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西班牙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没有资格谈论它，因为在军事方面，我永远是个门外汉。因为在西班牙采用了不适宜的办法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将会给欧洲的共产主义化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欧洲共产主义化能够得逞，那么西班牙将会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共产主义化。那时，各种论据将会在这个战略纲领中应运而生，并且终将战胜华盛顿的那些思想家。于是那些思想家便会说：“那我们就只好发动战争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可能战胜。但却使我想到了戈雅[36]，想到了他画笔下的那些肢体不全的死尸。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Grande bazana， conmuertos.”意思是：“反对死神的伟大壮举。”
就是这些卑鄙论据，今天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议论纷纷，并为此作辩护。我无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后面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勾当。即便就讨价还价而论，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它可能最终会使某几个时令商品专卖商发财，但却不利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事业，只能损害欧洲人民至今仍为之斗争的某些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佛朗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采取两种态度的理由。如果对负责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我们仅说不能同它进行任何合作，那还是不够的。今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尽快地揭露它，并非它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乃是一个可以为任何政党服务的政府间的联合体。
是的，自佛朗哥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一瞬间起，该组织便从世界文化领域走了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有人反驳我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益处的。关于事务工作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我们起码应该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维护一种谎言是任何益处都没有的。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那倒不如解体的好。总之，文化团体过时了，但文化尚在，我们至少也应该相信，该组织是不会解体的，因为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机构，总会显现出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谎言而消亡。它总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但却不是生存于宫殿中，不是生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马德里的监狱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总会有它的团体，而我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即创造者和自由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卑鄙，反对布拉格的诉讼案件和巴塞罗那的判决，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但却只为一件事服务，即自由。就是在这个团体，我们，我们大家将接纳自由的西班牙。但却不是让它从小酒馆的门口悄悄地进来，不需要辩论，而是公开地、庄严地进来，并且给予它足够的尊敬和抚爱，对它的工作和心灵予以赞扬，并且我们要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大国，它过去曾给过我们，并且现在仍然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忠告。
希望的时代[37]
（1953）
在这个不要记忆的时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绍阿尔弗莱德·罗斯梅尔，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发，那可能倒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这样说就够了，即罗斯梅尔，还有一些在1914年反对第二国际出尔反尔的那些人，是极其少见的活动分子之一。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斗争，仍然对那些在时政的压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着尊敬和友谊，仍然保持着坚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一位工团主义者，1914年，他对西方工人领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便转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随后他又起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后便投身于漫长而艰苦的工会主义的复兴工作。罗斯梅尔在那个反复多变的时代，始终径直地向前迈进，并且始终不绝望，不气馁。因此，他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些，在读《列宁时代的莫斯科》这本书时便可充分地看出来。“我只这样简单地说就够了：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这位见证人的声音，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喜欢读传奇性的历史小说的人感到失望。那么，罗斯梅尔在哪儿呢？在俄国，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列宁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似乎在从头走起，历史是在一个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开始的！那个时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众生一直在高压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并且相信自己已到达了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天堂之门。但罗斯梅尔却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了证明，他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没有半点儿浪漫主义色彩。革命的发生同样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比如要通过各种委员会及各种代表大会艰苦的努力。罗斯梅尔就曾参加过一些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但他在书中娓娓道来，似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像某一方面的专家一样，正在安闲地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知识向众人讲解。一本小册子出版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却仅只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并指出那是一本论“共产主义幼稚病”的书，并说列宁的这本书包含着另一种病症的病菌，它将会在免疫力较列宁差的战士中造成灾难。同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宣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宣布，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候见厅”，很可能要通过它来改变革命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航道，等等，这一切由他道来，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静异常。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诉讼案，列宁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谴责性的遗言等等都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由罗斯梅尔在书中介绍出来，都是以报道的口气来说的，但对斯大林的称霸，其结论却是谴责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战胜了那么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着这种始终如一的镇定和自如，不需要放开喉咙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他也必然承认这种实践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他也从不因事业的失败而反过来谴责它。
