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仪之争”到“左顺门事件”
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沉溺酒色，荒唐且荒淫，过早地丢掉了性命，没有留下任何子嗣。而孝宗朱祐樘单脉相传，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因此，朱祐樘一脉到了朱厚照去世，就彻底断了香火。后来，经过张太后（武宗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商议决定，皇位继承人要从最近支的皇族中选出。当时朱祐樘同父异母的弟弟，即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兴献王朱祐杬，被确定为最近支的皇室。但是，兴献王当时已经病逝，顺理成章，由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熜来继承这个皇位。朱厚熜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今湖北钟祥），朱厚熜以兴献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又称嘉靖帝，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时年十五岁。即位不久后，朱厚熜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朱厚熜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朱厚熜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
封建帝王的家世脉络是需要非常清楚的，跟前皇帝必须形成直系的关系，这样才表示一脉相承。明世宗朱厚熜与明武宗朱厚照同辈份，如果他要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就必须先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为子。此时朱厚熜的亲生父亲已死，过继给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儿子，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何况还可以做皇帝，实在再划算不过了。然而，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偏偏是一位认死理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不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他强烈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并入太庙。毫无疑问，他的这个要求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就在朱厚熜根基不稳又无人支持的时候，有一个叫张璁的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为朱厚熜解决了这个难题。张璁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文人，同时又是新科进士。他上疏支持朱厚熜，认为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不可，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
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朱厚熜又刚刚即位，根基不稳，只能先行妥协。张璁也被外放，任南京刑部主事。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放弃，朱厚熜为了父亲一生的荣耀，正式与大臣们展开了时间久远的大礼仪之争。
三年之后，嘉靖帝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与桂萼、胡铎等相互考证经史的张璁，与同僚等揣测帝意，纷纷上书重提旧事。嘉靖三年（1524年），张璁得以奉召赴京，获嘉靖帝重用，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张璁和桂萼等在朝廷中形成了“议礼派”，支持、奉迎皇帝，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张璁上疏列举礼官欺妄十三事，力挺嘉靖帝，曰：“《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失。’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诏，令廷臣议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主祀及封号，大礼之议自此始。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护礼派反对加尊号，议礼派支持加尊号。两派互相争论，各自引经据典，煞是热闹，到最后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因为议礼派由朱厚熜主持，他贵为一国之君，人脉自然也广，议礼派的队伍也一直在不断扩大，其中还有一部分见利忘义的小人也参与其中。而护礼派仅仅只有一些朝中旧臣在支持，势必有点人力单薄。但是双方的斗争却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日趋激烈。经过几个回合的你来我往，两派之间互相争论，各自引经据典，煞是热闹，到最后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的事件。
一直以来，都是议礼派在占据上风。有一天，护礼派群臣不想再耗下去了，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包括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两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明孝宗，一时间哭声喊声震天响。
朱厚熜此时正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斋戒，他听说左顺门外有骚动，立即派几个太监去让群臣散去。但是群臣推说他们没有得到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但当诏书随要随有时，群臣仍然拒绝走开。于是朱厚熜立即下令逮捕了为首的八位大臣。这时，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混乱，声震阙廷。朱厚熜杀心顿起，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134人逮捕，86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了18岁的朱厚熜的意志，他的旨意是不能被逆转的。
“左顺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那些被逮捕入狱的大臣们也受到了处罚。四品以上者夺去俸禄，五品以下者受杖，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17人被受杖死亡，剩下的人编伍充军。这次事件以议礼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护礼派的诸臣失败而告终。此后没过多久，朱厚熜就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父亲朱祐杬追尊为明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明武宗朱厚照之上。通过这件事，朱厚熜不仅顺利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也树立了自己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
在朱厚熜即位之初，面对“正德危权”，他励志要效仿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二人推行的“新政”，希望自己也做一位被后世称颂的明主圣君。第一，他决定大赦天下，清除宦官，总揽朝纲，并下诏废除了武宗时期的弊政，诛杀了钱宁、江彬等奸臣，使朝政气象为之一新；第二，他减轻租银，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并捐助赈济灾荒；第三，他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并鼓励他们从耕织中求功名；第四，他体恤民情，不仅集异纳谏，还苦勤于政务；第五，他奋力征剿倭寇，平定内乱，清除外患，为整顿边防做准备工作。在他即位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科技达到空前的繁荣，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和杰出人才。一时间，使得“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为“中兴时期”。
