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登大宝，设立皇庄
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未来皇帝的继承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朱见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可是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的人生悲剧就开始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就是在这一年，瓦剌人南犯，直逼山西大同。一时糊涂的朱祁镇不顾群臣的反对，在王振的再三蛊惑下，执意要亲自带兵出征。在“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在大明王朝的最关键的时刻，牙还没长全的朱见深，被皇太后光荣任命为皇太子，时年两岁。两岁的朱见深哪里会知道，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被立为皇太子，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
当时，朱祁镇战败被俘，朱祁钰顶替了他哥哥的位置。老谋深算的皇太后早已料到这个弟弟不会就此罢手，为了防止皇位旁落，皇太后操碎了心，急忙拥立朱见深为太子，并作为支持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的唯一条件，朱祁钰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虽然皇太后成功地将朱见深立为太子，但她深知深宫之中人心险恶，说不定哪天朱祁钰心情不好，就会来一个斩草除根的把戏，她也不可能时刻陪伴在宝贝孙子身旁。于是，为了力保他的安全，皇太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去保护朱见深的周全。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决定，改变了朱见深的一生。她派出的亲信是一个姓万的宫女，从此这位宫女开始无微不至地照料幼童朱见深。果然正如皇太后所料，朱祁钰坐稳皇位之后，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思。他不但自己追求皇权，还想让自己的儿子也能够继位。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考虑到如果朱祁镇回京，他的皇位肯定不保，所以极其不愿意接回朱祁镇。在于谦等人的再三劝说下，朱祁钰才答应讲和，接回了太上皇。八月，被俘一年左右的朱祁镇终于被放了回来。朱祁钰为了保住皇位，在此后的八年时间里，一直将朱祁镇软禁在南宫。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用大量资金买通了大臣，成功废除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没想到第二年，朱见济就夭折了，当时被追封为怀献太子。对于这一变动，皇太后虽然心里很不服气，可是又不能说什么。而此时已经五岁的朱见深，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幼稚的他每天只知道在深宫中闲逛、玩耍。看着他身处险境，周围的人们都认为他地位不稳，被废掉太子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宫中的那些势利小人都不愿意接近这位所谓的皇太子，对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待朱祁镇成功复辟后，才第二次立朱见深为太子。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享年三十八岁。他的长子朱见深继承了皇位，在文华殿摄政，成为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次年，朱见深改年号为成化。朱见深刚刚即位，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都指挥使门达结交东宫内侍王纶，在一起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是何许人也？在朱祁镇晚年的时候，门达深得宠信，而当时李贤被任命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总是各种限制和管束，门达因此恨之入骨，所以想设计陷害李贤。可是，门达的各种过分的行为举止，朱见深都看在眼里，但他总是得过且过，不忍心处置他。就在朱祁镇病重之际，门达还不肯安稳，再一次蓄意勾结王纶，想要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朱见深这次大怒了，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也因他罪并罚。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自此，朱见深更加倚重李贤，李贤也在一直尽自己所能，精心辅佐朱见深。
