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三阁老”和“泥塑六尚书”
成化时期，朱见深曾经无节制地宠信那些佛道之徒，一些佞幸小人趁机混入朝中，致使一大批贤能之士或贬逐，或罢官，或去世，朝中难有直臣容身。到了朱祐樘掌管天下时，他彻底摒弃了父亲朱见深的既定政策，开始大胆地拨乱反正，用开放的、不拘泥守旧的治国思路，命令朝中不可以再有崇佛信道的事情发生，并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下令处死了曾经的妖僧继晓，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
在任职安排上，朱祐樘把阵容来了一次大换血，他对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以及奸佞小人，比如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的弟弟万喜等人，毫不手软地统统做了处理。不仅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将梁芳下狱，将李孜省流放。朱祐樘觉得这还不够过瘾，紧接着，他又罢免了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斩杀，只是给了他们一次血的教训而已。他的这些举止，称得上是一个贤明的君主，让后来人称颂至今。
何为“纸糊三阁老”？“三阁老”指的是明宪宗时期内阁的三位首辅，他们分别是万安、刘珝、刘吉。由于当时的朝中大权都由太监汪直掌握，因此这三位首辅都要看他脸色行事，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对汪直的命令总是随声附和，以至于被人们戏称为“纸糊三阁老”。
第一位阁老万安，字循吉，是明代眉州人，即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万冲村人。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万安年轻的时候在眉山读书，据说他少时天资聪明，可遗憾的是他长大后，却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了钻营上。
正统十三年（1449年），万安考中进士，授庶吉士。后来，他依靠巴结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当上了内阁首辅。那时候，他虽然进了内阁，却总是不学无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断找人拉关系，最后竟然把巴结的对象放在了宦官身上，让宦官做他的内援。后来，他为了稳定自己的官位，又开始巴结万贵妃。对万贵妃大献殷勤，投其所好，自认为聪明的他还自称是万贵妃的子侄辈，而万贵妃竟然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娘家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万安还认识了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万通也把万安当做自己的亲戚，和他交情甚密。后来在聊天中才发现，万通的妻子王氏竟然和万安的妻子是亲姐妹，亲上加亲，他们两家更加亲近。由于万贵妃的关系，万通的妻子可以随意出入后宫。这样一来，万安就能够随时探听到宫中的情况，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官位更加巩固。
万安虽然身居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的时间长达10年，但他却一直无所作为，人们因此称他为“万岁阁老”、“纸糊阁老”。不过，万安虽然是一个油滑小人，但也算不上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他做内阁首辅时，曾经顺应当时的情势，请求朱见深废除了西厂，这也是他唯一做的好事。后来，明孝宗朱祐樘即位之后，他就被罢官了。
第二位阁老刘吉，是河北省博野县大程委村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考中进士，成化十一年（1475年），成为内阁成员。他的品行和万安差不多，但有一点要强于万安，那就是脸皮更厚。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担任内阁首辅一职。
在古代社会，官员相互弹劾好像已成为一种风气。这就让那些言官有了事情做，像刘吉这类人，自然会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可是，这位刘吉兄弟不但心理承受力好，脸皮也着实厚。无论言官跟他说什么，他都当做没有听见。所以，人们又送他另外一个名字“刘棉花”。俗话说，“棉花者，不怕弹也”。这位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的仁兄，他的拿手好戏便是颠倒是非、精于营私，也因此屡屡遭到谏官们的弹劾。但是，他都能够坦然面对，依靠逢迎皇帝、勾结宦官，想尽办法排挤和打击曾经弹劾过他的人。就这样，他一直在内阁的官位上混了18年，也真是不容易。