困难之处在于，你随着某种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没有失去对这种革命的信任。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罗斯梅尔的书就很流行了。一种历史现象，或是革命的产生或蜕变，如今已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他对这些都能直接阐述，毫不掩饰。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儿子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僵化了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霸的革命的见证人吗？正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像那种人一样，对革命本身进行辱骂，因为那种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产。为了在各种已没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应该感到痛苦，而不应对此感到高兴。罗斯梅尔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革命的诞生，并使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后，仍然怀有热烈的爱，并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准确的估量。对这种流产的革命，他抱着一种怎样的欢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够表现出来，那也是表现得少，而克制得多。对于人们夸张地称之为欧洲左派的悲剧这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清楚看到人类的某个阶级集团因为斯大林政权继承了一种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被摧毁而反对他，相反地认为是因为他在疯狂地加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他。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将会同那些美好的诉讼一起进行，在这一诉讼中，一名妇女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审判席的栏杆前谴责他们的父亲，并呼唤他，使他不要忘记所受的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天，利己主义和商人的卑怯将会被忘记，而金钱社会也将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维护，而维护它的乃是革命团体令人惊讶的罪恶。
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再生的因素。依我看，这种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这个斯大林政权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国内阁的那些部长（他们是血洗突尼斯政策的责任人，他们是能够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批评的），而是罗斯梅尔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这也是能够向革命提出的唯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发问一样，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列宁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忠告，这是正确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断地提供在二十世纪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前，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对这种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为一种新的革命。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会变得毫无价值。
这一点，我们从罗斯梅尔身上和他的书里都看得相当清楚。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够抵御自己对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双重抵御。首先要抵御的是气馁，其次要抵御的是对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观失望。总之，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让步，并且始终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能在工人阶级的困苦境遇中磨炼自己，那么革命在我们相当一部分虚无主义者中间就不会是这种形象。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是一条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是通向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死亡并不是双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善举，而且又是神话般的善举，把革命当成绝对的报复行动，看成是可以改变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可以化解他们疑虑的万能手段，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能被失败抛进绝望的深渊，从而便使他们放弃一切，万念俱灰。这些人被热月失败搞得勇气尽失，便对波拿巴的加冕欢呼，或者把1789年的遗产抛却，这两种情况都把自由送进了坟墓。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手段，但却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善举，这种善举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评价。但革命却是可以背叛的，对此必须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伟大之处也是最低贱之处。革命也可以评价，因为它不是最高的价值。如果它终于使处于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话，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依本人之见，革命是一个双重行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样板。罗斯梅尔在本世纪的不幸中找到了这个双重裁决，热情地颂扬了似乎死去的那种，并且简略地，但却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可能正是为此，我也将在这一点上打住，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同意罗斯梅尔的观点。例如，由于他附着于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太过紧密，便为它的一切作辩护，甚至对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对准了为他所低估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制宪会议解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不管对这一措施如何辩护，它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一直到那时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反对旧社会的压迫）那种独断专行，会反过来施之于革命者本身。但在读过罗斯梅尔强调了这个国家年轻的革命所制造的种种危险之后，我的第二个动作便是犹豫不决。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时的见证时，当我们看到那样的斗争、那样的牺牲是由某些生命换来的时，我们便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没有那种幸运，也没经受过那种痛苦去生活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却在这些方面不去听听，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讲些其他的事。历史的经验也便是我们的经验，可能过于离奇，也过于特殊，以至于竟不能使其推而广之。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外延一无所知。确实，它们只有让我们看清楚极权主义的卑鄙下流是万恶之首也就够了。只需让我们下定决心，哪里有这种极权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也就够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必须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此外我们别无他法。然而这样做却又妨碍了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相比较，而在这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需要指导者和当事人的帮助。从我自己这方面讲，而且也正是我这篇序言的主旨，我认为在诸多不吝赐教的指导者中，我更喜欢像罗斯梅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以指导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们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并坚持数年不懈，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保留着对新生的信念。是的，这些人是我们战斗的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但他们却遭到耻笑，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并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强权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这种政治有一千张嘴来颂扬自己的武力。而罗斯梅尔这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坚持下来了，并且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吸收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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