同年，朱见深还没收了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并设为“皇庄”。从字面意思理解，“皇庄”就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不仅包括皇帝自己，也包括皇帝的后妃、皇帝的儿子以及在京诸王的庄田。因此，待皇子成年后，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他们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很快，朱见深的皇庄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便有了王田、官庄这一说。虽然在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那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看得出，朱见深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是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皇庄的建立，在当时来讲是存在诸多弊端的。
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朱见深任命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总领所有总兵，征讨广西瑶族的叛乱。三月，四川山都掌蛮又进行了暴乱。十二月，韩雍大破广西大藤峡的瑶族叛乱者，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很快一年过去了，到第二年正月，朱见深结束了团营建制。三月，朱永在南漳大破荆、襄贼地区的乱匪头目刘通，并擒拿了刘通。十月，朱永擒拿匪首石龙等人，荆襄地区的乱匪终于被平定。
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朱见深授朱永为平胡将军，和杨信一起征讨毛里孩。三月，朱见深封商辂为兵部侍郎，再次进入内阁。十二月，左庶子黎淳再次提出明代宗时期废黜太子的事情，朱见深说：“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不会放在心上，况且这些都不是你作为一个臣子所应该说的。”
成化七年（1471年），朱见深又任命王恕为刑部侍郎，总理河道事务。十一月，朱见深拥立皇子朱祐极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可不幸的是，在成化八年（1472年）正月，朱祐极就去世了，随后被追封为悼恭太子。
成化十一年（1475年）朱见深又拥立皇子朱祐樘为皇太子。英明宽仁的朱见深，在年底的时候，不仅恢复了明代宗朱祁钰的帝号，还平反了于谦的冤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人治国理政，可以说颇有一番君王的风度。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俊，朱见深能够宽免赋税、减省刑罚，使社会经济渐渐复苏。但是在位期间他曾经任用奸邪，不能说没有缺陷。
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为了加强特务机构，朱见深设置了西厂，由太监汪直担任提督。四月，汪直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的院判蒋宗武、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等人下了西厂大狱。同年五月，方贤又下了西厂狱。大学士商辂、尚书项忠等人纷纷上书朱见深，请求速废西厂，朱见深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六月，朱见深又罢免了项忠为民，又复设西厂。不久后，商辂也辞官了。
成化十八年（1482年）正月，朱见深眼见身边的重臣都离他而去，于是下旨废置西厂，希望可以挽回身边的重臣。
镇抚广西，重用良臣
朱见深登基之初，不仅为于谦平反，还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并且以德报怨，把曾经废掉自己太子之位的叔叔朱祁钰追认为皇帝，并且为他重修陵寝。一时之间，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称颂。此外，朱见深在镇抚广西期间，还重用李贤、王翱等贤能大臣。
先来说李贤，是明代邓州人，曾经辅佐过明宣宗、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四朝四位皇帝，在朱祁镇天顺年间、明宪宗成化初年被任职内阁首辅，人们还称他“李文达”、“李阁老”。李贤的先祖为蓟（今北京城西南隅）人，唐朝的时候，他的祖先在邓州做官，因为喜爱邓州的山水清秀、土地肥沃、民风淳朴，于是就在邓州安了家。
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首辅李贤的父亲不幸去世，家里人写书信给李贤，要他速速回乡奔丧。李贤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立即请求朱见深回乡守制。朱见深被李贤的孝心所感动，下旨追封李贤的父亲李升为少保，并告诉李贤：“如今朝中正是用人之际，我允许你驰驿奔丧，但葬毕后就要速速回京。”李贤这次回乡，本来打算在家替父亲守孝三年。于是，他再次乞求终制，上奏说：“自古以来都是以孝治天下，仕者官无大小，父母之丧皆终三年之制，我作为儿子必须要尽其孝、亲之心。”朱见深继续回诏：“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身旁辅助我成明朝大业，别无他求。”李贤再次上奏：“臣自出仕，离开父母足有三十五年，如今父亲八十七岁而卒，我如果还不能替他守孝三年，我的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抱此终天之痛，死不瞑目啊。皇上既然允许我回家奔丧，为什么不能让我在家守孝一段时日呢？再说了，内外大臣就不是只有我一个重臣，差我一个也不为少。况且我只需要离开三年，三年很快过去了。”固执的朱见深任凭李贤说破嘴皮，都不肯轻易放人，只允许他速去速回。
