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迫切希望有这些人参加的一次新会议的召开能成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参加的话，至少大部分人能够参加。不管怎么说，对普雷耶尔会议那一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问题：“知识阶层能做些什么？”我想应该向您说明，我不是说想了解例如今天他们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为帮助本世纪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识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们鼓吹并且参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西方传统梦寐以求的，由哲学家对政权的管理，如今已在数亿人中盛行。然而哲学家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头脑，要管理就必须通过警察机关，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客观性和仁慈心已经有所减弱。当代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和革命者，已被知识分子抛了出去。于是您的问题便又回到这方面来，即“知识分子（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给他们制造的痛苦，他们能够消除吗？”我的回答是：能够，但要有条件，那便是：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可以团结你们想要团结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本人也愿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问：自你发表了那封答复布雷东的信件以后，路易·鲍威尔先生在一篇关于《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书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个美好的信念。对这种离奇说法，您作何感想？
答：对，我看过了。没有评价，也不想谈它。该文的作者就桀骜不驯讲，至少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傲慢。他吊销了我革命的合格证书。对此我感到害怕。当然，他同时也撒了点儿谎。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讲形式的伦理道德，而这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对我明显地倾向于自由工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保持沉默。幸运的是，除了我的这位评论者所认可的传统外，还有另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战争的传统启发了我的论述，而且它还没有消亡，因为它始终都在不息地战斗。其佐证可以在一本名叫“无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里随时见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过，我也知道他们很喜欢读巴黎的报纸，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份颇有胆量的工人阶级的杂志的话，他们会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问：您从前作了一些报告，引起了一些纠纷，在您同那些人结束这些纠纷之前，我们发现，共产党人的新闻机构对您的《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没有半点儿攻击性的言论，也没有半点儿微词。
答：是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报纸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的缘故呢？
问：我曾经同某些活动分子或者说准活动分子作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们大多数都不愿读您这本书。其他人则给这本书冠以这样的名目：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此他们一窍不通。当然，也许是他们不同意您的意见，而又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缘故吧。
答：不错，我的那本书正是同那桩所谓马克思主义论述公案有关。在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之前，必须对批评我的那些意见予以驳斥，而驳斥它们的合适方式，就是不要对那些东西视而不见，要读它们。我极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坏，此外，别无出路。这一点相当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尔[19]的话：“如果你想坚持，那就辱骂吧，但一定要先读一读。”您看，不管怎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不读我的书，却肆意辱骂我，这句话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问：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美学观点辩护。他们纷纷投靠在圣·茹斯特[20]门下，还有一些人投靠在萨德或肖戴罗斯的旗帜下。您不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纷纷投向这些明目张胆的暴乱者有点奇怪吗？另外，还是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同时也并入洛特雷阿蒙、兰波甚至波德莱尔一派（这些人都醉心于制造前进的路障）。也许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存在着这种极有效，又极强有力的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答：波德莱尔思想上的老师约瑟夫·德·麦斯特勒[21]，此人什么都不反对，包括路障在内。圣·茹斯特保卫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至于洛特雷阿蒙和反军国主义分子兰波，共产主义制度便足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那种以这些混乱为借口的人是沙龙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种手法尚不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和流血牺牲，那倒也确实有趣。
问：关于萨德、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有过同您一样的思想观念，只不过他们不敢提出，怕别人说他们是离经叛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现在是感到宽慰和满意的。
答：是的，这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较之和小鬼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须说明，总有一天国王的衣服要被脱光。可是，到那时候大家却能真正地爱上他。人们对这些创造者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绝他们的封赠。洛特雷阿蒙，特别是兰波，他们从没有表现得像他们孤立无援和手握真理时那么伟大，可惜，他们却被粉饰过的神话所迷惑。
问：在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我称之为您的“伦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驳逻辑方法，难道您不认为逻辑方法此刻却正好击中人们的病痛所在吗？而且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逻辑方法”这个词将重新变成一个高贵的字眼。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大多数的哲学体系将受到绝对的谴责。
答：我反驳的不是逻辑方法，我反对的是那种以理性的逻辑方法来取代活生生的现实的思维逻辑。各种哲学体系一直都试图解释客观世界，而不是给客观世界硬性套上某种规律，那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东西。
问：近几年来，在宗教界，大家对英雄主义议论颇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观念，会从中看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答：我不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至于英雄主义，我认为应予选择。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英雄主义来辩护，也不能以笼统的爱来辩护。
问：忠诚不同样属于这种英雄主义范畴吗？
答：忠诚也不属于这种范畴。它本身无所谓品德。纳粹的党卫军也是非常忠于他们的主子的。
