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和自由[38]

    （1953.5.10）

    如果把刚刚揭露在我们面前的违法者和各种敲诈勒索者加起来，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集中营，而且除了监狱的看守之外，就没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们也应该轮换着坐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看守长，那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对立的问题，即二十世纪政府间的龌龊事件，都将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卜而已，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以极大的善意试图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但我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例如，在我们西欧这边，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贫穷的远房姊妹，她们散居在一些资产阶级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这就使她失去了当然的保护者，于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楼里给了她一个房间，便当了这家的炊事员。星期日有时主人还带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宽厚。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盛大的节日里她便被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位不正经的警察在街头无人处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看，因为她这种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别和主人一起上街时。再说，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为此事和司法部门闹僵。在东方，可以说这种事更是常见的。这件事在厨房里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只需把她关在大橱柜里，外面插上两道闩就可万事大吉。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呢？似乎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即待到理想的社会最后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欢庆她得到解放的盛大节日。但据我的意见，那时候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让蛀虫给吃了，而且我还颇为担心，别人恐怕就此无法再使唤她了。如果说，这两种自由观，即一个是橱柜里的自由，一个是厨房里的自由，互相轮番使用，而且在这种乱折腾的同时再把厨房的工作内容缩小，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强制是多于自由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将会变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世界。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谴责政府，或者谴责某些隐约可见的强大势力，谴责他们的狡狯伎俩。此外，他们也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时间也长，以至竟使人无法看清楚其渊源。但就责任而言，他们并非唯一的责任者。总之，如果自由从来就只有政府部门监督着他的成长的话，那么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处于儿童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以“上界天使”的头衔被埋葬。在金钱和剥削社会，据我所知，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警察政权从来都被认为，他们的法律学校是在地下室里开办的，他们在那里审讯犯人。因此压迫和剥削乃是他们的职业，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他们实施无监督的自由政策，他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会身败名裂，而且是当然之事。如果在当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缚，那并非因为它的敌人背叛了它，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正当的保护者。是的，自由成了一个寡妇，不应该对此加以回避，因为这是事实，它是我们大家的寡妇。

    自由是被压迫者的事业，其传统的保护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曾保持着对自由的坚信，市镇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时间内使它取得过胜利；自二十世纪始，那便是工人运动，它负起了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双重责任。而对此，这一运动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把自由给具体化了，并使之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原则，乃至变成了我们的思想。空气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在呼吸它时却并不留意，只有在没有了空气时，我们才会感到死亡即将来临。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么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却，那毫无疑问是因为奴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犬儒主义和武装得那么齐全，同时也是因为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由于疲劳，由于绝望，或者由于战略思想的失误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转了向的缘故。是的，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由于革命运动而抛弃了自由的价值，以致赞成了社会主义在政治独裁和军事专制的社会主义面前步步后退。自那时起，某种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们则普遍地萌发了孤独感。

    马克思死后，有一种议论开始传播，并且愈传愈烈，即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跷跷板。这句话，有一个词用得不到位，但在当代的混乱局面中，我们却为这个错位的词付出了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个跷跷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跷跷板。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自由，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争的，并且永远也不能抛弃。一点儿也不错，对于那种白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晚上便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但这应该谴责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和那种束缚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也不应缺少的自由。因为即使社会处于变革之中，而且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野蛮的。由于资产阶级奢谈自由，却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也就不应该实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奢谈自由而沾沾自喜吗？然而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在革命运动中，自由便慢慢地处于被谴责的地位，那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欺骗手段来使用了。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滥用自由的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于是便导致人们对自由本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大大地向后推迟，并且声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不谈自由之事。同时还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义，至于自由，那在以后再说，就好像奴隶们永远都渴望得到正义一般。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们说，劳动者感兴趣的只应该是面包，好像劳动者们并不懂得他们要获得面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正面前，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在座的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动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对此做过退让吧，但历史已经迈开自己的脚步，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到现在便足以使我们思考。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时人们确实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但这一革命由于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和威胁，于是它便加强了军事装备和警察机构，竟至成了一种公式和一个学说的继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种公式和学说给予它的是那种令人极其怀疑的自由，于是这一革命便慢慢地变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机构却得到了加强，而世界最伟大的希望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专政中变得僵化。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自由，也并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营里被杀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枪决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同样能够做这种欺骗人的勾当。革命社会的诬陷和腐败使资产阶级做起这种事来问心无愧，同时也有了依据。

    最后，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这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它以屈辱来对抗非正义，而这两者又互相强化。当人们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佛朗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请进文化的殿堂时，那些抗议者和声称已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的人权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监狱中被嘲弄。对这些人，人们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至于谈到公众的自由，波兰并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论断，毫无疑问！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非洲兵营的一个军士，那么这并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给一个市侩的理由。因为在家庭中，有一个害群之马便已足够了。但上面说的那个愚蠢的论断却相当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对那些高喊着要求正义并把殖民主义的奴隶指给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集中营里的犯人指给他们看。如果你提出抗议，反对在布拉格杀害诸如历史学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时，就会有人把两个或三个美国黑人扔到你面前给你看。在这种讨厌的不断加码的互相攻击中，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受害者，他们始终是受害者，只有一种价值始终受到侵害或阉割，那就是自由。我们到处可见的正义也同样在贬值。

