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声似乎很近，声响巨大，震颤延续不断。爆炸声好像已平息良久了，餐厅灯泡的灯头还在颤动。母亲退到了房间尽头，面色苍白，黑色的眼眸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恐惧，有点儿闪烁不定。“是这边，是这边。”她说着。“不是。”雅克说，他跑向窗口。人们在奔跑，也不知是朝哪儿跑；一家阿拉伯人进了对面的服饰店，正催孩子们往里进，店老板接待了他们，关上门，上了锁，站在玻璃窗后观望着街道。这时，伞兵巡逻队又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另一侧。汽车迅速地沿人行道排成列停靠下来。只几秒钟，街道上便空荡荡的了。雅克伸出头去，看到稍远处缪塞影院和有轨电车站之间人头攒动。“我去看看。”他说道。
在普沃斯特·巴拉多尔街角处[49][50]，一群男人大声叫骂着。“臭杂种儿。”一个穿着贴身汗衫的小个子工人朝着站在咖啡馆大门边的一个阿拉伯人骂道。他朝着他走过来。“我什么也没干。”阿拉伯人说。“你们都是同伙，一群鸡奸犯。”而后，他朝他扑过去。其他人拉住了他。雅克对阿拉伯人说：“跟我来。”他同他一起进了咖啡馆，现在开咖啡馆的是他童年的伙伴、理发师的儿子让。让站在那儿，还是老样子，但已有了皱纹，个儿小人瘦，面容狡猾而专注。“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让他进你家去吧。”让擦着吧台看看阿拉伯人。“来吧。”他说，而后，他们消失在里面。
从里面出来，工人斜视着雅克。“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应该把他们都杀掉。”“这是气头上的话。想想吧。”另一个耸了耸肩：“去那边看看，看了那稀烂的一摊后再说话。”救护车的尖叫声响起，急促而紧迫。雅克一直跑到有轨电车站。炸弹在车站附近的电线杆处爆炸，当时有很多人在等车，全都穿着假日的盛装。那儿的小咖啡馆里号叫声一片，也不知是愤怒和[51]痛苦。
他回到了母亲身边。她现在站得笔直，面色苍白。“坐下吧。”他将她扶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她身边坐下，握着她的双手。“这个星期已经两次了，”她说，“我怕出去。”“没什么，”雅克说，“会停止的。”“是的。”她说。她以犹疑不定的奇特神情望着他，好似她既相信儿子的智慧，又深信“全部生活”都是由不幸构成的，对不幸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忍受。“你知道，”她说，“我老了。我跑不动了。”她的面颊又有了血色。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紧迫、急促。但她听不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愈加平静了些，以美丽坚强的笑容对着儿子微笑。她像她的族人一样，是在危险中长大的，危险能使她揪心，而她也一如既往地承受着。倒是他无法忍受她那突然显露出的绝望痛苦的面容。
“跟我去法国吧。”他对她说。但她悲伤而坚决地摇摇头：“噢！不，那边太冷。我已经太老了。我想留在咱们自己家。”
六 家庭
“噢！”母亲对他说，“你在这儿我很高兴[52]。晚上来吧，我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尤其是晚上，冬天天黑得早。如果我认字该多好。我也不能在灯下织毛衣了，我眼睛疼，艾蒂安不在时，我就躺着，等着吃饭。这样等两个小时感觉时间很长。如果小家伙们跟我在一起，我还能跟她们说说话。不过，她们来过又走了。我太老了。也许我有老人味儿了。那么，就这样，独自一人……”
她一口气不停地说着，说着简单的短句，一句紧接一句，就好像要将她沉默至今的思想全倒出来。随后，思想枯竭，她又沉默了，紧闭双唇，眼神温柔而忧郁，望着从饭厅关着的百叶窗透进的来自街上的沉闷光线，一直坐在老地方那把并不舒适的椅子上，他儿子像从前一样围着中间的桌子转[53]。
她重新看着他围着桌子[54]转。
“挺漂亮，索尔弗里诺。”
“是的，干净。不过从你上次见过后，应该有变化了。”
“是的，有变化。”
“医生问你好。你还记得他吗？”
“不记得，已经太久了。”
“没人记得爸爸。”
“我们在那儿没待多久。而且，他不大说话。”
“妈妈？”
她望着他，目光温柔而漫不经心，面无笑容。
“我原以为爸爸和你从未在阿尔及尔一起生活过。”
“没有，没有。”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她没听懂，从她那有些慌乱好似自责的神态中他猜测出来。于是，他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他的问题：
“你们从未一起在阿尔及尔住过？”
“没有。”她答道。
“那么，爸爸去看砍皮雷特头的时候呢？”
他用手比画着自己的脖子以便容易理解。她马上就回答了。
“是的，他三点起床去的巴博鲁斯。”
“那么，你们在阿尔及尔？”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他当时在里科姆家干活。”