第三位阁老刘珝，字叔温，是明代青州府寿光县阳河里(现青州市高柳镇阳河村)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考中进士，授编修。天顺年间，朱见深即位后，他以东官旧僚升任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成化十年(1474年)，他升吏部左侍郎，充讲官如故。第二年，他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当时的明宪宗称他为“东刘先生”，并赐他一枚印章，也因此惹来不少同僚的妒忌。不久后，他又升任吏部尚书，再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并受命编《文华大训》，加太子太保，进谨身殿大学士。于是，他被堪称“三朝元老”，又称“刘阁老”。朱见深时期，他每天无所事事，基本上都是混日子，曾经是尸位素餐的大臣群体的头领，也是“纸糊三阁”的老成员之一。
何为“泥塑六尚书”？明成化年间，当时的朱见深把大权都交给了汪直一个人，自己跟没事人一样，经常不理朝政，以至于朝廷的六部尚书都成了吃闲饭的官儿。每日除了坐在衙门里喝喝茶、聊聊天，其他啥事也不干，因此被人们称为“泥塑六尚书”。“泥塑六尚书”分别是吏部尹旻、户部殷谦、礼部周洪谟、兵部张鹏、刑部张蓥以及工部刘昭。
尹旻，字同仁，是山东历城县（今属济南市）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景泰年间，正值国事繁多之际，他屡次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正面意见，都被采纳了。天顺初年，尹旻被升迁左给事中，当时的朱祁镇很是器重他，想要重用他，于是擢通政司右参议，没过多久又被升左参议。后来，他又擢吏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不久又进尚书，累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光禄大夫、柱国。可以说，当年的尹旻神采英发，不仅大有才略，还善断大事。但是在当时官场，他的雄才大略得不到发挥，也纯属无可奈何。
殷谦，正统四年（1439年）考中进士。明成化年间，担任户部尚书一职。他在历史上的记载不是很多，那时候的他，每天也是无所事事，身居官位，却不谋官职。
周洪谟，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授编修职。他不仅见识多广，记忆力也超强，而且文笔也很是漂亮，被当时的不少文人所羡慕。不仅如此，他还精通本朝的典制和掌故，喜欢和一些学子们在一起谈论经国济民的方略，算得上是明朝的一个大才子。
张鹏，景泰二年（1451年）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天顺元年（1457年），同官杨瑄劾石亨、曹吉祥，后连坐下狱，后戍辽东，再改南丹。朱见深即位时，他被召复原官，超擢福建按察使。成化四年（1468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剿寇有功。后改漕运总督，兼抚淮、扬四府。没过多久，他又被进为南京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召还后，升任兵部侍郎。成化十八年（1482年），升任兵部尚书，后加太子少保。
张蓥，正统十三年进士。景泰初期，他被擢御史。历江西副使按察使、陕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1467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十八年擢本部尚书，后加太子少保。
刘昭，景泰二年（1451年），登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天顺元年，他被升通政司右参议。天顺五年（1461年），父丧丁忧，后夺情继续担任。天顺七年（1463年），他升任通政司左通政。成化九年，他再升工部右侍郎。成化十五年（1479年），升工部尚书。成化二十年（1484年），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改户部尚书，后被夺太子少保。
其实，“纸糊三阁老”也好，“泥塑六尚书”也罢，他们都是被当时的局面所逼迫，以至于虽为高官大官，却又无所作为。而当时的朱见深，经常不理朝政，太监汪直大权在握。所以，这些官员每天都得看太监汪直的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虽然“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都是对他们个人的讥讽，但不难看出，这也是当时明朝混乱的一种鲜明表现。
为官务实的刘大夏
刘大夏，自号东山居士，是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他的父亲刘仁宅曾经担任瑞昌知县、广西副使，为自己的儿子们做了榜样。他的哥哥叫刘大中，弟弟叫刘大奇，他排行老二。他历经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四个朝代，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为之颂扬。朱祐樘观察他不仅为官清廉，办事也干练，远远超过其他朝中大臣，于是对他倍加倚重，也十分器重他。刘大夏也不负众望，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堂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深得朝野上下青睐。
弘治二年（1489年），刘大夏被任命为广东右布政使，当地官府有一种“羡余”钱。之所以叫“羡余”，是因为它从来不记在账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小金库。以前的布政使可以随意花销这笔钱，甚至可以直接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可是刘大夏刚上任第一天，就打开库房清点。没想到，眼里不揉沙子的他，第一眼就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有用完而剩下的“羡余”钱。于是，他立即命令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
