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新政”
朱厚熜在位早期，一直把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二人当作榜样，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位后世称颂的明君。于是他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对外抗击倭寇，重振国政，顺利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到了后期，朱厚熜没有即位前期那股劲儿了，虽然他整天痴迷于道教，整年不侍朝，然而依然能够牢牢掌控住朝廷官吏，也算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不仅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也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因病去世，享年60岁。他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顺利登基，成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是为明穆宗，次年改元隆庆。少年时的朱载垕，因其母亲杜康妃失宠，他又不是长子，所以很少得到父亲的宠爱。他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实行了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内外得到大治，才有了明史上的“隆庆新政”。
朱载垕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他才得以稳坐皇位六年。当然，这与他的性情是息息相关的。当他还是个小皇子时，母亲就经常教导他凡事要小心谨慎，不要张狂。因此，从小他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隆庆一朝虽然时间短暂，但当时朝中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等人，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人。在他们的精心辅佐和努力下，朱载垕实行了一系列得到臣民赞誉的英明举措，一改其父亲朱厚熜一朝留下的弊端，使朝廷为之一振。
朱载垕一上台，就立即下令停止朱厚熜时期的守斋祈祷等迷信活动，并将当时所有的方士交由司法部门审理定罪。不仅如此，他还撤消了朱厚熜生前一直进行着的一切迷信殿堂阁亭的营建。很快，朝政呈现出了崭新的局面。与此同时，朱载垕还为前朝四十多年以来先皇手下的冤狱进行了平反。其中，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受冤者人员中，最著名的首推清官海瑞，这项措施赢得了广大臣民的极力赞誉。
过了没多久，朱载垕又下令免除了天下一年的赋税，以及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前地方上拖欠的田赋。说是拖欠，其实是当时的官员在后面捣的鬼。他还制定了“安民生、足国用”的财税政策，对一些受灾地区的赋税进行适当的救济，只为了减少百姓受灾后的痛苦。朱载垕还是一个厉行节俭的主儿，从不挥霍浪费。据当时的人们说，朱载垕每年在吃的上就可以节省下十几万两银子来。朱载垕在清理前朝弊政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官吏考核制度。那些以前不在考察之列的王府官员们，后期也要被加入进去进行定时审核。朱载垕即位以来一直没能闲着，除了严惩那些贪官污吏，还提拔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员，使隆庆初年朝廷的吏治为之一新，大有中兴气象。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曾大胆上书说：“请打开对外贸易，变私下贩卖为公开贩卖。”不久后，朱载垕便下令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一些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如果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如此以来，不仅减少了十几年来的倭寇之患，还使得明朝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同年，朱载垕还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的相关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也正是在这时，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也因此出现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局面。虽然仍存在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是，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会被视为合法经营。因此，“隆庆开关”不仅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而且可以有条件地公开进行较为正常的发展。
隆庆四年(1570年)，朱载垕开始关心北部边境防务，并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以巩固边防。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的孙子名叫把汉那吉，当时因为家庭纠纷，一气之下投奔了明朝。后来，俺答汗率领蒙古兵到明朝边界要他们的人，时任宣府大同总督的王崇古坚守不出，因此双方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随后，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与安排下，明朝派出一名使者与俺答汗进行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用把汉那吉交换曾经背叛明朝，投奔蒙古部十余年的汉奸赵全，事件才得以和平解决。
除此之外，朱载垕还有一个天大的优点，那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凡是他信任的大臣，他就会无所顾虑，放手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明朝与蒙古两百年来的互相征战，终于在朱载垕的治理下告一段落。从此以后，草原上的硝烟少了很多，两个民族之间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征伐事件发生了。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宫中突然传出了皇帝病危的消息，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庆皇帝，从此再没有站起来。36岁的朱载垕就这样匆匆走完了六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10岁的朱翊钧，他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成为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次年改元“万历”。明神宗在位时间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俺答封贡，边事晏然
在朱载垕还是王爷的时候，他就十分关注国家的边疆。刚一上台，朱载垕就立即任用当时有名的将领戍边，并启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主要负责京城门户防卫与东北边防，戚继光的“车马阵”也就是在这时候发明的。朱载垕还任用曹帮辅为兵部侍郎，与大将军王陵都督宣府、大同总管西北边防。并把剿匪的重大责任交予总督王崇古、谭纶二人，就此天下大定。
“庚戌之变”发生之后，蒙古各部依然在不断地找机会进犯明朝。多年来，蒙汉之间陆陆续续发生的战争确实不少，使得这两个民族都不能够安心生产、安心生活。蒙族首领俺答汗在扩张势力的同时，也曾试图想要恢复与明朝的经济关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与汉族发展贸易，但明廷始终也不肯给个准信儿。
“俺答封贡”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年)，这是在明朝发生的极少的事件，因为这次事件没有采用任何军事手段，就缓解了与外族的敌对关系。正是在明朝中央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的精心策划下，再加上地方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操作下，借着把汉那吉投奔明朝的机会，顺利达成了封贡及互市，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与此同时，明朝又借此铲除了赵全等汉奸，大大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形成了往后上百年明朝北边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格局。
