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人对您近期的作品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既理想又浪漫的关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定义吗？
答：曲解词义是没有用处的，我说的那些话，暂时还有意义。我很清楚，浪漫派艺术家，选择的是历史的永恒运动，是伟大的史诗，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选择某些事情，则和他们恰恰相反，乃是历史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让人们都能在最可能获得的光明条件下建设这种生活，是不懈的斗争，是反对自身堕落和别人堕落的不懈斗争，此外没有别的。
同样，理想主义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给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或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个道理赋予历史的意义，但却并没有在各种历史条件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一相情愿地设想出一种虚幻的结局。难道把一种前景任意当成历史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更何况这种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我则恰恰相反，我要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神话同时也反对违背逻辑和中立主义的态度，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的革命的。总之，这些远非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对此制定一个规定或建立一种秩序还是必要的。我说的只是不能随便制定一种规定。当然，由这样一个无规定可言的社会建立这样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规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论派的议论家宣布，不要任何规定，也无需拘泥细节可以任意而为也是不行的。
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自己也是人道主义者。但对这些人来说，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
答：这首先就证明了从现在起，他们就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道主义者正是我们现时人类的谴责者。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们会背离人类普遍的原则，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也否定了代表未来人类的人们。这种狂妄的观点实在是带有宗教性质。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却比那种宣称将来人们会进入天国的观点更加合法化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结果，因受到我们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确定下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的目标，或者是一种新的蒙蔽的手段。这种蒙蔽手段，在今天绝不比过去建立在殖民地压迫上的、拯救不忠的灵魂的那种手段更差。
问：是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答：您是说因为这样，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同左派分离了？从传统上说，左派一直是同非正义、同蒙昧主义、同压迫作斗争的。而且他们一直认为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种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政权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实上，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给吓呆了，正像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无所作为却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他们都背叛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现实主义者。
总之，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倾向，但最终不管怎样颠来倒去，这些人的新立场从左翼观点出发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些压迫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因为这些压迫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此，就会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这有点像约瑟夫·麦斯特勒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他们从来未被当成一个纵火犯。这个论点是我始终所不赞成的。在此请允许我对那些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左派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即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问：在当今世界上，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答：人们既不要求他们写关于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谈谈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尽我所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作为艺术家，可能我们不需要介入当代的事物，但是作为一个人则需要。被剥削或被枪杀的矿工，集中营里的或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大批受迫害的人群，这些人在世界各处都有，他们需要所有能够讲话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并且不要站在他们之外。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战斗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没有参加那些共同的斗争，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到处都见到希腊式的雕塑和伟大的杰作。有这种愿望的人不在少数，那原因很简单，即他们希望创造，或希望努力使得伟大的创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从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后那本书，我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每时每刻从那些受侮辱受压迫的人那里汲取各种有助于我写作的内容。因为这些人需要有向往。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如果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出路，即在两种被侮辱的境况中任选一种，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就都没有出路。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凡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睡大觉。这也并非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实在是出于无法忍受，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生理上的无法忍受，不管你是否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曾见过许多尚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人，但我却不羡慕他们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觉。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把我们艺术家的本性轻易附着于某种社会上的说教。我曾在另一个场合里说到过为什么艺术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么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目前尚不是我们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候。因此，我要否认创造的价值而为人道的价值作辩护，那将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尔维尔等），放在他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紧张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艺术家在这一事实面前退缩了，并躲进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放弃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同时为痛苦和美服务。