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他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文章，但只需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读读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于是他自此便被大家所认识（或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匆忙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象。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无疑，这种声誉，不管是高是低，都是骗来的。对此该当如何对待？倒不如说，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们都晓得某种病症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某些病症可以补偿人身机体的紊乱，倘若没有这种疾患，便可以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过早的判断，如今已把公众的活动淹没在无聊的海洋中，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稳重。在一个国家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者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就因此认识了一位很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垂腰，女人的指甲都染成黑色。我们不禁要问，他向哪里找时间去写那些占满书架好几个格子的作品呢？其实这位作家也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夜里睡觉，每天白天要伏案写上好几个小时，为了养肝，他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酷爱清洁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还是对我们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秘方。我自己就因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常招来我朋友们的嘲笑（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即您拒绝同这位领导者共进晚餐，这很可能是您对他不尊重，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您怕因此引起大家的厌烦。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令人厌烦的吗！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但在某种场合下，您又可试着改弦易辙，您只需重复说，您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的。当然，您总会有可能写一篇或者已经写过了一篇关于“荒唐”定义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没见过有类似的著作，但索福克勒斯[77]除外，此公剥夺了他父亲的权利，糟蹋了他的母亲。那种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地，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或者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通俗的神话。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做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实地在作品中把自己完全反映出来。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倒是喜欢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我称这种作家是客观型作家，乃是因为他在为自己规定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做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同他所讲述的对象给混合起来了，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大家对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上捡来的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以毕生精力来做这件工作吧。说来也并不复杂，为了论述这一思想，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已同它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荒诞不经。”
当然，采取某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我之所长，我已经长大了，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了。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从没有停止过谋杀，没有停止过不公正的行为和暴力。真正的悲观主义，则比暴行和无耻走得更远。我自己这方面，则从未停止过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斗争。我所仇恨的，只有残忍。在我们虚无主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所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道理。要超越它，不是通过品德，不是通过心灵的高尚，乃是通过对光明的本能的忠诚，我诞生在光明中，而且几千年来，人类在光明中学会了赞美生命，即使在苦难中亦是如此。埃布尔[78]经常处于绝望状态。但他却能发光并且使人温暖。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得很糟糕的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们眼花缭乱。同样，至今仍然活在这个贫瘠时代的希腊不肖子孙身上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是忠于祖先的）我们历史的灼烫感，似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却终于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了解它。在我们作品的核心处，尽管很黑暗，却有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在发着光，这同一个太阳今天正在高呼着，那声音穿过平原，越过山冈，响彻四方。
在这一切之后，用废麻引的火，也会燃烧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能占据什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如何，我们自己要怎样，这已足以塞满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够我们疲于奔命了。巴黎是一个极大的洞穴。它里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穴壁上躁动，便认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于是便称这个城市是一个没有怪异现象的城市。但我们却了解到，在远离巴黎的地方，那里有一线光明正照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必须丢掉身上的枷锁，转过身来，面向光明，正面而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的任务便是寻求所有的词汇为这一线光明立一名目。无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求自己的真理。如果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每一部作品都会使他更接近这个真理，或者至少，要向这个中心移动一些，向着这个太阳藏身之处移动一些。而总有那么一天，一切事情都会来到这里燃烧起来。如果这位艺术家是个平庸之辈，那么他的每部作品都会使他离太阳更远，并且他会觉得到处都是他所寻求的中心，那一线光明也便四处消散了。然而，他在不懈的寻求中，唯一能帮助艺术家的，乃是爱护他的那些人，是那些能够在自己感情中找到适宜分寸并能予以评价的人。
