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有点推功揽过的气度

    南怀瑾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功过时，曾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做阐发，他说：“中国文化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同佛家讲到菩萨，道家讲到神人、天人一样。就是有好处，也绝没有一点自私，应该是大家的，好处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点不能要。”正如南怀瑾所言，人要有些推功揽过的气度，这是处世的智慧。

    春秋时期晋文侯手下有一名掌管刑狱的官员叫李离，他为人公正严明，素来被百姓敬重。有一次，他听察自己因对案情判决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晋文侯知道后就对他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

    李离不为所动，答道：“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

    文公又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李离并未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心相篇》有言：“责人重而责己轻，弗与同谋共事；功归人而过归己，尽堪救患扶灾。”能够推功揽过是人生一大境界，愿意如此的人往往是厚德载物、雅量容人、能屈能伸、大智若愚之人。如果他是一位推功揽过的领导，他能以其睿智和善德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如果他是一位推功揽过的下属，他能以其厚德重义的品性赢得同僚的尊敬，以及领导的看重。西汉赵广汉做郡守时，就经常“推功善归下”。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赵广汉也因此成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

    然而时下，一些人以“功劳显赫”自诩，酷爱躺在“功劳簿”上一劳永逸，认为天底下就数我劳苦功高，所有的“功”是自己的，所有的“过”都是别人的。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人往往在处理不符合原则的事情时，喜欢说：“你看着办吧！”，将一切“功过”全推给了别人。长此以往，练就了一身推卸责任的“好功夫”，最终为人唾弃。

    三国时期，孙权大败关羽，收回荆州之后，设宴庆功、犒赏三军。筵席上，孙权把大将军吕蒙置于上座，并对众人说：“荆州久攻不下，今天成功夺取，都是吕蒙大将军和大家的功劳啊！”孙权把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大家，令众将士深为感动。后来，孙权讨伐曹操手下大将张辽时，大败而归，孙权诚恳又地说：“这次失败，完全是我轻敌所致，从今往后我定当改正。”孙权推功揽过的做法，深得将士们的拥戴和敬重。也因此，看似最弱小的东吴集团远比刘备一方团结，并且存活得更久远。

    同时代，还有一位风云人物和孙权的交际方略形成鲜明对比，他就是袁绍，出自“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他的势力一度强大，威震中原。有一回打仗获胜后，他竟当着众将士的面吹嘘说：“要不是我料敌如神，采取侧击包围的战术，我们怎能这么快就攻下来？”众将士面面相觑，不敢多言。后来，官渡之战，袁绍惨遭大败。这时候，袁绍不但没有反躬自省，而是把责任迁怒于他人。他揽功推过的行为，招致众叛亲离，最终抑郁而终，子嗣也为曹操所灭。

    与人相处中，推功揽过是一门巧妙的法宝。孙权运用了它，从而很好地树立了威信，赢得了将士们的拥戴，成就了一番事业；袁绍舍弃了它，结果引起众叛亲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推功揽过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相互关心、配合默契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并能给人以信心、鼓励和宽慰，使其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当然了，推功揽过并不是一味迁就照顾。应该是在坚持原则，遵章守纪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调动群体积极性创造性的原则，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劳动付出。对功，一是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号入座”；二是多把好处让给他人，不要功劳全占；对过，一种态度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一种是对非原则问题亦可为他人承担，绝不逃避责任。尤其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具备推功揽过的风气才能内部团结、上下齐心，则才能够攻坚克难，带来生机活力。

    《菜根谭》中写道：“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当我们面对功劳取舍以及过错的承担时，切莫斤斤计较，拈轻怕重。出现失误时，惯于撇清自己的人往往会被群体所排斥。尤其是年轻人，更应该有一股推功揽过的担当，敢于负责，不怕挫折，不怕担责任。这样才能成长，才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铺垫了自己前方的道路。