可以看出来，朱厚熜是个聪明的狠角色，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有人说，他英明神武，和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比；也有人说，他昏庸无能，一生痴迷于炼丹，人云亦云。
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温州市龙湾区）三都人，明朝嘉靖年间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璁”字和朱厚熜朱厚熜的“熜”字同音，朱厚熜便亲自为他改名为孚敬，并赐字茂恭。他官至内阁首辅，世称“张阁老”，是明朝大改革的开启人。
张璁少时好学、博学多才。13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不仅如此，他还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造诣颇深。但是，世事难料，张璁连续七次进京参加科考，每次都名落孙山。可是，他始终不肯放弃，继续进修学习。
正德十五年（1520年）二月，张璁八次参加应礼部试，会试终于得中。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张璁在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他便进入了仕途，那年的他已经47岁了。
嘉靖六年（1527）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一职时，曾经向朱厚熜奏上《宪纲》，一共有95条。为了避免朱厚熜被这么多条例吓着，他首先选择了其中最急切的7条，呈递给皇帝过目。依照《宪纲》实行，不仅可以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最主要的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在他走入仕途那年，正逢官吏贪赃枉法严重，政治极其腐败，并引起了社会动乱，成为君主专制社会的一大祸患。这一次，张璁上疏奏给朱厚熜，就是要依律惩治那些贪官污吏，朱厚熜也允准他这么做了。毕竟曾经张璁帮过他一个大忙，让他的亲生父亲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明睿宗，因此他一直铭记于心。
嘉靖九年(1530年)，对于官吏的任用，张璁有自己的主张，他推举那些“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的任何限制。他说：“一个人只要懂得廉洁爱民，其他问题都算不得什么问题。无论他在何时何地，无论他什么官职、什么学历，都是有资格任用的。”因为在当时，那些地方官总是不干好事儿，不是贿赂京官，就是搜刮民财，以至于百姓贫困，无法正常生活。
他认为，治国之道，就是要先爱民；愿治之君，就必须要严禁赃款。贪墨成风，其根源就在于内阁。因为内阁是最高统治机构的核心，如果连内阁都贪赃，那些下面的部院当然会更加肆无忌惮、无所不贪了。对此，张璁对吏治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效果还算不错。比如，张璁曾主持调整内阁翰林，还一度加强了科道官员对官吏的监督。同时，在他掌都察院时，不仅严监察制度，还重法司之权。最厉害的是，他先后两次罢黜、更替了不称职的御史和巡按御史一共25人，也算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得起手中那份差事。
不仅如此，张璁还清理勋戚庄田，罢撤镇守太监，严革贪赃枉法，改革科举之弊，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等，这些都是其改革措施的荦荦大者。但是，政治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者不免会招来那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非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张璁的权威在朝中也一天天变大。而朱厚熜在经过“大礼仪斗争”的洗礼之后，皇权意识也有了一些提高。他甚至对忠心耿耿的张璁也产生了猜疑。前朝之鉴，历历在目，朱厚熜也怕张璁有朝一日独揽朝纲。因此，张璁的所作所为，一直被既得利益集团视为政敌。
有一次，南京御史冯恩上疏给朱厚熜，请求斩杀张璁、汪鋐、方献夫三人。巧的是那天刚好出现彗星，冯恩上疏说：“张孚敬是根本之彗，汪宏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弥灾，不可得已。”嘉靖皇帝见疏大怒说：“冯恩非专指张璁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在当时，想方设法诋毁张璁的人，不止冯恩一个人，还有更多嫉妒他的人。久而久之，致使张璁宦海浮沉、命途多舛。在他入阁辅政的七年里，他经历了四起四落，或多或少影响了张璁改革的积极性。
在明代，总是会出现一些镇守太监，他们专权乱政，成为明代的一大祸患。比如，明英宗时期的宦官王振擅权，国几倾覆。明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专权，势焰天下。在那时候，各地就已经有定额“进奉”的银数。这些朱厚熜都是知道的，而且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但惜其“进奉”而不决。张璁为此着急上火，一再向朱厚熜陈述镇守的流毒，极力主张革除镇守太监之制，可是朱厚熜还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为了确保革除事宜能够顺利推进，张璁还与朱厚熜单独面议，或用密疏进言。但是，朱厚熜在单独召见张璁之后，依然犹豫不决，迟迟做不出决定。耐心可佳的张璁再一次密疏，催促朱厚熜立即采取措施，将其革除。朱厚熜被张璁的一再催促逼急了，只好勉强同意了。
嘉靖十年(1531年)六月，张璁采取不声张和渐进的革除方式，开始大规模的革除活动，比如对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等处的镇守中官因“贪纵害事”，都被一一裁革。这与当时大规模裁革冗官是同步进行的。不久之后，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肆”又被裁革。其实，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布于内地的镇守内官，而边镇镇守中官则放在了最后革除。史称在明朝，只有嘉靖期间，没有出现过太监弄权、把持朝政的局面，这也算是历史的一个小进步吧。
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是由宫女们意图杀死朱厚熜的一次失败事件。由于此事发生在壬寅年，所以被称之为“壬寅宫变”，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的事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厚熜召幸曹端妃，凌晨，以宫婢杨金英为首的10多个宫女，决定趁朱厚熜熟睡时，用已经准备好的麻绳勒他脖子，直到毙命。可是，在手忙脚乱之下，宫女们竟然不小心将麻绳打成了死结。所以，她们密谋的结果只是吓昏了朱厚熜，而没能让朱厚熜毙命。事发之后，一个胆小的宫女因为害怕受牵连，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方皇后。之后，方皇后就将杨金英等16名宫女制服，并下令斩首，就连当时服侍在朱厚熜左右的曹端妃都没能逃过一劫，一并被下令斩首了。
在古代，无论是什么地位的人，只要有弑君的念头，都要被砍脑袋。何况她们已经有弑君的具体行动，更免不了要被砍脑袋。所以，在当时那些人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以身试法，做如此有风险的事情。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大打出手？是什么力量让那十多个宫女要如此狠心地勒死当今皇上？
原来，宫女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而是朱厚熜自己做错了。当时的朱厚熜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而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凡是没有经历过人事的宫女的月信，就可以保长生不老。所以，朱厚熜就开始大量征召十三四岁的少女入宫，以便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成丹药。如此一来，朱厚熜便开始贪恋女色，纵欲无度，以至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执迷不悟，深深地迷恋道教仙术，并声称要以“吸风饮露之道”助自己成仙。此后，他就要求宫内所有宫女要保持洁净，不得随便进食，只允许她们吃桑饮露，宫女们每天就靠着那点桑叶、露水过活，真的是苦不堪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间，朱厚熜只顾着选美女了。在这十七年里，他进行了四次“大选”，一共选进108个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入宫。他之所以选这么多的女孩入宫，一来是用她们的月信来炼制“元性纯红丹”，让自己长生不老；二来是供朱厚熜整天淫乐纵欲。在这些进宫的女子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正式的封号，也算在宫中有名有分。那些运气不好的女子不是被朱厚熜淫乐，就是被宫中那些妃子当成奴役使唤，真的是受尽了折磨和委屈。因此，朱厚熜被宫女谋害这件事，显然与他荒淫无耻的行为脱不开关系。