同月，李贤从老家奔丧回来，朱见深便立即命李贤复任首辅。李贤再次上奏，可是历经了请求守制的艰难，以情动人也不管事儿了，说大臣夺情非太平之幸事也没用，真的是好话歹话说尽，都说不动朱见深。李贤本来打算归家葬毕，派人驰奏，只要在家赖着不走就行了，务求终制。可没想到的是，朱见深居然派了内官跟着他一同到家，丧事还没结束，内官就催迫李贤上路。无奈之下，李贤只好速速办完丧事，速速回京。
李贤终究还是没能拗过朱见深，正式夺情视事。李贤上奏：“前段时日我奔丧回家，经过了郡县，发现其间民情利病，我亲眼目睹那些事件，现在我都列举出来给您过目。”一下子列出了十几条见闻和建议对策，朱见深看完后一一听从。从那以后，只要是李贤的上奏，朱见深无不照准。朱见深对老臣的依赖，不仅体现在治世良臣、一代贤相李贤身上，在两广总督王翱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来说王翱，他是永乐年间的进士，一生历经七朝，辅佐过六位皇帝，堪称是文臣中的“活化石”。王翱在后世留下了许多的典故，无需多言，就以天顺年间为例，王翱与李贤在当时可谓是一对“黄金搭档”。大将石亨专权，视王翱为绊脚石，所以想要除去王翱。王翱不喜欢勾心斗角，于是请求致仕，当时朱祁镇已经批准了，在李贤的劝阻下，王翱才得以继续留下。等到石亨准备向李贤下手的时候，又被王翱救下，他们两人相得甚欢。朱祁镇非常信任李贤，所以每次用人都要咨询李贤，而李贤极力推荐王翱，王翱正是在李贤的举荐下，才得以施展其志。
王翱的辞职堪称是“史上最难辞职”。天顺八年（1464年）三月，吏部尚书王翱第一次奏请辞职，朱见深说道：“我刚刚即位不久，你作为朝廷老臣就要离开，我不允许。”王翱只好继续留下来辅佐朱见深。同月，户部尚书年富因陕西边储供给繁重，想要罢黜左布政使孙毓，而进右布政使杨璇、左参政娄良、西安府知府余子俊。这时候，吏部尚书王翱埋怨年富侵占己职，而且擅自注拟，于理不合，两个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朱见深对年富也还不错，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就私下里命孙毓主动辞职，而没有责怪年富。这让王翱心中甚是不悦，觉得朱见深有私心，于是再次奏请朱见深要彻查此事，年富知道此事后气急败坏。过了一个月后，好强的年富就因为愤懑王翱专恣，疽发而卒。当时年富刚刚七十。朱见深闻之震悼，赐年富谥号“恭定”，遣官谕祭，并命有司营葬事。
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王翱第二次请求辞职，朱见深回复说：“你忠勤老成，我还需要你继续辅佐我，我不允许你离开。”那时候的王翱已经年过八十一，就这样王翱又在朱见深身边待了一年。
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任职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的王翱已经八十二岁了，第三次提出辞职，奏请朱见深：“如今我年事已高，应该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再说朝廷也不需要我这样老的人了，我为朝廷也做不了什么大贡献了。”朱见深还是不允许。三月，王翱又从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升为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凡是遇到雨雪天气，他都不必上朝。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第五次提出辞职，朱见深有旨：“朝廷任用老成，还是不能让你走。”六月，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翱第六次恳求辞职，朱见深回复王翱：“爱卿虽然年老，但是我还是舍不得你离开，辅佐的重任非你不可，为了让你清闲点，以后你只要每月初一、十五来上朝就可以了。”王翱见朱见深都退让到这个地步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只能继续为官。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已经年八十三，第七次提出辞职，那时候的王翱虽说年纪老到连话都听不清，觐见时还得带一个侍郎当秘书。但是在选官方面却毫不含糊，朱见深更舍不得放王翱离开，总是想方设法满足王翱的所有要求，希望王翱在职期间能够再帮他选拔一些优秀的官员。
成化二年十一月，王翱因为身患疾病，真是没有精力再去处理朝中一切事情了，于是第八次提出辞职，诏曰：“爱卿德望老成，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还需要你再辅佐我成大业，以成用贤图治之功，还是不允许你离开。”于是，朱见深命太医每天都要前去诊视王翱的病情。每有政事，朱见深第一个想到的人还是王翱。
成化三年七月，王翺已经卧疾超过五个月，第九次提出辞职，家人也奏请皇上，要在家养病，言辞十分恳切，当时王翱已经有八十四岁了。这一次，朱见深看王翺实在没有精力辅佐他了，终于不情愿地同意了王翺的辞职。操劳了一辈子的王翱想要回故乡安心养病，可是还没来得及出京城，就于同年十一月去世了。王翱虽然历仕五十三年，但是身后却没有多余的财产。人们都称赞他始终清白、名节不失，视古大臣无愧云。
朱见深正是在李贤、王翱这些老臣的精心辅佐下，才顺利地坐稳了皇帝之位，并开启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老臣们一个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抚治荆襄流民