事情是这样的，自把汉那吉的父亲铁背台死后，他就被俺答汗的妻子克哈团悉心照顾。等到把汉那吉成家的年龄，又给他娶了妻子比吉。没过多久，把汉那吉又嚷嚷着要娶亲，原来他又爱上了一个叫三娘子的漂亮女孩，而这位女孩正是他姑母的女儿。更让人无语的是，当时的俺答汗也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也倾心于俺答汗，于是三娘子很快就投入了外祖父的怀抱。这对于把汉那吉而言，真的是心痛至极。
因为俺答汗夺爱，把汉那吉对他极其不满，于是召集阿力哥等十余人，赶到大同万里长城边界，要求大同巡抚接见他们。在宣大总督王崇古的说服下，把汉那吉到明朝受降，并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后来，俺答汗追到大同，得知把汉那吉未死，非常高兴，开始着手谈判营救计划。
当时的蒙古部战力虽强，但是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大气候。但在居于板升的汉奸赵全的帮助下，蒙古部有了很强的组织力。他们正如张居正所说：“本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图也。’”蒙古部在张居正眼中还不如赵全等人。因此，明朝的态度是要求俺答汗“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俺答汗封贡归顺，其实是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与明朝的对抗中，俺答汗少有败仗。
俺答汗只因为疼爱孙子把汉那吉，才会直奔大同要人，对于把汉那吉投降明朝，俺答汗总是有一种“日夜恐中国戕其孙”的感觉。而明朝对于“讨汉奸”的要求，在孙子安危面前也变得细小。在俺答汗看来，他们之所以多次入侵明朝北边，其实也只为抢夺，绝无他意。如今可以封贡称臣，虽然会损失赵全等一班军师，大大损伤了战力，但是有互市在后头，还可有大明这个大靠山，对俺答汗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互市之作用，在于安定外族之民。想到这里，俺答汗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于是答应了大明的提议。
“俺答封贡”于次年隆庆四年（1570年）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达成，以双方各取所需告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而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朝北边的确上百年不用兵革。虽北边亦有说“俺答既入贡，边防大驰，军饷皆入帅囊。啖寇之外，间以遗京。近边之卒，馁瘠无复有生理。而板升生齿日繁，强硬无赖，议者忧之”。但在大明的历史上，至少已经达到止战之效，因此“俺答封贡”实为一种成功之举。
“俺答封贡”基本上结束了明朝与北方蒙古诸部近两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局面。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对万历初年国力的舒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蒙汉双方也展开了正常的互市贸易，北方边境安宁，边境的蒙汉人民也从此过上了安定祥和的生活。
传奇女子“三娘子”
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除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顶天立地、威振四方的英雄汉外，还有一位文武兼备、运筹帷幄，被人们称为蒙古草原三十余年的“巾帼女英雄”。她就是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三娘子”，蒙古瓦剌奇喇古特部哲恒阿噶的女儿。
三娘子，名叫钟金，史称“钟金哈屯”，有高贵显赫的意思。三娘子出身在蒙古贵族家庭，天生丽质、聪慧过人。幼时的她就已经饱读诗书，性格豪爽，还擅长歌舞骑射。待三娘子长大后，能文能武、胸襟开阔、通达事务，深受部落民众的喜爱。后来，瓦剌奇喇古特部落与俺答汗联姻。于是，只有20岁芳龄的三娘子就嫁给了俺答汗，成为了王妃。此次婚姻的缔结，将三娘子推上了可以尽情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不巧的是三娘子出嫁之时，正是明朝政府与塞外草原关系极度紧张的时期。此前，由于俺答汗不守信义，一边打着称臣朝贡的名义骗取明朝赏赐，一边又背弃誓言出兵抢掠明朝边境百姓，明朝多次拒绝俺答汗有关“通贡互市”的要求，对蒙古实施贸易制裁，又杀死了在紫禁城朝堂上放肆威胁明朝皇帝的俺答汗使者。俺答汗见“朝贡”不成，便亲率蒙古铁骑直逼北京城下，劫掠昌平等周边州府。在奸臣严嵩一党的把持之下，明朝政府与俺答汗达成在大同等地开辟互市贸易的协议。
然而，时隔不久，俺答汗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不仅出尔反尔，背弃誓约，还率军进攻大同等地，再次挑起战争事端。经过20多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蒙古的入侵遭到明军顽强抵抗，损兵折将，百姓流离失所，农牧业生产萧条。可以说，明朝之所以衰败，俺答汗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战争中，明朝涌现出马芳等著名将领，几次重创俺答汗的军队。同时，由于俺答汗曾经向明朝称臣，出身黄金家族的部落对他的汗位蠢蠢欲动。另外，原本有利可图的南下劫掠又因为明朝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入不敷出，更威胁了俺答汗的地位，令俺答汗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明朝的关系。
面对这种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三娘子以其聪明才智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与明朝政府和好。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经过三娘子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宣布休兵罢战，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通贡互市。隆庆六年（1572年），为了显示自己今后安居乐业，再也不会四处游牧劫掠大明朝的诚意，三娘子代替俺答汗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修建一座名叫库库和屯的城池。
与明朝政府实现通贡互市之后，塞外草原上的几千里边境地带很快出现了一派祥和、安定、繁荣的景象。此后，三娘子便积极维护与明朝的友好和贡市关系，使得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草原上诸部落对她的一系列作为更是口服心服，也甘愿受其约束。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后来，明朝政府便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向达赖三世许愿回来后，便开始和三娘子共同主持修建弘慈寺，也就是现在的大召寺。两年后竣工，俺答汗又不惜花费巨资，铸成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佛像，由达赖三世亲自前来开光后供奉在寺内。在修建归化城时，俺答汗已经进入老年，并且疾病缠身。三娘子为了替丈夫分担，于是积极辅佐丈夫处理各种事务。万历九年(158l年)，俺答汗和三娘子再次扩建归化城，又修筑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外城。
就在这一年，俺答汗永远地离开了三娘子，“忠顺夫人”三娘子很是悲痛，可是她又不想因为丈夫的去世，放弃部落的生死存亡。于是，她立即将这个消息告知明朝政府，并上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表示会继续忠顺。明朝政府看出她的诚意，也立即派遣使者携带厚礼前来祭吊俺答汗。三娘子对使者从不敢怠慢，当时以主人的身份答谢了明朝使者。此后，三娘子便彻底执掌兵权，她的一举一动都与北方地区的局势息息相关。明朝政府深知这一利害关系，又赏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两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她不断约束蒙古各部，为蒙汉双方的和平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时，俺答汗的长子黄台吉依照旧俗，想娶继母三娘子为妻。其实在之前他就已经对三娘子情有独钟，这样他就可以全盘接收俺答汗的所有妻女和权力。对此，当时已经32岁的三娘子刚开始强烈反对，还为此闹过小脾气，率领俺答汗生前赐给她自卫的1万精骑出走。没过多久，明朝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便急速派大臣郑洛前去劝说三娘子。三娘子为了顾全大局，也是出于对明朝廷的尊重，最终同意与黄台吉成婚。随后，明朝政府封黄台吉为顺义王，三娘子第二次被封为“忠顺夫人”。