嘉靖后期，朱厚熜开始崇奉道教，一心一意修道，二十年都不理朝政，把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炼制丹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丹药，他肆意虐待宫女，才引起了宫女们的反抗。司礼监在审问一位宫女时，曾经有一段口供记录，比如“咱们还是早点下手吧，也比死在他手里强”之类的话。因此，宫女们一想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迟早是个死，横竖还是死，不如先下手为强，拼死一搏。因此，这次事变是由朱厚熜炼制长生不老丹药所导致的，这是原因之一。
自朱厚熜大婚后，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经常在半夜的时候气喘、咳嗽，一直到嘉靖九年（1530年），他还是没有子嗣。对此，他焦急万分。嘉靖十年（1531年），朱厚熜求子心切，于是在宫中钦安殿建坛求嗣，希望能求得一子。刚开始的时候，以礼部尚书为监礼使，朝中文武大臣轮流值班进香，但一直都没有效果。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请道士邵元节等主持祈坛。不知道是不是祈坛有了效果，那一年，后宫妃嫔连续有人生子，宁嫔王氏也在这一年为朱厚熜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宫中惯例，嫔妃生了皇子，就应该由嫔晋升为妃。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朱厚熜竟然没有晋封她。这让宁嫔王氏一直心存不满。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她便指使杨金英等宫女将皇帝勒死，然后把责任推到曹氏身上。这次事变是由朱厚熜没有公平晋封妃子，妃子们为了争宠所导致的，这是原因之二。
朱厚熜向来性格残暴，总是喜怒无常。无论对臣下，还是皇后宫女，他都似乎没有感情，冷血至极。当时的孝洁皇后陈氏因为对朱厚熜好色，心中有所不满，埋怨朱厚熜。朱厚熜便雷霆大发，下了狠心，害死了陈氏与腹中的孩子。陈氏死后，朱厚熜没有一点伤心，立顺妃张氏为后，对她宠爱有加。然而没过多久，朱厚熜又因为一件小事，下令废了张氏，然后改立德妃方氏为后。方氏在壬寅宫变中对朱厚熜有救命之恩。但是，由于她处死了朱厚熜的宠妃曹氏，使得朱厚熜心有怨恨。在后来的一次意外中，朱厚熜眼睁睁看着大火活活烧死了方氏，也不管不顾。朱厚熜向来喜怒无常，任意残害宫女而导致了这次宫变，这是原因之三。
明武宗朱厚照没有留下子嗣，只是在断气之前告诉身边的太监，由太后与朝臣商议酌定立嗣之事。商议之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为帝。其实，论辈分，朱厚熜与朱厚照为堂兄弟。如果按照继承皇位的要求，他应该尊重皇家传统，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叔父，而尊朱厚照之父朱祐樘为父。但是，朱厚熜却依然有私心，希望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甚至想追封兴献王为皇帝，才引发了一场史称“大礼仪”的激烈争论。此次宫变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原因之四。
因此，这次“壬寅宫变”无论是什么原因而引起，都摆脱不了权力的争夺、利益的争抢、压迫的反抗等作用。甚至可以说，也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交替相互作用的结果。
“青词宰相”严嵩
在明朝嘉靖帝时，由于嘉靖帝朱厚熜信奉道教，爱好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和文字华丽）。使善写青词者能够得到重用。那些文人便开始做一些不雅之事，为了博得朱厚熜一笑，也为了自己以后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开始给朱厚熜撰写青词。《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位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著名的有夏言，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徐阶等人）。
靠“青词”起家的人物中，严嵩是代表，他因为善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而受到朱厚熜重用，并官居宰相。严嵩，是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是明朝著名的权臣。他不仅善于写青词，还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思，算得上是历史上最牛的马屁精，朱厚熜也十分欣赏他。因此，当朱厚熜得知严嵩有贪赃枉法的重大嫌疑时，都不舍得处理他，任由严嵩胡作非为。不仅如此，朱厚熜还把主持朝政的权力都交给他一个人。他自己则深居皇宫，把成仙修道当成自己的主业。朱厚熜虽然在位四十五年，但真正管理朝政的时间太少了。据说，他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全由严嵩主持朝政的时间就有十七年之久。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顺利考中进士，之后就被选为庶吉士，并授予编修。正当严嵩得意之时，他得了一场大病，无法继续在朝中为官。无奈之下，他只好退官回籍。而在严嵩歇息的这十年里，也正是大太监刘瑾把持朝政的时候。后来，等刘瑾与他的党羽被明武宗朱厚照彻底赶下台时，严嵩便北上顺天，再次回到朝中为官。时间过得飞快，在严嵩复官的十多年里，他先在北京任职，后来又在南京的翰林院任职，事业也还算顺利。
到朱厚熜掌管天下时，一开始他的心气儿还很高，也为朝廷做了不少打算，比如清除宦官、勘查皇庄、征剿倭寇等等。可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朱厚熜突然就沉迷于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国家政事总是漠不关心。刚开始，他只是偶尔不去上朝，后来他居然彻底不去上朝。为了给自己留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道教，他把朝中所有事务都交由朝臣去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是夏言，很受朱厚熜的宠信。巧的是，夏言和严嵩是同乡。于是，严嵩就攀亲带故，想方设法去讨好夏言，只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朱厚熜。而夏言这个人自视清高，其他方面都顺着朱厚熜，唯有对朱厚熜沉迷道教一直持反对态度。渐渐地，夏言就不被朱厚熜所喜欢了。
有一天，朱厚熜命令身边的侍从，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几位大臣，夏言虽然不太喜欢这类物品，但也不好直接拒绝，只好默默揣起来，一直不肯佩戴。但是，严嵩却跟夏言不一样，为了讨得朱厚熜喜欢，他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意用轻纱笼住，以表示自己很看重皇帝的赏赐。朱厚熜看到严嵩如此懂事，就开始喜欢严嵩，而嫌弃夏言。没过多久，严嵩就被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这时候，严嵩便开始不断怂恿朱厚熜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免了，严嵩更加肆意妄为，除了朱厚熜，貌似没人能拿他怎么样。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许赞因为年事已高辞去职务，张璧也随之去世。朱厚熜发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日益加重，于是他又再度起用夏言，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为了不让严嵩察觉到自己是在故意疏远他，朱厚熜同时也加封他为少师，看起来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吃一暂，长一智，夏言既然已经彻底了解严嵩的为人，只好处处提防着他，以防他再玩阴的。严嵩也配合极好，表面上依然对夏言谦恭，但心底里指不定怎么想呢。后来，严嵩又凭借青词，夺回朱厚熜对他的信任。夏言知道斗不过严嵩，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再跟严嵩明争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突然提及收复河套的事情，并把夏言扯了进来。不知道严嵩到底跟朱厚熜说了什么，好像只用了三言两语，就把夏言再一次送进了监狱。后来，狡猾的严嵩还利用传言，故意让朱厚熜得知自己曾受过夏言的毁谤。同年十月，夏言就被下令斩首，就连他的亲信也没能逃过一劫，或被贬，或被罚。这下，严嵩的目的彻底达到了，赶走了夏言，他终于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无人与他争权了。