库吏翻出旧例，提醒刘大夏说：“如今您已经是这里的新布政使了，这笔钱理应归您，而不应该记入官簿。”刘大夏在官场奔波干了这么多年，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他知道即使把这笔钱塞进自己的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对于库吏的再三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刘大夏沉默了许久，突然自责道：“我刘大夏平时读了不少圣贤书，一直希望做一个好人。今天遇上这件事，我怎么会考虑这么久？此举实在是愧对古代贤人，不是一个大丈夫所做的事。”想到这里，他立刻命令库吏将那摞“羡余”统统列入官账，并作为正式支销，自己一分钱也不要。
弘治十一年（1498年），刘大夏考虑到身体状况，从户部侍郎任上退休，回到湖北华容老家。他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并在闲暇时间亲自率领子弟耕田种地。因为家中的田地不多，耕种所得只够他们一大家人吃饭穿衣。俗话说“人善被人欺”，刘家人世代忠厚仁义，可是在那些恶霸邻居眼中，觉得他们一家人软弱可欺，就凑成一伙儿，肆意侵夺刘家的田地。在当时，凡是曾在朝廷担任过高官，即使退休后在地方上也仍然属于霸主，百姓们都会惧让三分。可是，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他居然主动拿土地让给恶霸，不与其争论一番。他这样做，固然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影响。
弘治十三年（1500年），也就是刘大夏在老家歇息了两年后，他又被朱祐樘征召为官，回朝任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朱祐樘身边最受倚重的大臣。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春，有一天，明孝宗朱祐樘下早朝之后，单独召见了刘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商议完事情后，朱祐樘就命令宦官拿来两锭白金，给他们每人赐锭，然后动情地说：“两位爱卿，拿着这枚锭去买些茶果饮用吧，最近是官员述职的时候，各地官员都来到了京城。我听闻朝廷中有一些公卿，为了避受行贿之嫌，故意闭户不与别人接触。可是唯有你们两位，开门延客。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向你们行贿。我了解你们，所以想单独赏赐你们。这是命令，不必朝谢我的。”因为刘大夏每次立功回朝，都会以各种借口推掉朱祐樘的赏赐，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没有拒绝。
刘大夏在从政的40多年里，一直担任要职。特别是在弘治后期，深得明孝宗朱祐樘的信任和赏识。从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视作“当今第一人”。但是，功绩辉煌的他却从没有产生过私心，替自己的子孙谋取一官半职，而是一直教育并亲自为他们做示范，要他的子孙靠自己的辛劳和实业谋生。
在辅佐朱祐樘的时候，他力革宦官弄权之弊。此举遭到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们的忌恨。朱祐樘病逝，朱厚照刚一即位，就立即以反朱祐樘弘治之政，开始重用宦官和阉党。此时的刘大夏知道，如今朝廷大局已变，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力回天。于是，他在正德元年（1506年）的时候提出第二次退休，当时的刘大夏已经71岁了，也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正德三年（1508年），刘大夏跟宦官刘瑾的仇怨也到了结的时候了。刘瑾开始想尽办法陷害他，想要刘大夏彻底消失。当他被刘瑾矫旨逮捕时，同行们都觉得他会被迫害致死，于是劝告他说：“你可以向他行贿，先保住一命要紧。”刘大夏听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这样死了，祸害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为了免一死，向宦官行贿，就会连累我的子子孙孙，毁了我一生高洁的操守，也会坏了家风国风。”刘大夏心里清楚，受贿可耻，行贿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他宁肯选择一死，也不肯让神圣的廉洁受到一丝玷污。
正德五年（1510年），刘大夏从发配地回到了家中，当时的他已经75岁了。回到家后，他依然耕读不辍。没过多久，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见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他带路。到家后，门生才发现这位带路的“老农”，就是曾经的刘大夏。
三朝重臣王恕
王恕，是三原县(今属陕西)人，明代中期的一位贤臣。王恕历经了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五朝。在朝为官的这些年里，他始终保持着刚正清廉的优秀品格，与马文升、刘大夏二人合称为“弘治三君子”，并与其子王承裕成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辅佐明孝宗朱祐樘的时候，还实现了“弘治中兴”。