黄台吉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后，经常埋怨其父亲不该与明朝议和，屡屡想要再次挑起事端。三娘子一再相劝说：“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黄台吉听后非常信服，从此打消了与明朝开战的念头。不久后，三娘子因其子的婚姻问题与部落内部发生纠纷，三娘子派遣精锐骑兵迅速包围了板升城，爆发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杀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一百多匹。战事持续了足足五个多月，最终降服了板升城。
万历十三年（1585年），黄台吉病逝，其长子扯力克自立为王。本来，三娘子想把手中王印和兵符传给自己的爱子卜他失礼，以继承汗位。不过，三娘子权衡利弊之后，又将王印传给了扯力克。此时，已经37岁的三娘子以年岁渐老为由，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政府感觉到三娘子隐退十分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扯力克说：“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于是，扯力克便休了所有妻妾，与三娘子合帐成婚。
两年之后，扯力克正式继承顺义王位，而明朝政府深知三娘子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第三次诏封她为“忠顺夫人”，赏赐也十分丰厚。而扯力克呢，自继承王位后，成天无所事事、不思进取。更过分的是，他常年不理政事。后来，三娘子发觉扯力克不能成大事，只好把部族里的大小事务全由自己处理。为此，明朝政府经常给予三娘子丰厚的赏赐。三娘子对此十分感激，曾经多次向明朝政府表示“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不知因为何事，宣化镇附近有两名部落首领背叛盟约，率兵进入边境引起骚乱。三娘子闻讯后，立即派兵前去征讨，最终擒获叛乱的两名部落首领，使得边塞又恢复了平静。同年秋季，位于塞外草原西侧的火落赤部落挑起事端，顺义王扯力克居然背着三娘子，私自出兵帮助火落赤部落扰乱明朝所属的洮河等地。明朝边关将领立即派遣使者将军情告知三娘子。三娘子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派出使者前往火落赤部落，要求扯力克立即率兵东归。扯力克迫于三娘子的压制，非常不情愿地率兵而归，洮河之乱也就此平息。因为此事，明朝政府下令停止通贡互市两年，三娘于对此深表歉意，又将挑起事端者缉拿后送交明朝边关将领。于是，明朝政府又下令恢复中断的通贡互市。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扯力克去世，围绕着王位的继承问题，扯力克的孙子卜石兔台吉和三娘子的孙子素襄台吉之间发生了一场夺嫡之争。后来，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政府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了卜石兔台吉。为此，素襄台吉多次咒骂其奶奶三娘子，憎恨其不将王印相授。
三娘子的一生，精心辅佐了三代顺义王，始终坚持与明朝友好的政策。在近四十年中，长城内外出现了和平的景象，三娘子在蒙古草原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不仅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符合人民的愿望。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64岁的三娘子因病去世，被安葬在美岱召内，明朝曾经遣使给予赐祭七坛的隆重祭礼。
“言行不一”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他本来不叫“张居正”这个名字，而是叫张白圭。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他的曾祖父张诚的一个梦说起。就在张居正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曾祖父梦见月亮落在一个大水翁中，顿时清光四溢，一只白龟逐渐浮现在波光荡漾的水面上。第二天他梦醒后，认为这是个吉兆，于是在张居正出生后，便为其起名白圭，也就是“白龟”的谐音。
少年时的张居正仪表不凡，自幼聪颖绝伦，在家乡还有“神童”的称号。嘉靖十五年（1536年），12岁的张居正投考生员，得到荆州知府李士翱的赏识，并为其改名为张居正。13岁时，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又颇受乡试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的看重，随后二人就成了忘年交，顾璘称其为“小友”。16岁时，张居正中举，顾璘盛赞其为“国器”，并将中举的犀带赠给他。后来，顾璘担心他过于顺利，会得意忘形而终无为，想要好好磨砺他一番，于是强制他落榜。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那年他才23岁。从此，他成为明代政治家、最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大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开始，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吹雨打，到嘉靖年间时，已经是百病丛生、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当时的朱厚熜，整天幻想着如何才能长生不死，每日在京城里设坛修醮，青烟缭绕。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将朝政大权托付给了奸相严嵩。当时的严嵩父子早已经虎视眈眈，便趁机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做了不少贪赃枉法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张居正辅政初期，一直尽心尽力，用他非凡的魄力和超人的智慧，自上而下地整饬朝纲，励精图治，奋力抵抗倭寇。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因病去世。按照古代的官制，做儿子的理应为父亲守孝三年。但是，明神宗朱翊钧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理由，下诏挽留张居正，让他继续负责督责改制。朱翊钧的“夺情”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的确有利于改革。然而，其他人却纷纷指责张居正大逆不道，贪恋权位，认为他不回乡守制就是违背了祖制和封疆纲常。过了许久事态才平息，但张居正始终处于与多数官员为敌的境地，落得个贪权不孝的骂名。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把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两方面。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就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要想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前提是要勘核各类土地。说干就干，张居正于万历八年（1580年），下令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还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的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后世誉他为“宰相之杰”，一点儿都不过分。据说当时张居正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张居敬。有一年不幸得了重病，需要回乡休养一段时日。保定巡抚张卤碍于张居正的面子，例外发给他“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后来，张居正得知了这件事，立马把“勘合”交还给张卤，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因此，对于明王朝来说，当时的张居正的确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治国之才。
