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床上坐起身，就发现床边一只类似上海夜壶箱的床头橱上放着一张纸条，是炎樱留下的，她外出有事，让我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天她天天如此，不知是真的有事，还是变相要我离开。我在这里和她疙疙瘩瘩生活了一个月，求职不得要领，生活束手无策，这样昏头昏脑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何日是个尽头？即便炎樱再有耐心，我这样下去也非长久之计。我一向是怕麻烦别人，和姑姑生活这些年，内疚起来真是生不如死。现在来到美国，如果一直要这样麻烦炎樱，那是无法想象。更何况，她现在自己的生活也疙疙瘩瘩，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在这个举目无亲的美国，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适之先生。没来之前就想到他，打算来时也想到他。现在终于来到美国，能想到的，仍然只有他。
我洗漱完毕，估摸着先生该起床了，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也不一定非得今天去，明天、后来也可以，就在这几天，刻不容缓。电话铃响了一会儿，被接起，传来适之先生的声音：“你好，我是适之，哪一位？”我有点惶恐：“适之先生，是我，张爱玲，打扰您了。”适之先生声音里带着微微的惊讶：“哦，张小姐，你好。”我有点不好意思：“适之先生，您这几天有空吗？我想再来拜访您。”他说：“有啊，有的，我现在无职无权，闲人一个，草民一个，欢迎张小姐随时过来。”我谢过他，吃了一片面包，略略打扮了一下，就出门去纽约东81街。因为来过一次，熟门熟路，很快就来到适之先生家。
适之先生仍然非常客气，这一次他见我只有一个人，便将我领进了他的书房。胡太太江冬秀随后进来，给我送上一杯滚烫的绿茶，然后退出去。他们这样礼貌地对待我，让我十分安慰，好像我与适之先生的关系又进了一层似的。天相当的冷，屋子里没有开暖气，我有点缩手缩脚。这书房面积很大，比客厅大多了，四周靠墙放着一大排书架。书架很高，也很新，一直挨着房顶，似乎是专门定制的，否则不会有这么高大这么合适的书架。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一面墙似的书架，只有很少的地方摆放着书，空格子里全是一沓沓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头，上面标注着什么。那些纸头密密麻麻的，整理起来需要很多的时间、心力，我一看见就心悸。这便是做学问的习惯吧？我肯定做不到。对他们，我唯有敬佩与仰望。
我在适之先生对面坐下来，我们之间隔着一张书桌。适之先生平和地看着我，他似乎又憔悴了一点。我好像面对神明，心里非常紧张，又害怕冷场。好在手上握着胡太太泡的一杯热茶。天冷，热茶很快变得温暖，透明玻璃杯握在手里很合适，心情慌乱的时候，我就喝一口茶掩饰一下。适之先生倒没觉察出什么，微笑着问我：“怎么样，习惯了纽约没有？”我说：“哪里，这里大得无边，天天缩在家里看书，连字也不写一个，脑子里空得很。”适之先生说：“才来，都是这样的。我从大陆上海出来，直接就到这里来，都好几年了，一直还是一事无成。你不能急，千万不能急。”
说到上海，我似乎话题多了些。他问我：“我出来时，共产党还没有统治大陆，到你出来时，天下就是他们的了。上海，现在怎么样？”我说：“我是参加过土改的，我的感受，大致都写在《秧歌》里了。我其实一直在观望，观望了好几年，后来发现不走不行，走慢了就逃不出来了。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适之先生陷入了沉默，我看着他的书架，好奇地问了一句：“适之先生真是做学问，这些资料我看着头发晕。”他说：“闲得发慌，我想研究《水经注》，都是收集的资料。我没事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那里书多，也可以看到大陆的报纸，你没事可以去坐坐。”我点点头，他忽然说：“前不久我在书摊看到你祖父张佩纶的全集，没有买。要说起来，你祖父还帮我父亲一个小忙，把他推荐给吴大澂，这也是我父亲事业的起点。否则，我也不可能外出读书。”我听着笑起来：“这些我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家里是不提那个老爷子的。”
适之先生听着也笑起来，看看日已西斜，我决定告辞。我最怕在吃饭时间留在人家，给人家凭空添麻烦。适之先生看了看时间，说：“你坐，你坐。”他丢下我起身走向厨房，和胡太太商量着什么。我听到胡太太低微的声音：“那你们就吃茶叶蛋吧，你自己也吃，我要出去打麻将。”
我不好意思再窃听下去，随手拿起一本美国出版的《外交》杂志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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