流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病态，成为历代王朝的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洪武年间，曾制定了一项极为严厉的户籍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百姓们永远地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大批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赋役的日益苛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如此一来，“流民”和“逃户”就越来越多，荆襄山区很快便成为了一个流民最大的聚集区。
提及荆襄的郧阳地区，主要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的地带。向北走，有秦岭；向南走，有大巴山；向东走，有熊耳山；居于中间，有武当山和荆山。那里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成为封建统治的最薄弱环节。在元代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是流民的聚集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聚集区的百姓也会时不时地与朝廷武装对抗。明朝初期，开国名将邓愈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平定了这一地区，随后便将那里的百姓全部迁移，腾出了这片地方，并下令严禁百姓进入此处。但是到了永乐年间，这一封锁就已经被打破，郧阳山区依然源源不断地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已经达到150万，真成了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千百为群，为了寻找生存之道，便就地开荒采矿，流徙不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的时候，明朝政府还特意设定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的各种事宜。
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在荆襄流民中有个叫刘通的人，被人们举荐为这里的首领。有一天，刘通联合另外两个兄弟，在房县大木厂聚众4万人进行起义，这两个人曾经跟他患难与共，后来结拜为兄弟，他们分别叫石龙、刘长子。这几个月以来，刘通一直盘踞在梅溪寺，并自称汉王，年号德胜，还任命了将军、元帅等。
同年五月，朝廷指派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征讨这群流民。当时的刘通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还分为七屯，一边耕田，一边作战，日子过得倒是挺滋润。在梅溪附近，刘通的起义军打败了湖广总兵李震，杀都指挥以下的军官达到38人。总兵官朱永不幸生了重病，只能暂时留在了南阳。兵部尚书白圭率官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犄角一同并进。白圭、唐慎、李震在南漳小胜义军，并进至潭头坪。
就在同一时间，林贵、鲍政自远安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挥刘清等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四面围攻刘通。这一次，刘通吃了败仗，率部撤到了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已至寿阳，刘通起义军的退路被截断了，随后遂退至大市，与苗龙合兵，拒战明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刘通的儿子刘聪以及苗虎等百余人战死了。明军乘胜进逼，刘、苗率众退保山寨，这里山险谷深，易守难攻。正好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了三天三夜，都没能攻下山寨。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白圭率兵前来增援，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纵火焚义军营寨。正面，白圭率大军进攻，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被明军斩杀了万余人。刘通、苗龙等40余人被生擒。送到京师，磔杀于市。义军余众男子10岁以上者都被斩杀。刘长子、石龙两个人在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白圭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
同年十月，刘通义军粮草都用光了，军心也开始有所动摇。白圭派指挥张英打探，知道他们缺少粮草，于是想趁机进山诱降他们。刘长子见明军气势汹汹，临阵动摇，起了投降之心，五花大绑把石龙绑了，送到了喜宁营。而他自己则率领众军到喜宁营乞讨粮食，随即投降。过了不久，刘通的妻子连氏以及义军将领一共600余人都被诱降。刘长子因为出卖石龙等义军领袖，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一死。同年十一月，明军班师回朝，众人都被押送进京，石龙与刘长子等均被杀于市。为了能够彻底安抚流民，朝廷又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前去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刘通组织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连续几年的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于是大批入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入山者就达90余万。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王彪、小王洪等刘通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在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