但是，张居正并不是像海瑞一样的人物，他在政治方面，可以做到清正廉洁，这毫不质疑。但是在生活方面，张居正自己也不敢打包票，因为他对生活要求很高，向来追求奢侈享乐。张居正晚年时，他的生活更加荒淫腐败。每次朝中大臣暗示他：“不可如此奢侈享乐，给自己的子孙们留点福。”可是他只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们：“孔夫子曾说‘食色性也’。”原来他之所以如此骄奢，是受了孔夫子的谆谆教导。可是孔夫子还说过“一人知俭一家富”，而他为什么偏偏不记得这句呢？依然一味地贪图享受，生活一天比一天荒淫腐败。他贪吃、好色暂且不说，他还好美食，而且更喜欢佳人。如此种种，人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期间，每次提拔官员，在与他们谈话时，他都直言不讳地说：“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想保吃和穿，当好这个官。”虽然话说出来不好听，但是道理却极其深刻。对于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张居正来说，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生猛海鲜、名茶好酒，他早已没了兴趣，没了胃口。好日子过得越久，嘴巴也越刁，舌头也越灵，胃口越大，品位也就越高。于是，张居正吃的境界也蹭蹭提升。当时，在他府中当差的厨师，每天除了做好当天的菜肴，还要想好第二天的菜肴。为了每天做到吃不重样，厨师们可谓是费劲了心思，想破了脑袋。也正是张居正的逼迫，那些厨师的手艺也愈加精益求精，简直登峰造极。
不仅如此，张居正还独创了一道在中华食谱上都查不出来的名菜，叫做“鸡舌羹”，这道菜曾经是他的最爱。虽然鸡舌在当时并不难求，但是要做出一碗好吃又完美的“鸡舌羹”，那得需要真本事。要不即使有再多的鸡舌头，也烧制不出一道完美的“鸡舌羹”。可见，张居正的好吃和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
朝廷上下，无人不知张居正清正廉洁，也无人不知他贪图享乐、好吃好色。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被籍没时，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其家产虽不及大贪官严嵩，但也相当可观，其贪贿之状由此可见。
张居正娶了七房正式的姨太太，还不包括他的那些妾，以及那些长期、短期的性伴侣，要是都算进去，那数量有点惊人，比皇帝逊色不了多少。为了保持旺盛的性欲不减，为了储存足够多的雄性荷尔蒙，张居正还经常吃一些壮阳的药物。食、色、性三样，在他这里都同等重要，平分秋色。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为了巴结张居正，还把所谓的“房中术”传授给张居正。即使年近六旬，张居正每天除了忙政务，还要忙家里。他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可是张居正仍然沉溺声色，身边常有美人作陪，过着天上人间的生活。
当时的戚继光在镇守登州时，听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到黄海捕获一种名为“腽肭兽”的小动物，这个动物又俗称“海狗”，用它的阴茎和睾丸煲汤喝，对身体有一定好处。戚继光一心只为了顶头上司的身体，没有多想什么，只负责定期把这些“补品”送往北京，给张居正煲汤喝。殊不知，张居正自己也在大量使用“春药”。不知道是不是两种药物混着喝的效果，张居正喝了这种汤以后，不仅奇热攻心，而且阳亢无比。即使是数九寒天，他依然头顶冒汗，后来他的头发开始脱落，热火烧身上升至头，即使冰雪天气，他也不戴帽子。自此，一到冬天，其他官员们为了配合张居正，也不戴帽子，一律光头，这也成为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万历十年（1582年），因为张居正长期大量地吃各种壮阳补肾的药物，以至于他身体一天天垮下去，最后病得一截大肠脱出肛门之外，流血不止，痛苦不堪。就这样，仅仅58岁便一命呜呼了。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提及，张居正其实死于春药过度。夺走他性命的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区区痔疮，而是由于他吃多了壮阳药，药性太过燥烈，又服用寒剂下火，因此发病身亡。张居正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在他过世前十天，皇帝还加封他为“太师”，成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职之人。
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朝中的反对派们开始活跃起来了，率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上疏例举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万历帝朱翊钧看完此疏后，依然有些犹豫不决。这时候，敏感的朝臣们心领神会，随后弹劾的奏章如同雪片一样不断飞来……一时间，闹得朝野上下乱哄哄，最后终于说服了朱翊钧，下令要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朱翊钧颁发了查抄荆州张家的诏书，并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木舜等人主持这次的抄家行，这就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面目表现到了极致。在他们还没有赶到张居正的老家，就已经命令地方官员闯入张府门口，彻底封闭府门。府中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逃出，门就已经被彻底封闭了，最终饿死十余人，其中还有三名婴儿。
此番查抄张居正家所获的财物，据刑部当时所列的清单，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其实，这与朱翊钧原先的估计相差甚远。或许少的那些财物都是被张居正贪图享受用了吧？
科学的“先驱”徐光启
回顾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小皇帝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也算是卓有一番成效。十年过去了，除了国家财富的增长之外，朱翊钧也逐渐成为一个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1582年），当初的小皇帝朱翊钧开始亲政。
朱翊钧虽然贪图享乐，懒于处理朝政，但眼界还算开阔。他鼓励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并提倡明朝的官员研习西方数理知识以及新的科技用于本国建设，比如西式的火器与水利办法。徐光启就是当时最早一批学习西方科技的明朝官员，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人。他不仅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
徐光启，是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的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贫穷的小乡村，在他家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幼时的他，每次进学堂读书时，就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不仅精通商业，而且博识强记，对阴阳、医术、星相、天文等方面十分精通。徐光启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她操持家务，每天从早到晚纺织耕田，深深具备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对徐光启日后重农兵、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到徐光启长大后，他就决心考取功名，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20岁时顺利考中秀才。后来，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教书。他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古代的农书，开始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与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于是，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再加之连年遭遇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难得的考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两年后，他又再次转移至浔州。他在韶州教书时，很幸运地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他与传教士的第一次碰面。后来，他还去了郭居静的住宅，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形的，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所有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便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只为了学到更多丰富的知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参加应试，本来应该落选了，却又被主考官焦竑在落第卷中去除，并提拔他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之所以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得到焦竑的大力赏识，并被提拔为第一名的。但没过多久，焦竑就被朝中大臣屡屡弹劾，最终丢了乌纱帽。第二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于是，屡试不中的他又乖乖回到家乡继续教书育人。
