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突然到难民营来看我，来得太突然了，我有点手足无措。因为房间里实在太乱，我只好请他去餐厅里坐坐，喝点咖啡。谁知餐厅正在重新装修，我只好又请他到礼堂坐坐。礼堂在餐厅隔壁，里面黑洞洞的，有个讲台，台上还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地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据说从前的咖啡厅就在这里，勒德尔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喝咖啡，但是谁也不肯去，因为实在太空洞了，坐进去很冷。除了搞晚会，平时不大有人到这里来。

    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领着适之先生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可奈何的苦笑。适之先生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我只是附和着他，笑着，心里却在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在礼堂里转了一圈，有几个人远远地看着我们，神情冷漠。我也不知往哪里去，到我那个鸽子笼一样的宿舍？肯定不合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糟糕的生活状态。可是这个地方除了这个礼堂，又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落座的地方，我们只是随便走走。转过一道门，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里面放着长排椅子。我有点累了，也相中了这里的安静，就和适之先生坐下来——看看椅子上有灰尘，我在适之先生落座前，帮他将灰尘掸了掸，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我有点热，这才发现远远站着的那个人是救世军工作人员，她过来将礼堂里暖气打开。我向她招手致意，将围巾解开来拿在手里，默默地低着头。想和适之先生说点什么，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能说什么呢，我的境况其实不用多说。而现在，适之先生的处境也非常困顿，即便适之先生现在想帮我，也没办法帮上什么忙，因为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我坐在他身边，他似乎在想着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想。随手理了理围巾，然后沉默下来——这一刻即便沉默着也不觉得有多难堪，因为我并没有刻意要隐瞒什么，我的一切坦荡地放在这里，就如同我看到的适之先生的一切。一切也都放在那里，让人一目了然。

    气氛有点沉闷，我们坐了一会儿出来，适之先生仍然东张西望，他心里想着什么，我并不清楚，他好像确实对我现在的一切比较满意，嘴里不停地说：“蛮好，真的蛮好。”我看了他一眼，从他的脸色看，他并不是在说敷衍的话。也许他说的好，不是实指我的现状，而是指我并没有什么虚荣心。我也确实没有任何虚荣心，可能我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让“如对神明”的适之先生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我的生活状态。他看到了，也仅仅是看到了。

    我们说了一些《秧歌》上的事，又说到美国的小说翻译及别的什么。适之先生最后提出告辞，我送他到大门外。我的外衣脱了放在走廊里，还没来得及去拿，我们就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那一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刚才只顾着和适之先生说话，并不清楚外面的温度，一阵风吹来，我抱紧胳膊。我们站定了，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我突然想流泪，因为这场面太像中国一句俗语里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和他同为安徽老乡，同在上海滩生活过很长时间，现在各自漂洋过海来到纽约，未来在哪里？结局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数。人生的悲凉与无望在这一刻尽显，是苍茫的底子，也是人生的底子。

    街边上，就是美国的一条大河赫贞江，它从纽约流入大海，这一段江面异常宽阔，从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和呜咽的汽笛惊醒了冥想中的我。适之先生正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宽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他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裹着大围巾，将自己的脖子围得严严实实，整个身子也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膀与腰身，头脸相当大，整个人仿佛凝成一座古铜的半身像。我看着突然浑身一震，这样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站久了只觉得风冷飕飕的，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是我与适之先生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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