    2.具备听逆耳忠言的勇气与胸怀

    南怀瑾说：“忠言逆耳，古有明训。讲话固然不容易，能够接受，能够听话的更难。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忠言往往就是逆耳的语言，也最有价值。假如一个人听忠实良言感到厌倦逆耳，不仅辜负了他人劝诫的美意，更难以反省自己言行的缺点，失了敦品励行、改邪归正的良机。

    公元前207年，刘邦非常幸运地比项羽早一步攻占了咸阳。他踏入咸阳的第一件事就是进秦宫察看。秦宫内宝物无数，美女如云，让刘邦感到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满足，产生了想好好地享用这一切的念头。随行的樊哙看出刘邦的心思，故意问道：“主公是要做一个富豪，还是要统领天下？”刘邦说：“当然是统领天下。”樊哙继续说：“秦宫里珍宝无数，美女众多，这些都是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请速返回灞上，千万不能留在宫中。”但刘邦根本听不进樊哙所言。

    军师张良知道后，对刘邦说：“秦王昏庸无道，百姓才起来造反，您才得到了这一切。您替天下百姓除掉暴君，更应该维护形象，节俭度日。现在刚到秦宫就想享乐，怎么能行呢？忠诚正直的话不顺耳，但对行动有利；好药一般都很苦，但却能治病。望主公听从樊哙之言！”刘邦这才听从了樊哙、张良的劝告，马上下令封库，关上宫门，返回灞上。刘邦的及时离开，让项羽打消了对刘邦意图称王的怀疑，也因此在鸿门宴上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刘邦一马。

    《孔子家语》中有云：“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古代明君圣主临朝听政的时候，往往会让公卿献讽喻政事的诗歌，让盲人献民间乐曲，让百工进谏，把寻常百姓的话传语于朝廷，近臣尽规，亲戚补察，才有以事行而不悖。原因很简单，从老百姓中搜集上来的民谣、传说、歌谣、顺口溜等，顺耳的不多，或是插科打诨讽喻时弊，或是嬉笑怒骂责问达官贵人，或是义薄云天谴责皇上，这些话估计远没有近臣的话，来的顺耳好听，也没有国戚的语言称心如意，也不会像那些当官当出个精的大臣们善于溜须拍马，提建议那样婉转含蓄，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实情民意。

    唐朝初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批评了三件事：“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负担；民间女子梳高髻的时髦习俗，是受了皇宫嫔妃的习染。希望陛下能够采取措施，制止和改变这种现象。”唐太宗看到后很不悦，对着宰相房玄龄发火道：“皇甫德参的用意是不让国家使用一个劳役，不让收一粒粮食的租税，不让宫中的人留头发！”希望宰相能够同意他对皇甫德参严加处罚。

    魏征看穿太宗的心思，上前劝道：“自古以来，凡是上书的人，大多数都言词激烈，切中要害，不这样就不能打动皇帝的心。言词激烈，看起来好像是诽谤，其实用心是善良的。即使是狂夫之言，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应当听一听，取它正确的一面，抛弃不正确的一面。陛下千万要慎重从事，万不可因一时的偏见，感情用事，随便处置一个勇于提尖锐意见的人，否则以后还有谁敢在您的面前大胆直言呢？”魏征的话使太宗心服口服，他接受了皇甫德参的谏言，并赏赐皇甫德参绢20匹。后来，唐太宗又提升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给了他在朝可监督文武百官，在外可巡视地方政事、财政等一系列权力，朝政吏治因此一度清廉。

    佛家有句禅语：“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毒中矣。”现实生活中，说“漂亮话”甚至假话者，不仅是自身的一层“保护色”，更是为了逢迎他人，故“漂亮话”颇有“市场”。相反，忠言之所以难听到，看似是因人们不愿、不肯讲真话，其根源还在听者身上。人们往往不习惯于接受监督，不能正确对待批评或意见，有的还视批评为“对手”或“死敌”。渐渐地，在身边讲真话的人自然就少了，讲真话的氛围也消散了，因为没有人会自讨没趣，去触你的霉头，吃力不讨好。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意思是说真实的话未经加工，所以不美妙动听。辞藻华美的言辞、文章，内容往往不真实。因而，让身边的真话有市场，让忠言有渠道进入你的耳中、心中，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去掌握的能力和缔造的氛围。我们必须有勇气与胸怀，能静下心来，听得进去，而且听了不怒发冲冠，暴跳如雷，不给谏言者穿小鞋，扣帽子，真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3.非原则问题，该让的让，该忍的忍