在同郭居静交往的那段日子，徐光启听说有一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也在这里传教，并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给当地的读书人。这下徐光启彻底坐不住了，四处打听利玛窦的具体下落，想要当面向利玛窦请教各种问题。后来，在熟人的介绍下，徐光启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立即专程前往南京去拜访。徐光启一见到利玛窦，就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可以向他学习西方更多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也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于是二人就交谈起来，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之际，利玛窦还送给徐光启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终于决定在南京接受洗礼，一家人都加入了天主教。后来，徐光启还成为教会中最得力的干将。第二年，徐光启终于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中秀才，36岁中举人，43岁考中进士，掐指算来，他为科举功名花了整整23年的时间。可以说，徐光启是明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便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早已经把徐光启当做至交，所以爽快地答应了。利玛窦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每次都能够准时到达，一刻也不耽误。此外，徐光启在公余之暇，还经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间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利玛窦的培训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已经熟练掌握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并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希望利玛窦能够跟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一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犹豫不决，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想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前曾经有一个姓蒋的举人也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半途而废的。但是徐光启坚持认为，只要肯下一番苦功夫，肯定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
同年冬天，他们二人就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利玛窦先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每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做一番推敲和修改，然后再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到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反复复。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十分认真，常常到了深夜还不肯休息。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就忙到第二天。到了第二天更顾不得休息，继续翻译，总想着要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完，才觉踏实，才肯罢休。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有了更多的时间对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也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撰写了序言，这些序言都表达了徐光启对西方科技知识的真实看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有人极力举荐召回徐光启。徐光启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于是又写信给自己的好友焦竑，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看得出，他不但自己立即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直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竑还把徐光启推荐给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终于得到袁可立的赏识。后来，他们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这时徐光启虽已年近六十岁，但是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l9年)，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在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进行得并没有那么顺利。徐光启也因为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正式提出回天津“养病”的申请。同年六月，辽东兵败，他又再次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于十二月，再一次提出辞职，回到天津安度晚年。
狂士李贽之死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福建晋江（今泉州）人，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因避讳明穆宗朱载垕的“载”字，改名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是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他幼年丧母，跟随父亲读书，自幼善于独立思考。在他十二岁时，写了一篇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下人”，一下子点中儒家理论的软肋。后来，迫于科举的需要，他不得不以《四书》《五经》为课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26岁的李贽得中举人，中举后因经济困难，没能继续参加科举。四十多岁时，他又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进入明朝高官的行列。但三年的任期做满之后，他已经对官宦生涯彻底厌倦，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觉得自己与官场上的迂儒昏庸及假道学者们不能相容，终于在万历九年（1581年）辞官，携带家人离开云南，寄居到湖北黄安。正常情况下，他应该衣锦还乡，泉州的亲族也这样期盼他，因为这样一个退休官僚回家，对亲族还是有庇护作用的，但他宁愿漂泊异乡。