即便如此，严嵩还不肯罢休。这一次，严嵩想彻底俘获朱厚熜的心，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他都在所不惜，都要全力以赴地去做。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岁费二三百。如果经费不够，就命令臣民献助；如果献助还不够，就复行开纳，继续劳民伤财。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然达到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于此事，严嵩实在难辞其咎。
为了满足朱厚熜崇道斋醮、追求长生的愿望，严嵩不仅每天都替朱厚熜斋醮祷祀，还撰写青词。付出就会有所回报，即使他的付出并不出于本意。后来，他终于因善写青词而再次得到朱厚熜的恩宠。当时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地位比自己的家庭，还有黎民百姓都重要。因此，当时的人们都嘲讽他是“青词宰相”。
在严嵩的精心算计下，他连续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二人。此后，朝中再也没有人可以与他明着为敌。但是他深知，朱厚熜对大臣的猜忌心理始终未曾消除。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过他的官僚都施以暴行，轻者被免职，严重的被立斩。比如沈鍊、杨继盛他们二人的死，实在是太过冤枉。当时的沈鍊，看不下去严嵩如此作恶多端，于是上疏给朱厚熜，并罗列了严嵩十条罪状。紧接着，杨继盛也罗列了严嵩的十罪、五奸，呈交给了朱厚熜。可是当朱厚熜看完奏章后却大发雷霆，立即命令将杨继盛逮捕入狱。
原来，杨继盛在奏章的结尾中说错了话，这才惹怒了朱厚熜。他的结尾这样写：“希望陛下听我一句劝，明察严嵩的奸恶之事，您可以召问裕、景二王，也可以询问其他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令致仕。”朱厚熜向来重视道家所说的，不愿见“二王”，再加之藩王也没有权利过问政事，又何谈询问“二王”的意见呢？也正是这句话犯了朱厚熜的大忌。后来，在严嵩的再三谗陷下，朱厚熜又下令斩杀了杨继盛。而沈鍊也没能逃过严嵩的手掌心，被严嵩用“以除后患”四个字说服了朱厚熜，也随之被斩杀。这下，严嵩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以后，虽然在朝中大臣面前无所顾忌，但是在朱厚熜面前，依然小心翼翼侍奉着。为此，朱厚熜还赐他一枚“忠勤敏达”的银印。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严嵩也一天天变老，也该为自己的儿子做打算了。于是，他开始提拔自己的儿子严世蕃协助他掌权，不久后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果然跟他的父亲的手段一样，刚一上任，就开始不断收买朱厚熜的左右宦官，并让他们把朱厚熜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给自己。后来，大臣们干脆叫他们父子俩为“大丞相”和“小丞相”。有的大臣还讥讽说：“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就这样，严嵩父子权倾天下足足二十年，朝野上下对他们二人的怨恨一天比一天深。更可气的是，严世蕃还经常呆在家中宝库，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大喊：“如今朝廷没有一个人比我富有。”此举狂妄至极。后来，众多大臣也听说了此事，觉得严嵩父子简直胆大妄为、目中无人，于是决定集体弹劾他们。可是朱厚熜还是一再包庇，不肯治他们父子的罪。如此以来，严嵩他们一伙人更加嚣张起来，还提出“政以贿成，官以赂授”的腐败之举。其实，说白了就是鼓励人们拿钱买高官来做。
比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以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一时间，大大助长了严重的腐败风气。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因对朝廷无望，随即提出辞职。严嵩钻了空隙，立即推荐他的亲戚欧阳必进填充礼部尚书一职。不知因为什么，朱厚熜十分厌恶这个人，当他看见名单上有欧阳必进这个人，勃然大怒，把名单掷之于地。严嵩还不肯放弃，又立即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朱厚熜碍于情面，只好表面是答应了他，但内心已经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几个月后，朱厚熜命令欧阳必进辞职，也算是对严嵩的一次警告。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朱厚熜不想再任人摆布了，于是决定彻底铲除严嵩，当时他不信任朝中任何大臣，只信任道士所言，于是向蓝道行求助。蓝道行是何许人也？他来自于山东，因为擅长预卜祸福而深受朱厚熜的信赖。有一天，朱厚熜又请蓝道行入宫，为他主持“扶乩”（问卜的一种方式）。
朱厚熜问：“为什么天下未能大治呢？”蓝道行回答：“奸臣当道，贤臣不用。”朱厚熜再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蓝道行回答：“奸臣如严嵩，贤者如徐阶。”朱厚熜又问：“既然如此，为何奸人不遭天谴？”蓝道行又回答：“留待皇帝自裁。”这下，朱厚熜可找到了斩杀严嵩父子的合理借口了。
对严嵩父子他早已生厌，再加之蓝道行的这几句话，他终于舍得给严嵩父子定罪了。严世蕃被判立即斩首，行刑前他还大哭一场，貌似已经有所反省。而严嵩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被判斩首，已经是对他格外开恩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朱厚熜让他变得一无所有，不仅没收了家产，还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严嵩病逝，终年87岁。他死的时候，住在一间简陋的破小屋，没有棺木下葬，更没有人去吊唁他。他威风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还是孤孤单单地走了。
“青天”海瑞
严嵩掌管大权的日子，不光是严家父子，就连他们手下的同党，也仗着跟严嵩有点交情，一个个狗仗人势、作威作福、嚣张至极，这让当地的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说得夸张一点儿，百姓恨不得扒光他们的皮，吃光他们的肉。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凡是遇到姓严的人，他们都得忍让几分。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却有一个小小的知县，既不讨好他们，也不躲着他们，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名难得的清官。海瑞的一生，经历了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四朝。由于他敢于直言进谏，向来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海青天”、“南包公”，其伟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按理说他应该可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可是，他的家境偏偏没有那么好。在他四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他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得着实清苦。多亏他的母亲刚强能干，一个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便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他的良师指导，海瑞得到了很好的家庭与文化教育，使得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念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十多岁的海瑞参加了乡试中举，中了举人后，他有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来，他又擢升为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在他任职期间，一直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多次平反冤假错案，惩治那些贪官污吏，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没过多久，他又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无论在什么职位上，他都竭尽所能，做好本职工作。他不仅想方设法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还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了“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因此，当地的百姓都称他为“海青天”。
