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场景，在二百多年前的欧洲城市也上演过。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欧洲社会剧烈转变的时刻。民智大开使得自我存在的意识觉醒，从整个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到个人基本权利的满足，不只改变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许多家庭生活的形态。
本来许多只有贵族才可享有的休闲娱乐，例如逛公园、游戏、球类运动、习乐作画等，平民百姓只要经济能力许可，一样可以享用。
古典音乐在欧洲开始普及、大众化，就是发生在19世纪。研究欧洲音乐文化发展的学者认为，促成古典音乐大众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民主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简单地说，“民主化”就是人民对生活需求的增加，例如台湾现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网络的形成，各种电子产品的推陈出新，也都是为了满足甚至刺激人民生活的需求。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老百姓在生活需求上的增加形成无比庞大的量的问题。而工业化之后的西欧社会，正好能满足这与日俱增的“量”的需求。工业化让许多物品得以大量制造，从制造成衣的纺织业开始，最后遍及所有民生用品。乐器制造也不例外。
根据当时钢琴工厂制造销售的记录，从1850年到1910年，在英国制造的钢琴数量从两万五千台增加到七万五千台；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则从九千台增加到三十六万台之多。（2000年台北爱乐电台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大陆的旅美钢琴家曾预估，未来二十年，大陆钢琴市场的需求量将飙升至约四千万台！）如此大量的制造，销售的价格自然会降到一般中产阶级家庭都可负担得起的程度。
钢琴需求量的上升，改变了19世纪古典音乐创作的方向。一般社会大众也喜欢弹钢琴，而且这群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当时贵族的习乐人口。所以，当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是为了他的音乐理念而创作时，一些作曲家则开始写作符合这些新兴业余爱乐者口味的曲子，例如《少女的祈祷》。自此，古典音乐开始明显区分出所谓“严肃的”“感性的”风格与“大众化”“娱乐性”的风格。
当轻松快乐、具娱乐效果的风格成为大众市场的主流品位时，相关的出版品也应运而生。许多浅显易懂、容易弹奏的钢琴小品，成为当时欧洲百姓家庭音乐会必弹的曲目。
即使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家，也会写作这类型但更为精制的音乐，例如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舒伯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或是门德尔松的《无言歌》，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名曲，很可能都是19世纪欧洲一般家庭音乐会常听到的曲目。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钢琴上，也出现在其他乐器上，例如小提琴、长笛或大提琴。
当然，人声永远是最容易上手的，所以在以音乐娱乐为主的家庭聚会中，简易的小型室内乐形态的音乐活动也开始活跃，一个家庭可能几个孩子都会一种乐器，这样就可以“众乐乐”了。
台湾有些父母看待孩子学琴的角度，和上述现象有些不一样。将学琴、作画视为“才艺”的一种，作为申请学校的一种助力，确实和19世纪欧洲一般家庭将音乐当娱乐大不相同。当个纯粹的爱乐欣赏者，是件很幸福的事；但如果能更进一步当个爱乐的DIY（自己动手做）者，则生活内涵会更丰富。更重要的，小时候买的那台钢琴，不会到了初二以后就变成奢侈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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