是的，到处都是这些噪音……何时宁静才能表现出爱，并能在默默中创造呢！这必须善于等待。还需一段时间，那时候太阳会封住所有人的嘴。
1950年
重返蒂帕札
你远离父亲的住所，只身一人以狂热的心情，航行在大海上，穿越过海上的悬崖绝壁，终于居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引自《梅戴》[79]
五天来，阿尔及尔大雨如注，下个不停，似乎它最终想把大海都给淹没。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浓密如麻的雨脚在这个海湾肆虐。软绵绵的灰色的大海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片海湾上慢慢地膨胀，胀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然而整个海面又似在凝固的大雨中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在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一股隐约可见的宽阔的雾气，这股模糊的雾气，向海岸慢慢袭来，似在港口上形成一条潮湿的林荫大道。整座城市都蒸腾着一片雾气。这一次刚过，第二次便已生成，似在互相交替，全城的白色墙壁都冲刷在水流中。如果您置身于某处，似乎那里的空气都被溶解，您所呼吸的只是水分。
面对着被大雨淹没的海洋，我走在岸上，我在等待，这个十二月份的阿尔及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夏季的城市。我逃出了欧洲的夜晚，也逃出了那副冬天的面孔。然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城市，却被欢声笑语挤空了，留给我的只是它那些圆圆的光亮的脊背。每到晚间，各咖啡馆便灯火通明，那里便是我的避难所。从那些我所认识但又叫不出他们名字的人的脸上，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年龄。这些人，我只记得这些人和我在一起时，年龄尚小，但现在，他们已不复从前了。
但我在这儿固执地等待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或许可能是等待重返蒂帕札的那一时刻的到来吧。不错，这实在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念头，而且几乎总是受到自己质问的念头，即人总是想再到他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总想在四十岁时再去体验一下从前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事情，再去享受一番他在二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我自己对这种荒唐念头深有体会。我已经到过一次蒂帕札了，那是在战后不久，并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想，那时可能是想到那里去再重温一下我那难忘的自由时光。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在那里，每天上午都流连在那些废墟中间，呼吸着苦艾酒的味道，靠在岩石上取暖，采集野玫瑰，那种花采下来花瓣很快就会脱落，在春季里也仍然生长。只有在中午，当蝉鸣暂歇时，我便逃离那可以把一切都吞食下去的酷烈的阳光。晚间，有时我便睁着眼睡在蓝天下，看着天上斗转星移。十五年后，我又见到了那些废墟，那是在距海岸不远处，我沿着那座被遗忘的城市的大街信步前行，穿过原野上那些令人心酸的树木，站在面向海湾的山坡上，我依然深深地留恋那些褐色的残垣断柱。但这一片废墟如今已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只能从特意设置的豁口进入。但可能出于社会风化考虑，在夜间仍然禁止入内。白天也可以见到看守人员。事有凑巧，那天早上，整个地区都在下雨。
我走在那片荒僻的潮湿的野外，竟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至少要找回帮助我接受无可改变的现实的那种力量。它直到如今仍然十分可靠。不错，时光倒转之神力，也无力赋予世界一个为我所喜爱的面孔。这个面孔在很早以前，突然在一天早晨就消失了。1939年9月2日，那一天我没有去希腊，但我的确是应该去的，那是因为战争降临到我们面前，随即战火也便燃遍了整个希腊。尽管距离相隔如此之远，年代又是如此之长，它们把我同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废墟隔开了，但每当我站在里面满是黑水的棺材面前，或是站在柔软的柽柳树下时，我依然能在我的心灵上见到它。我的青少年时代，首先是在秀色可餐的美景中长大，那也是我唯一的财富，我在那时便开始充实自己。随后闯入我生活的是遍地荆棘，也就是说暴政、战争、警察，以及那个反抗的时代，它们一个个接踵而来。那时候必须夜间行动，白天的良辰美景只能想一想而已。对于这个满街泥泞的蒂帕札，那记忆变得淡薄了，什么美丽的景色，什么充实自己，以及青年时代的一切，都有些朦胧了！在战乱的火光中，人们突然间脸上便出现了皱纹，身上有了伤痕，有老的有新的。而这一切，似乎只在一瞬间发生，发生在我们和他们身上。我曾经到这里来寻求的那种冲动，我自己也晓得，能寻找的只不过是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明天是否还能冲动得起来的那种人。人如果没有点儿纯真，也便没有了爱。那么，纯真在哪里？帝国倒塌了，民族和人类被紧紧地扼住喉咙，我们的嘴里是肮脏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是无辜的，现在，我们则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神秘随着我们的科学进步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忙于关心起精神状态来，真是个讽刺。我是个虚弱者，我梦寐以求的是高尚的品德！在我还很纯真时，我不晓得精神力量的存在。现在我是明白了，但我却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从前我所喜欢的屋岬上的绘画，现在依然在破败的寺庙潮湿的廊柱间残留着，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在画中跟在某人的后面走着，我甚至能听到在石板地和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但我却是永远跟不上他了。于是我便又回到了巴黎，在重返我的家乡前，我在巴黎逗留了几年。
然而在那几年中，我总隐约地感到似乎缺了点儿什么。每当一旦有机会可以尽情地爱时，生命却又在重新寻求那种热情和光明。待到不再留恋良辰美景和与之并存的声色之欲时，排斥不幸的那种本能却又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品德。总之，凡是排他的，便不是真实的。孤立的美，最终还是矫揉造作，离群的正义终会被取消。凡意在为这一个人服务而排斥另一个人者，实际上便是不为任何人服务，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最终还是加倍地为非正义服务。而由于生命已变得优化，对一切都处于麻木状态，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于是，生命便重新开始，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流放的时代，枯燥的生命，麻木的灵魂，都在流放之列。要重新生活，就必须重新安排，就得忘记自己，甚至忘记自己的故土。某几个早晨，在一条大街的拐弯处，一滴清澈的露珠落在心灵上，随之便蒸发了，但它的清凉却一直留在心头。正是这滴露珠，是心灵永远需要的。我必须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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