“在你们去索尔弗里诺之前？”
“是的。”
她说是，也许都不是。需要通过模糊的记忆回溯至当年，一切都不能肯定。穷人的记忆本来就没有富人们的丰富，这记忆在空间的标志极少，因为他们罕离生存之地；同样，在时间里的忆点也少，他们过着一成不变的灰色生活。当然，还有情感记忆，据说这才是最可靠的，但情感在苦难与劳作中已耗尽了，在困苦中，它一下子就被忘却了。只有富人们才能追忆流水年华，对于穷人，逝去的时光只是死亡之路上留下的模糊痕迹。再说，为了能够忍受生活，不能有太多的记忆，要把握住每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就像他母亲那样，也许有点儿不得已，因为年轻时得的那场病（的确，听外婆说是伤寒。但伤寒不会留下这类的后遗症。也许是斑疹伤寒。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也是一个谜）。年轻时的那场病使她几近失聪，并伴有语言障碍，使她无法去学习，而在当时，连最贫苦的人都能去学习。因此，她只得默默地屈从于命运。不过，这也是她找到的直面人生的唯一方式，她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她的情况，谁又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他原本还想让她激情地向他描述一个已经去世了四十年、与她休戚与共了（她是否真正与他休戚与共？）五年的男人。她做不到，他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热恋过这个男人，而无论如何，他不能问，在她面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变哑，变残，他在内心甚至不想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放弃从她那儿了解情况的念头。甚至这个细节，这个在他孩童时印象如此深刻，萦绕他一生，直至梦境的细节，即他父亲三点钟起床去看对一个犯人处以极刑这件事，他也是从外婆那儿知道的。皮雷特是阿尔及尔附近萨海尔农场的农工，他用锤子敲死了他的老板夫妇及三个孩子。“为了偷东西？”雅克小时候曾问过。“是的。”艾蒂安舅舅说。“不是。”外婆说，但却毫未解释。人们找到了已毁容的尸体，房间里到处是血，连天花板上都有，在一张床下，最小的那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后来也死了，但他却用尽全身力气在白石灰墙上用浸着血的手指写下了：“是皮雷特。”人们追捕凶手，在野外找到了傻呆呆的皮雷特。被震惊的公众舆论要求判他死刑，也不给他陈述的机会。死刑在阿尔及尔的巴博鲁斯监狱前执行，观众人山人海。雅克的父亲半夜起身，去观看对犯罪者的警戒性惩罚。据外婆说，他对这一罪行极为愤慨，但却无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行刑未遇到什么麻烦。但雅克的父亲回来时脸色惨白，躺到床上，几次爬起来出去呕吐，然后再躺下。他后来再也不想提起此事了。在听到这件事的当天晚上，雅克自己也躺到床边上，避免碰到一起同睡的哥哥，他蜷缩成一团，吞咽着恐惧带来的恶心，细细地回想着人们讲给他听的，以及他所想象的细节。这些影像追随了他一生，夜晚睡觉时，每隔一段，且很规律地来到梦境中，形式多样，但主题如一：人们在追踪他雅克，要处以极刑。醒来后，他很久才能摆脱恐惧与不安，待回到现实才松了一口气，在现实中，他绝对不可能被处死。直到他长大成人，这个萦绕着他的故事才有了变化，执行死刑已成为可直面漠视的事件之一，现实不再能释去噩梦之苦，在多年中却反而滋生出当年曾震撼了其父的同样的不安，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明显而确实的唯一遗传。这是一条神秘的纽带，将他与那个圣布里厄的陌生亡灵（他自己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死于暴力）连在一起，超越了他的母亲，她知道此事，并看到了他呕吐，但却在那个早晨便忘记了，正如她不知道时代已有了变化一样。对于她来说，时光依旧，不幸仍会随时悄悄地降临。
外婆[55]则不然，她对事物总有定见。
“你最终会上断头台的。”她常常对雅克如是说。为什么不呢？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她不知道，但依她的性格，没有什么可让她感到吃惊。她腰板挺直，穿着预言家似的黑色长裙，无知而执著，她至少是从未屈服过。而更甚的是，她控制了雅克的童年。在萨海尔的一个小农场里，她由马翁的父母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另一个马翁人，他敏感而脆弱，其兄弟们在1848年祖父悲惨去世后便已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了。他们的祖父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他骑在母驴背上，漫行在小岛菜园的石矮围墙间，构思吟诗。正是在一次骑驴吟诗中，一个被嘲弄的丈夫从他的身影及宽边黑帽上将他误认作情夫，从他背后开了枪，以示惩罚，打死了诗人这个家庭道德的典范，他给孩子们分文未留。