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炎樱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纽约郊外的难民营，按我的猜想，此地应该在荒僻的人迹罕见之地。没想到它虽然不在市中心，却依傍着运输繁忙的赫贞江，周围大厦林立，人流如潮。玛莉·勒德尔衣着得体、时尚，非常有礼貌。她在她的居住地兼办公室接待了我，微笑着问我在中国的职业。我告诉她是作家。她似乎相当满意，不住地点头，甚至开玩笑地要我送一本我写的书给她。我在包里早就准备了一本《秧歌》，拿出来给她。她看到我在扉页上的签名，得意地大笑起来，说：“谢谢，这是一个特别的礼物，你太幽默了。”然后她让我准备一系列的材料，身份证、被批准进入美国的证明材料、在美国的亲友通信地址，以及婚姻状况，包括离婚证明。听着她没完没了的叙述，我头皮发麻起来。
听说又来了个中国女人，许多居住于此的难民都过来围观。一直到我和炎樱出来，他们才让出一条路，然后好奇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与上海弄堂里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们的表情如出一辙。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你说它大，它当然很大。但是你说它小，它也很小。人在哪里其实都差不多，不同的只是方言或食品而已。回到家我十分沮丧，我认定很多材料是不可能办到的，比如与胡兰成离婚，那张破纸头我早扔掉，也许我可以向她说我未婚，但是又好像是在撒谎。我打电话给杜近春，杜近春说：“根本不用，我进去时也是说得相当严厉，但是最后只凭一个进入美国的批准材料，就同意了。只要是真实的材料，像你张小姐是有名的作家，你不可能造假的，你只要拿你的书和进入美国的材料，我以为就可以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杜近春所说的一模一样，玛莉·勒德尔并没有为难我，我很容易就得到了批准，搬了进去。住的是一个单间，有洗手间，随时可以洗上热水澡，而且可以到餐厅里去喝咖啡。每餐饭后就会有咖啡供应，一个长年穿一件肮脏皮大衣的男子在这里负责给客人上咖啡。他的目光是阴沉的，甚至有点可怕。一头蓬乱的棕红色长发似乎从来没有洗干净过，有两道深深皱纹的脸也好像从来不曾洗过，那件长年不离身的皮衣肮脏得发亮。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鲍艾里，他知道我爱喝咖啡，每次给我送上咖啡，喜欢坐在我面前，把他一生的经历絮絮叨叨地说给我听。他把我当做他的知己，对我明显挂在脸上的不耐烦只当没看见。有时候我实在想一个人安静地坐一会儿，就会很不礼貌地端起咖啡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他失落地看着我，然后怏怏走开。但是到了第二天，他照样还会犯老毛病，给我送上咖啡，又絮絮叨叨地说起来，让我无法对他真正生气。
另有一个老流浪汉是酒鬼，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他的蓝眼睛白蒙蒙的，喝醉后总是有气无力地靠在那个煮咖啡的炉子上，从那里获得一丝温暖。有一次他喝醉了纠缠我，被鲍艾里发现，他对着酒醉的老头大打出手。那个老头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甚至引来了玛莉·勒德尔。玛莉·勒德尔狠狠地说了他们一通，我和她共同将老头扶回宿舍。玛莉·勒德尔是个好心的女人，微笑着问我：“生活得还好吗？我是你的美国阿姨，有困难来找我。”我点头向她致谢。但是发生这样的事让我感到很丢人，让两个流浪汉为我打架，这个没办法对别人说。我真的生气了，一连七八天没有再去餐厅喝咖啡。在他们之间我孤独又无可奈何，不知道要在这里住多久。这里有很多人是笃定的、悠闲的，因为他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一个星期后炎樱来了，她总是准时出现在这个难民营，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她来看我。她一来就坐到床上去，说：“刚才在门前，看到一个流浪汉，可能喝醉了，追着我要说话。”我说：“这个在难民营，太平常了，这里多的是吸毒者、妓女、流浪汉，还有小偷，我一条内裤不见了。”炎樱凑近了我，说：“你害怕吗？不要怕啊。”我说：“不怕，胆子是逼出来的，说出来你不会相信，昨天有两个酒鬼为我打架，一个打得头破血流。”炎樱仰面大笑起来，越想越笑，没办法收住。我苦笑着看着她，最后炎樱说：“流浪汉为你打架，不知道兰成知道后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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