是短，都取决于他是否遵守这个基本的规则。从这个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那些让病人怀疑或否认的联想，常包含着导致发现潜意识的材料。
这样的一个规则建立起来以后，随之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开始以它为抗拒的首要目标。病人会采用很多方式用来进行抗拒：他首先会说自己内心一片空白，而后又说想到的太多了，以至于没办法进行选择。随后，病人可能还会批驳医生的观点，质问你的那一套是否行得通。接下来，他就说无法讲述自己觉得羞惭之事，而恰是这种想法让他不再遵守信约了。或者，他记起一件事，但是因为这件事关乎他人而不是他自己，于是他就不按照此规则行事了；又或者，他刚刚想起的事情真的太不重要，太无价值，或太荒谬绝伦，便自认为医生不会对他这种想法感兴趣。他就这样磨蹭着时间，突然想到这种办法，忽然又用那种办法，虽然他一直说他要说出所有的想法，最后可想而知，他根本只字未提。
每个病人都不例外，他们都在想办法将自己羞于出口的想法隐藏起来，以抵抗分析者的治疗。
有这样一个病人，平时他很聪明，然后利用这种方式把在他看来很甜蜜的恋爱隐藏了好几个星期。我对他说不应破坏精神分析的规则，他却说，这是他个人的私事。精神分析的治疗法当然不能允许病人有这样的庇护权，否则，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想方设法追捕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开设一个特别保护区，并阻止在市场或圣斯蒂芬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抓人。如此一来，这个罪犯当然就会隐身于这些安全的地方了。我曾经也决定给某人这样例外的权利，因为他必须重新获得做事的能力，而他又是一个文官，受誓约的束缚不能将某种事件告诉别人。最后他对治疗结果非常满意，但我却很不满意；此后，我就决定不再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进行治疗了。
强迫症的病人常常会因为多心或疑虑而使我们治疗的规则沦为无用，而焦虑性癔症的病人有时会让这个规则变得更加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常常会做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使分析无从下手。我不喜欢把治疗上的困难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明白，由于我们的决心和韧劲，最后终于能让病人遵守一点治疗规则了，可是他们又把抗拒转向了另一个方面，这个时候他们常表现出理智的批判，他们把逻辑作为工具，将在普通人眼中所看到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困难和不精准的地方都表现了出来。如此一来，我们就要从每一位病人口中听取科学界对我们施加的所有批判和抗议。不过外界批评家对于我们的责备，仍然毫无新意，所以这些对我们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
事实上，病人们仍然是可以晓以道理的。他很乐意我们去指导他，驳倒他，并且推荐参考书给他们，他从中可以明白很多东西。总之，如果不去分析他，他就可以立即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然而，即使在求知这个过程中，他的抗拒也是会表现出来的，而他这样做就是为了逃离面前的特殊工作，我们当然不会同意。
就强迫性神经病来说，他们的抗拒还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那种方式是我们早就想到的：分析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受到牵制，于是病案中的问题渐渐明了，可是后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如此多的解释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没有使症候获得很大改善。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强迫性神经病的抗拒又恢复到以怀疑为特征上了，让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病人好像是在对自己说下面这样的话：“这些分析都特别有意思，我很乐意继续接受。假如它是真的，当然对我很有益处，但是我无法相信。因为不信，对我的病就不会有作用。”这样一直下去，到最后病人失去了耐性，最终又表现出了坚决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坏的，我们很容易战胜它。糟糕的是，病人知道怎么在分析本身范围内加以抗拒，而要征服这些抗拒在分析法上是非常艰苦的工作。病人不去回忆曾经生活中的一些感情和心境，而是将这些感情和心境表现出来，使其重新复活起来，通过“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来反抗医生和治疗。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患者是一名男性，他会把医生视为他的“父亲”，从而以儿子的身份来向“父亲”索取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的权利。他之所以反抗，也可能因为想努力获得与父亲平等的权力或胜过父亲，再或者因为不愿意再次担负报答父母之恩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病人喜欢找医生的过失，让医生感觉自惭形秽，试图打败医生并且完全颠覆医生想治疗疾病的心愿。要是换作女性，为了达到抗拒的目的，有的女性会巧妙地移爱于医生。但是当这个爱达到了一定强度，病人对于实际治疗的所有兴趣及治疗时的所有约束就全部消失了。那么，病人随即而来的妒忌和受到各种委婉的拒绝后而产生的忌恨，无疑会破坏她和医生的良好关系，如此一来治疗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不应该严厉责备这种抗拒。因为这些抗拒涵盖了病人以往生活中很多重要的素材，并且这种材料的表现方式会使人信服，所以，如果分析家的技术巧妙，就很容易把这种抗拒转化为助力。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材料常常会先表现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并且对治疗有所妨碍。我们也可以说病人用来以反抗治疗的，是他自我的性格特性和他自己的态度。正是因为所有这些性格特性会随着神经病的状况和要求而表现出来，我们才观察到了一些平时不容易理解的材料。不过，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把这些抗拒的呈现看作威胁分析治疗的偶然危险。事实上，我们明白以上的抗拒是一定会呈现出来的。只有当这些抗拒不能确切地被唤起，并且充分让病人了解他抗拒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不满意。因此，我们知道了克服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让治疗稍微看到效果的证明。