同年十一月，朝廷又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也没能解决流民的问题。从那以后，朝廷为了有效防止流民再一次进入，便制定了一个严刑峻法，凡是违反的人都要被治罪。规定中这样写：凡是闯入山中的人，带着枷号示众一个月，全家都要被谪戍边卫。此外，朝廷还命人在12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并驻兵200人常年戍守在那里，又在8个水陆要塞设立巡检司，凡是路过此地的人，都要进行一一盘查。即便如此，流民偷偷入山的趋势依然没有减少，这让朝廷伤透了脑筋。
成化十二年（1476年），聚集在荆襄山区的人数又达到几十万人。对此，朝中的一些官员两次出兵，但是并没有实际效果，这都是当年项忠滥杀无辜酿成的恶果。为了改变这一政策，祭酒师傅周洪谟特意写了一本叫《流民说》的书籍，在这本书中总结了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来处置和安抚流民，还主张“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置州县以抚之”的做法。这时候的朝廷，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于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再次去安抚流民。
同年十一月，朝廷正式开设湖广郧阳府，又在其他地方开设湖广都司、卫所及县，迁回流民113000户，遣返故土16000户，愿留者达到96000余户。为了真正做到安抚流民，朝廷还答应他们可以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具，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以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卫设于郧阳。就这样，流民问题才暂时得到了解决。
项忠使流民“堕泪”
项忠，是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是明朝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正统七年（1442年），项忠顺利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刑部主事职。因为功绩不错，后来被晋升为员外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项忠跟随朱祁镇北征蒙古瓦剌，在兵败之时，情急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去掩护朱祁镇逃脱瓦剌人的追捕，自己却不幸被俘。一夜之间，他便成为瓦剌人的俘虏，他们命令项忠替他们喂马。身手敏捷的项忠乘着敌军不注意，挟持二匹马急忙往南奔逃了。他骑着马不停地跑啊跑，日夜兼程，终于马跑不动了。为了不耽误行程，项忠抛弃了马，光着脚丫子徒步走了七天七夜，总算逃回宣府，进入府第那一刻他便累晕在了地上。
景泰年间，项忠由郎中调升为广东副使。天顺初年（1457年），项忠又被任职为陕西巡察使。当时陕西正在遭遇严重的饥荒，项忠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救灾的事情过去没多久，他的母亲就病逝了，于是他辞官回家服丧。陕籍军民舍不得这样的好官就这样一走了之，纷纷到朝廷请求留任项忠，得到了朱祁镇的同意。
天顺七年（1463年），陕西饥荒还是没能彻底解决，这一次项忠自作主张，命令部下开仓，以180万石粮食救济灾民，并奏请免陕西税粮91万石，朱祁镇一一答应。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以大理卿召项忠赴京，陕西父老又一次要求朝廷挽留项忠。朱祁镇看到项忠人缘如此之好，只好将项忠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当时，陕西的水质多碱，不能饮用。为了解决百姓的吃水问题，项忠组织人力开龙首渠及皂河，引水进城。又疏浚泾阳郑、白二渠，灌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五县田地七万多顷。战乱总是不断，不久之后，居住在洮（今属甘肃省）、岷（今甘肃南部）的羌族闲来无聊，便无端起事。项忠上疏说：“羌族入侵，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劫掠财物，如果将他们全部斩杀似乎有伤仁慈，可是如果一味地抚慰他们，也显不出我大明的威武，请让我见机行事，如何？”经过朱祁镇的同意后，项忠便率领陕西子弟兵到边境，先是占据了险要之处，之后就摆好阵势，准备讨伐羌族。说是讨伐，其实只是在虚张声势，吓唬那些羌族人而已。羌族首领见项忠声势如此浩大。没等项忠出战，他们就一个个吓得投降了。项忠利用自己机智的头脑，打败了羌族，让边境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成化元年（1465年），因为陕西总是不断受到战争的骚扰，为了整饬军纪，为了选拔优秀的武官，项忠进言说：“三边大将每次遇到敌将就停留不前，不仅仅是因为胆怯，还有一个原因是权轻。为何士兵害怕敌人，而不害怕自己的将领。现如今，朝廷要推举一些将才，可是一年过去了，还是没人主动应招。在陕西这个地方，民风强悍，自古以来就出名将，怎么能说没有将才？只能说他们不能应对策问罢了。如今天下善于对策的人太少了，一百人中居然不到两个，又怎么能以此苛求那些武人？”朱见深很看好项忠的意见，允许项忠在作战的过程中，可以适当选拔一些武将，但是项忠的下属却依然恪守成规，迟迟不肯采用项忠的意见。