    南怀瑾认为，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忍耐和包容才是让群体延续和安定的关键。在他的著作《金刚经说什么》里这样写道：“所谓的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学佛的一个次序。布施、持戒还好办，忍辱最难办。你说自己心也很清净，戒律也很好，那是你没有受到打击的时候，打击一来啊，就火冒八丈高了，也管不了清净不清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所以忍辱是六度的中心，因为那是最难最难的。也因为这个原故，大乘菩萨必须进入无生法忍，才能登上菩萨地。”

    唐朝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奔逃四川，唐王朝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幸好郭子仪带领勤王诸军，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玄宗还都，郭子仪也因功封王。后来唐代宗继位，把其爱女升平公主许与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妻。

    有一回郭子仪做寿，子婿纷纷前往拜寿，唯独升平公主没有来。于是郭暧很生气，两人便吵了起来。郭暧说：“你不就是倚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只不过是不屑于做天子罢了！”升平公主听了大怒，乘车飞奔入宫把这件事报告了父亲，没有想到代宗却说：“此事并非你所能知。他们真是这样，假使他们想要做天子，天下怎么会是你家的呢！”代宗安慰劝说一番，就让公主回去。

    郭子仪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立马就将儿子郭暧囚禁起来，自己入朝等待代宗的惩处。代宗知道了，却对郭子仪说：“有一句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儿女闺房中的话，你去管他干嘛呢？”郭子仪这才放心离去。终代宗一朝，郭子仪虽屡遭谗言，却始终没有受到贬谪，不得不说代宗宽容大度，实为中兴之主。

    南怀瑾说：“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660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地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一天，当寺庙里的老和尚回屋，在进门之前发现屋里有个小偷正在翻找财物，老和尚不忍惊动小偷，就在外面等候。等到小偷出来欲走，撞倒守在门口的老和尚，惊恐万分。老和尚看见衣衫褴褛的小偷，脱下外衣披在小偷身上，望着月光下渐逝的背影双手合一：“阿弥陀佛，但愿我能送你一轮明月。”

    第二天晚上，当老和尚回屋时，发现门口放着一件叠放整齐的衣服。老和尚长叹道：“阿弥陀佛，我终于送他一轮明月了！”

    人生的快乐与否，在于是否能够把握住那些需要把握的分寸。譬如说，我们应该与人为善，也应该学会维护尊严和权利。其中的分寸就是二者兼顾，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该让的让，该忍的忍，该谅解的谅解。所谓的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泰山不捐土壤，故能成其高。茫茫人世间，与别人产生误会、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事。假如不注意的话，在我们轻动仇恨之时，仇恨便会悄悄成长，最终会导致堵塞了快乐的源头。

    有一位名厨曾言：“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怎样努力做菜做饭，都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胃口。厨艺如此，做人亦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别人未必都合自己的胃口，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你又何尝能符合每个人的胃口？”有量才有福，有度量的人才是真正有福之人。

    更何况，一旦双方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时，得理者的忍让态度，能使对立情绪“降温”。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宽容是大度，而非懦弱。这般的豁达宽容，对于化解矛盾，赢得友谊，保持家庭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你的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

    南怀瑾说：“领导人对部下，或者丈夫对太太，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这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人性纰漏，无论我们对他人或他物是“爱屋及乌”般关爱，抑或“憎乌及鹊”般憎恨都终归不是正常的，亦非是能长久延续的正常情绪。

    明神宗朱翊钧十岁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因为年幼，对权力没有什么概念，加上在太后李氏的严厉教导之下，也没有太多的自由。整个朝政基本上都把持在首辅张居正的手中。张居正由此得以推行“万历新政”。幼年时期的神宗对张居正非常尊敬，有一次张居正腹痛，神宗还亲自做了一碗辣面给他。这样和谐的君臣关系一直维持了十年。