说来也巧，当时海瑞的顶头上司居然是浙江总督胡宗宪，也是严嵩的同党。胡宗宪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仗着自己的父亲和严嵩是至交，年纪轻轻就不肯学好，居然学会了地痞那一套路，到处敲诈勒索，谁要是不肯听他的话，不肯乖乖拿出钱来，他就会暴打一顿。有一次，胡公子又带了一大批随从出去干坏事儿。天黑的时候刚好经过淳安，于是住在县内官驿里。因为驿馆本来就十分简陋，胡公子认为是这里的老板故意怠慢了他。没等驿馆老板张口解释，他就大喊着要砸了驿馆，驿馆的老板赶紧差人给海瑞报了信儿。海瑞早就听闻这位胡公子蛮横无理、招摇过境，十分厌烦他。
更过分的是，这位胡公子居然在驿馆闹翻了天，把所有驿吏吊起来暴打。他的所作所为让海瑞忍无可忍，当他听完差役的报告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故装镇静地说：“胡总督向来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曾经来驿馆就吩咐过，以后凡是官吏在此歇脚，跟普通人一样对待就行，不用特殊招待，千万不可铺张浪费。而据你们所说，现在来的那位公子，排场阔绰，态度十分骄横，怎么可能是胡大人的公子，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吧？他最多也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说完，海瑞就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好像真的要一探究竟。
他们来到驿馆后，海瑞假装不认识这位胡公子，没等这位公子开口飙脏话，就命令手下人把他和他的随从绑了起来，并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还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但是，海瑞对他的无礼行为不管不顾，就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给他点颜色看看，看他以后敢不敢在装疯卖傻。胡公子看出海瑞要动真格的了，就不敢再狡辩什么，暂时听从海瑞的安排，心里依然不服气：“你等着瞧，等我回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海瑞又命人搜他们的身，果然从他们的行装里搜出了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们各打了二十大板，然后撵出了县境。胡公子气冲冲地回到杭州，立即向他的父亲胡宗宪告海瑞的状。没想到胡宗宪早就知道儿子吃了大亏，巡抚衙门早已经向他报了信，说有人冒充公子，还非法吊打驿馆驿吏。胡宗宪当然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想纠缠下去。因为一旦纠缠下去，到时候丢脸的还是他自己。这一次，他只好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了，在心里偷偷记了一笔账。
胡宗宪儿子的事情平息没多久，京城又派出一名叫鄢懋卿的御史，到浙江视察。这个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看来他的后台更硬实。都说后台硬，说话才有底气。而鄢懋卿的底气是过分足了，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比其他人更狠。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要求地方官吏上供。如果地方官吏假装不理，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当那些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一个个都紧张兮兮的，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鄢懋卿却总是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还没到地方，就提前命人通知各地县官，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其用意他知，大家也知。
当海瑞听到鄢懋卿要到淳安的消息，非但没有发愁，反倒一副很镇定的样子。他一直派人打听鄢懋卿的路况，等他快到淳安时，他便派人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您还没到地方，我们就已经接到通知。您要求我们不必铺张浪费，招待一切从简，我们都按照您说的做了，给您准备了简单的小吃小菜。可是后来听路人说，您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大摆筵席，饮酒取乐一番才肯走。我们好为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按照您的通知办事，恐怕会怠慢了您；如果像其他地方一样设酒宴，为您接风，又怕违背了您的真实意思。您能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鄢懋卿看完这封信，知道海瑞是故意揭他的老底，但也不能说什么，毕竟海瑞说的是实情，只能自己生闷气。他早就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子，连胡宗宪都曾吃过他的哑巴亏。他惹不起海瑞，但躲得起。
于是，鄢懋卿临时改变了主意，特意绕开了淳安，到别处潇洒去了。从那以后，鄢懋卿就一直对海瑞憋着坏，总想找机会教训一下海瑞。后来，鄢懋卿终于逮着一次合适的机会，指使他的同党在朱厚熜面前说海瑞的坏话，说海瑞在执行公务时总是颠倒黑白、不明是非。当时的朱厚熜哪里顾得上思考，当即就撤销了海瑞淳安知县的职务。直到严嵩、鄢懋卿他们二人都倒台了，海瑞才被恢复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了京城任职。
当海瑞回到京城后，发现朱厚熜已经彻底放弃了朝政，每天除了和那些道士们厮混在一起，好像没别的事情可做了。那时候，朱厚熜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了。朝中大臣不止一次进谏，请求皇帝以国事为重，可朱厚熜始终听不进去。海瑞眼见着朝廷一天比一天腐败，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大胆地写了一道奏章，准备向朱厚熜直谏，他在奏章中写道：“如今朝中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民不聊生，皇上您自顾自己娱乐，不管其他人的死活，天下的老百姓早就对您不满了。”
其实，当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触犯龙颜，甚至可能因此而获罪。在回家途中，他还顺道为自己挑了一口棺材。回到家中，海瑞交代好了后事，把家里的仆人也都统统打发走了，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貌似他已经做好了被处死的准备，所以不想拖累更多的人。果然，第二天清晨，海瑞的这道奏章就传遍了宫内，引起了一场大轰动，朝中一些忠臣都在心里佩服海瑞的勇气。
嘉靖帝朱厚熜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朱厚熜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感到叹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海瑞因为这封《治安疏》被关进了监狱，但是朱厚熜一直没有处死海瑞。等到朱厚熜驾崩，裕王朱载垕（明穆宗）继位，才奉先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庚戌之变，做个生意又何妨
自明朝中叶以来，昔日“北京保卫战”的锐气已经全无。嘉靖十二年（1533年），蒙古达延汗去世后，他的子孙们起了内讧，开始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当时，达延汗的第三个儿子阿勒坦汗势力渐旺，很快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按照以前各朝蒙古霸主的规定，他们会主动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但是到了达延汗后期，物是人非，一切都被改变了。毕竟那些是前朝立下的规矩，后朝不一定会遵守。蒙古各部已经受够了拘束的生活，如今换了首领，他们便试图南下，抢掠财物，俘虏人口，让百姓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明廷哪能坐视不管，于是决定中止与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
俺答汗接到消息后，心中顿时有了一些顾忌，多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并提出了几个无礼的要求，他们要求明廷给他赐予封爵，允许每年向明廷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朱厚熜当然不肯答应，他担心“土木之变”的惨剧再次重演，毕竟他们是一群喂不饱的猫。他严词拒绝了俺答汗的通贡互市的要求，甚至下了死命令，如果他们敢反抗，立即悬赏砍下俺答汗的首级。俺答汗见明廷不肯吃硬，只好暂时作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再次派出使者，想与明廷进行一次长判。大同巡抚龙大有在朝廷的允准下，立即将俺答汗的使臣逮捕，第二天便斩首示众。两国交战，向来不斩使者。这次明廷的态度和做法，彻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蒙古军入古北口，再次兵临北京城下。当时还是严嵩执政，他下令不准诸将出兵还击，等待蒙古军掳掠后自行撤退。因这一年正好是庚戌年，便被成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成为空虚无力的边防建设的一次“大曝光”，也是继“土木之变”以后明朝的第二次奇耻大辱。
