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之先生那里回来我心痛了很久，为自己，也为先生。从言谈举止中我也看出来，适之先生过得也是相当窘迫。我后来在美国听说，当时先生赌气出走，在美国当寓公，几乎没有收入来源，就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而他一向助人为乐，用胡太太江冬秀的话说“想做圣人”，资助学子钱财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积蓄少得可怜。胡太太乃一乡村旧式女子，没有任何生活能力，在美国语言不通，连访亲问友的机会也没有。日常除了打麻将，没有别的消遣。适之先生一向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一日三餐全靠自己打理，而且连生活费也常常没有着落，那种日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胡太太每天吃罢早餐就叫上几个流亡太太来家里摆围城，心情好时煮一锅茶叶蛋让适之先生吃一天。心情不好或输了钱，茶叶蛋也不做，适之先生只好亲自上阵，外出采购柴米油盐，然后回来煎炒烹煮。为了省钱，钟点工也不请，洗锅刷碗扫地抹桌，全他一人包了。当然家里也没车，出门采购就坐公交车，常常在车上挤得东倒西歪。有时家里没人来搓麻将，胡太太在家闲得无聊，还要发脾气，砸锅摔碗的事情也做过。适之先生小心赔不是，然后四处打电话帮她联系麻友——胡太太手气好，尽赢不输，后期家中日杂开销全靠她赢钱来支付，难怪小脚女人脾气看涨。炎樱甚至还告诉我一个她打听胡适时得到的传说，说有一天胡太太输了钱，心情郁闷。适之先生在美国实在无法生活，决定要回台湾。胡太太一生气，将饭碗重重往桌上一顿，说：“做你们胡家媳妇真要命，在海上跑来跑去。”适之先生说：“你祖父当年发誓不把子女嫁给我们绩溪人，可是还是将你嫁给了我，真是活该，活该！”话虽然这么说，姿态却不得不低伏下来，忙着收拾桌上的残羹剩饭，清洗碗筷。在美国做寓公的九年里，他基本沦为一个家庭主妇，去银行排队缴费，在公交车上挤得半死去邮局寄信，在小菜场与菜贩讨价还价。

    听炎樱这样一说，我心里非常难过，原来在他的人生最困顿、最颓唐的岁月里，走投无路的我找上门去，这样会有什么结果？这样想着，我的心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揪紧了。

    秋天来了，一阵阵秋风从天空呼啸而过，美国的秋风和上海的秋风一模一样，马路上落叶纷飞。书库拐角处有一个夹角，风从那里刮过，发出“啊，呜，噢”三个不同音阶，像一个女高音反复在哼着咏叹调，和香港那边的海风一模一样。每天总有两三辆大卡车驶进院子，满载着一捆捆牛皮纸包裹的书离去。杰克一直没有回来，只有我和炎樱两个女人。我们太熟悉了，有时候面对面坐着喝咖啡，我觉得我们熟悉到有点无聊的程度。

    那天风很大，炎樱没有出去，坐在沙发上染指甲。因为天气冷，窗外碧空如洗，蓝得像一张复印纸。炎樱看了一眼，说：“感恩节快到了，我请你吃火鸡，我也要打扮成一只火鸡。”我忍不住说：“还是我请你和杰克，在你这里住了这么久，也得感恩一下，感恩节嘛。”炎樱不看我：“你没看见的，其实他经常坐在卡车里过来拉书，他——应该有了新女友了吧。”我大吃一惊：“这么快？”炎樱落寞地说：“不快呀，应该有两年多了吧，我知道。但是你别急，我一直可以住到我不想住为止，我们同居时说好了的。”她这样说，我的心刺痛了一下：“麻烦你已让我日夜不安，而且这房子是他的，而他即将和你分手，我住在这里算什么呢？”炎樱歉意地苦笑着：“其实张爱，不瞒你说，我也是替你着急，我可能比你更急，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这些天，我外出就是替你想办法，从前遇到个一位来自中国的杜近春，她无处可住，最后住到‘救世军’去了。”我吃了一惊：“‘救世军’？那是什么地方？”炎樱说：“‘救世军’，怎么说呢？中国人是不懂的，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活动组织，从事宗教宣传和慈善事业。但是他们的习惯是仿效军队，所以那些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蔚、少校。”我笑起来：“这有多别扭。”炎樱说：“是啊，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一时没有居住地的人，可以申请住进去。”炎樱小心翼翼地说着，我知道她怕伤害我，我替她说：“那说白了，它就是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炎樱说：“你这样直白地说也可以，居住在那里的不是穷困潦倒的酒鬼，就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你说，你能住吗？”我头皮一紧，但是还是咬牙说：“有什么不能住？我又不比他们高贵？在你这里，终非长久之计，更何况——”炎樱说：“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可怕，我这样说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其实它们那里可以洗热水澡，还有咖啡吧，图书馆——”我惊叫起来：“真的？”炎樱也大为兴奋：“真的，张爱，我不骗你，我已找到了杜近春，她正在帮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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