正统十三年(1448年)，王恕顺利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职，升左寺副。他曾经冒着有可能被处斩的风险，大胆上奏条陈关于刑罚不当的六件事，经朝廷议定后正式推行。后来，他又被调任扬州知府，看到那里的百姓饥寒交迫，没等到朝廷下旨，他就发粮救济饥民。不仅如此，他还兴办资政书院，以培养读书人。
天顺四年(1460年)，王恕因为政绩突出，开始一步步高升，一跃成为江西右布政使。没过多久，他就平定了赣州寇乱，为朝廷多立了一功。朱见深即位之际，曾经下诏命令大臣们严格考察天下各地方的官员，不能有任何疏漏。在朱见深的死命令下，罢免了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用王恕一个人代替侯臣。
成化元年(1465年)，朝廷正在遭遇南阳、荆襄地区的流民集聚造反。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造反，朝廷立即提升王恕为右副都御史，命令他前去安抚治理流民的问题。可不巧的是，他的母亲也在这时候去世了。因为政事一刻也不能耽误，所以朝廷只给他准了两个月假，让他回老家奔丧，然后速速回朝办事。王恕一向孝顺，想要替母亲守孝三年，但是他的推辞没有获得朝廷批准。
待他回朝之后，就立即与尚书白圭一同平定大盗刘通的起义，又攻破其党徒石龙。王恕向来不喜欢大开杀戒，他严格命令其部下不准滥杀无辜，所以那些没有造反之意的流民都被放回了。后来，王恕又被调去安抚河南，他凭功绩升左副都御史。不久他又调升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在他仕途得意之际，他的父亲又去世了。等到他丧服期满，又以原官职总督河道，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疏通了高邮、邵伯等湖泊，修建了雷公，上、下句城，陈公四水塘的水闸。后来由于灾异，朝廷需要消灾之策，王恕又一次做到了。不多久，王恕擢升为南京户部左侍郎。
王恕来到南京没几个月，又被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协助守备处理机要事务。在选拔部属时，王恕一再强调：“不许任何熟人说情。”这让他的同僚很是不悦，觉得他太多事儿。按照当时的制度，民田田租全部免除，对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的官田征收租额的一半。可是，民田大都由豪门来管，而官田却由贫民来管。名义上看，好像官田更有面儿，可是贫民还要付一部分田租，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笔小开销，而是一个大累赘。对此，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的王恕伤透了脑筋，最后决定酌量减少官田田租，稍稍增加民田的负担。
当时的常州有额外多征的粮米，他就奏报朝廷以六万石大米补夏季田税缺额，又补其他府户口盐钞税六百万贯，公私两便。如果所辖区发生水灾，他就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四处救济借贷，救活二百余万人。江南每年向内府输送白熟粳糯米十七万余石，送交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致使很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此外，当时的宦官还横征暴敛，只要是各地输送的贡物，负责收贡物的官员一概都要超额索取。对于这一系列行为，王恕先后向朝廷陈述了其中的害处，可是居然没有一位大臣赞成，最后他的意见只好被否决了。
成化二十年(1484年)，朝廷又改任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钱能见风使舵，每次看见他就说：“王公，是天界之人，我恭敬侍奉而已。”而王恕向来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态度。钱能看出王恕如此坦诚，只好收敛了些。王恕果然闲不住，在林俊被下狱时，他就上疏说：“天地只有一坛，祖宗只有一庙，而佛却有千余座寺。如今朝廷要修建一座寺，却需要移民数百家，还要花费国库几十万两银子，这本来就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林俊说得没错，所以不应该判他有罪。”朱见深看到王恕的奏疏很是不高兴。可是执著的王恕，对自己认准的事情向来都是从容陈述。他先后应诏陈述问题有21次，提建议39次，都是极力阻止皇帝宠信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可是哪位皇帝愿意每天都被大臣挑缺点、说不是，王恕这是戳破了朱见深的底线，开始对他颇感厌烦。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朱见深起用传奉官，王恕的进谏更加频繁，朱见深心里更加不悦。当时，王恕已加职太子少保，正赶上南京兵部侍郎马显奏疏请求辞官回乡。之后朱见深就在批文上附上王恕以太子少保退休，朝野群臣得知后都为之一震。王恕多次任巡抚，从侍郎到尚书，都在留都南京。由于他直言无讳的个性，得罪了朝廷不少大臣，终于无法继续呆在朝廷了。他辞官回到家乡后，名望依然很高，人气依然很旺。一些大臣因为赏识他，一有机会就不断向上推荐他。可是朝廷也懂得“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工部主事王纯因为把王恕比作西汉的汲黯，以致受到了朝廷的杖责，还被降为思南府推官。其他大臣见此状，只好暂时作罢，不再提及王恕之事。直到朱祐樘即位以后，才采纳了朝廷重臣的举荐，再次召王恕入朝为官，并任吏部尚书一职。不久后又加职太子太保。