过了没多久，李贽又迁居到麻城龙潭湖芝佛院后，就一直在那里待了近二十年。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也留下了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以《焚书》《藏书》最为著名。李贽认为自己的言论针砭了当世道学家的膏肓痼疾，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也必定会焚弃，所以取名《焚书》。关于《藏书》，李贽充分发挥史论的作用，对历史人物做了重新评价。他自称这是一部“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作品。在当时看来，李贽的确敢“言别人不敢言”，说出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心里话。他的著作在受到了许多人喜爱的同时，也引起了麻城当地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一些不满，他们围起群攻。于是，李贽干脆削发为僧，与鄙俗断绝。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麻城几个无赖还纵火烧毁了李贽所住的芝佛院。李贽的老朋友马经纶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来，把李贽接到通州居住。这时候，李贽已经75岁了，他觉得自己活这么久是他的倒霉与不幸。李贽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却没能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看到传统历史观的错谬和伦理道德的虚伪，不幸的是，他自己正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有切肤的痛与恨，却不能重建新的历史观、道德观。他言论攻击、调侃、批判的居多，建设的少，有时难免偏激、矫饰。他生命的巅峰，是在狱中的壮烈一死。
在对待死亡这个问题上，李贽曾在一封信里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可如何？”在李贽眼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根本不值得再活下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而是死在哪、怎么死？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李贽知道自己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对于死，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宁可死于女人之手，不可死于假道学先生之手；二是“荣死诏狱”，他认为死于诏狱是自己最好的死法。武将死于战场，马革裹尸；文人为了自己的思想，死于捍卫自己思想的牢狱之中，也不失为人生一件快事。只是可惜，他的愿望只能达成一半。最后他是“荣死诏狱”，也是死于假道学的黑手。
关入牢房的几个月后，李贽被皇帝下诏赐自尽。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镇抚司审理后，提议将他押他回福建原籍，这种处罚相当于现在的监视居住。判决还没有下达，李贽要求侍者为他剃头，便乘机取刀自割喉咙，流血倒地。当他在血泊中，狱卒问他：“你疼吗？”李贽以指蘸血在地上写到：“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要自割？”李贽又写到：“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宁愿选择在异乡做孤魂野鬼，也不愿意活着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当然，他的自杀不是冲动的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严肃行为，是对“死必有胜于生”之理由的真实印证。李贽在血泊中又辗转了两天，才气绝死去。可见，李贽对死的洒脱，以及对朝廷的绝望之情。
万历“三大征”，元气大伤
万历前十年，张居正辅助明神宗朱翊钧处理政事、更张祖制、整饬朝纲，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番新气象。等到朱翊钧20岁时，正逢张居正逝世，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亲政的日子。朱翊钧不仅是个权欲很重的人，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在他亲政早期，他先后发动了规模巨大的万历“三大征”。这三征分别是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进一步巩固了汉家疆土。
宁夏之役
宁夏之役，即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来是蒙古族人，嘉靖年间因为得罪了酋长，父兄被斩杀，一气之下才投了明军，屡次为明立功，随后被任职为都指挥。万历初期，他又被封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一千多人，专门管制宁夏。
万历十七年（1589年），哱拜以副总兵辞职，他的儿子哱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主动请率所部三千人前往支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于是，哱拜于万历二十年（1582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煽动明朝军锋刘东旸一起叛乱，还杀死了宁夏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并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朝廷，并索取敕印，张惟忠不从，随即自缢而死。
此后，刘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了宁夏。之后，叛军出兵连续攻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只有平虏一直攻不下。叛军又以许诺明军西北长城防御战略要地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城）为诱饵，得到河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的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为之一震。
同年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仗着蒙古势力的支持，兵力更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麻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同年四月，明朝又任命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
同年七月，宣府游击将军麻贵等捣毁河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了外援的力量，在加上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又发生火并：先是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一时间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哱拜见大势已去，便在家畏罪自缢。
同年十一月，明神宗亲自登皇极门朝百官，举行宁夏大捷庆礼和献浮仪式。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之役，即平定杨应龙叛乱。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之间，那里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都盘踞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明朝初期，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期，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川巡抚谭希思在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两地设防。第二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没想到失败了，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在总督李化龙的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续攻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打败了杨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携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