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族毛里孩又大举入侵延绥各地，朝廷打算提前做好准备，于是立即下诏书命项忠与彰武伯杨信二人商量对策，共同抵御，可惜还是没能取得成功。第二年，杨信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率领士兵大举搜索河套地区。为了以防万一，朱见深又命项忠任提督军务。他刚一赶到延绥，毛里孩便开始大举攻陷开城，深入到静宁、隆德等几个州县，大肆抢掠一番便撤离了。这时候，兵部开始弹劾项忠，有说他办事不利的，也有说他不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的。可是朱见深却依然信任他、宽容他。过了一年，项忠又被召回掌管都察院事务。
成化六年（1470年）冬天，朝廷又指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一同征讨李原。项忠认为兵将太少，战斗力肯定不强。他要求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兵25万人，分八路进攻义军。同时，项忠还派人招谕流民出山。流民附和李原起义的虽然达到百万之众，但因为没有严密的组织，又没有合适的武器，所以他们只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后来听闻项忠在招谕，于是扶老携幼，纷纷出山了，算起来一共有40万流民受抚。王彪率领几十人前去侦查敌情，并劝阻流民出山，竟然也被官军抓获。瞬间义军势孤，李原只好退入深山，等待机会再出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后被擒。小王洪所部500余人屯于钧州龙潭，都被生擒，起义就此失败。项忠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当时，流民中有些是来自洪武年间就进山耕田的人，他们并没有参加任何起义。可是明军入山之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的流民都进行了大屠杀。凡人尽草剃之，死者枕藉荒野山谷。短短的时日，就有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疫病，不久后就病故了。可是他们连尸体都不肯放过，弃尸江浒，臭不可闻。对于那些被招出山的40万流民，项忠强迫他们各回各家。适值溽暑，多数人因忍受不了饥渴而死，其他的流民有在路途中染上瘟疫的，押送者害怕被传染，将他们故意推入江中，大部分流民因此丧命。
大屠杀过后，项忠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其功。后来，这个碑被人们称作“堕泪碑”，以嘲笑项忠心狠手辣、滥杀无辜。再到后来，项忠因平流民之功升为右都御史。还朝后，项忠因为滥杀无辜的传闻，不断受到朝中大臣的弹劾。
只知有汪，不知皇上
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明朝就推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越来越不相信朝中大臣，慢慢地宦官便成为皇帝的“耳目”与“爪牙”。到明朝中期，皇帝便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放心地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宦官们便趁机窃取军政大权。
成化年间，一度形成汪直专权的局面。汪直，明代权宦之一，广西大藤峡瑶族人，自幼便入宫，原来在万贵妃身边当小内侍，以年少狡猾、办事麻利得到朱见深的赏识。一位愤世嫉俗的少年，一位驰骋沙场的重权监军，一位被文官口诛笔伐数百年的太监，他就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宦官汪直，西厂的缔造者。
明英宗朱祁镇去世后，朱见深继承皇位，是为明宪宗。朱见深登基后，便立即册封了在“土木之变”后叔叔明代宗朱祁钰执政期间，一直照顾他的万贞儿为贵妃。过了没多久，幼童汪直就被招入宫中，并被分配到圣宠不衰的万贵妃身边当差。因为汪直伶牙俐齿、做事周到，很快就得到万贵妃的喜爱。后来，汪直也因为万贵妃的提拔，还不到14岁，就已经掌管禁军御马监，成为内廷的“二号人物”。
成化十二年（1476年），汪直才刚刚十五岁，就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当时皇宫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叫“黑眚”的现象，宫中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据当时宫中的老人说，这种奇怪的现象象征着灾祸。后来经过朝廷的仔细调查，发现是宫中有一些太监勾结妖道，并让他们私自进入大内。朱见深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气恼，突然觉得自己常常处于被蒙蔽的状态，对宫内外的信息知道太少了。于是，他就派机灵古怪的汪直出宫去刺探情报。很快，汪直就出色地完成了朱见深交予他的任务。之后没多久，朱见深就决定设立西厂，并任命汪直为统领，其在规模和权力上，新建立的西厂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