弘治元年(1488年)，当时，言官的权利算是比较大的，他们又要为自己找事情做了。他们开始弹劾两广总督宋旻、漕运总督丘鼐等37人，说他们应该降职或免职。在这些被弹劾的人里面，有不少都是有名望的官员。担任内阁首辅的刘吉竟然直接领旨予以批准，奏章不下到吏部。王恕因为不能行使其职权，便上疏请求辞官，朱祐樘迟迟不肯批准。
后来，陕西缺一名巡抚，王恕便推荐河南布政使萧祯去陕西任职。可是朱祐樘下诏要求另外推选，王恕坚持上奏说：“陛下您知道我不成大器，于是任命我就职吏部。如果我所举荐的人不合适，这是我的罪过。可是陛下您怎么知道萧祯没有才能，就这样直言回绝了他？想必是左右近臣意有所属吧？我不能指望以顺风倒来保住官位。既然您认为萧祯不值得任用，也就是认为我也不值得任用，所以希望放我回乡，以保全这把老骨头吧。”朱祐樘听完王恕这番话，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立即下诏任用萧祯陕西巡抚一职。
当时的言官们为了让王恕早点离开高位，不止一次在朱祐樘面前说：“这几年来，王恕过于操劳，并且年事已老，不再适合担任繁重的职务，应该把他安置在内阁，参与一些大政要事。”朱祐樘一直犹豫不决。后来，南京御史吴泰等人再次提及了这件事。朱祐樘说：“我采用蹇义、王直先例，任王恕在吏部为官，王恕有建议，未曾不听，何必进入内阁呢？”此后，大臣们便不再提及让王恕进入内阁的事儿了。
有一次，朱祐樘开御前讲席，王恕在身旁侍奉。他看见朱祐樘在暑热的天气中大汗淋漓，很是不舒服的样子。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奏疏，“依照旧例，在寒冬酷暑期间，可以暂停御前讲席”。进士董杰、御史汤鼐、给事中韩重二人也先后上奏章驳斥，王恕以自己有罪请求辞官，朱祐樘好言相劝。王恕上言道：“我承蒙国家的厚恩，日日夜夜都想报恩。他们看见您委任我的职位太重，希望我尽取朝政重新安排，像宋代司马光那样。且不说我的才能比不上司马光。况且六卿分职，各有所辖，我怎么敢越权行事。但是董杰等人都责备我，我实在无法逃罪，只好请求您允许我返乡。”朱祐樘再一次好言慰留，王恕感激朱祐樘对他如此器重，于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处理国事，为国家分忧。
王恕在朝廷内外为官有四十多年，他不仅敢于担当、急公好义，而且刚正清廉、始终如一。他所引荐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都是当时的名臣。一直以来，他都很尊重那些在野未仕的有才人，生怕对他们的提拔慢了些。弘治二十年，朝廷已经拥有许多正派的官员，他们各司其职，做事也很有条理，号称为“极盛时期”，这都是王恕曾经立下的功劳。
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王恕去世，享年93岁。他讣告的消息传到宫中，明武宗朱厚照立即停止视朝一天，并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赐谥号端毅。王恕有五个儿子、十三个孙子，果然都受了其父辈们的影响，大多都是德才兼备、官位显赫，为朝廷做了不少贡献。
践行“一夫一妻制”
世人都知道，古代的皇帝除了是“国家领导人”这个特点外，还有一个就是老婆众多。古代曾用“佳丽三千”来形容皇帝的后宫，其实一点儿都不过分。因为即便是最惨的晚清皇帝光绪帝，还曾有一位皇后、两位妃子。或许人们都认为，践行“一夫一妻制”似乎跟皇帝不沾边儿，也没他什么事儿。其实不然，古代的几百位皇帝中，就有这样一位专情的皇帝，一生中真的只娶了一位皇后，那就是明孝宗朱祐樘，他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朱祐樘的皇后张氏，是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她出身在一个读书人家，家教自然很不错。按照明朝的选后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人们常说，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是在明朝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原来此举是为了保证皇室血脉始终贯之的民间性。这位张氏，不仅美丽聪慧，而且生性活泼，深得朱祐樘的喜爱。张氏的父亲张峦，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秀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地方学校被保送，进入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才成为国子监生。她的母亲金氏，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张氏与还是皇太子的朱祐樘成婚。同年九月，张氏就被朱祐樘正式册封为皇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张皇后生下了朱祐樘的第一个儿子朱厚照。第二个儿子叫朱厚炜，幼年时就夭折了。所以朱厚照成为朱祐樘唯一的儿子，即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刚生下来时，面貌清秀，俨然一副有福之相。因此，朱祐樘非常疼爱这个儿子，对张皇后自然也更是宠爱有加。他们每天一同起居，像民间的夫妇一样，可谓是一对患难之交的恩爱夫妻。
从朱祐樘的童年说起，当年他的父皇朱见深一直宠幸万贵妃，朱祐樘就是在万贵妃专宠的环境中长大的。后宫的波谲云诡，以及母族低微，自小便长于冷宫，这些不好的后宫气氛让他始终过着东躲西藏、胆战心惊的日子。六岁之前的朱祐樘一直未能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当他被立为太子后，生活并无太大的转机，小小年纪的他就已承受着其他人这辈子都不会遭遇到的磨难。