因为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就多年没有遇到骚扰。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朝中大臣们变得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在加上当时京师兵籍都是虚报，禁军只有四五万，一半是老弱病残，根本没有体力再行军打仗；另一半则是内外提督大臣家里的役使，毫无作战经验。当时京师还缺少作战的器具，可谓是人力、物力样样不具备，又谈何作战？跟纸上谈兵有什么两样？面对这样的境况，朱厚熜心急如焚，立即召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没过几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陆续赶到京城。明援军虽然来了五万余人，再加上京师原有的五万人马，差不多有十万人马了。可是，兵多嘴多，粮草又开始供应不足，明军依旧没有勇气出战。
正值用人之际，朱厚熜立即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当时的仇鸾是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汗的大举进犯，吓得慌了手脚。他恐怕敌军闯入，立即下令紧闭城门，未经他的允许，不许打开城门，看得出他真的是怕极了蒙古军。就这样，他们眼睁睁看着俺答汗纵兵劫掠百姓，百姓受的苦简直比俘虏还多，但铁石心肠的他们依旧无动于衷，不肯出兵。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守城内，不许开战，任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此时，俺答兵已经抢红了眼，跟强盗没什么两样。短短几日，德胜门、安定门等地的百姓被杀的杀，抓的抓，奸的奸，一片狼藉不堪。俺答汗见明军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心中更是得意忘形，便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传给明廷，信中这样写：“给我钱，开贸易，就可以解围，否则的话，我们就平均一年来骚扰一回。”
兵部尚书丁汝夔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动请问严嵩：“光守不战，也非长久之计，请问我们应该如何战守？”严嵩不以为然地说：“去塞外打仗，如果失败了可以藏起来，养精蓄锐后再战，而在京郊打仗，失败了就无处可逃、无处可藏。俺答汗不过是一群掠食贼，饱了自然会主动离去。”这时，礼部尚书徐阶不想再忍下去了，也在旁边斥责说：“今日他们在城下杀人放火，怎么可以说他们只是抢食？现在我们需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能让他们再肆意妄为了。”朱厚熜也赞同徐阶的这番话，并询问众臣应该如何答复俺答汗的书信，徐阶说：“今日他们在京郊驻兵，而我军战守之备一无所有，如果答应跟他们通贡，恐怕到将来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过分。”朱厚熜说：“为了江山社稷，皮币珠玉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徐阶看朱厚熜心意已决，只好勉强同意朱厚熜的想法。后来，徐阶突然想到就这样无条件地答应他们，有失明军体面。最后决定先规劝俺答汗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进行周旋，朱厚熜采纳了徐阶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汗才决定撤兵了。
又过了几日，俺答汗答应率军撤退。在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带兵紧追在蒙古军后面，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向朝廷邀功请赏。没想到的是，阴险狡诈的俺答汗突然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败，死伤千余人，仇鸾自己也差点被俘，实在是自讨苦吃、得不偿失。之后，俺答汗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一个礼拜以后，蒙古兵就已经全部撤退了，朱厚熜这才把心放到肚里了。
在俺答汗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他们再次请求与明通贡互市。朱厚熜很快就批准了俺答汗的请求，深怕他们突然反悔，再来骚扰京城。但是一个月没到，俺答汗又向朝廷提出要求，说蒙古族的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明朝廷能以牛羊交换粮食，朱厚熜听后立即拒绝了。果然，这一切被礼部尚书徐阶说中，他们已经开始没完没了纠缠明廷。由于迟迟没有得到明廷的同意，俺答汗又兴兵骚扰诸边。这下惹恼了朱厚熜，他立即下旨停止马市贸易。
就这样，俺答汗与明朝再一次闹僵了，陷入长期的武装对峙之中。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俺答汗没有一天能够安分，他们连年南下，大肆掳掠百姓财物不说，还肆意毁坏百姓的住宅，使边境地区的百姓深受其苦，明王朝也因此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戚继光抗倭保国
“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这是一首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的民谣。而歌谣中的“戚爷”，指的是明代著名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他的一言一行，成为明朝后期衰败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出身于将门世家。他的父亲是戚景通，不仅武艺精熟、为人正直，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为自己的子孙树立了榜样。因从小受父亲的熏陶，戚继光不仅学到了行军打仗的真才实学，还养成了良好的品质，为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少年时的他，就为自己树立了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驰骋疆场，保家卫国。还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17岁时，戚继光接替了父祖历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25岁时，他又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担负起山东沿海防守海疆、抵抗倭寇的重任。看得出来，他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
当时的倭寇到底从何而来？这要从元朝末年说起，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想要借着战乱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武士开始连绵不断地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便逐渐形成了。由于古代称日本为“倭国”，后来那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就被人们称为“倭寇”。到明朝初期，国家还算强盛，海防也较为完备。因此，倭寇的入侵并未对明朝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开始腐败，军队操练不勤，倭寇便日渐猖獗起来。
正统四年（1439年），一群倭寇突然跟着了魔一样，袭击了浙江台州的一个叫桃渚村的地方，场面惨不忍睹。他们不仅杀人放火，还劫掠财物。更有甚者，他们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肯放过，把他们一个个拴在竿子上，用开水活活烫死，让人残不忍睹。嘉靖年间，那些倭寇已经彻底疯了，攻城掠地还觉得不过瘾，居然又开始到处奸淫妇女，几乎无恶不作。后来，倭寇头领还同海盗汪直（与太监汪直同名）、徐海等人互相勾结，只是为了各取所需。他们外出劫掠，有时候运气好一次就可以纠集战船上百艘。因此，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对倭寇恨之入骨，但也只能忍着，谁让他们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
