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你们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写出和重新申明事实的真相，这事实就是我的书并没有否认历史（否认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种把历史绝对化了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历史被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在你们的文章和论点之中。此外，你们的文章也承认，我书中有些地方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仅仅是通过各种魔术手段使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他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其范围上讲，我们说，并非仅仅书中的两三个地方反对他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乃是整本书都取反对的立场，就其写作手段、分析内容甚至从它深刻的内涵看，都是如此。一个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评，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个想象出来的论点，就会仔细和我真正的论点相对照，即看看它是否会帮助历史回到虚无主义方面去。这种批评极力试图证明，历史能够赋予自己各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力量价值，或者再进一步证明，人们可以在历史范围内活动而无须求助于任何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将防止自己相信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装比我好的人会做不到。说实话，我对您在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却错了。您的合作伙伴却更愿意在我的推论中取消关于历史问题，以便能更进一步指责我事实上取消了对历史的推论。事情绝非随心所欲便能成功，他采取了把事物扭曲的办法，这同我一贯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个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不错，你们的批评使我说出，存在主义（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囚犯这样的话。于是存在主义便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同时在这块公众耕种的地方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以致我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成了历史的囚犯，也便使我无法逃脱。这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对此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存在主义“暂时已屈服于历史主义和它的矛盾”。你们的文章在这里，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样，用历史取代了历史主义，这样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反过来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种手法是否严肃是否高尚。
还有一点次要的要说，就是你们的批评还以一种极其轻浮的，或者说可笑的或轻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论据，但却不是无意识地用一种想象出来的论点当成我的论点来反对。这样，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审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称，我在教导自己脱离历史，教导自己无所事事，教导自己抛弃一切有效的手段。于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尔及利亚人面前、马尔加什人面前，以及乱七八糟的井底矿工面前，这时他就可以宣布说，这种立场（我可从来没取过这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为了击破论据公正的这最后一道障碍，他只需重造我的自传，为他的论点所用也就够了。比如，他可以解释说，我长期生活在地中海海滩上的舒适但却有些阴沉的环境中，而抵抗运动又仅仅在上述那种条件下向我展示了历史的面貌，而这种条件又使我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然而现在环境变了，历史对于我那精细的感官则显得过于激烈了，于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灵活的方式准备退却，并且美化我的隐退生活，说那种生活乃是艺术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极大的宽容心原谅了这种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并非被强制了解这些殖民主义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使您的伙伴睡不着觉，但它们却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着了。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为止，都是我作战中的同志。他们也并非被强制理解抵抗运动（我在其中仅起着次要作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一种美好形式，对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受过苦难的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一运动中杀人，便是被杀。好像还应该向您说明一下，如果说我在准备一个美好的隐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艺术之中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话，这种态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样，我会径直地把它讲出来，而无须花力气写四百页的一本书来为它辩护了。这种功利主义对我评价的方式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这你们也已了解。你们的文章，我从中既看不出对我的宽厚，也看不出正直，却从中看出了拒绝深入讨论问题的态度，看出了那种背叛某种立场的愿望，而如果不是立即开展一场真正的辩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还是暂时不说也罢。
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怎样解释，你们的文章竟自认为有权如此歪曲一个论点呢？对这个论点我还在继续思考，觉得尽管它得不到你们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经得起无恶意的检验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稍微反过来看一看。这便是想证明一下，你们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从哲学上讲，乃是建立在矛盾冲突和虚无主义之上，从历史的角度看，乃是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首先谈矛盾冲突方面。极其粗略地讲，你们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教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却发现了以下几点：
1.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我这种情况），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2.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后盾，以权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反动哲学（用这种手段，企图也把我牵扯进去，尽管我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3.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要么绝口不谈，要么便冷嘲热讽。第一国际和巴枯宁运动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广大群众之中，但却对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书中的中心思想，却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搁置不理。革命的工会主义，受到了嘲笑，而我为它辩护的那些依据，比如关于它的调查材料，关于它从反动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转变过来的材料等却被避开了。您的合作伙伴就好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开创了革命传统是基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打开了哲学时代的大门。而《反抗者》在赞扬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时，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们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文章竟把我的论点歪曲到这种地步，那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运动才能使用军队和警察。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文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了。因为如果从某种哲学观点来反驳理想主义甚或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如果不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那就很难不把它当成一种反动理论了。而且如果不从马克思及其学生们那里寻求必要的历史资料就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老实说，那也是不可能了。你们的文章，如果说它能够充实某种理论的话，那就是它仅仅加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仅就两个方面谈一谈：