后来，朱祐樘看到父皇的后宫乱成一团，都替父皇捏了一把冷汗。那些妃子们整天为了争宠，不是争风吃醋，就是相互陷害，一个个都不省心，把当时的后宫搞得乌烟瘴气。朱祐樘忍辱负重这么多年，看到嫔妃之间争宠就是后宫斗争的来源。一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养母吴废后，都是因此冤死的。就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走父皇的老路，不想自己以后跟父皇一样，被一群女人牵着鼻子走，成天纠结在那些妃嫔的争风吃醋中，浪费精力不说，还会耽误朝政。
朱祐樘年少时，曾受儒家思想的不断熏陶，再加上他性格温和，又有着良好的个人修养，对于那些男女之事，他更是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所以，他的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他从不纳宫女，也从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是与皇后同起同居，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实在不易。等他登基后，朝中大臣频频上奏，劝谏他再次纳妃，以充后宫。但是朱祐樘心中只有张皇后一人，一直不肯同意大臣的建议。多次劝谏，大臣们发现朱祐樘实在没有想要纳妃的意思，此后也再未提及让皇帝纳妃之事，朱祐樘的耳根终于可以清净了。
朱祐樘一生只娶一个女人，只爱张皇后一人，这不仅跟朱祐樘的童年有关，也跟张皇后的品行有关。提及张皇后，她可是个极讨人喜欢的人。她在朱祐樘还是太子时就被指婚于他，可以说，是张皇后陪着朱祐樘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太子岁月，走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每当朱祐樘政务繁忙、身心疲劳之时，张皇后便会陪朱祐樘作诗作画、听琴观舞、谈论古今、朝夕与共，这让朱祐樘更加欣赏眼前这位女子，对他更是喜爱非常。
张皇后能得到圣贤之君的“专宠”，的确是一件无比荣幸的事情。不得不说，张皇后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后，她的丈夫身为一国之君，却仍然对自己一心一意、宠爱不断，终生没有再纳妃子。朱祐樘也不愧为一代圣君，开创了皇帝只娶一妻的先河。在明王朝即将衰败之际，他力挽狂澜，创造了一派中兴盛世。
《问刑条例》的颁行
《问刑条例》，是除《大明律》之外最重要的单行法规之一，又被简称为“例”。同样是“例”，但时期不同，概念也会不相同。比如宋元时期的“例”，一般指重要的“断例”，由司法部门编订发布。但是明朝时期的“例”，一般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例拟订条文，由皇帝亲自批准并颁布。就其实质而言，它与宋代的“敕”相近。其实，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已经颁行了不少条例，比如《充军条例》、《抄剳条例》等等。
关于“律”与“条例”的关系，朱元璋曾经指出，“律”作为正式法典，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效力；而“条例”则是权宜之法，只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有效。根据这一原则，明朝前期一百多年里，每年皇帝发布的条例只是该朝临时性的单行法规。而等到新君即位之后，就要下诏废除前朝条例，规定司法审判只能援引《大明律》。
《大明律》编成以后，朱元璋在《祖训》中做过规定，后世子孙对《大明律》只需遵守、不可更改。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在实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法律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情况，僵化的《大明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统治的需要。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矫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后，“条例”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法律形式。也是在这个时候，《问刑条例》才逐步被系统化和正规化，被广泛地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以补《大明律》的不足之处。针对这些问题，朝廷要求认真整理、修删条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弘治五年(1492年)，《问刑条例》因前朝条例纷繁复杂，法司问刑存在着轻重失宜等诸多的问题。当时的刑部尚书彭韶等应鸿胪寺少卿李请，删订了《问刑条例》。明武宗正德年间，又新增《问刑条例》44条。后来，随着条例地位作用的日渐重要，条例的数量也随之越来越多，又出现了前后混杂矛盾之弊，这就更加需要对条例进行整理和修订。
弘治十一年(1498年)，朝廷下诏修订《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才正式颁布《问刑条例》297条，并规定通行全国，永为常法，其法律效力不断提高，从“以例辅律”演变为“例律并行”，甚至出现了“以例破律”的现象。
