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又有什么用？尽管你们的文章不想了解这些，但我们大家确确实实是处于风险和困难之中，正在寻求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像你们那样以轻率的态度动辄以审判的口吻讲话，我仅只向你们指出一种矛盾，也不想预断你们将采取的解决办法。至于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任何最后的建议要提，只不过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看到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中应该消亡的东西，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众多的学说中还是在历史上，同时的确也看到了应该继续保存下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保卫这种脆弱的幸运时期。我的这本书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说，我这封信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作者的语气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闭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会一如既往，很虚心地接受。但为使头脑平静起见，又不因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误解了我所写的东西的面孔，似乎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所描绘的历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没给以公正待遇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理，是我们要跨越矛盾的正当愿望。自此，沉默便已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来说，我们没有跨越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将不会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师对抗，以显示我们并非他们那些奴隶中的一员，这一点请你们相信。那么除了在大师们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一种能让大家公开承认的方式？一种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那种效果，正像我这封信中所说的，即公开地否定我的写作手段及其成就。但这又是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创作与自由
保卫自由[30]
（1952.12）
最近，应邀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一篇关于亨利·马尔丹的文章，有人对我说，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别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们已做了安排，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由《当代》出面来维护自由的价值，会影响自由的声誉。只有一种情况，即一个生命在发挥作用时，（比如像罗桑贝尔夫妇那种情况，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们求饶）才会面对各种混乱，表现得无所谓。至于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马尔丹，则比我们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长了在监狱里的时日。
相反地，如果有人对亨利·马尔丹的事情澄清误解不含糊其辞，给他来个一清二白，他很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说清楚的是同时也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就是释放亨利·马尔丹。
首先，是新闻界把亨利·马尔丹的破坏活动同他在军事区内散发传单一事给搞混了，而且经常是故意搞混。实际上，他的所谓活动已被撤销起诉，相反地他散发传单一事已被定性，由海军方面自己解决，并通过军纪做了处理，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处罚比被送上法庭要轻得多了。
依照军事法规，这一违法事件，只需几周或几个月的监禁便足够了，因此亨利·马尔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并且已到海军服刑去了。与此相反，官方法庭却宣布了一项非常重的判决，并且指出，它不认可此事仅只违反了军事法律，从更广的范围上讲，这种传单的性质是在搞宣传活动，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就这样，这件事便陷入了一个很难反驳的反对意见的干预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规定军队士兵必读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说，依据他们的观察，印度支那战争是一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鲜血和痛苦的代价，它是国库开支的一个负担，希望至少要找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应该动用监禁手段。他们同亨利·马尔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是军人。在对亨利·马尔丹的判处不仅仅使用军事法律的同时，有人就把他的情况同那些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人的情况等同起来看待了。如果还对他的判决与众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话，那就会使人认为，由于共产党人的身份才使得对他判决加重了。
如果坚持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这样说，可以监禁，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剩下的，就是对这个决定进行美化，然后就是大造监狱，最好是成千上万地造，以便能容下几百万共产党选民，尽管我们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来说，尽管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却认为对这种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应该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让共产党人同样能得到。
当然，我对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自由的兴趣不抱半点幻想，特别是他们对待反对他们的人。我只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和那些无休止的审判，使人不快，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常常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个儿子前来提出要求，要求对她的丈夫或对他的父亲判处重刑，而这些案件和审判，却会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政权造成最大的危害。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党人，在放弃他们最大的力量，即在个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义不得不退却的那种力量，亦即是说，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们把它放弃，将会一无所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来削弱一个学说的力量的，只有和这个学说作斗争，以保证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一个警察机构，如果不实施恐怖手段，那么它便永远无法解决反对者制造的问题。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所提出来的问题，也绝非用压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彻底的，是不会从极权政体那里得到好处的。它能尽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对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义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义上的力量。因此，它应该要么接受对方的退让条件，承认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进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么便什么也不做，放弃自己的权利任其变成一个极权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以什么名义来同极权政体作斗争呢？）
这个原则对亨利·马尔丹适用。他受到指责的那种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活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惩罚，并非仅仅针对他这种活动而判决，并且十分明显的不公正。依据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标准，应该立即予以释放。
