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已看不出他这篇文章的妙处能躲藏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他的结论部分吧，不错，说实话他的结论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结论，同那篇发表在《人道报》上由维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题的下三烂文章能够配合，便足以证明埃尔威先生的全部无聊工作都被他干得马马虎虎。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您的合作伙伴应该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常这样宣称。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的书中，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对1905年俄国革命者赞扬的话。在提到暴力和谋杀时，我也试图规定一个界限，谋杀不许超出这个界限。卡里亚耶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例使我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他自己也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开杀戒，而且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临着毁灭。最后，任何人及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逼到这种极限时，也必须是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但对绝对非暴力行为则属例外，不过我不相信埃尔威先生对此能写出一篇有诚意的文章来，在对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协的立场去思考。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发现秘密的面孔，说我有系统地颂扬恐怖主义，因而说我同意使用谋杀手段来对付苏维埃几百万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无耻地向我散布必须在苏联国内进行战争的思想。那样子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即他们受和平思想启示而突发灵感之前，对我的和平主义可并不是那么辱骂和嘲笑的。最后勒杜克还暗示说，我那本书是美国人付的钱。
对这些无聊的议论，我也不想加以讨论，我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书刚以某种方式写出来时，埃尔威们或勒杜克们便宣传活命哲学，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骂人的架势，而且互相吹捧。对此，我不可能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同时对某些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罪状，特别是对我全面谴责的罪状，而这又是埃尔威们和勒杜克们昼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向往着要到乡下隐居一样。您认为写得很漂亮的埃尔威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尽管他的恫吓战术对我不起作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烦恼注定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却仍然要向《观察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您是否认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讹诈手法和以很少掩饰的威胁手段来结尾，真的就那么“漂亮”吗，如果您不是属于那种医生之流的话？因为有一些医生经常会把皮肤的红肿说成美丽得艳若桃花，待其化脓时又说美若乳酪，并且津津乐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观察家》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它如此赞扬那篇文章，那原因岂是一两句话便可说得清楚，或者仅承认它是一篇攻击文章便能了事的吗？我不晓得您将做何种回答，我仅希望您不要把问题缩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诉您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认为您的回答会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也不认为它会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兴趣。
您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比如说把殖民主义同斯大林的独裁加以区别。您这样做是对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人们有权迟疑一下，有权在同意与反对之间权衡一下，也应该考虑一下双方的论据。这些事您也没有必要通知我，而且这种事也并非那么悠闲自在，其实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对当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图把我们动员起来的形势，您却不能仅只为了保卫自己的价值，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裹足不前。否则，您表面上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表现。不幸的是，事情总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您那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须要加以保卫。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处于这种谴责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辩护。其证明便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您拒绝在殖民主义和暴君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而最终乃是您拒绝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拒绝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间作出选择。这正是使我吃惊和愤慨之处。也并非为了我个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为战了，乃是为了整个的事业，为了有时候你们也曾扬言要保卫的那个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仅在这样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出于对光明的热爱，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个形容词。我肯定您是出于大意才那样写的。我觉得这将会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也无须改变您的立场，只消明白无误地表明，那些谎言家、骂人者和一辈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艰苦卓绝地寻求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和大众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够了。倘若您不这样做的话，那么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后他们能相信您并跟随您吗？他们同样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长袍的检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将开庭、请大家起立的人区分开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怀疑您的回答。[25]
反抗和浪漫主义[26]
（1952.5）
主编先生：
您既然建议我对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作一答复，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写一点儿。勒瓦尔文章的开头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结尾处，又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我这个答复却没有丝毫和他笔战的意思。我绝对认为勒瓦尔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讲的许多论点，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抱成见地检查一下我的论据的话，他也将会明白，可以说我对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赞同的。总之，我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这些文章是在反驳我。