《问刑条例》在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曾多次修订，到万历年间，已达到382条，在司法实践中变得日益重要。于是，一些司法部门将律与条例混编一书，以便检索。比如，弘治、嘉靖年间编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将律、令、条例、案例接五刑、名例、六部次序编排。其时更流行的做法是，将《大明律》与《问刑条例》混编，条例附于有关律条之后，称为《大明律附例》、《大明律集解附例》等，逐渐形成律例合编的体例。这种编撰方法和体例对清朝法典的编撰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又重修《问刑条例》249条。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新增89条。《问刑条例》颁行后，“律例并举”开始盛行，尤其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刑部尚书舒化又重修《问刑条例》，计有382条，并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体例，与明律合编刻印，名为《大明律附例》。之后，又加续修，为385条，其原文现存于《万历重修大明会典》中，开创了律例合编的新体例。后来，这种体例被清律所继承。
明朝在修订《问刑条例》的过程中，始终把握“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的原则，以《大明律》作为编纂条例的基础和出发点，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再去补充、修正《大明律》的有关条款。比如，明中叶官僚贵族为获取暴利，倒卖盐引、盗掘矿藏。为此，《问刑条例》加强了对“兴贩官私盐引”、武装贩卖私盐和盗采金属矿藏行为的打击力度。针对当时农民起义和民变次数增加的现实，《问刑条例》新增了有关加强防守城池、要地的条款，加重对强盗打劫、官吏捕获不力等犯罪的处罚。明朝的条例，就是刑事方面的单行法规，往往来自于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对某一具体案例的判决，经皇帝批准后，便可作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审判依据，上升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因此，条例的制定过程，与律典的修订过程有所不同。
明朝中叶，由于条例日渐繁杂，“一事三四例者有之”，以例代律，以例破律者亦有之。《问刑条例》作为明中后期重要的立法活动，它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突破了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而且使刑事条例规范、划一，例与律的关系协调、统一，这对明律的统一使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与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兴令主留史册
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自即位以来，他就励精图治、为正清明。在位的18年里，他不仅斥逐奸邪、重用贤臣、严管宦官、勤政廉政、力求节俭、减轻刑罚，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还采取固本培元、保泰持盈的政策，即将衰败的明王朝重新有了繁荣的景象。也正是在他的精心治理下，才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后世史学家赞誉他为“中兴之令主”。所以，朱祐樘是明朝继“仁宣之治”以后的又一位明君。
斥逐奸邪
朱祐樘即位之后，立即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时期那些溜须拍马升职的官员一律撤换。首先从内阁开始，朱祐樘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当时的万安除了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没有任何辩解之词。万安被罢免不久后，曾经和他一起当小混混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剩下刘吉一人。紧接着，朱祐樘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那些朱见深时期受宠的诸多僧徒们，罪过小的统统被赶走，罪大恶极的依法严惩。
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总是依仗着朱见深的宠信，肆意妄为、作恶多端，恶有恶报，终于在弘治元年（1488年）被斩首示众。朱祐樘斥逐奸邪的一系列行为，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他又借机除掉了佞臣李广。对于那些文臣，朱祐樘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待王恕、刘大夏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关心不已、体贴备至。
重用贤臣