问：自然是如此。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做过好事者，和一个做过坏事者，他们都同样可以心怀忠诚。从绝对意义上讲，假如我们排除任何实例，您不认为忠诚可以使人变得正直吗？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发。另外，只要这种忠诚为生命服务，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也可以。倘是这种忠诚是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或以强制手段为代价，那就不可以。不错，关于此类问题，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我曾经是忠诚的吗？”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其内涵首先不是自问一下：“我是否没有失去过尊严，也没有使别人失去过尊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问：您出生于地中海岸边，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认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感情色彩之间，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摇摆不定的。
答：可我的心并不摇摆。我在结论性的意见中也未曾说过，任何事物的解决，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说，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欧洲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这些概念其起源却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体系的中心。我还谈过，与此同时，平衡被打破了，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斗争之中，而且一种活的文明不可能在这紧张状态之外形成，也就是说，不可能离开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地中海传统。就是这些。我发现，在这一论断中，大家十分谨慎，按我的性格，我认为有些过于小心了。在我诞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边，由于距离的关系，在那里人们对欧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这个面貌并不太漂亮，但至少，不应该现在让我说些与我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的内容。
问：你打算将来还要出一部《反抗者》的续集吗？或者，您会对这本书作些修改？
答：可能我要写一本续集，但为什么要修改？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从未以哲学家自诩。《反抗者》一书也并不是专门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书。因此也没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改。我知道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足，即在资料来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仅只在于再现那种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也有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讲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心底的表述，为此，我反复考虑，认真推敲，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在观点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脱节的书。有许多作家，我觉得他们的书是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是彼此照应的，甚或是前后呼应的。
信徒的净化[22]
（1952.5.28）
先生：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对《反抗者》评论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不想对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详尽的回答。对这篇文章，我有时觉得无须争辩，有时又觉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对于您发现了我那本书对形而上学是排斥的这一点，无疑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比如，您对恐怖的分析，对于古希腊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等。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论中提了出来。但，每当我面对基督教哲学家们全方位地向我进攻时，我都有些尴尬。他们说，我的信仰难以解释，从而否定我对基督教有足够的认识，却无视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论及其历史上所花的力气，而您也并非不是如此。我觉得自那时起，便很难用理智的论据来说服您了。因为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指出我的局限性，说我已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我的理论已变得虚无缥缈了。
鉴于此，我只向您提一个触及您的论据核心的问题。您对我把神秘学派、纯洁派和冉森教派，称之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这一观点表示了理解，随后您又强调了有关“净化”的那些神学学说的危险性。您的依据便是，从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那些净化主义者的“政策”看，其后果足可引为借鉴。我本人在《反抗者》一书中也指出过，这种过分的、纯表象的逻辑，把信徒们推到被净化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您已经以教会为武器来反对那些怪论了。而教会也将被认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体，它把慈悲置于净化之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洁派，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如此。尽管从前我曾关注过阿尔比人[23]的争吵，但这一插曲对我来说，已成为相当遥远的过去，已无助于说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这一话题向您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话，那么将怎样解释，在阿尔比人大兴怪论之际，恰恰是教会兴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这一点您也承认，而这种裁判所乃是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警察局；又将怎样解释那些阿尔比人，尽管他们大闹净化闹得使人恼火，但他们却被野蛮地净化和屠杀了；同样又将如何解释，不管神秘学派也好还是冉森教派也好，作为这些派别中最后一批人，并且作为今天的见证人之一，他们在那些净化机中所处的地方也并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净土。难道这些简单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净化”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纯洁派的至善至美论，不是同政治上的纯粹主义不同吗？同样，教会不也是被证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个中介者，而在其行动上，则已远远超出这个限度了吗？最后，您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和对历史上基督教的解释，其本身不也带点儿过分的摩尼教味道吗？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警察[24]
（1952.6）
先生：
《新批判》经过了六个月的酝酿，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我那本《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读到了它，确实是一篇妙文。你们的评价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尽管它的署名是皮埃尔·埃尔威。我读完以后，觉得不得不加以评论，至少对您使用的那个形容词是如此。
我首先假设，《观察家》并不想说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风格上。实际上，那里边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叫人瞠目结舌无从反驳。至少我们应该为作者消息之广、学问之深而喝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肯定已经发现埃尔威先生把阿尔贝·索莱尔同乔治·索莱尔给弄混了，并且很慷慨地把乔治应得的赐予了阿尔贝。在此之后，还是这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为最有资格称爱因斯坦、波赫尔、黑森贝格，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肉体上衰退的理论家”。当然埃尔威先生并没有衰退，还能够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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