同年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同年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再次战败。刘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同年六月，刘綎又破大城。杨应龙知道如今大势已去，没有反抗的机会了，于是和他的两个妾自缢，他的儿子杨朝栋、弟弟杨兆龙都被俘，还斩杀了杨应龙的部队两万人。明军入城，平定了播州。后来，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朝鲜之役，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1582年），掌握明朝时期的朝鲜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向来沉湎酒色、弛于武备、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不仅毁坟墓、劫王子陪臣，还剽掠府库。随后，又攻入开城、平壤等地。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到兵败的消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明朝再次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了战局。后来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李如松险些阵亡。
同年三月，刘綎、陈璘二人率军抵抗明军。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了日军的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为了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就此破裂。
万历二十五年（1587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人入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因李如松战死，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
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同年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牺牲。同年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虽然这三大征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因征战历时多年，丧师数万，耗银更要以千万计，致使百姓遭难，大明的国力也从此开始转衰。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辽东蹦出个努尔哈赤
明朝后期，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努尔哈赤，是爱新觉罗氏人，即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各部，以后又合并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各部和长白山东北的东海诸部。在统一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并命人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朝鲜使者来到京城，除了进贡一大批人参外，还带来一个十分紧急的消息：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在北方自称天命汗，建立“大金”政权。朝廷内阁以及朱翊钧听到这个消息后略有些惊讶，这个叫努尔哈赤的人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可能自封天命汗？一向在战争上很认真的朱翊钧问别人：“此人难道不知道自封天命汗的后果吗？他难道是想造反吗？”
可朝廷不了解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崛起的这个努尔哈赤要比以前的那几位闹事的首领强出许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明朝九边重镇空虚多年，这种所谓的空虚正如大学士叶向高指出的“无大将，无可战之兵”。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叶向高上疏请求“修理”努尔哈赤，但并没有引起明神宗朱翊钧的重视，他只是在经济上制裁了一下努尔哈赤，可叶向高所谓的“修理”就是对其用兵。叶向高的主张没有得到朝廷关注后，他就开始研究起这个努尔哈赤来。他希望此人只是个草莽英雄，但研究的结果却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
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是明朝建州三卫之一的建州左卫都督。当初，明朝为了控制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就采取让他们互相牵制的做法，谁也不能做大，建州三卫必须平衡发展，谁若做大，明帝国就收拾谁。不巧的是，到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这一辈时，由于兄弟众多，所以建州左卫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朝廷立即采取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镇压。然而，到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这一辈时，气焰明显没有他的祖父强大了，他的父亲只不过是建州左卫支部的一个酋长了。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按照宿命的安排，永生永世都会为大明效力。但天有不测风云。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忽然娶了建州三卫之一、建州卫都指挥的孙女。本来这并没有什么，但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和祖父觉昌安并非常人，他们经常骚扰明朝边境。辽东总兵李成梁气愤不过，就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向两人的老巢发动了一次攻击，并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打败，不久又杀掉。在这场战斗中，努尔哈赤不但失去了曾祖父，也相继失去了祖父和父亲。
明朝给出的这个答案应该很明确——是误伤。努尔哈赤十分恼火，心想：“我曾祖父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死了活该，但我祖父和我父亲可是为你们领路的，你们说一句是误伤难道就完了吗？”他跑到明军那里，要讨个公道。明大将李成梁也觉得对不住这个年轻人，就给了他许多好处。这些好处包括，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都督敕书一道、祖父和父亲的尸体。
努尔哈赤不干，在他看来，这些好处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首先，都督敕书虽然是许可了他当建州左卫都指挥，但此时的建州左卫已经不是从前的建州左卫了，它的辉煌已成为过去。努尔哈赤无疑是得了个空衔，死了几位亲人，换来一个空衔，谁干呢？他虽然不同意，但明朝却用两百多年的存在和无数兵马震慑他，他只好同意。被人逼迫下的同意永远都不可能坚持太久，当他得知原来是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图伦城城主唆使明军去攻打自己的曾祖父时，他把怒气撒在了这个城主身上。
但是，图伦城城主敢怂恿明军攻击别的少数民族，就证明他是明军的培养对象。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朝想以他的力量来控制建州女真各部。在明朝的积极培养下，该城主得到了建州女真许多支部的拥护。努尔哈赤的建州左卫被人称呼为满洲部，就是这些人也都倾向于图伦城城主。
努尔哈赤只好自己动手，率领一百人去进攻图伦城。这一年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25岁。图伦城立即就被攻破，城主逃跑。努尔哈赤气得直叫唤，似乎是为了撒气。第二年，他招收了四百多人攻克了一个小部落的城池，接着就是一系列疯狂的攻城掠地。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他已经收服了三部，统一建州已经提上了日程。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图伦城城主正在一个部落中吃香喝辣。他立即带兵攻占了此地，图伦城城主再次逃掉。