当时的汪直，虽然年轻气盛，但他并不畏惧朝堂前辈们。刚刚成为西厂统领，他就收到了四朝元老“三杨”中杨荣的曾孙、福建建宁卫指挥同知杨华和父亲杨泰为祸乡里的情报，汪直也没做具体调查，就直接把他们下狱了。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上京进贡后，在回去的路上用船运载私盐，还骚扰沿途州县，汪直也还是二话不说就将其拿下了。至此，朱见深认为用汪直为监察官吏很有功效，对稳固皇权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此更加看重和宠信汪直了。
但是，汪直的活动也触碰到部分朝臣的利益，对汪直的所作所为，他们总是持反对态度。在合适的时机下，元老内阁首辅商铬等人一起联名，强烈要求废除西厂，声势十分浩大，不得已之下，朱见深在西厂成立一年后，就下令将其废除了，并命汪直到南京赋闲。很快两年过去了，汪直终于还是等到了“第二春”。当时的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一直想巴结汪直，这一次他以女真入寇为理由，请求出兵进剿，并一再要求能够和汪直一起出征。此时的朱见深为了让汪直将功补过，爽快地答应汪直和陈钺一起出征建州女真，结果非常喜人，他们大获全胜。
到了第二年，汪直在朝中的好朋友、兵部尚书王越也纷纷请求和汪直一起出征。他们两人在当时算是配合极好的，他们趁着雪夜，率领精骑向威宁海大军方向奔去。他们兵分几路，打了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蒙古人大败。转眼到了第三年，鞑靼军闯入大同境内肆意剽掠，汪直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截杀他们，追到一个叫黑石崖的地方，敌人无路可退只好投降。第四年，大批虏寇进入延绥，汪直、王越二人分兵抵御，再次获得大胜。可以说，那几年里，汪直为朝廷的确做了不少贡献，也打了不少胜仗。
然而，汪直毕竟还太年轻，好多事情都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他认为，只有不停地建功立业，就能让朱见深更加赏识他、宠爱他，却始终不懂得“盛极必衰”的道理。因此，在宫中，他从不懂得谦虚谨慎，不但不把朝廷的文官武放在眼里，就连自己的宦官同僚，他都要找机会极尽打压。久而久之，便引起了宫中大臣们的公愤。于是他们内外廷联手，密谋扳倒汪直，让他不能继续嚣张下去。
当时，朝廷有个演戏的太监，名叫阿丑。他心地正直、性格滑稽，每次在皇上跟前做院本，都能非常机智地回答皇上的提问，很有东方朔谲谏的风范。他当然也免不了受到汪直的挤兑，所以也一直想把他赶下台。有一次，阿丑装作一副喝醉酒的样子，有个人对他说：“有官要到了。”阿丑听到后，不予理睬，依然在说醉话。旁边又有一个人对他说：“刑部侍郎来了。”阿丑依旧烂醉如泥。那个人又继续大声喊：“皇上驾到。”一听是皇上到了，阿丑反而醉得更疯。这时候，只听另外有个人小声地告诉他：“汪太监到了。”阿丑立刻就醒了，并恢复了常态。那个人问他：“你这人好奇怪，皇上来了你都不怕，居然会怕汪太监，这是什么道理？”阿丑故意放低声音回答说：“天下之人，不知有皇上，只知有汪太监，谁敢不怕？”这时候，站在一旁的皇上听到了这句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从那以后，汪直便逐渐地不被重用了。
成化十九年（1483年），是汪直镇守大同边疆的第五个年头，那时候的汪直才刚刚20岁。这一年，汪直上书朝廷，称鞑靼可汗小王子要率领大军来犯我朝，请求京师驻军支援他。兵部得知是汪直上书，始终不允，反而拿巡抚郭镗的上奏大做文章。郭镗上奏称，汪直在关外和总兵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情。比如，汪直认为在A处布防比较好，而许宁认为在B处布防比较好，汪直便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则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就这样，反反复复调动好多次，他们动的是嘴皮子功夫，可是把士兵折腾得够呛。后来，他们二人吵架不止，最后达成一致，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郭镗的奏章呈上来之后，群臣讨论的结果就是把汪直调走。此时，朱见深和汪直的感情已经淡了，很快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并把他的好友王越也降职召了回去，从此他们二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在汪直和王越离开不久，鞑靼可汗小王子真的攻打过来了。许宁等人觉得他们不足为患，所以一直消极抵御，没想到狡猾的鞑靼可汗小王子不仅诡计多端，还阴狠手辣，致使明军死伤上千人。但是，这些官员们都不敢把实情报告给朱见深，一直隐瞒着，等到大同战败一年后，朱见深才在无意中知道真相。朱见深大怒，并因此诛杀了大批官员。朝中大臣都知道，这次惨败，就败在不该在那时候调走汪直、王越他们二人，让鞑靼可汗小王子有机可乘。
此后，史书上就再也看不到有关汪直的消息了。过了三年后，万贵妃因病逝世。又过了没多久，朱见深也病逝，终年41岁。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孝宗朱祐樘准备召回汪直、梁芳等旧朝太监，当时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极力反驳，有一些官员还因此愤而弃官。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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