1.拒绝实事求是地讨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并且公开地占领这块阵地。是真是假，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吗？在今天，是否有众多的事实来反驳呢？是真是假，“精神现象学”准许有犬儒主义政治的理论吗？例如，曾经有过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产生过影响吗？这些论点都是我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但在你们的文章中却丝毫不提。例如，关于第一点，我并没有讲过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错误的（相反地我倒是赞扬它），但是，他的预言有一大部分却是落空了。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但你们的文章却说，我赞扬马克思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攻击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充耳不闻的手法，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如出一辙。自您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起，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便强迫他这样想，即马克思的论断是不能碰的。它们绝对不能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也像您的杂志那样，信仰经济基础，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应该是过时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应该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样，对此是无须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会导致否认经济基础，就会又回到理想主义方面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自身的逻辑，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自身的矛盾，不断地自我纠正，或不断地完善自己。凡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的人，都应该对它有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这样做。因此，如果真是取这样态度的话，就必须对它加以充分论证，但你们的文章却对此不予讨论。由于我不能下结论说您的合作伙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一种学说，所以我将仅指出其种种暧昧的表现，似乎这种暧昧态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问题就尤其明显。
2.不错，凡在我书中触及专制社会主义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问题时，他便绝口不提。面对一部作品，在具体研究二十世纪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它有缺乏现实之处，你们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便不置一词，或者是表现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它暗示说，反抗的确实性通常都是表现在令人生疑的欺骗之中。这指的是大家和个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同意专制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革命经验，那么就很难不把恐怖手段当成一种规律来看，而且将永久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集中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书中，对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书时，你们却从来不提这个问题，反而说我没有进入事物的核心。
把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我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你们的文章对一种学说好像是在说：对的，但却对牵连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又保持沉默。必须看到，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种有选择地使用论点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却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对准的，是你们的杂志上的某些社论。为了替他对待我那本书的立场辩护，他必须完全违背《当代》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一条必由之路，也有其归宿，它表露在我们面前那种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总会向着和解的方面发展，到那时我们便将进入最后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称只承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另一部分也好，那么他所选择的那一部分，在哲学上不反对你们的公式，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承认我论点的依据，这就又否认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预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一种永恒的哲学的原则），才能干净而利落地反对我的论点。但是，你们的杂志能够毫无矛盾地、干净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则吗？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足资选择的那么一种归宿，历史又何以会有现在就能看得见的那种道路呢？如果它有那么一条道路，又何以人类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种归宿，那么他们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永无止息的自由中又会怎样呢？这些目标，它们还将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无疑在你们那位批判者的眼里，它们绝不止此，因为他完全避开了使《当代》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个讨论题目，即关于历史走向何种归宿的问题。《反抗者》意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必要的牺牲，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只有为了历史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排斥这种归宿。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详尽地做了阐述，但你们的那位编辑却只字不提。
把人类从一切羁绊下解放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实际上从事历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应该解除他们斗争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可能会把他们抛到任意的地方去。这样，按照虚无主义的逻辑，便从极端自由走向极端需要。这除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奴隶之外，别无其他。当您的合作者，在把别人贬低一通之后，又假装承认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他写道：“在革命方案中确认反抗的存在，无疑对我们的事业的健康是有益的。”而这种赞成的态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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