另外，大家还应该注意一点，即病人经常利用分析时所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来阻挠分析的开展，比如利用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或者他所仰慕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责，或者是很容易加重神经病强度的所有机体紊乱等。每次病人的病状改善都可能会引起反抗治疗的动机。由此，大家大约可以知道了，分析时一定会遇到和克服的抗拒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和方式了。关于这一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是因为我想让你们了解，我们关于神经病的动力学概念依据是我们所有病人对自己症候的抵抗治疗的经验。
布洛伊尔和我曾经用催眠术作为实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病人就是在接受催眠暗示的情境中接受治疗的。最初，我采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我不得不说那时候的工作很顺利，时间也很充足，可是它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不再用催眠术了。我知道只要催眠术还在使用，这些病症的动力学就不可能被了解。因为在催眠时，病人的抗拒是医生没办法看到的。催眠消耗了抗拒的力量，当然也能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但是反抗力会因为凝聚在一起而没办法被攻破，如此一来就与强迫性神经病的怀疑产生了一样的效果。所以，我不得不说，只有丢掉了催眠术，精神分析才算得上真正开始。
如果抗拒的测定非常重要，那么与其轻率地假设它的存在，还不如行动。或许一些神经病确实因其他原因而联想停滞，或许对于我们学说的那些责备确实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许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将病人理智的抗议看成抗拒的表现形式而不去理会，可是，即使如此，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于抗拒所做的判断并不是草率行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这些批判的病人在他们的抗拒出现以前，和其抗拒消失以后的行为。
当病人接受治疗的时候，他们抗拒的强度随时在变。每当我们接近一个新问题的时候，他的反抗力经常会随之增加；每当我们要加以研究的时候，其反抗力便会升到最高度；当研究结束的时候，他的反抗力也会随之消失。假如我们的治疗方法没有错误，一般不会马上引发病人的强烈反抗。因此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同样一个人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反抗表现，可能一会儿批判反驳，一会儿沉默。在分析过程中，每当病人对于某件事情感到特别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反抗力最为剧烈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的某些潜意识材料进入了意识领域。他们的行为与情绪性迟钝（emotional stupidity）者的行为相类似。此时，如果病人在医生的帮助下克服了这个强烈的反抗，那么他就获得了重新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过，在之后的一段时期，他仍不能独立行使批判力，他们仍是情绪的傀儡，受抗拒的支配。这时，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事情，他便会想方设法批驳，然而只要是他喜欢的事情，他便立刻相信。也许我们都是如此。一个受过心理分析的人，其理智由于太受感情生活的支配，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巩固，才不至于在此方面感受到压力。
对于病人极力反抗症候的破解和心理历程恢复平常的状态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解说呢？我们说在这里所遇见的是一种强有力的余波，它反对治疗的进行，而当时引发病症的也一定就是这同样的力量。在症候形成时，一定也有过某种历程，这种历程的性质如何可由我们的经验推知。通过布洛伊尔的观测，我们已了解，症候的发生必须先有某种精神历程在正常状态时没有进行到底，导致意识无法引发，症候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历程的替代品。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些我们猜想在工作着的力到底在哪里。病人一定曾经努力让相联系的精神历程无法入侵意识，最后就成为潜意识的，而因为是潜意识的，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往往在分析治疗的时候，这同样的努力又会活动起来用来反抗化潜意识为意识的想法。这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抗拒方法，由抗拒而发生的致病历程我们则称之为压抑（represion）。
现在我们来更明确细致地讲述这个压抑历程的定义。这个历程是症候发展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它有别于其他经历，它没有平行的迹象。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某个人在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想要去实现，但当他想到实践的后果时便又拒绝了这个想法。于是，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只能存留于记忆中。这整个决断的经过都是动作者自我（Ego）充分认识的。假如同样的冲动受到克制，结局会有很大差别：冲动的力量仍旧存在，然而在记忆里几乎没有什么痕迹。自我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压抑的历程依旧能被完成。所以，这个比较仍不足以让我们对关于压抑的性质有更深的了解。
