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决定对我那本书进行批判时却对那书中的论点进行了删节和篡改，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那是一本自传的印象，对此我要把他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便足以把我们引到多方解释的道路上去，它可能会使我那本书受到右翼报刊的欢迎。这件事本身就够使我感到一种不大不小的痛苦了。我们不应对一种思想只看它是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来确定它是否正确，也不应由左派或者右派来做这种决定。如按这种说法，笛卡儿就应该是斯大林分子，而佩吉则应该是比内派了。如果这样，那么对的一方我认为是在右翼那边，那么我就成了右翼分子，亦即是说，在这方面，我同您的忧虑毫无瓜葛。然而，我又觉得您的忧虑有些过早了。那么，到底所谓右派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为援引报纸上选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绝对处于政治分类界限以下，我曾有幸得到《里瓦罗尔》报的一顿臭骂。属于传统右翼的报纸《圆桌会议》，在一篇署名为克罗德·莫里亚克的文章中，也极有克制地骂了我一通，从我那本书一直骂到我的性格（不错，我从来也没有用我的名字写文章为这位克罗德·莫里亚克领导的报纸《思想自由》发表的那篇下流文章做过辩护，这您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我在无意中做过这种事，那么为维护我的自尊，我将立即作公开的道歉）。《思想自由》这张报纸（它也确实属于右翼，但并非是传统右翼）对我是不公平的，那一次仅同意不影射我被假定呼吸系统有毛病。以上这三件事至少可以使您的那位合作者重提旧事的企图宣告破产。再有，就是我那本书，有时候被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文学专栏作家们所称赞。的确，我对此感到羞耻。但是，同样是这些报纸，不也经常称赞《当代》的作者们写的书吗？而且这些报纸却只字不提《当代》的作者们曾和维里埃先生一起吃过饭。在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在新闻界目前的状况下，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得到您的合作者的赞同的。我感到战战兢兢，至少我怕我的作品会得到一阵臭骂，或者受到你们大家一致的谴责。说实在的这种事已经发生了，我真不明白我今天的批评者，那时候何以竟会大唱赞歌。

    当他可怜我接受不合时宜的赞扬时，难道我们真的变得浅薄了吗？不是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令人回味。实际上，您的这位合作者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在右翼人士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按他的看法，他们至少有些相似之处，其中便发生着不祥的互相混合。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便会直截了当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向右翼转向，或者变得适应右派的观点，这便是文人手段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也是我这封信的主题思想。但这一条原则，却不适用于《反抗者》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明确立场，然而却正是这一点成了您的那位合作者在我那本书中所瞄准的对象。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贬低这种立场，在强调这条原则的同时，并指出这种立场，如果它不是源自反动的深渊的话，起码也是向着反动的深渊走去。他们这样讲是颇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当代》的编辑们，他们面对着我讲这些话，要考虑到以后怎样和我经常打交道的事，尽管他们不乐于和我交往。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那篇文章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好懂了。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把我划到右派那边去，那么至少，要通过对我文章写法的检查和对我那本书的研究，指出我的态度太过现实了，是反历史的，是没有意义的。接着，第二步便采取专横手段。这似乎在自由作家之中颇为流行。他宣称，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我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是为反动派服务的。事情很明白，我那本书及其作者，即我本人，是同这种论断背道而驰的，于是您那位合作者便勇敢地改写了我的书和自传。附带说一句，由于今天很难把目标放在他为我制造的将来上，以便有一天他依然会振振有词，并使我无法开口，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手段的某些细节分析一下。

    首先谈文章的写法，在你们的那篇文章中，过于慷慨地使用了“几乎是理想的成功”这种字眼，然而紧接下来的便对这种“成功”表示了担忧，并且相当明确地暗示，《反抗者》以其使用的“幸福”这个字眼吸引了右派的思想。我将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使进步作家感到不愉快的事，使他们听一听，好的文风乃是出自右翼之手，而左翼人士，却以其革命的美德写出些蹩脚的文字和不规范的语言。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我绝对不赞成您那位合作者的意见。我不敢肯定《反抗者》这本书是否写得很好，但我却希望它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思想真的是前后不一的话，只要能把这些思想写得很好，也可以使这种不一致得到弥补。你们只不过是假设地在谈一本思维混乱、文笔拙劣的书。但实际上，您的那位合作者，并非真正地关心我的写作文风，也不在乎自己的文风，他那始终如一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实际上是在利用我本人对形式艺术手段和现实艺术手段的分析成果而已。但他却反过来用以攻击我。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形式手段的批判，依据最严格的定义，已然触及了纯艺术形式研究的作品的实质，在这些作品中，所谓主题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我觉得，倘若不是极端的厚颜无耻，那么一本书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和反抗排斥在外，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当时必须事先定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我那本书必须直接置于当前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便在这个历史环境中竖起一面对立的旗帜，而且这就是一种行动，尽管这种行动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那篇文章已经事先做了回答，说的确是一面对立的旗帜，只不过这面旗帜是“过于漂亮也过于极端了”，总之，按他的说法我的写作特点有巨大的毛病，那就是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生存的缺陷”（原文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写得好（至少您的合作者是这么说的）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即使这种生存是有缺陷的，写得好就会远离生活，而只有错句、病句才是贴近生活的，而这种错句、病句又是真实激情的标志，写得好就会远离世间的痛苦，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又寒冷又孤独的小岛上。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旨在把我赶出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我写作风格的研究，便把我赶进象牙塔中，在里面像我这样的沉思默想者，就会毫无作为地凝视着资产阶级无法补赎的罪行。