    随着神宗的逐渐长大，他逐渐对权力有了渴望，然而在张居正的压制之下，神宗根本就没有掌权的机会。和张居正站在同一战线的太后李氏甚至对神宗说过，三十岁之前不能掌理朝政的话。长期受到压抑的神宗开始对权臣张居正产生了怨恨。并且在外部因素的制约下，万历皇帝只能是隐忍不发，怨恨之情变得更加强烈。

    公元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仅在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在神宗的暗示下，言官就开始弹劾张居正旧部，逐渐将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后来，神宗干脆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张居正险遭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长子也自杀于狱中。

    人很容易走向极端，如同剑走偏锋。要能爱之而不宠，恶之而不恨，容得下不同观点，甚至容得下相反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南怀瑾提倡人生须要修炼，要保持良好的心境与心态。爱与恶，犹如菩萨与魔鬼，其实很多时候只在一念之间。如果能够把握这一念，不就能够妥善地解决人生本不该有的烦恼吗？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控制好好恶心理：在爱时，不娇腻，不纵持，不为日后的恨埋下隐患。

    周武王消灭了殷朝之后，召来姜太公问他说：“将如何处置殷纣王的战士、百姓？”姜太公回答说：“我听说谁如果喜欢一个人，那么连那个人屋上的乌鸦都喜欢；如果憎恨一个人，连那人的墙壁角落都恨到。全部杀掉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统统死光，怎么样？”

    周武王说：“不可以！”姜太公退出，邵公入内，武王问他：“该如何处置殷纣王的战土、百姓？”邵公回答说：“有罪的杀掉，无罪的释放，怎么样？”武王说：“不可以！”邵公退出，周公入内，武王问他：“该如何处置殷纣王的战士、百姓？”周公说：“让他们各人回各人的家、各种各的田，从前、现在没有什么变化，亲近那些有道德的人。”武王说：“平定天下的胸怀多么宽广啊！凡是尊重士人君子的人，是因为他们仁爱而有德行。”

    子张问孔子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迷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正如《诗经·小雅·我行其野》所说的：‘即使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人的好恶平衡源自自身修养的高低，与聪明或蠢笨无关，乾隆皇帝智力非凡，仍旧对和绅“爱之欲其生”。可见，聪明的人虽然可以不被别人蒙蔽，可总难免不被自己蒙蔽，自我迷惑了就难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一爱一恶之间就难免做错事。这也是为什么南怀瑾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称为最愚蠢的事。

    南怀瑾曾说：“每个人的气度、知识、范围、胸襟，都不同。你要成大功、立大业，就要培养自己的器度，像大海那样大；培养自己的学问能力像大海那样深。你要修道，要够得上修道材料，先要变成大海一样的汪洋。所以佛经上形容，阿弥陀佛的眼睛‘绀目澄清四大海’，又蓝又大，就像四大海一样。而我们的眼睛太小了，有时连眼白还看不见呢！当然，观点和气魄都不行了。”我们在评判任何人或事物的善恶，以及表达对任何人或事物的感情时，都要从本心出发，不菲薄，亦不妄抬；不仇视，亦不溺爱；不偏见，亦不优待。

    爱或恨往往是内在审美的具象表现，但内在审美对我们常人而言，其实是黑箱。我们不清楚自己的内在审美，我们只清楚，哪些事物让我们有好感，哪些事物让我们有反感。所以常人总是把爱恨的原因归结于外在事物，对外物进行贪爱和嗔恨，而忽视了对自我内在的审察。佛家有言：“心净即佛土净。”多一些平和，多一些自我审视，宽容地去理解他人行为，宽容地去看待事物的发展。如此般，我们才能弥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缺陷，包容身边的人和事物，与之和谐共处。