压抑这个词汇可以因为一些理论上的概念而被赋予比较清晰的意义，我这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叙述的意义进而叙述它的系统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一种心理历程的意识或潜意识只是该历程的属性中的一种，但未必是决定性的。
如果这种历程是潜意识的，那么它不能侵入意识也许只是它所遭遇的命运的一个标志，而未必是它最后的命运。为了获得这个命运更详细的观念，我们也许能这样说每一个心理历程（有一种情况例外，这个我们容后再说）：可先存在于潜意识的状态之内，而后发展而转变成意识的状态，就如同照相一样，先是一张底片，而后印成正片，最后变成图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底片一定都能印为正片，同样，每一个潜意识的精神历程也不一定都化为意识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关系：每一个单独的历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的心灵系统，随后在某种情况之下，由这个系统转化为意识的系统。
如果用空间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系统的话，可以把这些系统比喻成前后两间相互毗邻的房子。潜意识的系统就是其中的大前房，在这个前房里，各种精神兴奋就像许多个体，相互拥挤在一块。和大前房毗邻的外间小房子，有点像接待室，意识系统就停留在里面。然而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守卫在那里看守，专门对进出的个体进行盘查，任何个体要想从大前方进入到外间的小房子，都必须经过守卫的同意。如此一来，那些守卫看不顺眼的个体要想进入小房子就非常困难了。即使有些个体通过某些途径，趁守卫疏忽而进入了外间小房子，那么最终也会被护卫赶出去。这充分说明了潜意识的控制作用。
我们可以将这一比喻扩充到具体的叙述中。在里间的大的房子内，潜意识里的兴奋是不会被另一间房子里的意识所感知的，从一开始它们就是逗留在潜意识里面的。如果它们想要进入外间，但却遭到了守卫的阻拦，从而无法成为意识，我们就称它们为那些兴奋的个体被压抑了。然而就算被准许入门的那些兴奋也未必能成为意识，那些个体只有在能够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可成为意识。所以，我们通常将外面的这间房子称为前意识的系统。假使我们称任何一种冲动是被压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冲动因为守门人不允许它入侵前意识，结果导致它无法冲破潜意识。至于那个守门人则是指我们在分析治疗中去释放被压抑的意念时所遇到的抗拒力量。
你们或许认为这些概念既粗略又古怪，不是科学的讲述所能允许的。我知道它们失之简略，甚至知道它们是错误的，然而除非我错了，否则我们有很多比较高明的定义来取代它们。至于到时候你们是否仍旧认为它们是古怪的，我便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么样，它们暂且可以充当一种对解释的有用的帮助，而只要它们对说明有帮助，我们就应该重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这些过于简略的假说中，这两个房间和二者之间的门口的守门人，这站在第二个房间最后作为观察者的意识，都与实际的情形差不多。并且我很乐意你们承认，我们所用到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等名词，与其他学者所讲到的或应用的下意识（sub-conscious）、交互意识（inter-conscious）和并存意识（co-conscious）等名词相比，争议较少，并且相对容易自圆其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推想是，我们用来解释神经病症候的心理系统的假说能产生普遍的效果，从而使常态的机能有更明显的效果。对于这个结论，我们现在不做细说，但是假如我们因为病态心理的研究而对向来很难理解的常态心理机能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样我们就会对症候形成的心理学上更加感兴趣。换句话说，你们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两个系统及其与意识的关系那些概念的依据吗？潜意识及意识之中的守门者就是让显梦形式受它摆布的调查人。那些唤起梦的刺激的白天存留下来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个材料在夜里熟睡时，受到潜意识和被压抑着的欲望和激动的干扰，从而利用本身的能力，加上联想的关系，形成了梦的隐意。这个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组织下，受到意匠的管理，例如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经过的情况连常态的精神生活即前意识的系统都无法得知，也没办法承认。这两个系统的区别也是机能的不同，潜意识和意识的关联是一个永久的特征。因此从它对意识的关系即可决定每一种历程属于这两个系统中的哪一个。梦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即使健康的人睡觉也会做梦，梦和神经病症候的一些推论是可以应用于常态的精神生活的。
由此可见，压抑只是症候形成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症候则是某些心理历程被压抑的产物。不过，即使我们了解了压抑的作用，我们仍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能了解症候的形成经过。压抑作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哪一种精神的激动才被压抑？压抑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力量？有什么企图？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在某一点上知道一些。在我们研究抗拒作用的时候，知道了抗拒的力量源于自我，源于明显的或潜伏的性格特性，可以说，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压抑作用，或者说至少起了一部分压抑作用。目前我们了解的也只有这些。