直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彻底剿除倭寇之患，素有威名的戚继光被朝廷升为参将，从山东被调任到浙江，命他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并让他亲自主持抵御倭寇。当戚继光马不停蹄地来到浙江后，还没来得及歇脚，就立即检阅当地军队。可是他发现军队中风气实在太差，顿时产生一种失落感，心想：“如果我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打仗，肯定会大败给倭寇，这样的话实在是给明军丢面子。”于是他决定出榜招兵，另外组建一支新军。没过多久，在戚继光的大力号召下，一支由义乌的农民和矿工组成的军队就组建起来了。
组建一支军队容易，调教好一支军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戚继光提议创建新军时，就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此后，他便每天严格训练这支三千人的军队，中间也有忍受不了训练陆续退出的士兵，但戚继光只认一个理儿，“凡是留下来接受训练的，就是大明朝的勇士，他就会好好去栽培他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戚继光真的带出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为了打起仗来更顺手，戚继光还更新了战舰、火器等装备。很快，这支新军队就成为日后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
后来，戚继光又根据江南地区地形多沼泽，道路多弯曲，兵力不易攻以及倭寇善于设伏、短兵相接等特点，创造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鸳鸯阵”。什么是“鸳鸯阵”，简单点说，它是由十一名士兵组成的，在这十一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队长，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其余十个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队长的背后。这个阵型乍一看似乎没什么新奇，但却毫无弱点，这十一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杀阵，或许真的可以对付那群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聚集了一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入侵浙东沿海的台州府属的圻头、桃渚以及温州沿海地区。看得出，他们是做足了准备来的，眼见着马上到了作战地点，他们立即兵分两路，意图一次侵占台州、宁海这两个地区，胃口着实不小。当手下人把消息报告给戚继光后，他不慌不忙，思考了半分钟后，也决定兵分两路进行。他先让第一支兵力死守台州，自己则带领第二支兵力前往宁海迎敌。果然，经过严格培训的“戚家军”就是不一样，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宁海，很快切断了正在桃渚烧杀抢掠的倭寇的去路，把他们围困在龙山地区进行决战。
看时机差不多了，戚继光又下令猛烈攻击，士兵们意气风发、同仇敌忾，怀着满腔怒火冲向敌阵。曾经不可一世的倭寇在戚家军攻势下一触即溃，败退到了雁门岭。雁门岭这个地方位于温州西面，地势十分险要，这里是倭寇五年前击败明军的地方。这一次，苟延残喘的倭寇仍然想要凭借险要的地形跟明军顽抗到底，重温五年前的美梦。而在此时看来，他们简直是在白日做梦，戚家军才不给他们任何机会，而是乘胜进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雁门岭上的倭寇终于全军覆没。
在戚继光进攻雁门岭时，狡猾的倭寇利用另一支兵力进攻台州。幸亏戚继光在台州安排了一些兵力死守，但是毕竟兵力不多，再加之城墙不坚固，战况看起来有点危急。这时戚继光也正好成功围剿完雁门岭，准备赶回来助台州之战一臂之力。戚继光一到台州城下，先用火器进攻，接着以大队人马进击的战术攻入敌人阵营。士卒们看到戚继光如此英勇奋战，也义无反顾地杀入敌阵，再次和敌人厮杀在一起。狡诈的倭寇招架不住戚继光军队的猛烈追击，瞬间起了“诱降”之心，假意将抢夺的金银财宝扔到地上，引诱戚家军拣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回师反扑明军。然而，倭寇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戚家军一向纪律严明，人人都对倭寇犯下的罪行有着刻骨的仇恨，这点财物怎么能够动摇他们的抗敌决心呢。戚军愈战愈勇，奋勇杀敌，很快就歼灭了这股倭寇。这一战，斩首308个倭寇，生擒巨魁两人，其余的倭寇都被淹死在江中，这一仗真是大快人心。
戚继光消灭这股倭寇后不久，又有一股倭寇向台州袭来。戚继光立即集合军队，向倭寇的驻地圻头进发。倭寇一听是戚家军来了，便龟缩在营垒里，不肯出来作战。天公不作美，戚家军在外面叫阵之际，却又遭遇大雨天气，戚继光只好在倭垒附近驻扎下来。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天也没开战。原来，倭寇中有人已经打探到台州有备，不想硬碰硬，于是放弃了原定计划，将进攻目标转向处州。戚继光向来眼观八方，当他洞察到敌军的不轨意图后，立即派出一支军队埋伏在倭寇的必经之地，另派一支军队偷偷跟在敌军身后。
倭寇来到上峰岭，看见四处全是茂密的苍松翠柏，便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殊不知，这些松枝其实是戚家军用来遮蔽身体的，没想到敌人如此愚蠢、眼拙，愣是没发现这是个陷阱，还大摇大摆地进入上峰岭。正当倭寇路程过半时，一声如惊雷般的炮响划破山谷的寂静，数千戚家军将士犹如神兵天降，向倭寇猛扑过来，打了倭寇一个措手不及。一时间，戚家军的喊杀声和倭寇的哀嚎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在戚家军的猛烈进攻下，将这些倭寇一举消灭，不留下任何活口。
此后没多久，戚继光又带兵剿杀了许多倭寇，连续取得了胜利。至此，倭寇在浙江一带的势力就已经基本上清除了，浙江又恢复了曾经的稳定和安宁，百姓又可以放心地生活了，再也不怕倭寇的突然入侵。在浙江抗倭的战争中，戚继光曾取得了九战九捷，歼敌六千的辉煌战绩。当戚家军凯旋归来时，台州人民简直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都在狂欢蹦跳，纷纷出城欢迎他们，人群组成一条二十多里的长龙，欢呼声震天，只为了庆贺这支优秀的戚家军归来，还有戚继光这位大英雄的胜利归来。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戚继光被升任总兵，担任闽浙粤三省军务。此时，不甘心失败的倭寇又集结二万七千人，战船68艘，气势汹汹地向福建沿海杀来。戚继光带兵出击，取得水战六捷、陆战六捷歼敌三千的胜利，使倭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月后，打不死的倭寇又从东沙登陆，大举进攻仙游县城，建立东南西三座倭垒，将仙游团团围住了。戚继光终于发狠招了，他立即兵分五路，一鼓作气，只给了自己一天时间，就攻克了三座倭垒，擒斩倭寇千余人，成功解除了仙游之围。敌军惨败之后，万余残寇狼狈不堪，各自流窜到惠安、晋江、同安等地逃生去了。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戚继光召集戚家军进行训话：“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消灭这些倭寇，不能让他们再祸害百姓了。”戚家军异口同声说：“好！”就这样，戚继光先后在王仑坪、蔡丕屹两次战斗中，给倭寇的残部以毁灭性的打击，彻底肃清了倭寇在福建的势力。紧接着，戚继光又挥军南下，来到了广东一带，将与倭寇勾结的山寇吴平的势力进行全部铲除，结束了广东倭患。
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官。两年后，也就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戚继光因为年老多病，于是退休回到了家乡。万历十五年（1585年），戚继光病逝。他生前撰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军事名著都被列入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备受兵家们的重视。
“功不可没”杨廷和
杨廷和，四川成都府新都人，是明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历仕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四朝。因为天资聪慧，少年时的他就已经有一番事业。在他12岁时，又顺利考中举人，一时名扬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杨廷和中进士，当时他年仅19岁，已经成为成化年间最年轻的进士。初任职时，他就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正好到成家的年龄，于是他先告假回乡娶妻，回朝以后担任翰林一职。杨廷和向来风度翩翩，再加之性格沉稳、慎重，因此很受朝廷重视。不仅如此，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明白畅达，还很有法度。他还喜欢考究史事、民间疾苦、边防战事等所有正统作品，真可谓是才具优裕，有至首辅的声望。
弘治二年(1489年)，杨廷和进入翰林院修撰，因为他曾参与纂修《宪宗实录》，之后就被擢升为侍读，侍奉当时的太子朱厚照讲解、读书。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又参与编撰《会典》，破格被提拔为左春坊大学士，充任日讲官，引得他人羡慕嫉妒恨。