    5.苛刻要求别人，孤立的只能是自己

    南怀瑾说：“人不能有‘察察之明’，太过精明，眼里一点都不揉沙子，不会装糊涂，这就是居上不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是你不能容忍别人有一丁点的缺点，那做你朋友的人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北宋名臣吕蒙正以温良恭厚著称，他从不喜欢记着别人的过失。在他初任参知副宰相时，第一次以这个身份踏入朝堂，就有一位中央官吏在朝堂帘内指着吕蒙正说，“这小子也当上了参知政事呀？”吕蒙正装作没有听见而走过去了。与吕蒙正同在朝班的同事非常愤怒，同事下令责问那个人的官位和姓名。吕蒙正急忙制止，不让查问。下朝以后，那些与吕蒙正同在朝班的同事仍然愤愤不平，后悔当时没有彻底查问。吕蒙正则说：“一旦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则终身不能忘记，不如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为好。不去追问那个人的姓名，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当时的人都佩服吕蒙正的度量。

    班固在《汉书》里写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班固看来，是勉励君子独立特行的意思，有些“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意味。我们现在要对它作些引申，即，人不能对别人要求太高，不然就会失去朋友，被人孤立。这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无疑同样具备指导意义。

    人们可以自己大声喧哗毫不在意，却很难忍受别人的大声喧哗。我们常常会生气，常常跟人过不去，和自己过不去，甚至别人占用提款机的时间稍久了点，就会很不耐，不免口中嘟囔几句。古人说得好：“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世界上最难的事，大概就是去了解并理解别人了吧。如果你的日常生活的的确确会莫名生气，对人苛刻，那么你真的需要去改变心态了。

    邴吉是汉宣帝时的丞相，以知大节，识大体著称。尤其是对下属，从不求全责备。对好的下属，他大力加以表彰；对犯了过失的下属，只要是能原谅、宽容的，他都尽可能地谅解他们。

    邴吉的车夫嗜好饮酒。曾跟着邴吉出行，醉酒呕吐在丞相车上。他的属官把实情告诉邴吉，并要求赶走车夫，邴吉却说：“因酒醉的失误而赶走他，这人将在何处容身？你只管容忍他，这只不过是玷污了丞相车上的垫褥罢了。”邴吉没有赶走车夫，车夫也因此很感激邴吉。

    后来，车夫在一次外出时，恰巧遇见边郡发送紧急公文急驰来到。车夫乘机从送公文的驿骑那求取到了消息，得知敌人入侵云中、代郡，他便急速回相府见邴吉报告这情况。没过一会，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把敌人入侵郡吏的情况拿来问他们，邴吉一一答对。御史大夫仓促间不能知道详情，因而受到责备；而邴吉被认为能为边务与职守忧虑，得到了奖赏。邴吉于是感叹说：“士没有不能容的，才能各有所长。假使我不先听车夫说知此事，还有什么功劳能受到褒奖呢？”众人更加认为邴吉贤能。

    孔子说：“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意思是说，少责怪别人，对别人多谅解、多宽容，这样就人就能远离怨恨了。正如孔子所言，生活中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往往会可以容忍别人的一些缺点，尤其在一些领导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原则上严格要求下属，但不会抓住下属的小缺点、小过错不放，这样他们的下属才能心悦诚服地追随于他。善交际的人总是给对方留下余地，所以人际关系总是能够稳定延续下去。

    《汉书·成帝纪》有这样一段话：“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这是帝王的训诫。可见，不论是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宽人克己都是美德。好的人缘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金庸在谈他的小说中说，他最喜欢的人物是段誉，喜欢的功夫是“亢龙有悔”，因为两者都是不做绝而留有余地。这恰巧印证了一句俗语：“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有这样一句名言：“聪明要刚刚好。不聪明让人憎，太聪明让人嫉。”我们也许能够明察别人的错漏，但是有的时候选择不说出来，不让彼此难堪才算是真正的聪明。正所谓：“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我们不做一个拘泥于小节小过的人，无菌的环境的确卫生，人却无法生存；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之下最亮堂，却也最刺眼。少一点苛责，多一点和睦，你会发现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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