努尔哈赤无处泄愤，一想到明朝杀了自己的父亲，就把当时城中的汉人杀掉了19个，然后又把6个汉人射伤，让他们带着箭去明朝传信：“将仇人图伦城城主送来给我。”明军见他这两年的确折腾得还算可以，又见图伦城城主简直就是个笨蛋，就顺水推舟说：“你既然要杀，就来军营杀吧。”努尔哈赤果然就派人跑到了明军处，图伦城城主没有了明军的保护，立即被诛杀了。
在外人看来，大仇已报，努尔哈赤本该消停了。但他没有，接下来的几年内，他开始了对建州各部的战争。凭借着“打仗不要命”的特质，七年后，也就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打败了海西女真的九部联兵，成功地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的翅膀已经完全硬了，但他似乎明白一件事：自己现在还不可能跟明朝直接对抗。于是，他经常给明朝的皇上送礼。他记得前几位差一点就统一建州女真的人的下场，这些人对明朝的不恭敬而导致家破人亡。
他就像一个忠实的奴仆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明帝国这个主人，当明朝边境的士兵逃到他处时，他主动又给明朝送回来。一个叫克五十的木扎河部头人袭击明朝边境，他去把人活捉了，在特意征求了明朝的同意后将这个头人处死。他手下偷盗明朝的马匹，他立即将其处死，并且报告给明朝。大家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人会背叛。大明帝国以其雍容豁达的态度看着努尔哈赤表面所做的一切，泱泱大国的风范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展现最愚蠢的一面——接连不断地给努尔哈赤官职。当努尔哈赤戴着“龙虎将军”的帽子出现在北方时，他已经开始向北面最强大的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展开攻击了。
这些官职给努尔哈赤带来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所征服的诸部在被他征服前，认为被他征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脑袋上扣着的是大明官职的帽子。事实上，大明帝国在他的伪装下给他这些官职就是把一根绳子交给了他，他用这根绳子很轻松地将建州女真捆了起来。大明帝国就像是睡熟的傻子一样，任凭努尔哈赤在四处捆人，然后松绑，进而使那些人成为他自己的人。
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了西海女真扈伦四部最强大的哈达部，活捉了其首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帝国感觉努尔哈赤雪球滚得太大了，就派辽东巡抚肖淳跟他讲：“你的仇已经报了，哈达部怎么惹着你了，即使惹到你，你也应该先报告朝廷才对，马上给我放人。”努尔哈赤把人放了，但当他灭掉其他三部后，又将哈达部重新灭了一次。这种“温故而知新”的行为并没有被大明帝国再干扰，在这种似乎可以认为是许可的情况下，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已经掌控了北到黑龙江流域、南抵朝鲜、东到大海、西南则抵辽沈边界的疆域，明朝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也由他接管了。当他称天命汗，建立“大金”政权后，叶向高早已不在朝廷。但叶向高对这位爱好打仗，并且打了无数仗的少数民族首领的预测，已经得到了最有力的证实。
当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让辽东巡抚李维翰把类似“取消你的天命汗和你的大金国，你拥有的土地都是我大明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传给努尔哈赤的时候，努尔哈赤觉得向大明正面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种信心的鼓舞下，他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豪情，向大明朝正式进攻了。
萨尔浒之战，以少胜多
萨尔浒战役，是明帝国与新兴的后金政权之间，爆发的一次具有决战性质的战役。当然，这不算终极决战。此次战役，以明朝一方惨败而告终。该战役的结果对日后双方力量和政权的发展走向影响极大。一方是明朝日渐走向衰败；另一方是后金政权不但避免了本政权灭亡的可能，反而日渐羽翼丰满，最终成为了明朝无法回避的劲敌。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地，明朝损兵折将，丧师失地。东北前线战败，北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由于建州军侵犯明朝边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统领各路人马，议定兵分四路，于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发动进攻。西路出抚顺，直扑赫图阿拉，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南路出清河城，从鸦鹘关出击，担任助攻任务，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北路出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开原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东路出宽甸，从东面进攻，辽阳总兵刘綎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十万余人。杨镐坐镇沈阳，居中调度，督促诸将进兵。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双方总体力量对比，明军兵力上占优，明军十万，且枪炮众多，利于远攻。而八旗兵近六万，多使用弓矢刀剑，适合近战。但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八旗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熟悉辽东地形；在指挥上，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存在问题。而八旗统帅努尔哈赤身经百战，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面对敌情，后金将领认真分析形势，积极应对，精心部署，沉着应战。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勇健绝伦”，屡建军功，但秉性清高，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三月初一，杜松率西路军突出冒进，黄昏进抵浑河，冒寒涉渡。半数部众渡河后，遭到后金军伏兵袭击，杜松匆忙分兵为二，留一部分火器辎重在萨尔浒山扎营，亲自率领一部进攻后金新筑的界藩城(今抚顺与新宾交界之铁背山)。此时，后金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率八旗军进至界藩城下，针对杜松部署，议定分兵两路，各为四旗入阵。努尔哈赤亲至，改变平分兵力的部署，命两旗兵援界藩城；自率六旗主力急趋萨尔浒山，猛攻杜松后方辎重，歼其大部；随即回师驰援界藩城，八旗兵从山上和山下合击杜松，大破其众，又追击二十余里至勺琴山，搜剿残余。杜松、王宣、赵梦麟等战死。至此，明军西路覆没。
杜松战败之际，明军北路正行近于赫图阿拉。军情紧急，努尔哈赤立即率八旗兵北上迎敌。闻西路败讯，马林匆忙扎营于尚间崖，并飞骑向沈阳报讯，请示进止。不料金兵突然杀到，女真铁骑如狂飙骤雨，势不可挡，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连破明军三座大营，马林急收残卒逃走。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北路明军又全部溃散。击败西路、北路来敌之后，努尔哈赤返回赫图阿拉。当时东路的总兵刘綎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綎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綎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集兵破敌的著名战例，并成为明金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后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后不到两年就占领了辽阳和沈阳，吞并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从而奠定了大清朝300年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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