    接着便以同样的手法来对付我那本书，他无视明显的事实，硬把它说成是一部反历史的教材，是一本弃权论者的教理课本。然后再借助经典著作（我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指出我这本缺乏现实意义的书实际上是为反动思想张目。这种表演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结论先于《反抗者》的那部作品。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坏，如果它是描写距我们极近的历史事实的，就很难给它戴上先验论的帽子。然而你们的文章却论证说，这部作品已然“打算”青云直上了，而《反抗者》只不过是在一群圣使很蹩脚的颂扬声中，为它完成了这种罪恶的，且又不可避免的登龙术而已。自然，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也仍然是把它置于这个位置上。这时，你们的文章便会说，当《外国人》杂志被一种“具体的主观性”（请原谅我引用这种不通的语句）来随便议论时，《瘟疫》杂志发生的事件便被“局外的主观性”所见到了，但这种主观性“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事，只不过从旁边打量而已”。不管《瘟疫》杂志的读者状态如何，即使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读者，只要他愿意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就会明白讲这些话的人是里厄博士，即那本书的主角，他是被收买了来讲那些话的。尽管《瘟疫》杂志以一个客观的专栏作家的名义，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这番话，但它仍然表现得很坦率，并且为了使这种坦率表现得更加彻底，他们把一切都已计算好了，以便使讲话显得更加直率。自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无耻，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只有淫行才是做爱的唯一证据。而《外国人》则相反，它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这是一种客观的、超然物外的做法，也正如它的杂志的题目一样。您的合作伙伴对他诊断的合法性是那么没有自信[28]，在同一段落中竟高傲地声称要授予《瘟疫》杂志的人员以他称之为道德的红十字勋章，但他却忽略了向我们解释，这些被他封赏的可怜人，仅凭着远远地那么打量着，就能使“道德的红十字勋章”发生作用吗？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令人尊敬的组织工作，其理想的冠冕上缺乏美丽的羽饰（但我们却可以在温暖如春的编辑部客厅里找到它），但一方面却无法拒绝在某些道德标准上装饰上这种羽毛，另一方面又使人对这种极简单的“从旁边打量”的行动方式更加喜爱。但何以竟对这种头脑的极端混乱却锲而不舍呢？如果说《外国人》正在向《瘟疫》过渡的话，除了在您的杂志上外，没有任何一位读者会否认它们之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只能是撒谎或者是做梦。除了不顾事实提出证明说我已经背离了历史实际这一论断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这样，从这种对一部作品的背景完全错误的假定出发，当然这种假定最省力，您的合作伙伴终于把矛头对准了《反抗者》一书。他断然拒绝讨论本书的主旨，即从反抗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局限性加以界定，批判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对辩证矛盾的分析，批判客观犯罪论的观念等等。但相反的，他却对书中根本没有的一些提法大加讨伐。

    首先，他从我的写作手段开刀，他宣称，我闭口不谈经济和历史[29]在革命源起时的作用。事实上，我绝不会愚蠢和无知到那种地步。如果我在一部作品中，专门研究希腊喜剧对莫里哀作品的影响，这绝不意味着我否认他作品中有着意大利的渊源。我在《反抗者》中进行的，乃是对革命运动思想面貌的研究。这也并非是我为自己定的一条严格的规定，可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因为在这个时期中，经济乃是我们的奶油之塔，并且有成千上万册书籍及出版物在吸引着非常耐心的公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历史的经济基础上来，吸引到电气对哲学的影响上来。这正是《当代》每天所做的工作，并且是诚心诚意地去做，那么我又何必侧身其间呢？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工。我仅仅指出了，并且我也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以及在其他领域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把人当成神，于是我便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作为课题。下面便是我的原话：“这种研究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对其描述，也并非对伟大的革命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对其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做一个一劳永逸的清点工作，乃是通过某种革命的现象寻找出其连贯性的逻辑，并加以阐述，找出形而上学反抗论的确切主题。”您的合作伙伴引用了这句话，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并没给予重视，但却断言，说我在这些谦虚的语句后面掩藏着最大的野心，并且声明我否认了我自己从未说过的话。并说我为了高高在上的神学利益，对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特别不放在心上云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总有一天我要说话的。我仅在此指出，也是出于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评可能会从反面指责我，说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还想指出，这一次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安慰，那便是我的这种研究手段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赞扬，就是亚历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经指出，后者在批评对上层建筑的解释过于狭窄，并且是很高兴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时也提出过。

    这种有分量的意见使我感到，我所选择的写作手段并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却相信你们的文章，在实质上没有触及我的写作手段。它只不过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并且指责我由于我的偏见，使我远离了社会现实。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写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头所刺中了，他离开我那本书的原文，顾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书，不管他怎么说，起码是现实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写道：“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人的行动和思维的源起中，起着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点，即这种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伙伴的写作手法，使他马上就反过来说，我不承认经济所起的首要作用，并说“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这种“显而易见”是内部所见）我不相信经济基础的作用。既然你决心否定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那么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这种断然的口吻始终贯穿于你们的文章中，从而断绝了任何讨论的余地。天明明是蓝的，你们却硬是让我说成是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我就承认自己是个疯子，要么我就宣布和我对话的是个聋子，此外别无出路。幸亏，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样，于是我就只能逐个检验一下您合作伙伴的论据，以便决定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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