有人告诉我说，只要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继续下去，政府对亨利·马尔丹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只要政府没有动作，这种宣传就不会停止。于是，为了不丢面子，双方都下了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丢面子的。然而，据我看，这个“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它，它愈是不那么漂亮。然而，大家却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于是这件争面子的斗争，就围绕着一个关着犯人的牢房发生了。
如今的监狱，在外表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我们见得多了。但经过进步党派或是反动党派的专政而制造了那么多的残酷刑罚之后，在被引渡到维也纳之前便在布拉格被处决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尽管有几百万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处死刑，但欧洲过去曾以此为荣，现在仍然以此自豪，一个人五年的生命，也会永远保留着这种无法估计的价值。如今，监狱依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行刑场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观不同而把他投入监狱。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释放亨利·马尔丹为借口加以发挥，如果释放他是应该的话。一个非常自信的公道，应该是大度的，它应该从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远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犹太主义中从理论上加以辨别，或者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令人厌恶的逼供者，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这些人应该以一个自由的保卫者身份，以一个反对极权主义者的身份向法国政府提出释放亨利·马尔丹的请求。
西班牙与文化[31]
（1952.11.30）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民主关于自身的胜利，是关于民主自身的原则的胜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热火朝天的时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国，而塞万提斯[32]和乌那穆诺[33]的西班牙，则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当我们晓得了，在马德里，目前的新闻大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为纳粹作过宣传时；当我们晓得了，刚刚给基督教诗人保罗·克罗戴尔授勋的这个政府，曾经是给希姆雷[34]那个焚尸灭迹的组织者授过红箭勋章的政府时，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民主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刚刚欢迎的，不是加尔德龙，也不是罗普·维加，而是约瑟夫·戈培尔[35]。战后七年，这个极端的转向，值得我们向比内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贺。在制定上层政策方面，我们不能指责他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命运多少取决于教育工作者们反虐待的斗争进行得如何。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对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内政府也想到了这一节。
当然，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应尽快进行。但是，怎么办呢？学校是一回事，市场贸易又是一回事！说实话，在这个历史时期，有点像奴隶市场，大家在用军队的牺牲者来交换移民。谈到文化，那将是以后的事。再说，这也并非政府的事。艺术家造就了文化，随后由政府来加以控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开始取缔艺术家了。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一小撮军人和工业家，在谈到莫里哀和伏尔泰时，他们会用“我们”这个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诗人先期枪决后，再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然后予以取缔。那一天，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少可以使我们想到，那个可怜的希特勒还是值得同情的。他无须浪漫地走向自杀那条过分的道路，只要学一学他的朋友佛朗哥，并且耐心一点儿，也就够了。这样，今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到上沃尔特执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会前往埃塞俄比亚去执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颇把那些孩子的父亲们给杀了一些。于是，在一个终于和好了的欧洲，大家便都一起参加文化取得彻底胜利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专为那些将军和元帅举行了盛宴，由有一个班的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为他们倒酒端菜，这些部长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厌恶”一词，在这儿用就显得太轻了。我觉得今后我们反复地说明我们的愤怒也是没有用的。既然我们的政府也很现实，它可以不要荣誉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们在感情上丝毫不能让步，相反地也要变得现实一些。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形势的客观因素使得佛朗哥独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废墟上垮台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保持这种姿态，那么我们在对待摆在我们面前为维持佛朗哥政权辩护的论据也应持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
第一个论据触及不干涉原则，可以把它这样归纳：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只同这个国家本身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自己国内活动。这个原则是无懈可击的。自然，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执政，只与德国有关，关在集中营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也好，是共产党人也好，也的确都是德国人。但八年之后，布上瓦尔德，那个制造痛苦的首府，却是个欧洲城市。原则归原则，它却并不妨碍它的邻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承认我们的邻居能够很合乎礼仪地打老婆，也能让他的孩子们喝苹果烧酒。在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那么一点儿起缓和作用的东西。如果邻居太过分了，我们就把他的孩子们带走，把他们托付给一家社会福利单位。佛朗哥，他就是一个能够做得过分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我们的邻居能够毫无节制地饲养自己的家畜，那你对此就无话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可以轻易地办到，但你却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这位邻居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你又没被强迫在他家里做事，也没有人强迫你供给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钱给他，也用不着和他共进晚餐，总之，你可以无须干涉他的这一切事物，而对他不闻不问。但如果在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如此对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处，他起码会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对自己家庭的爱的观念了。但却不能指定这个四十岁的人会对他的太太讲出什么理由来。对此我们不应怀疑，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从你和他共进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钱给他的时候起，并且还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这时起，你便实行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干涉政策了，尽管是为了反对受迫害。当你偷偷摸摸地把写有“维生素”的标签贴在他用来为自己孩子提神的苹果烧酒的瓶子上时，特别是当你决定，当众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时，你这样做却比他更加残酷，甚至加倍的残酷，因为你是在鼓励犯罪，但你却把它称为美德。
至此，便出现了第二个论据，即要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有很多毛病，因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首先他在国内反共，其次他为反共、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战略基地。对此，我们姑且不问这种理由是否体面，但只问一声这样做是否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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