持久的韧劲、力量以及私下里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们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一种事业，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风险和苦涩。我们应该顶着风险上。因为艺术家们坐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却不要苦涩。艺术家的一种倾向就是自以为是互相休戚相关的，事实上，有人也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欢乐向他们呼吁这种团结一致，但却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生活在众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们生活在那些工作着和斗争着的人之中。他们的使命，在压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开所有的监狱大门，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够讲话。在这里，艺术在反对它的敌人中为自己作了辩护，因为它本身的行动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无法肯定，那种设想中的新生、正义和自由的新生是否会实现。但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新生也将不能成形。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尽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此，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未来的一份礼物。
夏（1954年）
王殿忠译
可你呢，你为明媚的日子而生……
——荷尔德林[40]
人身牛头怪[41]
——献给皮埃尔·加林多
本文写于1939年，读者应该经常回顾一下这篇文章，以便对今日之奥兰作一番评价。这座美丽的城市发出的热情宣言使我确信，它已经（或将会）医治好本身的缺陷，并且本文所赞颂的美，也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奥兰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它在等待着游客。
1953年
已然没有了荒漠，也不见了岛屿。然而人们却觉得它们应该存在。因为，要了解世界，有时就得转过身来向后望望，要想更好地为人类工作，就得有一段时间同他们保持距离。然而，在哪里才能找到那必要的宁静？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可以使你尽情地呼吸，并能使你思想集中、衡量自己勇气的地方？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而达到我们上述要求，简单地说需要有条件。
欧洲向我们展示的城市，使你满耳都充斥着往昔的喧嚣。灵敏的耳朵能在那里听到鸟儿振翅鼓翼的声音，能听到心脏在胸腔中跳动的声音，但也可以使你感受到世道的沧桑、革命的变革、人间的荣誉等等，从而使你应接不暇，也因之会使你想起，西方世界是人声鼎沸中锻造出来的，这自然不会让人安静。
巴黎呢，它常常是人心灵上的一片荒原。但有时候又会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上刮下一股革命风暴，于是突然间这片荒原上便出现了革命的旗帜和被镇压者的高大形象。某些西班牙的城市、佛罗伦萨以及布拉格等亦复如此。萨尔茨堡，如果不是出了个莫扎特，可能会安静些，但唐璜[42]骄傲的呼声，随着他的沉沦，也便在萨尔察赫河上渐渐地隐去。
维也纳显得较为娴静，它同这些城市比算个少女。它的石头雕塑，其历史不超过三百年，因为年轻，便不懂得忧伤为何物。然而维也纳恰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它的四周回响着帝国之间相互对抗的厮杀声。有几个夜晚，血光照天，摔跤场纪念碑上的石马似要腾空而起。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刻，一切都在显示着强权和历史。波兰骑兵队蜂拥而至，一片嘈杂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奥斯曼帝国轰隆隆崩塌的声音。这同样也使得它不够安静了。
当然，正是为了闹中取静，人们才到这些欧洲城市中来。至少，人们知道是来干什么。他们在此挑选合作伙伴，并且选之又选。从旅馆的客房到圣—路易岛上古老的石雕之间，这一段行程使多少精明人士汗流浃背。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在这里不堪孤寂而不知所终。对于前者，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发展自己和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独来独往，但却不孤寂。几个世纪的历史和美景是千万个已逝的生命的热情见证，并伴随着他们沿塞纳河而行，并曾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传统和成就。然而正是由于它们尚属青春阶段，才使得它们召来这些同伴。但现在时代变了，同伴已使人感到腻烦。“只我们两个！”拉斯蒂澳[43]面对巴黎城大片大片的霉斑这样喊道。两个，是的，可还是太多了！
而荒漠本身也有了意义，诗人用诗歌赞颂它，使它不堪重负。对于世上所有的痛苦来说，这是块圣地。然而情感有时需要的却刚好相反，恰恰是无诗无歌的地方。笛卡儿经过沉思冥想之后，挑选了自己的荒漠：他那个时代最商业化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宁静，也找到了写出我们诗歌中最具男子气概的诗句的最好机遇：“我的第一格言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明白无误是虚假的，则我决不听信它是真实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功名利禄是少了些，但感伤的情怀却不会变。然而三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陈列馆。为躲避诗歌的骚扰，找回石雕所能带来的那种平和安宁，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荒漠，在那里既无激情也无所求。奥兰就是这种地方。
我经常听到奥兰人抱怨他们的城市：“没有吸引人的去处。”嗯，当然，那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有些精明者试图把外部世界的风俗引进这片荒漠，他们的打算是，倘若不是众人聚集在一起，便无法施展你的本领，也便想不出有趣主意[44]。其结果是，一些有点儿品位的人，便集中起来玩玩扑克，打打拳击，再就是各种地区性的团体经常聚会。这样做，至少是可以陶冶性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便有了些高级事情，不至让人说没有品位了。但由于当时情势的限制，这种高品位的东西仍然很贫乏。于是有些人便另找出路，他们便转而走向城市的大街。
奥兰的街道被尘土、沙石和酷热所笼罩。如果下雨，那就是大雨滂沱，泥浆满地。可是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阳光普照，那些小商店总保持着同样的神态，怪诞而荒唐。所有欧洲和东方的荒诞不经的玩意儿都汇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大理石猎兔狗，扮演天鹅的舞女，绿色塑料做的蒂亚娜狩猎女神，掷铁饼的运动员和收割庄稼的农夫。总之，所有能用作生日礼物或结婚礼物的东西，以及由那些刁钻古怪及善于赚钱的商业能手设计出来专门挂在壁炉上方，叫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玩意儿，都摆在柜台上。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巴洛克风格，于是也就使人原谅了这种做法。下面介绍一下摆在满是灰尘的首饰柜台上的商品：一些看起来叫人害怕的奇形怪状的脚；一堆标有“一百五十法郎一幅”的伦勃朗[45]的素描画；一堆三色皮夹；一幅十八世纪的水粉画；一头能活动的长毛绒小驴子；一些用来插养绿橄榄的普罗旺斯的蓄水花瓶；一个木刻的很难看的轻佻女人，脸上挂着淫荡的微笑。（为使大家明白，“经理”便在她脚边放了一块标牌，上面写道：“木制童贞女。”）
以下是在奥兰所见：
1.柜台上满是污垢的咖啡馆，上面散落着一些苍蝇的腿和翅膀，老板始终笑容满面，尽管厅堂里总是空无一人。小瓶黑啤酒在这儿卖十二个苏，大瓶卖十八个苏。
2.照相馆。其照相技术始终保持在才发明胶片时的水平。照相馆里陈列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在街上是不可能遇到这种人的，从胳膊肘支在托架上的假水手一直到要结婚的年轻姑娘，打扮得怪里怪气，在一片背景森林前挥动着双臂，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自然环境中照的，是创作。
3.丧葬用品商店多得使人动容。这倒不是因为在奥兰死人比别处多，据我想象，可能这里死了人比别处要麻烦得多的缘故。
这里经商的百姓热情朴实，这一点甚至在广告中都能看得出。我在一家奥兰电影院的节目单上看到一部三类影片的上演公告，它所用的字眼有“豪华”“辉煌”“杰出”“享有盛名”“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等等。最后，经理部告知公众，为了放映这部非凡的“杰作”，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票价并不上涨。
如果你以为这种做法只是地中海南岸人特有的、夸大其词的表现，那你就错了。正确地说，这张了不起的节目单的制作者显示了他们的心理学意识。在这个地区，如果需要在两场演出、两种职业甚至常常是两个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人们就表现得无所谓，显得极其漠然，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太认真的。因此，就要打破他们这种态度，广告家对此一清二楚。于是便同美国人一样，采用美式做法，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来点儿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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