我们即将讲述的第二种调查对我们也很有帮助。通过分析，我们经常可以找到神经病症候背后的结果，这对你们来说已经不算新鲜事了，我在讲前面的两种神经病时就指出了这个事实。但是两个神经病例子到底能说明什么呢？你们当然有权要求有两百个或者更多的例子来对此说明，然而我对此并不认同。你们应该依赖自身的经验或信仰，至于这种信仰，可以用各精神分析家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础。
你们要知道，对前两个例子来说，由于症候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深入到了病人私密的性生活中。第一例症候的目的或者说趋势非常明显；第二个例子也许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变得有些模糊，这个另一因素留待以后再说。从这两个例子我们能够推知其他受分析的例子也都莫不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因分析而得出病人性的经验及欲望，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肯定症候是为了达到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性欲的满足。病人想用症候来达到满足性欲的结果，因此症候事实上是无法获得满足的代替品。
试着再想想第一例病人的强迫动作。因为丈夫的生理缺陷，这个女人不得不与她所爱的丈夫分居，可是由于两个人感情深厚，她又不愿意对丈夫不忠。如此一来，她只能通过强迫性症候来满足了自己的私欲了，而且这么做还可以抬高丈夫，为丈夫辩护，特别是他的阳痿。她所表现出来的症候与梦相似，基本上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尤其是性爱欲望的满足。在第二个例子当中，我们分析得知，这个女孩的预备仪式主要是为了阻止父母的性交或再生一个孩子。大家可能认为她是想借此仪式让自己取代母亲。事实上，这个症候的目的还在于想排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病人的性欲。关于第二例的复杂之处，我们稍后再做详述。
我请大家注意，至今为止，通过我们对压抑作用、症候形成和症候的解释，其相关的理论就涉及了三种神经病，即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转变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和强迫性神经病。我们常把这三种病合称为移情神经病（transfernce neurosis），它们都能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
除此之外，其他神经病还没有经过精神分析的严密研究，就其中某一类病而言，之所以无人研究，主要是因为没有受治疗影响的可能。你们要知道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一些时间和经验，并且在不久之前，采用这种方法的还只有一个人而已。不过，我们目前正从各方面对非移情神经病的症状进行较深切的了解。我想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假说和结论如何因适应这种新材料而渐渐发展，还能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不仅没有让我们的知识产生矛盾，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知识的统一性。所以，前面说过的一切只适用于这三种移情神经病，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将可使症候的意义明了的程度进一步增加。关于致病的情境如果加以比较的研究，便可将这个结果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那就是，这些得病的原因是他们的性欲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而使他们感到某种缺失。你们将看到这两个结论是怎样完美地互相补充的。正因为如此，症候才可被解释为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的代替品。
我说的神经病的症候是性的满足的代替品，这句话的确可能引发很多抗议。今天我也只打算讨论其中的两种。如果你们有人原来分析过大量的精神病人，也许会摇头说：“这句话对一些症候就不管用；因为这些症候可能含有一种相反的企图，即想排拒或者制止性的满足。”对于你们这个意见，我不想分辨什么。就精神分析来说，很多事情要比想象得困难，要不然也没必要用精神分析来说明了。
前面所举的第二例，病人的仪式中确实有许多动作可认为有这种禁欲的意思，如把时钟拿走来防止夜里阴核的勃起，再比如提防着器皿打碎则意味着是想保护她的童贞。就从她上床的很多仪式来说，这种禁欲的意思更加明显，她的整个仪式似乎只是反抗性的回忆和诱惑的防御工作。但是我们从精神分析那里已经知道，相反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矛盾的。我们或者可以补充这个说法，认为症候的最终结果不是性的满足就是性的抵制。癔症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要点，强迫性神经病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症候有达到性欲满足的目的，也能达到禁欲的目的，因为这个两极性（polarity）是以症候机制的一些因素为基础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到这个机制而已。事实上，症候就是两种相反的、互相冲突的倾向之间相互调和的结果。它们其中一方面代表被压抑的倾向，一方面代表那抑制其他倾向而导致症候的主动倾向。即使因素中有一个在症候中较占上风，另一个也不会完全失去地位。就癔症来说，这两种倾向常常出现于同一症候之内。就强迫性神经病来说，这两部分常常有很大区别，那时的症候是具有双重性的，包含两种相互抵消的动作。
关于第二种抗议便较难处置了。如果将症候的解释统统加以探讨，你们最先会认为性的代替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力扩充才能将解释囊括在内。而且也会指出这些症候不会提供实际的满足，它们只会再生一个感觉或者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发的联想。再或者，你们还会认为这个明显的性的满足常常是幼稚的、无意义的，或许类似一种自淫的动作，或者让人回忆起儿童期便已经得到控制的坏习惯。并且你们会奇怪，认为为什么竟然会有人将具有虐待性质的、令人惊骇的或不自然的欲望的满足看成是性的满足。事实上，对于这类事情我们不会形成统一的意见，除非我们先对人类的性生活作了透彻的研究而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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