诗人被误杀的悲剧带来的长远后果，是家中一帮目不识丁的孩子定居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带，他们繁殖生息，远离学校，在骄阳下辛苦劳作。如果从照片上看，外婆的丈夫具有其诗人祖父的某些风采，瘦瘦的脸庞线条分明，目光沉思，宽宽的额头，很显然，他不会与那年轻、漂亮、精力充沛的妻子相对抗。她给他生了九个孩子，有两个很小便死了，另一个女孩救活了却成了残疾，最小的一个生来耳聋，几乎也是哑巴。在那个忧郁的小农场，她一直分担着艰苦的共同劳作，并教养着一群儿女。坐在桌子边上时，她身旁放着一根长长的棍子，这就免去了不起作用的责骂，犯错人头上会立即挨一棒子。她统治着家，要求孩子们尊重她和她丈夫，按西班牙习惯，对他们要以“您”相称。她丈夫对此种尊重未享用多久；他早亡，被太阳和辛劳所耗尽，也许还有婚姻，雅克从不知道他死于什么病。寡居的外婆处理了小农场，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了阿尔及尔，其他人到了学徒年龄便开始了工作。
当雅克大了些，能够观察了时，发现无论是贫穷还是厄运都无法使她动摇。她的身边只剩下了三个孩子。卡特琳·科尔梅利[56]在外帮佣，有残疾的小儿子成了一个健壮的箍桶匠，老大约瑟夫没结婚，在铁路工作。三个人的工资都很低，集中财力刚刚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外婆管理着家财，所以给雅克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贪婪，这并非她吝啬，或至少她的吝啬犹如吝啬空气——人要呼吸、给人以生命的空气。
孩子们的衣服全由她买。雅克的母亲晚上回家晚，只是看看，听听人们说什么，她的精力不如外婆，便把一切都甩给了她。于是，雅克整个童年时期都得穿着过长的外套，因为外婆购买时总想让他穿得长久，并认为孩子按自然规律生长的个头儿总会赶上衣服的尺寸。但雅克长得慢，直到十五岁左右个头儿才蹿起来，于是，衣服还未合身便穿破了。买另一件时，还是按照同一个节约的原则，被同学们嘲笑为奇装异服，雅克只得想法在腰带处让外套膨起，使可笑的衣服变得新颖。此外，这种嘲弄在班里很快便被忘却，因为雅克在班里名列前茅，而在课间休息，足球场就是他的王国。不过，这个王国是被禁止入内的。因为院子铺上了水泥，鞋底磨损太快，外婆禁止雅克课间休息时踢球。她亲自为外孙们购鞋，买那种结实、厚底的高帮皮鞋，希望能永不破损。为了提高鞋子的寿命，她让人在鞋底钉上大个儿的锥形钉。这有两个好处：先磨鞋钉，再磨鞋底，并能查验他是否违禁去踢球了。在水泥场上奔跑，鞋钉确实磨损极快，并显得光滑，这便揭露了犯错人。每天晚上回到家，雅克都得去厨房，卡桑德尔在黑锅子上做着饭，他弯曲膝头，鞋底朝天，就像钉铁掌的马一样，展示鞋底。当然，他无法抵御同伴的呼唤及最喜爱的游戏的诱惑，因此，他不是努力修炼不可攀登的德行，而是想法掩盖过错。于是，包括在中学时，他出了校门后得花很长时间去湿土地上摩擦鞋底。这计策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总会有那么一天，鞋钉磨损得太厉害，或者连鞋底也磨坏了，或大难临头，笨拙地一脚踢在地上或踢在护树的铁栅栏上，鞋底与鞋面分了家，雅克回家时，一根绳系着皮鞋维系着闭紧的张口。这些夜晚就得挨鞭子了。对哭泣的雅克，母亲所有的安慰便是：“这真的挺贵。你怎么不注意呢？”但她本人从不打孩子。第二天，雅克穿上草底帆布鞋，皮鞋送到补鞋匠那儿去修了。两三天后取回来的鞋又布满了新铁钉，他又得重新小心保持着平衡，鞋底滑滑的，极不稳靠。
外婆还能做得更过头。过了这么多年，雅克一想到这件事还感到羞愧与厌恶[57]。他和哥哥从未有过零花钱，除非他们有时同意去看望一个做买卖的舅舅或一个嫁得不错的姨妈时。去舅舅家很容易，因为他们爱他。但姨妈却会炫耀她相对的富有，两个孩子宁愿无钱，宁愿不要钱能带来的快乐，而不愿去感受耻辱。不管怎么说，尽管大海、阳光、街区的游戏都是不要钱的乐事，但炸薯片、水果糖、阿拉伯甜点，而对于雅克，特别是某些足球赛都需要些钱，至少要几个苏。一天晚上，雅克购物回来，臂上挎着从街区面包房取回的烤苹果甜点（当时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炉灶，只得在酒精炉上做饭，因此也没有烤箱。有需要烘烤的菜时，就将备好的菜送到面包师那儿，花几个苏，让他放入烤炉帮着照看），甜点透过蒙布冒着热气，蒙布既遮灰，又用作手握盘边的垫布。他右臂肘弯的网兜里装着那点儿买来的食品（半斤糖、八分之一块黄油、五个苏的奶酪丝，等等），东西不太重。雅克嗅着烤甜点的香味，灵活地躲避着此刻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这时，从他口袋的洞里滚落了一枚两法郎的硬币，“当”的一声掉在人行道上。雅克捡起硬币，查看了一下，硬币完好无损，便放在了另一个口袋里。“我差点儿把它丢了。”他突然想到。他一直尽力不去想的第二天的球赛又重现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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