首先，您会发现，在我那本近四百页的书中，关于巴枯宁的论述只占了四页半。这足以说明，不能认为我写那本书的动机就是专门研究巴枯宁的，只不过想从他那里找出一些足资我参考的东西，在书中对其他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我写那本《反抗者》的方案始终没变，即从反抗思想中找出并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时研究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关于巴枯宁，我仅只从他身上指出了这种矛盾的一些迹象，在书中我对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问题在于，首先要了解这种矛盾能在巴枯宁身上存在。我坚持认为，他身上是有这种矛盾的。勒瓦尔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宁思想的积极面貌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应该发现，为了使读者理解，就这么一小部分具体问题，他花了不下五十页的篇幅。）至少，他从未打算要否认巴枯宁的文章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们从巴枯宁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中间都能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这已经能够证明文章的作者的这种倾向是一贯的。我不相信有人会对勒瓦尔说，这种思想只存在于他的文学领域中。我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着奈特舍耶夫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巴枯宁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对此勒瓦尔也并不否认。但这却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在此我仅对勒瓦尔对此事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认为我是把巴枯宁作为俄国共产主义之父来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页纸中，我就曾两次明确地提到，巴枯宁在各种场合下都反对专权的社会主义。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说过的事实，乃是为了强调，虚无主义的忧伤感，在反抗者的观念中是存在的。因此，当勒瓦尔详尽地向我列举了巴枯宁大量的积极思想时，我更加证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宁是十九世纪在真正的暴动中能够同马克思对抗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我更加认为，勒瓦尔在他大量的叙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使我在巴枯宁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种矛盾性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不妨走得远些。我们从巴枯宁和其他人那里发现的虚无主义，曾经暂时起过作用。但时至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积极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你们这些1950年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由于他们的虚伪和不大不小的残暴，已使我们感到气愤。而支配着绝大部分革命运动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已使我们反感透了。至于那些所谓独立的左派，实际上已被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慑服，已然依附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下，连自己都觉得不够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缴了械。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亦即是说，在反抗思想的内部去找，去找那种我们需要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无法找到，那么，世界将会崩溃，这个崩溃的世界可能就是正义，但我们自己也将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将是可耻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内部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向往之间正在挣扎搏斗的矛盾之外，别无出路。我在抵抗这种消极思想方面下的工夫，远比医治它要多。
现在人们明白了，对于巴枯宁，我原来的意图是想在他那些虚无主义的声明上画上一个重音符，而绝非对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对于第一国际的汝拉山脉地区和西班牙组成的法兰西联盟，在我那本书的结论中就曾以此作参考的依据，而该联盟却正是由巴枯宁分子所组成。又比如我认为他的思想对于革新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极有启发作用的，而且从现在起就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工会主义的斗士中体现出来了，那证明便是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富有活力。
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景，这个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巴枯宁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把他同他那个时代一起所具有的虚无主义的偏见放在第一位。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应该不停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优秀者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继续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把他们供奉起来。正是因为人们把马克思供起来了，所以主义也就消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则不应该走这条路，它确实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辙，从虚无的主义那里回过头来就能发展，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对这种浪漫主义我曾经批评过，而且今后还要予以批评，但对那种丰富的内涵，我却愿意为它帮忙。
我仅想加以说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勒瓦尔的一句话，那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话，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我的心灵感到苦涩了，那便是他所写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审判官自居。如果说《反抗者》那本书审判了某个人的话，那首先审判的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动不安的，并非华丽的词句，他们已经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经给过我养分，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大家继续前进。我并非是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过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但我却要保留今后对我自己或对别人讲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权利。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们增加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当围在高墙里的我们正摸索着走出去时，却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处那个可以打开的大门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对我所知的情况说话的权利，而且我肯定要说。我感兴趣的便是新生。
唯一能够赋予《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于您，您有权思考，有权讲话，尽管围绕着我这本书，有许多议论，但它们将会平息下去。我坚信，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本书将会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念，会给这最后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反抗与强制[27]
（1952.6.30）
社长先生：
承蒙您的杂志专门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相当刻薄的，我想借回答这篇文章的机会，向贵杂志的读者提供一些对文人的手段以及对该文章所采取态度的看法。该文所采取的态度，是与您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我可以肯定，对此您不会否认。说实话，这种态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而那篇文章的苍白无力又颇使我吃惊。既然我被迫要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那我就只能在确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再这样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实质说，该文称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样，写得比较长，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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