朱祐樘真可谓是一代英主。他知人善任、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为了掌握朝中官员的动向，为了不受世俗的蒙蔽，他将朝中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的壁墙上，一有时间就会特意看看这些人名儿，做到心中有数。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了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这还不算，他常常披阅奏章到半夜，亲力亲为，从不允许太监掺和批奏章之事。
有一天，因为仁寿宫无故起了大火，宫中太监宫女乱成一团，帮忙救火，折腾了一整夜。那晚，朱祐樘听了一夜的呼喊声，整宿都没合眼，第二天没能去上朝。为了不让朝堂的人等他，他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并向众臣“请假”。向来只有大臣向皇帝“告假”的，却从未听说皇帝向大臣“请假”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却在朱祐樘身上发生了。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从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他遵从唯贤唯德，凡是贤才之士他必定重用。反之，凡是贪官污吏，他必定惩处。当时的朝廷，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一大批慵懒的官员被彻底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也因此得以提拔。就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盛世局面。
严管宦官
鉴于宪宗时期宦官专权乱政的这一血的教训，朱祐樘不再给宦官们好脸色，而是对他们进行严加管束，彻底打消他们心中那点“心思”。那些东厂、锦衣卫的人员，不再像以前那样风光。在朱祐樘的极力打压下，他们的确收敛了不少。他们不敢再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堂所罕见的一种现象。
当时，有许多宦官借着皇帝的名义，向地方官勒索贡品。那时候明朝有许多负责织造的宦官，于是他们借着监督织染的机会，对百姓进行勒索榨取，增加百姓负担。朱祐樘认为此事严重扰害了百姓，立即下令革除了一系列弊端。在弘治中兴时期，朝廷还留下了一部分忠臣，比如，李东阳、谢迁等人，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遏制作用。
勤政廉政
朱祐樘自上任以来，一直勤于政事、未曾怠劳。与此同时，他还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弘治元年（1488年），他广泛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提及“大小经筵”制度，曾在宪宗朝时期一度废置，后来又被朱祐樘再次启用。自那以后，朱祐樘每天都坚持讲课。不仅早朝每天做到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当面陈述国事，也使得一些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一切政务。为此，朱祐樘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目的就是为了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力求节俭
朱祐樘在治国的过程中，他一直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朱见深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的日常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为此，他还停止了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的民间采办也都叫停，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霸占民田，鱼肉百姓。此外，他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而且声势浩大。但是在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减轻刑罚
在明代皇帝中，朱祐樘是最为仁慈的一位皇帝。洪武、永乐年间，那些皇帝们并不严格按照《大明律》来执法，而总是以个人喜怒好恶来决定生杀和刑赏。而朱祐樘却不一样，他使用刑律颇为慎重，很少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故意去杀戮朝臣。如此和谐的局面，在有明一代是极为罕见的。
朱祐樘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扭转了成化时期朝廷政坛上的颓败之风，使得处于危局的明朝一度得到挽回。他的一生，除了励志革除积弊，就是推行新政。可惜的是，朱祐樘因为身体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的劳累，卒于乾清宫，那年他才36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临死前曾感叹太子太爱玩耍，要是老天能让他多活几年，他就能将太子改造成熟。天不遂人愿，这个太子就是日后荒唐透顶的一代“顽主”明武宗朱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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