正德二年（1507年），杨廷和由詹事府入阁为东阁大学士，专掌诰命起草。当时，不怕事的他在讲筵上严厉指责宠臣权宦刘瑾，也因此和刘瑾结下了梁子。后来，刘瑾借机报复，传令让他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他又升为南京户部尚书，这让刘瑾心里很不舒服。八月，他被召回京城，再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的机密大事。
正德三年（1508年），杨廷和加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此时，刘瑾再也忍不了了，他怕真有一天杨廷和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为了找出杨廷和所撰写的《大明会典》中出现的小差错，刘瑾真是操碎了心，终于如他所愿，成功扣下了杨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的二级俸禄。不久，他又因为撰写《孝宗实录》的成功，被归还原来的俸禄，刘瑾又开始不开心了。
正德四年（1509年），杨廷和又加官光禄大夫、柱国，升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当时的刘瑾愈加蛮横无理，整天找茬儿，而焦芳、张彩二位小人也依附他作恶，招人唾弃。杨廷和与首辅李东阳两人只能从中委曲求全，稍作补救。同年，河北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杨廷和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后，他就正式被升为内阁首辅。杨廷和执政期间，朱厚照几乎很少上朝，经常在大同、宣府、延绥等地游玩，把国家政事完全抛在了脑后。杨廷和屡次进谏劝说，朱厚照根本不放心上。杨廷和无能为力，眼见着朝廷败落，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于是他申请退休，但是朱厚照说什么也不肯批准。
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淫的朱厚照因病去世。由于他生前没有子嗣，也没有嫡生兄弟。顿时间让身边那些宦官们蠢蠢欲动，想趁机弄权。当谷大用、张永到内阁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时，同时也宣布了皇太后的命令，要求内阁学士们选定继承人。这时候，杨廷和拿出《皇明祖训》，告诉他们说：“兄终弟及，谁敢有不恭敬。兴献王的长子，明宪宗的孙子，明孝宗的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按顺序当立。”他的话得到了诸多大臣们的支持。当宦官把大臣们的意见报告给皇太后时，皇太后也表示同意。于是，皇位继承人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使得政权平安过渡，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可以说，朱厚熜的顺利即位，杨廷和是有很大功劳的。
朱厚熜即位后，一直抱有私心，想要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帝，进入祖庙，此举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杨廷和等人提出建议：“继统的同时要继嗣，您应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生父只能为叔叔。”对此，朱厚熜很是不满，数次让大臣们再做讨论，但杨廷和等人始终不肯做出让步，朱厚熜气急败坏。后来，中下级官吏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为了个人利益，迎合朱厚熜的心意，上疏说：“当继统，不继嗣，应该尊兴献王为帝。”
因为有一些人极力支持朱厚熜，朱厚熜心中明显有了底气。第二天，他就立即派司礼太监把他们的意见拿给杨廷和看，并说：“大臣们的意见没有违背祖训，十分合于古礼，所以应该按他们说的办。”随后，朱厚熜在文华殿召见了杨廷和等人，令尊父母为帝、后。杨廷和仍然一根筋，说什么也不肯同意，群臣也一直站在杨廷和这边。然而，心意已决的朱厚熜对群臣的反对再也无所顾忌，宣称要加称兴献帝、后为“皇”。此时的杨廷和彻底心灰意冷，再次请求辞职，朝廷大臣反对者百余人。朱厚熜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朱祐樘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虽然如此，但是朱厚熜对杨廷和等人一直怀恨在心。就这样，他们的君臣关系因此不断恶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下去了。看得出来，朱厚熜已经彻底忘记了他是如何登上皇位的。于是，杨廷和多次请求退休，都未能得到允许。
直到嘉靖三年(1525年)，朱厚熜才允许杨廷和退休，但却在他离开前一天批评他说：“你是因为意见和我达不成一致，所以才选择辞职，这可不是做大臣的所为。”朝中许多大臣上书请求朱厚熜挽留杨廷和，但他根本不加理会。杨廷和离开内阁没多久，朱厚熜就让大臣们商议称朱祐樘为“皇伯考”。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群臣伏阙哭争，结果180人遭到杖责，杨慎被发配云南，并强调永不再起用。接着，王邦奇诬陷杨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杨惇、婿金承勋、乡人侍读叶桂章等互为朋党，把他们都逮捕入狱。后来，由于没有搜集到可用的罪证，只好都释放了。
嘉靖七年(1529年)，《明伦大典》正式编成，这是一本由政府官方刊布的政书性质的史书，属于内府刻本，记录的是关于“大礼仪”事件的所有过程。朱厚熜下诏宣布在大礼议中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为罪臣，共逮捕了134人。就连退休在家的杨廷和也没能逃过，也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执掌朝政期间，在朱厚熜的不断压制下，他依然为朝廷做了不少贡献，比如革除弊政，减轻漕粮和赋税，取消团练，重整边兵，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裁减冗兵冗员，诛杀奸宦头子，使朝野上下为之一新。不仅如此，他还捐资为家乡筑堰开渠、维修城墙、重培宝光寺等，真的是做了许多好事、善事，为后来人所称赞。
嘉靖八年(1530年)六月，杨廷和去世，时年71岁。他死后不久，有一次，朱厚熜问大学士李时：“你去清查太仓，里面到底储存了多少粮食？”李时回答说：“还能够用几十年呢，都是当初您下诏裁革冗员以后积攒下的粮食。”朱厚熜听了以后，感慨地说：“这都是杨廷和的功劳啊！”说完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很怀念杨廷和。
隆庆年初，明穆宗朱载垕还亲自为杨廷和平反昭雪，不仅追复其旧官，还赠太保，谥文忠，也算弥补了他临终前唯一的遗憾。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他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
李时珍14岁中了秀才，在以后的九年中，他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言闻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一心一意地教他。没过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花了整整27年时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
《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撰一部本草书籍。从31岁那年，李时珍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著，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
李时珍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做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药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李时珍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都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在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的蕲蛇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李时珍置危险于身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
当时，太岳太和山（今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只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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