    那么，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可怕的圈子呢？很明显，只能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动手，在我们周围重建自由的价值，绝不能再让它廉价出售，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不行，同样，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们要求正义的行动分割开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当前最合适的口号应该是：对正义的要求毫不退让，对自由的要求，毫不放弃。特别是我们还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并非是我们不经抗争便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民主自由，它确确实实地代表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中所仅有的成果。它绝非如相当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说，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一个理想的自由，绝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会从天上掉下来，绝不会像一个到了老年就会退休那样那么自然地到来。有些自由是需要争取的，需要一个一个地艰苦地争取。我们尚存的自由，只是阶段性的，肯定是不够的，但却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同意取消它，那我们便将无法前进，相反地还会倒退，就会又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总会有一天要重走这条道路，而我们如果重新努力，就将会付出我们的汗水和血水。

    不，我们今天选择自由，并非如克拉什科那样，从获取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转到获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恰恰相反，因为选择自由，并非如人们所说，选择就是反对正义，相反地我们今天选择它乃是站在那些到处都在受苦受难并进行着斗争的人的立场上选择，此外无他。我们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选择正义，说实话，在今后的选择中，我们不可能只选择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如果某一个人夺走了你的自由，请你放心，你的面包也已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的斗争，而取决于你那位主人的意愿。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由的步步后退，苦难便节节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无情的时代，曾给过我们某种教益的话，要么就是经济革命将是自由的，要么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将在经济领域出现，要么就没有解放。受压迫者并不仅仅要求取得温饱，他们也同样要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解放出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从他们主人那里获得尊重，才能最终摆脱饥饿。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把自由与正义分离，将导致文化和工作分离，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欧洲革命运动的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国，即失去了在它经过各种失败之后重新获取力量的所在，而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混乱，其原因是受到了双重欺骗，即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假革命的欺骗。这双重欺骗把知识分子同他们唯一真实性的来源，即工作和痛苦分离了，而且使他们同其唯一的天然联盟，即劳动者的联系割断了。至于我本人，我从来没承认过有两种不同的贵族，一种是劳动贵族，一种是知识贵族。而且我现在也已明白，有人疯狂地想让这一方面的贵族屈服于另一方面的贵族；我也已明白，这两个范畴都同样高贵，他们的道理，特别是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于团结，如果把他们分开，那就会被暴君政治和野蛮力量一个个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团结起来，他们便会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们和破坏他们团结的做法，那都是反对人类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独裁势力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同时控制劳动和文化，因此必须同暴君和野蛮势力白刃相见。因此，依我所见，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今天有两种叛变的方式，其所以要叛变，因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劳动和文化的分离。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特权是由劳动者的屈服所换得这一观点。他们经常保卫自由，但他们首先保卫的乃是自由给予他们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特权。第二种方式，以这种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以左派自居，由于对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种所谓为未来的正义服务的虚妄说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受益的只有非正义方面，要么便背叛自由，默认或者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劳动和文化是软弱的，于是便把自由和正义一笔抹杀！

    不错，一旦自由成了特权，它便蔑视劳动，并把劳动同文化分离开来，但实际上自由并不能成为特权，自由乃是由义务构成。当我们每个人试图把自由的义务置于它的特权之上时，自这时起，自由便把劳动和文化汇合在一起了，并且使这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唯一有效地为正义服务的力量。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抵抗运动的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凡侮辱劳动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斗争，解放运动百年的努力，首先应归结为：加倍地并且不懈地反对侮辱。

    说实话，我们至今尚未走出这个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车轮在转动，历史在变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将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的集会便是一个征兆。凡参加工会者要联合起来，为保卫自由，我们要分秒必争。是的，这确实值得我们各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表示我们的团结一致和我们的希望。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没有战争的介入，那么我们终将会赋予正义和自由以我们所需要的形式。但为此，今后我们应该明确地、冷静地，但却是坚决地排斥那些灌进我们耳朵里的谎言。不，我们不要在集中营里构筑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中构筑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阶级的苦难中构筑自由！不，和平的鸽子不能在绞刑架上栖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们同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刽子手们放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至少我们今后可以坚信，自由并不是一个或某个元首送给我们的礼品，而是我们从每天的斗争中所夺取来的财富，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团结的结果。

    艺术家和他的时代[39]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时代见证人的角色？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负和使命感，这些我都没有。就我个人讲，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作为一个人我向往幸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我还应该让许多人能够活下去，但却不能借助战争和法庭手段。但这些事却主动找到我门上来，就像它们主动找到每个人那里一样。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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